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这个很早就拟定但一直没动笔的题目，原本想从郭沫若说起，近日翻读阎润涛先生的回忆文章，决定提起笔从曲啸说起。 阎文所回忆的20多年前曲啸败走美国的事件，当时的犀利公无法知晓，但同时期的另一件事却有点熟悉，这便是著名的“蛇口风波”事件。当时作为青年党员的我，事后参加了军校举办的讨论会，我是支持专家而反对“思想不太先进”的蛇口青年的。 先回顾这一事件，作为本文的引子。

作者：王年一、何 蜀、陈昭 来源：凯迪社区 毛泽东为了获得军队的支援以推行”文化大革命”，曾把原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树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并在1969年春天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正式确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那时在全国各地每天例行的”政治祈祷”（”早请示晚汇报”仪式）中，大家都要”颂祷”这样两句话：”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然而，两年之后，中共中央突然宣布，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惶出逃，坠机在蒙古”，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官方对此的解释是林彪”叛党叛国”。然而，这位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林彪为什么要叛党叛国、阖家出逃呢？ 1996年10月31日，王年一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对林彪集团的再认识”曾提出：”‘九*一三’事件是给逼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毛制造出来的。”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在蜚声中外的大作《晚年周恩来》中也用了这个”逼”字，该书第6章的一个小标题就是”把林彪逼上绝路”[1]。本文要探讨的是，毛泽东为什么、又是如何把自己钦定的”接班人”林彪逼上绝路？ 中共”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史无前例”地确认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文革”前刘少奇也曾被指定为”接班人”，却未能享此殊遇），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重点发言，肯定了林彪在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替代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之地位。表面上看，这次大会似乎标志着林彪的”革命生涯”正通向光辉的顶点，其实，顶点的前方就是深渊，在”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的视野中，此刻林彪已成为毛泽东的”斗争目标”。面对步入晚年的毛泽东，林彪滑入政治深渊的速度比当年的刘少奇更快。1970年，中共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会后林彪的遭际几可用林黛玉在《葬花词》中的一句话来形容：”风刀霜剑严相逼”。一年之后就发生了”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一、”九大”政治报告风波：”九届二中全会”高层冲突之前奏 1971年夏毛泽东南巡时，多次对省市负责人谈到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所谓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其中的一方是毛自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方就是后来所说的”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林彪向来是毛的坚定支持者，又是毛钦定的”接班人”，而陈伯达自”文革”开始以来一直是”中央文革”组长，是毛的”文革派”主将，为什么毛认为这两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人物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呢？ 当时的官方文件宣称，林彪、陈伯达”一伙”的主要”罪行”是，在1969年筹备召开”九大”期间，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份令毛不满的政治报告。对此，1973年8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的解释是：”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但是，究竟这份导致”无产阶级司令部”重大分裂的由”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有哪些内容，却从未公布过。尽管官方文件不断强调这是林彪、陈伯达的”重要罪行”，但对这一报告草稿的真实内容却始终高度保密，不仅在毛泽东亲自领导、 “四人帮”把持媒体全力掀起的”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未公布这一报告草稿，甚至在”四人帮”倒台后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继续批判中也不公布。这是一个反常现象。1971年林彪死亡后，为了批判林彪，毛泽东甚至硬着头皮批准下发了尖刻批判、侮辱他的”‘５71工程’纪要”，何以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就一定不能公布？按常理来推断，一份为”九大”起草的政治报告草稿不可能比”‘５71工程’纪要”更尖锐。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份报告提到的今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比毛泽东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更得人心，若公布这一观点的具体内容会对毛泽东非常不利。 其实，即便林彪和陈伯达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也不能说这种看法与毛泽东的公开说法有根本冲突。1967年8月16日，毛泽东与两位阿尔巴尼亚专家谈话时就说过：”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2]，”此后他又多次作过类似表示。比如，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过：”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3]。”如果毛泽东真的这么想，那么1969年春天召开”九大”时政治报告当然就应该着重讲经济建设了。然而，毛泽东关于”三年结束’文革 ‘”的说法倘若并非其真意，只是”虚晃一枪”，那么，提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的说法当然会令毛泽东不快。不过，在当年全国上下对毛泽东无限崇拜的政治环境里，恐怕没有人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而无条件接受毛泽东与林、陈之间的分歧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宣传倒是很自然的。 需要分辨的另一个问题是，林彪是否确实”伙同陈伯达起草”了这个报告，林彪在陈伯达起草这个报告时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上文提到的1973年周恩来的报告并未拿出确凿证据。最近，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披露：”陈伯达在领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后，撇开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个人天天往毛家湾跑，同林彪商量怎样写[4]。”当年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则回忆说：”由于是林彪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作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那里（毛家湾）谈了一下，以表示林委托他们三个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虑，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拟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陈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陈伯达还对两位秘书说，不管”上海那两个”（指张、姚），”他们和我想的不一样”，他要自己写，并讲了他对起草”九大”报告的主题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就是说，经过了一场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产上的大跃进[５]。” 以上两种说法略有出入，一个说陈伯达”天天往毛家湾跑”，一个则只说陈伯达拟好提纲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又回来修改。不过，从这些文字看，林彪应是支持和赞同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的。虽然说”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毕竟还是”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才回来修改的。 在林彪办公室（简称”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中，却又有另外的说法。林彪在准备”九大”报告时告诉秘书：”我向来不习惯念别人写的现成稿子，而只愿意自己顺口讲。因此，我想搞个平行作业，既准备一个正式发表用的稿子，又准备一个讲话用的条子。”林彪还说明：”我这次做口头讲话，还是用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六个题目[6]。” 林彪所说的”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6个题目”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后怎么办[7]。若从这6个题目看，林彪对”九大”报告的设想与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的主题就大不一样了。两人的想法既然不同，又如何”伙同”起草呢？后来，陈伯达起草的报告被”中央文革”否决了，毛泽东决定改由康生牵头，张春桥、姚文元执笔重新起草。陈伯达还不甘心，又托叶群劝林彪好好看看他起草的报告稿。叶群向”林办”秘书们吩咐：在向林彪讲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时，不能讲得太细，以防林彪脑子一热，又对陈伯达的东西发生兴趣[8]。这表明，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写了些什么其实并不清楚。 显然，根据目前已经公开的材料，无法确定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和抱有何种态度。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林彪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报告十分反感。据张云生回忆：林彪对张、姚起草的报告”根本不感兴趣”，”始终不感兴趣，一眼没看”，只注意毛泽东的批示和修改[9]。3月底，周恩来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的政治报告初稿批送林彪审定，林彪一字未看，就在稿子上批了”呈主席审批”，急得周恩来无可奈何[10]。林彪在”九大”会议上宣读张、姚起草的政治报告之前，并未看过报告的内容。汪东兴说：”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 ‘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11]。”林彪甚至还对叶群说：”多念错一点才好[12]。”林彪对得到毛泽东肯定的张、姚起草的报告的厌恶之情，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这件事上，无论是林彪还是陈伯达，并没有什么”反党”主张或”反党罪行”。他们只不过是未能像张春桥那样善于理解毛泽东深藏心中的真实想法，又对深受毛泽东宠信的张春桥有所不满而已，结果林彪与陈伯达竟因此获罪。 二、”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所谓”八月逆流” 毛泽东在1971年夏的南巡讲话中曾挑明了他要打击林彪的真正原因：”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上反我”，”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13]。”在未公开的《姚文元日记》中，姚文元提到，毛泽东称”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了”八月逆流”。”八月逆流”到底”逆”了什么？至今未见任何相关资料公布于众，而这个钦定名称也从来没有见诸史书。 现在来看，所谓的”八月逆流”不过是出席中央全会的代表在小组讨论中发表自己的看法罢了。这些意见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拼命颂毛表忠，二是不点名攻击张春桥（认为他贬低毛泽东思想，不忠）。令毛泽东动怒的原因是第二点，即他所说的”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上反我”。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讲了话，会议的主持者是毛泽东。据高文谦披露，在林彪讲话前，毛泽东问林彪准备讲什么，林彪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标，还说赫鲁雪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毛泽东听了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捣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14]。林彪的讲话只是一段又一段地讲述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好像是官样文章，只有了解此前在8月13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讨论会上的争吵内幕的人，才会敏感到有些话是针对张春桥的。但林彪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在讲话中确实没有点张春桥的名字，而且只字未提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总的看来，林彪的讲话显得低调。倒是汪东兴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调门高，强调要设”国家主席”，认为党内还有 “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坏蛋”。陈伯达、陈毅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情绪也较为激烈（后来周恩来在大会上点了”二陈合流”，给陈毅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1５]）。 在毛泽东的眼里，林彪和与会绝大多数代表都把矛头对准张春桥，这就是有阴谋。其实，”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反张春桥”的形势应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在1970年8月13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讨论会上，张春桥与吴法宪发生了争吵。张春桥以宪法序言中已有类似内容为由，提议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删掉 “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后来又大讲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讲过”赫鲁雪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个讽刺”一类的话 [16]。在”九大”前后，对毛泽东的”三忠于”狂热达到了高潮，在这样的气氛中，张春桥的这些言论显然属于大逆不道，于是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高级干部们或是认为抓到了张春桥的”小辫子”，或是认为应当趁机表明自己忠于毛泽东的坚定立场。 其次，张春桥一贯支持造反、夺权，而第九届中央委员中的众多军队将领和老干部几乎无不身受”造反”、”夺权”之苦之害。张春桥支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红纵”，”红纵”险些要了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的命；广州军区的”造反派””炮轰”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使黄在广州呆不下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曾被”造反派”逼得躲到大别山里；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被一次次的”炮轰”、围攻整得焦头烂额；外交部长陈毅在”九大”期间也曾遭到以张春桥为后台的上海小组的批判围攻……这些人早就对张春桥有一肚子的怨气。 再次，按当时的观点看，张春桥历史上有”叛徒”嫌疑，上海因此发生过”炮打张春桥”事件，”九届二中全会”的与会代表们自然都知道。 最后，林彪及许多军队将领、老干部对江青的狐假虎威、颐指气使早已忍无可忍（林彪曾于1967年初”批判萧华”事件后的一天，因情绪失控而大骂过江青一次 [17]；还有一次他还扬言要找枪，要”毙了她”[18]1967年1月军队将领”大闹京西宾馆”时，黄永胜在发言中公开说：”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19]）!”，但他们因为”投鼠忌器”而不敢直接反对江青。张春桥是江青的心腹高参，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最富有政治经验、最老谋深算的角色，打击张春桥，就等于是给江青一击。 总之，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九届二中全会”上各地区组都一致声讨”阴谋家”，形成了群情激愤的气氛，在毛泽东看来”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后来康生曾如此概括当时的形势：这次会议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20]。 依照中共党章，中央全会是全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切意见均可在会上公开表达，一切大事均应由全会讨论决定，但事实上毛泽东早就把党改造成了他个人的”一言堂”。当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看出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对他那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很不理解”甚至强烈不满，发现继续推行他的”文革”路线的党内阻力非常大，这样的形势不利于他的”战略部署”时，立刻大动”天子之怒”。他重施故伎，利用个人崇拜气氛为他造就的绝对权威，公布了一份大字报”我的一点意见”，同时揪出陈伯达以”杀鸡吓猴”。在当时毛的个人权威被推至巅峰状态的情况下，这个”我的一点意见”几乎等同于一言九鼎的”圣旨”，众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只有高呼”万岁”、”坚决照办”，谁还敢再说半个”不”字？ 在后来公布的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中，毛抓住”九届二中全会”上党内高层议论是否要设国家主席一事发难。中央文件甚至声称，林彪以”设国家主席”为名要”抢班夺权”，而这又被解释成林彪最后”仓惶出逃”的原因之一。对这个”设国家主席”问题，王年一和何蜀已在”‘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一文中做过深入分析，这里只强调几个要点： 首先，当时毛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却讲不出任何正当理由；他只是因为不想担任国家主席一职，就反对设立国家主席这一职位。毛泽东抱持”朕即国家”的观念，完全把国家主席这一国家主权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当成虚设的可有可无的职位，任凭自己的兴趣决定取舍。而且，”九届二中全会”初期，毛泽东其实并未因中央委员中绝大多数人坚持”设国家主席”而动怒，他后来抓住”设国家主席”一事发难是另有权谋上的考虑。 其次，当时党内高层除了毛泽东本人外，都认为国家主席一职只能由毛泽东担任。”设国家主席”一议既非林彪首倡，也非林彪独撑。”九届二中全会”前夕，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此事时，只有毛泽东主张不设国家主席，而主张设国家主席的却有4票（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林彪）。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也都赞成设国家主席。硬把”设国家主席”一议说成是林彪个人的阴谋，并无根据。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公开提出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就由林彪当国家主席的，只有一人，即江青集团的”顾问”康生。但毛泽东却从未因此而批评康生。 再次，指称林彪赞成设国家主席就是想当国家主席，要”抢班夺权”，更无道理。周恩来也赞成此议，而且具备担任这一职位的党内资历，为什么对他却不提出相同的指责？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其实毫无根据，而证明林彪不愿当国家主席、甚至不愿当”接班人”的根据却有不少[21]。 林彪死亡后，中央文件说林彪把”设国家主席”作为反革命政变的纲领，完全是无稽之谈。在这个问题上，暴露出来的只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 三、毛泽东的”心病”：林彪地位上升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指出：”毛泽东并没有真想把权交给林彪，选择林彪作为接班人，不过是为了打倒刘少奇的权宜之计。九大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丰满，尾大不掉，成为毛的一块心病[22]。” 林彪的”接班人”本来就是毛一手安排并强迫林彪接受的。”文革”中让军队”支左”、介入地方政治斗争，并由军队干部主持各地、各单位工作，使”一元化领导”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几乎全由军人所把持，这也是毛泽东的独创。之所以在”九大”前出现林彪地位迅速上升的局面，完全是毛泽东自己一手造成的。据《晚年周恩来》一书介绍：”林彪……非但基本上掌握了军队的局面，军委办事组几乎是他清一色的人马；而且由于当时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多半是奉命支左的军队干部而在政治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俨然成为左右政局的一大势力[23]。”《康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文化大革命”部分也有相同的看法和分析。 尽管林彪地位的迅速上升是毛泽东自己造成的，可是一旦毛觉得林彪似乎有”羽翼丰满、尾大不掉”之势，他又感到揣揣不安。习惯于大权独揽的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大权旁落”。当年，刘少奇是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他甚至亲自推荐并动员全党拥护刘担任国家主席；可是，一旦他认为刘少奇对他的最高权力构成了威胁，自己的”大权旁落”了，”接班人”在他眼中就变成了”睡在身边的赫鲁雪夫”，便要被拉下马来而且不得好死。”九大”召开前，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才刚刚被”摧毁”，毛泽东又一次为”大权旁落”担忧起来。他一贯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林彪这个”接班人”是军人出身，”九大”会场上满眼都是军人，苏联当时也抨击中国是”军事官僚专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口头上称”九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心中想的却是如何对付”羽翼丰满、尾大不掉”的新任”接班人”林彪。毛后来在南巡中就说：”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24]。”其实谁也没有那样说过， “有人说”只是毛的一个借口而已，而且军权从来就被他抓得牢牢的。但他一旦起了疑心，就”疑心生暗鬼”了。 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后南巡时，反复谈到林彪等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2５]。林彪死后公开传达的中央文件中，这个”要当主席”却被改换成了”设国家主席”，可能因为实在找不到林彪”要当主席”的证据，只好拿”设国家主席”一事代替。毛泽东真正不能容忍的，并不是 “设国家主席”而是他疑心有人”要当主席”。对于自比秦始皇的毛泽东来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毛怀疑谁动了”要当主席”的念头，谁就是”另立中心、另拉山头、另设司令部”，谁就成毛的打击物件。 其实，毛泽东指责林彪要”篡党夺权”，只不过是毛个人的疑心而已。林彪长期受着疾病的折磨，连”饮食男女，人之大欲”都没有了，实际上很少过问他分管的事务。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我在林彪身边工作了4年多，因为要’讲文件’，差不多天天都能见他一面，所以可以说，我对’文革’中的林彪并不缺乏了解。然而我亲眼看到的林彪，在’文革’动乱中要么是遇事不表态，要么讲些’绝’话，要么就是对他份内之责’大撒手’。”以军委办事组为例：”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实际上，他参加主持’日常’军委工作的记录屈指可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把军委的’日常’工作委托给了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叶帅’靠边站’后，军内上层一时群龙无首，亏得有个以杨成武、吴法宪为正副组长的’军委办事组’照应’日常’军务，林彪则对他们的活动很少过问。 ‘军委办事组’改组后，黄永胜取代了杨成武。这个以林彪的’老部下’组成的清一色’办事’班子，叫人一看就感到有’搞山头’之嫌。但那是毛主席钦定的，林又是毛可以信赖的’接班人’，因此这个’清一色’倒可成为抵挡一切’复辟’梦想的一道屏障。林彪在名义上是’副统帅’，实际上却是靠’抓两头’：上头靠毛主席掌舵，下头靠有个可以办事的工作班子挡挡军内日常事务。””军委办事组自1967年夏成立，到1968年3月改组，再到’九大’后正式成形，直到1970年10月我调离’林办’，我没见到一次林彪接见军委办事组的全体成员，没有听到他对军委办事组的全面工作给予一次像样的指示。我甚至认为，不管是杨成武或黄永胜领衔的军委办事组，他们在什么地方’办事’又怎样’办事’，林彪从不过问。””从1967年到1970年，林彪在住地毛家湾的会客厅只召见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四员大将一次，谈的仅仅是怕苏联趁我国庆对北京实施突然袭击的事，而且只有20多分钟。””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他两次。””吴法宪可算林彪的亲信，但自从军委办事组改组后，林彪在住地从未单独接见过他。””……林彪与李作鹏并无’私交’。我在’林办 ‘任职四年，只是在1966年9月海军内部出现纷争，林彪偏向了’高举’、’突出’、’有干劲’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因而在大会堂接见过一次李作鹏夫妇。从那以后，林彪与李作鹏再无单独接触。””邱会作在’文革’期间从没得到单独面见林彪的机会。””又有人说，林彪控制’军委办事组’，是通过他的老婆叶群……依我看，这话只 说对了一半。叶群做坏事，林彪确实有责任。但叶群打着林彪的招牌，在外边胡作非为，林彪并不全部知情。他从叶群嘴里听到一些，又是经叶群用花言巧语伪装了的。’林办’的工作人员直接受叶群控制，眼见处于病态的林彪受叶群摆布，但无能为力。””事实上，叶群虽为’军委办事组’成员，但她几乎从不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出了成绩有她一份，出了是非她不承担任何责任。’军委办事组’天天忙于处理的 ‘三支两军’工作、部队战备训练以及人事调整等问题，叶群从不参与正式讨论研究[26]。” 林彪在1968年10月26日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报告中也承认：”……整个两年多的工作，主要是毛主席领导的，具体执行主要是中央文革，特别起作用的是江青同志、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其它同志。而我呢，老实讲，就是没有做多少事。我也并不是故意偷懒，就是身体不好，不能够做多少事情。所以实际情况了解的不多，工作也做得不多[27]。”即便如此，毛泽东仍然怀疑林彪要”篡党夺权”，如此则林彪在劫难逃了。 四、林彪是如何被逼上绝路的？ 毛泽东是个权谋大师，在送林彪坐上”接班人”高位之时，就已经决定尽快把林彪从”接班人”的位置上拉下马来。熟读古籍的毛很善于运用古代帝王的欲擒故纵手法：在他准备对林彪”开刀”之前，却当面向林彪许诺，声称自己准备两年后交班给林彪[28]。这样的把戏毛泽东以前也多次玩过。196５年毛泽东部署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场批判将置彭德怀于死地，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发表之前，毛泽东居然还当面宽慰彭德怀，甚至说出”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样的话[29]。”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制订的打倒刘少奇的”战略部署”已全面展开，”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传遍全国，可是1966年9月14日毛泽东还在刘少奇的检讨书上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10月2５日毛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30]。”林彪对毛泽东的故伎重施自然有数，但林彪既不象彭德怀那样据理力争，也不象刘少奇那样认真检讨，而是采取他独具特色的对策：一顶二拖。于是，毛泽东为了达到打倒林彪的目的，只得想方设法”引蛇出洞”、”轰蛇出洞”，展开了一系列”把林彪逼上绝路”的部署。 （一）控制中央组织、宣传大权 1970年11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它指出：”为了党在目前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实施统一管理，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担任。设组员若干人，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同志担任。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 [31]。”无疑，这个决定是毛泽东个人作出的，也只有他才能作出。目的就是为了把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削弱和钳制林彪。什么”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其实就像”中央文革小组”一样，还是在毛泽东一人的领导和控制之下。 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名义上的组长是康生，但康生其实自”九届二中全会”后就称病不起，不再工作。该组组员李德生此时身兼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总政治部主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此后不久（1971年初）又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的这种职务安排也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因此他在”中央组织宣传组”纯属挂名。实际上中央组织和宣传大权落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中共中央明令把中央的组织宣传大权交给几个人，这是中共党史上”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的一件大事。”九大”后没有”中央文革小组”了，新成立的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借尸还魂”，而且权力更大了。江青等人凭藉这一大权，做了许多坏事。 （二）”大批判开路” 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通知”，掀起了全国性的”批陈整风”运动，主要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唯心主义先验论”。批”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告诉国人，刘少奇”司令部”倒台之后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又出现了；批”唯生产力论”是针对陈伯达的”九大”政治报告草稿，以打消人们以为”九大”后会结束”文化大革命”进入经济建设阶段的念头；批”唯心主义先验论”则是批判曾得到 “八届十一中全会”确认的”天才论”。 毛泽东在黄永胜等人的检讨上批注了一段批判陈伯达的话：”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32]。”毛泽东过去长期任用陈伯达作自己的政治秘书，并让陈担任为”文化大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央文革小组” 组长。倘若陈伯达确实早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毛泽东却一直重用他，岂不是故意帮助敌人在最高决策层埋藏”定时炸弹”？事实上，毛为陈伯达加的这些 “罪名”，恐怕毛自己也不见得相信，他只不过是为了整垮政敌而不择手段地给昔日的亲信陈伯达罗列”罪名”而已。 这一系列批判表面上针对的是陈伯达，实际上都是针对林彪的。这是毛惯用的”大批判开路”策略。在打倒前一个”接班人”刘少奇之前，毛泽东就在全国开展了对 “三家村”、对前北京市委和□□部、文化部的”大批判”运动。这次的”批陈整风”运动实质上就是为打击林彪而制造舆论。在1971年4月1５日至29日召开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对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批判终于扩大成了对”中央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５人”政治上的方向、路线错误”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错误”的批判。这５人都是林彪倚重的军方主要领导人，此时”批陈整风”运动真正的矛头所向就十分明显了。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谈话中批判了林彪颂扬毛的”四个伟大”的说法，也就等于不点名地批判了林彪。经毛泽东批准， “毛主席会见斯诺的谈话”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0]39号）”的形式下发全党。毛藉此向全党暗示，自己对林彪的态度变了（该文件特别注明：已经毛主席审阅）。”文革”初期毛泽东心安理得地接受”四个伟大”的颂扬，唯恐”个人迷信”之风不烈，如今又改口说”四个伟大”讨嫌，实在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黑是白全由他说了算。 1971年2月18日，周恩来将外交部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送毛泽东阅。该简报的第（四）条提到，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闭口不谈南昌起义和朱德率部上井冈山这两段史实提出意见，认为这样讲外国人不容易理解。毛泽东批示：”第（四）条说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33]。”就在一年多以前的”九大”上，周恩来在大会重点发言中公开宣称：”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34]。”当时周恩来的这个发言贬低朱德、吹捧林彪，明显歪曲史实，吓得林彪赶紧打断周恩来的话：我林彪没什么，一切都是毛主席，我如果跟着贺龙、朱德早就完了，没有今天。为了表示自己对毛的诚惶诚恐，林彪还当场哭了起来[3５]。”九大”上周恩来发表歪曲史实、吹捧林彪的讲话，当时毛泽东的态度是对周恩来的讲话报以热烈鼓掌。到了1971年春，毛认为打倒林彪的时机快来了，于是又一反过去的态度，假惺惺地要求调整 “文革”以来贬低朱德的官方说法，”作正确解说”。 （三）削弱林彪的军事指挥权 为了打击林彪，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削弱林彪的军事指挥权。毛后来自鸣得意地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36]。” 所谓的”甩石头”是要打击林彪等人的威信，把他们”搞臭”；”掺沙子”一事表明，毛泽东完全不信任军委办事组，说”土太板结了”，就如同当年说北京市委 “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一样；”挖墙角”（又作”挖墙脚”）则更是无中生地有把北京军区看成了林彪的”墙角”和”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37]。毛泽东最担心的是首都北京发生政变，因此对北京军区最不放心，要设法”换马”。当时北京军区的第一政委是李雪峰，北京军区司令员是郑维山。由于毛对此二人有所猜忌，就故意把由李雪峰、郑维山主持的”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会议的简报钦定为”反革命的”，然后以此为借口改组北京军区，使李雪峰、郑维山二人遭受长期迫害。 （四）”敲山震虎”，逼林彪认罪 毛除了用了这”三板斧”之外，还通过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检讨的批示，”敲山震虎”，刺激林彪，逼林彪认罪。”九届二中全会”后，黄、吴、叶、李、邱都被迫写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在这些检讨上作了批示并将批示下发党内，其中一些语句广为人知。例如，毛对吴法宪检讨的批示是：”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38]。”毛对叶群检讨的批示是：”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39]。”再如对刘子厚（时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前的河北省省长）所作检查的批示是：”上了陈伯达的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上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40]。”此批示前边还有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41]。” 从这些批示中可以看出，毛用的是讽刺挖苦、”上纲上线”、”揪住不放”等手法，对黄、吴、叶、李、邱等人的态度甚至比”文革”初期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还要严厉，堪称”史无前例”。而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了与黄、吴、叶、李、邱相同观点的汪东兴检讨的态度却迥然不同，毛信任依赖汪东兴，对汪的言行就”轻轻放下”了。 林彪个性强，自尊心重，对毛泽东又很了解，他很清楚毛泽东的指责无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这种莫名其妙的罪名，他即便主动承认也未必有好下场。当年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国家主席刘少奇不都是勉强承认了毛泽东强加的”罪名”并且一再检讨，最后仍然死于非命吗？不过，据林彪的秘书李文普回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曾让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代写过检查[42]，内容不详，毛泽东是否就此作过批示也得而知。这个检查显然是毛、林二人都没有当真的。1971年2月20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报送学习讨论其关于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指示的情况报告，毛泽东作了措辞严厉的批示，并且破天荒地将此件只批给 “周、康阅后，退军委”[43]，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照例批给林彪。这显然也是在刺激林彪，逼林彪认罪。 （五）拒绝与林彪见面、不给转圜的余地 整人时拒绝与被整者面谈，不听申诉，不听解释，强调”只有低头认罪才是你的唯一出路”，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手段。”文革”前毛泽东整总参谋长罗瑞卿时，罗瑞卿以为其中有误会，想与毛泽东、林彪见面，把事情说清楚，被周恩来坚决阻止[44]。罗瑞卿有口难辩，在”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被逼得含恨跳楼，自杀未遂。毛泽东对林彪还是用的这一套，然而毛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相反，毛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说：”对林还是要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这分明是撒谎。 据李文普回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曾要求面见毛泽东，谈一谈，但毛泽东长时间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林彪此后不愿住在北京，经常住在苏州、北戴河[4５]。另据官伟勋转述一位”林办”秘书的回忆：林彪找毛泽东很多次，”就是见不上。后来没办法才找江青，他最讨厌江青，但又没办法，因为想通过江青去见毛主席，”就在这时江青让林彪去照相，”林为了见毛主席赶紧去，走得急，脸都没刮，到了钓鱼台，现借江青秘书的刮脸刀刮了刮，照片拍了，但还是没见上毛主席[46]。” （六）南巡”打招呼”、宣布”逐林令” 毛泽东习惯于以”打招呼”来强行统一思想。所谓的”打招呼”就是非正式地颁布”最高指示”，全党与全军干部只许恭听，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更不”允许发表反对意见”，对毛的意见谁想不通，必须赶紧”转弯子”。毛泽东这一次为了打倒林彪，事先不开中央会议，不发中央文件，干脆抛开中央领导集体，凭着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于1971年夏南巡”打招呼”。 此次南巡后共28天，在途中毛约见各地军政大员，讲话13次。讲话中充满了给林彪”上纲上线”、”定性定罪”的话：”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 ‘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47]。”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一再诬指林彪等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反革命政变”的纲领之一是”要当主席”[48]。然而，因为说林彪”要当主席”毫无事实依据，太”莫须有”了，所以”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毛泽东审定并批准中央公布的此前他的南巡讲话时，又自行把当时讲话中对林彪”要当主席”的指控改成了林彪欲”设国家主席”。毛泽东的蛮横无理、任意诬陷、信口捏造，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南巡讲话是毛泽东欲打倒林彪的宣言书、挑战书、逐客令（逐林令）。当时的海军政委李作鹏听到毛的南巡讲话后，把它概括为3点：庐山的问题没有完；上纲比以前更高；矛头指向首长（林彪）。他的概括一点也没有错，林彪当然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不在中央高层内部讲，不对林彪当面讲，党中央的主席背着党中央的副主席，背着中央，到下面去煽风点火，动员打倒他自己钦定的”接班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但毛同时又假惺惺地声称：”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不要公开的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49]。”如此作为的毛泽东居然还道貌岸然地提出了”三要三不要”（”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究竟是谁在分裂党内高层，谁在搞阴谋诡计，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毛泽东把林彪逼到这一步，林彪已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彼时彼地，林彪还能怎么办？低头认”罪”显然是行不通的，彭德怀、刘少奇不是都低头认”罪”了吗？但他们的下场如何？何况此时的林彪不是19５9年的彭德怀（那时的彭德怀比他年轻、身体也好），也不是1966年的刘少奇（刘少奇比他理论修养更高、政治斗争经验更丰富），林彪身患重病，经不起”认罪”后必不可少的长期折磨，于是他不想”认罪”，只想”认命”，”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５0]。” 但叶群、林立果又不愿意认命，于是就有了林彪被逼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对”九*一三”事件的真相，已有一些文章指出了官方解释中的很多破绽，为此提出了一系列疑问。1971年9月13日□晨，当毛泽东、周恩来获悉林彪夫妇准备乘坐2５6号专机离开北戴河之后，究竟做了些什么事，至今仍然扑朔迷离。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提供了一个新疑点：林彪”在出逃途中还曾一度萌生了打退堂鼓的念头”[５1]；在林豆豆告发之后，中央可以阻止林彪的出走而未”全力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可以阻拦2５6号专机起飞而”没有人出来拦阻”……[５2]。也许，逼林彪这样出走本来就是毛的”战略部署”。 林彪的出逃宣告了毛泽东所谓”团结、胜利的九大路线”的破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也是对毛泽东及其荒谬绝伦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说法的致命一击。林彪的出逃与惨死异国他乡，粉碎了毛泽东多年来精心编织的”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团结、胜利的九大路线”等神话，在亿万炎黄子孙的心中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大地震”，唤起了许多人的觉醒。可以说，2５6号专机坠机在蒙古温都尔汗的爆炸声，敲响了”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丧钟。

    读了崔卫平的《后极权主义及其反抗》一文，深受教益。此前，笔者曾交替地使用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对这两个概念未曾加以辨析，现在看来，有必要使用更加精确的术语来描述中国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中国的未来。          威权、后期极权和后极权制度          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又称权威主义或独裁主义，后期极权制度（late -totalitarian system）和后极权制度（post-totalitarian system）则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衍生物。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虽然都是专制体制，但在专制的范围和程度上还是有很大区别 的。          威权主义主要用来描述拉美和东亚的专制体制。可以进一步将其区分为军人威权主义和官僚威权主义，或者硬威权主义和软威权主义。巴西和智利曾是典型的军人威 权主义体制。“在1964－1985年期间，统治巴西的是一个接一个的专制政权，其领导人都是四星将军。尽管各个政权的结构和人员不同，但它都是由军官、 有一技之长的行政管理人员和老资格政治家组成的联盟构成。” 1973年9月，智利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发动政变后，解散了国会，废除了宪法，并实施“党禁”和加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甚至还命令军人接管大学，军政权 “在使用镇压手段方面从不犹豫不决，对发生劳工动乱和民众抗议的任何苗头尤其如此”。     1970年代，朴正熙在韩国推行的“维新体制”，蒋经国在台湾实行的“戒严体制”，可以作为官僚威权主义的典型。          崔卫平指出：区别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是不可缺少的。当然，它们之间也有一些重叠，比如说，一个由警察力量和军队来保障的政府；意识形态控制（或者神权统 治），以及残酷、拷打、杀戮等。就残酷性而言，一个权威制度的独裁者可能比极权主义暴君更为过分。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比较它们之间谁好谁坏，而是它们各自的 性质。“极权主义”正如其字面意义（total）所表明的，它是一种全面的、无所不在的控制，它所掌控的范围、领域是权威主义不可想象的。首先是将人们经 济活动的权力牢牢掌握在一个中心之内。而当年的台湾、李光耀的新加坡，皮诺切克的智利，老百姓做生意还是自由自便的。笔者也曾指出：中国国民党在大陆时就 已经决定从训政转型为宪政，只是由于内战的缘故，实行了四十年的戒严状态。但是，他们对于台湾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基本上是开绿灯的。台湾民进党的缔造者 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党外公职人员（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省议会议员、县市长、县市议会议员等），一部分是党外知识分子团体以及民办刊物（如《美丽 岛》）的负责人。这二者都是公民社会成熟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与“玻璃桶江山”不可同日而语。笑蜀在与冼岩讨论时说：诸如台湾这样的权威主义体制，虽然民主 受限，但基本人权、基本自由还是保障的，包括相当程度的政治自由，如自由结社、自由表达等等。因此可以生成一个比较成熟的民间社会，从而保持对于官场的相 当程度的民间压力。这意味着合作的另一方，即民间也为官方所承认和尊重。庙堂和江湖彼此都怀有起码的善意，彼此都有起码的周旋空间。虽然政府主导，但政治 上一定程度的多元是有保障的，比如司法独立。          极权主义一词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的发明，作为负面用语源于汉娜·阿伦特1951年对纳粹主义的研究专著《极权主义的起源》。1956年，弗里德利克和布 热津斯基出版《极权主义独裁和独裁》一书，将斯大林主义（苏维埃制度）纳入了极权主义的范畴。如果根据弗里德利克所概括的极权主义的六个特征——1、一个 官方的意识形态；2、一个受寡头控制的群众政党；3、政府垄断军队；4、政府垄断大众传播工具；5、一个恐怖主义的警察系统；6、集中管理的经济——斯大 林主义（苏维埃制度）才是标准的极权体制，纳粹主义只能算是半极权体制。纳粹党对军队的控制力有限，所以才会发生1944年7月20日军队领导人刺杀希特 勒的事件；而且，纳粹党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管理和动员体制也没有苏维埃制度那么严酷，直到战败前夕，希特勒都没有对德国的妇女劳动力进行充分动员。          笔者曾指出：苏维埃制度有两个亚种——斯大林模式和毛泽东模式，前者又可以称为马彼主义（马克思加上彼得大帝），后者又可以称为马秦主义（马克思加上秦始 皇）。如果说斯、毛有什么差异的话，斯大林更加依赖克格勃专政；毛泽东则喜欢采用群众专政的手段。毛泽东在逝世前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就其实质而言，第一 件事是“以俄为师”、“全盘苏化”，在中国大陆上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二件事是试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解构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建立毛泽东 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一件事他成功了，第二件事他失败了。现在的中国执政党，更多继承的是毛泽东思想中斯大林模式的一方面，而不是毛泽东晚年“文革”模式的 一方面。可以说，毛泽东把斯大林模式在中国推到了极致，“政社合一”、“政企合一”、“企业党委领导制”、“支部建在连上”、“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等一系 列举措，使极权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和“总体”（total）性远超过苏联东欧国家，能够于之相媲美的只有金氏父子统治下的朝鲜。          李慎之先生辨析了“后期极权制度”与“后极权制度”，他在这个问题上倾向于米奇尼克而不赞同哈维尔的用语。他认为，1970－1980年代的捷克和波兰， 用“后期极权制度”来描述比较确当。“后期极权制度”是“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极权主义制度，它的主要特征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在事实上已经疲软和失效，已 经不能真正统摄和控制人们的灵魂了。代替乌托邦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是人们普遍的恐惧心理和犬儒主义。欺骗与撒谎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这个制度下， 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名义下被奴役；把彻底使人渺小说成人的完全解放；剥夺人的知情权叫做政令公开； 弄权操纵叫做群众参政：无法无天叫做遵法守纪；压制文化叫做百花齐放；帝国影响的扩张说成是支援被压迫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 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为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 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处不在、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也不怕，假装从不做 假。”人们在社会、文化领域中逃避现实政治的种种行为都带有某种“反（极权）政治的政治”含义。          笔者以为，“后极权制度”用来描述现在的中国最为合适。眼下中国的体制既与1970－1980年代的捷克和波兰有所不同，也与同一时期的韩国和台湾有所不同。          “后期极权制度”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是失败的、无效的，但其“集中管理的经济”体制尚存，人们仍然受“单位社会”的钳制和摆布。1992年以后，中国的“单 位社会”逐步趋于瓦解，多数城乡居民已经生活在“民间社会”中，号称六千多万人的中共党员也有很大一部分已经与“组织”脱离了联系，“一元化”党组织系统 的重要性正在被“一个恐怖主义的警察系统”所取代。“后极权制度”并不意味极权制度已经完结，而是极权制度的一种衍生与变异。极权主义的“整全性”已经不 复存在，政经、政社已经分离，但“在道统和法统上并没有改变”，“极权主义的教条并没有改变”，它的一个基本规则－－“党的领导作用”没有改变。按照米奇 尼克的说法，后极权制度“由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伴随着一个不能以极权主义方式来控制的社会所合成”，国家仍然想要集中化，想要施行极权主义的权力，但是它已 经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右翼威权主义理论家喜欢将现在的大陆与蒋经国统治时期的台湾相提并论，但笔者以为绝不可忽视二者之间的原则性区别。胡平指出：国民党从一开始就认同宪政民 主理念，它把实行威权统治视为权宜之计，因此在国民党内部，要求回归宪政，要求还政于民的主张总是合法的、正当的、可以理直气壮的。南韩、菲律宾和印尼的 情况也差不多，连当年智利的皮诺切特军政府也不能不从原则上承认宪政民主，只敢把自己当作临时性的过渡性政权，因此在这些右翼专制的统治下，民主力量总拥 有一定的正当生存空间。而在后极权制度下，宪政民主的基本原则并不具有“政治正确性”，其道统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绝对领导”。          陈奎德早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前就指出了中国大陆向后极权制度转化的趋势，并概括了这一制度的六个特征：1、脱离以意识形态治国的政教合一的窠臼；2、以 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力垄断和保持社会稳定为基本政治目标；3、仍然拒绝分权制衡与民主参与，不过对司法的控制比以前要弱一些；4、仍然否定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虽然其控制力会比以前小一些，但控制仍是无所不在；5、私有财产有了根本的合法性，并且经济起飞也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6、在外交上，将奉行传统的地缘政治和强权主义，对外则宣传某种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以国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识形态的原则来确立外交亲疏的基础，并以此姿态 加入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个预测与后来现实的发展非常吻合。          后极权社会具有两种可能的前景：一是以“稳定”的名义压制一切政治改革的努力，政治发展长期停滞和僵化，并导致种种内忧外患和社会危机；一是积极和妥善地启动全面改革，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尽快跨越“后极权、前民主”的过渡阶段。          后极权社会的内忧外患          学者们对于僵化的后极权社会将会导致的局面，已经有种种描述，譬如说“苏丹化”、“西西里化”、“社会断裂化”等。          极权社会需要有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这样的独裁者作为社会运转的中枢，只有像他们这样的铁腕人物，才能控制地方上不受民意约束的“南霸天”、“北霸天” 们。而后极权时代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失去了有独裁魅力的领袖，是政治侏儒的时代。但这些侏儒们在各自的领地中又是大大小小的秦始皇，焚书坑儒、欺男霸女、贪 污盗窃、无所不为。所谓“苏丹化”，主要关注的是后极权体制（或萧功秦所谓“后全能体制”）中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走向。          萧功秦指出：“苏丹式政权”（Sultanistic Regime）或者汉语中所说的“土皇帝”政治有以下四种基本特征：首先，是权力范围的私产化。掌权者把自己的治理区域视为私产或封建领地，国库与当权者 的私人财产几乎没有分界。其次，是权力行使的无规则性。权力者使用其权力是任意的，不受制度与规则约束的，权力者个人的意志就是法律，统治者为所欲为的个 人的决定，可以不断地破坏官僚制度内部原有的程序规则。第三，统治方式的非意识形态化，苏丹式的统治者则无须借助于意识形态的理想或信念来作为自己的统治 权力的合法性的基础，他们甚至并不感觉到有必要用意识形态的用语，来包装或辩解他的私人权力与意旨的合法性。第四，私人关系的网络统治，在苏丹式政权里， 家族成员掌握着重要部门，统治者任用官员并不是根据正常的官僚程序规则或标准，而是任用私人朋党、亲族纽带、甚至是黑社会式的团伙。在统治者与其任用的官 员之间就形成以私人效忠为基础的关系网统治。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地方自主性加强，低政治参与与地方官员腐败的正相关性，为一些地方出现“苏丹化”的现 实提供了前提条件。以河南卢氏县为例，该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为了巩固自己在卢氏县的统治，下令县电视台掐断了中央、省市的电视频道，这种信息封锁足足维持 了三年。杜在卢氏六年里，各乡镇、局委、二级机构领导全部被他换过一茬。他权倾一方，滥用国家每年给予的6000万扶贫款，把对资源（物的资源、人的资 源）的支配权（公权），统统集中到自己一人之手。杜保乾对农民横征暴敛，虚报、重报农民的收入。农民拒绝交苛捐杂税，卢氏县所属潘河乡政府甚至会下令撬门 砸锁，强行拉走农民的电视机、缝纫机。杜保乾继父去世，该县全部乡镇领导、各局委领导及二级机构负责人一律赴数百里外杜的老家奔丧，共出动小车120 多辆，单这一次，杜收礼达100 多万。这种苏丹化倾向，已经从乡镇、区县向地市级和省级蔓延，不久前揭露的原黑龙江省领导班子的问题，就够触目惊心的了，但这仅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在极权时代，国家与社会浑然一体，无所谓区分，到了后极权时代，国家已经不能全面控制社会，但又不允许社会自治，结果是为黑社会蚕食市民社会，“黑道”排 挤、打压和渗透、控制“白道”（法治社会、纳税人社会）大开方便之门。所谓“西西里化”，涉及的就是后极权体制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走向。          孙立平指出：“西西里化”包括两个并行不悖的趋势，“黑社会政府化”和“政府黑社会化”。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以及那不勒斯地区），因为社会信任的普遍缺 乏，一度造成黑手党对于政府法制秩序与社会生活的高度渗透。当后极权社会中欺骗与撒谎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人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 那里寻找特权，向跟自己地位相同的人强行要求特权，并把最小的一部份分给地位低的群体”。而黑社会的组织和行动方式无疑是最适应这种环境的。其“成功不仅 在于它能够防御性地应对信任的缺乏，而且也能使用残忍的、必要的暴力手段，通过不断地排外，把不信任变成有利的行动。它最重要的行为就是在尽可能大的领域 内垄断尽可能多的资源。”就整个社会来说，由黑手党来控制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尽管“交易成本要比一个信任社会中要高，但回报又比一点交易也没有要高一 些”。黑社会组织高度参与了“以强力为特征的秩序的定型”，在某些方面甚至替代了政府功能，这就是黑社会政府化。          另一方面，则是体制内官员的犯罪化、流氓化和黑社会化。这里所说的犯罪化不是指刑事或经济犯罪，而是指政府的许多行为（甚至其日常管理活动）本身就是以违 法甚至犯罪的形式进行的。例如，按照《行政处罚法》，省以下政府无权单独设定行政处罚，但为了“强化”地方或部门权力，几乎所有地方政府的“红头文件”都 规定了名目繁多的处罚。一些以“红头文件”为指导的政府行为，有时其实是一种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它不仅造成社会秩序的紊乱，而且破坏了行政系统的社 会公信力。基层政权的流氓化更值得注意。不少地方的县乡两级政府招收了一批类似于流氓的人员，为他们提供装备，委托他们去处理一些可能引起民众反抗的棘手 任务，如市政管理、计划生育、强收摊派等。这实际上产生了政府机构流氓化的社会形象。根据已有报导，现在各地官员中也有不少人与黑社会团伙合作，参股开妓 院或参与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这就是官员本身的黑社会化。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两极分化以及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改变了历史进程，并导致了马克思的预 言破产；正是社会中下层争取宪政民主制度的斗争，阻遏了社会两极分化不断扩大的态势，避免了“社会断裂”的危险。然而，后极权体制对于社会中下层争取人权 与民主的强硬镇压措施，正在日益加剧“社会力量的不均衡与不平等机制的形成”。在欧美国家最终没有出现的社会底层的“绝对贫困化”，在中国并不是没有可能 出现。“社会断裂化”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后极权体制中社会阶级关系的未来走向。          孙立平指出：社会断裂既发生在城乡之间，东西部城市和大中小城市之间，也发生在城市内部各阶层之间。有三种被“甩”的人——被甩在社会结构之外的没有掌握 新技能的下岗职工、被甩在工业化和现代化之外的小农经营式的农民、被甩在城市就业体系之外的出卖劳力的农民工。应当把“断裂社会”与人们一般所说的“多元 社会”加以区分。“多元社会”通常被用于指称西方现代社会的特征，大体不外如下的三种含义：第一，在社会结构分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的利益群体，承认每个 群体（包括各种“少数群体”）的利益都是正当的。这种利益的多元性表现在政治和社会的层面上，就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各种“压力群体”的存在。第二，就政 治制度而言，形成的是一种以自主而多元的政治力量为基础的政治框架，不同政治力量的组织形式就是政党。其政治哲学的基础是：一个政党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利 益和要求。第三，是多样性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的存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唯一正确”或“唯一正当”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而断裂的社会， 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着类似的多样性，但其实这两种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概括地说，在多元社会中，尽管社会结构分化深刻、各种社会力量并存、不同的价值甚 至互相对立，但这些不同的部分基本是处于同一个时代，社会的各个部分能够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而在断裂的社会中，不仅“社会中最先进的那些部分与整个社会 已经失去了联系”，而且“断裂社会的不同的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他们之间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断裂社会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状态。用 王力雄的话说，就是盛在专制玻璃桶里的一桶散沙。          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断裂的社会实际上对社会的管理提出了挑战，社会的断裂增加了社会管 理的难度。但是，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恰恰进入了一种无力面对这一现实的状态。一方面，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过去十几年来虽然屡次精简机构和人员，但实际结 果是政府机构和人员反而进一步膨胀；无论是政府机构的种类和数量，还是政府公职人员的规模，都远远超出了改革前的时期。不仅如此，各级政府机关的办公楼越 来越漂亮堂皇，政府公职人员的消费也越来越豪华。另一方面，许多本应由政府机构承担的公共管理、服务职能和责任，却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从市 政管理、公共秩序到社会治安，人们都不难体会到这一点。孙立平认为，政府的非政府化，也就是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和“企业化”，是社会脱序的重要象征。它 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政府机构直接参与赢利性经营活动，这在基层政府更为普遍，而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却明显地被忽视；其二，用行政权力牟取部门 或官员个人的经济收入，很多部门和官员都忙于“创收”，如果找不到“创收”的机会就要“作局”，有的地方甚至把反对“”都当成了创收的机会；其三，以“为 企业办实事”的名义介入企业活动，其实“办实事”是幌子，从中收费甚至从中营利才是真实的目的，结果由于“层层设卡”，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效率下降；其 四，层层下达经济增长指标，片面地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政府官员政绩的基本标准；其五，政府官员与企业私下结合，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官员傍大款”。  )          “官员傍大款”，“大款傍官员”，这二者的结合（包括“一家两制”和拟家族式的关系圈的形成）就是吴敬琏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虽然吴敬琏说“权贵资本 主义”“其实就是老一点的中国人很熟悉的官僚资本主义”，但在笔者看来，陈伯达当年所谓的“官僚资本主义”和现在的“权贵资本主义”相比，就太小儿科了。 据当事人转述，胡启立早在1988年就坦承，中共政权的官场腐败已经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1948年。更不要说十几年后的现在了。          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其专制势力之凶狠，权贵资本之贪婪，是其前辈们望尘莫及的。哈耶克曾说：目前这个世界上，令人不解的事情之 一是，极权主义国家好像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不受“社会公正”的约束，更愿意让那些受发展的不利影响的人背负重担。胡平指出：“由于缺少起码的公共监督和 民主参与，中国的私有化必然导致权贵私有化，导致权势集团公然地、大规模地抢劫公有财产，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方面是连续多年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史无 前例的残酷血腥、不公不义、伤天害理。现今中国的贪污腐败，不但在程度上远远超过当年的台湾、南韩，也超过当年的菲律宾和印尼，而且在性质上要比菲律宾和 印尼的情况还恶劣百倍。正像我早就指出的那样，中共先是用专制的手段灭私充公，然后又靠专制的庇护化公为私，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全做了。难道不比 苏哈托治下的印尼还恶劣百倍吗？”          秦晖把上述现实形象地描述为“尺蠖效应”。在不受制约的权力之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同样依托专制强权，先以“左”的名义抢劫，再以“右”的名义 分赃。以“社会主义”为名化平民之私为“公”，以“市场经济”为名化“公”为权贵之私。“国有部门”在“左右循环”中成为“原始积累之泵”：以不受制约的 权力为强大的马达，一头把老百姓的私产泵进国库，一头又把国库的东西泵进权贵的私囊。这可比“资本主义”条件下富人在市场上通过交换“私对私”地兼并穷人 要“高效”得多了！就像尺蠖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放直，可是无论收与放都只朝着一个方向──有利于权势者而坑了百姓的方向。          一位著名的民办教育家提供了“尺蠖效应”在教育领域中的运作实证。他概括了教育行政部门几十年来“集权-养权-分权-享权”的历程。所谓“集权”，指的是 改革前几十年教育的全部公立化。摧毁私立教育，教育全部公立化，建立起了教育部门在教育领域的垄断地位。所谓“养权”，指的改革开放以来的重点学校的建 设。教育行政部门“养权”的做法，使中国2-3%的学校成为著名大学、著名中学和著名小学，它们无论在校舍、师资、财力上都远远优于普通学校，使之成为家 长们狂热争夺的对象。当然，竞争获胜的“择校生”，无外乎三类人，这就是“条子生”（教育系统领导的条子）、“关系生”（非教育系统，但利害相关的单位领 导）、“票子生”（塞钱进校），也就是有权有势的家庭。所谓“分权”和“享权”，指的是2000年以来以“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为代表的公立教育资 源的私有化进程。教育行政部门经过多年“集权”和“养权”的阶段，终于搞出了含金量很高的一批重点学校。而现在，教育行政官僚们（含公立学校的校领导们） 不愿意这些名校继续姓“公”了，他们要将这批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校的好处分归个人所有和享用，中国教育现在就进入了“瓜分”教育权力资源和“享受”教育 权力资源的阶段。公立重点学校的领导一方面从教育行政部门得到财政支持，一方面将血输到他们自己的私有学校之中，靠纳税人的血来养肥自己的“独立学院”和 名校办的“民校”。“独立学院”和名校所办“民校”的受益人是谁呢？谁能成为高等教育的“独立学院”和中小学名校所办的“民校”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呢？只 要清查一下，只会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校领导的利益关系户。教育行政部门为了给自己控制的“独立学院”争夺自费生资源，发出通知，规定自2005年起， 原有的所有进行文凭考试试点的民办教育机构，一律终止招收文凭考试学生。同时，“独立学院”刚一成立，就拥有招收文凭考试学生的权力。这一收一放，就将原 有的真正的民办高校逼入了死角。          在政治民主化改革阙如的情况下，“经济改革”现已沦为“财富掠夺”的代名词，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奇怪的了。“毛泽东热”长盛不衰，对“走资派”的大批判 言辞堂而皇之地登上网络平台，这些都是对执政者的警示：如果社会断裂化的趋势得不到遏制和扭转，极端主义的破土而出，革命情绪的逐渐积累，改朝换代的普遍 期待，就是难以避免的。)          毛泽东生前讲了几十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要准备打仗”甚至准备打世界大战和核战争，但朝鲜战争后的中国事实上一直避免了大规模战争的直接危险。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领导人在朝鲜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始终自我克制、谨慎对待；一方面是中国的国力还不足以对世界秩序构成威胁，冷 战的主要对手始终是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直到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GNP总量也只相当于加拿大的水平，与美国、日本还相距甚远，至此，世界民主阵营还 没有怎么把中国放在眼里。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迅速增长，战争的危险反而增加了。原因也是两个方面的。从一方面说，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在 国力逐渐强盛后，很可能不像以前那样谦虚谨慎了，而变得趾高气昂、盛气凌人起来，小小的突发事件就可能造成骑虎难下之势；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专制体制具有 一种转移内部矛盾，从民族主义中寻求合法性资源的本能冲动。从另一方面说，在今后二十年内，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越日本和美国，坐上世界第一的宝座；中国的 战略核力量将会与美、俄鼎足而三，中国的远洋海军将会游弋全球，中国的陆军将具有向周边国家快速出动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 国及其全球盟国将会重新审视对于后极权体制下的中国的战略态势。          面对第三波民主化持续发展的世界潮流，后极权体制的中国无法摆脱与世界大家庭格格不入的宿命。融入世界民主体系，中国将获得在全球化中持续发展并最终在和 平禅让中取代美国世界领导者角色的历史机遇；坚持后极权主义的专制体制，中国就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在国际上受到战略围堵，与美国及其盟国展开军备竞 赛，甚至可能擦枪走火，导致新的战争；第二，国际社会不能容忍后极权体制的大陆吞并自由民主的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始终无法实现；第三，城乡、地区、阶 级、民族、宗教等各种内部矛盾日积月累，任何一处漏洞都有可能造成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导致“玻璃桶江山”的破碎。说本世纪头二十年是个战略机遇期，并不是 说有这点时间韬光养晦、发展自己，就可以有足够的本钱与世界主流文明分庭抗礼了；而是说，在这二十年中，国际恐怖主义与国际反恐联盟的矛盾是世界主要矛 盾，中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调整体制和战略，自己来决定今后的国际角色――是罗斯福曾为之尽力的“世界四警察”之一，还是基辛格所谓的“世界革命者”或者 “流氓国家”。         民主转型的阻力和动力          妨碍后极权体制向宪政民主体制转型的阻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认识上的，一是利益上的。如果只强调其中的一方面，就会成为林毓生所谓“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想模式或者马克思主义类型的“（阶级）利益决定论”。          自从“华夏体系”在19世纪被“世界体系”吞并后，中国人对世界乃至自身的认识就不再是完全自主、自足的了。中国精英阶层从青睐英美模式到德日模式到苏维 埃模式再到东亚模式，都是被世界潮流裹胁的结果。1919年以后――更不用说1949年以后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演变。 1956年以来，中国统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对政治改革的认识，曾三次受到苏东国家事态的干扰。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毛泽东曾想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搞 一点民主化的尝试。但是，匈牙利事件的爆发中止了这一进程，毛泽东通过“反右运动”中的“引蛇出洞”，反而强化了思想控制和政治镇压。1980年8月18 日，邓小平发表了关于政治改革的讲话，紧接着，全国的高等院校中掀起了“竞选运动”，这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波峰。但是，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 兴起，吓坏了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在他们的进言下，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决定“缓改革”。事实上，当局的政治改革热情此后再也没有恢复到那个时期的程度 了。从1989年波兰团结工会上台到1991年克里姆林宫易帜，再一次极大地改变了国人对政治改革的认识。中共高层中有一种强烈的呼声，要求把反对“和平 演变”作为工作重心，邓小平比他的多数同僚头脑要清醒一些，但还是确定了一条经济改革放开，政治改革收紧的瘸腿路线，而且一直延续至今。苏东国家在 1990年代的转型进程给国人带来三种认识上的困惑：民主化会不会导致经济停滞乃至倒退？会不会导致国家分裂？会不会消弱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如果 不能正面回答这些问题，就会成为民主转型的思想阻力。          苏东国家在转型期间普遍出现经济衰退（虽然在程度上有轻有重），这是一个事实，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解释这种现象。官方媒体出于维护专制制度的需要，一方面 是拼命夸大衰退的事实，当苏东国家经济好转后就不与报道了，让一部分国人误以为他们现在还在危机中挣扎；另一方面是把衰退的原因完全归罪于民主化和私有 化。金雁、秦晖在《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一书中对此给予了有力的驳斥，并阐述了他们对经济衰退原因的看法。笔者在《中国经济增长 与政治改革》（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中也曾指出：“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种种弊端，导致九十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还有以下几 条：第一，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的破坏；第二，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滞后；第三，分利集团在经济改革中的消极作用；第四，贸易条件的恶化。”          前苏联实行的是集中程度非常高的中央计划经济，并且把经济分工与合作的范围延伸到经互会组织的所有国家。从苏联向独联体的转变，使得原来的国内贸易变成了 对外贸易，平白增加了国际结算、汇率、海关等贸易障碍；华约和经互会组织解散后，东欧国家纷纷转向以西欧国家作为主要贸易伙伴，申请加入欧盟，参与欧洲经 济一体化，割断和削弱了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原来的紧密型跨国和全联盟经济体系的解体对于俄罗斯经济的打击是非常惨重的，生产出来的东西突然没人要了，急 需的专用设备或零配件要改用外汇来购买了，这当然会导致生产的停顿与产量的下降。据一些经济学家分析，1991—1995年间独联体各国的经济滑坡幅度 中，约有50%以上是统一经济空间瓦解的后果。     前苏联为了与美国争霸，把国民经济变成了一个大兵工厂，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算，与国防有关的产品与服务接近GDP的40%，这个比例高出中国几倍。苏美签 订核裁军和常规武器裁军协议，进而阿富汗撤军、中苏和解、华约解散，苏军以及后来的俄军几乎完全停止了军事采购，而军工企业由军品转产民品的结构调整却非 常缓慢。俄罗斯还没能分享到和平红利，却先饱尝了生产过剩、工人失业和企业倒闭的苦痛。          分利集团在前苏联时期便已形成，有的是行业性的，例如军工集团、能源集团；有的是地方性的，例如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就是一个以第一书记为首的分利 集团，中央机关与地方领导人构成一个庞大的贪污网络，主要从棉花的生产、加工、贸易中大获其利。在权贵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原来隐蔽的分利集团摇身一变，转 化为公开的寡头金融工业集团。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指出：“无论在政权机关中，还是在俄罗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数的是那些80年代与党政机关、经济机关有 密切关系的人。”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也直言不讳地讲，俄国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社会主义企业的 领导人。工厂被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厂长，而“银行家”们的大多数银行都是靠政府资金建立起来的。在分利集团的强烈反对下，盖达尔政府所推行的“休克疗法” 仅持续了半年，1992年7月，俄罗斯议会便推翻了政府的紧缩预算，大幅放松银根，靠大印钞票来弥补赤字、增加国企补贴，饮鸩止渴而使经济更加困难。价格 自由化的目标是实现市场均衡价格，越南的一步到位价格改革就相当成功，有效遏止了通货膨胀。俄罗斯由于分利集团势力强大，能源与原材料产业都控制在垄断寡 头手中，他们操纵价格的结果，使得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正如奥尔森所指出：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新制度（即社会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 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          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世界市场能源价格暴跌，使以石油天然气为主要出口商品的苏联与俄罗斯每年减少了几十亿到上百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这对于俄罗 斯的经济衰退具有直接的重大影响。2000年世界石油价格强烈反弹，俄罗斯外汇收入激增，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出现了十年来首次大幅度的经济增长。          以上四条原因中，有三条与民主化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三条与民主化有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民主化越不彻底，分利集团的危害性越大，独联体国家与东欧国家的 对比，就是最好的证据。由于贯彻邓小平、陈云务实经济发展战略的结果，军事工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已经调整到一个比较适当的比例，除非在军国主义的 鼓噪下，江后时期掀起一个扩军备战的新高潮，国家民主化以及军队国家化将不会导致像俄罗斯那样的军事工业大转型的强烈阵痛。在1980年代，经互会国家单 独构成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自外或被排斥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因而重建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会导致暂时的混乱与失序。而加入了WTO的中国，已经成为21世 纪全球化经济中的佼佼者，甚至被戴上“世界工场”的桂冠，对外贸和外资的依存度，在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民主化转型将不会破坏已有的国际经济合作关系，反 过来说，这种关系倒有可能被国际社会用来作为促进中国民主化的战略手段。目前所谓“经济安全”的考虑，主要是基于政权安全而不是国家安全的角度，否则，诸 如日本、韩国这样在战略资源上比中国更依赖国际社会的国家，早就退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了。苏东国家的社会转型模式是“先民主化，后私有化”，而中国在现实中 已经走上一条“先私有化，后民主化”的道路，因而，中国民主化将不会伴随所谓私有化“休克疗法”，更类似于1980年代中期台湾的民主转型。台湾和韩国的 民主化进程，几乎对其经济上的持续高速发展没有带来任何不良影响。新兴工业化国家近年来出现增长速度放缓乃至短暂的危机，乃是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所产生的 新问题。          作为一个国际政治概念的苏东国家，一共包括十个国家：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蒙古、东德。在民主 转型过程中出现国家解体现象的，只有前三个国家，与之相反，东德在转型过程中还实现了国家统一。这说明，民主化与国家分裂没有必然的联系，但由于苏联和南 斯拉夫在这十个国家中的重要地位，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1990年代初的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国不同，它们作为一个政治实体，都只有几十年 的短暂历史。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情愿结合在一起的不同民族曾经站在战争的对立面刀兵相见。苏联与纳粹 德国缔结密约后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美国在法律上从来没有予以承认。保、罗、匈三国都存在重要的少数民族，但是因为有一个在人口上占绝对多数的主体民族， 就没有出现国家的解体。          笔者在《被绑架的宪政：党国与邦联的缠绕政体》中指出：苏联的国号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表明其政体形态是邦联制 而不是联邦制。南斯拉夫虽然以联邦为国号（1945年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年改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但却照搬了苏联 的邦联制政体。这种政体的主要特征是：邦联制国家的成员邦可以自主决定脱离联邦；其中央政府的组成由各成员邦的代表决定而不是由全国的选民来决定。例如， 所谓“斯大林宪法”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由“各平等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组成的联盟国家”。“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只受苏 联宪法第十四条所规定的范围的限制。在这个范围以外，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独立行使国家权力。”“每一加盟共和国都有根据本共和国的特点而制订的并与苏联宪 法完全相符合的宪法。”“每一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每一加盟共和国都有权同外国直接发生外交关系、签订协定和互派外交代表和领事。” “每一加盟共和国都有本共和国军队的编制。”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之所以能够在一个时期内维持统一和强大，靠的是“党国制与邦联制的缠绕政体”。邦联制是 表，党国制是里，邦联制是“明章程”，党国制是“潜规则”。列宁式的党是实行“铁的纪律”的党，其组织原则是“民主的”集中制（主词是集中制，中文译为民 主集中制是不对的）。国人必须对法律与现实脱节的状况保持高度警觉。法律上规定的控制手段在事实上毫无效力，现实中有效的控制手段又缺乏合法性依据，这种 局面可以敷衍于一时，却不能保障长治久安。前苏联与前南斯拉夫一方面在宪法上规定了高度的地方自治权，一方面又依靠共产党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与党对国家事务 的垄断来维系国家的统一，结果是民主化与国家瓦解结伴而来。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同时又是一个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国家，现行宪法在类型上属于“单一制国家”的宪法，没有仿效苏联规定 民族自治地区享有主权地位和包括自立权在内的民族自决权，这些都有利于遏制民主化的可能副产品――国家分裂；但是从“国家的主权不是直接来自于人民而是来 自于地方”而言，又带有一定的邦联制色彩，应当事先考虑好应对之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行类似于前南斯拉夫的代表团制，除基层外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通过间接选举产生，造成 “国家的主权不是直接来自于人民而是来自于地方”。“党国制与邦联制的缠绕政体”所造成的政改难题是：不改变党国制就无法实行民主化，马上废除党国制又可 能出现地方主义泛滥甚至地方分立的局面。打破僵局的办法是首先进行清除邦联制痕迹的政体改革，实行“使全国共同体的权威直达每一公民”的全国性普选。此 外，还需要在选举法的层面作出相应的政体选择。许多国家实行比例代表制、议会最低门槛制、单一选区两票制（选民把一张选票投给本选区的候选人，另一张选票 投给政党不分区候选人名单）等，鼓励形成少数全国性大党或竞选联盟，削弱鼓吹地方主义或民族主义势力的政治能量。在确定中国宪政民主的大方向后，尚需学者 和政治家仔细地斟酌、掂量和选择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体形态。          防止地方主义泛滥乃至国家解体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审慎地选择一个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地方自治方案。民主化后的中国必然要实行地方自治，这是世界民主国家的通 则。但在哪些地方行政单位实行地方自治，是大有讲究的。七年前，笔者就在《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初步构想》（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6期）中主张实 行两级地方自治：将中央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地区改组为都、府、州（直辖市改称都，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政府所在城市人口超过总人口 30%的地级市改称府，一般的地级市和地区改称州），确定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简称地方自治体；以按新标准设立的市、镇、乡和坊（即现在大城市中的街道） 为下级地方自治单位，简称社区自治体。两级自治体均应制定自治章程，自治机构和行政首长均应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自治机构均应享有地方立法权。两级自治体 均应有独立的财政来源。省、县保留为非自治的地方行政体。省设省长和省参议会，省长由中央委任，代表中央政府监督该省的各级地方自治，并执行中央政府交办 的各项任务；省参议会由都、府、州自治机构委派的成员组成，决定地方自治体委托省长及其领导的行政机关办理的事项。省没有独立的财政来源，其收入由中央拨 款和地方自治体拨款两部分组成，并分别支出于中央交办及地方自治体联合委办的事项。县的权力构成类似于省。          以哪一级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是20世纪上半叶政争的一个焦点。清末政府宣布以府厅州县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民初政府计划以道为上级地方自治单 位，1920年代初南北政府都确定县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国共合作的政治协商会议承认省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可谓众说纷纭。我们主张以都、府、州为上级地 方自治单位，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适合传统的“地理天然之区域”并顺应当前的现实发展趋势。康有为在主张“以府为行政至大之区”时指出：行省为蒙古之谬制，明误循之，并非中国旧 物；道者，明以设兵备道，驻总兵，又设按察副使，是军政区兼上控区，强合诸府州，地理民俗多不同，不能为行政区；府、直州乃唐宋行政区之遗，实地理天然之 区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省的权力和财力逐渐向地级行政建制下放，使其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权力角逐中的最大赢家。这当然不是地级官员们能耐大、嗓门高的结 果，而是中国城市化的客观要求。中国是一个地广人多的大国，这就决定了既不能像一些中小国家那样靠发展一两个特大城市（汉城、曼谷、开罗）来实现农村人口 的城市化，也不能如某些学者所建议的那样依赖于几万个小城镇的发展；中国城市化的主流是把现有的几百个地级市发展为大中城市，使之成为相应地域内经济发展 的“增长极”，用它们来容纳大部分的进城农民。中国现有2000多个县级行政建制，在每个县的范围内建成一个大中型城市，显然是不可能的；在一个省的行政 区域内，则需要同时形成10—20个经济“增长极”，由省级行政单位去统一管理，必然顾此失彼，显然也不适宜。这就使得地级行政单位的地位与作用突显了出 来。)          其次，是与世界各国的地方体制接轨。美国、德国的州，日本的都道府县，法国、意大利的大区，都与中国现有的地级行政建制（或未来的府州）规模相当。在这样一个规模上实行地方自治，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          第三，是降低政治风险。中国一个强省的经济实力占到全国十分之一左右，有8个大省的人口超过英国或者法国，如果作为地方自治体出了什么差错，对全局影响甚 大；而且省级行政单位数量较少，如果其负责人是由民选产生，很容易彼此联手，挟地方民意对中央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以300多个府州为地方自治体，上面又 有中央派驻的省级地方行政长官，就可以避免出现上述情况。          第四，是有利于提高民族自治区的地位。在民族地区实行自治区、府州、市坊镇乡三级地方自治，可以使自治区的宪法地位略高于一般的省，而与香港、澳门等特别 行政区处于同一级别。当然，面积小、人口少的自治区（如宁夏回族自治区），也可以实行两级自治，这应当由自治区的立法机关自行决定。          第五，是有利于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特区。如果在广东省、江苏省这么大的范围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综合试点，人们可能不放心，担心会失控，而在深圳、长治这样的 地级行政单位进行试点，就比较容易获得共识。如果以县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格局太小，不足以发挥地方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部潜力。          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在行政区划与地方自治改革方面走了两步棋。第一步是在89个联邦主体之上设置了7个联邦大区，在每个区派驻直接隶属于总统的代表， 负责监督联邦法律的执行和联邦官员的招聘工作。第二步改革计划是在别斯兰人质事件后刚刚出台的：联邦主体高级领导人（边疆区及州的行政长官、加盟共和国总 统）的选举应当遵从俄联邦政府组成原则，也就是说地方行政长官的产生不再由地方直选而改由俄联邦总统提名，然后由地方议会批准。普京的地方自治新方案与笔 者提出的省制改革方案具有某些类似的地方。与其出了问题再亡羊补牢，不如事先进行缜密的思想实验，防范于未然。          有些人按照毛泽东、邓小平的思路，认为现行体制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民主转型后则会降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一种坐井观天、自以为是的论调。英国最早 实行宪政，有没有妨碍它建立远洋舰队，成为世界海洋的霸主？美国最早实行民主，有没有妨碍它集中国力发明原子弹，建立“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历史早已 证明，宪政的英国比专制的法国具有更高效的财政税收能力，刚刚实行君主立宪体制的“小日本”比坚持绝对皇权体制的“大清”具有更强国家凝聚力和军事动员 力，自由民主的美国比极权主义的德国和苏联具有更持久和坚韧的国家竞争力。主张民族主义的王小东就认为，民主制能够把整个社区的人团结起来，同仇敌忾。民 主制可以起到凝聚人的作用，对于西方的强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其军队纪律和战争效能的来源之一。     最近有两件事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举国上下将滞留朝鲜的人质家属问题视为日朝外交的头等大事，民众、媒体和政府同心协力，最终迫使朝鲜政府让步，将人质家 属送回日本。而中国人赵燕在美国遭受警察殴打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与民间媒体（互联网络）之间，民众（网民）与民众（网民）之间，却发生了一场 激烈的口水战，嘲讽赵燕和政府的人在网民中占了相当大的一个百分比。这表明，中日两国的国家凝聚力现在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其原因就在于政治制度的不同。 在世界历史上，民族主义是伴随民主主义产生的，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在贵族制国家，阶级之间的差别极为明显，谁属于哪一个阶级就永远 属于那个阶级，所以每个阶级自行变成一个小国，并认为自己的这个小国比他们的大国还值得亲近和爱护。”在当今中国，“苏丹化”、“西西里化”、“社会断裂 化”正在日益加剧，形成举国一致的社会舆论变得非常困难。有些学者喜欢罗列民主化的不利方面，却没有同时指出拒绝民主化的不利方面：使腐败盛行，世风日 下，民心涣散，社会分裂，妨碍中国成长为政治大国或者甘阳所说的“政治民族”。          有些人哀叹在过去和未来的战争中都无法避免“汉奸”的出现，而他们却没有看到这正是专制主义的果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大清与八国联军的战争中，李鸿章、 刘坤一、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是与最高执政者离心离德的“内奸”。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说：“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 咸以其地不立化为夷场为憾。此非京、津、江南人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而。呜乎!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 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笔者曾与一位在网上激烈鼓吹“台海必有一战”的 网友辩论，得知他的真实想法是通过战争消灭极权专制。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一批皇冠落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消灭了德、意、日三个法西斯政权，通过台海战争挑起第 三次世界大战，就可以摧毁极权主义的最后堡垒。由此可见，准备“垂涕而迎”“海外之师”的“吾民”就隐藏在鼓吹战争早打、大打的人中间。现行体制不转型， 又有什么真正的凝聚力、动员力而言呢!          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分析民主转型的阻力，已经发表过许多文章，笔者基本上都同意，在此不再赘言。但是笔者认为，对于反民主化改革的“精英联盟”的三个组成部分，应当进行更为细致的梳理。          首先，应当把“党官僚集团”和“现代文官阶层”加以区分。前者是极权社会的孑遗，是余英时解读戊戌变法时所勾画的为维护“一族专政”而呕心沥血的满人权贵 集团的当代翻版，他们把“本朝家法”放在国家利益之上，把“党性”放在“人民性”之上。后者则是1980年代后期实行公务员制度以来逐渐形成的新群体，他 们把专业能力放在机会主义的“效忠”策略之上，正在日益向日本政治运作“官产学”三者互动中的“官”的角色靠拢。敏锐的观察者已经指出，近十年来，党机关 的权力正在逐步地向行政机关转移，在行政机关任职已经被从政者青睐。          其次，应当对所谓“经济精英”有所区分。笔者在《社会阶层分析与政治稳定研究——评康晓光〈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载《战略与管 理》，2002年第4期）中曾指出：1949年以前，中共实行统战政策的立足点是把资产阶级区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根据当下的社会现实，在理 论上作出类似的区分应当说比半个世纪前理由更充分。如果不愿意沿用旧的概念，似乎可以把经济精英划分为“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和“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 前者有两个标志性的特征：第一，他们或者是行政垄断行业中的企业掌门人，或者是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官方认可的垄断性经营特权的资本家。第二，他们大多出身于 过去的一元化统治精英，或者是本人从政治精英摇身一变，或者是“一家两制”、名门之后。虽然后者中的个别人有可能通过钱权交易、联姻等方式成为官僚垄断型 经济精英的一员，但绝大多数人注定无法跨越这条鸿沟。康晓光所说的经济精英不爱民主，选择集权，心甘情愿接受现行体制，与政治精英之间存在天然的亲和力， 安在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头上都是恰如其分的，安在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头上则颇有疑问。对于官场腐败分子来说，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是欺压榨取的最佳对象。底 层民众压榨起来油水不大，成本太高；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来头大，靠山硬，轻易不敢从虎嘴里拔牙；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就成了贪官案板上的鱼肉。贪官污吏和官 僚垄断型经济精英构成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头上的两座大山，认为后者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现状，而不希望有更加公平的制度，似乎从人的天性上讲不过去。          再次，虽然1992年以后一部分“知识精英”成为既得利益者，但为既得利益辩护不可能在学术知识界成为具有“政治正确性”的主流思潮，因此类似何新那样的 人物至今寂寞得很。那些公然为权贵势力涂脂抹粉的“知识分子”，或者满足于做个留声机，机械性地重复着那些谁也不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首鼠两端，机会主义 十足，随时准备改换门庭。真正可能对未来民主转型有所阻碍的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自认为具有学术上的真诚性和创新性，不甘于在学术上成为世界主流文明的 尾巴，决心在自由、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之外另辟蹊径、自创门派。          十年前，笔者曾在《中国的民主：从说到做》（载《北京之春》，1994年第11期）中对蕴藏在社会各阶层中的民主化动力进行过分析，现在看来，还不需要做出什么修正：          从以往的历史看，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是争取民主最积极、最活跃的社会力量。在今后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知识分子仍然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先锋力量。但是， 争取民主并不是知识分子的独家事业，不应当也不可能由知识分子来垄断或者包办。民主社会的最终形成将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工人、农民、企业家、国家公务 员和军人、中共党务工作者都可以为之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所谓“体制内”、“体制外”的差异，不成为民主力量不能携手的理由。          工人的劳动权包括通过集体罢工保障自身合法利益的权利，是民主社会中极其重要的一项社会权利。中国工人争取劳动权、参与企业管理权、失业保障权、罢工权和 成立自由工会权的斗争，以及和其他市民阶层一起反对特权腐败、反对通货膨胀等不良经济政策的抗议活动，是完全合理合法的，绝不能被视为“动乱因素”。          自古以来，中国农村中就有自治的传统和丰富经验，当代中国农民则深受基层政权不合理摊派之苦，因此，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率先在乡村两级实行地方自 治。只有通过民主方式产生乡村自治机构，才能建立健全的乡村财政，避免对农民的横征暴敛；才能对乡办、村办企业实施有效监督，防止少数人化公为私，巧取豪 夺。          无论民办企业的发展壮大，还是国有企业的转轨变型，本身都是对全能主义政治体系的一种冲击，这也就是企业家为民主事业做出贡献的一个方面。然而，具有高度 民主自觉的企业家不会不认识到，任何政治包括民主政治都离不开经济力量的支持。集权国家主办一次走过场式的人民选举，就要花费数以亿计的金钱，真正的民主 选举以及为争取民主而进行的种种政治活动，同样需要宣传组织方面的各种经费。为民主力量提供赞助，是企业家富有远见的一项长期投资，同时也是他人难以替代 的一种社会贡献。          近年来，国家公务员和军人中的“非党化”意识正在潜移默化地发展，中下层官员的这种倾向尤为明显。国家公务员在制定改革和发展政策时，时常会觉察到国家利 益与垄断政权的少数权贵利益的矛盾，当他们被要求以前者服从后者时，总会遭受良知的责问，感受到内心的痛苦。“”屠城，是对军人荣誉的最大污损。当国家军 事力量越来越被用于对内防范和镇压民众而不是用来保卫国家领土和抵御外来威胁时，军人的效忠就会成为一个疑问。可以预期，当现在的中青年军官和文官晋升到 更高阶层时，军队国家化、公务员政治中立化的要求将会愈来愈强烈。          尽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内在的反民主倾向，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野时曾经高举民主旗帜，掌权后仍然标榜民主理想，在其内部始终存在着要求民主的呼声和争取民 主的力量。由于它长期垄断政权，大量吸纳社会精英，人们参加共产党的动机极其复杂，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青年人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为了实现 民主理想而加入共产党。海内外民主力量中很少有人否认中国的民主化需要五千万中共党员乃至其领导集团中的开明人士的参与，分歧仅在于是企盼“内部起义”还 是“内部改造”。无论从中国的政治长期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计，还是从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干部的切身利益计，后者都要优于前者。只要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理论再往前走一两步，只要丢掉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僵硬教条，不难把现在的共产党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以后， 中共党内出现了一些“混世魔王”，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对政权合法性的信心，只是靠着枪杆子的力量来勉强支撑摇摇欲坠的权力，抱着“过了这村没这店”的世纪 末心理，利用手中现有的权力拼命为自己和自己的子孙攫取世俗利益。这些“混世魔王”既是中国民主的敌人，也是中共自身的敌人。中共领导集团中不乏有政治眼 光的人，他们理应认清自己的前途所在。只要勇于自我批评、自我改造，在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获得新的政绩，一个具有长期历史传统的大党 完全可以重新塑造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中国民主制度的最终确立，既需要有忠诚、负责任的反对党，也需要有自信、雍容大度的执政党，这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每一个人都应当根据自己的特定角色 来决定为中国的民主做什么和怎样做；同时，也应当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在一些基本的政治社会问题上最大程度地建立起共识。          下面，我们再从“体制内－体制外”这个视角来分析一下民主转型的动力问题。          宪政意味着权力的划分与相互制衡。任何权力机构都有扩张的自发冲动，如果它们之间的矛盾不是由一个独裁者来摆平，而是靠冲突和妥协来达到某种均衡，就是权 力分立的起始点。因此，“体制内”也有某种程度的宪政民主化的内在动机。譬如说，民政部门为了本部门的利益，而鼓吹和推动村民自治选举；环保总局为了本部 门的利益，而赞扬和扶植非政府组织；法院为了本系统的利益，而赞同和支持司法独立；人大为了兑现“最高权力机构”的作用，而试行人大常委专职化，强化对立 法工作的主导权。行政机关与党委机关争权夺利的现象，也已屡见不鲜。如果中共第几代“核心”到江泽民而终，仅仅为了产生下一代领导人，就必须启动某种“党 内民主”程序。          近年来，体制内各种群体的“维权”活动正在逐步高涨。从眼下说，绝大多数的维权目标还是维护私权，但是，当人们积小胜为大胜，逐渐增强了维权的自信心后， 就会把关注点转向公共权力，把对法治的吁求转向对良法的争取。到了这个时候，所谓“民权运动”也就自然而然地转为民主运动。          至于“体制外”的民主化动力，对其发展的脉络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定位体外，顽强生存；第二个阶段是填平鸿沟，双向渗透；第三个阶段是内外携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我终于懂了 Via  性感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