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斗

军队要属于人民 文革武斗 清华和北大都是怡红院一样的浮云

【政治土匪】1946年1月16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在政治协商会议作《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的发言:“军队要属于人民,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这种军队应该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因为人民以其血汗所得来养兵,为的是保护自己。”他强调,没有军队国家化,军队就会成为披着国家外衣的政治土匪。军队从属于人民,是政治欺骗。根本不是国家化。本质就是拿“人民军队“来替代国家化,军队成党的家丁。 文革:1、两派都高音喇叭谴责对方,上纲上线以至日妈捣娘。2、两派约架,先是饱以老拳然后钢钎大刀最终机枪大炮。3、两派互责对方先动手,约架是早有组 织和预谋。4、两派都把己方阵亡者定为烈士。5、朝廷发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指示。宜宾,1968年,我11岁,亲见不少开膛剖肚的尸体。大鉴。——樊建川 这个女人叫谢静宜,17岁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她27岁的时候,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她居然担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她30多岁就 担任北京市委书记,还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只要你上面有个相当硬的男人,清华和北大都是怡红院一样的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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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NBC:一位老红卫兵打破沉默,讲述自己当年武斗杀人的经历

核心提示:王冀裕,一位年已六旬的老”红卫兵”,近日来打破沉默,讲述他曾经在15、6岁的时候打死了另一个孩子的事,成为少见的公开忏悔者之一,他之所以这么做,可能是受到了当前”唱红”大潮中美化那个时代的影响。 原文: Former Red Guard breaks silence on murder 作者:Bo Gu 来自NBC新闻 发表:2011年9月27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相关视频:文化大革命的黑暗日子,至今在中国仍是禁忌。老红卫兵王冀裕在一次罕有的公众自白中承认他在那暴力的年代杀了一个人。可直接点击这里播放 凤凰网 的视频,王冀裕老人亲口讲述这一经历。】 北京——现年60岁的王冀裕再也不能为一段他40年来不曾向外界提起的故事继续守口如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为红卫兵的一员,16岁的他在混战中杀了另一个年轻人。 他的故事和许多其他在那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暴力年代发生的事相类似。非同一般的不在于他杀了人,而是在于他现在愿意公开说出那件事。 王在去年一篇在敢言的中国杂志《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中打破沉默。最近他就那个他称为”一个所有人性都崩溃了的年代”接受NBC新闻的采访 暴力年代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历时十年,由毛泽东领导,旨在清除共产党内反对派的运动,由1966起,至1976年止。毛泽东的既定目标是,通过在社会中清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来落实社会主义社会。结果,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公民,特别是知识分子,高级层官员和军官,被迫害,被迫接受劳动改造,或是被杀。 虽然有文字记载是关于这个中国历史上混乱时期的文献,公众却甚少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话题,中国媒体上也鲜有提及。文化大革命的确实死亡人数至今成谜,但历史学家估计那数字可能高达两百万。 1966年,”红卫兵”成立了,成员多是家境相对较好的年轻学生。虽然没有组织架构,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卫兵了很快就席卷全国。学校停课,红卫兵则分裂成不同派系,不惜向敌对者动用暴力。 很少有人公开承认曾做过不当行为或是犯了罪行,而王是全中国少数站出来承认在文革期间杀了人的其中之一。 引向动乱 王在1951年生于一个军人家庭。他父亲是空军的高级干部,作为干部精英,享有着很多特权。王在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中长大,他和其他军官的孩子一起玩耍。 王在接受NBC 新闻访问时,忆述说:”文革之前,我们才十四、五岁,我们所有的教育都是有关阶级斗争的。渐渐的,自然而然的,那就成了我们唯一相信的东西了。” 到了1960年代初期,因为毛泽东和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刘少奇之间日益激烈的冲突,使中国处于另一次政局动荡之中。 在大跃进引起的大饥荒造成数以百万人死亡之后,刘少奇和邓小平试图把中国的计划经济引向一个比较务实的方向。这一转向威胁到对毛泽东的权威,他于是想把刘少奇逐清除出中央领导层。 王说,”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权力洗牌,它的最终目的是确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并搞掉刘少奇。” 混乱年代 到了1967年,王16岁,混乱、暴力已经成了全国上下的常态。可是1967年8月5日却是改变了他一生的日子。 他说,”我那时在家,一个朋友过来告诉我,我们的一个朋友被另一派带走,打了一顿,现在还关在北京粮食学校那边。” 王马上集合了其他朋友,去学校报仇。很快两派红卫兵之间的对峙变成一场暴力混战。混乱中,一个穿蓝色工人服装的男孩用砖头打了王的手。 “我像发疯一样追着他。他根本不知道我有多生气。”王忆述说,”我用一根重的木棍打了他的后脑,他象一个面口袋一样滚下斜坡。到他想要爬起来的时候,我又用棍打他的额头,血溅到了棍子上。” 王跑去追其他的男孩,直到几分钟后有人告诉他那男孩要死了,他才知他的攻击后果有多严重。 “‘不会的!怎么可能?’我说。我完全惊呆了。我去了收治那男孩的诊所,看见他躺在那里,呼吸微弱,血在他的颈部缓缓流出。他的脸色像纸一样白。我几乎当场倒下。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但我知道我杀了人。” 王说他当晚报警要自首,但没有人有功夫逮捕他。整个国家都一片乌烟瘴气。 同一年的九月,王去了南边的海南岛,想要参加中国对越战争。但他的努力徒劳无功,十二月他以杀人罪被捕,送回北京的一个监狱。 然而,九个月后他在受害者父母同意下获释了。根据王的说法,受害者的父亲从未公开提到王的名字。相反,在他获释前,受害者的父亲来见他,说”那是个错误。” “要不是他们原谅我的话,我没有这么快可以出来。”说着,泪水涌上王的眼睛。 梦魇 事后没多久,王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躺在一块又硬有冷的木板上,没有枕头。然后我看见一个很高的女人,我看不到她的脸,但她身穿白袍,她说,你要躺在这里,躺一万年。” 王把他后来遇到的生活中得困难都归因于他的罪行。他在不同的农场待过、当过兵、也试过在国营企业工作,最终安定下来,经营马场。 王的许多同志都很早就死了。1971年他本人在山东省济南的一家航空工厂当锁匠时,出了意外,失去了左眼。 “我一直相信业报这回事的。做了坏事,就得受罚。我不相信那些犯了罪的人可以每晚都睡得安稳。” 王说他仍然相信共产党,仍然相信国家;但他不能忍受今日每一个人都虚伪的社会。” 而尽管他公开承认罪行在中国是少之又少,公众对这却没多大反应。只有少数敢言的,但不是主流的媒体跟进他的故事。王只和香港的凤凰卫视做过一次电视采访。他说他尝试过要中央电视台采访他,因为国家电视台的收看观众最多,但他们不做。 “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我们在选择遗忘。我们不应该让他们忘记这件事,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这个国家发生过的事。”他说,”还有人怀念、赞美那个年代——让他们见鬼去吧。”    查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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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记44年前那场恐怖血腥的武斗

44年前的一天——1967年6月23日晚9点,我们被包围在一所大学校园里。大学是造反派(“此造反”非“彼造反”——简单点说,“此造反”成气候在1966年底,领袖人物多草根,矛头向上;与成名于红八月的“扫四旧”“痛打牛鬼蛇神”、根红苗正的“彼造反”不同,遗憾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主流舆论常常张冠李戴)学生“钢二司”的大本营之一。 1967年6 月的武汉,社会上武斗升级,血案连连;横尸街头的死者在太阳光下腐烂,上面传达下来的正统说法是:死的是“牛鬼蛇神”,要大家认清形势,不要被社会上的“一小撮坏人”利用——这“一小撮坏人”正打着红旗反红旗把矛头指向省市党政军领导。 大家心里都明白,以地方武装保卫人员和基干民兵为核心、号称“成员占全市党团员的85%”的“百万雄师代表的是什么?他们代表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中国当权十七年的正统势力啊。在他们眼里是牛鬼蛇神造反的“此造反”们代表的是谁?是创建“这权力”又要颠覆“这权力”的伟大领袖的意志——说真的,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此造反”是最不受待见的底层人、“有问题的人”,没有伟大领袖的支持,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允许他们发声的,这也可能是至今这个群体的上层人物仍深情怀念毛泽东的缘由。 这是一场场血腥残酷、恶战双方同呼喊着忠于毛主席而行之的殊死博弈。他们信奉的是同一套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效忠同一个权威——伟大的共产党,就连被他们双方打倒在地的人也和他们同一信念同一个立场,看不见异议对正统的矛盾,一个比一个的在血与火中比赛谁最忠于党和毛主席。 我工作的单位就在这所号称“钢二司”大本营之一的大学里。1967年6月24日,就在我们身边发生了一场硝烟弥漫的血腥武斗。作为旁观者,我经历目睹了所发生的一切,四十多年过去了,至今仍然能感觉到那冷冽恐怖的空气,血腥扑鼻而来。 1967年6月23日下午,天气转阴,飘起零星牛毛细雨,落在身上湿漉漉似有未有。一上班就接到通知,家住在院外的同志早点下班,家住在院里的同志和家属晚饭后都集中到靠江边的单身宿舍过夜,带些水和食品。 原来“百万雄师”包围了这所绿树成荫的大学校园。校外沿街一带站满了手持长矛铁棍的百万雄师战士——他们在现实生活里每个人都会是为人父,为人子,都是好工人、好干部,而今天他们是全市那个号称由“85%党团员”组成的“百万雄师”的战士,手握铁棍长矛面对造反的大学生,是执行公务,据说,每人都可领到5元钱的补助。街边曾有人问,为什么攻打学生?他们回答:不是打学生,是打牛鬼蛇神。 通往大学校园的路被封锁,每个进出的人都要自报家门亮出自己的观点——是什么派,面对长矛和厉声盘问,我的同事庄告诉我,她慌得语不连贯忘记了普通话、指着学校的方向说:“我在伊面(上海话那面),伊面工作,不是学校里的人”。好不容易过关。当然也有挨打的,往往是流露出不满的男性青年。 校园里一片秣马厉兵备战忙。学生们准备最后坚守的“8栋”学生宿舍楼,已是戒备森严。近一百米长的筒子楼,南北山墙上连通长长的走道的两个大门已用砖封死,楼梯口塞满课桌椅子,二楼三楼的窗口可见堆作为武器的砖头石块。火红的战旗从北山墙三楼窗口伸出,高高飘扬,那儿正对着路口。广播喇叭里在播放毛泽东诗词《西江月,井冈山》的歌声: 山下旌胜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巍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高年级的学生一脸忧国忧民的沧苍,低年级的学生刚退尽稚气的脸上写满超出年龄的凝重,他们同仇敌忾,为了心中的偶像毛泽东,报定上刀山下火海的决心,周身凝聚着悲壮。那种渴望经历真正的出生入死、渴望像白色恐怖下地下共产党人一样为信仰捐躯的悲剧人格精神,驱使他们不惜牺牲自己。 他们明知面对军队支持的“百万雄师”,他们是以卵抵石,这个据点将被踏平。他们仍然坚定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即使战死,也虽死犹生,他们必须战斗。 我记起他们表演的那首诗:“放开我的手吧,妈妈”。是讲一个孩子听毛主席话,去造反,他妈妈拉着他不放,他对妈妈讲忠于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一席话,最后是这样一句:“妈妈,放开我的手吧,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死不还家”。字字铿锵有力,句句浩然正气。 十几二十来岁的毛孩子散兵游勇对抗垄断着一切社会资源的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百万雄师——“85%党团员”,那是鸡蛋碰石头啊。我心里感叹:我的小弟弟妹妹啊!你们可知你们的虔诚出自你们自己的一厢情愿,站在你们对立面的人太强大了,你们说毛主席支持你们,但是要踏平你们的人比你们更忠于毛主席,他们有权有枪。你们出于对毛主席的忠真而献出的虔诚,被他们认作是牛鬼蛇神造反 是反革命,你们必被这虔诚所累、所误、所欺、所害啊。 忽然,一曲低沉、荡气回肠的歌声传来: 戴缭长街走 , 告别众乡亲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我一个 , 自有后来人。 歌声渲染着“此造反”不屈服的挑战意志,溢满为心中的偶像毛泽东而战的革命英雄主义湟蘖中升华起来的自我陶醉的激情,闪烁着悲剧精神。他们的失败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只要是过来人,不昧良心讲话,都能看见那时的人心是偏向他们一边的,尽管人们知道他们会失败会倒下。我看到有人落泪,我却一滴泪也没有,只为他们心痛;我感到那悲壮,说轻了是实现自我证明——我们听毛主席的话、忠于毛泽东,说重了是邀宠,但是以命邀宠至少是出于真诚吧。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没有西方基督教和东方伊斯兰教那种入骨的绝对信仰,中国的佛教,信其有则灵,信其无则无。中国只有对皇帝的个人崇拜类似西方的宗教信仰。但这种绝对崇拜某种程度上是高压酷政的产物,因恐惧而崇拜,为了证明崇拜而崇拜,包涵了一定的虚伪性。正像文革中许多自杀者都留有“毛主席万岁”的绝笔,而把他们置于死地的哪一桩哪一件不是源自英名领袖的“阶级斗争”理论。黄泉路上的亡灵似乎以此试图为身后亲人证实点什么,遮盖点什么,这是活着的人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痛,也是历史的悲哀。 当晚,家在大院里的十几户人家,拖儿带女逃难似的躲进单身集体宿舍,十几张单人床,蚊帐分割成一块块,一家人占一个铺位。党委书记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不管你是什么观点,不管是什么派,眼下大家要团结一致,大家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家是同事,今后还要共事,没有什么仇化不开,谁要借机联络外人,“歪嘴巴”使坏,后果自负。——他是被头年红八月的“彼造反”打到后来的“此造反”这边,他同情“钢二师”学生。 丈夫被叫去参加值班、巡逻。党委书记忙前忙后,安排大家的生活琐事,抚慰大家不要害怕,说,我们没有参加社会上的造反组织,不会有事的。我还是怕极了,那感觉就像解放战争“拉锯战”躲土匪一样,女儿偎依在我身边不声不响,眼睛睁得大大的,不知发生了什么。一个稍大的男孩唱起幼儿园学来的儿歌:“陈大麻子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扒你的皮,把你扔到茅坑里”。大家纷纷指责孩子的母亲;快不要唱了,给百万雄师听到,我们大家都活不成了。 天阴沉沉,雨淅淅沥沥。江面上一艘艘灰色的船在游弋,那船分明不是民用船,大家心照不宣的交换着恐惧的眼神,望着它们渐渐驶向我们这边。我突然想起,办公楼梯口贴着一张表明我们几个人认同钢派“香花”观点的大字报。我找到我们的头头,要他无论如何要去扯下来,我不想送命。 头头不置可否笑我胆小,没想到我处于求生本能的“背叛”行为恰被一个“彼造反”听到看到。后来白云苍狗几经变换大王旗,“彼造反”又成了气候,一边批判我是怕死鬼。一边又批判我坚持反动立场,造无产阶级的反,天啊,我仅仅是认同“此造反”香花派观点,也是罪。但是,那些红八月的“彼造反”们总是有理。要知道,我是叛向他们啊,其实,何止是“叛”,我已下决心“投敌”再也不敢沾“此造反”的边了。 我临阵“叛变”的行为足以显示那场灾难的恐怖本质。面对生与死,置身长矛铁棍的威慑下,我终于悟清楚,“百万雄师”是正统权力的代表。全国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工厂、每个学校、每个街道、每公社都有着“百万雄师”——“85%的党团员”。他们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灵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阶级阶级斗争国家学说,赋予他们绝对的权力,以他们为主题铸成的金字塔集权体制,连金字塔顶端的毛泽东也要掂量掂量,要不他何必冒天下之大不讳,自下而上的去鼓动平民百姓造反。 深夜,雨越来越大,玻璃窗上的雨珠,在江面上的灰色的军用船扫过来的探照灯光照射下,滴滴圆滚剔透,一串串滚落。不远处墙外传来阵阵冲呀,杀呀的虚张声势的喊声和砖头瓦块撞击声。今夜无人入睡。空气沉闷压抑得令人窒息。 零点,传来悲壮深沉的歌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的受苦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突然全院一片黑暗,广播嘎然噤声,电拉断了。坐我旁边的一位同事的爱人是学校的老师,他悄悄告诉我:“这是学生撤退进“8幢”楼的暗号。他们俩刚结婚不久,都是1965年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的爱人——那个善良的梳着两个翘翘辫子、大学生本色未退的共产党员大学教师,此时正与她的学生一起迎接百万雄师的挑战。 如果说,自称“85%的党团员”属于他们的百万雄师的话是可信的话,那我们应属于另类的15%之列,还有院长、党委书记、乃至全国大大小小的邓拓三家村等被“彼造反”们打倒的人—–这些人的共同人格弱点是:右,温情、人性至上,厌倦阶级斗争。 楼下门廊里一阵躁动,我担心丈夫,急冲到楼梯口,黑暗中借着远处空中反射余光,眼前依然是看不清楚的黑白影象,模糊中似乎有两个人影跌到在地,几个怪怪的人影拥着那两个人进了边上的房间,我听说书记当时对人说:“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你们也什么没看见”。丈夫告诉我,两个受伤的学生,来不及撤退进,躺在苗圃地沟里躲避多时,浑身泥水四肢都泡白了。书记叫人给他们换好衣服,掩护他们躲在蚊帐里。 夜长难熬,孩子们渐渐入睡,母亲们没有一个人合眼,面色僵刻呆板,有一下没一下的挥动扇子扇打蚊子。烛光勿明勿暗,滴“泪”连连。耳边是慌乱嘈杂的忽近忽远的喊斗声,我想努力听清究竟喊什么,却怎么也听不清楚,好象有人过来拉着我的手,拼命的奔跑,我甚至听到自己粗重的气喘吁吁的声音,漫山遍野的火光,杀声,腾空而降的砖头瓦块,我不寒而粟,我只能惶恐急促地拼命跑,我明白了,我是在逃命······ “出来,出来,统统站出来”。一个真实迸发着威力的声音,夹杂着铁器重重地敲打地面的声音惊醒了我。天色已亮,百万雄师攻到我们这栋楼来了。我站起来冲到门口想看看究竟。吓傻了的人群顺从的往外走,把站在门口的我挤到房门外,我逆着人群往里挤,喊着,我的孩子,我要带上我的孩子。我抱着还在睡梦中的女儿最后一个走出来。 “里边还有人吗?”举着长矛的人问。 “没有人了,没有人了。”我慌忙回答。 他们正要进屋搜查,党委书记陪着小心说:我们与学校是两个单位,我是党委书记,这里都是我们的职工。听到是党委书记,那位头头模样的,不再横眉竖眼,把指向我们的长矛放下了,问:这些都是你的人?什么观点? 书记平静地回答:都是我们的人,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观点,没有人介入社会上的组织。那人满脸狐疑地看了书记一眼,说:“不要乱走动,误伤了你们,我们不负责”。 大家拖儿带女重回房间,食堂没开火,饭也没有吃。几个胆大的年青人跑到武斗现场去看,带回来了些压缩饼干,是军用战备压缩饼干,市场上没有的,小孩子们说百万雄师的东西我们不吃,后来饿极了,也不管那么多了。 百万雄师攻打“8幢”楼,打得很艰难,学生从上面扔砖头石头,他们近身不得,便几个人一组顶着棕床慢慢靠近楼墙,挖开墙后,然后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挖通。把学生们的棉被书籍桌椅洒上汽油点着火,学生肯定守不住了。 下午四点钟左右,百万雄师走了,我们可以回家了。我把女儿交给丈夫,转身去了“8幢”楼。展现在我眼前的是断壁残垣,一片狼籍。长长的筒子楼扇扇窗户烧得焦黑像只只摘去眼球的眼窝。一楼几十间房间全部打过,每个房间的墙上都张开着疵牙列嘴的大洞,地上是烧焦的衣物、书籍、没燃透的被水淋得还在冒着烟。 南山墙外树下,一个被长矛捅死的人躺在地上,直瞪瞪的眼睛,张得很大,很恐惧,显然是被杀死的,一滩血染红了地面。平生第一次近距离目睹一个死在长矛下的手无寸铁的生命,我心颤栗。 “什么样的仇恨,竟下得了手啊!”我轻声叹息。 “百万雄师说他不是学生,是牛鬼蛇神”。住在附近的一位老师的母亲东张西望后在我耳边悄悄说道。 即使“牛鬼蛇神”在他们眼中不是人,至少也是一条生命啊,如此草菅一命,而且是以“革命”“正义”的名义,世界上还有王法二字吗——7、20事件后,死者的女儿来此处凭吊,我们才知道,他不是牛鬼蛇神,是个好打不平的老工人,听毛主席的话参加造反;后来听说那个捅死他的人也是个很好的老工人,不过“7 20”后百万雄师失势,被“此造反”打死了。再后来听说打死这个个老工人的人“一打三反”里被斗死了,据说此人也是个老工人。所以,我想,毛主席后来发出“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最高指示是有来由的,是无比“英明”的,不知他有否想到,这些本来前世无怨后世无仇的老工人们为何会停工血肉相搏? 我沿着楼边的空地,又从南山墙走回北山墙,一百来米的距离,几十个焦糊空洞的窗口,像死者睁着的眼睛直瞪瞪的看着我,我逃也似的加快了脚步。 北山墙的大门正对着花坛,花坛中正对学校大门的方向有一面巨大的红旗雕塑,英明领袖笑眯眯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边上镌刻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奋勇前进”,一排金色的大字。 三三两两的人站在花坛边,地上似有点点血痕。一个住在大门口附近的工人模样的人悄悄对人说:百万雄师火攻,学生守不住了,把棉被扔下,跳楼下来。都挨打了,一个姓杨的头头伤很重,还坚持由人搀扶着在毛主席像前举手宣誓:“跟着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绝不屈服”。他边说边举起右手比划着。 “学生们都到哪里去了?”有人问。 “哪儿去了,抓走了,用长矛铁棍押走的,军队有指示,不杀学生,不是学生的人,就难说了。”正说着,看到又有几个人靠近,他知趣地躲开了。 校园一片死寂,大楼满目疮痍,这样的楼,这样的血,几乎全国各地都有,这“文化”的革命,演变成“武化”的革命,这遍布全国的摧毁“此造反”的“焦土”政策,是军人明目张胆地逼宫,还是暗中的毛泽东的政治对手施出的杀手锏,只能留给历史去评说了。这一团纠结的文革内幕可能我们这些经历者不可可能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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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之子文革时被武斗致死

  1953年春光明媚的3月,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邵式平,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从北京拍来的加急电报,电文的意思是: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前夕,有一些负责干部和红军将士将他们的子女寄养在瑞金等地的群众家里,中央委托江西帮助寻找这些红军留下的孩子们。这里面特别注意找到毛澤東主席的孩子毛毛……   邵省长阅完电报,马上想起另外一件相关的事情:不久之前,居于上海的贺子珍也给他写来亲笔信,说她在瑞金生下一个男孩,由毛澤東取名叫毛毛,长征之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把毛毛寄养在群众家。那是毛澤東最为疼爱的孩子,现在拜托邵省长千万千万帮助找到毛毛……   邵式平决定亲自布置这件事。他要秘书通知省民政厅厅长朱开铨,立即到办公室来。一个多小时之后,朱开铨来到了邵式平的办公室,邵式平起身对这位瑞金籍的老红军招手:“来,这边坐,交给你一个大的任务……”   王家珍受命   朱开铨从邵式平办公室回到省民政厅,坐下思虑了十几分钟,忽然点着头自语地“嗯”了一声,拿起电话通知优抚处的干部王家珍来见他。   王家珍,这个来到省民政厅上班才两个月的年轻人,带着军人的干练作风出现在朱开铨面前。王家珍是赣南信丰县人,1950年加入中國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斗了3年,今年1月初带着战场上留下的两处枪伤,转业到了省民政厅。当听了朱开铨用赣南话说了找他来的缘由时,立刻感受到这是组织上交给自己的一项艰巨任务。   更让王家珍心头蒙上沉重郁结的,是朱开铨讲到的一件事情:贺子珍的妹妹,亦即毛泽覃之妻贺怡,新中國成立后担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她为了寻找毛毛,于1949年11月中旬从赣南乘吉普车回来,经过泰和县桥头的丰塘村时发生车祸,汽车坠入3米多深的水沟,贺怡与古柏之子古一民当场死亡,古柏夫人曾碧漪及警卫员等三人负伤。这时的贺怡年仅38岁,正是为黨工作的黄金年龄段。   对于贺子珍,王家珍是有所知晓的。那是他参军以后,听一些老战士讲到的。贺子珍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与毛澤東结为夫妻,两人在中央苏区共同生活、战斗了6年,生育了3个孩子。极为恶劣的战争环境,不允许贺子珍把小孩带在身边,第一个女儿送给了龙岩的老乡,第二个孩子毛毛长征前夕留在瑞金一带,第三个孩子产后夭折。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一人居于上海,思念儿女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对于这位从井冈山起就历经了战火考验,长征路上为了救护红军战士身上多处负伤的革命老大姐,王家珍怀着一种深深的敬意,同时对她充满传奇色彩而又命运多舛的遭际有着难以言表的同情。现在,组织上把这样一项任务交给自己,倘若能够完成,这不是对贺大姐最切实的帮助吗?想到这些,王家珍心情激动地向朱开铨表示: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哪怕走遍瑞金的村村寨寨,问遍每一个上了年岁的老人,一定要尽力地去找。即使毛毛不在人世了,也得把情况弄清楚,给贺大姐回报一个准确的信息。   朱开铨对王家珍的表态感到满意,在心里相信这位经过战争考验的年轻干部,是不会辜负组织的重托与期望的。   朱道来浮出   王家珍背着朝鲜战场带回来的军用挎包,来到了赣南腹地瑞金。   因为“掘地得金,金为瑞”,故名瑞金的这片土地,在中國革命的史册上有着独特而不凡的地位。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是中國共產黨对于治国理政进行探索、实践的起源地。在那个革命求变的年代里,黨在这里创造了缔建一个崭新的赤色中國的奇迹。而红军将士们曾经在瑞金留下的妻子们、孩子们,就是留在这块红土地上神奇、神秘的一部分。当年曾经历了五次反“围剿”残酷战争的著名老区,在近二十载岁月的洗涤下,依然这样的年轻,充满着社會主義的青春活力。   王家珍首先找到了瑞金县县长刘辉山和副县长、红军女战士黄长娇,向他们汇报了自己的工作任务。两位县长满口答应,将尽力支持、协助这项工作。第三天,刘县长在县政府主持召开了老红军、老苏区干部座谈会,在县城工作的十六七位老红军参加了座谈会。他们纷纷打开记忆的匣子,回忆红军长征之前,某某首长把孩子寄养在某某老乡的家里。但是对于毛毛留在什么地方却是无人知晓。老红军们在发言中都讲到:当年红军留下孩子的事,都是秘密进行的,为的是怕消息泄漏出去带来国民黨加害的危险,因此一般没有人知道。而且红军走了以后,国民黨军队由反动民团配合,在红区实行一次又一次的剿杀,许许多多的红军后代被杀害了,即使有幸存下来的,在那个灾荒频发、病疫又多的年代里,有多少红军子女能活到现在,这是可想而知的。   在座谈会上坐了半天的王家珍听到这些情况,心里凉了半截,因为老红军们对于毛毛的下落提供不了一点线索。一个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的县份,方圆二三百里,居住着30多万人口,到哪儿去打听毛毛?村村寨寨走得完吗?王家珍心中一片沉重,但他再难也要寻找的决心却丝毫没有退缩。   “只有走下去,到群众中进行调查!”王家珍带着这样的想法,独自开始了一村又一村的调查了解。然而1个半月过去,走过的村庄七八十个,仍然找不到一点这方面的音信。   心头终日盘旋这件事的王家珍,有一天萌生了去档案馆查找历史资料的想法。果然,他在县档案馆收藏的1934年《瑞金县志》看到了这样的记事:“共黨魁首毛贼泽东,生有一子寄留瑞邑。”虽然这段文字并不能成为什么线索,但王家珍坚信毛毛确实被寄养在瑞金。“只要毛毛还活着,我一定要找到他!”这是王家珍的心语。   一天傍晚,住在叶坪乡政府的王家珍,在村口遇上两个收工回来的农民,同他们聊谈起来。一个年过六旬的老农忽然想起来了,告诉王家珍:听说朱坊村有个叫朱盛苔的农民,在当年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据说孩子的父亲是一位红军的“佬子”。   无形中获得一个重要线索,王家珍大喜过望,决计第二天一早就去朱坊。   朱坊村,离叶坪乡政府所在地8华里,是个散落着200多户农家的贫困村庄。王家珍进到村里经过打听,找到了朱盛苔及其妻子黄月英。这对50多岁的夫妇听了王家珍的发问后,几乎同时点头作答:“我们是收养过一个红军孩子,叫朱道来。”“哦,道来他人呢?”王家珍惊喜得睁大了眼睛,心里升腾起巨大的喜悦。可是,农民夫妇的回话又让他不由自主地愣了一下,禁不住惊出了声音。朱盛苔神情有些悽然地回告王家珍:“道来他,被人领到南京去了。”   毛毛被寄养   王家珍从惊愕中回过神来,对朱盛苔夫妇说道:“大叔、大婶,你们坐下慢慢说吧。”   已经逝去20个年头的往事,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朱盛苔、黄月英的脑子里,夫妇俩怀着复杂的心情,互相加以补充,形成对往事的叙述,让王家珍听得入神起劲。   1934年农历九月底的这几天,是包括朱坊村群众在内的瑞金人民心情沉痛难过的时日,因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风快地传遍了各地:红军的大部队已经离开瑞金,离开中央苏区十几天了!红军这么一走,国民黨的部队就要打进来,老百姓就要遭大殃受大罪,这是每个人都明白的。听了这一消息的人都在心头搁上了重压,大家的心情就像打着薄霜的清晨一样阴冷。朱盛苔一家人正在吃着刚挖的红薯煮粥,忽然门外狗吠。只见一名姓朱的乡苏维埃干部与两位红军直接进到他家。其中一位好像在哪儿见过,看样子像是红军干部,手中抱着一个裙布包着的孩子。另一位红军则提着一个包袱。听了乡干部的介绍后,抱孩子的红军干部对朱盛苔夫妇说道:“朱老乡,这是红军的一个孩子,大部队走了,我们也要去打游击,请你们帮助抚养,给你们添大麻烦了!”   朱盛苔夫妇感到太突然,一件这么大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地发生了。然而,在这种时候拒绝得了吗?黄月英有些慌张地望了望丈夫,又不禁把目光投向那个孩子。她以已经是4个孩子母亲的观察,判断这是一个两岁左右的男孩子。虽然他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这时候还在因为舍不得离开亲人无声乏力地抽泣着,但掩饰不了那种机灵、调皮的模样和气质。小家伙的脸型有些方正,额头很高,皮肤偏白,又红嫩得可爱。身上那件用灰布军装改做的薄袄衫,让人看得心里亲切生热。一种母爱的天性,驱使黄月英不等丈夫点首,忽然从红军干部手中接过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还用手为孩子揩去眼角的泪水。红军干部见对方的神情,脸上露出笑容,再次道谢:“大嫂,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们了,由你们把他养大成人。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你们千万千万要保护好他,将来我们会报答你们的。”他说完,对提着包袱的战士一努嘴,战士便把包袱放下。这时,那位乡干部对朱盛苔夫妇补充说:“盛苔,把孩子交到你家,是经过考虑的,难为你们了,我代表孩子的父母感谢你们呐!”那位红军干部再次郑重地说了一句“太感激你们了”,作为道别语,就同着乡干部和那个战士离开了。   让朱盛苔夫妇抚养这个红军的孩子,的确是区、乡苏维埃政府会同毛泽覃夫妻多次考虑作出的选择。这对夫妇在方圆一带向以忠实、厚道而著称。他们家境贫寒,已经有了两个男孩两个女儿,还有多病卧床的老母亲。但夫妇俩勤劳俭朴,自己再怎么吃苦也尽力拉扯孩子们,一家人过得清苦而又亲和。朱盛苔还参加了乡赤卫队,积极随队配合红军的反“围剿”战争,政治上一惯可靠。   朱盛苔夫妇接受了这个红军孩子后,思量着白军很快就要打到瑞金来,为防不测,合计给孩子取名“道来”,意思为半道上捡来的。   尽管日子过得那么艰辛,尤其在红色区域沦为敌占区后的险恶社会环境下,朱盛苔夫妇就像红军干部托付的那样,比对自己孩子还要真情地抚养小道来。让夫妇俩为之担忧愁虑的,是小道来的人身安全。苏区处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要保护好一个红军的后代,是多么地不容易!毕竟村里有人知道道来不是朱盛苔的亲生血脉,那个长着酒糟鼻子的本族保长就是这样。为了求得这个保长的遮盖和庇护,朱盛苔只得紧勒裤带,省吃俭用,用钱来堵住他的口。好在此人虽说是个棺材里的人伸手——死要钱,但还讲信用。他答应为朱家保守这个秘密,但要100担谷子或200块银洋!朱盛苔夫妇被这个数字吓得张开嘴半晌合不拢,头皮一阵紧一阵地发麻,可他们头脑还是清醒的,咬着牙答应了。朱家变卖了所有能换钱的家产,又四处向亲戚告借,总算凑齐了本族保长的“保密费”。虽说这样,夫妇俩还是万分小心地提防着国民黨军队的突然搜查。1935年2月的一天夜晚,老天下着米子雪粒,天气格外寒冷。熟睡中的朱盛苔突然被村口一片狗吠惊醒过来,知道国民黨军进村搜查,便急忙披上衣服,抱着用小薄被包裹的小道来,拖上布鞋走出家门,来到村外3里的小庙里,躲避到天亮后才回家。衣着单薄的朱盛苔被冻得生了一场大病。   在之后的整整19年中,朱盛苔夫妇为小道来的成长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为带他所吃的苦比自己5个孩子加起来的苦还要多!道来在朱家成了父母的“宠儿”,上完了小学后又读了中学……   就在王家珍来到瑞金的前两个月,一件让朱盛苔夫妇无法意想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从南京来的中年妇女,名叫朱月倩,持了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介绍信,找上朱盛苔的家门,说是前来接儿子的。朱月倩的丈夫叫霍步青,当年是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巡视员,后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1933年在福建省建宁县牺牲。他们的一个小男孩也留在瑞金。朱月倩后来被国民黨军队俘虏,几年后嫁给了国民黨的一个飞行员。她说这次来就是找儿子的,瑞金县民政部门派人把她带到朱盛苔家,她见到朱道来后一口认定那是她的儿子,在朱盛苔夫妇面前又是哭又是求,硬是要把道来带到南京去。朱盛苔和黄月英再三考虑,觉得还是让她带走,因为孩子是为红军抚养的,自己只是尽到了这份责任,既然现在有人认领,就应该交回给人家。再说让道来到南京去,肯定比在瑞金乡下要好得多了。为着孩子今后的前途,夫妇俩怀着与道来19年来一天也没有离开过的血肉深情,一步一把泪水地送着告别了兄妹们的道来,离开了朱坊,离开了瑞金。   贺子珍认子   王家珍的成稳和精细,在这种时候再次得到体现。他首先问朱盛苔夫妇有没有道来的照片,黄月英一听马上高兴地点头:“有哇,是道来不久前从南京寄来的!”   王家珍从接过照片的一刹那起,心头就涌上难以抑制的惊喜。照片上的朱道来,其宽阔的前额、脸庞的形状以及颧骨特征,多么像年轻时的毛澤東啊!惊叹之后的王家珍又问道来有信给你们吗?得到提醒的朱盛苔夫妇又赶忙拿来两封朱道来的亲笔信。   朱道来思念父母、阿奶以及兄妹们的深情,化成文字跃然纸上。信中写道:“我恨不得这就回到家里,与你们在一起。”朱道来为何这么急切想回家?原来信中叙述到了他在南京的烦恼:他们并不真正喜欢我,对我不是真正的好,我是看得出来的。他们喜欢的是妹妹,什么都顺着她。妹妹也不是那么看得起我,有些嫌我是乡下来的,土里土气。我在这儿并不愉快,过些日子我要回来的,与妈妈、阿奶在一起过……“   王家珍在阅读两封信后,立即有了一连串的疑惑。他想那个南京妈妈既然接到了朱道来,与自小就离散的亲骨肉团聚,对于一个长期思子心切的母亲来说,是不会这样的。再说像朱道来那样的相貌和才气,她应该喜欢、疼爱都来不及,怎么会这样对待道来呢,真是不可思议的呀。会不会这个南京母亲发现道来并不是她的孩子,才有这样的反常行为呢?   王家珍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南京母亲来接道来的时候,带走了道来小时候用过的什么东西没有?黄月英回答说没有,她什么都不要,连道来那年送来时的那件小袄衫都不要,说没有什么用,可我还给收着呢。黄月英说完进到房间,很快地从床枕旁拿来那件当年朱道来被送到朱家时穿过的小袄衫。王家珍接在手里看了,只见小袄衫虽然历时20多年,但保存得挺好,一看就知道是用旧军服改做的。顿时,又有一个疑惑出现在王家珍脑子里:“按说这么珍贵的历史证物,南京的母亲怎么会不要呢?”   告别了朱盛苔、黄月英夫妇的王家珍,回到瑞金县城后,首先找到刘辉山县长,将在朱坊村朱盛苔家了解的那些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刘县长听完后支持他的想法:回去向朱厅长作报告。   接到朱开铨报告的邵式平省长,用电报向中组部作了汇报。中组部很快回电,同意王家珍与黄月英赴南京把朱道来接到上海贺子珍处予以辨认。   王家珍再次来到瑞金,来到朱坊,接上黄月英一道从瑞金赶往南京。在南京,他们花费了一番周折,才带上朱道来一同来到上海。   上海市四川北路的栗阳路东头,有一座四周围墙高耸,形成封闭式的三层楼房的院落。不过院子里种着树木花草,环境干净和幽静。在这座僻静的小楼里,居住着第一位上井冈山的女红军、曾经与毛澤東有着十载夫妻之情的老一辈革命家贺子珍。这位20多年来历经战火、身受十几处弹伤的女杰,因为世人知之不多、难以尽叙的历史原因,其命运历尽坎坷。现在的她也不便工作,只有在这幽静的环境中休养。然而,再怎么优裕的生活条件,也不能消蚀她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毛澤東的思念。在这些复杂的情愫之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一件事就是找到她与毛澤東的儿子毛毛,希望以此了却晚年的最大愿望。而在贺子珍的内心深处,感觉到毛毛这个孩子是维系自己与毛澤東感情世界的最好的纽带。   毛毛,是毛澤東一生都难以忘却的亲骨肉。因为在中央苏区的艰难岁月里,这个孩子给了毛澤東许多的人世温情和慰藉,为他带来过许多排解忧愁和烦恼的欢乐,只要他抱上这个活泼的天使般的孩儿,那紧蹙的眉头就情不自禁地舒展开了。在贺子珍的记忆中,毛毛曾给她和毛澤東留下了多少甜蜜的眷恋啊!   贺子珍清楚地记得,毛毛是她1932年11月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产下的。产后的第14天,毛澤東从宁都赶来看望母子俩。丈夫这一次想得很周到,事先熬好鸡汤用瓦罐提到医院,与妻子见面后只说了几句话,就将热气腾腾的鸡汤端到妻子手上,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她喝。贺子珍喝了一会停下来,对丈夫说:“润之,孩子生下来半个月了,还没有取名,就等你呐。”毛澤東显然已有所考虑,回答说:“按照岸字辈排吧,叫他岸红。小名嘛,叫毛毛也行。”贺子珍听后高兴地说:“我们家又多了一毛,你才一个毛,他却有两毛。”毛澤東笑着点头:“是啊,毛毛比我有出息的。”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毛澤東每天都来几次,陪伴贺子珍母子。每次都把小孩抱过来,又是摸,又是亲,小孩睡着了就静静地凝视着。贺子珍心想丈夫这一次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来陪自己?终于有一天,她忍不住向毛澤東发问。毛澤東平静地说:“他们说我是右倾保守,在宁都开会把我的总政委撤了,不让我管红军作战了。”贺子珍听后着急地问:“那你的态度是怎样?”毛澤東淡淡地苦笑一下,回道:“我要讲的都讲了,这是黨中央的决定,不过也说了军队什么时候需要我,我再回去。”   贺子珍“哼”了一声,带着气说道:“我寻思着呢,原来是这样!”   毛毛越长越大,也越来越可爱了,到1岁半的时候,已能牙牙学语了,非常讨人喜欢。毛澤東每次从外面回来,小家伙见了就扑进他怀里,亲热地叫个不停,让毛澤東的心情非常愉悦。   毛毛长到将近两岁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中央红军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进行的突围行动,将他与父母永远分开了。贺子珍永远不能忘怀长征出发之前与毛毛生离死别的情景。那天,毛澤東向她讲了必须把孩子留下来这件事,她当场伤心地哭了。毛澤東看着贺子珍,又看着尚不懂事的小毛毛,无奈而伤情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不然我舍得把毛毛留下来?大家都是一样呢。”夫妻俩计议了很久,想到只有把孩子交给留下来打游击的叔父和婶娘——毛泽覃与贺怡。这天,贺子珍半夜就起来了,把自己的一件军衣裁剪开来,拆掉毛澤東的一条夹裤,取出棉花,为毛毛缝制冬天御寒的衣服。手握针线的贺子珍一边缝着,一边流下亲情难舍的泪水……   1953年6月中旬的一天,在上海警备区担任空防司令员的贺敏学,早已接到有关方面的电报和妹妹贺子珍多次打来的电话,派人在上海火车站迎接到了王家珍、黄月英和朱道来几人,汽车直接开到了栗阳路的小楼房。   当朱道来站在了贺子珍面前时,贺子珍仔细地端祥了许久,不禁从眼里溢出大滴大滴的泪水,那是震撼心灵的无比欣喜的眼泪。她用颤抖得走了样的嗓音自语道:“是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稍待片刻,回过神来的贺子珍紧紧握着黄月英的手,深情地说着感谢的话,尔后又向王家珍表示了诚挚的谢意。   让贺子珍再次在心头激起感情的浪潮,是王家珍从黄月英的提包里拿出了那件小袄衫,郑重地交到她手上。贺子珍接过来只看了几秒钟,立即唤起心中的记忆,再一次热泪滚落。这件20年前她在灯下千针万线缝制的小袄衫,忘记得了吗?真没想到,这件小袄衫还能保存到今天,这是证明自己亲生骨肉的最好的物件呀!   这一晚,在贺子珍的坚持下,黄月英与她同睡一床,朱道来的“两个母亲”一直絮语到半夜过后,泪水一次又一次地充盈两个不凡女性的眼窝。   找到了贺子珍儿子毛毛的消息,在上海的有关范围传开了。首先是贺敏学与夫人李立英来了,在看了朱道来并交谈之后,都在内心作出这样的首肯:这孩子很像毛澤東,可能错不了!接连几天,华东局的饶漱石来了,上海市委的陈毅、魏文伯等人也来了。他们在见了朱道来后都与贺敏学有相同的感觉,因而大家都说了祝贺贺子珍找到儿子的话。   贺敏学在这一问题的态度上是谨慎行事的。为了防止这么大的事出现差错,提出应该带毛毛到医院去体检验血,而且亲自把毛毛带到部队的一家大医院。结果化验出来的血型与贺子珍的相同。贺子珍知道这一情况后,心里更加确认朱道来就是她的毛毛。贺敏学一家对朱道来和黄月英、王家珍予以了盛情款待。每到星期天,就要把他们与贺子珍接到家里,设宴招待,表示舅父的情谊。李立英还几次陪他们上街、游公园或看电影。   毛澤東发话   找到毛澤東儿子毛毛,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朱道来在贺子珍处的有关情况,都报告到了北京。半个多月后的一天,贺子珍接到华东局转告的中组部通知:要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同去北京,贺子珍则不要去。   贺子珍心里既兴奋又不安。她一方面知道中组部要道来去北京,也许是毛澤東已知道此事,要认下这个儿子,这可是好事。而另一方面她明白毛毛去了北京,就不会回上海了,今后见面都很难,她是多么希望毛毛留在自己身边呀!这样就能改变她孤独的生活环境。在这矛盾的情形下,还是长期战争年代养成的一切服从组织决定的观念占了上风,想到应该让道来高兴地去北京。晚上,贺子珍给正在北师大读书的女儿娇娇(李敏)写信,让道来带到北京去。信中写到:娇娇,我给你找到了你的亲哥哥,就是我以前给你讲过的那个毛毛,多么不容易呀!毛毛到了北京,你要好好陪他玩,要是去看望你爸爸,你可要陪着去,让你爸爸高兴。   朱道来三人赴北京那天,贺子珍亲自到火车站送行,一直送到上车,在车门口拉着朱道来的手说:“孩子,到了北京后给妈妈来信,见到你爸爸的时候,代我向他问好。”   第二天的下午,朱道来三人被接到了北京大栅栏鲜鱼口的中组部招待所。当晚,中组部的相关领导找朱道来单独谈话,向他询问一些情况。离开时对他提出了几个要求,即对别人不要讲从哪里来,来北京干什么等。   没过几天,娇娇来到招待所,一见到朱道来就亲切地叫“哥哥”。朱道来拿出贺子珍写给她的信,娇娇笑着说:“我早知道了,妈妈另外写信告诉了我。”此后,娇娇在每个星期天都来,带着朱道来和黄月英去参观紫禁城、颐和园等古迹。   朱道来的到来,让不少中央领导知晓并予以关注。首先是周恩来到招待所看望,接着来的有朱德、谢觉哉、董必武等在中央苏区战斗过的老一辈革命家。就是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等老大姐也来了。大家在私下议论说,这个朱道来从长相来说的确像毛澤東,看来是当年的毛毛错不了。他们都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是为贺子珍感到庆幸。帅孟奇还把道来接到家里住了好几天。   黄月英与王家珍在北京住了20多天,两人都觉得应该回去,特别是黄月英想念瑞金的家人。这个厚道善良的农家妇女,通过这两个来月的际遇,已经明白朱道来是谁的孩子,暗自在心里感到震惊:原来自己抚养的孩子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呀!既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现在又把他交给了原本是他父母的人,自己也就可以放心回去了。中组部的有关领导在同意她回乡时,问她有什么要求,黄月英只是淡淡一笑,轻声地说了“没有”两个字。   黨和政府是不会忘记这位平凡而心胸宽厚的善良妈妈的。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等大姐都请她吃饭,都在宴席上充满真情地说了感人肺腑的谢言,并以她为典型表达对老区人民的深切谢意。黄月英启程回乡的晚上,中组部有关领导来到招待所,代表组织送给她500元钱(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三匹布和一些农村里少有的日用品,并将物件专门装箱打包。这些钱物代表着黨和人民对朱盛苔全家的敬意与谢枕。对于王家珍,中组部也赠送了纪念物品。   黄月英登上火车之前,一直陪同在侧的朱道来哭得满脸泪痕,他紧紧拉住妈妈的手,哽咽着说:“你就是我的亲娘,我会永远记住你和爸爸、兄妹他们!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黄月英已经哭成一个泪人,只是有些木然地点头,声音沙哑地回道:“孩子,你好,我们就高兴,有时间就回朱坊,我们想你呐!”在一旁的王家珍被这无比诚挚的亲情深深感动,顿觉一阵心酸,直到列车员一再催促,才狠心地将黄妈妈扶上火车。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半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竟然使事情在忽然间变得复杂化了,而且导致了毛毛“定论”的流产。这个搅乱局面的“程咬金”,就是从南京赶过来的中年妇女。她在得知了北京方面的相关情况后,赶到中组部招待所,大哭大闹,说朱道来是她的孩子,不许别人夺走,并扬言要自寻短见。   “南京妈妈”的哭闹,自然要报告到毛澤東那里,是由周恩来报告的。政务院总理怀着小心向毛澤東主席请示,请他做出裁决。   或许毛澤東这天的心情不怎么好,被哭闹事件搅得更受影响,或许有着难以言明的原因,或许他那宽宏博大的胸怀和高尚情操,顾及到不能伤害“南京妈妈”的感情,毛澤東以决断的语气说道:“不要说这件事了!管他是哪个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毛澤東一语定音,事情无可挽回而嘎然中止。“确认”的事进行不下去,“南京妈妈”也领不走朱道来,朱道来被送到了帅孟奇家里。   朱道来之死   自从1953年7月在北京与朱道来分手之后,王家珍与他一直保持书信联系。两人在共同接触的两三个月当中,建立了兄弟般的感情。王家珍比朱道来小1岁多,故而叫他“道来哥”,对方则亲切地回叫“家珍弟”。使王家珍为之疑惑不解的是,朱道来在北京那么久了,已经那么多的中央领导都说过“道来就是毛毛”的话,但为何没有得到毛澤東的确认,而只让道来一直生活在帅大姐家?王家珍当然无从知晓毛澤東曾经发话的情节。   王家珍从其后的通信中得知,朱道来于当年的9月插班在清华大学附中读书。1957年考取了清华大学,学的是理科。后来他毕了业,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从事科研工作。再其后,他们的通信越来越少了,以至于到1966年“纹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完全中断了联系。   王家珍心里放不下朱道来,多次向原来的地址去信,可是均无回复,“道来哥”音讯全无。他也向中组部去信询问,没有结果。在无处打听的情况下,王家珍想到了黄月英和朱盛苔,于1974年专程来到瑞金朱坊,向朱家打听朱道来的下落。黄月英凄惨而痛心地告诉他:1966年的下半年,“纹化大革命”的武斗已经开始,朱道来在南京被打死了!是被什么人打死?她无从得知。已经74岁的老人心情沉痛地讲到:“早晓得这样,我就不让他留在北京,带回到咱们朱坊虽然下力(指种田),总留得到一条命吧。”王家珍心里一片怅然,很想对黄妈妈解释什么,可是觉得满腔的悲情无从说起……   最后的疑问   笔者一向从事黨史资料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知道有贺怡为寻找毛毛而遇难,以及江西省民政厅一位干部为贺子珍寻找儿子的事。随着岁月的推移,笔者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基本搞清楚了。并于今年2月,费了一番周折,打听到了王家珍的下落,与其女儿王卫红建立了联系。王家珍今年83岁,居于福州市。多年来卧病在床,处于不可交谈的状况。通过王卫红用笔询问,只落实了他确于1953年在瑞金找到朱道来。至于那个“南京妈妈”是何名字?她的在中央苏区牺牲的丈夫姓甚名谁?朱道来是怎样死于南京等问题,已是难以问及。今年3月初,我赴瑞金进行访查,由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总支书记赖军陪同,来到朱坊访问朱盛苔的后人。在村里向人打听,得知朱盛苔已于1973年病故,黄月英妈妈也在1980年去世。朱家留下的老房子已是无人居住。   我们见到了朱盛苔家的邻居、今年75岁的朱荣发老人。见面后没谈上几句,朱荣发就问:“你们是来了解朱道来的吧。”笔者听后大喜过望:“你知道朱道来?”“我们小时候一起十多年哩。”接下来,按照笔者提出的询问,朱荣发对朱道来的若干情况是这样谈的:   “我比朱道来小3岁。我们是邻居,从懂事起就天天在一起。我在村小读二年级,他已经读五年级了。去学校上学、放学都是一块儿走,有时在路上玩。后来朱道来到叶坪读中学才相处得少些,但早晚还是相见。”   “我们原先并不知道朱道来是捡来的红军后代,直到1953年,来了个女干部把他接走,才晓得他不是朱盛苔的亲生儿子。”   “朱道来像不像毛主席?我记得是有些像,但不是那么很像,因为年轻时的毛主席我并没有见过。记得他被南京女干部接走的那年,他的个头还是挺高的,比盛苔叔的哪个儿子都要高,相貌也很不相同。村上的人都不知道盛苔叔竟然收养了红军大干部的孩子,如果道来真是毛主席的儿子,那更不得了。只可惜那个道来听说死了。”   在告别朱荣发以及朱盛苔的孙媳妇返回瑞金县城的路上,笔者心里依然怀着这样的怅然:围绕在朱道来身上的一些疑团,什么时候有人能够解开?到底能不能解开呢?   本文原载于《黨史文苑》   作者:刘晓农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5-1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毛泽东之子文革时被武斗致死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1949年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能够下令进攻台湾 (4) 魂兮归来,司徒雷登 (4) 重评毛泽东,建立“毛泽东学” (0) 重新认识毛泽东 (11) 邮票上的毛泽东思想 (0) 越战、毛泽东、台海风云 (0) 评好毛泽东,走出改革困境 (0) 评价毛泽东的基本标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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