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

燕山讲堂77期实录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之四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燕山讲堂 , 学术史 , 抄袭争议 “党同伐异”的汪晖抄袭事件 2010年3月10日出版的《文艺研究》和3月2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先后刊载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接下来,无论是支持王彬彬的“倒汪派”,还是支持汪晖的“挺汪派”;所发扬光大的都是鲁迅“党同伐异”的战斗精神。 我觉得王彬彬揭发汪晖的文章是公益性行为,正当的,做了一个好事。但是,他在文章中可以心平气和地把这个事说出来,用不着一棍子把人打死。 议论汪晖的一些人中,有些人没有资格,特别是易中天先生。易中天先生抄袭尹宣先生的《辩论——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出版书籍,尹宣先生费那么大的功夫从美国翻译过来,你一个招呼都不打,给人一改就出书了,那是更严重的抄袭。尹宣先生去世前,留下最后一句话就是:死也不原谅易中天。可想对人家的伤害有多大。易中天来说汪晖的事,首先应该说说自己的事。 在这个争论中,让人信服的是谢泳。谢泳在《当明引不当暗袭》一文中,列举了古今中外的学术界共同遵守的学术规则。最重要的就是清代经学家陈澧在《东塾续集》中所说的“前人之书当明引,不当暗袭……明引而不暗袭,则足见其心术之笃实,又足征见闻之渊博”。这段话也就是陈源说的,拿人家的著作蓝本,只要说明,就没事了,没有说,就是抄袭。就是这样道理。古今中外都是这个道理。 按照这一标准,无论是马叙伦的《庄子札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还是唐弢的《晦庵书话》和汪晖的《反抗绝望》,都存在着一部分的“暗袭”而不“明引”的抄袭事实。 比王彬彬说得更确凿、更有说服力的是郑也夫教授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汪晖抄袭不是疏漏的两条证据》,证据确凿地指出汪晖引用马克思的话,就加了引号和注解;引用本国学者李泽厚的话,既没有加引号也没有加注解。汪晖引用外国伽达默尔的话,加了引号和注解;引用本国学者张汝伦的话,既没有加引号也没有加注解。 这次的抄袭风波中,国内媒体要求采访,汪晖一概拒绝,最后却选择了海外的《联合早报》,且拉了许多读不懂中文的外国人替他签名说话。中文都不懂的人有什么资格签名?新左派的人一般都是爱国人士,中国人的学术著作,你不说明,不加引号和注解,外国人你怎么就注解?这不是崇洋媚外吗?你不光是抄袭,比抄袭的性质更严重,就是公然进行种族歧视和崇洋媚外。从道德上说,抄袭承认了,大家就会放你一马,承认一个错误,扣你一点工资。但你暴露了更严重的问题:本国学者抄袭本国学者的东西从来不加引号、注解,引用外国人的东西,就加注解、引号。你有没有公正心?有没有学术常识?到底爱不爱这个国家?本国的人都不爱,会爱国吗?这是什么新左派! 汪晖抄袭事件原本不是大事,抄人家东西,别人指出来,承认,接受处理就是了。像朱学勤不承认,但把博士毕业证交给复旦大学去审,如果你们说是的,这个博士学位我就不要了。这是一个态度问题。汪晖没有这个态度。如果汪晖有这个态度,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的攻击他。抄袭又不是杀人放火,也不是鲁迅所说的“男盗女娼”,没有那么严重。但不承认,问题就严重了。做错了事,就要承认,连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你还是一个大学教授,一个公共人物,整天到国外搞学术交流,还代表这个国家,我们就不能容忍,公共人物必须有一个严格的要求。 公共人物有错误,即使是胡XX、温XX错了,也得承认错误。何况你是一个学者。永远不承认错误,永远就有权利追究你。 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谢谢大家。 主持人:今天牵涉到诸多教科上的人物,鲁迅、唐弢等,让我们有了另外的认识。董桥曾经说“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当下所发生的新闻事件,在未来,就历史的院士资料。个人会在历史上留下怎样的位置,每个人都在思量,这可能是选择认错和不认错的艰难所在。 下面是自由提问时间。 提问:这个事件从三月份开始,双方争执得很厉害,很多人说,清华大学应该成立一个学术调查委员会调查剽窃到底是否成立。前一段时间,学者联名给清华大学和社科院,他们为什么不启动这个调查,不管最后是证实抄袭,或者没有抄袭,清华大学为什么不做这个事? 张耀杰:社科院、清华大学等任何大学和学术机构都有学术委员会,只要学术委员会承担起责任就可以。但他们就不负责任,拥有公共权力的人从来不负责任,我们这个国家从1949年以后就是这样。应该承担责任的人不承担责任,才导致这个事这么大。清华大学的校长和科学院的院长当时如果负责调查,这个就不会闹成这么大。 提问:有一个说法,如果清华大学不调查这个事,清华大学的校长就会下台? 张耀杰:这是言论表达,不至于那么严重,但他们确实没有承担责任,在这方面有渎职的嫌疑。 提问:有没有其它的渠道去监督? 张耀杰:没有其它渠道。这个事只能是我们学者不断地追究。 提问:张教授提到鲁迅在《不是信》文章里,涉嫌到说谎的问题,在攻击的话发表之前,就已经把原著买了? 张耀杰:“重余”揭发抄袭的文章是8号发表的,鲁迅6号就买了两本画册。攻击的文章正在写、没有发表时,鲁迅是知道的,甚至参与了。那时孙伏园等人整天往鲁迅家里走,《Art of Beardsley》是在发表之前两天买的。鲁迅在文章中写的是这事出了以后才去买这本书,鲁迅显然是说谎了。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是汪晖方面有很多被报道出的抄袭问题,是因为在图书编辑中,编辑擅自把一些注释、引用给去掉了,这个是不是有人在说谎,如果不是说谎的话,这样的一个责任怎么认定?第二的问题是,也是为汪晖做辩护,当时南方周末把这个事报道出来时,并没有充分地征求汪晖方面的判断,对类似这个事,在媒体报道方面,应该有一个什么样规范,或者责任,这个您怎么看? 张耀杰:第二问题就像甲方告乙方,法院要立案时,不可能还会问一下乙方是否同意。没有这回事。抄袭就是抄袭,摆出来的东西,事实已经构成了,凭什么还要通知你,征求你的意见。揭发对方抄袭,难道还会问“要不要揭发?”,哪个贪官贪污了,举报人难道会说“我要举报你,你愿不愿被举报?”哪有这样的道理? 主持人:其实编辑还是征求了汪晖的意见。但是汪晖不接受采访,且拒不回应。最近的回应在《联合早报》上。 徐东来:有人说王彬彬这次较劲汪晖,是朱学勤等人在后面做的一个策划,我不知道这个内幕到底是怎么的,有没有这回事?您怎么看。 张耀杰:我也不知道,因为六月份时,我见过南京大学的董健老师,南大对王彬彬揭发汪晖,非常不满,专门找王彬彬谈过话。董健老师他们签名声援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像王彬彬这样主持公道的事,政府当局出面阻止也是不可以的。王彬彬列了很多证据,这些证据不可能完全成立的,包括出版的问题、技术上的问题也应该是存在的。但是证明抄袭,我觉得不需要那么多的证据,郑也夫所说的两个证据就完全可以成立了。 审查委员会不用审查,就是一个下结论,怎么处理这个人和怎么处理这个抄袭事件。另外,抄袭了,并不等于说这本书没有一点价值了,也不是说汪晖没有一点学术水平了。不能用一点来否定其它的东西。但抄袭就是抄袭了,抄袭者本人应该承认错误,有关的学术机构应该给一个处理意见。 提问:我有一点异议,你刚才提到易中天先生的事,我个人认为他对一个事的评论有没有资格,跟他本人有没有抄袭行为是没有关联的,也就是说,即使他本人有抄袭行为,他仍然有资格评论人,不知道您怎么看? 张耀杰:我的意思是他应该有资格,前提是易中天承认自己的错误,才能说汪晖有这个抄袭现象。 如果一个小偷偷人家100块,另外一个小偷偷了1000块,偷100块的小偷就喊着要抓1000块的那个小偷,自己跑了,偷100块和1000块的小偷,是同一性质,同样被抓。我所说的资格其实就是一个公平态度的问题。 提问:挺汪派有一些批评,说这件事传统媒体不应该参与,不可以批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应在一个小范围内解决。大家把这个事放在媒体上去报道,对汪晖是不是公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媒体应不应该参与到这个事来? 张耀杰:学术刊物是媒体,出版界也是媒体,小范围可以谈论,大范围凭什么不可以谈论?教授拿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国库的钱,你的学问行不行,好不好,有抄袭还是没有抄袭,就是要让老百姓讲。应该让所有的老百姓来监督。如果没有做坏事,就不会怕人家讲你。 回应:我觉得学术圈本身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圈子,因为你做的学术,最终所指的或者影响是大众,这些学者教授获得的话语权也是面向大众的,如果教授出问题,大家不能往上批评的话,我觉得这是知识狭隘的精英化。我觉得在现在的社会生活中,可以就这个事发表意见。 补充:我觉得这个问题不牵涉到学术的问题,每个问题每个人都可以讨论的。另外,针对汪晖学术问题,鲁迅研究的水平高不高,这方面是需要小范围讨论的。 其实汪晖研究的水平也并不怎么高。我现在有一些文章开始反驳汪晖的观点,他的很多观点都有漏洞可批判。 张耀杰:汪晖对鲁迅研究这个东西,我有很深的感触。十年前我专门到书店买了汪晖的《反抗绝望》和林贤治的《人间鲁迅》,回去翻了几十页,觉得这两个人研究的鲁迅研究得太差。汪晖故意把明白的话说得让人不明白;林贤治有很多加引号的文章,我都不知道从哪里引的。我这种将鲁迅的日记、书本看过的人都不知道他引的是不是鲁迅的话,一般的读者怎么能够看得出来?做学问不能这样做,做学问引用那么多话,总要说一个出处,从哪儿引的,不加注也可以的。但几乎全部的引文,从来不说出处,我纳闷,这样的书不知道是怎么出来的。写了书让了大家看,整本书到处都是引号,一般的大学生、高中生怎么读,诚信度在哪里?从学术上来说,一定要标清引用的原话。 “倒汪派”和“挺汪派”,不是简单的就这两派人,没有那么简单。我就不是倒汪派的人。我不是还还写文章批评过王彬彬吗?我觉得谢泳的态度也是很公正的。 主持人:在这样一个事情上,事实真相可能是唯一的标准,“党同伐异”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比如最近的郭德纲事件,也会发生这种事。新闻界的权威、声誉、尊严应该体现在事实真相的呈现和探寻,而不在于对郭德纲的一致声讨。 在汪晖事件上也是同样的道理。我期待能有更进一步的进展,有一些真实东西呈现。没有部门的权威结论,但新闻记录了,历史记录了,可能结论也就出来了,并不一定需要清华大学或者社科院、中科院做一个什么样的结论,结论在普通人的判断之中,在历史的记载之中,现在在现实中,以后就会沉淀在历史的记载之中。 今天燕山大讲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http://view.news.qq.com/a/20100817/000049.htm#p=2 http://view.news.qq.com/a/20100817/000043_3.htm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燕山讲堂77期实录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之三 / 2010-08-17 22:20 / 评论数( 0 ) 燕山讲堂77期实录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之二 / 2010-08-17 22:20 / 评论数( 0 ) 燕山讲堂77期实录: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之一 / 2010-08-17 22:20 / 评论数( 0 ) 最低碳也最低俗的特色文化 / 2010-08-14 12:47 / 评论数( 3 ) 被删节的“胡适的声音” / 2010-08-10 22:45 / 评论数(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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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与反抗》自序

林贤治          复旦大学出版社慷慨赠与一个出版文集的机会,要求编选范围在近三十年之内。我从最初发表作品算起,距今恰好是三十年左右的光景,不算“资深”。   三十年时光模糊了有关写作的许多记忆,但是,有一段耻辱史却完整地保存下来,历历如昨。1974年前后,为求发表,我曾按报刊的模式制作了成打的颂歌。或许,粉饰太平仅仅出于无知是可原谅的;问题是,当时的时势已经使我因长时间的恐惧与忧虑而感到厌恶,甚至于绝望,写作是在头脑清楚而非狂热的情况下对现实的改写。我说这是耻辱,不是屈辱,是因为这种背叛良知的写作完全是自觉进行的,并不存在任何外部压力;仅仅为了实现个人的目的,便甘愿与邪恶势力合谋。如果说屈辱乃来自对强制力量的服从,尚有一点心的反抗的话,那么,像鲁迅说的“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直至“忠而获咎”,是只能认作耻辱的。   这种奴才式而非主人式的写作,幸而时间不算太长。至1976年5月,事实到底撕破了我的源于“隔膜”的好梦,廉价的颂歌唯因“政审”而卡死在出版机关那里。当然,我得非常感谢鲁迅那富于洞察力的著作对我的及时的救助。我学习着解剖自己。我在自身的耻辱和苦痛中吸取教训。   写作必须真诚,无论理论,无论诗歌。写作不能外在于自我,作品必须像鲜血从血管里流出,泪水从眼眶里流出一样真实。首先,写作得让自己清醒,让自己感动,贯穿自己的生命而让自己从中受到鼓舞。必要时,写作将成为一种抵抗,它是压迫的产物,正如鼻孔和嘴巴被蒙住时所作的粗重短促的呼吸,它的急迫性,相当于一次自我拯救行动。要自己发出声音,就不能借助别人的咽喉;不得已时使用他者的概念,甚至用语,也当如武器和工具一样,是自家手足的延长,属于个体语言的一部分。许多所谓的“规范”,往往是反个体,反真实的,如果说有什么“规范”值得循守的话,也只能出于自由表达的必需。   我以为,要获得并坚持“求真意志”是困难的,必须时时抵制、拒绝外部的诱惑,尤其是主流价值的诱惑,时时同自己内心的懦怯、虚荣、盲从、苟且的习性抗争。   我的写作是从诗开始的,后来写传记,散文,评论,也可算作“公众性散文”。所谓“公众性”,是指题材、主题的非私人性质。随着对个人问题的深入思考,必然涉入社会而使之带上一种普泛性;这跟知识分子从根本上追求普遍的价值和意义,毕竟有很大的不同。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超越性、独立性、使命感和批判的勇气,都不是我所可企及的。我承认,我作过种种努力,迄今为止仍然无改于一个犬儒主义者的角色。但是,我对现实世界尚不失关切的兴趣,不想像赫尔岑形容的一些学者那样嚼食枯燥的概念度日,虽然在写作的实际过程中,不能不使用学者制造出来的各种知识。   为什么写作?因为热爱自由。自由是第一性的,艺术和学术是第二性的。俄裔英国哲学家伯林高度评价叔本华和尼采,置于康德黑格尔之上,就因为他们反体系而返身于自由书写。但因此,伯林指出,“两个人都不属于学术界。”其实伯林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他的身上,便可鲜明地看到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血统。   能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在诗与思之间,在艺术与学术之间找到一条贯通的道路是好的。如若不能,我宁愿返回创作,返回诗,摆脱灰色的理论,抛弃长期以来用逻辑语言建构的形式,连同时时受阻的苦恼,去寻找一种最切合我个人的方式,因而也是最自由的方式,让自己尽可能地接近生活和生命中的真实。   遵照出版社所要求的体例,将三十年的作品选编如次。据说编年的形式有助于知人论世,倘使果真如此,那么,在这里展现出来的近三十年的人生是有缺陷的。我省略了根本不容省略的历史内容,而且,在关键时刻,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为此,我至今仍然感觉内心沉重,因为这也是一种耻辱。当明日来临,我定将抽出手来,补写为昨日所遗漏的空白的一页。   我不会忘记。      09年9月14日,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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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过程,还是过程

在网上看到这篇批评文字,来自一个叫“单车上的骑士”的博客,原文名字叫《非如此不可?—柴静的受洗》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11870f0100i66j.html,这样严肃而诚恳的批评,让我触动,引在这里,向这位不知身份的朋友致谢,人困而求知,然后明白知之不足,所求也就没有穷尽。

 

四月号《书城》杂志载柴静纪念顾准的长文《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柴静的文章我当然要多看两眼,只是有点纳闷,非值顾准祭日亦非值顾准新书出版,何故此时刊发?上网一搜,原来是其博客12月23日顾准祭日的文章,《书城》转发而已。博客上网友回复早就铺天盖地,感性的居多,几乎个个泪湿键盘。而我没哭,所以简直有点惶恐。

  感动的话说多了也没意思。柴静作为记者,文章效果重在普及,但现在登上《书城》,我就不由要严肃品评一番。
  立意和文采没得说。“非如此不可”,管它典出贝多芬还是昆德拉,反正是作者自己写照。柴静既然借顾准明志,表露勇往直前之意,吾人当衷心鼓励之。但细观文章水准,虽然下了不少功夫,也只能算一份自修作业——题目:我看顾准,指导教师:朱学勤。问题意识是朱学勤的——“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答案也是朱学勤的——“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达到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连升华之句都是朱学勤的——“他就象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说此文是朱学勤指导乃玩笑话,我想说的是,柴静大约是通过朱先生的眼睛去看顾准,单兵掘进不够。先看朱先生,再看顾前辈,结论早就有了,只不过自己灵魂亲历一番,算是受洗皈依。

  《顾准日记》应该出版于1997年。“发现”顾准是1990年代的重大思想事件,王元化一类学术大腕都著文推进。关于顾准的言说多种多样,朱学勤先生自己就提到林贤治、罗岗、薛毅的不同观点,但是朱学勤、吴敬琏等人的观点——“自由主义的言说”或者“市场主义”成了主流(参见《90年代思想文选》第二卷)。后人将顾准树为典范,自己也就成了典范。但原本多元的路向一旦封闭就有点单调。柴静无创新,只能算是个人求道,通过顾准实际通过朱学勤明确自己的认识而已。当然,柴静本人也没想做典范,只求无愧于心,我作为读者也只愿以诚相报。

  我不是顾准研究专家,不敢对柴静笔下的顾准妄加评论,然而有几处表面硬伤需先提出来:
  首先是一处引文错误。

   
柴静:“他(顾准)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读者未免奇怪,神界的普罗米修斯怎么会说出这种学术话来?顾准在《僭主政治与民主》一文里是这样写的:“马克思是雅典精神的热烈的赞扬者。他的博士论文在高度赞扬伊壁鸠鲁哲学之后,引用了雅典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剧本,写下了下面的话: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在《希腊城邦制度》一文里就更清楚了:他们一些主要著作流传至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引埃斯库罗斯的《普洛密修士》一剧中普洛密修士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指出:“(这)也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神格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希腊城邦制度》第六章)所以破折号前后的话分别来自两处,一处是埃斯库罗斯的剧作《普罗米修斯》,一处是马克思的论文《德莫克利特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柴静混为一谈了。窃以为这若非粗心,就是通过别人文章看顾准的后果。(顺带说一句,听过刘小枫讲演或看过刘小枫编著的古典注疏集会知道,在埃斯库罗斯那里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其实很猥琐轻浮。普罗米修斯被塑造成英雄形象乃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事情。)

  第二,柴静:“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娜拉是富家太太,她的离家出走是资产阶级个人启蒙式的革命。所以鲁迅提出“娜拉走后怎么办”实际是问小资产阶级或者知识分子启蒙后该怎么办?放在中国也就是问五四青年该往何处去?有的去了上海,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去了台湾。所以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的问题,而是娜拉该投入哪个阶级的问题。顾准在《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里说明自己只是效法一下鲁迅的说法而已,本意是罗伯斯皮尔、列宁们一票干成之后该怎么办才不会陷入恶性循环。但无论如何柴静还是带出了“革命后”这个问题。自由主义者的回答干脆是,就当无产阶级革命没发生过,回到英美革命就好。而我这里无法回答,只顺带做个广告:即将出版的蔡翔先生十年一作《叙述/革命之后》一书就是讨论中国革命后的问题。

  第三,柴静:“我受益于他最深的,是他对人类永恒进步的信仰”,在文章收尾部分只达到这个结论未免英雄气短。对人类永恒进步的信仰是哥白尼、布鲁诺、培根、达尔文等无数启蒙先驱早就灌输给我们的思想,何须顾准?不过后面再引用吴敬琏的话意思就很清楚了,这里的进步指的就是转向市场经济。又不是什么犯禁的话,何必这么模糊?柴静说这话也许是在为自己打气吧,我理解如今做一个有良心的新闻工作者有多艰难。此处且略过。

  我想略微深究的是涉及黑格尔的部分。柴静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他评价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

  顾准写《辩证法与神学》是为了告别黑格尔,反对一元论。他认为辩证法只擅长“破”而毫无“立”之道,自然科学发展早就把辩证法扔到身后去了。在对马恩黑的一番批判和对两组概念的一番排列组合之后,顾准得出结论:唯物主义加经验主义才是王道。所以“他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说法只是一团浆糊,倒是应该说顾准是认真阅读马克思的。顾准在那种困境下读黑格尔而有很多精辟言论,确实才华横溢,但是缺陷也不少,比如以《老子》、《大学》来证明中国人自古擅长辩证法从而被辩证法所害。以《老子》比附黑格尔的辩证法就像以算盘比附计算机一样是历史错位、牵强附会。黑格尔的辩证法恰恰建立在对以往经验主义科学扬弃的基础上,《老子》怎么会有这个基础?我个人感觉顾准思考问题的方式有时候颇似黑格尔在《小逻辑》里批评的所谓“抽象理智阶段”的形式逻辑。英美的经验主义逻辑和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并不相容,这一点柴文并不清楚。顾准指斥黑格尔以致马克思是一元实在论似也有误解成分。这些理解受制于那个时代的条件,况且顾准是在去世前艰难写作,所以不应苛求顾准。黑格尔学说自身也需要发展进步(刚出版不久的《黑格尔与普世秩序》值得一读),只是后人不可人云亦云。如果不看黑格尔而看顾准,很容易觉得顾准说得对,但是仔细看过黑格尔之后就会有自己的想法。顾准等前辈摆脱黑格尔是特定历史下的选择,吾辈当作同情式理解,但现在问题是:顾准说不要黑格尔,那些从来没好好读过黑格尔的粉丝们也就不要黑格尔了,这就比较麻烦。要弃至少也是读过了再弃。我倒是建议柴静先让黑格尔好好“毒害”一下自己,从《小逻辑》开始,这样在学理上才算曾经沧海。何况黑格尔学说要比顾准所言丰富得多,永远是一块绕不过去的大陆。与顾准同时代,王元化读黑格尔时秉着“回到黑格尔”的态度汲取了很多资源,和顾准还不是一路。王元化恰恰认为中国人不是为辩证法所苦,而是为歪曲辩证法所苦。柴静工作如此忙碌,怕是无暇细细辨析这些。

  另外,柴静引顾准这段话的意思大概是想破除对神的迷信。不过政治哲学领域的神义论和人义论之辩可不是一个简单话题,任何政治学家都不敢小看政治神学的意义,这里不多说,只说一句:启蒙主义也是需要普罗米修斯神话的。

  神话有很多面孔,张爱玲就是其中一副。同一期《书城》竟有两篇文章引用张的观点,郑远涛说张爱玲“看得津津有味”,柴静说张爱玲“看到了天才的横剖面”,都是疏疏几个字,教义一般,一下子就暴露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资神学或者软肋。谁说张爱玲的文学远离政治?她时时刻刻都在影响公共知识分子们的感观呢!

  欣赏柴静如此努力地进入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思想史,套用小沈阳的话,这是“必须的!”我只愿她不会滞留在这一点,不然可就成了林俊杰的《江南》——“风到这里就是粘,粘住过客的思念,雨到了这里缠成线,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我还是要仿效黑格尔喊一声:过程,过程,还是过程!

  柴静最后说:“将来的时代评价一个人,不会简单地基于得失功过。”是的,此话不仅对顾准如此,对顾准所厌弃的人也将是如此!

《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d37b0100gvs2.html#comme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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