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由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一手催生。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到中国，他先在北京会晤李大钊，后在上海接触陈独秀，建议他们筹组中国共产党。8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党。1921年7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和13名中国代表在上海的法国租界秘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担心法租界巡捕干预，代表们8月3日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了闭幕会议，选举出中共中央局三名领导成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中共后来把一大定为建党时刻，并把7月1日定为“党的生日”。 出席中共一大的中外15名代表以及早期两大领袖后来的命运如何呢？ *中共一大的莫斯科钦差* 两名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后来都受到党内政治冲击并死于枪决，一位死在纳粹枪下，另一位则被自己人当成内奸处死。 马林(1883-1942)，荷兰人，本名斯内夫利特，化名马林。早年参加过荷兰和当时为荷兰殖民地印尼的工运和共产党活动，后被列宁做为共产国际代表派到中国。马林和孙中山建立联系，主张国共合作，并向中共传达第三国际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命令。马林1923年离开中国。1927年，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反目成仇，马林站在托派一边。二战爆发后，马林参加荷兰抵抗运动，1942年被纳粹德国枪决。 尼科尔斯基(1889-1938)，俄共党员。1921年6月被派到中国，参加中共一大。此后为苏联从事与远东事务有关的间谍活动。1938年，在斯大林展开的肃反运动中，他被当成间谍枪毙。 *高级领导内斗失势变“大叛徒”* 出席中共一大的中国代表有13位，这些人可谓中共建党元老了。不过，13名参加“建党伟业”者当中，有几位却享受不到中共的美誉。他们在中共官方史学家笔下沦为“落伍者”甚至“历史罪人”，其中一名被中共视为“大叛徒”，还有两名是遭国民党政府惩罚的“大汉奸”。 张国焘(1897-1979)，江西人，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后追随李大钊参加组建共产党的活动。张在中共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局组织主任，是三名“中央领导”之一。张一直在中共身居要职，包括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以及在中共武装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 1934年，在国军围剿下，红军撤离根据地，号称“长征”。1935年6月，张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和毛泽东等人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红四方面军实力强于红一方面军，双方产生矛盾，张另立中央。毛北上延安站稳脚跟，张南下损兵折将。共产国际宣布延安的中央为正统。张被迫北上投奔延安，被剥夺兵权。 国共合作抗日后，在中共内部受打压的张国焘1938年跑到西安投奔国民党，被中共开除党籍。张后来担任过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衔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1948年，随着中共军队节节胜利，张迁移台湾，1949年又移居香港，1968年移民加拿大，1979年在多伦多病逝。 *中共元老投奔国民党又亲日反蒋竟成“大汉奸”* 陈公博(1892-1946)，广东人，早年参加过反清活动，大学毕业后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在广州和陈独秀参加组建共产党支部活动，1921年代表广东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共产国际主持中共召开“西湖会议”，要求中共支持当时在广东的孙中山和国民党，陈公博因支持与孙对立的陈炯明而遭党内警告，陈脱党赴美留学。1925年回国后加入国民党左派并任高级职务，曾与汪精卫等人在国民党内挑战蒋介石权威。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公博在1938年随汪精卫在被日本占领的南京另立政权，和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分庭抗礼。南京政权被视为“伪政权”。陈公博被视为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汉奸”。日本战败后，陈逃亡日本，遭国民政府通缉，后被押回中国。1945年6月，陈以通敌叛国罪被处死。 周佛海(1897-1948)，湖南人，留学日本期间接触共产主义，1921年以旅日中共代表身份出席一大，还替陈独秀担任过代理书记。1924年，周佛海加入国民党并脱离共产党。周曾站在汪精卫一边反对蒋介石，后又跟随蒋介石并任高级职务。 1938年，周追随汪精卫到南京组建伪政府，曾任伪行政院副院长。从1940年起，周又与在重庆领导抗日的蒋介石政府暗中联络，表示愿“戴罪立功”。1945年日本投降后，周曾参加在上海的战后接收工作，但因舆论压力，蒋介石还是于1946年以通敌叛国罪把周关入监狱。周佛海1948年死在狱中。 周佛海在日本出生的次子周幼海在1946年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中共建立政权后在上海公安局工作，从1955年起因“反革命罪”先后两次坐了18年的牢。1983年被“平反”，1985年病逝。 *无缘享受无产阶级革命家尊号* 刘仁静(1902-1987)，湖北人，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五四运动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出席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后曾任共青团书记。1927年，刘在苏联期间正逢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反目。刘离开苏联途中绕道土耳其拜见已被开除党籍的托洛斯基。回国后，他被视为“托派分子”并被中共开除党籍。刘1935年被国民政府逮捕，出狱后脱离托派，在国民政府中谋职求生。 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后，刘又到北京投奔他当年参与创建的共产党。1950年，《人民日报》 发表刘的认错声明，同时加编者按说，刘仁静对过去的反革命罪行认识得还不够诚恳深刻。刘被安排做编译工作。1966年文革爆发后一度被关进监狱。 1981年中共党庆前夕，官方媒体采访当时唯一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刘再次表示自己犯过重大错误，还感谢共产党对他“仁至义尽”。1986年，刘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87年8月5日，老人在北京街头散步时被一辆公共汽车撞死。 包惠僧(1894-1979)，他代表陈独秀出席中共一大。一大后参加组织工运。1922年曾在湖北招待毛泽东，请他吃武昌鱼。按照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包在1924年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1925年任黄浦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参加北伐。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指责他没有做好国民党将领工作，给予他警告处分，包惠僧随后脱离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中任职。1944年国民政府缩编，包申请离职，后移居澳门。1949年11月，包惠僧回到北京，投奔昔日同事，后担任国务院参事等闲职。文革期间曾遭冲击。包惠僧在1979年病逝。 1991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嘉兴南湖指点着一大13位代表的照片展览说，大浪淘沙，张国焘、陈公博和周佛海“走向了革命的反面”。(江泽民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平稳退休的总书记)。刘仁静和包惠僧被当今中共党史作者形容为“迷途知返”，但享受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尊号了。 *脱党不变志 难逃被斗死* 还有两名中共一大代表不久后便脱党，一位是李汉浚，一位是李达。不过中共给二李的历史地位要强于刘静仁和包惠僧。李汉俊仍被称为“烈士”，对李达也有“脱党不变志”的说法。 李汉俊(1890-1927)，湖北人，早年留学日本并翻译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中共一大就在他哥哥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寓所召开。1922年因与陈独秀、张国涛等人不和而退党，在武昌教书，后加入北伐阵营。1927年，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爆发宁汉战争，武汉为左派大本营。李被攻入武汉的桂系军队以“共党首要分子”罪名逮捕并处死。 李达(1890-1966)，湖南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参与陈独秀的组党和宣传活动。李达参加中共一大并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1923年，李达和陈独秀吵翻脸，脱离中共，从事教学，还在毛泽东主办的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任过教。他后来长年在国统区讲授马克思主义。 1949年，得胜的毛泽东重邀李达入党。李达历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人大常委等职。早年地位曾在毛泽东之上的李达这时变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手，是毛泽东发起的各种大批判包括“反右运动”的急先锋。但文革爆发后他本人也沦为批判对象。1966年，李达连遭批斗，病重得不到治疗，凄惨死去。 *一大代表只一人陪毛善终* 毛泽东和另外5名中共一大代表自始至终没有在组织上脱离中共，但只有董必武1949年10月1日以胜利者的身份陪同毛泽东站到了天安门城楼上，也只有他一人陪着毛在高位善终。 邓恩铭(1901-1931)，贵州人，一大后曾到苏联参加国际共产党人大会，后在山东从事工运，1926年任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被捕，1931年被枪决。 王尽美(1898-1925)，山东人，和邓恩铭一道参加中共一大，是中共在山东的组织者之一，1925年在鼓动工运期间因肺结核病逝。 何叔衡(1876-1936)，湖南人，与毛泽东一起代表湖南参加中共一大。1928年赴苏联，1930年回国，任共产国际救济总会负责人。1931年进入中共在江西瑞金的根据地，任“苏区”法庭主席等职务。党内展开“肃反”，一些中共党员被枪毙，何反对滥杀，被认为“右倾”，撤销所有职务。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后，何被留在根据地。1935年，何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被民团武装打死。 陈潭秋(1896-1943)，湖北人，和董必武做为武汉代表出席中共一大。陈潭秋参与领导过工运，做过中共的省委书记，1934年到苏联加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陈1939年赴新疆担任中共代表。当时控制新疆的盛世才曾和苏联合作，但盛世才觉得苏联和中共在新疆策划暴动，威胁他的统治，因此在1942年向国民党中央政府靠拢，驱逐苏联代表并逮捕陈潭秋等人。陈潭秋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等人在1943年被盛世才下令处死。 董必武(1886-1975)，前清秀才出身，参加过辛亥革命，在日本留过学。在中共一大代表中，除了毛泽东之外，他是硕果仅存的身居大位者。中共建立政权后，董必武担任过国家副主席、代主席和中共政治局常委。董必武似乎没有卷入任何政治斗争，既没有受过整肃，也不掌握实权。文革期间，身为中共元老的董必武本人没有被打倒，但他的小儿子却因政治问题两度坐牢。 毛泽东(1893-1976)，湖南人，他被中共奉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世界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据说，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时说话不多，也许和一群造反的书生格格不入。但他后来居上。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地位得到确立。他在血腥的国共战争和残酷的中共内斗中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对手，—包括他昔日的同时和上级，最终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伟大领袖毛主席”生前享受着帝王和神一般的顶礼膜拜。 虽然毛死后中共承认他“犯了错误”，但“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中共的指导思想。从1967年文革高潮直到现在，中共最高层所在地中南海的正门新华门的门边八字墙的东侧就一直镶着这样的大字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北李南陈先后逝 一生荣辱有谁知* 两位当时可谓“大师级”的中共发起人陈独秀和李大钊(时有“南陈北李”之称)都没有亲自出席中共一大，不在一大代表之列。 李大钊(1889-1927)，河北人，曾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和教授，与陈独秀等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并组建中国共产党。1924年，按照共产国际下达的国共合作指示，李大钊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北洋政府指责李大钊“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并对他发出通缉，李大钊躲入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区，继续指挥活动。东交民巷是使馆区，按照《辛丑条约》，中国军警不得进入。 1926年，国民革命军在苏联支持下誓师北伐。1927年4月，张作霖控制的北洋政府经列强同意后派兵查抄苏联使馆，逮捕了李大钊并查获武器弹药和宣传品。北京教育界和政治界呼吁宽大处理并通过普通法庭审理李案，但北洋军前线将领要求严惩。李大钊最终被送交军事法庭，并以和苏俄里通外国的罪名被判死刑。李大钊从容赴死。张作霖同意李大钊的要求，对他实施绞刑而非枪决。 李大钊出师未捷身先死，却避免了日后苏联和中共的党内斗争，保住了“革命先驱”的名节。另一位共产党创建人陈独秀的政治命运就要坎坷多了。 陈独秀(1879-1942)，安徽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和五四运动精神领袖之一，做过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建党期间在上海和广州活动。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为中共首任总书记。 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时，陈独秀曾表示反对，但还是执行了莫斯科的指示。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展开清共，但汪精卫最初仍坚持联共。陈独秀和汪精卫1927年4月曾发表联合宣言，试图维持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合作。但新形势下，共产国际内部产生分歧，改变国共合作政策，下令中共自行组织武装。7月，共产国际重组中共领导层，陈独秀被停职。汪精卫随后也展开清共。8月7日，中共在共产国际代表主持下召开“八七会议”，决定对国民党展开武装斗争。陈独秀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者”，“革命失败”的责任归给了他。 1929年，张学良的东北军试图从苏联手中收回东北铁路(中东路)控制权，苏联红军进攻中国东北。中共提出“武装保护苏联”口号，共产国际表扬中共体现出国际主义风范。陈独秀发表文章，既反对国民党政府以民族利益为口号挑战苏联，又批评中共的宣传方式“超越群众”。中共宣布陈独秀丧失无产阶级基本立场，沦为托洛斯基反对派，开除了他的党籍。 1931年5月，中国各托派组织召开统一大会，推举陈独秀为托派的中央书记。陈独秀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敌人。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政府逮捕，章士钊、胡适、蔡元培和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中外文化名人纷纷呼吁国民政府宽大处理，但各地国民党当权者要求严惩，共产党继续谴责陈独秀。1932年，陈独秀以宣传叛国的罪名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囚禁在南京。 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前夕，国民政府将陈提前释放。中共发表题为《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的文章，要他“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回到革命的行伍中来”。陈拒绝认错。他既不愿意返回共产党做摆设，也拒绝与国民党合作反共。1942年5月27日，贫困交加的陈独秀病逝于四川江津。 ( 来源 : 历史沧桑：中共建党元老鲜有善终者 , 美国之音)

　　 前一个帖子 提到了党内八元老。老邓作为八元老的No.1，在 6..4 这部大戏中，扮演了一个很关键的角色。不详细介绍，实在太不给他面子了。因此，俺必须得单独写一个帖子，介绍邓.小.平其人。 　　老邓是一个争议较大的人物——粉丝们称他为改革的 总设计师 ；反对的人称他为 6..4 的 总射击师 。他光鲜的那一面，俺就不必多说了。经过 真理部 这么多年的唠叨，估计大伙儿的耳朵都听出老茧了。今天要聊一下，他不怎么光鲜的另一面。 ★贪图权力的一面 　　要八卦老邓的权力情结，恐怕还得从他第一次下台说起。 　　话说30年代初，老邓已经混到中央苏区的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级别不小，而且属老毛派系），在1932年还迎娶第二任老婆金维映。对老邓而言，正是官场情场双丰收之时。 　　怎奈天有不测风云。1933年，博古在中央苏区排挤老毛。邓作为老毛派系的人，受到牵连（被撤职，被关押）。事发后，新婚仅一年的金维映宣布跟他离婚；离婚也就算了，居然还改嫁李维汉（李维汉当时是老邓的政治对手）！此事对老邓是极大的打击。据说在他的有生之年，没人敢再和他提起“金维映”三个字， 　　这事儿成了老邓终身的奇耻大辱。很可能因为这件事儿，老邓从此发誓——要紧紧抓住权力不放。 ★虚伪滑头的一面 　　前面已经提到，老邓很看重权力。因此，为了自己的权力，他可以违背各种原则，做出各种虚伪的事情。在 伟光正 的历史上，出现过好几个滑头的政客，老邓算是其中一个。很多人都知道，他历经三起三落。像彭德怀这种直性子，只要被打倒一次，就再也翻不了身。而老邓每次都可以从逆境中翻身。其奥妙，也就在这里。 ◇出尔反尔 　　为了说明老邓的出尔反尔，先给大伙儿看一下他在文革期间的经典言论： 我入党40多年来，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作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1968年6月20日至7月5日邓.小.平《我的自述》）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就是这样一个口口声声说“永不翻案”人，在掌权后，立即对文革进行翻案（当然，否定文革是一个好事）。可见，老邓是一个出尔反尔的老手。 ◇违心吹捧对手 　　除了出尔反尔，老邓还善于对政治敌手进行违心地吹捧。咱们来看看四人帮刚倒台时，他是如何吹捧华国锋的：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写给华国锋的信 ） 　　这封信发出后不到三年，华国锋被他搞倒，邓成为实际上的党国一把手。 ★家族腐败的一面 　　分析完老邓的性格特征，再来看看他的家族是如何搞腐败，利用经济改革大发横财的。 ◇大儿子邓朴方 　　这家伙应该是老邓子女中，名气最大的。此人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迫害，导致半身瘫痪。因此，凡是跟残疾人沾边的头衔，都少不了他。邓朴方长期担任的职务有：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85年至06年，当了21年）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长（06年当到现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88年至08年，当了20年）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名誉主席（08年当到现在） 　　除了上述和残疾人有关的职务，邓朴方目前还是第11届全国政协副主席（08年当到现在）。一个小小的邓朴方，何德何能？还不是因为他老爹，才捞到这么多职务。 　　邓朴方不光涉足官场，还涉足商场。他在84年年底成立康华公司，由残联基金会注资600万（84年的600万抵得上现在几个亿），搞外贸，财政部给予免税待遇。85年的利润997万，86年利润1756万，87年利润2200万（请注意，这些都是利润）。这就是所谓的“小康华”。小康华赚了这么多钱，有多少进了邓朴方的腰包，外人估计永远也搞不清楚了。 　　但是，邓朴方对此居然还不满足。在87年，由李鹏特批，成立“大康华”，直属国务院，由国家注资1.2亿，享受免税待遇。成立1年后，就有2级子公司五六十个，三级子公司上百个。大康华的触手，延伸到每一个赚钱的领域。到 6..4 前，大康华已经是五大官倒（利用官方权力进行倒买倒卖）公司之首。 ◇小儿子邓质方 　　大儿子贪了这么多钱，小儿子自然也不甘寂寞。此人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后，去美国拿了个博士学位。回国后就被任命为中信集团下属中信兴业公司的总工程师，不久即兼任总经理。老邓南巡后，他又执掌四方地产公司，在几个沿海大城市大发土地财。另外，邓质方还伙同周北方（首钢董事长周冠五之子）和李嘉诚，收购了香港某上市公司，改名为“首长四方”（“首”指首钢，“长”指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邓质方成为该公司董事长兼最大股东。 ◇大女儿邓林 　　邓林号称是画家，她的美术水平到底如何，俺是艺术门外汉，不好评价。不过捏，在90年代初，她到香港搞画展，每幅画可以卖到五六百万。各位同学请注意，千万别以为是艺术界的行家看好她的画作。那些买她画的人，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变相行贿，以巴结邓氏家族。 　　邓林的老公叫吴建常，曾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总经理，中国有色金属协会会长。看到这两个头衔，就应该明白，此人是有色金属领域的老大，人称“有色大王”。另外，他还担任中国冶金部副部长、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等职务。除了上述官方头衔，此人还拥有香港多家上市公司，据说手头有上百亿资金。 ◇二女儿邓楠 　　邓楠在老邓所有子女中，是最低调的。虽说低调，却也做到科技部副部长，算是副部级干部了。 ◇小女儿邓榕 　　邓榕本人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她还拥有自己的地产公司。不过这些都不是她的重点，她的重点是她老公贺平。 　　贺平是老红军贺彪少将的儿子。贺平本人也混到了少将，并且官至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他跟王军（八元老之一王震的儿子）一起经营了中国保利集团，贺平是公司总经理。保利集团当年在天朝商界也是赫赫有名，最牛Ｘ的是经营军火生意，另外还兼营地产。香港人称保利集团是暴利集团。 　　看完老邓子女发达的事迹，大伙儿再回味一下老邓的名言——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是不是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总结 　　今天揭了老邓很多的阴暗面。可能有同学会奇怪，这些跟 6..4 有啥关系捏？其实关系还是比较大滴。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老邓为啥 坚持经济改革 而 反对政治改革 。如果不搞经济改革（还像老毛时代闭关锁国），他的家族就难以捞到这么多的好处；而如果搞政治改革（比如三权分立、多党普选、完善法制、等），中央掌权的这帮老家伙，权力就会分散。所谓“ 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 ”。一旦没有了权力作后盾，他们就无法明目张胆地以公谋私。 　　所以，自打老邓成为大权在握的太上皇，他就一直坚持这种“ 经济上改革，政治上保守 ”的路线。老邓之后的2位天朝皇上（江、胡），显然也不傻，也摸透了这个规律。所以，当今的天朝，经济上已完全西化，而政治上依然保守。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不过是块遮羞布而已。 回到本系列的目录 ================================ 版权声明 本博客所有的原创文章，作者皆保留版权。转载必须包含本声明，保持本文完整，并以超链接形式注明作者”编程随想“和本文原始地址。 学习翻墙 发任意邮件到 help_gfw@yahoo.com 即可自动获取翻墙扫盲教程;别用国内邮箱,易被墙。如有其它问题要联系俺,请写信到 program.think@gmail.com

有海外学者认为，这一联署“公诉”是场闹剧，中国大陆怀念毛泽东的活动升温与明年中共18大的人事卡位有关。 中国经济学者茅于轼今年4月26号发表了读退伍军官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一书的感想，题目是《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茅于轼在文章中提到，在毛泽东掌权期间，大跃进饿死3000多万人，中共建政后因政治斗争死亡达5000万人等。随后，以捍卫毛泽东思想为己任的“乌有之乡”网站指责茅于轼、辛子陵是卖国贼，攻击、诋毁中共和毛泽东，篡改、捏造和丑化中共历史，煽动社会动乱，并发起全国对两人进行“公审公诉”的签名活动。 香港《明报》星期四报道，这一“公诉”签署活动现已结束，据称全中国有29个省市的5万人签名，包括一些中共退休高官。公诉书已于6月26号寄往中国全国人大和各省市人大。“乌有之乡”网站负责人范景刚称，“希望人大对这一事件予以高度重视，并责成有关部门查处，来维护毛泽东主席的形象。” 在美国纽约的叶宁律师认为，“乌有之乡”网站要求中国人大“公诉公审”茅于轼、辛子陵二人，不符合中国现行的法律程序，显然是一场闹剧， “人大常委会不是一个司法机构，也不是一个行政监督机构。用公众签名的方式向人大常委会施压，要人大常委会对辛子陵和茅于轼这两位公民提出公诉，这可以说是滑天下之大稽。因为我们知道公诉的单位是检察机关。似乎‘乌有之乡’网站如果真要这么做的话，就应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或者向两位他们痛恨的学者所在地的检察机关提出公诉请求，才算走对了衙门。所以他们这种做法实际上并不是一种严肃的法律行为，而完全是在抢夺中国的话语权，挑逗公众舆论的一种做法。” 总部在美国纽约的争论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认为，近年来 “毛左”在中共内部越来越被边缘化，越来越远离政治中心，这次“乌有之乡”推动的“公诉公审”联署活动，其诉求将会不了了之， “因为事实上从毛死、‘四人帮’被抓之后，中国从邓以后当局就已经在非毛化的路上走了很远。一方面只是处于维护他们统治的需要，依然把毛的牌位继续供奉着。但事实上当局的所作所为，包括他们心里所想的和毛已经相差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要重新恢复文革那一套，根本是不可能的。这次他们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才征集了五万人的签名，可见相应这种做法的人实际上也非常少。包括一些对乌有之乡所认同的一些多少有些名气的学者几乎也都没有参加，显然他们也知道在这个问题上站在一起那是很让人耻笑的。” 胡平认为，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毛左”，实际上对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策怀有矛盾心情，而现在的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对毛泽东也有复杂的心情。 “其实现在的‘毛左’他们自己的处境就非常尴尬。因为按照他们的观点，（而且）如果真是认真实行他们的观点的话，首先对现在的当局就应该（是）造反有理，就应该上井冈山去搞武装革命。因为现在当局在非毛化的路上已经走了这么远，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已经走了这么远，要是‘毛左’真是相信他们自己的主张，那么他们根本就不应该还做出一副还要拥护共产党中央、维护权威的架势，而应该采取严厉的、批判的、革命的态度。但是‘毛左’显然又不愿意这样做，而事实上‘毛左’总是跟着上面走。所以 ‘毛左’现在陷入一个极大的矛盾。” 叶宁认为，“乌有之乡”的“公诉”联署和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倡导的“唱红”活动，都是中共极左派为明年中共18大上，自己的代言人能够“上位”而举行的造势活动， “他们真正要做的是在为１８大以后的中国政治走向进行测风向，进行政治定位，进行舆论造势；同时通过这样的舆论造势把极左派的人物推到政治前台，这就是乌有之乡这批笔杆子们的政治图谋所在。而这确确实实是在大开历史的倒车，是在和整个中华民族、和整个自由人类在开玩笑。” 叶宁认为，尽管文革已经结束30多年了，但在中国大陆对毛泽东的批评、对文革的反思，仍然阻力巨大，而这是关系到中国今后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叶宁认为，从前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看，掌权的共产党内左派的动作越大，就越会引起民众的反感，共产党一党专政体制也就离崩溃之日越近。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打印本文

　　在前一阶段有关左派右派的讨论中，我从中思索到一个问题：中国人普遍存在的专制人格。专制人格是专制政治的必然反映。专制人格是一种双重人格和分裂人格，一方面既对上位者表现出奴性，也对下位者表现出狼性，对上谄媚，对下欺凌；另一方面，说谎欺骗，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即使有的人并不愿意说，可必须还要说。 　　这样一种人格，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其实从小学开始，就对学生进行培育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种教育下养成了或多或少的专制人格。 　　它首先表现在“灌输”这种教育理念和方式上。 　　与中国君主专制的出现基本同步，秦代就出现了专制教育的萌芽。秦所尊奉的法家尊君、重法、以吏为师、奖励耕战，一切文化学术都不要了，最后就是焚书坑儒，中华文化差点断裂。但人们往往不大清楚，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的教育模式也与先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正与儒家本身的变化一样，成了维护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比如，汉代将《礼记》和孔子为代表的教学相长、学是主动的、教是被动的，反对强加于人的教育思想[1]，转变为“上施下效谓之教，”“养子作善谓之育”（《说文解字》）的教育模式。智效民指出： 　　中国直至最近，我们还把教育解释为：“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要求，对受教育者的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施以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活动。”（《辞海》）大家以为，教育是一种上对下、父对子的施加积极影响的活动，因此受教育者必须服从、听话。但是在阿尔杜斯？赫胥黎看来（这个赫胥黎是那个写《天演论》的汤姆斯？赫胥黎的孙子），这并不是真正的教育，而是一种“严峻的、有系统的、毫不能宽假的……泰山压顶式的训练”。他指出，倘若教育蜕化为训练，就会使青少年“产生一种黩武主义的头脑”，形成一种“对上专会顺从，对下专事凌暴”的双重人格。这种对上毕恭毕敬、对下作威作福的人一旦成为大多数，就会让独裁者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强化其专制统治。也就是说，把教育当作训练，是现代专制制度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2]。 　　中共建政后所建立的斯大林模式，加重了中国古已有之的这种专制化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由于特别地重视为政治服务，为统治阶级服务，因此必然采取种种政治化的手段，如强调服从、划一、歧视、惩罚，鼓励和培养告密、效忠、欺骗、言行不一、对上谄媚和对下欺凌。在这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必然思维僵化，理念腐朽，崇拜威权，循规蹈矩，追求权贵，践踏同胞，蔑视道德，突破底线。 　　人们常常惊讶文革中何以会出现那样残暴丑恶的现象，甚至在亲人之间也充满着告密、揪斗和污辱，说它是人类耻辱之极也不过分。其实也不奇怪，这正是我们的专制政治教育的结果。 　　今天，这种专制教育仍然在继续着。让我们再次以大学为例。 　　作为人类文明堡垒的大学，本来最应秉有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特点。但是中国的大学不但成了思想的屠宰场，而且成了专制接班人的训练营。今天的大学，仍然在着力培养着专制制度的红卫兵，哪怕是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里。清华大学破格录取的一个学生蒋方舟，在百年校庆时《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我的同学们，我的精英同学们，以后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学术圈或者官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手握生杀大权。空气中有种紧张的成分，未来里藏着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蒋方舟的感觉是极其敏锐和准确的，这种令她“毛骨悚然”的东西，就是极权主义。 　　不独清华，那个思想好像更加自由的北大，其实在思想划一上毫不逊色于清华，比如它公然决定要对思想偏激的学生“会商”。李敖当年访问北大演讲时，一位学生当着北大党委书记的面揭露，北大规定教师如果在课堂上讲授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就要被褫夺教职。后来，北大也发生了学生告发老师的事件。据说北大已经在学生当中建立了一支“信息员”队伍，专司告密[3]。可叹的是，这些举报自己老师的学生往往极其真诚，他们真的是认为老师讲得不对。 　　清华北大的教育专制化仅是中国大学的一个缩影。乔新民说： 　　假如教育不能开启民智，假如教育就是一言堂，假如教育就是强行灌输思想，假如教育就是控制舆论，那么，这样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而是封建社会的宗教迫害。很可惜的是，中国当代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宗教迫害[4]。 　　这时我想起了米塞斯早在66年前的论述。他面对当时一党专制下的俄国和德国，总结说：“欧洲的极权主义，是官僚体制在教育领域占了占上风的产物。大学为独裁者铺平了道路。”而在新的专制下，“在今天的俄国和德国，大学是一党制的主要堡垒。不但社会科学、历史学和哲学，而且所有的知识分支、艺术和文学，都受到管制，或是像纳粹说的那样统一思想。[5]”这种情况的结果就是： 　　在俄国、德国和意大利，青少年已经被牢牢地绑在了无所不在的国家控制机器上。从十分幼小的年纪开始，儿童就是政治组织的成员。从摇篮到坟墓，所有的公民都是那架一党制机器上的零部件。他们要毫无异议地服从。不允许任何“私人”组织或集会。官方机构不容忍任何持不同意见者。这就是官僚体制乌托邦的现实。[6] 　　从米塞斯充满历史感的回顾与论述，我们看到大学里的专制教育会给一个国家带来多么重大而久远的影响。他笔下的这两个国家，不但继承了德皇和沙皇的专制传统，并且在一党制也就是官僚专制下，发展到法西斯纳粹和斯大林恐怖。 　　虽然中国的教育已经不像奥威尔的《1984》所描绘的那样令人恐怖，但是德热拉斯53年前对苏联模式的描述也还是这样的真实： 　　学校制度以及一切社会的与知识的活动都是促成着这种类型行为的（王霄注：指公民的恐惧与对官僚阶级的忠诚）。一个人从生到死都一直在执政党关怀之下，关怀他的意识，也关怀他的良知。新闻记者，理论家，雇佣的作家，特设的学校，批准的官方见解，以及无数的物质手段都被动员起来，被运用起来，以“提高社会主义”。说到最后，所有报纸都是官办；无线电及其同类的东西，也都如此[7]。 　　这样的活动还促成一种结果，就是阿伦特所指出的，消除人的道德人格。一旦人失去了道德人格，就会“心甘情愿地成为（专制）这部死亡机器当中的一个零件”，而这时人仅仅是一个“零件”——“没有哪一种来自人类行动范围的行为指导原则——例如美德、荣誉、恐惧——是必要的和有用的”了。 　　消除人的道德人格，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就是教人撒谎。 　　中国官僚阶级自己是必须撒谎的，对此德热拉斯已经有详细论证。其实所谓谎言，无非是打天下、坐江山的那批人，说这个统治或制度多么合乎民心，自己的领导多么英明。《1984》告诉人们，为了维持统治，老大哥是用了多么大的气力来撒谎和圆谎。同时，官僚阶级也必须在全社会造成撒谎的习惯。 　　2009年，中国一些媒体发起一个特别的行动：让人们回忆自己一生中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撒谎习惯。众多的读者参加了这个活动，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在小学三年级就已经学会撒谎和必须撒谎。无独有偶，近些年人们也陆续发现，中国的各种版本的中小学教科书里充斥着大量有违常识、远离真相的谎言，尤以语文和历史教材为甚。这些谎言，有些是为“美化”世界、拔高人性，有些则是为意识形态添砖加瓦。教科书传达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思维。以谎言为常识，必然会播下欺骗的种子。2010年，中国一些民间团体正式质疑小学语文教材教人撒谎，同时社会上热捧近百年前民国版本的教科书。人们对教科书的批判和反思，其意义不止于教科书。 　　当然教会人们撒谎的不仅是教科书，老师不撒谎吗？政府不撒谎吗？谁不撒谎呢？中国的父母教育孩子，很矛盾：一方面要让孩子诚信，但另一方面又要教会他们如何在中国生存。两难之下，还是生存重要。于是撒谎作为生存的基本本领，不但很小就会，而且成为一种人格特征了。中国是双重人格最严重的国家。我们自己双重人格，我们也在教育孩子双重人格。2007年，龙应台在一篇文章中说明陈水扁为什么必须判刑的道理，那就是可以让台湾的每个父母在教育子女时不会有双重道德的困惑。而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双重人格。 　　中国从小学开始的教育，从来没有公民教育。所有试图加进这一教育的改革，都被官僚阶级叫停了。而民国时期，这一教育还是有的。中国官僚阶级的政治意图，就是对学生极权主义人格的培育和公民人格的灭杀。后果就是，中国的孩子从小到大学，基本养成的是潜在的法西斯人格。如果他有幸终于从知识掌握和独立思考中看清了世界的真相，但是他的人格中已经烙下太多的极权印迹，这使得他即使投身于民主斗争，也在许多时候表现出极权主义者的行为特点。 　　无巧不成书。在清华热热闹闹搞官庆的时候，媒体曝光了武汉一位“五道杠”的政治神童。舆论面对这位一脸官气、一口官腔、一身官派、一副官样的儿童，惊呼“官僚化”戕害青少年(笔者特别强调，这个孩子本身是无辜的)。其实这并不奇怪。清华和武汉的小学教育本质都一样，不过是在一场接力赛中，武汉的小学和团组织跑了第一棒，清华接过了第二棒而已(中学是第二棒)。更应该令人悚惕的是这位12岁的儿童的狂妄：“我是世界，是宇宙，是大自然的最伟大奇迹！因为我举世无双，因为我独一无二，因为我是最棒的，因为我是天下的王者！”要让“中华独霸于世界”！李承鹏说感到震撼，“后来知道，拉登年前确实留下遗嘱，已在东方找到转世灵童，实现夙愿。”李承鹏没有开玩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的确是在培养恐怖分子。 　　我有一种看法，专制是人的兽性的残存，而民主是人的文明的产物。专制是先天就有的，民主是需要教育和训练的。虽然民主成为现代文明人的特征，但在人性最阴暗最本底的角落，专制比民主更有基础，它天然地具有一种调动人的愚昧本性和掌握民心的巨大优势。只有深刻了解人民大众情绪和心理特征的政治业者，才会理解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所揭示的如下规律： 　　极权主义起源于大众。依靠群众支持，才会有斯大林的肃反和希特勒清除罗姆派。领袖们的那种无可争议的广泛名声，也不能归结于娴熟的谎言宣传手法对无知和愚蠢的胜利。甚至就极端性而言，“恶与罪在暴民心理中的吸引力早已有之，极权主义之成功中令人不安的因素必定是它的信奉者真正的无私”。在一个人数规模巨大但又“孤独和缺少正常社会联系的”的国度，“极权主义消除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达到一种新的状态”：领袖实质上不折不扣地体现受他领导的群众的功能，他不是一个渴望权力的人，而只是一个执行者，他依靠的正是他所体现的群众意志，群众也依靠他。若没有他，群众就缺少外在的代表，始终是乌合之众；若无群众，领袖就成为无足轻重之人。这种极权主义运动，不但会吸引人民大众，而且会吸引精英。而在极权主义运动中，领袖的个人魅力是极其重要的。希特勒是一个出色的典范。因为“社会问题倾向于接受一个现成的人，接受他伪装的样子，因此伪装成天才的疯子总有机会受到信任。”[8] 　　这种情况，更由于中国东方专制社会的文化传统基因，加大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困难。但是这只是一种潜在的困难，真正让它成为社会现象即出现权威与权威崇拜的，却是历来的统治者的把戏。“权威与独裁只有一步之遥。专制国度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政府不断地向民众制造权威、楷模和学习榜样，蓄意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等级。[9]” 　　如果说毛泽东把列宁开创的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搞个人崇拜的一套发展到极致，那么新时期后的中国官僚集团仍然玩弄着这个把戏，虽然不如毛泽东那么轰轰烈烈，但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他们虽然思想贫乏，却腆然妆扮，似乎在思想史上，在所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代代有理论，人人有思想，而且必须写入宪法，以护卫下台及身后的利益。领袖也是核心，是国庆游行方阵中的画像，是歌曲中的继往开来的领路人。 　　在人民这边，公民还是臣民？对于中国人中的大多数特别是左派而言，显然还是后者。我们看到中国人民的一种极端双重性格：要么完全温顺，要么铤而走险；要么是良民，要么是暴徒。与这种意识相关的，是人民政治能力的下降。我们看到了奥威尔《动物庄园》里的那些动物复活在中国。即使在中国有限的民主实践中——如基层共同体的民主选举与民主参与，听证会和某些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中——他们仍然表现出冷淡和先热后冷，以及腐化（贿选）。 　　“在专制制度中呆久了的人民，其实不能指望他们一下子猛回头。只能希望他们先能给民主一次机会。[10]”但是谁来给你民主的机会？如果你自己不争取，谁能恩赐你民主？还是成龙先生说得好：“中国人就得管。”也许我们对他的说法感到气愤，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说得不无道理。 　　[1]儒家创始人认为学是主动的，教是被动的，主动地学比被动地教更有效，因此在《论语》中有56个学字，在《学记》中有48个学字，远远超出教字出现的频率。为了提倡主动学习，反对强加于人，孔子不仅有“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等感受，还有“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等教诲。这说明“真正的教育不应有，也不会有训的成分”，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教学相长是什么意思。 　　[2] 智效民：《自由是最好的教育》。随笔，2008年第3期。 　　[3] 我们已经知道好多这样的例子。最近的如北大教授夏业良。见bwA2010：《北大教授夏业良遭学生举报“反党反社会主义”》。天涯杂谈，2010-11-10。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2027754.shtml 　　[4]乔新生：《中国大学是自由思想的屠宰营》。博客中国，2010-6-27。http：//www.blogchina.com/20100627961046.html 　　[5] 米塞斯：《官僚体制》，76～77。 　　[6] 米塞斯：《官僚体制》，85。 　　[7] 德热拉斯：《新阶级》，120。 　　[8] 阿伦特：《极端主义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6，页400-410。 　　[9] 谢宗玉：《〈十二怒汉〉：民主国家建立的桌面推演》。《随笔》2010年第4期，页89。 　　[10] 谢宗玉：《〈十二怒汉〉：民主国家建立的桌面推演》。《随笔》2010年第4期，页89。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心灵深处很早就纠结上了挥之不去的帝王思想。早在他十六七岁时，父亲毛顺生为他安排的人生道路是做米店伙计，学生意赚钱。但毛泽东的理想是经营天下，而不是经营一个小店。于是他愤然离乡，来到湘乡县的东山高等小学堂继续求学。当他第一次迈出韶山冲的狭小天地时，他的心里不知有多么惬意。他以诗言志道：”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刚好东山高小人学考试的作文也是《言志》。毛泽东借题发挥，把自己的少年壮志抒发了一番。可是，由于他块头太大，缺少典雅，加上来自乡下，破衣旧衫，他在东山高小颇受一些富家子弟的鄙视。毛泽东没有因此而自惭自悲，反而更激发了他的雄心壮志，他把这种壮志表达在一首称作《咏蛙》的小诗里：“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从他这首言志诗中，我们自不难读出那种普天之下舍我其谁的帝王自傲。 成年后，随着在政治斗争中的屡战屡胜，这种帝王思想当然更加根深蒂固，最集中的体现当然是那首写于一九三六年，一九四五年重庆谈判时书赠柳亚子的《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江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稍有语言感觉的人都不难读出，这“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对象就是作者本人，这个本人自然是比前面那些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更加牛逼（所谓“风流”）的主儿——这不是帝王思想是什么？就连赳赳武夫蒋介石当时读了，都马上发现，这里面有“帝王思想”！ 也许就是因为词中这种“你独裁不如我独裁”的意味太浓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在文物出版社《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中《雪》词标题处注说：“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两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一些人吗?别的解释都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这个注解是当时最权威的解读了，然而却是典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把“封建主义”和“无产阶级”生硬的弄到一块儿，正说明注释者的牵强附会。诗本不须如此做注的，但毛泽东偏偏这么做了，这应该说是建国后，毛泽东身份变了的一个显示政治姿态、不宜再以王者自视的心态独白。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新华日报》转载《咏雪词话》时加按语：“毛泽东同志咏雪一词刊出后，一时唱和甚多。然而也不乏好事之徒，任意曲解丑诋，强作解人，不惜颠倒黑白，诬为封建帝王思想”，这时毛泽东并不自辩，因为正如柳亚子言“小节出入，何妨日月之明”，然到一九五八年毛泽东领导人民向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开战，不容《雪》词再有歧解，故划出了“封建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界限，但毛泽东内心恐不情愿这样直白。据记载，一九五九年四月《诗刊》邀诗人、评论家开座谈会的事，会上“陈毅说：‘上海有人在毛主席诗中找战略思想，就有些穿凿附会。毛主席诗词有重大政治意义，但还是诗。有人问毛主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不是超过了历代所有的人?毛主席回答：作诗就是作诗，不要那么去解释’”。可见一九五八年毛泽东用“封建主义”“无产阶级”来给《雪》词做注是出于害怕“错解”、“误会”的无奈。 1934年1月，因为冯雪峰在上海的安全难以保证，党中央把他调到瑞金，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毛泽东此时受到博古、李德等人的排挤，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处境艰难。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毛泽东的诗词，认为他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非常开心，因为他自己一直以“山大王”自居，他在上井冈山之前的演讲中就表示要做革命的“山大王”——说“山大王”没有帝王思想，将谁欺乎？又其谁信乎？ 毛泽东的帝王思想除了流露在他自己诗词中外，在日常生活中也屡有表示。《别了莎菲》一书记载，丁玲曾向此书作者讲过这么两个故事：“一是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的住处去。……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了人名。反正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听了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定会打死我的。’”看到没有？在延安这么艰难的时期，毛泽东心中想的就是“文武百官”和“三宫六院”这一套。“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把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候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仍抱着孩子，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这言词，在反右派之前，我还记得清它的主要句子。”难怪丁玲在回忆此事时也忍不住感叹——“这尽管是玩笑，但也确实说明了：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他晚年之所以会犯大错误，尤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大错误，不能不说他的帝王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啊！” 事实上，毛泽东是个帝王思想非常强烈的农民小知识份子。出身湖南偏僻贫瘠的山村，深受旧文化和旧传统的侵染，他后来接受了不少新思想，但帝王思想则是影响他终生最大的心理毒瘤。他在和斯诺谈话时承认，他青年时，最崇拜秦始皇，汉武帝等皇帝。毛泽东不仅是说说，他以后一直沿着这条帝王之路奋斗。从遵义会议开始，当党在长征困难时期，为借助毛泽东的游击战经验，把他推举为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利用这一机会，最后喧宾夺主，最后做了最高领导人。直到1976年死去，帝王思想贯穿其一生。 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毛在得到党的权力后，热衷的是树立自己至高无上，英明无比的领袖地位。为此，他把所有党的前任领导人都打入另类，贬得一钱不值。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张闻天，王明，博古等党的前任领导人，或是直接斥为敌人，或是被整得死去活来，生不如死。同时，他又对不顾事实，吹捧自己的人大加重用。凡是对帮助树立“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喊“毛主席万岁”，表示臣服效忠的人，均委以重任。短短几年，他把自已打扮成永远正确英明的领袖,变成了党的君主。一切胜利都是因为有他，一切错误失败都是因为不听他的。这样做法无非出于确立自己在党内君王一般的领袖地位。战争年代，毛的这种帝王思想在不断胜利的喜悦中被忽视了，党内和人民都受巨大的革命胜利刺激有点浑浑然，他们把自己的智慧，努力，血汗全归功在毛泽东身上，把各种复杂的历史条件，巧合，机遇都当成毛泽东的神明。毛自己也飘飘然，帝王思想膨胀。1949年，在毛泽东进京前，人们都知道毛讲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进京赶考，不要学李自成。但不学李自成后面的意思，无非是要当好皇帝，做稳江山。据王明记载，毛还在同时说了另一段话：“我在青年时代看小说时，常常想：当皇帝，这可多麽好呀。然而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皇帝。现在明白了，我们很快就要进入北京。要知道我们一进入北京，我就成了皇帝。” 建国后，毛泽东的许多折腾，追根溯源，大概都能追溯到他从小到老都不能摆脱的这帝王思想上面去。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3 个评论 信力建的最新更新： 信孚要闻 民主真的很可怕 / 2011-06-17 13:15 / 评论数( 8 ) 信孚电讯（6.17）——你有良知吗？ / 2011-06-17 13:14 / 评论数( 3 ) 办学自主权该怎样落实 / 2011-06-17 07:45 / 评论数( 2 ) 信孚电讯（6.16）关于《建党伟业》观后感 / 2011-06-16 13:09 / 评论数( 1 ) 信孚要闻 舆论监督也是正面报道 / 2011-06-16 13:07 / 评论数(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