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血案

理性和良知，和行政禁令完全是两码事。

目下国中以维稳为第一要业，稳，已为稳，何以要维？显然现下国中社会各种矛盾凸显，以至政府仍沿用老套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惯性治理思维，以“维稳办”，“综合办”等机构性组织来解决因个人权益和权利无从解决而产生的所谓不稳定因素，而如此的解决方式，如同一 …

終於，有些像你一樣的孩子，因為別人的貪婪及專橫，成為無辜的受害者。有些孩子一出生就喝了有毒的奶，終生背負着身體傷害，有些孩子還未懂事，卻葬身在豆腐渣的樓房之中。有些孩子吃的喝的跟我們不一樣，爸媽至少可以為你準備一個七百呎的家，但這些孩子餐風露宿，皮黃骨瘦，不是他們的父母不努力，而是因為其他人的貪婪獲得縱容。

在爸爸還是被人叫做孩子的年代，在一個陽光耀眼的五月天，在我們國家的土地之上，有些哥哥姐姐，為了糾正這些社會歪風，讓孩子們健康成長，聲廝力竭地叫喊，汗水付出過，淚水付出過，最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把自己孤立起来，似乎“天下人都负我”，这已经具有了个人恐怖主义的倾向。”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曾指出，暴力缘于身份的单一化，缘于别人或自己给自己贴上了唯一的身份标签，比如宗教、种族、民族和政治倾向等。如果城镇的低收入群体，既无法在城镇立足，又无法在农村得到最后的保障，就会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被忽略，而忘记了自己同其他人共有的身份，比如国籍、居住地、职业、语言、社会角色和个人爱好等，那么他们身上的暴力因子就容易一触即发。

因此，对于政府来说，除了要持续关注农村流动人口，还要特别关注城镇的低收入群体，如果他们已经被“逼”成了准精神病患者，要给予他们更多的社会关爱，让他们逐步摆脱唯一的身份标签。对于那些没有明显精神病征兆的城镇低收入群体，政府要尽量给他们最低的生活保障，或者一份体面的工作，并进行持续的心理干预，让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和物质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