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为人自负却颇富个人魅力的中国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这件事的讽刺之处在于，在它发生之前，薄熙来或许是中国人气最高的官员。去年，重庆市一个居民小区里的一群中年妇女在被问到如何看待薄熙来时，齐齐翘起了大拇指。“薄熙来很棒，”她们说，“我们都爱薄熙来。” 薄熙来习惯于越过中共的庞大机构，直接迎合民众，而这一点几乎可以肯定促成了他的倒台。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他领导了一场严酷打击当地黑帮的运动。这些黑帮组织卖淫和赌博，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与中共内部的某些人有关联。鉴于“打黑”运动在一些时候超越了正常司法程序——在这场运动中，有13人经快速审判被执行死刑——在这个过程中清除政治对手恐怕并不是件难事。 薄熙来还出台了其他受到民众欢迎的政策，包括拉近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让当地农村居民更容易享受到大多数非城市居民无法享有的医保和其他福利。他还积极支持建设公租房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使得有着1000万人口的重庆主城区成为中国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一些评论人士将他的这种努力比作中国式的竞选，他的目标是进入由9名成员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薄熙来还很善于发表民粹主义言论。在一个执政党视自己为唯一合法权力拥有者的一党制国家，这种举动并不总是明智。他试图利用毛泽东思想这一“神话”，通过重喊“红色口号”、重唱“红歌”，开展一场——用他的话来说——针对“后毛泽东时代”社会严重不均的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薄熙来的整肃行动与他之前所为一样，都带着文革时代的气息。 薄熙来被免职提醒人们，中国的政治体制并非像它有时刻意表现出的那样、是一部运转良好的机器。就像法律的出台和香肠的灌制过程并不像它们外表那么光鲜一样，一党制中国的内里并不令人赏心悦目。通常情况下，人们对此无从知悉。但党内残酷的派系之争在领导层换届这样的重大关头，会时常浮出水面。今年秋天，中国就又将迎来一次政治局常委换届。 实际上，自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成功以来，中国只有一次领导层交接称得上“平稳”。那是在2002年，江泽民将权力移交给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江泽民在上台前并非中国最高领导人人选，只是在邓小平之前的接班人赵紫阳被免职后，他才接手这一职位。由于被认为在1989年天安门危机中表现软弱，赵紫阳在一场“薄熙来式”的整肃中被罢免。 邓小平本人也是在粉碎“四人帮”，并与华国锋（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一场不短的权力斗争后，才登上权力宝座的。 习近平被顺利指定为今年交接中胡锦涛的继任者，这让许多人相信，权力斗争已成为过去。与薄熙来不同，习近平还从未因为展示不同于中共治理模式的政治见解而引发不安。他将个人见解隐藏得如此之深，就连中国问题专家都承认，他们完全不知道习将成为一个怎样的领导人。 围绕薄熙来发生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表明，中共绝非铁板一块，党内既有最原始的派系斗争，也有触及其核心的意识形态之争。现任总理温家宝一再呼吁加强民主，但这一点从未在政策中得到过体现。不过，颇为明显的一点是，中共思想体系的核心有松动空间。今年最重要的选举不会发生在美国，而会发生在中国。 译者/何黎

听人驳孔庆东“警惕全盘否毛”一文 作者：liuwanjun1963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27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8 0:01:31 阅读量：3201次 　　前两天，同事A大放厥词，“中国要文明进步，就必须要清算历史上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孔子，一个是毛泽东。”我很替他担心，劝他不要这样过激，否则是会挨骂的。今天在乌有之乡网站看到孔和尚的一篇文章，名曰《要警惕某些人全盘否定毛主席》，就赶紧把它推荐给朋友，看能不能靠北大名人的文章封住他的嘴。 　　A看后，找来与我论理。要知道，我是不善言辩的人，仅仅两个回合，就赶忙竖起白旗，变成一个洗耳恭听者。 　　“毛泽东时代解决了我们不挨打的问题，邓小平时代解决了我们不挨饿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应该解决不挨骂。”A认为孔和尚文章中的这第一句话就有问题，“中共建国伊始就宣布‘一边倒’政策，再加上介入朝鲜战争，使自己彻底绝断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可是，时间不长毛泽东又与赫鲁晓夫闹得不可开交，使自己又绝断了与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的来往。事情发展到1969年，就是刘少奇遇害的那一年，中苏发生争夺珍宝岛的战争，险些招来苏联对中国的核外科手术的打击。上了一点年龄的人都记得，1970年到处都在挖防空洞，并有人教民众如何防范原子武器的要诀;农村的民兵也学会了两句俄语：‘缴枪不杀’、‘我们宽待俘虏’!根据一些史料显示，这次如果不是美国人表现出对苏联的强硬态度，中国恐怕在劫难逃。所以，与中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美国，在尼克逊总统来华时，就显得格外高调。1962年中印因领土纠纷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据有关资料表明，这是印度一手挑起的事端。可是，这场战争很奇怪，在中国军事上取得胜利后，我们主动地放弃有争议地区;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军队居然从战前所占据的地方再向后撤退二十公里，从而放弃广大藏南地区。这是不是毛泽东的‘国际主义精神’在作祟?他曾自豪地说过：印度一战保二十年的和平!假如中国军队在传统控制线往后再撤退二百公里，准保二百年和平!这就叫做中国版的‘土地换和平’。当然毛泽东的这种行为，给后人解决中印边境问题带来巨大的障碍。现在印度已经在藏南成立阿鲁纳恰尔邦，毛左们除了声讨政府的软弱外，还鼓动中国应像毛泽东一样果敢地亮剑，用武力来解决中印边境问题。这种奇特的循环逻辑令人啼笑皆非，我们只能说中国人在用屁股想事。其实，藏南问题比西方列强挟枪炮占据中国领土更耻辱，那时丧权辱国是由于国势羸弱而迫不得已，而此次呢?却是主动地给入侵的失败者以丰厚奖赏，还顺便捞了一个‘英明’的名声。试问：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愚蠢的事情吗?如果瞧不上那些土地，何必当初又要与老朋友尼赫鲁翻脸呢?中印边界战争正值中苏关系走向冷冻期，这是否还包含着别的什么‘战略意图’呢?这样倒霉的‘胜利’，是不是比被别人揪住一阵狂打更让人难受呢?再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有美苏两强的相持，始终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那个时代的主旋。翻开世界史，我们发现被孔庆东所自豪的‘不挨打’的国家在毛泽东统治中国的那个时期，居然闭着眼就能数一大把，光我们的邻边就有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尼泊尔、日本、澳大利亚等。看来，在以美苏为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解决了不挨打的问题，搞文学研究的孔和尚学富五车，应该对此有所认识。邓小平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孔和尚没有分析原因，但作为中国人都知道，邓小平理论恰恰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颠覆，如果没有这种颠覆，中国人大概像朝鲜人一样仍然在饥饿线上挣扎，这一点孔和尚也应明白。” 　　“孔庆东说现在要解决‘挨骂’的问题，这是文章的主旨所在”。A停顿下来，呷了口茶，点上一支香烟，吐出几个青烟圈儿，悠闲地像是超脱世俗的雅士。过了片刻，他把烟蒂掐灭，小心翼翼地放到洁白的烟缸里，又开始他的说教。“孔和尚说‘外国人骂我们没有我们骂的多’，这可能是事实，但要知道中国的问题主要靠中国人来解决，中国人不研究自己，不把那些错误的言论、行为揭示出来，行吗?毛泽东不是凡人，如果是凡人的话就不至于做出那样多的荒唐事来。毛泽东让我们崇拜他，即使拉屎放屁都要向他老人家请示;他制造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农民成为随意宰割的对象;经过他的思想的改造，中国知识分子成了世间最无用的一类人;他鼓吹‘阶级斗争是纲’之学说，打着‘文化’的旗号搞运动，最后连自己的老婆、侄儿都搭上，真是害人又害己……毛泽东说，他一辈子主要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建国，二是文革。陈云评价毛泽东：‘建国有功，文革有罪’。我党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对文革做了定性，是‘一场浩劫’。这样看来，对毛泽东的评价不是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而至少是五五开。再考虑他的其他劣迹，如人为地制造灾难使3700万农民饿死，将代表人类文明进步力量的知识精英打倒，等等，恐怕又不能五五开了。总之他的罪恶大于对中国的贡献，这是一个切合实际的判断。”听到这里，我的血都要凝滞起来了，真想学孔和尚来他个“三骂”，即“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大概只有这样方能解气。据我的那些毛左朋友说，孔和尚的“三骂”， “把汉奸卖国贼骂得抱头鼠窜狼狈不堪，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真乃兵法之上上也。三句国骂，骂出了国威、骂长了中国人民之志气，骂灭了汉奸卖国贼之威风。骂出了团结，骂出了进步，骂出了革命。”如果我对他这般，是不是也有这种奇特的功效呢?但是，最终我没有骂，不是我怕他，过去我曾在争辩中好多次骂过他哩，这次只不过是重庆的那面旗帜倒了，“革命处于低潮”，所以我就忍了，继续听他讲下去。 　　“中国如果不挨骂，需要解决那些问题呢?首先要用极大的勇气做好制度安排，而这个制度是现实世界中最不坏的制度。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坏的制度能把人变成鬼，好的制度能把鬼变成人。中国人善于自我标签，爱面子爱到了不要脸的地步，但就是没有安排一个合理制度的智慧。这都是由于自私自利、追逐特权的思想造就的。从人类文明的角度出发，毛泽东搞独裁专权，一开始就将“共和国”的神奇光环戳得千孔百疮。在这样的环境下，势利小人，投机分子都在这块土壤中强劲繁殖，最后必然要弄得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必然要有人站出来对这种错误加以清算。孔和尚批判我等否定文革，说‘我们找到了毛泽东的错误，但找着找着，错误就变成了罪恶，最后变成全盘否定。’把社会搞乱，把人心搅乱，把民生扰乱，又死了那样多无辜者，就一个‘错误’了事?我们不知道人犯了多大的罪才算‘罪恶’，孔和尚有悟性，应该给大家一个界定。打开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等左派网站，满眼都是红色的装潢，这里发出的是捍卫文革的强硬语言和打倒汉奸的暴力语言，当你看到这种状况时，你还相信这种环境下能建立起一个运行良好的制度吗?要文明进步，就必须把独裁者所有的信息公开，让人们去辨别、去思考、去评价;就必须把人民的幸福与安宁放在超越一切教条的前面;就必须在自由的阳光下扫除一切社会诟病;就必须将原则视为衡量社会形形色色事端的标准……一句话，要建立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民主制度，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否定毛泽东的真实含义。其次，尊重人权，把自己融入世界，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近些年来，在胡温领导下，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做出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制度的缺陷，还远远没有达到人们期望值。从最近两年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看，中国的立场耐人寻味。在利比亚、叙利亚危机上，我们是站在独裁者一边，而独裁者漠视人民的生命，制造一起又一起的流血事件，严重地侵犯了人权。当然，从对这些事件的态度中看到，我们不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站在同一条线上，原因主要是价值观念的不同，而非利益驱动。这世界，到底是“人权大于主权”，还是“主权大于人权”?如果主权至上，就必然产生侵犯人权的情况，可文明的信条是：人是万物之灵，人是最珍贵的，人性的光辉盖过一切，所以，摒弃这些认识而妄论主权，都不过是为达私人某种目标的欺世之谈。国家之间的宽容与信任是建立和谐关系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又必须在价值判断上有所相似，否则南辕北辙，很难产生共鸣。孔和尚批判我等，说我们骂自己、骂朝鲜，‘只有一条路，指得很清楚，就是去给美国当孙子’。我认为孔和尚说错了，揭一下自己头上的疤，无非像鲁迅所言“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要不在铁屋子里会被闷死的，这不会是犯多大的忌吧!我等不是美国人的‘孙子’，也像孔和尚一样‘主张学习美国’。学什么?孔和尚认为我等没有学习到人家的精髓——‘美国精神’，即‘弘扬民族精神’，那么请问孔和尚，美国的民族精神又该是什么呢?我想恐怕不是对华盛顿的个人崇拜，不是对他族与他人仇恨的渲泄，也不是喊着‘五不’与‘绝不’来抗拒世界文明潮流吧!孔和尚这样的毛左分子真是中邪了，一睁眼就要把一切好东西与毛泽东联系起来，以前是‘公平’、‘平等’、‘幸福’之类的，现在居然要说‘美国的精神，最宝贵的东西跟毛泽东思想处处相同’。自由，被世人广泛认为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毛泽东确实也有‘自由’，而且是‘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否与美国人追求的‘自由’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呢?毛左大营中有一位较有影响的人物，名曰张宏良，他把毛泽东的‘四大自由’吹捧上天，认为它是回归毛泽东政治路线的一张王牌，甚至成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最伟大的贡献’，相比之下，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即‘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显得不值一提。殊不知，毛泽东的‘四大自由’是主子为了夺权教唆奴才造反的自由，而罗斯福总统的则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自由，二者对世界的贡献孰大孰小，不言而喻，用不着那样矫情。盛唐的伟大，在于它能够敞开胸怀，接纳世界文明;先进的文明成果激发了盛唐时代蓬勃向上的精神，新的创造便应运而生，又反过来影响他国。如果盛唐没有把自己融入世界，或许也就谈不上对世界有多大的贡献了。把自己的门严严实实地关起来搞愚民政策，做不负责的实验，打断的是这个民族的脊梁，摧毁的这个国家的希望，这样的国家能摆脱被人斥责的命运吗?” 　　我已经出离地愤怒了，后悔自己把孔和尚这样好的文章推荐给A，让他恣意羞辱。但是，面对他的一派胡言乱语，我又能说什么呢?这时他大概揣测到我的心思，停顿下来，望着我。此时，我分明看到他那丑恶的嘴角露着一丝笑意，这更让我难以忍受。毛主席、薄书记就是专灭这等右种威风的人，可如今到哪儿去寻找他们呢?岁月无情，人心冷酷，去年还是风风火火唱红歌，转眼间就烟消云散;去年还在痛打辛子陵、茅于轼这样的汉奸，今年汉奸却又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唉!白色恐怖时期，还是要像那《智取威虎山》中的小常宝一样，把仇恨强捺压在心底，当然，将来一定是“要报仇，要雪恨，血债要用血来还”。 　　他又讲开了：“孔和尚认为‘最了不起的一点，美国学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你说这话离谱吗?这里我就要谈谈中国要解决不挨骂的第三个问题，即改善自己的思维方式，用理性来说话。所谓理性就是你们崇拜的毛太祖所言的‘摆事实，讲道理’，也就是在逻辑范畴下来说话。中国历史确实是打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这里很有市场。但是，美国的情况却与中国不同。独立战争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那时毛泽东思想没有诞生，谈不上是毛泽东赐教的。后来，除了内战，两大政党的政权更迭，都不是用武力来解决的，而是用选票。孔和尚总是老念歪经，又影响你这样没有头脑的人，真是不负责任啊!”我的脸都胀红了，猛然起来，想把他赶走。他似乎明白我的心思，站立起来。然而，他没有走出去，又给我来了一大堆不上台板的话。“你看，孔和尚是这样说的，‘今天汉奸们动不动就抓住三年困难时期说共产党饿死了多少人，可你为什么不追究解放前饿死多少人?你们的良心何在?1840年到1949年中国至少蒸发了10亿人!为什么没人追究?’幸亏他没有说奴隶社会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说原始社会死了那么多人，要不我们就真的没辙了。对待历史应持怎样的态度?我想绝不是轻薄的戏说，也不是不负责的乱说。腐朽的晚清与民国搞得国将不国，生灵涂炭，对此我们已经追究了好几十年，到现在课本上还印着批判的字样。孔和尚到底不是和尚，是从小学、中学、大学一路走出来的人，现在又在中国的最高学府教书，总不能把这种追究熟视无睹吧!多少年来，报刊上追究那两个时代罪责的文章还少吗?孔和尚总不能盯着黑字，无心到似敲木鱼一般吧!100年间蒸发了至少10亿人，是不是包括寿终正寝的人?红朝建立，先前的历史都已经做了清算，作出了结论，而成为研究禁区的恰恰是六十年来的我党执政历史上的一些事件。‘三年困难’这一词语表现力不强，应该改为‘三年大饥荒’，此时饿死了多少人呢?有学者说是四千万，有的说是三千七百五十万，也有二千多万的说法，而官方的数字是‘三年减少一千万人’。看来离我们很近的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至今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研究它难道就是错误?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亘古未有，一批判罪恶的制造者，就让孔和尚们心里不舒服，质问别人的‘良心’何在，这是不是搞乱了乾坤，无良知者鞭笞良知者?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不敢对自己的历史负责的人才是最缺乏良知的人。以孔和尚为代表的毛左们，应该清楚，历史不因你们的遮掩就失本真，我们相信，终有一天那些制造饿莩的罪人一定会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否则几千万幽魂是不会消散的。” 　　谢天谢地，A总算说完了;谢天谢地，A终于离开了。我的屁股重重地压在沙发上，望着天花板，发起呆来。忽然，我觉得他已经不是我的朋友了，如果条件允许，我会毫不迟疑地杀死他。此时，女儿闯了进来，看到我不同寻常的神色，忙问：“爸，您发烧?有病得找医生啊!”我如梦方醒，忙摇摇头。女儿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笑，轻盈地离开。我忽然又思忖起来：什么都是望眼浮云，只有我们后代的生活最最重要，给他们安排怎样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呢?是金钱?是官位?不，都不是，那么到底是什么呢?难道是A所讲的合理制度?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见到一某大学团干部，既不上网，也不写博客和微博，更不知每年的热点，却说学生上网接触的都是阴暗面，要对学生观点进行正确引导。很奇怪的说法，不上网如何知道阴暗面?这个书记太武断。不过，他也说网上卖菜是积极一面，难道他正面引导就是让学生网上卖菜?这不是个案，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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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泽厚先生说：把文革简单的看作权力之争，是肤浅的。 　　可惜，如果不把文革看作是权力之争，就上当了。 　　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就是用群众运动的烟幕，掩盖权力争夺的实质。 　　很多人辩解：以当时刘少奇所掌握的权力资源，根本无法对毛构成威胁。 　　这话没有错，事实上，无论是彭德怀、张闻天、王稼祥。还是刘少奇，林彪，对毛的最高权力都没有野心，甚至满怀臣子式的忠诚。刘少奇是主抓行政工作的，没有丝毫迹象显示，他在觊觎党权。他所做的，只是从毛的权力羹锅里舀去一勺汤水，而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可以为此佐证的，是文革时期所树立的近乎变态的个人崇拜。(后来毛自己也感觉无趣，拉了林彪来做伴)。 　　文革认识的误区之一：文革是思想斗争，路线斗争。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被逼退二线。刘少奇主持行政工作，恢复经济。这时，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经确立，刘所做的，只是用更灵活的方式盘活经济而已。对于毛的所谓“总路线”，刘少奇等人小心翼翼的不予触犯。“三自一包”，只是作为公有制的补充形式，只要具备起码的经济常识，就不难看出，这对改善民生当然是有利的。这一点，毛泽东心知肚明，但是，为了打倒刘，却一口咬定：这是资本主义路线。 　　62年之后，经济的恢复工作是显著的，大饥荒所造成的困难局面得以扭转。刘少奇的工作，救了很多国人的命。不过，这要了他自己的命。试想，掌握着无限权力的毛退居二线，而经济工作却起色了——对于毛来说，这就是背叛。 　　彭德怀反党了，张闻天、王稼祥反党了;刘少奇叛变了，贺龙、陶铸叛变了，最后，硕果仅存的亲密战友林彪也叛变了—— 　　上世纪60年代末，一位名叫李九莲的19岁女子给未婚夫写信，私下里疑问：毛与刘的斗争，究竟是宗派之争，还是路线之争?这封信被告发，李九莲遭到逮捕，后被执行死刑。 　　毛与刘的斗争，究竟是宗派权力之争，还是路线之争?这个问题，今天庇护文革的诸公，如何回答? 　　“文革”认识的误区之二：“文革”是一场群众运动。 　　今天持这种观点的人，恐怕很难界定“群众”两个字，就好象很难界定“人民”两个字一样。谁是群众或人民?是不是读了书的人民就不是人民，就叫做“臭老九”，是不是富裕了的人民就不是人民，而成为了地主资产阶级?是不是做了官的人民就要算做“当权派”? 　　当年的实际情形是：权力说你是人民，你就是人民;说你不是人民，马上就再不是人民。刘少奇、彭德怀等人，本来是人民，后来不是了，支持他们的人当然也不再是人民;林彪先前当然是人民，后来也不是了，连累了很多人也不再是“人民”。 　　事实上，当年的中国，只剩下一个人才配叫做“人民”。 　　文革时候，更加没有自发的群众运动，有的只是在权力绝对领导下的运动。北京大学的“大辩论”就曾经发出过反对毛的声音，很快的“军管队”进驻大学，指导革命方向了。早请示，晚汇报，晨祝、晚祷，忠字舞，语录歌——而当年，更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说错一句话，读错写错一个字，弄破一张领袖像，摇身一变成了“反革命”，家破人亡—— 　　所以，文革决不是什么“群众运动”，更没有什么“四大自由”。那是在权力绝对领导下的群众运动，说到底，是纯粹的“权力运动”。 　　“文革”认识的误区之三：文革时代，政治是廉洁的。 　　这是对文革最大的误读。毛泽东为了独擅大权，要除掉刘少奇等人。但是，有一部纸面上的宪法挡在那里，还有一个名义上的“共和”挡在那里。所以，毛要发动宫廷政变，只好打乱全国形势，浑水摸鱼。为此造成的国家经济的巨大损失，即是毛的“贪权”导致的。 　　1960年代的“大饥荒”，很多国家伸出援助之手，被毛拒绝，而与此同时，大量的粮食出口或“支援”其他国家;70 年代的大地震，国际社会要救援，同样被拒之门外。这样做，为的只是毛的面子，当然，宣传要说：这是为了国家的面子，自力更生。 　　毛的这张脸，价值几千万条生命。 　　历史的真相是：且不说毛泽东自延安执政以后，私生活就极不检点。文革期间，天文数字般的领袖像、领袖像章、领袖塑像、语录碑，发行量世界第一的领袖选集、语录，疯狂的个人崇拜背后，是对民脂民膏的巨大浪费。 　　但是毛最大的腐败，却是贪污了两个字：共和。 　　今天很多过来人的记忆里，文革是个单纯朴素的时代。不错，在这段岁月里，传统文化的余荫仍在，革命的理想正在燃烧，虽然一个特权阶层已经成形，但是他们只集中在权力上层，还没有蔓延到社会。暴力革命的“均贫富”之后，虽然阻遏了社会的经济活力，却制造出一个公平、平等的假象—— 　　而这些“革命的果实”，恰恰是被文革断送的。 　　文革中近两千万的死难者，有几个是贪污腐败分子?相反的，这一场斗争中倒下的，多是党内一些不肯随声附和的清流分子。(最典型的，当属那个梗直清廉的彭大将军)正是通过文革的一番运作，权力无限神化，最终失去任何的约束和监督，宪法中的公民权利成为一纸空文，为贪污腐败的蔓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莫道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 　　认识“文革”的误区之四：文革和毛泽东是中国的特例。 　　毛式的伟大领袖，不是中国的特产;文革，也不只是在中国发生。前苏联体制在世界上的蔓延，催生出一批伟大的领袖和救星来。从斯大林到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阿尔巴尼亚的霍查，东德的昂纳克，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事实上，还应该包括利比亚的卡扎菲，扎伊尔的蒙博托，等等。 　　在最幸福的朝鲜，金氏三代人都做了人民救星。 　　在这些领袖和救星诞生的国度里，文革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上演过。形式不同，结果却完全相同：权力最终集中在个人手里，权力变成神圣高大的偶像，只可崇拜服从，不能监督约束，当然更不可替代。 　　毛泽东和他的文革，决不孤单。 　　认识真正的“文革”，需要回答： 　　一段时期以来，谁在庇护文革，谁在继续神化毛泽东?90年代后，文革一度是出版、影视的禁区。而与此同时，红歌在唱，红戏在排在上演，红书在出版，红家属不断上位——这些动作，是普通民众搞出来的? 　　可以为此佐证的是：这一篇文字，在今天的多数网站，是要被删除的——这样的文网，是人民编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