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治平

周大伟：台湾法律人的幸福和忧愁 进入专题 ： 台湾 法律人    ● 周大伟 （ 进入专栏 ）       一          在我的记忆里，对台湾法律制度方面的最初印记，是来自大学校园里书商们贩卖的台湾法科盗版读物。在那个处于普遍文化饥饿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这些来自海峡对岸的书籍，对我们那一代人影响和诱惑极大。记得有一天中午，在学校的饭堂门口的书摊旁边，我看到一个身穿军绿色上装且眉清目秀的校友，付了买书的钱款后，便站在饭堂门口旁若无人、如饥似渴地翻看起来。此人当时那种聚精会神的样子实在令人难忘。这位校友比我高一个年级，后来成了著名法律文化学者，他的名字叫梁治平。     说起来，真有点难为情。我自己当时也赶时髦买了一堆“台湾法律盗版书”，其中有王云五主编的《法律大辞典》、史尚宽的《民法原理》、王泽鉴的《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等书，只是后来一本也没有认真读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书当时不仅是繁体字，而且是竖排版。看了几行就感觉有点儿串行晕菜了。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愉快地接受竖排版的中文印刷品。     顺便说一个笑话，很多年前到了美国留学时，一个美国同学和我开玩笑说：“你们中国人喜欢说Yes，我们美国人喜欢说No，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不晓得。他幽默地告诉我：“因为你们中国人的书是竖着看的，所以一面看书一面点头说Yes，我们美国人的书从来就是从左向右横着看的，所以我们一面看书一面摇头说No”。我也笑着回答他说：“中国大陆的书早就横着看了，我们早就开始说No了，只是我们的台湾同胞们还在竖着看书，还在说Yes。我们的邻邦日本人最有意思，日本人是表面上说No，但私下还是说Yes”。     除此之外，另一个原因是，这些书中的很多用语，大多属于半文半白的句子。对于多数接受内地语文教育的人们而言，常常感到很不习惯。比如“告诉乃论”这句半文半白的法律词语，就连内地读法律的同学都可能都会感到费解。其实，这句话翻译成大陆的大白话，就是“告诉才处理”的意思。在后来的接触交流中发现，台湾法律界的朋友们在国学方面的确有着很好的的积累和修炼。     最有意思的是，台湾朋友常常喜欢把学问好、功夫好的同行称为“各位先进”，还把法律行业内的资深人士（比如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等）称为“各位道长”。我在台湾访问时，很认真地提醒台湾法律界的朋友们，“道长”这个词听上去倒是挺有文化的。不过，如果你们到内地称别人为“道长”时，还是要格外小心，搞不好别人很可能以为你们是从“武当山”下来的。     海峡两岸的法律界人士之间的交流，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在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以及准许台湾人士前往大陆观光访问之后。记得在1988年底，我在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附近金鱼胡同的台湾饭店见到来自台北的吕荣海博士。当时吕大律师正在房间里和另一位台湾律师谈话。我奇怪地发现他们谈论的法律术语，我居然听不太懂，比如301条款，电脑程式保护、等等。当时因为有些虚荣和要面子，一边听他们谈话，我还一边频频点头。内地著名的民法学者梁慧星教授有一次告诉我，他有一次去香港开会时，也遭遇过类似的尴尬。     总体而言，内地目前法律较之台湾的法律，在内容上还比较简单，或者说是线条上还比较粗。内地立法部门称之为“法律宜粗不宜细”。台湾地区的法律十分精细和发达。一方面，台湾地区基本上继承了民国以来的法统，上个世纪里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西法东渐”的先进文明成果基本上在台湾岛上得到了保存和延续；另一方面，由于台湾参与全球化贸易活动比较早，台湾法律人在法律实践方面有更精细和深入的知识积累。     据报道，自2008年开放台湾居民参加内地司法考试以来，每年都有不少台湾居民取得合格成绩，通过率十分可观。很难想象，如果台湾开放大陆居民参加台湾的司法考试，让大陆考生去啃嚼厚重和文白相间的《六法全书》，恐怕很难有人能闯过在这个小岛上平均通过率很低的高难度考试。     我们不难发现，近年来，大陆在立法和法学研究方面从台湾获得了很多借鉴，这本来是件很正常的事。不过，对这件事，在海峡两岸都引发了一些议论。     在内地法学界，常常听到有人用不屑的口吻说，XXX教授有什么学问啊！他那点儿东西不就是从台湾搬过来的吗！我在台湾访问时，也听到一些台湾法律学者委婉隐喻的抱怨，他们发现来台湾访问的内地学者们，当年来到台湾后如饥似渴地搜集各种专业资料，尤其是大量复印了台湾学者的一些最新论文资料。在这些内地学者后来发表的研究成果里，常常不难看到台湾学者那些论文的影子。     当然，对有些内地学者忽视学术规范的行为是需要批评和谴责的。不过，平心而论，台湾的现行的这一套法律制度及其理念，其实也是从日本、德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先进国家借鉴而来的。在我们中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5000多年的文化里，大家实在无法寻觅到近现代法律制度这套东西。怎么办呢？我们只能从其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中去学习。欧美离我们太远了，发现日本离我们近些，后来发现台湾和香港离我们更近。这些人类先进的文明成果，无论对哪个国家和地区、无论对哪个民族，都具有极大的普适意义。从这个意义上看，内地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法治进步，的确处处不难看到来自海峡对岸的影响。          二          环顾世界，法律人步入政治殿堂的成功范例比比皆是。欧美国家和日本的总统、总理和首相们大多是法律人出身；俄罗斯的戈尔巴乔夫、普京、梅德韦杰夫也不例外。在一些自称极具制度特色的传统型国家内，很多年前，他们的领导人，如果在记者面前站成一排，要么是清一色打天下的军人们，要么就是清一色改行从政的工程师们。不知到底是什么原因，在最近这些年里，人们开始注意到，他们新一代（或者即将成为新一代）的领导人们，如果在记者面前站成一排，其中已经开始有几个法学博士或经济学博士了。     法律学科长期以来在中国是不被重视的。那些早期革命倡导者们希冀以疾风暴雨式的变革来解决问题，拒绝接受同步渐进的制度演进和知识积累过程。这样一来，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战争和动荡的年月中，中国的法律人士们成了历史这面镜子中最尴尬的一群人。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那本著名的“中国大历史”的结尾部分颇为睿智地写道：“中国缺乏西方式法治，西方人士经常提及的一个印象是，内中有多数安分守己的善良中国人民，又有一群贪污枉法之官吏，…… 。这是一个不合时代的体制。因为它的缘故，中国上下在过去100年内外蒙受重大牺牲。今日它被铲除，只有极少的人为它流泪。这样的背景使我们想见今后几十年内是从事中国法治生涯人士的黄金时代。” 黄仁宇先生的话是几十年前说的。不过，他的预言似乎正在中国人群中显现。其中最早的迹象，出现在海峡对面的台湾。     马英九先生在为台湾著名法律人陈长文先生的《法律人你为什么不争气》一书写到序言中谈到，他当年报考法律专业时，他的父亲很不高兴，而是要求他去报考政治专业。为此问题，父子二人曾争论了三十多年，最后谁也没有说服谁。马英九的父亲的理由是，儿子学了法律后可能会“法治观念太强、司法性格太重，守经有余，权变不足”。     马英九先生分别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他谈到自己当年重要的两次选择，一次是从学理工科转入法律，第二次是在哈佛毕业后回到台湾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这是一个在传统的东方国家里一个法律专才走上政坛的最典型的成功案例。四年前已经下台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和副领导人吕秀莲也是学法律出身的（吕女士还是比我早毕业多年的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法学院的校友）。今年参加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三位候选人（马英九、蔡英文、宋楚瑜），也清一色是留美回台的法政专业人士。对于他们的个人功过的评论，已经超出了今天我们讨论的范围。不难看出，法律专业人员在台湾政坛的立足显然已成定局。     其实，早年在台湾，也存在着严重的司法腐败，法律人的形象和司法威信一度遇到很大质疑。据说早年在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办公室走廊中就能看到几个戴墨镜拿着大哥大走来走去的黑道人士，警匪勾结十分猖獗。当时甚至有这样一个说法：在日本如果你说法官会贪污，人家说你是疯子；在台湾你说法官不会贪污，人家也说你是疯子。     当年的司法人员回忆说，有些出租车司机在路上放鸽子（拒载），就是听说客人是读法律的将来要去当司法官。有些台湾司法人士说，这和当时台湾经济起飞初期的粗放阶段有关。由于社会发展增速，需要补充大量司法官员，相当一部分来自军队的司法人员被转任补充到地方司法部门，这种现象也引发了司法官专业素质和修养的冲击。     当时，台湾的司法腐败其实和司法人员的薪水偏低、无法养廉也有关系。据说早年有一个台南地方法院的院长，为了养家糊口，在家里养羊，然后挤羊奶来向法院的同仁推销，下属们当然没有人敢不买。如今，台湾司法官的薪资十分可观。一位台湾女法官告诉我，今天台湾法官的薪水大致相对于岛内政府副部长的水准。     然而，这一切在台湾伴随着一系列的制度震荡和司法改革运动，伴随着一批又一批法律人前赴后继的抗争，终于在上个世纪末期发生了质的变化。今天的台湾，尽管仍然会爆出若干司法官的贪腐丑闻，但司法官队伍总体上素质已经获得认可。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哪一天是这种变化的“分水岭”，但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一种对权利产生制衡和监督的制度，可以重新塑造一个职业群体。一种新的价值观，可以使这个职业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得到启发、感染和提升。由此，一个公证廉洁的司法制度就可以获得期待。     以一个大陆法律人的角度来看，台湾的法律现状——法律人地位提升和法律人领衔执政的局面，是令人兴奋和羡慕的。然而，有些嫉恶如仇的台湾法律人则并不满足，他们仍然在不停地抱怨台湾法律人“不争气”。在台湾著名律师、学者陈长文先生的一本新书中，他语重心长地指出：“社会如此善待法律人，法律人自己呢？又做出了哪些事情，对整体社会以德报德呢？当法律人担当政府重要职位之后，法律人治出了什么样的国家？……‘法律人’的光明时代已经来临，但如果法律与正义却因为法律人的光明，而沦入更黑暗的世界，那么‘法律人的光明’将只是一个丑陋的假象。”     有不少证据可以证明，法治，很有可能并不是人类社会最美妙的最完善的治理方式。然而，迄今为止，除了法治以外，人类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公正更有效的途径。     如果说，中国的法治可以期待，那么首先需要有一批“生逢其时的”、“争气的”和有道德担当的法律人的出现。          作者注：此文为作者为《法制日报、法治周末》撰写的连载专栏稿的集合。在网上发布的是未删节版。 进入 周大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台湾 法律人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551.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梁治平：让“名义法治”名实相副 进入专题 ： 法治 唱红打黑    ● 梁治平 （ 进入专栏 ）       过去两年曾在中国社会、尤其是法律人中间激起轩然大波的李庄案，再次引发世人关注。而这一次，聚光灯下的主角不只是李庄本人，还有一手铸成李庄案的重庆“打黑”英雄，曾经总揽重庆市公安事务的王立军。因为这一改变，李庄的个人命运不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一度以轰轰烈烈的“唱红打黑”名世的重庆故事再次凸现，成为人们省思的中心。     实际上，历时两年、一波三折的李庄案，其深刻的时代意义也只有放在重庆故事乃至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下才能够理解。     具体言之，镶嵌于重庆故事和中国政法体制中的李庄案，是我们观察和认识中国当代法治的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了解法治在中国的含义和意义，它与中国社会的内在关联，以及它所面临的问题和前景。          一          讨论法治问题，可以采取不同视角。视角不同，所见即不同，结论亦不同。因此之故，视角妥当与否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对此问题的自觉亦甚为必要。本文所取视角，可以称为现实的、内在的和开放的。由现实出发，不脱离具体社会及制度语境，即是现实的；尊重讨论对象，不以外部判准强加于彼，而以其自身标准判断之，是为内在的；最后，兼重法治理论与实践的共通性，不囿于一时，不偏于一地，无闭塞之虞，则是开放之义。     基于上述立场，谈论当代中国的法治，首先要确定其基本制度上的依据，这种依据不但出现在执政党的基本纲领中，也规定在宪法上。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两年后，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一字不易地采纳了这一表述。它们提供了实行法治的规范性依据。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制建设历经30年发展，一个包括宪法、行政法以及民法、刑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法律体系初具规模。这一法律体系，连同相应的法律机构和设施，为中国当代法治提供了物质的和制度的基础。在此语境中的法治，其规范性含义可以由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的一段权威表述来说明：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据此，法治包含以下基本内容：     一，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所谓“极大的权威”，应当理解为最高的权威，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而所谓“任何人”，不仅指个人，也包括机构、组织和政党。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序言），所有机构、政党、组织和团体“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五条）。这些规范性表述毫不含糊地表明了法治的基本原则，即法律的至上性，而这一点，正是一般所谓法治的通义，是法治不同于人治的基本特征。就此而言，中国的法治，自始就是在世界之中。     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必须“有法可依”，为此，要建立“法律体系”，并依据社会发展需要不断予以完善。     三，法律一经制定，就必须严格地实施和执行。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都将受到追究，并被依法处置。所谓“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仅强调了法律的严格性，而且隐含法律自主之义，即法律独立于世，其实施不受任何其他势力影响和干扰。     四，司法机构（此处为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忠实于法律”。所谓“应有的独立性”，自应以满足“忠实于法律”，维护法律的至上权威为标准。而忠实于“制度”、“人民利益”、“事实真相”等要求，不用说，都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而言。     如此界定的法治，在上述明示各条之外，还隐含另外一些重要内容，这些内容逻辑地包含在上述偏重形式的法治概念之中。其中，最重要的包括：     一，法律之为法律，应当不同于行政命令等其他规范。它应当具有一般性，其产生须经由特定程序，而且要公开发布；所制定的规范标准应当合理，含义尤须明确；其内容也要前后连贯，互相配合，上下一致。     二，法律既立，其执行即成关键，而在这一环节，将行政行为置于法律支配之下尤为重要。为此，应当建立有效的司法审查制度。这同时也意味着，司法机构必须享有“应有的独立性”。此种独立性不能托之空言，而要有一系列相关制度和机制来保障。     三，欲落实法治，有效发挥法律的作用，在立法和司法之外，完备的律师制度必不可少，律师在法律系统中的地位必须有制度上的保障。此外，为培养法律人才，提升法律品质，必须设立专门的法律教育机构，开展深入的法学研究。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规定法治原则的宪法，其本身也要切实可行，与宪法相悖的行为，包括抽象的立法行为，都应当被宣布无效。换言之，为维护法律至上的原则，应当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显然，在今天的中国，包含上述内容的法治并未完整和充分地呈现，但那只是说明，在中国，法治，即使是前引三中全会公报所讲述的法治，仍是一项尚未完成的事业，而要完成这一事业，不同程度地成就这些条件是必要的。因为，这是法治的逻辑，一个已经被当代各法治国家的制度实践印证了的逻辑。          二          回顾历史，上述法治观念的提出，在中国语境中包含了深浅不同的三重理由。     第一层理由直接出自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文革”中，法制荡然，社会秩序瓦解，人民生命、财产不保，文攻武治波及社会各阶层人士，党政官员乃至中共领袖皆不能免。正是对这一惨痛经验的反思和总结，在中国共产党内促成了重建法制的共识。在当时的语境中，“法制”主要针对“人治”提出，为的是防止个人崇拜之下以言代法、因人废法和权力不受约束的现象。强调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进而肯定法律的权威性，主张法律之下人人平等，以及司法机关的独立性，都是基于这种考虑。     第二层面的理由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有关。2011年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召开的记者会上，立法官员答记者问时就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是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社会一定是一个规则的社会、秩序的社会、专业化的社会，权利、义务明确的社会，个人对自己的未来可计划而且可预测的社会。     这样一个社会靠什么来实现？要靠法律、靠法治。所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我国政治发展的一个目标。” 这段关于法律与社会关系的韦伯式论述，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法治的丰富内涵，其关注点不再局限于政治领域中个人专断的危害，而扩展到法律在复杂的现代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上。这种转变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深刻变化，它没有否弃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法制/法治观，而是发展、超越和包容了前者。     实行法治第三层面的理由最深刻，也最微妙，涉及政治的正当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纲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转向现代化建设。这不只是“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涉及国家治理方式的改变，政党角色的转变（“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甚至，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重新界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标举的“民主和法制”，实际开启了这样一种转变，公报所提出和推进的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法律在其领域中具有至上权威，权力的行使必须服从于法律，受事先确立的规则和程序的约束；司法机关忠实于法律，并以此方式严格适用法律，逐渐成为后文革时期政治正当性的一个重要渊源。李庄案和重庆故事之所以引发普遍关注和激烈论争，正是因为它们涉及这一最低限度的法治，关乎其真伪乃至废立。          三          在许多批评者眼中，名为“唱红打黑”的重庆故事，几乎就是“文革”的重演，这也是重庆试验之不可接受的根本原因。这种看法虽然不无道理，但也未尽确当。因为它忽略了重庆故事发生的“后文革”背景。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法律及其运用才变得格外重要。实际上，重庆的“打黑”自始就是一场法律展演，侦查、逮捕、起诉、抗辩、审判，以及法庭内外围绕这一系列事件展开的论辩，都是以法律的名义并且围绕法律的具体实施进行的。在这里，法律至少享有一种名义上的权威性，我们不妨称之为“名义法治”，这可以说是中国过去30年“民主与法制”建设中最重要的成就。这也是为什么，李庄案，而不是众多涉黑案件中的任何一宗，激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应，成为重庆官方及其批评者之间的必争之案。     作为一名涉黑案刑事辩护律师，李庄被指犯有辩护人伪造证据等罪，这在重庆乃至中国特定语境中显得意味深长。如前所述，律师职业对于法治——即使是程序性的最低限度的法治——的建立和维系，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这个职业能否顺利发展，切实扮演其制度性角色，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法治有密切关系的问题。李庄案讨论中广受诟病的刑法第306条，也是因为它对律师的歧视性对待而受到质疑。     撇开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对李庄案的批评，几乎完全集中在法律的形式的方面，尤其是涉及定罪的程序性环节。同样，批评者对重庆“打黑”行动的分析，也是以法律是否得到尊重、司法程序是否被遵守这些形式要素为基本点展开的。在批评者看来，重庆“打黑”的种种举措，包括对律师李庄的指控和审判，从暴风骤雨般的运动式手法，到政法委统一部署下的公、检、法协同办案（所谓“大三长”会议），到徒具表演形式的法庭审理，以及从举证手法到舆论造势的各种表现，虽然都是以法律为口实，其实与法治原则适相反对。而这个法治，根据本文的论述，不是美国式的或者欧洲式的，而是中国式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所确立的和明白宣示的，出于中国社会内在要求的，同时也符合一般法治国家最低标准的法治。     这种情形表明了“名义法治”的时代特征：法律体系初具规模，法律设施大体完备，法律话语充斥社会，法律受到名义上的尊崇，法治的拥护者和破坏者同时诉诸法律的权威。     不同的是，对前者来说，法律是他们唯一的武器，也是他们竭尽全力想要守住的“底线”；而在后者那里，法律不过是一个便于运用的工具，被用来达成当权者希望达到的任何目的。为了这些目的，法律经常被以非法治甚至反法治的方式来运用。     在此过程中，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公开、明确的一般性规则支配，公民的自由、财产和生命得不到保障，能够带来稳定预期的社会秩序无法实现，所有这些，终将削弱当政者的政治合法性。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这就是中国的法治事业面临的困境。就好像中国的改革正在十字路口徘徊一样，中国的法治在经历了过去30年的发展之后，正面临两种力量的牵引和推动，也因此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一种力量致力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把法治原则落实到法律的运用之中，让法治不只是名义上的，而必须名符其实，坚实而不可动摇。另一种力量则止步于有名无实的法治，这样，既可以法律之名粉饰政权、打击异类，同时又可以在涉及其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不受法律制约，为所欲为。现实中，这两种力量从来都不平等：法治，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法治，也总是弱者的武器，因为，哪怕只是符合其字面意义的法治，对权力也能构成约束。     这也是为什么，无论组织还是个人，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把法律变成虚应故事，即使这些法律是由他们自己制定。尽管如此，“名义法治”为这两种力量都提供了活动空间：权势者固然可以奉法律之名，行操纵之实，并以这种方式维持其超法律特权，但即使是法律之名，对法律的操纵者也是一种约束，因为载于宪法的法治概念，连同所有公之于世的规则和程序，都可以被法治的拥护者认真对待。对后者而言，名义的法治可以也应当成为实在的法治。毕竟，中国社会需要法治，而法治也已经成为这个社会公认的原则，成为政治正当性的一项重要渊源。     观察和讨论中国的法治问题，重庆故事或者李庄案只是地方性或者特定领域的个案，在其他地方，其他领域，能够说明“名义法治”之下法治原则遭到蔑视和破坏的事例不胜枚举。事实上，时下因为权力不受法律约束、为所欲为而造成的种种乱象，不只对相关当事人造成损害，而且破坏了稳定的预期赖以维系的社会秩序，将社会生活置于不确定状态，并在社会公众当中引发了深刻的不信任感。     这种不信任感所针对的，不只是具体的官员和机构，还包括法律机构，而且是法律本身，甚至，是执政党的政治正当性。     这意味着，执政党要想顺利完成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转型，并在此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其合法性，获得国内人民的拥护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必须真正尊重法律，厉行法治，让名义上的法治，变成名实相副的法治。 进入 梁治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 唱红打黑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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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中：法学研究中的主体迷失现象评析 进入专题 ： 法学研究 主体迷失    ● 喻中 （ 进入专栏 ）       【摘要】在当代中国，在法学研究日渐繁荣的背后，主体迷失的现象也开始凸显。西方人、古代人经常取代当代中国人应当占据的主体地位，充当了法学研究中的主体。法学研究中的主体迷失现象，既根源于西方法学话语的强势地位，也受到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要走出主体迷失的泥潭，实现主体的回归，还有赖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学方法。     【关键词】法学研究；主体迷失；主体回归；历史唯物主义          有史以来，中国的法学研究状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繁荣过：众多的法学研究人员，林立的法学教研机构，大量出版的法学著作，令人目不暇接的法学论文，等等之类的法学现象都足以表明，最近30年来，由于社会的稳定与国家的兴盛，法学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炙手可热的“显学”。作为知识实践的一个维度，法学承担着提炼社会规则、促成社会共识、想像社会正义的功能；它既走进庙堂，也走进市场；它吸引了无数的年轻人满怀着大丰收的合理预期加入到这个行业里，从而聚积了旺盛的人气，酿成了火热的场面。在这样的法学态势面前，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法学事业已经迎来了它的春天。     不过，在中国法学逐步走向繁荣的身影背后，也潜伏着某些缺陷，也隐藏着某些危机，本文旨在探讨的，就是这些缺陷与危机之一：主体迷失。正是由于主体迷失现象的肆虐，为中国法学的繁荣与兴盛带来了一定的泡沫成分；法学研究中的主体迷失不仅削弱了法学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解释能力，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法学理论应当具备的对于社会现实的干预能力、改造能力。有鉴于此，我们就有必要针对法学研究中的主体迷失现象予以专门的评析，描述这种现象的主要形态，寻找这种现象产生蔓延的背景与根源；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还将从法学方法的角度，就“主体回归”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探索从主体迷失到主体回归的路径。但愿本文阐述的一孔之见，能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一、主体迷失现象的主要形态          何谓“主体迷失”？简而言之，主体迷失就是指主体找不到自我。借用俞吾金的话来说，主体迷失“是指主体对于自己应有的、客观的立场的误解和错失”。1 法学研究中的主体迷失，就是指主体在法学研究中的缺位、误解、错失。在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中，谁应当处于主体地位？或者说，谁是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中的主体？我的回答是：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应当围绕着当代中国人而展开，应当尊重与满足当代中国人的需要；因此，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中的主体，就应当是21世纪初期的中国人。2 然而，值得警醒的是，如此庞大而鲜活的主体——13亿当代中国人，居然就在当代中国的法学话语中迷失了。显然，这是一个值得省思的智识事件，其影响至为深远。倘若要全面、具体地认识这种主体迷失的现象，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     首先，一些研究者习惯于把外国人作为当代中国法学研究的主体。     更具体地说，就是在法学理论话语的展开过程中，一些论者总是不由自主地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来打量中国，来审视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与秩序世界。他们把自己与中国截然分开，把自己作为“看的主体”，把中国或中国人作为“看的客体或对象”；在观看中国的过程中，他们时而惊奇，时而迷惑，时而愤怒，就像一个身处异国他乡的旅人。     譬如，20世纪80年代曾经问世过一本《新波斯人信札》，它的作者就竭力模仿孟德斯鸠，以几个外国青年的名义来描述中国。这本著作的广泛流传，其实已在相当程度上表明，这种借用“他者”的目光来审视中国的法学旨趣，早已侵入一些学者的心灵与骨髓。在这种法学趣味的影响下，很多中国学者撰写的法学论著，或多或少都带着一股海外汉学家的语气，既隔膜，又生分。譬如，很多流行的法学论著都这样批评当代中国的法与人：不讲正当程序，不搞权力制衡，司法不大正规，法官时而受贿……诸如此类的批评即使持之有故，它也包含了一个值得反思的倾向：这是在以外国人的眼光、外国人的标准来衡量当代中国人；它并没有真正地把21世纪初期的中国人，当作法学研究的主体。发生这种现象的一个思想根源是：在一些学者的潜意识里，西方人的想法与活法，就应当是中国人的想法与活法，两者之间似乎不必做出什么区分。在这种潜意识的支配下，很多法学论著都以西方人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境遇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似乎从西方人的观念与实践出发，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出当代中国人的法律观念与法律实践。譬如，一些学者喜欢以英国法官柯克的故事作为立论的基础，似乎柯克坚守的法律观念与法治实践，都可以不加反思地充当中国法治建设的应然目标。3再譬如，还有一些学者喜欢把17、18世纪的西方思想家的名言，当作权威的论据，用以支持自己提出的观点，似乎这些名人名言可以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地运用于任何研究领域。在这样一些法学话语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种明显的主体误置：把西方人不加反省地作为当代中国法学研究的应然主体。     其次，一些研究者还习惯于把古代中国人当作法学研究的主体。     这样的主体迷失现象，主要体现在一些法律文化学或史料法学研究者的著述中。譬如，以蒋庆、杜钢建等人为代表的研究者，就习惯于从儒家学说中“开出”当代中国所需要的政治理论与法学理论。蒋庆曾经提出过一个主张，叫做“以中国解释中国”，这样的说法本来有助于框正“以西方解释中国”的积弊，但是，按照蒋庆的思路，用来解释中国的“中国”，并非21世纪初期的当代中国，而是两千年以前的公羊学或政治儒学，因为它可以“收回中国儒学界一百年来在解释系统上的‘治外法权’”。4杜钢建则明确指出，传统儒家的“仁学思想主要由仁道、恕道、义道和政道四部分组成，可以说这是传统仁学的四项基本原则。而人权主义、宽容主义、抵抗主义和新宪政主义是新仁学的四项基本原则”，5 这就是说，通过儒家的仁道、恕道、义道、政道，就可以“开出”当代中国所需要的人权、宽容、抵抗、宪政。在诸如此类的理论构想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孔子、孟子的立场，但却难以体会到当代中国人的立场。     在当前的法学主流话语中，一些学者习惯于解读包公故事、海瑞定理、窦娥冤案、赵氏孤儿，他们从古代中国的“竹枝词”、“水浒传”、“笑林广记”、“巴县档案”等等古典资料中去寻找法学研究的门径。这样一些解读虽然表露出作者的智识，以及对于传统中国的“同情的理解”，但是，当这样的法学趣味成为主流的时候，就表明一些研究者对于“当代中国人”这一巨大的主体缺少应有的尊重。     再次，一些研究者还习惯于以自己的偏好来想像21世纪初期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的所思所想、自己的价值选择、自己的主观好恶，就可以代表当代中国人的思想、选择、好恶，这种现象，其实也代表了主体迷失的一种形态。     例如，有的学者偏爱自由主义、偏爱个人自由，认为自由是首要的法律价值，认为自由是其他一切价值得以生成的平台。作为研究者个人，持有这样的价值判断或价值选择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就在于：研究者并不认为这是他个人的选择，而是当代中国人都应当做出这样的价值选择。换言之，研究者不是从当代中国人的立场出发，而是从自己的个人立场出发，来打量、评判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与法律秩序，这就导致了本文所谓的主体迷失。数年前，刘星曾经在一篇论文中，专门区分过法律解释中的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6 这种划分虽然与本文的主题并不完全一致，但也可以间接地佐证本文的这个判断：一些学者站在“精英”的立场上表达的法学话语，并不能代表大众，也很难为大众所认可；而且，这些法学话语不但不能为当代中国的普通公众所认可，甚至不能为法律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所认可。例如，在2006年岁末，笔者前往一个偏远的基层法院及其所属的派出法庭进行法律社会学调查，无论是法院院长还是乡镇法庭的审判人员，都在抱怨一些法学家的理论虽然很精致、很高深，但几乎不能用来解释——更遑论“指导”——基层法院的审判实践。     最后，主体迷失现象还表现为主体模糊，或没有明确的主体。     即使是在一些“面向中国的法学研究”中，这样的现象依然是存在的。例如，最近十多年来，在主流政治强调“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法治理论或法治国家理论，经常成为一些学者聚焦的主题，但是，经由学者们阐述的法治理论，常常都是一些没有明确主体的法治理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良好的法律”与“普遍的遵守”，以及美国学者富勒所讲的关于法治的八项原则，总是被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者简单地套用过来，被尊奉为法治的标准；至于这些法治理论背后的人(尤其是当代中国人)，常常被淡化或虚置。再譬如人权理论，也是一个持续多年的“理论热点”，但在众多的人权研究论著中，我们也看不到具体的人，只有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人。在这样一些人权理论中，虽然也有“人”，虽然也讲到了“人”的权利，但是，这些“人”到底是谁，似乎并不能严格坐实，只是一些符号化的影子，没有血肉，也没有个性。这些法学现象，都体现了主体迷失的特征：只有模糊而抽象的“人”，没有确切而具体的主体。     相比较而言，这种主体模糊的法学现象，在关于西方法学的介绍与评论中，更为常见。近几年来，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关于哈特、哈耶克、罗尔斯、德沃金等人的专题研究，但是，汉语法学中的这些“前沿理论”到底为谁而展开？却是无人顾及的。于是，我们看到了很多“看上去很美”的法学文本，但这些法学文本与当代中国人、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关系是什么，有没有关系，有多大的关系，似乎就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了。也许有人会说，“为学术而学术”、“为介绍而介绍”不也是一种价值吗？在法学学者之间形成一种“同人话语”不也是一种学术积累吗？我承认，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上，这种辩护是有道理的，但对于法学研究而言，这种说法又是比较勉强的。因为，法学说到底还是一门世俗的、实用的学问，应当解释、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哪怕是在相对抽象的层面上，也应当对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焦虑有所回应；因此，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进行法学研究，就不能不回应、满足当代中国人的现实需要。如果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没有什么直接的、密切的联系，它的意义是要大打折扣的；对于这样的研究，也许可以称之为西学研究或西学述评，但却难以充作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法学研究。          二、主体迷失的原因探析          法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主体迷失现象，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举其要者，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西方法学话语在当代中国所占据的强势的支配地位，使一些中国学者只看到了“仰之弥高”的西方人，看不到当代中国人在法学研究中应当占据的主体地位。     其实，西方法学话语的强势地位只是一个表征，在这种强势话语的背后，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繁荣的物质文化。7 这两样东西，为西方人的生活世界赋予了魅力，也使西方人关于秩序与法律的理解及其表达，在我们这里获得了“大写真理”的神圣地位，——既然是大写的真理，就不能仅仅适用于西方世界，而是要求普遍适用。因此，按照西方法学的话语逻辑来演绎中国的法学理论，来展开中国的法学研究，也就顺理成章了。正是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操纵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当代中国的一些研究者更加关心的是西方人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西方人的想法、说法、做法，成为了一些学者长期聚焦、反复索解的对象；至于当代中国人的想法、说法、做法，要么只好在这些西式法学话语中羞涩地退避三舍，要么仅仅为这些五彩斑斓的西式法学话语的出场，充当一个模糊的背景。     譬如，很多学者的法学研究，都遵循着这样的套路：首先指出当代中国缺少什么样的法律或制度，然后逐一列举西方各国的法律制度是什么，最后是根据西方提供的法律经验，为当代中国设计出相关的法律框架。至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经验、思想与情感，似乎都是无足轻重的。由此产生的主体迷失现象，从根本上说，源出于百年以来中西强弱的客观情势；它表明，法学研究中的主体迷失现象并非始于今日，也不仅仅见于法学一个学科，而是百年以来的一个普遍性的文化现象。     第二，一些学者忽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习惯于站在传统中国人的立场上演绎法学理论，习惯于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法学理论的生长点，这样的思维定式，则源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     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回到传统，回到自身的源头，它所代表的实际上是一种“向后看”的文化姿态。从根源上说，这样的姿态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思维定式，那就是，文化总是退步的，最好的时代总是在过去。所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类的说法，其实都已经表达了这样的民族精神。在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其代表人物孔子，就希望回到“三代”，因为，“三代”乃是最好的黄金时期。在晚近，梁漱溟堪称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中国文化的路径不同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无论走好久，也不会走到西方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的。”8 早期的梁启超积极宣扬维新变法，但到了晚年，他也一改年轻时的激进主张，反复强调传统的正面价值与积极意义。在《国性篇》一文中，梁启超还说：“吾国立国于大地者五千年，其与我并建之国，代谢以尽者，不知几何族矣，而我乃如鲁光岿然独存。其国性之养之久而知之厚也，其入人之深也，此不待言而解也。且其中又必有至善美而足以优胜于世界者存也。”9 直至20世纪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依然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他们认为，“复兴儒学是中国内地当前最大的问题，也是最迫切的问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恢复儒家学说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如果不这样做，“现代化必然会把这一民族的心理防线冲破，其结果必然是这一民族完全丧失民族的自尊和自信”。10 就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所面临的危机而言，“只有乞灵于东方的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只有东方的伦理道德思想，只有东方的哲学思想能够拯救人类。”11     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保守主义之外，源于西方的形形色色的“后学”，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广泛传播，既强化了文化保守主义的自信心，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法学理论。按照谢晖的归纳，一个法治保守主义的思潮也因此而兴起，其代表人物便是武树臣、梁治平、朱苏力等。12 在法治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些法学研究者忽略了当代中国人，倾心于解释传统中国的圣贤(譬如孔子、包公)或民众(譬如梁山伯、祝英台)。     第三，主体迷失现象还根源于：法学有别于其他人文学科的特殊性，尚未得到研究者的认真对待；在一些研究者的潜意识里，法学研究就是“写论文”，与其他人文科学没有什么区别。     从形式上看，法学研究确实就是在“写论文”，然而，法学论文与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论文相比，虽然存在着某些共性，但也具有显著的区别。文学论文的写作针对的是文学作品、作家之类的文学现象，譬如对《红楼梦》的研究、对《诗经》的研究，就是把这些经典作品作为审视、考察的对象；史学论文的写作，针对的是已经成为过去了的历史，而历史主要是由各种史料作为载体的。相比之下，法学论文就不一样了，它关注的对象是法律现象、社会秩序，——这些东西，主要存在于人的生活世界与实践过程中，虽然也有一些文本记载了某些法律现象与社会秩序，但是，相对于生活世界与实践过程来说，它们已经属于“二手资料”。如果说二手资料始终不如一手资料可靠，那么，更加可靠的法学论文就应当根据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与实践过程这种“一手资料”来写作。     说到底，法学并不是一门审美的、追求境界的、具有历史纵深感的学问，法学关注的焦点是人的现实的生活秩序与利害关系，尤其是人与人在交往的过程中，如何形成和谐有序的相互关系。这就意味着，法学研究的基本功能就在于理解现实生活中的人，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秩序、利害关系。然而，法学研究的这种特殊性被忽视了，法学研究被缩减为“写论文”，这样的“法学前见”，使研究者只想到了“写论文”，只关心论文的结构是否符合逻辑、论文的格式是否符合要求、论文的观点是否新颖夺目、论证的过程是否跌宕起伏、使用的语言是否生动流畅、参考的文献是否遍及中外，等等。总而言之，一定要使论文满足发表的要求，但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却被忽视了，那就是21世纪初期的中国人，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希望与失望，他们的活法、想法与说法，尤其是，他们在法学研究中应当占据的主体地位。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足以导致我们所看到的主体迷失现象。          三、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实现主体回归          要找回迷失的法学主体，要实现法学研究中的主体回归，就有必要更新法学研究的方法。本文认为，法学方法更新的方向，就是回到历史唯物主义。什么叫历史唯物主义？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中的说法，就是指：“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13     经典作家的这段论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基本精神：立足于实际活动的人，从他们的现实生活出发。把这种方法运用于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这种法学方法的内涵，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当代中国法学研究的出发点，既不是古代中国人，不是某个中国圣贤的某部语录；也不是西方人，——不是“言必称希腊”或“言必称罗马”，而是21世纪初期的中国人。因为，我们的法学研究，是在当代中国这个特定的时空范围内所展开的法学研究，不是在古希腊、古罗马，也不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所展开的法学研究。从这个层面上说，当代中国法学研究的出发点，就应当是实际活动着的当代中国人，就应当把实际活动着的当代中国人作为法学研究的当然主体。     其二，以当代中国人作为法学研究的出发点，还要求着眼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因为，当代中国人到底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不可能由13亿中国人自己来回答，只能通过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体现出来。在现实的生活过程中，包含着足以展示当代中国人的多个维度：他们的经济状况，他们的内心信仰，他们的交往方式，他们的秩序意识，他们的公正观念，等等，通过这些维度，可以描绘出当代中国人生活的立体画面。     其三，相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活过程而言，如果说“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都不具有独立性的外观，那么，法律也不具有独立性的外观。因为，法律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法律实际上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中；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一种法律。流行的法理学教科书告诉我们，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但是，严格说来，这也是一种表面上的说法。因为法律现象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法律现象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的一个方面、一个维度；有什么样的人，就会孕育出什么样的法。     在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法学方法的基础之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这种方法的运用。按照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的说法，“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式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当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最后，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法律和他们的渊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应当从所有这些观点去考察法律。”14 按照这样的视角，在当代中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学方法，就可以从多个方面理解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秩序世界与法律世界。具体地说，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气候环境，因为，人会因气候的差异而不同；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土地质量和面积，因为这些因素会影响到中国人关于生活方式的选择，会影响到社会分工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应当研究当代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方式、财富分配关系；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人口数量、人口分布、人口流向，等等。只有从诸如此类的各个方面入手，才可能理解当代中国人以及他们所特有的关于法律的想像与期待，才可能找回迷失了的法学研究中的主体。     在各种各样的法学论著中，常常可以看到“我们”两个字；“我们认为”、“在我们看来”、“我们相信”、“我们应当”等等之类的表达方式随处可见。这就表明，学者们在法学研究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强烈的主体意识。但问题在于：一方面，这些法学论著中的“我们”到底是谁？如果“我们”仅仅代表作者自己，那么，这里的“我们认为”其实就是“我认为”，其实就是作者个人的“私见”，这样的“私见”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秩序世界、法律世界，可能有一些联系，但也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些“私见”可能出自于西方经典作家的立场，也可能出自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立场，甚至是这些立场的综合或交叉，但是，它却不一定能够代表当代中国人的立场。这种情况下的“我们”，即使有研究者自己，但却未必有“当代中国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所代表的是“当代中国人”而不是作者自己，那么，值得探究的是，是哪些中国人在进行这样的表达？是否所有的当代中国人都获得了这样的共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法学研究者应当分辨“当代中国人”的整体与局部。因为，当代中国人作为一个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共同体，在很多方面应当具有一致性；但是，在“当代中国人”这一共同体内部，事实上又包含了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甚至是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研究者就有必要注意：你自己所说的“我们认为”，到底反映的是哪些中国人的意见。譬如，马克思所阐述的一系列理论，基本上都是站在无产阶级或劳苦大众的立场上来发言的。这就意味着，在马克思的著述活动中，始终包含着一个明确的主体，那就是无产阶级与劳苦大众。          喻中，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注释】     1俞吾金：《俞吾金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2也许有人会认为，法学研究的主体就是研究者自己，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本文所谓的主体，是要回答“法学研究到底是为了谁、满足谁的需要”的问题，显然，法学研究不可能仅仅是为了满足研究者自己的需要，甚至主要不是为了满足研究者的需要；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主要是为了满足当代中国人的需要。宋人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实际上也表明了“天地”、“生民”、“往圣”、“万世”才是研究的主体。     3手边恰好就有一篇以柯克为主题的法学随笔，请参见，黄鸣鹤：《对不起，陛下，您不能当法官》，《民主与法制》2007年第7期。     4蒋庆：《以中国解释中国：回归中国儒学自身的解释系统》，中国论文网)(www.chinalww.com)。     5杜钢建：《〈论语〉四道与新仁学四主义》，《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6刘星：《法律解释中的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法律现代性引出的一个问题》，《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1期。     7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该地区语言的决定作用，已有学者作过简明扼要的阐释，参见雷颐：《语言的力量：近代以来中国“新词语”的演变》，《光明日报》2007年4月5日第10—11版。     8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5页。     9王德峰编：《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154页。     10凌志军等：《呼喊——当代中国的5种声音》，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第356～357页。     11季羡林：《“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东方》1993年第1期。     12谢晖：《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中国法制现代化沉思》，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1页。     1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页。 进入 喻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学研究 主体迷失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6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