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发现新闻 | 为《炎黄春秋》叫好!

《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犹如一声春雷,在2013年元旦的北京上空炸响。我认为这是从打倒“四人帮”算起,中国改革开放36年,积蓄释放出来的宪政强音,也是《炎黄春秋》创刊22年,写得最好的一篇《新年献词》。我发自肺腑要为《炎黄春秋》叫好!要向执笔者致敬! 这篇献词摆脱了党派意识,既无“良心”情怀,也无“碎步”节奏,而是大步跨过30多年的党主改革,也就是“邓、三、科”指导下的新时期,站在普世的宪政立场,与执政者进行一次完全平等的“政治协商”。 毛泽东有一句诗“偏师借重黄公略”,《炎黄春秋》作为早已完全市场化的民间政史刊物,毫无疑问只算得上是中国媒体的“偏师”,甚至是“偏偏师”,但是它借重的是中国现行宪法。因此,无论对新中央还是对老百姓,这篇《新年献词》都称得上公民课本的第一课。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是“党在法上” 中国民间呼唤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多年。十八大之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建涛说:“无论是左的激进派和右的激进派,都只谈革命了。在这种局面中,执政者一厢情愿地想维持1980年代的一统天下的改良,已经没有可能了。” 11月16日,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与《炎黄春秋》联合举行“改革共识论坛”,与会者近百人,每人发言只给5分钟。各路学者、专家集中对制度变革,“党的领导”发表大量的真知灼见,说明如何达到朝野共识是当今中国改革的基本症结所在。论坛举行一天,资中筠先生仍旧表示悲观,她说:“顾炎武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我们对国家兴亡没有责任,责任在他们不在我们。为什么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因为他们毕竟受利益的控制,并不是因为他看不到。我想他们对危机感比我们要严重,不然为什么要动员140万人保卫一个几千人开的会,觉得如此如临大敌,一定觉得非常危机了。” 会议主持人之一,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千帆教授起草了《改革共识倡议书》,在会议上征集签名和意见。一个多月后,共识网首先发表了修改稿和70多人的签名,12月25日张千帆在财新网博客上再一次公布。这份洋洋洒洒8千多字的《倡议书》,立即被称为2012年的“公车上书”。法广和中央社报道“在这份避免提及终结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倡议书中,签署人敦促中共新领袖实施温和的政治改革,包括党、政分开等原则。”但是次日,张千帆的博客,和所有转载的网站都遭遇删帖。 到了21世纪,中国还需要“公车上书”吗?而且遭遇了和117年前康有为、梁启超《上今上皇帝书》一模一样流产的命运,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吗?资中筠先生还说:“有一个说法‘改了马上死,不改等死’,到底是谁死必须要弄清楚。就像顾炎武说的,明朝朱家王朝灭了不等于全民族都死了。我们说的朝廷,是哪一个掌权的集团死还是指中华民族全都死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我们要拯救的是中华民族,包括精神不能整个腐败下去。” 《炎黄春秋》新年献词承担的正是资先生所言的知识界的“拯救”责任。它开门见山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已经存在。这个共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现行宪法并非十全十美,但只要把它落到实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前进一大步。” 执政者的出路在于钻进宪法的“笼子” 《新年献词》列举《宪法》第57条、62条、6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列举《宪法》第13条、第33条、第35条、第37条规定的“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公民有言论、出版等多项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列举第126条,规定“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直言不讳指出如果这些宪法条款一一落实了,“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侵犯私有财产的恶性事件”;“‘暴力执法’、‘暴力截访’等恶劣行径不会如此猖獗”;“对传媒的种种非法限制就不会存在,更不会‘以言治罪’。有了言论、出版自由,对权力腐败也就有了必要的舆论遏制。”“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受理、不立案,就不会有那么多冤假错案。”这些不都是“击鼓传花”怀抱的“炸弹吗? 当今中国违反宪法的主体是执政党和党领导的各级政府。《新年献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落实“党在法下”。“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一套对权力制衡的制度体系,就是要切实保证公民权利。”《新年献词》所引每一条宪法条文都能赢得老百姓的掌声,但是各级执政者听着都会不舒服,因为每一条都像一道铁栅栏,要把各级执政者关进笼子里。 现行宪法的最大错误在“序言” 翻遍中国现行宪法1—138条,都没有“共产党领导”这五个字,在宪法《序言》对历史的叙述中,有“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样的字样,同时写进了“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明年三月人大换届,宪法修改会不会再写进“科学发展观”非常令人关注。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室原主任高锴说:“序言不是法律规定。” 宪政学着曹思源12月29日,在一次座谈会上以1997年青岛版的《世界宪法全书》所列110个国家的宪法为基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了13项比较:1,74%的国家宪法无序言。2,85%的国家不把个人名字写进宪法。3,87%的国家不把任何主义写进宪法。4,66%的国家宪法规定了法官的独立性。5,67%的国家设有宪法监督机构。6,75%的国家实行地方自治。7,76%的国家议会(或代表机构)实行直接选举。8,91%的国家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自由。9,91%的国家宪法对新闻出版自由有保障条款。10,94%的国家实行三权分立。11,95的国家实行公开化。12,95%的国家不承认任何政党有政治特权。13,99%的国家没有规定实行任何专政。曹思源认为中国现行宪法与世界宪政潮流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新年献词》异常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实质是一场‘维宪行动’。”“尽管现行宪法并不一定完美,但是,只要我们将这部宪法落实了,政治体制就会前进一步。在政治进步的基础上,将来修订宪法,再将新的宪法修订条款落实到政治制度中。如此这般,就是渐进式改革。这种渐进式改革,就是通过宪法途径不断改善政治制度。” 习近平进行了“新南巡”,也接过了邓小平南巡时讲的一句话:“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看来能否改变中国长久以来宪法失信的状况,正是对这个口号的检验。 作者:高瑜 责编:达扬 作者简介: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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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领导人上台,为何总把访美当要务?

作者: 信力建   1979年邓小平访美,中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后,新上任的总书记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访问美国,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1997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访美,中国表示将与美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2006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访美,两国进一步确认将逐步成为“建设性合作者”。2012年2月,总书记候选人习近平访美,两国就深化建设“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一个奇特的现象是:那些不能及时访问美国的中共总书记均不能正常下台。如胡耀邦在1987年1月辞去总书记职务,赵紫阳在1989年6月被撤销总书记职务。中美发展友好关系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好现象,近30多年来,中国人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与其说是国内经济发展的成果,不如说是中国与西方关系改善的直接后果。 一、朝贡外交? 国际关系一共有三种模式,即朝贡体系、殖民体系、条约体系。历史上,中国曾是朝贡体系的核心,万国来朝,好不威武。今天,中国外交仍具有明显的朝贡色彩。与大国交往,中国政府常常采用“订单外交”。2006年胡总书记首次访美前夕,北京派出了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为首的代表团,赴美采购了160亿美元的商品;2011年,胡总书记第二次访美,双方签署了高达600亿美元的经贸大单,“这样的大单不只是给美国人送去了惊喜,有法国媒体评论说,中国是给全球送了一份‘大礼’”。2012年2月,习近平访美,300多家企业的代表随行,两国签署各类经贸合作协议149项,总金额约386亿美元。与小国交往,中国政府最擅长“金援外交”。仅2012年一年,中国老百姓就可以在新闻报道中见到:中国政府援助文莱40亿美元、也门1亿元、柬埔寨1.2亿美元(军火)、尼泊尔7.5亿美元、菲律宾1.12亿美元、朝鲜6亿元、非盟6亿元……。美国国会研究所引用纽约大学的报告显示,2002-2007年间,各种报道中提及的中国对外援助金额累计达747.4亿美元,约合5000亿元人民币。看着中国政府对外援助触目惊心的数字,有中国网民在网上发帖表示,“无偿援助我十元,我也开心点啊!” 中国不惜血本地进行对外援助有着漫长的历史。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00余万志愿军赴朝作战,战费支出7万亿元(旧币)。战争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负担,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1953年中国竟然啊又向朝鲜无偿捐赠了8万亿元(旧币)。与此同时,中国向越南正在进行着不间断的援助。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提供1.67万亿元(旧币)援助。1955年,中国政府应越南胡志明的要求,对越派出各类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捐赠8亿元人民币。1959年,中越两国签署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3亿元长期贷款和1亿元无偿援助。196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可以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装备。1964年,北部湾事件后,越南从中国获得了更多的金钱和物资,包括:现汇63462亿美元、飞机165架;各种汽车35035辆,各种船舶686艘,各种拖拉机4730台,铁路机车127台,铁路客货车厢3290节,自行车85.7万辆,各种筑路机械5373台;粮食539.66万吨、棉布26960万米、化肥61.01万吨、钢材60.11万吨、煤炭191万吨、动力油料189.55万吨、纸张9.03万吨。即便在饿死3700万中国人的1958-1962年大饥荒年间,中国政府仍在进行大规模地对外援助。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1961年,中国对外援助的总额竟然与所谓“偿还外债”的数额持平。有数据显示,1972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总额为51.49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又增至57.98 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 不同时期,中国进行“金钱外交”的具体动因并不完全相同。1950年至1964年,中国政府实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援助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国家,这常被看作对“兄弟”国家的无私帮助,与此同时,中国亦在这种“兄弟”关系中从苏联得到大量援助。1965年至1978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中国认为苏联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自己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提出要“反两霸”,因此这一阶段的“金援外交”主要为了防止外交孤立,赢得一部分穷困国家的支持,同时也是与苏联争夺“盟主”地位。1979年以后,旧的意识形态破产,贫困、饥饿、血泪成为人们心底的记忆,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变成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基石。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人民生活的确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但上层建筑并未对旧的思想意识进行反思和批判,中国不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不能与世界各国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为了缓解西方对中国统治方式的指责,中国政府只能在经济上频频向各国示好。实际上,中国因此酝酿着更深的危机。 二、中国面临的危机 中国政府竭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按理说,国际关系应该很融洽了。实际情况却是:中国外交遭遇了战略失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与邻国关系日益紧张。近年来,中国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邻国不断发生领土和领海争执,受此刺激,印度增兵中印边境,部署“山地打击军”,越南则加紧南海开发,并不断提升军事实力。越南、缅甸等国还与印度加强了联系和互访,有评论说,“中国的快速上升和对实力的炫耀让邻国忧心忡忡……,一种松散、然而可察觉的、旨在遏制中国的抗衡联盟已经形成”。其二,中国与俄国发展伙伴关系,却不存在真正的信任。与中俄合作相比,俄印合作密切而充满信任,俄国不仅与印度联合开发最新的第五代战机T50,还准备在印度建立联合企业,转让军事技术和生产武器装备。在人员交流方面,“印度的军官们还来到俄罗斯军事学校学习,而俄罗斯国防部的代表们也被分配到印度工作”,现在俄罗斯是印度主要的武器供应国。越南也是俄国在南亚的重要军事合作伙伴,实行对越军售政策,卖给越南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俄国这些举动,其战略目标显然是在南北两个方向对中国形成遏制之势,以维护和获取其地缘政治利益。其三,中国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隔阂。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在亚洲建立了“新月包围圈”,苏联解体后,“新月包围圈”演变为对中国的所谓“C型包围圈”。本来,中国和美国不存在地缘冲突,美国对中国领土亦无野心,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美国曾经不顾苏联的反对,将中国拉入联合国创始国行列,希望中国在东亚发挥“国际警察”的作用。那么,中美冲突的原因又是什么?实际上,今天美国反对和遏制的仍是苏联,即当初苏俄输入中国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只要中国把这些来自俄国的东西送回俄国去,把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传统找回来,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中美就能成为世界上最友好的国家,中美关系就能和谐发展,中国人民就能幸福。近代史上所谓“列强”侵华,其实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的国家只有两个,即俄国和日本,其中,成功侵蚀中国领土的又只有苏俄。有资料统计,150余年来,俄国侵占和分裂了中国500余万平方公里领土,中国版图被缩小约1/3。 依据上面的分析,中国的国际处境相当不妙。无论美国还是俄国,战略遏制的重点都是中国,但他们的战略目的并不相同。中美友好能够彻底改变中国的地缘政治处境,遏制某些国家的对华野心,保证中国的安全——中国应该恰当处理钓鱼岛和南海问题。困难在于,上层建筑是否有决心反思历史以及获取新的思想资源,重新回归中华民族,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浴火重生。 三、国际秩序 由于历史的惯性,中国常常将不利的国际处境归咎于“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甚至指责美国搞“霸权主义”。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中国得益于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100多年前,世界上还没有今天的秩序架构。海外贸易必须依靠强大的军队保驾护航,当国与国之间出现贸易和产权纠纷的时候,因缺乏必要的国际法律体系,必然要诉诸武力解决。商船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驶抵目的地,还会遇到的是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政体、不一样的秩序,这都足以使贸易难以进行。因此当时的英国会强行建立殖民地,使其拥有与英国本土相同的制度和法律体系。当然,我们今天会认为这侵犯了殖民地人民的权利。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今天我们熟悉的国际秩序。它包括以联合国、国际法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秩序,以及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商法等调整下的世界经济秩序。在这些机构和法律的规范下,世界各国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交往,中国不需建立强大的海军,就能与其它国家正常地进行海外贸易,并保持30多年的经济增长。近两年,南海问题成为热点。只要看看地图,就会知道,从日本、日本海到东南亚,再到印度洋,有五个海峡,这是从太平洋到印度洋通过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的通道,是最好的通道。亚洲和欧洲的贸易、东亚同中东的贸易,还有美国从中东的能源进口,90%要从海上走,都是在走这个航道,因此,美国要求绝对的海上航行自由。一直以来,这个航道的安全都是由美国维护。中国过去一直没有能力为油轮护航,也无法放心将这一航道交给日本、苏俄等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海军承担了中国海外贸易的一定成本,保障了中国海外贸易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目前,中国奉行务实外交,经济利益是对外政策的首要考虑。这对国计民生是好事情,但意识形态色彩依然浓厚,难以融入现今的国际秩序并发挥积极作用。2012年5月25日,叙利亚胡拉镇发生针对平民的大屠杀,死者多为儿童和女性。其实,这一惨案本来可以避免。2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曾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投票,中国反对武力驱逐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下台,因此在会议上行使否决权,致使联合国对叙利亚无所作为,最终酿成血案。中国或许觉得自己投反对票有理有据,可这又给当地人留下了什么印象?中国否决叙利亚提议案不久,中国驻利比亚使馆遭到当地人民袭击,使馆大厦的玻璃窗被石块砸得千疮百孔,示威人士表示:巴沙尔政府杀害平民,中国否决议案,等同支持巴沙尔政权镇压和平示威的叙利亚人。还有人在中国驻利比亚使馆前打出了流血的纳粹标识,指责中国为法西斯主义。有人也许会辩解,中国否决议案是为了保障中国在伊朗的石油利益。当地人的回答是,“Arabic human is more expensive than oil and gas”(阿拉伯人比天然气和石油更贵重)。事实上,西方已经有人指责中国正在进行“新殖民主义”。任何国家发展经济,都必须依赖国际市场,如果海外形象不好,海外贸易和服务的出口都会受到影响,更不用说在政治上的巨大损失了。 随着中国实力的壮大,“中国威胁论”应运而生。中国一向提倡“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等五项外交原则,怎么会对其它国家构成威胁?人与人打交道、交朋友,总要先根据对方的思想意识和信仰,对对方的行为方式做出预期,并判断其品性。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更是如此。中国仍是一个马列主义国家,信仰共产主义,按其理论,最终目标是通过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等方式消灭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在这一框架下,国与国之间最终不会是平等的关系,而是解放与被解放的关系。为此,中国周边的邻国以及追求和平的国家,自然会感到害怕和担忧。事实上,中国的确曾向其它国家输出过革命和意识形态。1975年4月,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在中国的物资援助下,推翻高棉共和国,建立民主柬埔寨政权。柬共奉行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追求“最纯洁”的共产主义,消灭城市、取消货币、取消正常的夫妻关系,一切均受政府配给控制。在柬共执政的1975-1979年间,共杀害和造成300万人无辜死亡,柬全国人口一下子减少1/3,酿成20世纪人类最血腥的灾难之一。实际上,经过多年的内外斗争,中国的实力越来越虚弱,最后不得不实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人们常常将此举视为权宜之计,中国最终还是要“有所作为”。随着国力的逐渐增强,中国对外交往越来越强硬,隐约表现出一种强权逻辑。既然“枪杆子里出政权”,靠实力说话,那么国际关系领域也必然会依此而行,用实力追求利益,道义一文不值。中国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自己的历史的记忆——“弱国无外交!”似乎有了实力就有了一切。但是,国力增强以后,中国应该如何行事,在这方面中国人从未想过,他们缺乏理论和思想准备。 殖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现代国际关系模式属于条约体系。这是一种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上的平等的国际关系。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其前提就是承认对方和自己处于平等地位,否则不需要贸易,通过武力或劫掠就可以取得对方国家的财富。一战末期,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企图强占中国山东半岛,美国出面反对,主张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其主要动机就是保护自由贸易。如果说,自由贸易建立了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地位,条约体系则为之提供法律保障。条约体系最初是流行于欧洲国家之间的主流国际交流体系,起源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当时,欧洲国家与其它弱小民族和国家的交往仍以殖民体系为主导。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相继爆发,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殖民体系、朝贡体系均宣告崩溃。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了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条约体系。 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联合国居于核心地位。秩序建立伊始,中国的角色本来被设定为四大“世界警察”之一。1943年11月,德黑兰会议讨论战后秩序重建和联合国成立的问题。罗斯福设想,联合国组织机构应分为三个层次,即全体大会、执行委员会、四警察机构(安理会)。“四警察”机构为联合国最高机构,由美国、英国、中华民国、苏联四国组成,有权快速处理任何对和平构成威胁的事件和突发事变。“四警察”用以应对和平威胁的方法有两种:其一,如果威胁起因于一个小国的革命或扩张,“四警察”可以隔离之,封锁其边界并实施禁运;其二,如果威胁严重,“四警察”可以向有问题的国家提出最后通牒,若通牒遭到拒绝,可依程序对该国实施轰炸及可能的军事进攻。斯大林完全赞同罗斯福的制裁主张,但认为中国无权列入“世界警察”。其实,早在当年10月苏美英审议《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时,苏联就意图排斥中国,美国国务卿赫尔坚持中国必须加入,甚至不惜以会议达不成任何协议为代价。为了排斥中国,斯大林又提出周密的替代方案,英国也主张“三警察”而不是“四警察”。罗斯福依然坚持将中国列入。他在多种场合表示,“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与繁荣的适当作用”。罗斯福还表示,他并非没有认识到中国目前还很弱,但他想到的是更远的将来。由于美国政府的坚持,中华民国进入“世界警察”集团,后来法国也被吸纳进来。这就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由来。 1971年,中国大陆把台湾赶出联合国,继承了中华民国在安理会的“China”席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仍把周围的世界视作“丛林世界”,认为到处都充满敌人。为了使自己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中国将外交定义为“拿钱搞定一切”。也许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中国无意在联合国发挥应有的“世界警察”作用,反而在一些人道主义行动中处处掣肘,以便与所谓强权国家做斗争。在国际法方面,中国签署和通过了一些基本的国际条约、公约,但对一些更重要的条约,中国要么根本没有签署,如《取缔教育歧视公约》、《废止强迫劳动公约》、《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公约》等,要么签署而不使其在国内生效,如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得好,“法律不是挡箭牌”,这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法律的看法,也是其对法律和国际法态度的最好注脚。很难想象,这样的国家能够真正融入国际社会,能够与世界各国和睦、和谐相处。 任何世界秩序都有价值归属。它既可以服务于帝国强权,也可以服务于世界上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联合国宪章》开篇就宣示该组织保障人权的基本宗旨:“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数十年来,新的国际秩序不仅成功终结了殖民时代的“丛林法则”,在保障人权方面亦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南非是联合国保障人权的一个典型例子。1946年,印度在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南非的种族问题,批评南非政府立法冻结印度裔人的土地转让权,并规定印度裔人不同于或低于白种南非人的权利。南非政府搬出《联合国宪章》中的“不干涉原则”为自己辩护,感觉自己理直气壮。联合国在该届联大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把双方的争端提交下届联大。实际上,这含蓄地否定了南非把“不干涉原则”作为禁止讨论此类事件的挡箭牌。1950年,联合国特设委员会讨论南非的国际义务,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会员国有义务保障人权,应避免通过违反人权的法律法规。然而这并未对南非产生拘束力,安理会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960年3月21日,南非警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沙佩维尔惨案。事件后,南非政府还包围和监禁了这次政治运动的领袖。这次惨案成为联合国直接插手南非事务的转折点。11天后,联合国通过决议,指出:南非此种情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允许联合国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强制措施。接下来,联合国后来的行动完全超出了南非政府的想象:70年代,联合国宣布种族隔离为一项国际罪行;1974年联合国大会终止了南非的代表资格,并建立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1977年联合国对南非实施强制武器禁运。很多自以为爱国的南非人愤怒了,对国际社会充满敌视,或许还曾诅咒美国搞霸权主义。可南非一旦改善人权状况、建立起民主秩序,南非立即重返国际社会,与各国友好相处。1989年,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开启了逐步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治改革,1994年5月6日,南非举行大选,曼德拉当选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25日,安理会通过919号决议:立即取消对南非的强制武器禁运和其它一切制裁措施,并解散安理会关于南非的特别委员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联合国加强了对人权的保护,在伊拉克、索马里、海地、南斯拉夫……展开了更多的人道主义行动,受到全球每个角落渴望过和平安宁生活的人们的欢迎。 中国政府喜欢批评美国干涉别国内政。如果一国政府不能保护自己国民的利益,甚至像朝鲜、柬埔寨那样迫害自己的国民,又怎么能拿内政来当作挡箭牌呢?国际交往日益广泛的今天,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内政。“我们在利比亚投资一两亿美元的时候,对其内政也许没有影响,但是到你在当地的利益规模达到几百亿美元的时候,这本身就已经是其内政的一部分了”。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实践,丰富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是继殖民时代结束后,人类日益走向文明的标志。 四、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是保障世界和平的关键。现代政治经济秩序设计师、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战争起源于不完善的国内和国际政治体制,缺乏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国际机构,如一战的爆发时,国联还不存在;人类不够开化,不习惯用协商而用武力的方式解决争端等。一些国家在民族主义的驱使下,过度强调国家利益,阻碍了共同利益及共同国际利益的产生,最终导致战争的发生。威尔逊相信,人类社会和国家之间,不存在重大利益冲突,通过协调,国家利益可以在国际关系中和谐一致,战争可以避免。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利益的协调都要通过协商来完成,这表现为一种民主秩序。早在1795年,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就在《论永久和平》一文中把宪法制共和国作为实现永久和平的必要条件,提出“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虽然有人用特别的例子质疑这一理论,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民主制度的确减少了战争的发生,民主和平论的确存在。国联、联合国,以及美国的对外政策都可以看作康德理论的某种尝试,而正在进行中的欧盟的实践,更证明了康德理论的生命力。 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信仰。美国信仰自由、民主,把人权作为高于一切的价值,无法信任依靠暴力执政的国家。中国的国家指导思想是从俄国输入的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只是暂时停止,从没有在理论上予以否定和批判。这种深层次的差别阻碍了两国之间的正常交往,金钱外交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两国暂时的友好,但如何才能在两国之间建立永久的和平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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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复兴,复兴所何?

最近几十年,中国以一种特有的方式进入了当今的世界体系。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并不能够简单归结为善恶对立的消除。意识形态问题背后总是隐藏着偏执的二分法,不过作为一种统治之术则是经常被运用。我们的世界更需要朋友还是敌人?这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但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在美国旅行的时候,有一个法官对我说,现在的美国越来越社会主义,而中国则越来越资本主义。这是以一种大家都能明白的话语来交流,但这种表述不能够被深入细致地展开,因为早先所具有的标准语境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对世界采取的是实用的态度,这种态度并不包藏开疆拓土、殖民世界的凌云壮志,盖因没有掌握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价值和所需的利器装备,对外开放的背后保持的是一种守势。中国历史上,疆域版图的极大扩张主要是有外部势力入侵后王朝带来的,其余大部分时间则基本维持在一个大致相同的框架内。倘若王朝衰弱,偏居一隅,很难收复前土,直到一个新的王朝诞生。或许历史上不乏雄才大略的君主,但君主的野心在遭遇地缘政治的时候被边际为零。 中国的天下一直就是那么个天下,大部分君主都安享于在一座厚厚的大宅门里做高高在上的老爷。即使晚近的毛公,尽管萌发过领导世界革命的想法,但早先不也是有过这样的念头?不能不说现今中国的状况不是过去一个世纪里世界格局下的产物。再以最近几年中西方都在发生的情况观察,只能说我们的世界截止目前仍然是一个不完备的世界。 一个事实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共产主义、纳粹主义及以美国崛起为象征的新西方主义乃是一个共存的现象。中国模式论者似乎想刻意告诉西方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隐含的意思是西方正面临着一系列令人头疼的问题。但中国模式论者的理论是粗糙的,因为中国本身正发生着更多让人担忧的矛盾。 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下称中特理论)本身即带有十分明显的民族色彩。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同时也是毛公与国际派争夺党内话语权取得胜利的结果。毛公倒是极为愿意将其思想作为共产主义普世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漂洋过海。不过,最新集大成的中特理论并不包括毛泽东思想,这部分还出于难以处理国内不同势力利用红色符号问题的缘故。因此,中特理论的色彩与其说是对外的,更多的还是内向的。清末民族主义已被运用,但之后所展开的一系列历史进程表明,由意识形态所构成的革命分野和道路选择事实上是模糊不清的,以致民族主义成为当前中共能够号召民众的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对中共来说,说明合法性问题已成为当前执政面临的一道重大课题,因此既赋予过去以微妙的新的历史解释,又着重通过在当下和未来继续保持经济发展乃是其在两个维度上所同时采取的策略。 中华民族如何在当今世界之中复兴?当然,仅仅依靠沉痛记忆的不断强化和航天卫星接二连三的上天是不够的。在中国历史上哪个时段的何种形态是复兴的原型?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获得解答,那么民族复兴的指向是为空洞,只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种实质。由此观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尚没有形成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构想。而在现代背景下,如何安置民族整体与成员个体之间的关系,更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重大问题。人民和民族作为相配对的概念组合,如果缺乏落实个体权利,那么还称不上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尽管政治具有虚拟的性质,但虚拟之物能够被构建为实在之物,关键取决于能否有效组织时代的各类因子。 事实上,作为多民族共同体的内部已存在着危险因素,这种危险不在西藏而更多是在新疆,后者恰恰因为中国模式的经济发展方式而被激活。如果说少数民族地区的隐忧在于分裂,那么台湾是为独立,而港澳则是叛逆,这些对民族的完整融合将会产生何种影响目前尚不清楚。另外,中国对当今世界也不十分了解,尽管早在毛公当政时期中国就已向第三世界国家称兄道弟,但缺乏对这些国家(民族)全面的深入,在变化加快了的世道里,过往的故事似乎只剩下场面上推杯换盏的留影。相比之下,对西方的理解反而更多一些,这得益于最近几十年主要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开放而迅速积累了一批资讯,同时,双方在经贸上的往来强化了彼此的利益深度,当然,这是由世界的时代特点所决定的。 中特理论看上去是一个不断发展而且越来越无所不包的体系,但其理论内部并不总是显得和谐一致。如果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把“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基本国情判断,那么从这一点出发可以追问的就是,民族复兴将在何时可以实现,并且在实现时是否能够宣告已超越了初级阶段。中共通过“三个代表”将其原先阶级论下的执政基础了给予了理论和操作上的扩张,但关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指称,也没有说明先进体现的是中国性的还是世界性的。其实,用先进来形容文化,本身就说明对此的理解还不够清晰,更不用说将方位标示后显示出来的思想上的笼统。 进入当今全球化体系意味着民族复兴根本上是一个世界性事件,与其他国家、民族具有高度的关联性,所以必须询问中国的崛起是否有利于促进全人类的福祉,是否能为人类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否则,在复兴之路上警惕的眼神一定多于祝福的声音。在中国历史上,对王政的憧憬不也是一幅百姓箪食壶浆的愿景? 过去一个世纪里人类社会经历了最为惨痛的教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可以称之为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将这些事件的结局归结为某种主义的胜利或失败是肤浅的,人类必须深刻反思自身的命运。当前,全球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拓展着,每一个希望或能够在此体系中实现复兴、崛起的民族(国家)都会引起系统的变动和调适。是的,中国推进改革需要凝聚共识、贯彻坚强意志,以及准确把握时机,否则会增强这个体系本身已有的缺陷性,并为自己的民族带来不确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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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彭博社:毛泽东的战友们的后代成为资本主义新贵

核心提示: “王八蛋”,王震告诉探访者他感到背叛,”我不承认他们是我的儿子。”彭博新闻社追踪了 八老的直系子孙和配偶,共103人的财富,揭示中国精英如何从国家的繁荣中获利丰厚。 原文: Heirs of Mao’s Comrades Rise as New Capitalist Nobility 作者:彭博新闻社 日期:12/27/2012 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1990年,王震将军躺在北京一所军事医院里,他告诉一位探访者,他感觉到背叛。 他冒着生命危险,为了一个平等主义乌托邦而战斗,但是他作为共产主义中国的缔造者,拥有的理念被他子女的资本主义道路损伤殆尽——他的子女是金融、航空和计算机行业的商界领袖。                                                                                                                                                                                                        “王八蛋,”他对着探访者,用脏话骂他的子女们。”我不承认他们是我的儿子。” 他的两个儿子现在计划将中国西北一片谷地开发为一个16亿美元的旅游景点,当年他们的父亲曾经在这儿从饥饿中挽救了毛泽东的军队。南泥湾的度假村包括一个革命主题公园和旅游版的窑洞,当年共产党干部们在窑洞里抵御严寒。 这个项目背后的策划人之一,王军,帮助建立了中国最大的两大国企帝国:中信集团(6030)是一家国有投资巨鳄,解放以来第一家在海外出售债券的中国公司;中国保利集团,一度是军队公司,出售武器,并在非洲开采石油。 如今,71岁的王军被认为是中国的高尔夫教父。他同时是香港上市公司董事长,该公司共同控制一家典当公司和一家为中国警察、海关和银行提供后台技术服务的公司。 瑞士学校 他的女儿王京京在澳大利亚受教育,在一个商业文件中的家庭住址是一所价值700万美元的香港公寓,部分由中信所有。王京京的女儿,21岁的Clare,在社交网络上详细描述她的生活,从她所上的瑞士寄宿学校到机场商务舱的休息室。她在8月24日贴出的”一日见闻”包括一只Lady Dior的手袋,一双金钉Valentino鞋和一条Alexander McQueen项链。这些饰物价值5000美元,比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半年工资还多。 这个家庭的财富可溯源到王将军和一群坚定的革命者的赌博,他们在中国被尊称为”八老”。1976年老泽东逝世两年后,他们支持邓小平,打赌将中国开放给外部世界会提高生活水平,避免威胁共产党统治的社会动乱。 新阶层 在三十年间,他们和他们的继任者们带领6亿多人脱离贫困,创造了一个居有屋的中产阶级,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中国人均肉类消费量是1976年的6倍,1亿人将自行车换成了汽车。 八老们也给党的权威带来了最大的挑战。他们将国家的一些关键资产托付给他们的子女,其中很多人变得很富有。这促成了一个新的精英阶层,现在被称为太子党。公众对不公平的财富积累,机会不均等和特权剥削感到愤怒,而太子党现象无疑火上加油 —— 所有这些都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 为了揭示这一红色贵族的规模和来源,彭博新闻社追踪了八老的直系子孙和配偶,共103人的财富。其结果让我们得以详细审视中国部分精英层,及他们的成员如何从国家繁荣中获利丰厚。 国家控制 在20世纪80年代,太子党们被选择来运营新的国有企业集团。在90年代,他们进入房地产和国家急需的煤炭和钢铁行业。今天随着中国融合到国际经济中,八老的孙辈们成为私募基金的推手。 彭博新闻社编辑的数据显示,八老后代中26人运营主导经济的国有企业,或在其中担任高管。仅仅三名子女——王震将军之子王军;邓小平女婿贺平;毛泽东的经济沙皇陈云之子陈元——他们领导或运营的国有公司2011年总市值为1.6万亿美元。这相当于中国年度经济产出的1/5强。 这些家庭受惠于他们控制的国有企 业,当他们拥抱市场经济时积累了大量私人财富。根据彭博社的数据,103人中的43人运营自己的企业,或者成为私营企业高管。 华尔街 贺平直到2010年仍为保利集团董事长,持有该集团香港上市地产公司保利香港(119)2290万股(2008年4月29日)。八老之一,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女婿王小朝持有集团在上海上市的另一家地产公司保利地产(600048)价值3200万美元的股票(6月底)。王军持有一家高尔夫投资公司20%的股 份,而他先前运营的中信集团是这家高尔夫公司的主要客户之一。 第三代太子党——八老的孙辈和配偶,很多人现年三四十岁——成功地利用他们的家族联系和海外教育背景,进入私营企业工作。彭博社新闻追踪到,第三代31名成员中至少有11名运营自己的企业,或成为企业高管,大多数在金融或者科技产业。 部分人被华尔街银行雇用,包括花旗和摩根斯坦利。最少有六人在私募基金或风险投资公司工作,这些公司有时雇佣太子党,利用他们的个人关系赢得商业机会。 不满增加 “中国共产党,差不多被这八个人领导,他们比其他人更强硬,因此得以建立合法性,成为中国统治者”,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经济学教授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说,”现在他们正在失去这一合法性,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贪婪和自私。” 中国的贫富差距为世界最大之一,根据本月中国央行支持的一项调查报告,比分析家们预测出现潜在社会不稳定的水平高50%。抗议、骚乱和其他变故,常常由于地方腐败和环境恶化造成,在五年间增加了一倍,2010年每天几乎达到500起。 “中国普通老百姓对这些太子党心知肚明,当他们想到改变这个国家,他们感觉绝望,因为这些牢固的利益集团太强大了。”诺顿说。 强盗贵族 中国13亿人中,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在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治下得以提高。象王军这样的太子党在建设一个巩固这一成果的制度中也扮演了中心角色。 许多中国最富有的人并不需要靠血统来致富。这包括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例如生产饲料的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中国最富女性玖龙纸业控股(2689)董事长张茵。 而且,经济快速发展演变为分配不公,这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少见。19世纪美国的强盗贵族和俄罗斯后共产党时期的垄断寡头是两个例子。但是,在中国,其领导人仍然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公众对机会不均等和精英特权感到不满。 中国的新任领导人,59岁的习近平,自己是一名太子党,是一位革命家和副总理的后代。新成立的七人政治局常委中,有三人属于太子党。 太子党集团 彭博新闻社6月29日报道,习近平大家族积累了大量财产,包括价值3.76亿美元的公司投资和5500万美元的香港地产。彭博社的网站自此之后就被中国封锁。 即使一些八老的后代也说,他们对他们称之为太子党集团的贪婪感到忧虑。 “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人对中国的革命、独立和解放没有任何贡献,”67岁的商人宋克荒说,他的父亲是八老之一宋任穷,1949年解放后掌管中国东北。”现在,一些人利用其父母的地位搜刮钱财。公众当然愤怒,他们有权愤怒。” 薄熙来的下台 此外,人民对政府官员利用其地位腐败感到愤怒。官方新华社12月13日报道,自从习近平上月上台以后,至少有10位地方政府官员因为腐败和性丑闻”落马”。 今年,薄熙来——八老薄一波之子和中央政治局成员——被开除共产党,被控收受贿赂,而他妻子被发现谋杀英国商人,此后高层腐败成为公众焦点。除非根绝腐败,”这会最终亡党亡国!”上月习近平说,共产党报纸《人民日报》报道。 政府计划如何处理太子党的影响?他们的行为是否增加了公众的不满?北京外交部没有回应我们的传真提问。 “上梁不正下梁歪,”戴晴说,她被一名著名的将军(叶剑英——译注)收养,与北京许多太子党一块长大。”我们没有新闻自由,没有独立的监督来制止腐败。” 离岸避风港 国家控制媒体和互联网,限制对这些家庭的报道,把他们的商业行为从普通老百姓那儿掩盖起来。在公开文件中找到的信息常常含糊不清,因为他们使用普通话、广东话和英语不同的名字。 为了证实这些身份和商业利益,彭博新闻社搜寻了上千页公司文件,财产记录和官方网站,进行了几十次采访——从华南的高尔夫课程,北京邓氏家族的住所,到密歇根州安娜堡郊外的房子。 报告显示,最少有18位八老的后代拥有或运营离岸公司关联实体,包括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还有处于利比里亚和其他秘密管辖治下。 美国的吸引力 尽管八老贬低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几乎半数后代在国外居住、学习或工作,一些在澳大利亚、英国和法国。太子党最早到海外旅行和学习,获得普通中国人不具备的优势。 美国1979年与共产党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他们最爱的目的地:根据彭博社的数据,最少有23名八老的后代和配偶在美国学习,其中3人在哈佛,4人在斯坦福。最少有18人在美国实体工作,包括美国国际集团(AIG)和伟凯法律事务所( White & Case LLP),这一事务所雇佣了一名邓小平的孙子。12人在美国拥有地产。 对于太子党对中国经济的掌控程度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研究中国的学者们估计,大部分的财富和影响力被掌握在少则14个,多则几百个家族的手中。 家族控制 “蒋介石时期有四大家族;现在有四十四个,”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哈佛历史学家麦克法夸克(Roderick  MacFarquhar)在谈及这位输给了毛泽东的国民党领袖时说。”改变这一体系需整个国家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当人们觉得实在无法忍受了的时候。” “八老”现都已离世,尽管其中三人活到了90岁。他们在中国的地位与乔治·华盛顿以及托马斯·杰佛逊在美国的地位类似。他们是: 邓小平 王震,养活了毛泽东的军队 陈云,在毛1949年掌权后负责经济 李先念,在结束文革时作出了贡献 彭真,八十年代时重建 了中国的法律体系 宋任穷,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文革后被清洗干部的复职 杨尚昆,1989年执行了邓的指示镇压了天安门运动 薄一波,前副总理,八老中最后一个过世,过世于2007年,享年98岁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文革时期被内部放逐,在毛泽东1976年过世,文革结束后逐步掌权,试图在废墟上重建经济。1978年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人均165美金,对比同期美国是人均22462美金。看看日本,南韩,台湾和香港的繁荣,八老们周围全是资本主义的成功范例。 内战获胜的共产党在1949年以后已经处决了地主。农场变成了人民公社。工厂归属国家。 八十年代,八老们把这一切反了过来:农民可以出租土地。私营企业被允许甚至得到鼓励,开始规模小,后来逐渐做大。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邓小平孤注一掷。一些”苍蝇和蚊子”是可以被容忍的,现居住在麻省的退休哈佛教授傅高义说,他在2011年著作了一本邓小平的传记。 “更值得信任” “我们需要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企业,一些工人,一些农民比别人先富起来,”1978年12月,邓小平对聚集在北京的党的高级领导人这样说。”如果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先提高了,将必然对他们周围的人产生重要的影响。” 陈云,中国计划经济的设计师,希望党的老人们及其家族依旧掌握对国家的控制。傅高义的书显示,邓小平同意了这一点。 “他确实感到因为这些人拥有更多和党的联系,因此他们更值得信任,”傅高义说。”这些人将绝对忠于党,在紧要关头可以依赖。” 不断向外伸延的帝国 数月之内,王震将军之子王军成为新成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的负责人。这家公司由荣毅仁成立,意在吸引海外投资,当时国家的外汇储备仅为 8.4亿美元。他随后将其发展为一个不断向外扩张的帝国以推动经济发展。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目前经营着中国最大的上市证券公司,赞助了一只北京足球队,并进行豪华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达到了3.3万亿美金。 在位于深圳的港中旅聚豪高尔夫球会的一次采访中,王军说这个国家如今实现了其父亲那一代人的希望。 “共产党希望所有人富裕,这样人们的生活才能变好,”11月30号,王军在东风日产杯的会所边抽着雪茄边抿着茶说。”革命的时候,人们要是能吃饱,有暖和衣服穿,他们就非常满足了。” “但现在人们的愿望也越来越大,”他说。 中国队 跑道以外,王军站在高处俯视着运动员,一个同事为他打伞挡雨。作为锦标赛中国队的队长,他在今年《高尔夫》杂志的世界影响力排行榜上名列第16位,比老虎伍兹还高。 王军说他1986年开始打高尔夫球,因为当时一家向北京第二个高尔夫场投资的日本银行给了他名誉会员的身份。 “中国打开了国门,并且希望外国投资者进来,”他说。”如果一个城市没有高尔夫球场,他们不会进来。” 中信成为了高尔夫球在中国发展的主要赞助者,甚至开始进入场地的设计和管理领域。公司文件显示,2008年,王军成为了深圳向前体育管理公司,一家由中信的子公司于五年前成立的合资企业的董事长。他从中信取得了该公司20%的股份。 革命道路 王军没有回应通过邮件发给向前集团的其他问题,包括他的父亲是否表达过对其生意往来的不满。1990年,王震因腿伤在医院疗养。据那时去其病床边探访过他的人说,将军感到非常失落,因为他的孩子偏离了革命的道路。因为害怕被报复,这位探访者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名。 将军的其它两个儿子,王之和王兵,没有回复发至与他们的高尔夫球队有关系的向前集团的问题。 中信公司没有接受电话采访,也没有回复关于公司与王军的业务联系的传真问题。 彭博社发现,八老中的六个有子女或配偶在中信或其子公司工作。前主席杨尚昆的女儿杨李是一家部分由中信所有的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在公司文件中,她留下的地址是另一个中信子公司所有的位于香港的一所公寓。彭真的儿子傅亮,在中信所有的广播电视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会任职。 通过其各自相关的中信子公司来采访傅和杨的尝试都失败了。 军火生意 1983年,王军投身军工工业,将中国军方经营的军工厂转变为商业企业。他是保利集团的创办人之一,其它的创办人还有邓小平的女婿贺平。贺平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一名少将。一份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发表的报告显示,这家公司通过对伊朗、缅甸和巴基斯坦出口武器净赚了亿万美金。 公司网页显示,随后保利集团开始经营煤矿和拍卖行,与法拉利共同经营一家合资企业,为苏丹建公路,以及在北京为海外外派人员建别墅。它同时还拥有一个旅游电视频道以及一家连锁电影院。 八老的亲属中至少有三人在保利工作。杨尚昆的女婿王小朝担任总经理。 中文版视窗 我们传真到保利集团在北京的总部,试图采访贺平和王小朝,集团没有回应。我们三次致电王小朝的秘书,无人接听。北京总部一位女士接听了电话,她说贺平已经退休,找不到了。  “全国皆商——党,军队,法庭,检察院,警察”,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Yang Dali)说,他曾写了一本有关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书,”内部人能够一夜暴富。” 王震将军的第三个儿子王之,从他雇主电子部那拿到30万元人民币(48,112美元),制造个人电脑。他后来与比尔·盖茨合作,开发视窗软件中文版。 偷税漏税 “不奇怪那些有关系的人在80年代拿到最好的东西,”侯伟(Fraser Howie)说,他共同著作了《红色资本主义:中国奇迹背后的脆弱基础》,”问题是,20年过去了,他们还能拿到最好的东西,因为还没有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 到1988年,国有企业偷税漏税和投机倒把盛行;1989年8月,《人民日报》报道,”五大”公司被政府调查,随后被罚款。他们包括中信公司和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康华包括数十家下属公司,由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经营的慈善组织创建,邓朴方如今68岁了。 学生和工人们对太子党的特权和不断增长的财富越来越不满。邓小平开创的经济改革给中国农村带来了活力。在城市,工作单位仍然提供一切,从住房、医疗到学校。1988年通货膨胀达到18.8%,侵蚀着人们的收入。愤怒甚至到达了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 秘密签证 在天安门广场抗议前夜,八老陈云的儿子陈元当时是中国央行副行长(现在是中国最大的政策银行董事长),他利用在白宫的关系,秘密帮助他儿子搞到了美国签证,送其到美国一个私立著名寄宿学校;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不让离开这个国家。 陈元的联系人,老布什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问题专家包道格(Douglas Paal),说他可以帮忙,并联系当时的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现在已过世)。包道格说他被李的反应吓了一跳。李洁明告诉他,这么干会激起大使馆中国雇员的愤怒。 天安门广场 “我才发现大使馆的职员,特别是中国人,多么痛恨太子党牟利,”包道格说,现在他是华盛顿国际和平研究会副总裁。 公众的愤怒在1989年春天爆发。学生们走上街头,涌入天安门广场。在中国之外的观察家们通过电视,主要看见游行队伍呼吁民主,而芝加哥大学教授杨大力说,高干的特权子女也是人们的目标。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演讲集和其他作品回忆,示威者甚至挑战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致残),他们发放传单, 指控邓朴方的公司偷税走私。 自从八老们十年前押注经济改革以来,这是对他们的中国计划最大的威胁。 5月底,邓小平把老人们叫到他家。他们缔造的所有东西都有可能被毁灭,面临这种局面,邓小平和其他革命老兵们转向军队来恢复秩序。6月4日,坦克开入北京城区,民主运动被暴力粉粹。 六四镇压有效地熄灭了公众对抗腐败的运动,鲍彤说;他是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在镇压前几天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在监狱被关押了7年。 茅台、香烟 “党掩盖腐败,容忍腐败,对其不闻不问,甚至鼓励腐败,”鲍彤在12月11日北京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说。鲍彤认为,今天的腐败要比上世纪80年代严重得多。 “刚开始腐败不严重,也就一瓶茅台,两包中华烟,”80岁的鲍彤说,”现在一个价值100亿元的公司能被10亿元买走,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可能太骇人听闻了。” 中国领导人也处理了一部分示威者的抱怨。中信被审计,罚款。康华发展被解体。党中央发布了指令,严禁高干子女从商。 太子党的反弹 禁令并没有长时间止住八老子女的步伐。20世纪90年代,当邓小平启动新一轮经济浪潮,太子党的机会来了。当新工厂和城市扩张改变着中国大地,他们跃入快速发展的行业,包括物资业和房地产业。 邓小平的两个孩子——62岁的邓榕和她的弟弟邓质方——是进入房地产业的先行者,甚至在1998年大陆房屋市场商品化的新政策之前。在邓榕陪伴其父亲进行那次著名的1992年南巡,展示新兴出口中心深圳的成功之后两年,她到香港去推动之前在深圳领导的新地产开发项目。 据《南华早报》头版新闻报道,这栋32层大楼的一些公寓价格达到每座24万美元。公司记录显示,到20世纪90年代末,公司的一半资产由两个人所有,这两人与邓榕的弟媳刘小元和王震的孙女王京京同名。 邓榕和邓质方对我们传真到他们在北京的办公室的问题没有回应。通过刘小元的一家关联公司,我们无法与她取得联系。王京京不回应送到她北京办公室的问题,一位访问两处地点的记者被告知,她不在那。 官办企业 “邓小平南巡后,许多国有企业、政府办公室、警察和军队开始开办服务业,象旅馆、旅行社和房地产,”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他研究20世纪90年代某省公安厅如何使用上亿国家资产成立一家房地产公司。他说,官员警告他可能会被杀掉,他被迫停止研究。”当你到达最高领导层的子女或者亲属那个级别,你基本上已经到达核心部位。你无法调查下去。” 当政府机构开办的企业到大陆新成立的股票市场上市,市场的增长将越来越多的官僚转变为自由市场资本家。还有一波上市潮驱动企业到香港上市。 稀土 邓小平的女婿吴建常曾经是国有金属企业的高管,1993年成为一家下属公司董事长,公司在香港上市。 他成为冶金部副部长,中国钢铁协会会长,同时成为在奥斯陆上市的金辉船务有限公司的荣誉董事长,担任在香港上市的江西铜业(358)和其他一些上市公司的董事。 吴建常的公司和邓小平的另一位女婿张宏拥有的公司,合伙从GM手中购买了稀土磁矿材料主要制造商麦格昆磁。收购麦格昆磁并关闭其美国制造工厂帮助中国实现了邓小平掌控稀土矿市场的目标,现在这种材料应用在美国灵巧炸弹、风涡轮机和混动汽车中。 “证据确凿无疑:八老的直系家庭和后代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间,从国企市场化改革中攫取了巨大的财富、权力和特权,”Glenn Maguire说,他曾在香港担任法国兴业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 沿着父亲的脚步 第三代太子党中只有两人进入国企,其他大多数直接进入私营企业。中国2001年进入世贸组织带来了10年平均10.6%的增长,太子党们大有可为。 邓小平38岁的外孙卓泝,步他父亲吴建常的后尘进入了金属行业。他领导的公司购买了一家澳大利亚铁矿的股份。 名片显示,卓泝是易简投资的董事长,中国和香港的公司记录也将他关联到这家公司。作为2008年一项交易的一部分,易简投资拥有160万股,或0.83%金西资源(GWR)的股票,这家澳大利亚公司2012年年报显示。 太子党们也利用他们的海外教育和国内联系达成金融和商业交易。据彭博社数据,在31名孙辈和配偶中,至少有12名在金融业工作,包括6位在私募基金或风险投资行业。 名牌学校 当陈元的子女成年,他监管着他自1998年就运营的中国开放银行的扩张,其资产达到1万多亿。 他的儿子陈小欣,又叫Charles,在麻省康科德中学(Concord Academy)毕业后,进入康奈尔大学,随后进入斯坦福大学获得MBA学位。他在香港花旗工作,然后进入盘实资本,一家私募股权公司。 他的妹妹陈晓丹,又叫Sabrina,进入麻省泰伯高中(Tabor Academy)念书,其寄宿学生的学费如今是大约5万美元。她然后进入北卡杜克大学,在哈佛拿到MBA学位,今年早些时候毕业。 陈晓丹 她曾在纽约摩根斯坦利工作。今年,一家欧洲私募基金公司帕米拉咨询公司(Permira Advisers LLP)在香港雇佣了她。帕米拉去年和她父亲运营的中国开发银行签署了伙伴协议。两家公司同意寻求在中国的投资机会,支持希望在欧洲扩张的中国公司。 总部在伦敦的帕米拉女发言人在电子邮件中说,陈晓丹的受雇并不构成利益冲突,如果出现冲突,公司将按照股东的最佳利益进行管理。陈晓丹不回应打到她公司的电话。 中国开发银行还没有与帕米拉公司进行什么业务,因为陈晓丹”刚就职一个月,她不可能涉及什么构成利益冲突的业务活动,”银行在12月14日的传真回复中说。 最少一位投资者发现,不知道八老家庭成员的身份会是个麻烦。 “我不知道的东西” Yemi Oshodi,当时是纽约 Wallachbeth资本的总经理,他劝告其客户做空一份2011年收购哈尔滨电机的建议书。该收购由中国发展银行4亿美元贷款提供财务支持。 Oshodi说,他相信银行最终不会提供这笔资金,因为对这家美国上市的中国电机马达公司的收购价太高。哈尔滨电机股价在2011年6月份曾在一天内下跌50%以上,当时它受到短线操盘手阻击,后者质疑其财务声明的准确性。 “我只是不相信银行能够提供不安全贷款,”Oshodi说。”我自己想啊想,明显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没理由银行会提供这笔贷款。” 这笔交易成交了。 Oshodi不知道的是家庭关系。这笔交易部分由盘实投资提供金融支持,陈小欣在这家私募基金公司任总监,几个部门都参与了这笔交易。 否认利益冲突 如果他知道盘实和银行的家庭关系,他可能会赌另一个方向,Oshodi说。这种关联”绝对应该披露”,他说。 盘实合伙人杨向东(Donald Yang)拒绝置评。中国开发银行在传真回复中说,陈小欣已经离开盘实,从未参与任何可能构成利益冲突的业务。哈尔滨电机不回复我们的电子邮件问题。 39岁的陈小欣未回复我们给他北京公寓里的留言,他的公寓位于中国开发银行总部向北两个街区。华盛顿的美国证监会未给出评论。 了解家庭关系的威力至关重要,作家侯伟说,他曾担任总部在新加坡的里昂证券亚太市场总经理。”改革并未使得市场匿名,”他说,”他们使得知道你和谁打交道变得更加重要。” 离岸投资 中国新贵族的财富和联系通常隐藏在强调隐私的离岸地。 叶静子,一位传奇解放军元帅(叶剑英——译注)的孙女和王震将军的孙媳妇,将世界小姐选美大赛带到中国,在上海举办了城市街道赛车。 鲜为人知的是,37岁的叶静子还是辽宁星际动力总成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计划使用马来西亚国有石油巨头国油石化(PCHEM)提供的技术,在中国东北制造汽车发动机。根据公司文件,星际动力的唯一投资人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我们尝试联系叶静子,但是不成功。马石油未回复我们的电子邮件问题。 太子党第三代成员部分成员的生活方式跟上了国际富有阶级的潮流——他们在瑞士、英国和美国的寄宿制学校的同学们。 2006年,陈晓丹出现在巴黎名媛成年舞会现场,根据舞会网站,她与比利时王子和意大利女伯爵共舞;这成为新闻头条。 ‘资本主义环境’ “现在这些子女们基本在资本主义环境中长大,他们更加远离消灭阶级社会和任一乌托邦梦想,”毛泽东的前翻译,如今91岁的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说。当八老还是反叛者,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时候,李曾与他们住在一起。 第三代中另一位成员,邓榕33岁的女儿卓玥,现在关注慈善。 上个月,她帮助组织了北京一个慈善宴会。高官显贵们坐着白色的宝马轿车参加,车门上印着”宝马贵宾服务”。宴会厅外大堂出售着标价1万6千美元的瑞士宇舶腕表。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和前英国总理布莱尔参加了宴会。 破土动工 在 从北京向西南700公里的南泥湾,根据政府网站,王震将军的儿子计划在这开发度假村,乡亲们错过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机会。一些人还住在只有一间房的水泥屋, 也没有取暖设备。相比之下,向北40分钟山路到延安城,现代化楼房拔地而起;70年前,八老就是在这儿帮助毛泽东建立叛军,推翻中国国民党统治。 两年前,乡亲们围住了王氏兄弟,他们面积265平方公里的项目破土动工,项目旁边是一个纪念王震将军359旅的博物馆。根据一名延安老兵1982年的回忆,王震的部队靠”野菜和草根”才活下来。 “我们永远记得南泥湾人民的深厚情谊,”根据政府网站报道,王军在动工仪式上说,”我们有责任为老区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这一保证给了乡亲们希望。现在,他们在想项目是否能够执行下去,创造新的就业和现代化的房屋。 “南泥湾很有名,但是它没有给当地人带来什么,”惠延军(音)说,他每个月大概拿到400美元的抚恤金。”过去,所有的工人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是基层战士还是领导,大家吃住在一起。现在不一样了。” 成龙 惠延军等待着他生活中的变化;而将军的曾孙女,Clare王在社交媒体上广播她生活中的变化:晚上赶着做她在悉尼大学建筑课上的设计项目;在日本的温泉酒店度假;21岁生日的新围巾;她把头发染成了宝蓝色。 二月份,她上传了一张和影星成龙的照片,她说这是在她的绘画展上。当我们电话联系Clare时,她不愿意接受采访。她在电子邮件上说,她尊重她的曾祖父,而没有回答其他问题。 12月6日,她发了条微博,秀她新修的指甲。同一天,公司文件披露,深圳宝德尊投资投资有限公司迎来了新任董事长,这家公司部分持有她母亲王京京的在线支付公司的股票。 新老板?一位名叫王吉湘的人。Clare的中文名字。 链接: 中国红色贵族家庭地图(互动图片) 【邓小平:中排左三,杨尚昆:中排左二,王震:中排右三,1984年1月26日,在未知地点与南海舰队海军军官合影。图片: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中),1985年访问江苏省南京市。图片:EyePress】                                                                                                                 【 陈云(左)中国前经济计划者,与薄一波(中——译者),中国前副总理,姚依林(右——译者)国务院副总理,1984年在未知地点。图片:EyePress】                              【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左起:周恩来,陈云,刘少奇,毛泽东,邓小平和彭真,在1962年北京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一次会议上交谈。图片: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李先念(右二)当时中国副总理,看着当时的总理周恩来(右三),在中国江苏省泗阳县对工人讲话,1965年5月1日。图片: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未注明时间的照片,拍摄中国陕西南泥湾的一座雕塑。摄影:田英(音)/ImagineChina】                   【卓琳(中),邓小平的遗孀,和儿子邓朴方(左),邓质方(左三),女儿邓楠(左四),邓榕(右三)和政治局常委委员胡锦涛(右)在中国东海岸参加邓小平最后的告别仪式,1997年3月2日。图片:新华社/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邓小平之女邓榕(左)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金,2005年10月20日。图片:美联社照片/塔斯社,Alexei Panov,总统新闻服务处】                                          【邓小平女婿贺平(右),中国保利集团董事长,在未知地点与佐川急便株式会社会长真锅邦夫在一起,2003年7月30日。图片:ImagineChina】                                         【薄熙来(后左)当时的中国商务部长,在薄一波追悼会上与邓小平子女在一起,前排邓朴方,右邓楠,2007年1月17日。摄影:Alexander F. Yuan/美联社图片】               【陈云之子陈元,中国发展银行董事长,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2012年6月6日。摄影:Nelson Ching/彭博社】                        【王震之子王军(右二戴眼镜),中信集团前董事长,在深圳的中旅聚豪高尔夫球会举办的东风日产杯赛上,2012年12月1日。图片:OneAsia】                                   【陈云之孙陈小欣,盘实资本前董事会成员,在这张未注明时间的照片上。摄影:Ji Guoqiang/Imagine China】                                         【陈云之孙女陈晓丹,参加巴黎名媛成年舞会,2006年11月。摄影:Julian Andrews】                        【王震曾孙女王吉湘(也叫Clare)的微博截图,包括鞋子、手袋和首饰的照片。来源:新浪】                        【薄一波的孙子薄瓜瓜(左)和陈云孙女在未注明时间地点的照片。来源:EyePress】 欲联系彭博社本报道职员:香港Shai Oster邮箱: [email protected] ; 北京Michael Forsythe,邮箱: [email protected] ; 香港Natasha Khan邮箱 [email protected] ; 纽约Dune Lawrence邮箱 [email protected] ; 北京Henry Sanderson邮箱 [email protected]   联系本文编辑:Neil Western邮箱 [email protected] ; Peter Hirschberg邮箱 [email protected] ; Ben Richardson邮箱 [email protected] ; Melissa Pozsgay电话 +33-1-5365-5056 或邮箱 [email protected] ; Amanda Bennett电话 +1-212-617-2510 或邮箱 [email protected]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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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教师蒙冤 | 62 毛泽东为什么深得人心?

62 毛泽东为什么深得人心? 2012-12-26 15:00:46 归档在  历史思辨  | 浏览 20182 次 | 评论 4 条 12月26日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特别的日子,但若干年前估计曾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被当成“圣诞节”一样庆祝过。日前毛泽东诞辰119周年文艺晚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了,据说由著名主持主持,著名艺术家献唱,看来真是响丁当的一场缅怀领袖的盛会。这轮“红太阳”至今在天安门城楼上立了数十年坚持不懈,从不下岗,精神可嘉。还曾见报道说某偏僻的小乡村里有人在庙里当菩萨一样供着。毛粉们看到此,应该心里颇有所安慰吧。今天,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怀念着这位“伟大的领袖”,当年那些激昂的红歌也间歇性地在某些场合隆重响起,当然敬毛爱毛的粉丝是不会去读一读《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红太阳的陨落》的,他们心中的神,不容亵渎与怀疑的。时至今日,毛泽东为什么还能俘获人心?从其言论可窥一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特搜寻了伟大领袖一些见光和未见光的金句以鄉博友,读后不管是激情澎湃斗志昂扬还是觉得人格分裂颠覆三观,请都不要怀疑,此确系出自伟人之口之手。 1、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既然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那麽最好的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二十二个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毛《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3日的长沙《大公报》 2、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3、“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4、“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 5、“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1944年毛泽东对美国派遣到延安的美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说) 6、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作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7、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作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8、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难道不清楚么?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作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9、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作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10、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延安《解放日报》) 11、1945年7月,黄炎培提出了历史兴衰的问题,黄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2、“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 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1945年8月底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战后和平建国问题,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 13、现在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4、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 15、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16、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叁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後,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1964年6月4日和王海蓉同志的谈话)  17、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1964年12月2日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 18、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 (1964年2月13日春节谈话纪要)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1968年7月28日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  19、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20、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  (1964年7月10日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时的谈话) 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摘自《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至534页。) 21、“(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 取政 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1959年8月17日的一次讲话,《学习资料(1957~1961)》(清华大学,1967)第260页。) 22、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8月版) 23、“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刊文《毛主席视察徐水安国定县》,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毛泽东,当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2000斤。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还发愁粮食多了怎么办,后来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了此话。仅在一年多后,1960年至1962年发生了大饥荒:有数据显示近3600万人死于这次灾荒,而同时还有4000万个小生命由于此次饥荒而胎死腹中。) 24、“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 25、“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1955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赶超”思想,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提出15年内在主要工业产量上赶英;后在多个场合提到赶英超美。) 26、“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 1958年8月21日讲话) 27、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是1400人的大会 (指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 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1958年8月21日下午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 28、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六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页) 29、“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30、赫鲁晓夫从不搞个人崇拜,他的倒台是没有人崇拜他! 只是,中国人常说,听其言观其行,这样才能较全面的认识一个人。上面听了其言,现在对应着观其行吧,毛粉们热颂的丰功伟绩在此就不“锦上添花”多此一举了,摘选了毛发起的部分政治运动死亡人数统计,一起看看伟人的“行”吧。(详情可见博文《毛泽东这样做为了什么?》) 江西苏区的「肃AB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年「二七」会议后至1931年1月;第二阶段:1931年4月至1932年初。在第一阶段“打AB团”的1930年10月至次年1月,毛泽东及其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初步估计仅红一方面军被杀官兵就达4,500人。红一方面军当时在苏区不过三、四万人;前后两次肃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杀掉了,其中多为干部。毛泽东如是说:“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 土改:处决二百万,殃及近千万; 镇反:处决近七十八万,另一说为消灭二百四十万; 三反五反:二百八十人自杀或失踪,殃及党员、干部一百二十二万,商人约七十万,有三十二万三千多人被捕; 一化三改:涉农民数亿,工商户约百万;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死亡约四千万(三年天灾人祸); 反胡风: 被捕五百多,涉二千五百多人,自杀身亡六十多; 肃反:判死二万一千多,自杀、失踪四千三百多; 反右:打成右派五十五万,涉亲属数百万; 反右倾:殃及党员、干部三百数十万; 文革:处决十三万五千多,非正常死亡一百七十二万八千,武斗死亡二十三万七千多,伤残七百零叁万,摧残家庭七万一千多,获平反的约三百万,被关押过的有四百二十万,受株连者上亿人; 整党:殃及三十万七千; 天安门事件:被捕三百三十八人,殃及数十万; 抗美援朝:死亡十四万(伤亡合集五十六万多),被俘二万二千多; 对越战争:死亡六千多,伤二万一千多; 红军大清洗,冤魂十万;延安整风,捕二百多人,审查近千人,打成奸细、特务一万五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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