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弄潮儿》前言
2011年,査建英在美国出版《Tide Players:The Movers and Shakers of a Rising...
阅读更多发布者Xiao Qiang | 1 月 28, 2014
2011年,査建英在美国出版《Tide Players:The Movers and Shakers of a Rising...
阅读更多发布者岂能因为声音微小而不呐喊 | 12 月 22, 2013
王蒙確實令人想起具有儒家文人素養的優秀官員的形象:忠君愛國、同情百姓、鞠躬盡瘁致力於完善現有體制,而非改變它。正如所有那些為偉大的權力和文化中心而獻身服務的人一樣,他的遺產、他的成就與妥協也必將被眾人依此評說。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money | 11 月 10, 2011
“今天还去书店、图书馆吗?” 阿 城(北京,作家) 现在不去书店买书了。 这里的图书馆也不去。 陈 村(上海,作家) 最近去过季风书园,买新近出版的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等。 不去图书馆找书,效率太低成本太高。 陈丹青(北京,画家) 自从我自己的书在书店卖以后,就再也不去书店了。 去图书馆借书几乎是古代的记忆。 陈冠中(北京,作家) 书店固定去万圣,但自去年以来书店去得少了,不如在网络上买书多了。 在大陆从来不去图书馆,以前在香港的时候会去大学图书馆。 陈平原(北京,教授) 现在买书就是请学生代买。 图书馆是经常要去的。 陈尚君(上海,教授) 坚持到书店买书,每月要花上千元,网络购书为辅。 偶尔去图书馆借书,主要利用图书馆的电子资源。 陈思和(上海,教授) 书店当然去得多了,我不会在网上买书,要买也是托学生买点。 图书馆我现在去得少了。 陈子善(上海,教授) 最近一次去书店是上周日去季风书店陕西南路店。我现在每周一次去季风书店华师大店,最近一次在书店买的书是《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华师大图书馆还是经常去,上海图书馆有一段时间没有去了。对我来说图书馆是我研究工作的起点,很多材料都是在图书馆发现的。 董 桥(香港,作家) 英文新书店、旧书店还去去。 图书馆只是偶尔到港大时去查查资料。 冯 象(美国,学者) 一月去书店一两次,买五六七八本。 图书馆很少用了。 傅 杰(上海,教授) 逛书店已成瘾,但通常只在学校周边。 通常也只去学校图书馆。 傅月庵(台北,作家) 我在旧书店工作,总到书店借书看,看完还回去卖。 图书馆就不去了。 葛剑雄(上海,教授) 近年几乎没有去书店买书,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得到的书也来不及看。 没有去其他图书馆借书。复旦大学图书馆与我自己的藏书已能满足我的需要,偶然通过馆际文献传递找过一两种资料。 葛兆光(上海,教授) 我仍然隔一段会去书店买书。 但很少去图书馆借书。 何兆武(北京,教授) 每个月去一次万圣。 图书馆不去了,嫌麻烦。 黄 裳(上海,作家) 书只托朋友买。 图书馆不去了。 江晓原(上海,教授) 书店仍然去,但越来越少了。偶尔也在网上买书。当然我的情况稍微特殊些,因为许多我需要的书出版社会送给我。 图书馆很少去。已经好多年都不去了。以前是因为图书馆服务太差,现在也许有所改善,但我们已经有别的渠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图书馆,比如网络、个人藏书等等。现在许多期刊、图书都可以在网上看到。 蒋 寅(北京,学者) 家里书放不下了。 主要去图书馆借书。 恺 蒂(南非,作家) 书店经常去。 图书馆不去,这里没有好的公共图书馆。 李 辉(北京,作家) 当然去书店买书,可欣赏,可比较,可挑选。 图书馆偶尔去查资料,书就不借了。 李 黎(美国,作家) 在美国买英文书,近年比较少到书店买,而多半是网购。但我不在网上买中文书——回台湾和大陆时,逛书店是美好的享受,每次都买到行李超重。 从前觉得不上图书馆简直活不下去。自从有了互联网,除非是为了特别的报刊杂志或者网上查不到的数据,近年是越来越少上图书馆了。 李长声(日本,作家) 近处有几家书店,甚至有一家较大的,穿过它进站乘车,所以书店几乎不是特意去。书店的乐趣在于翻阅,其次才是买,虽然很有点对不起开店的。没有藏书之好,更不想搬家拉上几汽车,不得不买时才买。 家里不订报,楼后有一个图书室,去那儿看报看杂志。附近最大的图书馆藏书一百多万册,每周至少去一趟。比起书店来,更爱图书馆,起码不会有囊中羞涩的尴尬。该馆在公共图书馆的出借统计中名列前茅,我贡献大焉。 李公明(广州,教授) 我买书主要三种渠道,一个是书店,还有一个是批发市场,还有就是网络。 图书馆这些年去得比较少了,利用藏书比较多吧。 梁小民(北京,教授) 网络购书比较多,每隔一两个月买一次,实体书店去得很少。 最近半年我图书馆去得很少,过去形成的习惯就是中文书能买就买,英文书偶尔从图书馆借。 梁治平(北京,学者) 偶尔去书店买书(网上稍多),大约一年一两次。 不去图书馆。 林 达(美国,作家) 一个月去一两次。网购剧增,书店骤减,《第五元素》的世界在逼近。 去的。图书馆还一年两次卖旧书,比萝卜还便宜。 林行止(香港,作家) 平时少出门,在网上购书为主。 读书喜在书上画线,图书馆借的书上不能乱画,所以不去借。 刘 铮(广州,编辑) 在书店买书的次数越来越少。 已有数年未在图书馆借书了。 刘军宁(北京,学者) 很少去书店。如有机会通常会在国外买些原著。 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图书馆了。政治学在中国太不发达了,在书店和图书馆都很难找到自己要的书。 刘梦溪(北京,学者) 过一段时间总要去中国书店或万圣书园。 图书馆不直接去,而是托年轻人去借书。 刘 擎(上海,教授) 一个月去一两次书店。 一年难得去一次图书馆。 刘绍铭(香港,教授) 退休多年,无“学报文章”压力,空闲时只读些以前应该看但一直抽不出闲时来看的“闲书”,逛书店。 去图书馆都是偶一为之。 刘苏里(北京,学者) 出差在外,当地书店是一定要逛的。平时主要在万圣买书。昨天还买了几本: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保罗·维利里奥《战争与电影》,隈研吾《自然的建筑》,柯布西耶《一栋建筑,一座宫殿》,萨姆纳《权利的道德基础》,姚金果《解密档案中的陈独秀》等。 大学毕业后,就没去过图书馆。看书靠买。想看什么买什么,买什么看什么。 刘再复(美国,学者) 在美国去图书馆借书多,在香港和大陆去书店买书多。 我基本不上网、不用手机,所有时间都留给读书。 陆谷孙(上海,教授) 难得去书店买,主要在黄鱼车和Amazon买书。 要看的书图书馆没有也不会有,更难得去。 陆建德(北京,学者) 现在好书多,因此到书店就生出恐怖感——自己精力、时间不够,担心已经远远落伍。偶尔在书店买书,常请朋友在网上代购。 虽是伤心之地,还是常去。有些书舍不得还——因为相关的文章还没有写。现在就还,意味着放弃、失败,其实是虚荣心在作怪。 罗 岗(上海,教授) 最近去的是季风书园华东师大店,这店开在那么偏僻的地方,如果不支持一下,估计坚持不了多久,所以一有机会就去光顾一下。最近这次去买了两本书,一本是饶宗颐的访谈录《文学与神明》,一本是斯金纳的《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 我当然上图书馆,特别是我任教大学的图书馆,不过去借新书很少,大多数时候是查资料,譬如旧期刊旧报纸,还有现在不易看到的旧书。现在图书馆的编目都数字化了,所以查书也很方便。 骆玉明(上海,教授) 买书网购或者托学生去书店代买。 图书馆是经常要去的。 马立诚(北京,学者) 我现在实体书店和网购的书比例各占一半。 图书馆我也会去的,写一些文章或书,家里相关藏书不够时,就得去图书馆查资料。 迈 克(法国,作家) 书店当然去,虽然比以往少。 向来很少借图书馆的书。我想我有双重标准洁癖,一方面嫌借来的书有气味,一方面遗憾不能在上头眉批。 毛 尖(上海,作家) 去书店给儿子买了不少书,自己的书,开始买KINDLE版了。 一直在图书馆借书,以前在上海,一个月去一次图书馆,现在哈佛,一周去三次。 孟 晖(北京,作家) 书店必须去的,不亲手翻书又怎知是否打动自己。 很想养成每周坐一天图书馆的习惯,但惭愧一直没去过。 娜 斯(北京,作家) 住的附近没有好的书店,不愿在路上浪费时间,所以主要网上买书。 以前在美国时常去图书馆借书,回北京后图书馆没那么方便,很少去。最近加入了一个附近的书店会员,年费六百八十八元,可以随便借书,免费一定数量的咖啡,以后可常去。 南方朔(台北,学者) 经常去诚品、 PAGEONE等书店买中英文书,英文书还邮购。 图书馆不去了。 钱理群(北京,教授) 书店我很少去了,人家寄给我的书也够我读,也来不及读。偶尔我还是到网上买书,买的都是跟本专业研究相关的书。 我已经不去图书馆了,因为没有精力。读研究生的时候一直去,喜欢那里的历史氛围,读书要跟那样一个场合融合起来。 钱满素(北京,学者) 我大概半年去一次书店。 基本不在图书馆借书。 裘小龙(美国,作家) 书店常去,买书喝咖啡。 偶尔去公共图书馆借书。 邵燕祥(北京,作家) 看中的书让小孩在网上买。 图书馆不去了。 沈昌文(北京,出版家) 买得起新书,但是买不起新房子,所以早已不敢买新书了。 图书馆里可以随便供我翻阅的书,家里大多有,又何必在那里费时间。但常去书店和图书馆听讲座。 沈宏非(上海,作家) 书店还是会去,但的确没有太经常了。 图书馆从来不去,从小就养成的习惯。 施康强(北京,翻译家) 偶尔去书店买书。 只在本单位的图书馆借书。 舒国治(台北,作家) 不敢乱逛书店。 去图书馆这件事早就不做了。 苏 童(南京,作家) 常去先锋书店买书。 图书馆不去了。 孙甘露(上海,作家) 通常每个月会去次季风书园买书,平时路过各种书店,也都会进去看看,至少会挑走一本书吧。想看的会去设法买来,或者托朋友找。 已经很多年没去图书馆借书了。 唐 诺(台北,作家) 偶尔去独立书店买书。 从来不去图书馆借书。 汪丁丁(北京,教授) 我给《新世纪周刊》推荐新书,每月要去书店。不过从今年4月始,我不再推荐新书,因为值得推荐的新书越来越少。 已近二十年不去图书馆借书了,因为,学术研究所需的最新文献和经典文献,在我工作的几所大学校园里都可以更方便地并且数目更多地通过诸如Elsevier或JSTOR这样的大型期刊库获得。 王安忆(上海,作家) 经常去书店买书。 去图书馆不为借书,而是搜查资料。 王德威(美国,教授) 最近去的书店是风入松和诚品。 我当然还去图书馆,图书馆非常有用。 王晓明(上海,教授) 最近去的是香港铜锣湾的商务印书馆,买了两本书,看完了就留在办公室的书橱里,不能写准确的书名:一本是讲重庆武斗的,新华社一位老记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做的调查,有一些很细的资料;一本是汉译世界名著的老书,薄薄一册,是十七世纪西班牙传教士写的一份讲述西班牙人对中南美洲的血腥侵略和压迫的报告。 偶尔还会去图书馆,去查老报纸。 王则柯(广州,教授) 很少去书店,年事已高。 不觉得需要去图书馆借什么书。 吴敬琏(北京,学者) 一般都让学生代买书。 图书馆偶尔去。 吴晓波(杭州,作家) 书店这些年不太去了,自己在杭州的蓝狮子书屋有时会去去。 图书馆我也没时间去,但助理常会去为我的写作查资料。 小 宝(上海,作家) 实体书店只去季风,从来不在网络书店买书。 图书馆已经有很多年不去了,在网上“爱问”下载的盗版图书倒是不少。 谢 泳(厦门,教授) 我一周到一次书店,不一定都买书,但喜欢到书店里随便翻翻,网络时代,我还是喜欢在书店翻书。 我基本不去图书馆借书,因为基本的书我都有,除非特别需要而不可能得到的,我才会到图书馆,但这样的时候不会很多。 谢春彦(上海,画家) 看到《上海书评》上介绍的书有兴趣,会专程去书店买。 买不到的书,又不会上网查,所以偶尔还会去图书馆借书。 辛丰年(南通,作家) 偶尔请年轻人去书店代买书。 这里的图书馆不值得去。 须 兰(上海,作家) 去书店买书和网购各占一半。 偶尔会去图书馆查资料或借书。 徐友渔(北京,学者) 去书店买书,大概三到四周一次。 更经常去图书馆借书,买书没有地方放。 许纪霖(上海,教授) 书读得越多,越是发现大部分的书是不值得买的。 基本不去图书馆借书,好书要拥有。 严 锋(上海,教授) 书店我还是去的,一两个月去一次吧,大部分还是通过网络来买。 图书馆大概是三个月去一次,主要是找一些教学研究方面的书。 严搏非(上海,学者) 在其他书店买书只是偶尔为之,去北京时,偶尔会在万圣买几本。此外,若到国外,一般会在书店买一两本书。 很久没去图书馆了,这里的图书馆太不方便,希望以后会去。 杨国强(上海,教授) 以前经常去,现在很少去了,都是请学生在网上买。 从来不去图书馆,因为我喜欢在书上写写画画。 扬之水(北京,学者) 买书只去书店。 图书馆去得更多。 也 斯(香港,教授) 现在还去书店买书,不抱太多希望,但偶然还能捡到一两本。小店专精,有时也会褊狭;大店芜杂,有时也能包容不同口味。我对书店屡次失望,但走过也还是看看。 现在也还从图书馆借书。公共图书馆做得马马虎虎,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倒还可以。新书不够好看,便借旧书来看了。反正现在的书过了几年便没法在书店找到,还得靠图书馆。 叶兆言(南京,作家) 好书太多,网上买,让女儿买。 图书馆不去了,现在找资料很容易。 余 华(北京,作家) 书店也已去得不多,现在网上买书比较多,上一次在网上集中买了一批书。 图书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了,以前去得最多的是北京图书馆。 余英时(美国,学者) 常去街上书店买书,老年人学术信息的唯一来源就是新书了。 为研究需要,也时常去学校图书馆查资料。 虞云国(上海,教授) 一般一个月会去一次书店。 基本不去图书馆,除了要查阅一些罕见的书报。 查建英(美国,作家) 去书店买书,不过也网购。 图书馆基本不去借。 张大春(台北,作家) 入暑无它只好眠,穿林午梦得悠然。平生每忘吟迟语,满意犹思改旧篇。一事多余还酒债,十年不费买书钱。借来几本装模样,头枕南华是谪仙。 张汝伦(上海,教授) 我经常去书店买书,一个月至少要在书店买两三次书。 也经常到图书馆借书。 赵毅衡(成都,教授) 去书店少了,网络买书太方便。 图书馆的书没有书摊精彩,也很少去了。 郑 重(上海,记者) 偶尔去书店买书。 图书馆不去了。 止 庵(北京,作家) 我只去实体书店买书,到目前为止还没在网络书店买过一本新书。 图书馆不太去,偶尔去查查资料,但收获不太大。 周振鹤(上海,教授) 当然还到书店去买书。不过买新书少,买旧书与特价书多。新书在网上买。买书速度远远快过读书。 基本上不去图书馆借书,但去查书。查自己没有的书,尤其是大部头而网上又没有的书。 朱天文(台北,作家) 偶尔去独立书店买书。 从来不去图书馆借书。 朱维铮(上海,教授) 偶尔去复旦周围小书店淘点旧书,现在书店不景气,买书的人也不多,倒能碰到些便宜的好书。 不去。我是昼伏夜出,晚上图书馆要关门的。所以查资料都请学生代劳。 朱学勤(上海,教授) 书店买书去得还是蛮多的。 图书馆也会去,固定去上图。 (东方早报,创刊于上海、面向全国的财经类综合性日报。原文链接: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7/3/625898.shtml )
阅读更多发布者Melissa M. Chan | 11 月 3, 2011
很快就到了2011年的最后两个月,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即将过去21年了。这时候,一九八九年出生的青年人们已经开始在社会上立稳脚跟。让人怀念的八十年代所剩下的,对于现今这个时世,仅仅只有怀念二字了。 然而幸好还有文字,尽管不能自由地表达,但这一路修补的制度却还是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们一个记录的空间。在规定的栅栏内,査建英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记载:对八十年代进行一次个人化的切片记录。要知道,从此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栅栏内被拥权者圈养得愉快而白胖,如待烹饪宰杀的猪,他们再也不会对着主人嚎叫。 没有人能离开70年代来谈八十年代,这道理就像没有人能避开八十年代来谈之后的中国。这样去重复表达的意思是,要强调八十年代之前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劫难和灾害。在个人崇拜和集体主义被推到了极致的时候,个人(体)是不存在。那种高大全的、革命的叙述话语像感冒病毒一样存在于绝大部分中国人的体内,几乎没有人能够幸免。这一点在阿城和李陀的访谈中说得很清楚与明白。因此,在八十年代,很多知识分子在不知不觉中用七十年代留存下来的语气和思维方式来反抗过去、肃清过去。只是没有多少人能知道,他们其实依然七十年代中国社会延伸而出的触角。 让人不安和悲哀的是,告别八十年代之后,人们再也没办法去找到可以歌唱的时代。我的意思是说,至少,在八十年代,我们还可以明确地找到前方的路在哪里:荡涤身上留存的专制所留下的流毒。而且当时的制度给人们的围成的栅栏要比之后宽松得多。是以,一时间,形式各异的表达都会让人眼前一亮。即使这形式多样的表达有很多时候与过去一脉相承,但内容开始转向,转向颠覆父辈。相比一九四九至今的漫长,那短短的十年,所有的努力显得如同毛时代的”百花齐放”那样短暂得像昙花。只是”大鸣大放”之后,很多知识分子们不会再入囚成犯。 在有审查制度存在的今天,得感谢互联网。正因此,我得以读到全本的《 八十年代访谈录 》(牛津版)。以下是我印象较为深刻的一些地方: 一、阿城 在书中,阿城访谈的部分的篇幅是全书11个人中占据第三的位置。但是却是在全本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删除得最多的部分。在访谈中,阿城穿梭在八十年代和当下的时代之间,对文学的表达、社会的思维方式、权力资源的分配都有很通透的见解。 二、陈丹青 陈丹青至今还是个文艺中年,这一称呼并无调侃之意。不管外界对他有如何的抬高(贬低),他仿佛还是那个言无不尽的寸头男人。这就是一个具备正常人心魂的人。尽管如此,这样的正常人秉承着常识,在这个不正常的国度,着实显得不易。 三、陈平原 由于学习过一段时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因此陈老师所说的一些事倒是显得挺熟悉。在荡涤过去毛时代的流毒的过程中,陈平原则显得相当的开放与理智。 四、崔健 崔健是站在时代的前沿的。这一句话不管放在八十年代还是之后的九十年代,都是那么的合时宜。但正因为此,崔健在审查制度中显得相当的不合时宜。从摇滚青年到广场青年,崔健的认识始终都是清晰的。当然,这要在未删减版的访谈中看到。 五、李陀 李陀的回忆更多着力于”友情”,然后由这一点发轫,一路谈到文学、电影。在对于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电影轨迹上,其评论则相对地让人眼前一亮。 六、林旭东 林旭东从头到尾都在谈论电影,但其观点却显得不那么繁杂而缺乏头绪。相比其他人,我则更喜欢他的访谈:对电影独特而系统的认识、评价,相比目前泛滥了的影评来说真是真知灼见。比如他在谈论姜文电影时: 查建英:姜文的《鬼子来了》呢,我倒觉得比他第一部片子《阳光灿烂的日子》更好。 林旭东:姜文的片子我从来很难接受。他影片里有一种暴力的东西,到不一定是打啊杀毒血呀什么的,相反倒是有时候还会渲染得五彩斑斓。他实际上是把张艺谋那里一种不太好的、但是张艺谋还做得比较有分寸的东西,极度地夸张了。 查建英:啊,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因为它用那样的方式来表现”文革”…… 林旭东:那他们说的还是题材。我说的是他的电影整个给你的这种感受。就像片尾的那个傻子冲着你喊:傻逼! …… 林旭东:其实不在于他(姜文)在拍什么,而在于他的出发点。怎么说呢?黄仁宇说对历史人物的作为要有一种同情心,要设身处地从他的具体境遇出发。我觉得姜文的电影缺少这种东西。我最喜欢的那些电影里都有这种角度:像侯孝贤的电影,再如《小武》。小武就是这么一个又可爱、又卑微…… 七、北岛、甘阳、栗宪庭、刘索拉、田壮壮 北岛谈的范围很窄,仿佛一味地沉迷在《今天》的圈子里;甘阳则一路谈着西方哲学在中国,在外行人如我等看来,他显得无趣而自大。只是在未删减版的访谈中,甘阳的自大又变得可爱一些。栗宪庭则显得中规中矩的,几乎没记住多少;说到刘索拉,或者是因为和査建英太熟悉了,这两娘们一来一去,就像是唠家常。准确的说,是唠那些出国的事儿,显得相当的没有意思;田壮壮导演,则像是得了道一般,四十不惑,就像是不活的人那样,无欲无求。球! 相关日志 黑夜里的独行者——《无梦楼随笔》选读后感(2) 张清民:叙事研究的社会学立场 ●张清民:自我改写的写作(关于耿占春) 什么时候行为决定态度 处男的肉 这就是一片晴朗的气场 又咸又湿这十年 因为门德尔松 看不见的赫尔特城(Invisible Heart City) 赤贫与痛苦的精神 建议使用 Feedburner订阅本Blog | 在豆瓣九点 | English Blog | 墙内Blog: 风月志 Some Rights Reserved | 小刀周遠的瘦人民謠 | Permalink | 暂没有评论 | Add to del.icio.us |关键词: 知识分子 , 读书 | faydao@twitter
阅读更多发布者Josh Rudolph | 10 月 17, 2011
打黑风暴给重庆主政者带来了一片叫好 日前曾撰文讨论时下热闹的“两种蛋糕论”,但笔者认为,今日流行于中国的两种怀旧更值得探讨。如果说“两种蛋糕论”涉及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路线,而这两种怀旧所涉及体现的恐怕就更为复杂深刻,关系中国未来整体的政治、文化,社会的转型。 怀旧与现实批判 所谓“两种怀旧”,是笔者的一个观察,指当下各种思想争论、文艺演出、回忆报道中,流溢弥漫对毛主政时代和对八十年代的两种不同指向的怀旧。 事实上,人们对以往的怀旧常常是反映着一种对现实的态度。历史上,巨大变革的前夜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某种社会性怀旧。经历过文革的许多人或许记得,还在文革后期,私底下对文革前十七年的某种怀旧就已经在各界弥漫,体现了从上层到下层整个社会对毛的极端主义的厌倦和摈弃,传达着人们对当时政治的不满和以及试图回归一种相对理性化的社会生活的愿望。是在那种怀旧中,文革的彻底破产和后来的改革开放的萌芽已经孕育。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号召下,这种怀旧通过歌曲,电影,戏剧,文学,生活方式大规模浮出水面,沛然成潮,成为改革派推动改革开放的一种社会心理基础。 不过很快,这种怀旧就淡去,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回到“十七年”,也逐渐认识到“十七年”与文革十年的内在关系,开始面对未来探索改革的道路,进而,对历史的怀旧探寻也逐渐上溯到三、四十年代、“五四”时期。政治上,改革力量也随之分裂、演变成不断博弈的新的保守和改革势力。 今日中国新一波怀旧的出现,表面上依旧是指向过去,事实上也都是面对未来,是以一种折射的方式反映出人们对当下的批判和对未来的某些向往,表达的是人们对这两个时期所代表的不同的现代文明建设模式的偏好以及对中国政治改革、文化重建的某种期待。 两种怀旧与政治、文化发展的方向 显然, 对毛时代的怀旧是与当下的社会不公、贪污腐败以及弱势群体的无力感、被剥夺感有着直接的关系。“唱红”中所表达的人们那种对朴素的理想精神的怀念,对一种单淳的平等的人际关系的向往,对当下道德缺失、金钱至上、物欲横流、分配不公的一种厌弃,自然有其让人理解的逻辑,也折射出大转型时代处于规范失衡、变动不居的状况中的人们寻找精神慰籍和某种确定的集体目标的心理。 不过需要指出,这种对毛时代尤其是对文革的怀旧中所传递的某种民粹甚至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的心理正在中国暗潮汹涌地滚动,处理不好,很可能成为新的社会灾难的动源。如,对精英的敌视,对以革命变革社会的方式的推崇,对强人权威的盲目膜拜,对暴力甚至是战争的热衷,对绝对平均主义的赞美,道德纯粹主义的诉求,……这些在中外近代历史上屡屡重现并常以悲剧作结的现象,今日,在中国的背景下再次浮现,令人深思,让人忧虑。 如果说, 对八十年代的怀旧,在寻找失落的理想这点上,与对毛时代的怀旧实有相式之处,但寄望的方向却是大相径庭。它试图重拾八十年代被八九淹灭的那种激情、真诚和担当, 检讨其中的缺失,延续那个时代因文革灾难而确立的民主、自由、法治的理想和理性精神。从几年前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的出版,到最近柳红女士对那段历史中改革者经历的整理,各种相关论著、回忆、电视剧、文艺节目的出现,人们闲谈中痛斥当下世事的某些污浊和猥琐时常常提及的“我们八十年代那会儿……”的表述,都从不同的角度显露出这种怀旧,并以某种对毛时代的怀旧的对立物而出现。 选择历史与历史的选择 “唱红”等所象征着的对毛时代的怀旧,虽尚未成为官方的主流政策,但因意识形态和执政合法性的原因,具有某种当然的正当性,且由于一些政治人物的推波助澜而得以扩展。尽管主政者出于维护现行邓路线的需要对此现象可能并不认可,但面对腐败、社会不公、与代际替换相连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弱化,执政者推出的一些救治做法如大肆党庆、重温革命历史等,恰恰又给这种对毛时代的怀旧的泛滥提供了某种条件。而反之,无论内心他们对八十年代的看法究竟如何,出于对变革的恐惧,对政治改革的排斥,大体上来讲,官方采取各种手段对有关八十年代的怀旧加以压制也是必然的。 如果我们放大历史观察的线索,其实这两种怀旧涉及贯穿近代中国交替出现的现代文明建设的不同蓝图及其实现路径。无论其历史的具体成因为何,不平衡的发展的结果常常导致革命和平均主义、民粹主义的潮流兴起,但也会同时触发强化制度改革、法制建设,落实民主的呼声。限于篇幅,对历史这里就暂不评说。这里只想指出一点,今天,如果说这两种怀旧的出现在一点上具有共同的积极作用的话,那就是:它们在宣告现行路线行将终结,在推动历史进行新的选择。 往往,人们在选择某段历史作为参照时也就是同时在进行某种新的历史选择。下一步,中国人要选择哪段历史作为出发点再进行历史选择呢?受过文革灾难洗礼的中国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抛弃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些自由和好处,认可对毛时代的怀旧(重庆电视黄金段红色经典收视率溃败或许已传达了某种信息)以及对八十年代的怀旧最终能否冲破压制重新成为下个十年的思想主流,这些,既可能取决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演变,也将取决于人们尤其是新一代执政集团的价值、理性和心理选择。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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