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文题来自红色电影《闪闪的红星》歌词——“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回望当年，潘冬子们凭着对红星亦即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好日子的无限神往，前仆后继、勇往直前去战斗，直至赢得最后胜利，从而彪炳史册，光照千秋，激励后人。 俺们正在进行新的长征——准确说应叫“八年鏖战”，盖长征不过两年，而我们的访上已经走过了艰难曲折漫长的7年半路程，特别需要闪闪发亮的星光照耀。匪夷所思的是，据说我们奋斗中的事业，已经成了“MG词”，乃不得已改为访上（意思也通），以免被敏感。 据实而论，我们的访上，本来就有理有据，而且是从国情出发，文明访上。 2004年1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发【2004】9号文件，主旨是解决国企办中小学退休教师待遇偏低的问题。红头文件闪闪发光，照得我们心明眼亮。这就是我们持而宝之指引访上的尚方宝剑。其实，上溯10年，1994年正式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就对教师待遇作出明确规定。然而因无红头文件的阐释、转换和支持，致使教师法第二十五条对多数国企教师而言，变成了“法律白条”。法律白条就白条吧，谁也不曾想过或者不敢质问，为何无视法律条文，不同步出台红头文件。实际上，国人早已承认了权大于法的现实，在法律文本和红头文件之间，人们更相信文件。文件闪闪亮，照我去访上！俺们七年半坚持访上的主要源动力就来自9号红头文件。 当然，要说俺们访上的理由，可以列出一百条—— 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恪守改革成果共享的公平正义原则；为了化解矛盾，构建和谐；为了维权，为了维稳；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 …… 现在，我们又有了第一百零一条理由！2011年5月25日国资委牵头，国务院四部委联署的国资发分配（2011）63号红头文件正式发出，要根本解决国企职幼教“等其他中小学”退休教师待遇问题。我们作为9号文件七年半前就明确指称的非“其他中小学”的央企教师，却依旧没有份！职幼教后来居上，早该解决的我们却被遗忘！最该关心此事的国资委5月底面对央企退休教师群体访上，仍在继续玩弄忽悠老把戏。事不公，理不通，情不容！这一来，就更加坚定了我们访上的决心。文件闪闪亮，照我去访上！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毛主席的教导语重心长。我们习惯把红头文件规定称作政策，其制定颁发那是非常严肃非常慎重的，而文件一旦发出，执行则必须一以贯之，善始善终，不留死角；只要没有公开宣布作废，就应该继续执行！对国办发9号文件理当作如是观。尽管其执行之拖拉一再创新吉尼斯纪录，我们又期盼纪录就此打住！为了D的生命，为了ZF的威信，为了红头文件不被白条化，也为了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不得不访上。访上就是维权，维权就是维稳。 怪异的据说是不可操作的9号红头文件；乖张的有人发文无人落实，听任官人踢皮球而不予问责的机制；“没有最弱，只有更弱”弱势地位——三项因素把我们推上了漫漫访上路。长路漫漫，七年有半，有多少鬓发斑白的老师在渴盼中辞世，思之令人潸然！套用诗家名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来描述我们的心情：“为什么我们要满含老泪、风尘仆仆执着访上，因为我们对政府的红头文件信得太深！”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这一回访上聚齐后，我们一定要认真讨个说法。请国资委认真负责地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说法——迄今仍滞留企业的少数央企退休教师待遇问题，究竟是解决抑或是不解决？不解决，文件依据是什么？ （附  特别说明    国资发分配（2011）63号红头文件固然为我们提供了访上的第一百零一条理由，但也留有避免群体访上的路径，那就是要求每月5日以前将执行63号文件中所遇到的问题上报国资委。已经过去的6、7月两个汇报日，我们的问题似乎没有进入议题；但愿8月5日的汇报能列入重要议程，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一次予以彻底解决。如是，则幸甚幸甚，俺们也就可以和“其他中小学”教师一起共度祥和教师节了；否则，俺们今年的教师节恐怕只有在访上中度过了！但愿聪敏的官人能抓住8月5日这个最后的机会，阿门！）

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其实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 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自己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 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恨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一个武汉支边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说就像拜菩萨。结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说出是谁指使。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组织的头头。头头是反革命，更多人会受株连。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 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毛泽东签名，编写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节目。通读《毛选》四卷，更是不在话下。 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批陈整风，读六本马列经典著作并写出论文。读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没有那么“傻”，只读那一本，而是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诵。 学完原著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明白？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举了一个例子：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 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   今天（ 9 月 1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 日 ），《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没有那么“傻”，只读那一本，而是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诵。 学完原著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明白？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举了一个例子：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 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其实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 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自己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 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恨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一个武汉支边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说就像拜菩萨。结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说出是谁指使。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组织的头头。头头是反革命，更多人会受株连。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 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毛泽东签名，编写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节目。通读《毛选》四卷，更是不在话下。 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批陈整风，读六本马列经典著作并写出论文。读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其实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 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自己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 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恨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一个武汉支边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说就像拜菩萨。结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说出是谁指使。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组织的头头。头头是反革命，更多人会受株连。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 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毛泽东签名，编写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节目。通读《毛选》四卷，更是不在话下。 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批陈整风，读六本马列经典著作并写出论文。读 独立知识分子： 路见不平插句嘴 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没有那么“傻”，只读那一本，而是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诵。 学完原著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明白？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举了一个例子：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 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没有那么“傻”，只读那一本，而是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诵。 学完原著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明白？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举了一个例子：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 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 “流寇”易中天 1965 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 13 年后，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 1978 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 14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 年后， 1992 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 13 年，从 2005 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 18 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没有那么“傻”，只读那一本，而是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诵。 学完原著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明白？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举了一个例子：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 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 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其实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 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其实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 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自己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 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恨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一个武汉支边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说就像拜菩萨。结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说出是谁指使。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组织的头头。头头是反革命，更多人会受株连。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 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毛泽东签名，编写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节目。通读《毛选》四卷，更是不在话下。 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批陈整风，读六本马列经典著作并写出论文。读 1949 年 9 月 25 日 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 925 ” ），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 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自己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 “文革”开始后， 易中天第一个 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没有那么“傻”，只读那一本，而是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诵。 学完原著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明白？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举了一个例子：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 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 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 ——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 ，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其实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 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自己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 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恨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一个武汉支边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说就像拜菩萨。结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说出是谁指使。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组织的头头。头头是反革命，更多人会受株连。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 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