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语

冉云飞 | 标语口号治国与乌合之众

冉按:这是前年为我同住一院的摄影家李韶毅兄关于标语的书《墙上墙下》写的序,原文名为《人是多么疯狂的机器》。因有朋友要我谈一谈关于中国标语口号的事,现易名为《标语口号治国与乌合之众》重刊于此,让更多有兴趣的朋友知晓。四九年后没有好好研究的东西太多,标语口号只是又一个被忽略的领域。标语口号治国,简化人的思维,胡乱诉诸情绪,毁掉人的逻辑,忽悠人的利益,培养乌合之众,利官害民。可是几乎没有学者从标语口号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诸方面做过像样子的研究,中国学者不学有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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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雪村 | 中国新标语

2013年12月24日 我的老同学林如今已经是位不大不小的官员,和许多官员一样,他崇拜毛泽东,同时却极度反对商业化,常常引用毛的名言: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他去过纽约,最喜欢的是自由女神像,当然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点精神”,最不喜欢的是时代广场,因为“那里只有生意,全无精神”(而天安门广场在精神上要高贵得多)。 时代广场和天安门广场确实少有相似之处,不过同样都遍布广告,不同的是,在纽约,做广告的是商业品牌;而在北京,则是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很少有人会把“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这样的标语视为广告,在一段时期内,上述八个大字牢牢占据天安门城楼的一侧(后来才改成“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每到十月一日,也就是共产中国的国庆日,这个广场还会出现许多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之类的巨幅标语。 1949年以来,标语一直是共产党重要的统治工具,即使到了今天,中国人依然活在这些简单而粗暴的话语之下。只不过到了后极权时代,这些话语对人的影响已大不如前,或许可以视之为老式宣传在信息时代最后的的挣扎。 最近一年间,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大量按统一风格、统一模板制作的标语画,没人作过准确的统计,但估计总数要超过几亿张甚至几十亿张,它们贴在公园里,在工地围挡上,在学校的墙壁上……几乎无所不在,令人目不暇接,却很少有报纸或电视台报道过它们,这些标语画是谁制作的?目的何在?花了多少钱?完全不得而知。 这些标语的内容颇为庞杂,最引人注目的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肯定和赞美,包括“共产党好,百姓乐”、“中国何以强?缘有共产党”。在这一主题之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别。 首先是来自毛时代的话语,只是画风作了与时俱进的改变,其中包括“高歌一曲颂党恩”、“唱支山歌给党听”,后者是六十年代谱写的一首歌,演唱者是一位藏族歌手,她的歌声是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很多次,当我走过村口,都能听到喇叭里放的她的美得令人心碎的声音: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那时我还不知道“光辉照我心”的意思,错误地听成“光会找我亲”,还以为这是一首我那个年纪不太适合的浪漫歌曲。 共产党似乎准备用这些标语画来重新树立它的权威,但它带给我的却是一种难以言喻的错乱感,两个月前,在长沙,我曾对着一张“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招贴画久久停留,好像回到了我出生不久的那个年代。在七十年代的的山野间,这样的话或许可以打动人的心灵,但现在,我生活在北京,四望高楼林立,满目车水马龙,重提给党唱支山歌,或者把党比作母亲,都让我觉得有点不合时宜。 其次是对中国梦的诠释和解读,包括“中国梦,我的梦”、“中国梦,强国梦”,“用智慧汗水铸就中国梦”等等。 “中国梦”是习近平2012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和他的前任们一样,这位共产党的总书记显然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所创造,“中国梦”可以视为是他的发硎之作,在接下来的九年里,相信类似的流行词还会不断涌现。 虽然官方对“中国梦”的解读还不算详尽,但各领域、各地区都已经发展出了相应的版本,论地域则有河南梦、广东梦、四川梦……论行业则有航天梦、航母梦、体育梦……而成都一家专治不孕的医院更是别出心裁地演绎成了“中国梦,怀孕梦”。 在习近平本人的版本中,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根据习近平的讲话,要实现这个梦想,“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最近几年,“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等词汇频频见诸报端,显然它们已经成了宣传部门最得心应手的利器。 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些东西依然行之有效,他们很天真地相信“大河有水小河满”,只要国家富强了,自己的生活也会跟着好起来。但在微博上,也开始有人思考这样的问题:国家富强和我本人有什么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过富足繁盛的时期,但最后还是不免覆亡,共产中国的命运又将如何?同时,这样的宣传也给全世界留下了一个问题:富强之后的中国会做些什么? 第三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包括“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行善最乐”“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等,其中更重要的是孝道,比如“百善孝为先”。对我父母那一辈人而言,这样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在他们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年间,这些显然都属于应该破除的“封建时代的糟粕”。 而最近十几年来,政府大概是发现了孝道中所蕴含的巨大维稳价值,开始不遗余力地推广孝道,其中就包括著名的二十四孝,这是大约700年前的一位古人收集整理的二十四个与孝有关的故事。 这24个故事多少都有点极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第9和第21个故事,前者讲的是一个人怕儿子跟自己的母亲争夺食物,就把儿子带出去活埋; 后者讲的是一个人因为担心父亲的病情,所以就偷偷地尝食父亲的大便。 从上世纪早期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质疑孝道的合理性,其中就包括鲁迅、胡适和林语堂,他们清醒地看到孝道中的残酷性和不平等意味,主张“移孝作爱”,即:子女要爱父母,但父母也要平等地爱子女。 我的朋友、学者冉云飞曾著文论述孝道中的经济剥削意义。事实上,孝道完全可以成为政府推脱责任的借口,根据中国的传统观念,成年子女应当承担父母的生活支出,这一条至今依然写在中国的法律中,所以政府就没必要过分操心老人的救济和福利问题。我推测其用意,除了可以省钱,恐怕也是看中了其中的顺从意味,那就是:不管父母做了什么,都必须假定他是出于善良的好心,然后无条件地服从。再联想到把党比作母亲的歌曲,以及旧时代的官员常常自称“父母官”这个事实,其用意就更加明显。 六十几年来,即便在最偏远的小山村,也可以见到许多标语,从“永远忠于党”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从“把革命进行到底”到“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包括网上常常被人取笑的“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和“抢劫军车是违法行为”。 在我读书的八十年代,标语始终伴随我的成长,开运动会时,我们要高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是毛泽东的话。在每间学校的门口,都可以看到八个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还是毛泽东的话,“团结”和“活泼”我都可以理解,“严肃”我勉强可以理解,但始终想不通的是,我们为什么要紧张?紧张什么?这个政府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紧张? 遵循六十四年来的传统,这些新出现的新标语在风格上依然明快、直接,文字琅琅上口,易诵易读易记,只要坚持宣传,相信它们也会深入人心,像过去的六十四年一样,不仅影响人们的语言风格,也会改变人们的观念。缺点是稍嫌粗暴,不太注重内在逻辑,为什么“共产党好”,百姓就会“乐”?有哪些统计数据支持这个判断?做过什么样的论证?不得而知。从语法上看,许多句子都省略了主语,谁“唱支山歌给党听”?是希望13亿中国人都来为党唱一首山歌吗? 我没有理由反对人们唱歌,唯一的担心是,党的官员恐怕没那么多时间来听他们唱,这些官员实在太忙了,连下跪和哀求都没时间受理,而根据我的个人经验,要见到他们并不容易,说不定还要通过重重的安检。 如今中共的宣传部已经不叫Propaganda Department,而是改称Publicity Department,与之相适应,新出现的标语也有了许多变化,首先是“打倒”“批臭”“严肃打击”等剑拔弩张的词语不见了,代之以清新温和的词句,有些简直可以算是温柔忠厚;其次是画风更加亲切,有民间艺术,有大师之作,有些还带点卡通风格,看上去平易近人。 对这些新出现的标语,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出租司机老张说:嘿,哪有工夫理那些东西呀,忙赚钱还来不及呢。在公司工作的许小姐说:挺好看的,估计要花不少钱吧? 曾任《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的程益中认为这些新标语手法很专业,形式也很新颖,“估计是外包广告公司设计的”。而在我的朋友王小山看来,这些标语只配得上两个字的评价:无聊。“他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时代?到底要干什么?” 而我的老同学、官员林的看法不尽相同:“无聊当然无聊,可谁会在乎?我们能把这么无聊的东西贴到无数面墙上,你能吗?” 本文免翻墙链接: 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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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街头标语60年流变

标语虽小,却承载了历史。透过60年来的中国式标语,可以窥见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可反思社会发展中那些需要不断完善、不断改进的制度和观念。 综观古今中外,用标语达到宣传目的的做法可能不是“中国特色”,但将标语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又能覆盖众多领域并不断与时俱进,绝对是中国人的创举。60年来,标语以其独特的形式和影响力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渗入听觉、视觉和记忆的全方位通路中。它以其时间性、阶段性和空间性的特点,表现着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重点。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万岁!”——1954年,南京市五一节检阅游行队伍的观礼台。 “把心交给党”——1958年,南京高校知识分子“反右”后在游行中向党表忠心。 “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1958年国庆节,天安门前由钢铁工人组成的游行队伍。当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此全国掀起疯狂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公共食堂是我们的大家庭”——1959年,无锡市和平区居民食堂。“大跃进”年代为解放劳动力提倡吃饭食堂化。 “三面红旗”——1963年,南京举办歌颂三面红旗群众歌咏会。“三面红旗”分别是“总路线”、“大跃进”及“人民公社”。 “三面红旗”——1963年,南京举办歌颂三面红旗群众歌咏会。“三面红旗”分别是“总路线”、“大跃进”及“人民公社”。“红专在农中”——1965年,江苏省句容县下荫农中学生立志又红又专。 “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77年8月12日-18日在北京举行。大会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 “青年们要充分认识自己所负的重任,祖国在期待你们,人民在期待你们,革命在期待你们。”——1977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高考。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毛泽东”——20世纪70年代的全家福合影上印有毛主席语录。 1980年冬,北京故宫。市场意识开始萌芽。 “小平您好”——198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祝日,盛大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时,北京大学游行队伍中展现出一条“小平您好”的醒目横幅。 “联产承包好”——1984年10月1日,北京,国庆游行的标语。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央在农业改革中首次提出此口号,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后,农民获得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 “发展才是硬道理”——1989年,乡村邓小平“语录”。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掷地有声地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 “再穷不穷教育,再苦不苦孩子”——上世纪90年代初的河南乡村。中国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当时关于教育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 “入世大馈赠”——2001年12月下旬,北京亚运村汽车销售商纷纷打出降价牌,以防国外汽车行业的冲击。当年,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三个代表”——2002年,海南岛陵水龙门村,“三个代表”标语下的儿童合影。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社会和谐”——2006年4月30日,江苏淮安市第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万人自行车巡游,群众打出“社会和谐”标语。中共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后,“和谐社会”成为这几年来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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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作为国家现象的中国式标语口号

“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能引的引出来,能流的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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