林贤治

林贤治:《自由诗篇》序

在人类世界中,精神到底占有一个怎样的位置?黑格尔对精神现象作过系统的研究,他的《精神现象学》就被称作“黑格尔的圣经”,虽然偏重的是普遍精神,仍不失为一份富于原创意义的遗产。但是,他的继承者接受的只是群体的、历史的、理性的、本质的、统一的部分,而抛弃了个体的、经验的、感性的、现象的、差异的部分,抛弃了深蕴其中的合理的内核,一种否定的精神。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不是被看做政治动物就是被看做经济动物,精神被等同于意识形态,它只是物质的附庸。所谓权力意志,实际上也是物质化了的。马克斯·韦伯作为社会学家,一个伟大的思想成果,则是肯定精神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在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指出,正是新教的宗教精神,一种新的价值观,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在欧洲的发展。在这里,精神对社会制度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杠杆一般重要的;至于精神创造物本身,其作为原动力的存在就更不待言说了。   精神就其本源状态来说是开敞的,澄明的,充沛的,流动飞扬的,然而,在不同的地域和时代里,在不同的民族、阶级和个人中间,难免要发生变异,而可能呈现为浑浊,凝滞,沉重,涸寂如茫茫戈壁。个人是精神的实际担当者,由于不堪重负,于是有呻吟,有控告,有呐喊。诗不为诗人所独有,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住一弹,心弦立应,是为伟美之声。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集中于精神方面解说诗人的职能,其中,极力推崇摩罗诗人,其实是异端诗人。他把对主流社会的挑战反抗看做是自由精神的极致,这样概括摩罗诗人的共同特色:“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鲁迅认为,自由精神不是一个民族所固有的,与其说是先天的赐予,无宁说是斗争的产物。所以,真正的诗人,一定是“精神界之战士”,一反历来的“罪恶之声”,而能“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鲁迅在另一篇短文《诗歌之敌》里有一段话,说到博大的诗人“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其实,这也正是鲁迅诗学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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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林贤治对余秋雨散文的评论_文化_中思网

“如果说贾平凹生活和写作在较为纯粹的中国旧文人的阴影里,那么,余秋雨则生活在‘王朝的背影’里,是两种不同的霉味。 在返回历史的旅途中,余秋雨把注意力集中在两大势力上面,就是权力者和知识者。无论对其中哪一种势力,他都不曾持批判的态度。由于缺乏某种较为固定的审视的框架,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演的许多残酷的血腥的情节,都在陈述中仿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成了可以避免的偶然。”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无论谁,总也离不开现实的社会条件的制约。因此,某人的作品有这样那样偏向和毛病本就是平常事,自己不喜欢少看或不看就是了。但是,无论做人、做事、做文章,真诚,总是无法舍弃的;虚假,总是令人厌恶的。我想,这正是余秋雨真正可厌之处。中国以往的传统、现在的许多人,却又喜欢这样的虚假东西,这是他的文章还有不小市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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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船”:从启程到返航

林贤治    “哲学船”:从启程到返航 ——一代知识分子流亡史         十月革命后,为确保新生政权的稳定,由列宁亲自发起,政治局集体决定,国家政治保卫局具体执行,将一批知识分子驱逐出境。1922年秋季,一行百人的文学家、哲学家、农艺师、医生、教授分别乘坐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先后离开苏维埃俄国。这一驱逐行动,后来被俄罗斯史家称为“哲学船事件”。   七十年间,事件的真相一直锁在国家档案馆里,待苏联解体之际开始启封。1990年,多个有影响的报刊发表了相关的文章。2002年,值“哲学船”事件80周年,又有一批档案资料公开,专著《哲学船:1922年》也于此时面世。2003年,俄罗斯联邦档案馆专门举办了一次展览,展出事件中列宁的信函,及相关部门的会议记录和决议等。2005年,《以驱逐代替枪决——驱逐知识分子(1921-1923年肃反委与国家政保局文件)》出版,其中有关事件的档案多达400件,且做了分类整理。至此,哲学船事件大白于天下。   伍宇星女士于2002年到莫斯科访学,是最早接触关于哲学船事件的档案史料的中国青年学者。归国后,即着手编译,成书的名字就叫《哲学船事件》。   这是一个大事件。然而,直到今天,在我们公开的出版物里,没有任何一篇记叙此次事件的文章,唯见零星的几个单词。在世界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如此大规模流放国内的知识精英了。事实证明,这批人物到了国外之后,对世界的科学技术及人文思想诸多方面均作出堪称一流的贡献。从前读过四卷本《列宁选集》,对于知识分子,记得其中就有不少钉子般锐利、强硬、具有杀伤力的语言,但是仍然想不到,对他们强行驱逐的事情会出自列宁的指令,而且实行起来以后,出手会那么凶狠,事关几百人及其家庭的命运,处置起来竟也那么草率。   1922年5月19日,列宁致信苏维埃秘密警察首脑捷尔任斯基,首次提出“把那些帮助反革命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信中责成政治局委员审阅部分书报刊,同时检查执行情况并征求意见。不久,他因旧病发作到莫斯科郊外疗养,期间又发函敦促,点名驱逐,强烈要求在社会革命党人审判结束前完成这一行动,明确提出“长期净化俄罗斯”的方针;8月,索要驱逐候选人名单并要求汇报抓捕、审讯及驱逐事项的进展;9月,还要求报告是哪些人,处于何种原因取消了驱逐……在哲学船事件中,列宁不但是策划者,而且全程关注、监督驱逐行动的进行。   从书中提供的材料可以看出,吸引列宁注意力的有两个目标:一是曾经同布尔什维克一起为推翻沙皇政权及临时政府联合战斗过的左翼政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人,也即新的政敌;二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高校,私人出版社、剧院、民间组织,还有各部门代表大会及教会,等等。他十分重视舆论工具,如两次信中都提及《经济学家》、《思想》等杂志,并直接指示对所有编辑作者加以“坚决根除”和“迅速清理”;又如要求拘捕、关押、驱逐“赈济饥民委员会”负责人,指示极其具体,说,“尽可能放到不通铁路的县城里,一县一人,进行监督”,而且指示,“明天用五行文字发表一个简短而又干巴的‘政治公告’:因不愿工作而被解散。我们要给各报社下个指示:明天就开始对‘库基什分子’进行百般嘲讽。”显然他要通过操控传媒,加强政治宣传效果。从事地下工作起家的革命党人特别着重组织工作的严密性。作为后续的驱逐行动,列宁就不是通过法律形式,而是通过组织,由国家政治保卫局行动处结合政府工作强制完成的。   在集权国家里,一切政治行动都是高效率的。在列宁致信捷尔任斯基之前,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处直接负责知识分子事务的第四科已经开始系统搜集“有害的”、“反苏的”知识分子的材料并做了汇报了。1922年6月3日,大约在列宁信函发出之后半个月左右,捷尔任斯基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关于“知识分子中的反苏团体”的报告。几天后,政治局通过关于这一报告的决议,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拟定及审核驱逐出境或流放内地的敌对知识分子名单。名单几经修改补充,由政治局确认后,即从8月中旬开始,在彼得格勒及乌克兰地区分头进行搜捕,接着审讯、判决,宣布“罪行”。前前后后,总共费去一个月时间,可谓迅捷之至。   《哲学船事件》全书有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档案文件,除去列宁的信件及国家政治保卫局上呈政治局的报告外,还选择了十个受审人的个人档案,取名“鉴定与自白”。每份档案依次为鉴定、审讯记录、实情供述、判决等项,从中可以看到,一切有如编剧,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提问集中在对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看法,对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的任务的看法,对教授罢课的看法,对路标转换派、萨文科夫分子和审判社会革命党右翼的看法,对苏维埃政权的学校政策及学校改革的看法,对境外俄国侨民的前景的看法等。但无论受审人如何回答,结果都是一样的,即:“触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刑法条例第57条”,予以驱逐出境。由于审判只是徒具形式,所以判决书大抵也是一样的。   书中另一部分是流放者的回忆录,通过他们的忆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整个政治环境是何等的险恶。索罗金在《漫长的旅途:自传》中有“殉难者名录”及“新的屠杀”两节,集中记叙了知识分子的死亡:各种各样的自杀、疾病、羸弱,以及十种埃及死刑。“今天看到还活着的朋友,明天可能就是死人了。”索罗金写道,“对新社会的建设者来说,人们成群地像苍蝇一样自然死去还不够,红色恐怖机器在不停息地运转。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全国的尸山每天每夜都在增高。”他还写到,“每天逮捕如此多的人,修道院和学校都被改成监狱了。早上谁也不知道自己到傍晚是否还是自由的。离开家时谁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他是著名的社会学家,重视统计数字,他写道:苏维埃俄罗斯四十七个省人口缩减了一千一百万。   作家奥索尔金说,“任何流放都胜于坐监”;对他来说:“流放的消息简直就是解放和喜事”。因为在拯救饥民委员会担任宣传册子《援助》的编辑,他曾经蹲过两个半月的监狱,后来由于国际社会的声援才逃脱死刑。他回忆说:“监狱是可怕的,没有任何机会跟其他牢房和外界交流,而在沙俄的监狱里这种机会一直都有。”别尔嘉耶夫也说到类似的情况:“比起旧制度的监狱来说,契卡的监狱制度要难受得多,革命监狱的纪律更加严酷。我们处于绝对隔离状态,这在以前的监狱是没有的。”   在别尔嘉耶夫说的“契卡横行的国家”里,生活就是恐怖,对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      问题是,在一个号称工农专政的国度里,为何要这般嫉恨知识分子?他们手无寸铁,凭什么颠覆国家政权,一如他们的罪名所昭示?正如在书中看到的,虽然他们曾经加入过一些学术团体或民间组织,但是从来不曾参与政治密谋;如果说他们有过不安分的表现,无非在散布个人的思想而已。然而,恰恰是这思想,以固有的自由本质及其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是对立的。所以,别尔嘉耶夫坦言:“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被驱逐。”权力者——其实戏剧性地多由知识分子演变而来——所以坚持意识形态专政,就因为他们确信,思想是可怕的,思想可以转变为物质力量。   《真理报》有文章把红色恐怖定义为“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系统”,随后,契卡人员宣称:“不要在侦讯材料中寻找证据证明被诉人有反苏维埃政权的行动或言论。你们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他来自哪个阶级,他是什么出身、受的什么教育、从事什么职业。这些问题就应当可以决定被诉人的命运。红色恐怖的意义就在于此。”在恐怖的氛围里,许多知识分子都经受不住迫害的考验。别尔嘉耶夫说,他了解到,大部分被捕的人都作了自我诬陷,结果他们的供词成了判罪的主要依据。   但是,确实也有不少人竭尽全力维护了思想的尊严。在书中选入的审讯记录中,我们看到,这批即将被逐的知识分子,他们面对国家机器、监狱和镣铐,坦陈个人对俄共和苏维埃政权的反对、否定、不拥护、不赞同的态度;对于政府推行的各项政策,也都率直地表示了不同的意见,看不出有什么伪饰和保留。对于常人来说,这是需要十倍的勇气的。   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写道:“我用以对抗的首先是精神自由的原则,对我来说这是基本的、绝对的,是不能因为任何世俗利益而让步的。我也是用个体是最高价值、个体独立于社会、国家及外部环境的原则来对抗。这意味着我捍卫精神和精神价值,而在俄国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是否定自由,否定个性,否定精神的。”他表示赞同社会主义,但声明社会主义必须是人格主义的,而非专制主义的,不允许社会和国家凌驾于源自每个人的精神价值的个体之上。索罗金写道:“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我现在知道有三个东西将会永远留存在我的脑海和心里:生命,哪怕是最艰难的生命,都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信守义务是另一个宝物,它使生活幸福并带给心灵以不背叛自己理想的力量;我所认识到的第三种东西是,残暴、仇恨和不公,无论是智识,还是道德、物质方面,都不能也永远不会创造任何永恒的东西。”俄国知识分子是以谋求人民福祉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著称于世的。但是,我们看到,置身于东正教哲学土壤之上,他们不可能为此背弃个人信仰和精神自由。精神自由是政治自由的种子,内核,基本形式。一个人不论其社会观念如何,只要坚持捍卫精神个体的神圣性,从本质上说,他就是专制政体的敌人。   最终聚合于“哲学船”上的众多乘客,职业不同,思想各异,而在反对“集体偶像”以致与之相关的偶像方面是一致的。即便没有条件反抗合法性暴力,即便保持沉默,即便退守到最后,他们也要维护思想的真实性、独立性和尊严——因为这是他们作为无权者的仅有的私人财产,最低限度的权利。但因此,在权力者的眼中,他们在所有的敌人中又是最隐蔽和最顽固的,故而势所必至地遭到专政的铁拳的痛击。      几千年来,知识者与权力者一面联合,一面斗争。鲁迅论及真假两种知识阶级时,说假知识阶级因依附权力者,善于保存自己;真知识阶级不顾利害而反抗,结果容易被消灭。其实,真知识阶级的精神并不因躯体的消灭而消灭,自由反抗的种子仍然得以萌发,茁长,不绝于世。   从权力到权力,权力追求的极限是强权,它不可能产生异质的东西,而知识可以产生真理。权力制造事实,真理揭露事实;权力力求统一和稳定,真理寻求差异和变革。权力占据空间,在可见的界域之内显示存在;真理往往是隐匿的,它的力量,可以通过散布和传承而长久地保存在时间之中。   回过头来看哲学船事件:权力与知识的冲突,到底谁战胜谁呢?   2002年,为纪念“哲学船”八十周年,彼得堡市政府在哲学船当年出发的码头上建造了一座大理石碑。在《哲学船事件》的插页中,可以看见它沉重而又骄傲地站在那里,周围伫立着前来献花的人们……   当“哲学船”度尽劫波而后浮出水面,我们终于看到这样象征性的一幕:2003年,俄国哲学学会将“玛利亚·叶尔莫洛瓦号”命名为“哲学船”,特意安排150名来自俄国、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前苏联地区的哲学家乘坐其中,从俄罗斯港口新罗西斯克出发前往伊斯坦布尔参加第二十一届世界哲学大会,会议结束后,再乘坐它返回俄罗斯。这种情景,令人遥想当年那些被驱逐的先辈正在光荣返航……   《哲学船事件》没有详细描画新世纪的光明尾巴,这是一部历史书,它以忠实的文献细节,重现了知识分子命运史上的一个严峻时刻。不过,我们也不妨把它读作一个寓言剧,看政治权力与知识两大主角如何在歧途中各自演绎它们的意志和精神。作为知识分子精神的寄寓者,哲学船的乘客是令人敬佩的。他们虽然无从支配命运,可是有力量足以支持自己;他们可以被打倒,被监禁,被扔到老远的地方,然而,就在沦为时代的俘虏的时刻,他们也从未放弃斗争。      2009年12月23日,至2010年元旦,深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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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与写作

林贤治        没有功利的目的,为读书而读书,如同毫无顾忌的写作一样,应当算是一种幸福。然而无论前者或后者,我都无法做到。少时读书,为求知欲所驱使,动机比较单纯;加上阅读不求甚解,偶有所得,着实有过欣然忘食的时候。等到年岁渐长,阅历增加,内心为问题所苦而意欲倾泄,情形便不同了。只要不是写诗,而是试图使用较为精确的逻辑语言去描述、探索、判断所经见的世界,往往陷入困境,有时甚至感到绝望。在这一意义上说,写作实际上也是一种“绝望的反抗”。事物的相关性,可以使问题层层推进以至于无限,而我又不是那类“通人”,以有限的知识和贫乏的语汇如何可能应付?只要写作长文,往往事先把所需要的书捡出来堆到一起,每日翻阅数册或数十册,直至书堆消失然后动笔,这叫“临渴掘井”,深度可想而知。若是学问家,决不会窘迫如此的。   在阅读和写作中,即使产生些许的快乐,也被几乎从未间断的紧张而沉重的惩罚性劳动所吞噬了。    阅  读      我们这一代人的阅读,始于别无选择中的选择。   我们禁止翻译和阅读西方的许多著作,它们曾经被冠以形形色色的罪名。中学时代,我们就知道“禁书”的存在了。至于“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蓝皮书之类,在偏僻的县城不可得见,大约只有京沪等大城市的高干子弟及其朋友才有传阅的资格。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陷于停顿,图书馆被劫洗一空。由于我遭到运动的冲击,一度打成“牛鬼蛇神”,恐怖中烧掉家里的大部分藏书,仅余一两百册,连同“马恩列斯毛”著作,及鲁迅著作一起,给自己在荒芜的岁月里阅读反刍。   当时年轻,对知识和真理怀有一种不可遏止的热情。每隔一段短时间,我都会骑自行车遛出县城,一面打听小道消息,一面求借书刊。《摘译》丛刊是那时读到的,青年思想者的《出身论》、《中国向何处去》是那时读到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也是那时读到的。借书。还书。借书。还书。……那段往来于城乡之间的旅途,贯穿着一种莫名的神秘之感,至今难以忘怀。   大约到了1974年左右,报刊渐渐多了起来。此时,我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戏剧性地变做了乡村医生。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一个人订阅了二十余种报刊,从《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到《历史研究》,从《朝霞》、《学习与批判》到《人民文学》,从中获取外部世界的各种信息。数年如一日,每到清晨,我便如同守着一个密约似的,走向村南小学的凤凰树下,迎候我的绿衣使者。      1981年7月,我被借调到省城做编辑工作。我欣喜于作为一个书籍的消费者,从此可以由自己将书籍制作出来奉献于社会了。   原出版社资料室藏书丰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里面居然拥有大批“皮书”。但是,资料室里一名改正未久的“右派”,总是带着一种审视的目光看我,态度很不友好。我对此一直感到纳闷,后来从报上看到大量“农民工”受歧视的报道,才仿佛有所悟。我也是“农民工”,没有工作证,不能像其它正式员工一样享受借书的权利,借书是需要“保人”的。我想,大约是提防我某日被解雇然后携书潜逃的罢?在个人阅读史上,这是一段难以磨灭的屈辱记忆。   八十年代初,读者在书店排长队购书是一大人文景观,我亲眼见过抢购吉拉斯的《新阶级》的盛况,场面十分感人。这时,西方文学名著纷纷重版,长期被禁的一些苏联作品如《日瓦戈医生》、《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等陆续面世。“反面乌托邦”三部曲(奥威尔著《1984》、赫胥黎著《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著《我们》)的出版,当时并不特别被人注意,经过时间发酵,至九十年代其意义才显示出来。现代派作品的翻译呈勃兴之势,它们长于表现黑暗、危机和叛逆,出现在浩劫之后伤痕累累的中国,可谓适逢其时。1983年来势汹汹的“清污”运动,把现代派定性为一种“精神污染”,可见其潜在的影响力。袁可嘉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选目精当,在青年大学生中广为流布,我是最早在这里读到《荒原》、《二十二条军规》、《等待戈多》等作品,并由此出发,涉猎相关的各类书籍的。其间,购读的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艺》杂志及《外国文艺丛书》,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及稍后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等。这些气派宏伟的丛书,让我认识了许多陌生的作家,使我对于20世纪世界文学地图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   董乐山先生把八十年代初期对西方文化的介绍称作“第二次西风东渐”。我以为,现代价值观念的引进是第一重要的,方法论尚在其次,虽然稍后腾起过一阵“方法论热”。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乃致自然科学领域传播新知识、新观念方面,由包遵信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居功至伟。当时,除了商务印书馆重印的《汉译名著》,三联书店的《文化生活译丛》和《新知文库》,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编印的《西方学术译丛》,从西方直接移译过来的著作甚少,所以丛书甫一问世,即风行全国。这套大型丛书立足于中国现实及改革,具有明显的启蒙性质,行文也晓畅易读。我购读了其中的大部份,它们确实给我带来了许多新东西,像“熵”,此前就闻所未闻。还有好几部畅销书值得一提。是柳鸣九主编的《萨特研究》,最先带动我寻找西方现代知识分子,认识存在主义哲学;是房龙的《宽容》和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煽起我对思想史的热情;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也是那时候开始接触的;托夫勒的未来学著作《第三次浪潮》以它的冲击力,激发了我和同时代人对于改革的憧憬,以及一种躁动难耐的心情。总的说来,当时的出版物是有使命感的,严肃而活跃;置身其中,究竟有八面来风的感觉。   由于“清污”时蒙受打击,郁闷中拟写鲁迅的传记。要写好这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谈何容易,这对于我的知识结构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可是,诱于鲁迅的人格魅力,我无法退让回避,终于决意投入高强度的阅读训练。我阅读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包括政治史、文化史、文学史。我不能不直接查找原始史料,翻阅发黄的报刊,如《新青年》、《语丝》、《新月》等等。我发现,历史果真被涂改得厉害。譬如在“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中,领导者大多是国民党人;譬如在《新青年》“内讧”期间,有关办刊的原则,鲁迅基本上是支持胡适而反对陈独秀的;又譬如,鲁迅并非“左联”的“盟主”,在后期实际上是被孤立被排挤的,诸如此类。鲁迅自称他的哲学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原信为“无治的个人主义”,也可读作“无政府主义”)的结合体,我得弄清楚这些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的资源,从源到流是怎样从西方到东方到鲁迅那里去的。鲁迅首肯“托尼思想,魏晋文章”的提法,就得读托尔斯泰,读尼采,读嵇康。要给鲁迅“定位”,还必须阅读他的同时代人,像陈独秀、胡适、周作人、梁实秋,都是始于这个时候阅读他们的文集。后来我化名给出版社编辑一套二十种的现代作家散文丛书《人生文丛》,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长达六年,围绕鲁迅取径阅读,不但拓展了知识面,而且可以因集中的阅读而增进对相关的社会和历史问题的思考。   八十年代有过“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有过美学热和文化热,后来还有过“新权威主义”的聒噪,这些现象触动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神经,促使我随机作“介入阅读”。“异化”是个大问题,涉及众多学科,作为一种理论,很有实践价值,可惜最终局限于哲学小圈子,而且也如后来的“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一样无疾而终。美学是人类精神创造中最精微的部分,马尔库塞他们高度评价艺术的作用,甚至视之为人类解放的重要的指标。当时,高尔泰强调“美是自由的象征”,但我总以为距离现实政治未免太迂远,所谓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对于美学书,像我这种心浮气躁的人只是泛泛而读罢了。萨特说,文化大而无当;细化倒不难掌握,譬如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宗教文化,法律文化,等等。不过,文化可以给人以一个开阔的视野是的确的。至于“新权威主义”,作为理论, 表面上看是拿来的洋货,本质上同祖传的玩意差不多,正所谓“沉滓的泛起”。对此,我以为略知其详即可,并未深究。      1989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一年,《人间鲁迅》三卷本写成出版。无论思想、情绪、阅读及写作意识,算是告一段落,也可以说是一个转折。   九十年代最初几年,知识界的空气比较沉闷,出版界也相对显得岑寂。至中期,在意识形态及市场机制的共同调控之下,通俗读物(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引领潮流,媚俗现象比比皆是,各大媒体联成一气,推波助澜。差堪告慰的是,西方文艺及社科书籍未见衰减,反而有所递增。除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外,全国又有多家出版社涉足社科类译著的出版。比起八十年代,这时的翻译,明显扩大至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以及思想史等范围。仅法律方面,就有三联的《宪政译丛》、《民权译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外国法律文库》,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 《当代法学名著译丛》,知识出版社的《人权译丛》等,一时之选,蔚为大观。近二十年来,全国有影响的社科人文类丛书,有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上海译文出版社的《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三联书店的《学术前沿》,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知识分子图书馆》,吉林人民出版社的《人文译丛》,译林出版社的《人文与社会译丛》,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现代政治译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世纪人文系列》、凤凰出版集团的《凤凰文库》等等。中央编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及一批大学出版社,先后都有一些有价值的译著出版。   我藉此看到,在出版物的消长之间,一直隐含着两种力量的博弈。多年来,中国知识界基本上丧失了原创力,一时难以恢复;但是,这种近乎搬运工的工作,却体现了另外一种韧性的力量。总之一面在沦陷,一面在建设,历史毕竟在克服重重阻障中得以摇摆着前进。      八十年代刚刚从风涛中遁去,“告别革命”的论调就甚嚣尘上了。九十年代的一批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学者、大抵宣传市场自由主义而奉行政治保守主义,他们乐于充当宪政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反对激进主义,蔑视直接民主,无条件反对暴力;种种的理论与批评,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内,都同“告别革命”论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据说“新左派”是与之对立的,但也有明显相交的地方,鼓吹“国学”、“后学”的热心家更是如此。   知识界的演变,舆情的迁流,引起我对国家与权力,革命,以及知识分子问题的特别关注。二十年来,个人阅读大抵是环绕着这几个主题展开的。   革命事关重大,首先是制度问题。托克维尔把书命名为《旧制度与大革命》,着眼点就在于革命与制度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我写《鲁迅的最后十年》,关于国民党“一党专政”,说的还算通顺,就因为啃过一通政党史和宪制史;究其实浏览所得,亦不过常识而已。其次是社会的阶级构成问题,还有群众问题,文化心理问题,政治中的人性问题,等等。对于革命的认识,我认为,“冲突论”是很重要的方法论;政治抗争及社会运动作为革命的先声,有关的理论也很说明问题。因此,马克思、韦伯、勒庞、达伦多夫、科塞、蒂利等人的相关著作,是我感兴趣的。如果说他们的书是抽象结构构图,那么,像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等作为具体事态构图,更是火星四射,令人血脉贲张。   作为革命的案例,我曾比较读过一些英、法、美、俄革命的历史书,革命形态非常不一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暴力问题。学者们“告别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告别暴力,即“不合法”的暴力,而对于构成权力秩序的合法性暴力则是容忍的。暴力使用的程度如何,事实上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远的有民族文化传统,近的有现存制度、斗争情势,还有革命者的素质,诸如此类。坊间近几年出过几种专论暴力的书,如蒂利的《集体暴力的政治》,索雷尔的《论暴力》等,都没有像我们的学者这样一概否定暴力,甚至于为革命暴力辩护,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则辩护更力。有关这些具体的革命事件的论述性著作,对我最有启发的,有潘恩的《人的权利》,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戈登·伍德的《美国革命激进主义》。   至于从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及哲学角度对革命进行阐释的著作,近年也见陆续面世,但为数甚少。其中,阿伦特的《论革命》,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詹隼的《革命:理论与实践》,哈里迪的《革命与世界政治》,都是富于思考力的。以革命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有博大、深邃的著作,如雨果的小说《九三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革命者本人的日记、书信、回忆录是我喜欢读的。我曾为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过一套《流亡者丛书》,那些作者中便有不少革命者。革命者有燃烧般的灵魂,像法拉奇的传记小说《人》,当年便很激动过我的心。      国家是一个大概念,也是一个庞大的实体,霍布斯称“利维坦”。我们讨论任何问题几乎都离不开国家,革命如此,艺术也如此。我对作为主权国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状况没有深究的兴趣,我所关心的,主要是国家内部的权力运作,以及它如何支配公民社会,如何影响人权、自由和民主的存在。在福柯的著作中,我特别看重关于权力的部分。他的权力无处不在的理论,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包括对边沁的圆形监狱的设计,以及同住者自愿服从的反应的描写。但是,他似乎更多地关注构成权力关系的组织形式、制度、策略和技术,而非现实的人,不涉及团体或个人实际上是处于支配或是被支配的地位。不过,据说后来他表示决心在他的词汇中废除“权力”一词,用“政府”和“治理术”来代替。的确,政府或统治阶级的权力是最具代表性的,正如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一书中说的,那些支配国家机器,主宰现代社会的不是“普通人”,而是极少数的“权力精英”。精英统治集团的品质、意向、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性质和命运,对于一个具有专制文化传统的国家尤其如此。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和苏联,就是由于有了纳粹党及其领袖希特勒,才有二战及“大屠杀”的发生;有了斯大林的发动,才有了肃反和劳改营。鲍曼在《现代性和大屠杀》中指出,在野蛮的杀戮中具有一种“现代性”,这是最可怕的,它使整个杀人过程变得更有效率。阿伦特在其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把纳粹德国和苏联并称为“极权主义国家”,以区别于传统的专制主义国家,要者也就在于它的现代性。我较早读到台湾出版的该书的汉译本,曾与大陆译者联系版权,方知台湾方面也不曾购得原著版权,便节选其中最重要的三章,编入丛刊《读书之旅》,出版后只剩下两章。十年过后,大陆版由三联书店出版,仍然是节译本。   关于德国纳粹时期的状况,关于大屠杀,除了作蓝皮书出版的著名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三卷本外,九十年代又出版了一批译著。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第三帝国》系列丛书,计数十种,是相当有魄力的。希特勒传记已出版数种,在写法上,《解读希特勒》颇有新意。此外还有记录希特勒的追随者及大屠杀中幸存者的译本数种出版。关于苏联,共产国际,苏中关系,所见有数十种译著。我把斯大林、托洛茨基、赫鲁晓夫的多种传记也读作苏联的传记。苏联的一批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论著及文学作品,如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以及曼德尔施塔姆等人的诗歌,是当年的“禁书”,有很强的可读性。还有编辑出版的档案材料,那是最坚实的历史的见证,如列维茨基编的《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1991年苏联解体后,档案解密,我国学者沈志华先后编译出版了大批档案,我以为是功德无量的。九十年代后,我们还曾出版过几套“西方马克思主义”丛书,其中有不少关于苏联及国际共运的反思性、批判性著作;比起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西方学者来,我以为别具一种理性的力量。   必须从专制和封闭中走出来,从“历史主义”的诓骗中走出来,这就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主题。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缺乏事实根据的演绎是空洞的;要想获得较为透彻的理解与阐释,我认为,唯有把它们置于历史的真实的困境之中。      对于知识分子,最早是从个体开始,然后扩及群体的一般的认识。有关这一社会角色的理论性著作,九十年代以后断续出版了若干种,我认为最好的当数科塞的《理念人》、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还有新近出版的富里迪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所谓知识分子,应当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平,这是无庸赘言的,但是,如果按照这些人的定义,仍须具备如下几个条件:一、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建立个人的文化理想,并坚持践行;二、独立性,或称边缘性、浪游性;三、永远持弱势者立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首先意味着独立于权势者之外,同权力保持距离甚或对立;再就是独立于金库和市场之外,独立于群众之外。在写作鲁迅传期间,我阅读过中国不少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文集、日记、自传和传记,确信鲁迅是唯一的坐标式人物。鲁迅说,中国没有俄国式的知识分子,其实所指是缺乏知识分子角色所应有的一种社会理想和担当苦难的精神。传记就是个案。后来看了一批外国知识分子的传记,主要是俄苏、法国和德国方面的,深深感受到一种“精神气场”的存在,知道什么叫“大知识分子”。   近二十年,我们对于知识分子的议论颇不少,扬胡适而抑鲁迅不用说了,在西方知识分子中,亦见褒柏克、阿隆、海德格尔而贬卢梭、萨特,足见其间的思想流向。贬卢梭与贬法国大革命是一致的,贬萨特则往往跟萨特一度宣传苏联有关。萨特一生中确实犯过许多错误,但他从来不曾奉命行事,而是坚持独立的政治实践,一旦发现错误也都能在实践中自行纠正。这是他的伟大处。我读过一个被称为“道德侦探”的英国人约翰逊的著作《知识分子》,作者以正人君子自居,极尽私生活暴露之能事,将知识分子漫画化,其中就有萨特。无疑地,这是一部旨在消解知识分子职责的格调低下的书。我读过多部关于萨特的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萨特的世纪》,当是其中最有份量的一种。我也读过阿降的回忆录,《知识分子的鸦片》和另外的几种书,觉得他是一个尊重事实的人,冷静的人。若拿两人比较,无论如何,我更倾向于错误的萨特。我从来敬重左翼人物。以前在班达的书中看到他说:“知识分子必须赞同左翼的理想、左翼的形而上学,当然对左翼的政治也必须有不同意的东西”;像罗蒂,在书中同样有寄希望于左派的话,“因为右派从来不主张变革”。这些话,使我读了感到兴奋。   “主题阅读”本可以使具有亲缘关系的各部分知识变得更紧密,更系统化;但是,由于“实用主义”外加“自由主义”的读法,知识的残缺就变得难以弥补了。譬如“国学”——姑不论这名词是否成立,所谓“经史子集”,也只是挑感兴趣的书读,《诗经》《庄子》没有问题,《大学》《中庸》则根本读不进去。二十四史没有读完,倒是取巧读近人做的通史或专史,以及《万历十五年》之类。诗文集浩如烟海,自然只好取半瓢饮,一读选本如《文选》、《古文观止》,《古诗源》;二是个人特别喜欢者,从屈原到秋瑾苏曼殊,亦不过二三十家而已。自忖所具备的古典知识,大约仅及从前的开蒙学童水平,根本不可以言学问。至于当代学术及创作,阅读多是出于对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偏好;作为文学编辑,或者这也可以算得是一种职业需要罢。      鲁迅在答《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的问题时,强调“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他的理由是:“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又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都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这是身为“过客”的沧桑感言。鲁迅的书所以对我构成巨大的魅惑,也无非因为它像外国书一样,教我接近“实人生”。多读一点中国书,对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不问而知是有益处的;只是中国书作为同质的精神产物,最多可以供作传统文化批判的对象,却无法提供认识和批判的利器。这是我的认识,也是我近二十年多读外国书的原因。   鲁迅补充说:“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其实,仅就作文而言,我也以为外国书更丰富,可以提供更多的范本。中国诗文体制短小,含蓄内敛,少有汪洋恣肆,离奇变幻者。就说我所迷恋的海涅、马克思的政治及思想评论,广博、睿智、犀利而富于文采;赫尔岑的回忆录,时代和个人连为一体;尼采的闪电般的箴言体随笔,本雅明灵光四射的文论;巴什拉坩锅式的把科学、哲学和诗搅到一起,德勒兹狐狸般出没、浮云般聚散,这样的文字简直无法以旧有的文体命名,我们哪里有呢。    写  作      中学时代,我开始做起诗人之梦。   由于一位刚刚被打成“右派”的老师的指引,刚入校门,就走进了“五四时代”。我读诗,也读小说和戏剧,而诗是最使我着迷的。我读了郭沫若、冰心、冯至、艾青,接着又读了惠特曼、普希金、拜伦和雪莱……这时,诗神悄然而至。   在枯燥的课堂里,练习写诗给我带来了想象的无边的快乐。最先写“繁星”“春水”式的小诗,后来有了主题,也有了些社会内容,模仿过艾青,还写了小诗剧《狂飙三部曲》。计划中写屈原、荆轲和起义者陈胜吴广,主题是递进式的,结果只写了《毁灭》和《壮士行》,《大泽乡》没有完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口号的年代,火红的年代。三面红旗遍布全国所有的乡村和城镇,猎猎飞扬之处,留下大片废墟。我生长在乡村,目睹那里发生的一切,即使在学校的围墙之内,也能感受到逼人的灼热、贫困与荒凉。我把这些写进日记本里,有诗,也有散文和杂文。高三时,班上一名团干部发现了我写作的秘密,一天带领俄语老师,逼我把所写的几个册子全部缴交出来。为此,我多出一门新功课,每周必须接受驻校工作组审讯般的盘问,恫吓,说教,不间断地写作一种叫“思想汇报”的东西。这是特殊的写作。后来知道,许多中国人都有过这种写作。然而在当时,我,一个中学生,却无力承受这种深渊般的恐怖。      从学校毕业返乡,曾经有过一段心情轻松的时候。我制订过一部长篇小说的大纲,雄心勃勃,试图凭一支孤军攻占文学的某个高地。   然而,来不及站稳脚跟,文化大革命的恶浪就把我掀倒了。我成了“牛鬼蛇神”,接受批斗,在校时被查缴的文字再度成为我的罪证。接着,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先后两次遭到监押和批斗,时间长达十三个月之久。那时,连同大姐作为“偷渡犯”在内,全家共有三个人被关押。惊恐、忧伤和苦痛充满每一个日子,可以自慰的是,我从来未曾沮丧过。青春毕竟是一种力量。白天我照常劳动,夜晚,照常阅读和写作。   说来可笑,在境况如此不堪的时候,我仍然忠心耿耿,寄希望于“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写过一首长诗《胜利酒》,就是歌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直至1972年,我的幻想才因为事实的教训而告破灭。   不久,我做了乡村医生。而这时,文学期刊渐渐恢复过来,安逸中,又萌生了文学的幻想。我写了赞美知青农场的诗,首次在《广东文艺》杂志发表,一种表现欲跟着急剧膨胀起来,随后又寄出一篇拍马的论文,和一首数千行的长诗《中国农村在前进》。用涅克拉索夫的话说,我是用我的竖琴弹出了“不正之音”。   幸好在文革期间,发表作品需要函调作者的政治面目,我的诗文,都因为“政审”关系,在接到留用通知之后不久退稿了。如果不是为出版机关所拒绝,不知道自己还要在这条阿世取容的写作道路上滑出多远!      在这个时候,鲁迅严峻而又温爱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对于这位大先生,至今所以一直心存感激,就因为他,而且只有他,适时地拯救了我的灵魂,在我堕落时给了我以上升的希望和振拔的力量。我反复阅读他的文本,从中发掘我所需要的思想燃料,借以照亮眼前茫昧的中国社会。几年间,共写下十余篇地下论文,还完成了一部书稿《鲁迅旧诗译说》。论文有《鲁迅论秦始皇》、《鲁迅与瞿秋白》、《鲁迅论 》、《鲁迅论写真实》等,虽然都是从鲁迅那里出发的,但是,由于笔涉“评法反儒”、“评《水浒》”运动,文中对神圣的东西多有亵渎,而且瞿秋白也是被指为叛徒的,因此害怕被发现,特意找来一位木匠朋友为桌子制作了活动夹层,把写满的稿纸一页页藏匿起来。   除了《鲁迅论 》在后来发表外,其余文字都没有发表。其实,写作时就根本不曾想到发表。在这里,我找回了本来意义上的写作状态。现在回过头看,这些文字多少夹带着当时的流行语汇的痕迹,但是对我个人来说,这段时间的“地下写作”,却是一场非常有益的思想训练。      1972年至1973年间,我受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和希腊诗人巴尔尼斯诗风的影响,写过一首未完成的长诗,记录文革期间个人精神偶像坍毁的过程。   1978年以后,我仍专致于诗歌写作,内容大体上描画文革的伤痕,倾注对符码为“四人帮”的政治文化专制主义的愤慨。在否定文革的问题上,朝野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写作这类作品,不见得需要多少独立的思想,也无需担受什么风险;暴露性的主题是被允许的,写法多有重叠之处。所谓“拨乱反正”,反映在当时的诗坛,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潮流。   做编辑是从诗歌开始的。先编《花城》,后编《青年诗坛》,从中接触民刊《今天》,接触大量的大学生诗歌,感受其中的朝气;加以阅读西方的现代诗,觉得无论在理论和创作方面都有必要作出反省和改变。在理论上,我是基本上认同当时在诗坛遭到围攻的所谓“三个崛起”的观点的,可是不识时务,把相关的想法形诸文字,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在1983年第5期《青年诗坛》上。意想不到的是,随即引发广东诗歌界一群老诗人的点名批判,挟“清除精神污染”之势,颇具杀伤力。为此,出版社把我的诗集《骆驼和星》从印刷车间调回重审,删去诗两首,另外两首被砍掉尾巴,谢冕先生写的序言也被毙掉了。随后,《青年诗坛》停刊。   作为纪念之作,我写了《贝多芬》、《沉船》、《海之梦》。   1992年,诗集《梦想或忧伤》出版。至八十年代结束,我已不再写诗,挥手告别亲爱的缪斯了。      写作鲁迅的传记原是“清污”之后慰自己的寂寥的,计划写成薄薄的小册子,结果写了八十万字,起名为《人间鲁迅》。   传记采用最新史料,吸收了学术界的一些新见。一、订正了部分史实,像流行的关于鲁迅加入同盟会,鲁迅给陕北红军致贺信等,我以为纯属子虚乌有,所以全书不着一字。二、书中对左翼文坛复杂的人际关系做了初步的清理,对郭沫若、田汉、夏衍、茅盾、邹韬奋、周扬等人明确表示了批评性意见。值得指出的是,在《译文》问题上,鲁迅对茅盾是不满的,这种看法一直延至两个口号之争,以致左联解散前后一段时间。这些问题,因为为贤者讳,在其他传记或者文学史中是被掩盖了的。三、在一些理论问题上有所澄清,比如“两个口号”之争,学界一直把它看作内部不同意见的一般争论,甚至是一场无谓的混战;我则以为是政治原则和文艺原则的根本性分歧。由于冯雪峰的关系,鲁迅在字面上虽然同意作出某种妥协,但是实际上是反对使用源于共产国际的“国防文学”口号的,这与反对解散左联的意见前后一致,体现了鲁迅对国家权力、民众、革命等问题的一贯思想。又如,鲁迅对待“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态度,其间是有着微妙变化的,从传记中可以看出鲁迅从事理论批评的原则性和分寸感。四、文革结束后,茅盾撰文反对“神化”鲁迅,实际上隐含着对鲁迅伟大一面的解构。随后,即有新传出版,扩大表现鲁迅的“病态”人格。无庸讳言,鲁迅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然而,他的丰富性也正好表现在这里。鲁迅的伟大是平凡的伟大,但不可以因为强调他的矛盾性、平凡性而否定他的一贯性和非凡性。五、在叙述、描写和议论中极力保持一种均衡,追求事实、思想和诗意的融合。为加强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书中尝试使用内心分析的方法,个别段落借鉴意识流小说的手法,都是此前的鲁迅传记所不曾使用的。关于鲁迅,从前过多地强调外部的社会环境,而忽视内部的精神状态,包括他的孤独、苦闷、寂寞等等。外部环境又往往被等同于政治事件的叠加,而忽视周围知识社会的状况,精神氛围,人际关系,种种分裂与冲突。我特别看重分裂——统一性的瓦解,像留日学生的分裂,《新青年》的分裂,左联的分裂,兄弟和众多朋友的分裂,从不断的分裂中观察和表现鲁迅的特异性的生成。我把鲁迅当成一个伟大的矛盾统一体来处理,当成一个冲突的“场”来处理,也当成中国问题的一面“镜子”来处理。我以为,我在传记中是作了一些新的尝试的。   《人间鲁迅》由花城出版社在1986年至1990年间分三部依次出版,1998年合为上下两部再版。出版后,曾在北京召开小型讨论会,《读书》杂志刊登过会议纪要。2004年,改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又撰写《鲁迅画传》一种,2004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两书均有韩国译本。      为写作《人间鲁迅》时所触发,曾一度萌起写胡风传的心思,试图借一个人的命运史折射知识分子与权力社会的关系,为此搜集过一点史料。恰逢舒芜《回归四五》后序发表,又看到个别反击的文字,觉得有必要把胡风集团案当作“事件”而非“案件”,置于一个时代、体制的大背景下作全面反思,便写了一篇五万字的长文《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寄由谢泳先生在《黄河》杂志发表。   文章对胡风案发生前后的文学传统、时代环境、人事关系、个人及组织行为进行了梳理,据此对同知识分子生存密切相关的一些带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作出探讨。其中,将精神损害与政治迫害并举,首次提出以“悲剧”代替“冤案”,引入被害人学理论,突出自由权利、责任和赔偿问题。本文以很大篇幅叙述并论及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但也没有忽略个人的偶然性因素;同时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精神气候”对一代作家的影响,指出思想个性及人格建设的重要性,实际上归结为知识分子的角色认知问题。   本文发表后,全国有多家刊物转载,并由香港上海书店出版单行本。      1999年,应邵燕祥先生之邀合编一散文选本,编成后,邵先生嘱作序,下笔竟不能遏止,达13万言,结果因篇幅太大做不成序文,遂起名为《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在《书屋》杂志单独发表,后收入《自制的海图》一书,2000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观察》一文以树木为喻,分“根”“干”“枝叶”及“其他”不同部分。“根”说的是体制问题,包括作协制度、出版制度、奖励制度,还有一个意识形态及霸权话语问题。文中特别指出,意识形态与“有活力的组织”相结合所产生的改造功能是巨大的。“干”是当代文学史的分期描述。“枝叶”为作家论,对1949年后五十年间的二十余位有代表性的作家进行了分析。其中,对刘白羽、杨朔、秦牧、王蒙、余秋雨、贾平凹等人物作否定性批评,并对苇岸、筱敏、一平、刘亮程等新人相对持高度评价,结论是带颠覆性的。“其他”是有关散文理论的阐发,也可看作以上的作家论的根据。在这里,我自立了文学批评的准则,将作品质量的判断标准简化为:自由感、个人性与悲剧性;并且进一步指出:自由感带有统领性质,是它把后两者综合起来,构成和谐的审美形式。作品的价值,即取决于其中的综合分析指数。以此为基础,作品可划分为三个梯级:一般性作品;独创性作品,或称优秀作品;伟大作品或经典性作品。   作为精神性产品,自由是文学的生命。对自由精神的轻忽,从实质上说等于取消了文学创作与批评。因此,文章最后强调指出:“文学史就是自由史,自由精神的蒙难史和解放史。”   2003年前后,写成文学史专著《中国新诗五十年》,计30万字。本书同样以自由精神立论,贯穿五十年新诗发展的历史。导论为诗歌理论,确立诗歌的特质,对诗人和作品的层级划分作一般性的论述。第一章“效应史”为中国新诗发生头三十年历史,回顾传统的形成,作为后五十年的一个参照,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当代诗人所遗弃、继承与创新的轨迹。书中对不同阶段的诗歌现象、诗人群体及个人,结合文本进行分析;其间随机穿插外国诗人及作品,目的在于建立参照系统,带有比较文学性质。书中对郭沫若、贺敬之、郭小川等人的作品作出与其他文学史反差较大的评价;对昌耀、王寅、周伦佑等为文学史所忽略的诗人,则给予充分的肯定;对北岛,对海子,也随着诗人的演变和作品类别的不同而有褒贬。文学史是历史发展的一部分,我认为,两者大致是趋于一致的,但也有不平衡的时候;事实证明,进步主义是没有根据的。全书各章,尤其最后一章,清楚地表述了这个观点。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结撰,基本上是在文学批评所建立的秩序之上进行的。由于长期以来缺乏一种正常的、健康的批评风气,批评家普遍缺乏一种自由精神与独立意识,不是过多地接受意识形态的操纵,就是乐于贩卖各种形式主义文论,更不必说参与商业炒作与行帮主义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打破这一现存秩序,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重新测绘中国当代文学地图。   2008年,与肖建国先生共同主编《中国作家的精神还乡史》(多卷本),以文证史,通过不同时代的文本展示中国作家近百年来的精神变迁。我在导言中强调指出,精神的存在,决定了文学的形态、结构和品质。文中特别论述了文学气质和语言问题。沿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道路,全文分析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对几代作家的影响,描述了精神性在中国文学中长期匮缺的现象,指出学习西方文学中的人文精神的必要性,提出“精神还乡”的要求,即:返回人的存在上来,重振五四时代的“人的文学”的精神。   十年间,还曾断续写过一些短论,如《左右说丁玲》、《巴金的道路》、《萧红和她的弱势文学》等,有些书评或序文大概也可以算作“作家论”一类。我力图表明:一,中国作家是不应当,也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二,道德立场是衡量一个作家好坏大小的重要依据;三,对于文学来说,作家的生命气质,包括精神品质是决定性的。      “五四”八十周年前夕,《北京文学》杂志约写纪念性文学,写了《五四之死》,发表于1999年第五期。是年年底,全文改题为《五四之魂》,再由周实先生在《书屋》杂志上分两期刊出。   “死”是一个隐喻,其实就是鲁迅说的“五四失精神”的“失”字。我在文章中高度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礼赞现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勇于破坏偶像、反叛传统、重估一切价值,争取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的变革精神。文章按历史发展的线索,描述了一代人的文化理想和英雄主义精神在时代嬗变中渐次丧失的过程。鲁迅较早划定精神丧失的时限,而我则沿着这个思路一直延至文革以后,乃达于上世纪末。我的另一篇文章《娜拉:出走或归来》,文体不一,旨归相同。这里有权力社会的问题,也有知识社会的问题;有政治性事件的外在冲击,也有价值观念自身的冲突,有各种主义之争。本文对现代史上重大的文化事件、论战及其代表性人物,坦率表明个人的批判意见;比如对以胡适为首的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者的看法,对“全盘西化”论的看法,对《观察》时代的储安平的看法,对顾准的民主思想的看法,对五四与文革类比的看法,都有与学术界九十年代的主流观点不一致或相反对的地方。五四精神的流变史,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奋斗史、逃亡史。最后,仍然回到“知识分子与精神”问题,期待五四精神的复归。   《五四之死》有香港版,大陆版仍名为《五四之魂》,各自附加了多篇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入内,都是复合本而非纯粹的单行本。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我还曾写过一篇几万字的阅读札记,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因是《随笔》杂志约稿,原拟分期连载的,故内容基本上分为相对独立的几部分,依次就知识分子的产生、类别、一般性质及异化等等作较为抽象的演绎。   我向来关注知识分子与权力及大众社会的三角关系,而更加看重前者;由于权力的吸附性太强,知识者的附着性也就更为突出。我认同的是,既被称为知识分子,独立性、流浪性、边缘性、批判性、革命性,都是这一社会角色所固有的。与此相反,任何依附权势,追逐时尚,附和庸众,企图进入主流及中心,或是逃避现实,漠视社会,乃致丧失正义感,都构成为对知识分子自身的背叛。《札记》以失败的宿命结束,反映了我对中国知识分子演变的悲观主义看法。   二十年来,在写作长文的间隙,还断断续续写过一些短文,描画知识分子的肖像,主要是西方知识分子,如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索尔仁尼琴、米沃什、凯尔泰斯、萨特、薇依、奥威尔、萨义德,等等;也写过中国的一些知识者和文化人,如陈寅恪、张中晓、顾准、李慎之、董乐山等,算是给《札记》补充了具体的案例。      《人间鲁迅》问世之后,还曾出版过两部关于鲁迅的书:《鲁迅的最后十年》和《一个人的爱与死》。   后者是论文和随笔的结集。其实,细究起来,我从来未曾写过那类结构缜密作风谨严的论文,所有不分行的文字,都可以归于随笔的。像《守夜者札记》、《一个人的爱与死》自不必说,《鲁迅的反抗哲学及其运命》也都是带有片断的思考性质。文章通过哲学和文学两个视角看待鲁迅的“人学”,其中以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及表现主义文学做比较,发掘鲁迅的哲学和文学中的生命内涵,揭示其“绝望的反抗”的富于辩证色彩的个人特点。集子中还有一篇题作《五四、鲁迅与胡适》,是致李慎之先生的公开信,就相关论域的观点进行驳诘;他的观点,我以为,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是带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鲁迅的最后十年》是为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而作,仍由谢泳先生在《黄河》刊出,随后在通往七八家出版社的途中辗转,200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三年后,改由东方出版中心再版,并有韩文译本。   本书将鲁迅的人格思想,一生的精华,凝聚于上海最后十年,从中选取原材料,锲入西方的思想观念,以建构一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中国的形象;透过鲁迅的著作,就不同的界面作出描述与分析。鲁迅所处的时代是革命蜕变的时代,专制的时代,极端的时代。国民党“一党专政”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对知识分子来说,构成其最逼近的处境是言论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所受到的威胁。其中,既写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政权之间的互动,也写了左翼知识分子内部争夺话语权的斗争。从廷臣、“诤友”、帮忙和帮闲,到反抗者、异议者、“匪类”,显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统一和分化的情形。除了文学领域以外,全书还涉及政党、宪制、国家、社会正义、自由、民主、法律、人权、主权等等问题。实际上,它并非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鲁迅传,就内容而论,已经大大游离于传主之外。出版后,有评论说它是一部“思想评论”,我以为倒是比较确当的。   在完成《人间鲁迅》之后,除了保存《鲁迅全集》和几位朋友赠阅的研究著作之外,所有相关的图书资料都被我分送他人了。原想未来的写作再也不会回到鲁迅这里来,事实证明,我始终绕不开这位巨人。就算写传记《漂泊者萧红》,从动机说,确是出于对轻视萧红的存在——无论在她生前或死后——而自以为高贵者的激愤,在意识的深处仍然同鲁迅有关,因为萧红深受鲁迅影响,作为“弱势文学”的代表,是属于同一个精神谱系的。      自写作《胡风集团案》一文开始,断续写作有关文化批评、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文字已有十多年时光,从中逐渐形成一个基本的倾向,就在于观察和分析自由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境遇。我是自由的一元论者。我以为,自由是始基性的、核心的、灵魂的概念,人权、民主、科学、革命则是次一级的概念,还有派生的更多更次一级的。我特别关注人类的极端处境,历史上处于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统治下的困境,关注知识、思想、知识分子在权力社会中的反应及演变。在构成社会的多个层级中,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冲突是最敏感、最直接、最尖锐激烈的。古有“民不堪命”的说法,实际上,其中自觉最不堪的还是知识分子。唯知识分子有这种自觉意识,启蒙也藉此而产生。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革命运动,几乎无一不是由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活动家参与或发动的。因此,不妨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的最显明的标志。   热爱自由是人类的天性,而我们所在的是“必然王国”。自由的言说一定有无上的快乐,但在曲折的表达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乐趣。鲁迅在《华盖集·题记》中就极其出色地描写过这种乐趣,这是另一种快意,一种克服语言魔障之外的快意。然而无论如何,时至今日,终于有了告别理论回归创作的意愿。此即所谓“鸟倦飞而知还”欤?   我自知承担不起“知识分子”的角色,所以曾经对此饶舌者,恰好因为自己是一个旁观者罢了。我是一个缺乏关怀且内心荏弱的人。八年前,在《时代与文学的肖像》一书的自序中,我坦白说:         世间的文字大约有三种:一是独语的,二是对话的,三是宣讲的。……在三种话语形态中,我最喜欢是独语,房间里的声音。……房间与广场虽然相距甚远,但仍然不免向窗外探头探脑者,实在并非因为着意倾听所谓的“风声雨声”,说得简单点,有时竟仅仅为了打听一下远处的响动之所由来而已。   ……但愿有一天,让广场众声喧哗,让人们自由诉语去,我则全然返身于独语的世界……      三十年来,写过几篇自叙性质的散文,多是乡土的独语。然而太少,念及故园,心里不免觉得沉重而又空落,总是梦想着在乡间过上一段日子,写一部乡村传,一部关于沦陷、守望与流亡的诗篇,一部悲怆交响乐。   少时读左辅《浪淘沙》,至今还能记诵,词云:“水软橹声柔,草绿芳洲,碧桃几树隐红楼。者是春山魂一片,招入孤舟。/乡梦不曾休,惹甚闲愁?忠州过了又涪州,掷与巴江流到海,切莫回头!”当年气盛,心随流水,犹有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豪情;如今不见了芳洲,而乡梦依旧,频频回首,已经变作一种反讽了!      200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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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我拿起两部诗集

林贤治           今夜,我拿起两部诗集:一部是《瓦普察洛夫诗选》,另一部是《米吉安尼诗文集》。   《瓦普察洛夫诗选》是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本,多人译。封面桔红色,其上有线描的两个武装起义者形象,书名及书脊均作玫瑰红。若在煤油灯光的映衬下,会显得格外温暖,仿佛透着初暾的微光。   《米吉安尼诗文集》是中学时代购读的,存放在家屋的大木柜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突发洪水,所有的存书连同木柜全被压在砖泥之下,其中就包括米吉安尼。我找不到书的封面,首尾也有缺页,扉页后面插印的作者头像也没有了。依稀记得诗人的模样:前额开阔,目光略带忧郁,唇上留着短胡髭。这部书的用纸特别粗,脆,颜色也特别灰。“大跃进”年代有一批书都用这种纸,海涅的《新诗集》就是,简直近于黑。米吉安尼的诗印在这上面,倒是很相配,愈发显出那忧郁来。   在报上读到关于纪念瓦普察洛夫诞辰100周年的报道,随即想到米吉安尼,以及他们的诗集。两部诗集紧靠在书架一侧,它们是三十年前从乡下一起随我进城的。   瓦普察洛夫和米吉安尼都是巴尔干半岛人,瓦普察洛夫生于保加利亚,米吉安尼生于阿尔巴尼亚。上世纪初,他们差不多同时来到同样为土耳其人所奴役的世界。瓦普察洛夫1909年出生,比米吉安尼大2岁,米吉安尼却因肺病在27岁时早逝。时隔4年,瓦普察洛夫毙命于行刑队的枪弹之下,年仅33岁。这是划过时代的黑暗天幕的两颗彗星。   瓦普察洛夫的父亲曾参加反对土耳其人的战斗,母亲是保加利亚的美国学院的研究生,这样的家庭教育,给一位战斗的诗人的成长准备了良好的土壤。他就读于瓦尔纳航海机械学院,毕业后自愿当工人,随后加入保加利亚工人党(后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积极投身于社会解放运动。二战爆发后,保加利亚与德国法西斯结盟,瓦普察洛夫随之参加抵抗运动,直至英勇就义。米吉安尼诞生在一个贫民家庭,5岁时双亲相继去世,成了孤儿。在亲友的帮助下,他在当地读完小学,14岁被送进马其顿玛拉斯梯尔地方中学就读,接着又被送进神学院学习,8年的修道生活,不但不曾使他皈依上帝,相反激发了他的叛逆情绪,不断抨击宗教的虚伪和罪恶。不同于瓦普察洛夫的革命斗争实践,他是以一种精神内省的、孤独的方式倾向于革命的。   尽管在家庭境遇和生活道路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反抗,两人是完全一致的。瓦普察洛夫长期当工人,做过火夫、司炉工、技工,进入党内之后,既是战斗者,又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置身于工人阶级革命队伍中,更多地表现一个“喧嚣的机械的时代”的集体生活,许多比喻用的都是工厂里的意象。米吉安尼一直当乡村教师,熟悉的是阿尔巴尼亚农民的生活,世世代代承袭不变的贫困而悲惨的生活。在他们的诗中,虽然生活的范围和形态各不相同,但是对于生活,他们都同声发出恶毒的诅咒。   瓦普察洛夫把生活比作“恶狗”、“邪恶的、愠怒的下流货”、“积重难返的浪子”之类;在著名的《历史》一诗中,他唱出了被压迫者的呼声:      ……在你永无穷尽的卷帙里,   在每一行、每一个字的下面,   我们的痛苦将偷偷地眨眼,   发出一声辛酸的呼喊。      因为生活,对我们毫无怜悯,   它用沉重的残忍的爪子,   抽打我们饥饿的面孔,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语言会这样粗野……      瓦普察洛夫是富于激情的,即便诉说生活的苦难,也一样声调高亢。我是在一个名为“四人帮”的政治寡头集团覆亡之后不久,骑车进城买到《瓦普察洛夫诗选》的。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晚在小屋子里大声朗读此诗的情景。   米吉安尼也曾写过激越的诗篇,有的带有战歌性质,不过,他的热情更多地是经过压抑的。比较起来,瓦普察洛夫的诗更偏于主观抒情,技巧更具现代性。米吉安尼对于农村生活和底层人物的表现多是描画性的,正如他所说,“保存在人民心中的歌被偷走了,歌变成述说”;手法看似陈旧,读起来却是特别真实感人。乡居十多年,那是一段动荡的、恐怖的、卑贱的日子,我几乎离不开米吉安尼的诗,特别喜爱诗中那种超乎形式之上的忧郁气质。我倾听他,感激他,始终觉得他代表我在倾诉。他有一首诗,题目就是《在忧郁的旗帜下》:“在我们的国家里,/在每个屋顶上,/都悬挂着忧郁的/没精打采的旗帜……”他常常写到泪水,他的歌声是伴随着哭泣的。他在《苦难》中写道:      我每天都看见   生活   把各种情感   都逐个地打上   命运的戳记   而欢乐却没有存在的地方      生活,   以往我不知道,   你竟是这样可怕,   那时,我还没有   落入你的怀抱。      今天,在镜子里   我凝视着自己的眼睛,   我看见,由于苦难我的目光逐渐黯淡,   我看见,我的脸上布满了衰老的皱纹,   我很快就要变成一面   百孔千疮的旗帜,   在屋顶上   迎风颤抖。      两位诗人都深爱着他的祖国、土地和人民。米吉安尼出身孤苦,命运坎坷,他以悲悯的情怀,注视广大的不幸者:农人、妓女、弃婴、自杀者、乞丐、纤夫、疯子、囚犯……他说,他愿意在膝盖一样深的污泥中行走,拥抱那些深夜里与他一起跋涉的人们。瓦普察洛夫的爱同样来自人性的深处,而非政治信仰和集体意识。人道主义不是意识形态,不是宣传灌输可以奏效的。相反,意识形态国家往往敌视人道主义。我怀疑,人道主义直接来源于血统——深蕴于个体生命内部的关于民族和家族的悲剧命运史,爱与同情都是一种心灵秘传。为了纪念一位战死的同志,瓦普察洛夫一连写下《同志之歌》、《妻之歌》、《信》、《梦》等诗篇,从中不难发现,燃烧的热血中随处都有泪水的润湿与温柔。   由于爱,瓦普察洛夫和米吉安尼不能不怀着神圣的愤火高唱复仇。瓦普察洛夫在一首诗中写道:“你曾经教过我,亲爱的母亲,/要爱所有的人,像我爱你一样。/我愿意爱他们,母亲,但是/我必须也要有面包和自由。“同样爱人类,战士、诗人与宗教家便有如此的不同。为了改变人类的非人处境,为了寻求自由、正义和真理,他们的竖琴弹不出平和之音,他们成为至死不肯妥协的反抗者和革命者。   在两部诗集中,都有多首献给春天的诗。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乌托邦。米吉安尼对索古政权憎恨至极,他在《低声歌唱》中表示拒绝官方的民族主义宣传。在《寻求的心》里,我看见诗人含着热泪的明澈的目光向着西方,一面怀着敬慕,一面怀着疑惧;正如《沉思》所写,“每一滴悲苦的泪花里都有一个人诞生”,用希望的微光照亮行程,而所经的道路又无处不是坟茔和荆棘。他心灵的创伤太深,矛盾重重,他在希望和绝望中迂回行进。《片断》中写到,一个小流浪儿立誓要做这个世界的“复仇者”,结果在没有找到语言之前就被汽车压死了。我猜想,这是诗人遗下的“途中的镜子”。他生前惟一的诗集《自由的诗》出版后,立即遭到政府的查禁,只有有数的几册幸存下来。他对时代的记录和抗议,惟靠手抄的形式在世间流传。   瓦普察洛夫的反抗是有组织的反抗,是政治革命。苏联成了他的乌托邦。在当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恐怕没有哪一位激进的知识分子不是为之神往的。在政治上,瓦普察洛夫有一种坚定性,一种惟古典共产党人所具有的抱负;为了实现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他渴望战斗,甚至渴望在战斗中死亡。他在《一封信》的末尾写道:      尽管强烈的阳光               会灼伤   我的翅膀,像一只渺小的粉蝶,   我决不诅咒,           也毫无怨言,   因为我知道           迟早我总要死亡。   但是当你死在             大地               开始   蜕去谬误的躯壳,   千百万人重庆新生的时候,   死是一支歌,           是的,那是一支歌!      在我阅读过的诗人中,殷夫,可以说是中国的瓦普察洛夫。为了反抗一个由几千年的传统帝制国家演变而成的现代政党国家,他在中学时起参加革命,两次被捕,遭到惨害时才22岁。他15岁写诗,是一个早熟的天才;虽然比不上瓦普察洛夫的成就,但是,他的诗一样闪射着自由的梦想、青春和激情的光芒。鲁迅称,“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而且强调指出,“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当时,还有一些左翼诗人如艾青等,都是与瓦普察洛夫和米吉安尼同属一个精神谱系的。1949年以来,官修文学史曾经给予殷夫们以很高的评价,其实所取的是政党立场而非人类的、人道的、自由反抗的立场。任何反抗专制统治,追求自由解放的精神遗产,都是人文主义传统的一部分,应当为我们所珍视。可是,近三十年来,我们的学者却无视政治生态的历史和现状,手执非政治化的大棒,把殷夫们几乎全部给打杀了。   据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2009年为瓦普察洛夫年。保加利亚的纪念活动十分盛大,国家图书馆召开了研讨会,图书馆和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专题展览,同时发行第五枚瓦普察洛夫纪念邮票,首映一部长达54分钟片长的纪录片。一个革命时代的共产主义文学圣徒,获得今日西方和他的祖国如此的尊崇,令我深感意外。由此我确信,只有在民主社会里,在脱离了极权主义统治的国度,才可能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维护言论社会的公正性,实现真理的价值——说到底是人的价值。   关于瓦普察洛夫,还有米吉安尼,我国当今的诗坛已经遗忘了他们,许多诗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买的《瓦普察洛夫诗选》,恐怕是最后一个汉译本了,距今快30年,不见重印;而《米吉安尼诗文集》,在书店里消失的时间更长,少说也在40年以上。进入90年代之后,据说到了“告别革命”的时代,学界纷纷批判“激进主义”而倡言“宪政”与“改良”,文界也群起倡导“私人写作”和“身体写作”,像瓦普察洛夫和米吉安尼这些曾经寻思反抗和参与革命的诗人,受到普遍的忽视、漠视乃至歧视自是理所当然的了。   瓦普察洛夫在《就义之歌》里写道:      战斗是艰苦而残酷的,   战斗,正像人们所说的,是史诗。   我倒下了。另一个就接替我——   何必特别标榜一个人呢?      遭到刽子手——再遭到蛆虫,   就是这样简单的逻辑。   可是,我的人民呵,因为我们这样的热爱你们,   在暴风雨中我们必将和你们在一起!      可是,谁去接替他呢?谁会热爱他们呢?   我顿然想起,鲁迅恰好也曾用过诗中的比喻,但指的是另外的“蛆虫”,为“文界的腐败”所滋生。他说,这群蛆虫“挂着好看的招牌,在帮助权力者暗杀青年的心,使中国完结得无声无臭”。当然,鲁迅的评说距今就更久远了,时间足足过去了80年!      2010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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