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林彪暗杀毛泽东是制度的悲剧

           林彪暗杀毛泽东是制度的悲剧 2011-09-13 08:26:39  林彪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资料图片)  林彪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资料图片)  林彪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资料图片)  林彪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资料图片)  林彪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资料图片)                    1955 年 9 月 27 日 ,中南海怀仁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在这里隆重举行,这一天有十位开国功臣被授予元帅军衔,其中最年轻的是林彪,时年 49 岁。 这一天,毛泽东主席不会想到——追随他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林彪后来会精心谋划暗杀他,当时的林彪也想不到自己会有一天“调转枪口”成为“遗臭万年”的政变者,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1969 年 4 月 1 日 至 24 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在“九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有这样一段堪称经典的文字:“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这个被党纲确立为接班人的林彪,谁也没想到他会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以暗杀毛泽东的方式“接班”。 1971 年 3 月,林彪集团策划了一个“ 571 工程”计划。所谓“ 571 ”,即“武装起义”的谐音,图谋“夺取全国政权”。由于阴谋败露,当年 9 月 13 日,林彪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 1981 年,林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为什么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他为什么最后要选择以暴力(强迫)的方式获得国家最高权力呢? 从中共后来公开的林彪集团《〈“ 571 工程”纪要〉及其实施》的秘密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披露的这样一些内容: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 B — 52 (注:代指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 [ 和 ] 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 [ 和 ] 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 [ 和 ] 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独 [ 和 ] 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 无须再引用了,以上足以表明:林彪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并且代表了当时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 然而,林彪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按照当时的权力规则,他除了选择暴力的方式获得权力外别无选择。暴力的方式即强迫的方式。 当时是怎样的权力规则呢? 中国共产党建党始于 1921 年,这个党从诞生之日起到 1949 年获得全国政权,就是靠武装革命——靠暴力(强迫)消灭暴力(强迫)获得的。中国共产党从几十年残酷的武装政治斗争中逐渐发现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成功,从理论和实践上确立了一个坚定不移的规则:权力来自强迫,即强迫是获得权力的唯一选择。 林彪戎马一生,跟着毛泽东南征北战,武装革命、暴力斗争的成功经历使“权力来自强迫”的规则在枪林弹雨中溶入了毛泽东、林彪那一辈人的血液里,时刻滋养着高度紧张的脑细胞。 任何成功的事件都为他人效仿提供了一种规则。只要这种规则有可能使人占有最大利益,任何人都可能会按照这种规则进行选择,即:有什么样的规则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占有最大利益永远是人的第一选择。(王大豪《利益论》) 林彪似乎可以靠耐心等待获得国家最高权力,但他怕自己的身体“熬不过”毛泽东。而且,特殊的权力规则派生出的残酷的权力斗争,也使他的前途充满了变数。虽然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已被神圣的党章确立,但深谙权力规则的林彪明白:无论是韬光养晦,还是党章,都是靠不住的。一个人靠专权使他人获得权力,这个人也可以靠专权使他人失去权力。 1969 年 11 月 12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含冤去世。 刘少奇之死,使得身为元帅的林彪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命安全及国家命运感到极度焦虑,本能的自卫意识与使命感使他不得不决定以死相拼。他本可以苟且偷生,即使不免冤死,将来也会有一个很隆重、很体面的追悼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作为身经百战的元帅,他不可能没有考虑到失败的可能,不可能不知道“成者为王败者寇”的道理。但他最终还是冒天下大不韪执意担负起扭转乾坤的责任,为了个人、也为了国家,他也因此被一些后人称为“野心家”。 在任何一个民主的国家,任何人都有权利竞选国家元首,没有人会因此被斥为野心家。但在林彪生活的那个年代的中国,谁如果说想当国家元首无异于自杀。 当“权力来自强迫”成为被公认的规则的时候,暗杀毛泽东成了林彪别无选择的选择。 然而,林彪的强迫遭遇到了更大的强迫。他的最后一战失败了,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且死得很惨——惨不忍睹。 林彪——这位曾指挥千军万马、叱咤疆场的元帅,最后却在政治权力的角逐中葬身异国,粉身碎骨,成为孤魂野鬼。 即使林彪以强迫(暴力)的方式获得了国家最高权力,对国家和人民来说同样是悲剧。人们已经无须假设他“武装革命成功后”会怎样行使权力,因为他的“ 571 工程”计划昭然若揭的表明——他会继续恪守使他成功的规则:权力来自强迫。 规则的继续,意味着一切都会继续。 假设死去的人活着会怎样,以假设来争论谁是谁非都没有意义,因为一切假设都不等于事实,而只有事实才有说服力。 林彪之死至少可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林彪的悲剧是制度制造的悲剧,这种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所有人的悲剧,包括是那些审判林彪“叛国案”者的悲剧。      林彪为何要“叛国” 出逃?在民主国家中,想当国家元首的人为什么不会因为竞选元首失败而叛国出逃? 无异,林彪“叛国” 出逃是为了避免暴力(强迫)的惩罚而做出的被迫选择,这是“权力来自强迫”这一规则导致的必然选择。 林彪事件后,林彪成了中国人眼中最大的造假者——他说了很多极端吹捧毛泽东的话被当做最经典的造假案例。其实,最大的造假者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制度。强迫是谎言之母。凡是谎言满天飞的地方、凡是歌功颂德之声成为主旋律的地方、凡是说真话会有牢狱之灾的地方,必是缺乏言论自由的地方。林彪言不由衷的两面派做法,是当时那种制度之下的必然选择。他只有在说假话竞赛中获得优异的成绩,他才能获得最大的安全、最大的利益。因为说真话会受到严酷的惩罚,所以争先恐后说假话便成为邀功请赏的最佳选择。如果没有中大奖的诱惑,有谁会去买彩票呢? 悲剧性的制度不结束,悲剧就不会落幕。 1976 年 10 月,制度的悲剧又重演了:试图以强迫方式获得权力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集团,被华国锋及其支持者以先发制人的强迫方式夺去了权力。 虽然邓小平曾被强迫方式多次夺去权力,但他对华国锋以强迫方式获得权力欣喜不已,因为“四人帮”的倒台使他有了复出的希望。 华国锋以惊心动魄的强迫方式获得的权力,使邓小平成为最后的赢家。当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后,对获得的权力备感珍惜。他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务实精神,艰难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发生了飞跃性的进步。 邓小平虽然无愧于他获得的权力,但他对得到权力的传统规则耿耿于怀。因为这种规则曾使他三起三落,使人民经历了一场浩劫,他深知其害。面对经济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权力规则——从而保住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这成为邓小平一生的心结。 他曾心有余悸地说,当初抓(强迫方式)“四人帮”是非常时期的非常选择,警告同仁“下不为例”。但这种警告的效力有多大的持久性呢? 1986 年 9 月 3 日 ,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他不无忧虑的坦言: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1986 年 9 月 13 日 ,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再次透露出他的焦虑: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989 年 9 月 4 日 ,邓小平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信上是很不正常的。 关于规则的作用,邓小平有深刻地认识。他有一段睿智而经典的讲话:“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毛泽东同志……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年迈的邓小平迫切想建立一种新的权力规则——新的规则可以使任何人都不会选择强迫(暴力)方式改变政权。 一种新规则的扎根和生长,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培育。然而,生命给邓小平的时间太有限了,我们也不必苛求这位进入垂暮之年的老人把什么事情都替我们做好。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当胡锦涛顺利当选党的总书记时,邓小平已经去世。这次权力的和平更替,标志着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集体确立的新的权力规则第一次经受住了考验。 无论任何名义的革命或社会制度,只要是以一种暴力(强迫)代替另一种暴力(强迫),其本质上还是对强迫的复制,只是复制者(强迫者)不同而已,而多数人还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被迫的命运。   “权力来自强迫”的规则确立的价值标准是:强迫是最大价值,只有强迫占有才能获得最大利益。 “权力来源于自由”的规则确立的价值标准是:自由是最大价值,只有自由占有才能获得最大利益。 有什么样的规则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选择。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规则呢? 我们需要的不是“权力来自强迫”的规则,而是“权力源于自由”的规则。 只有结束制造林彪悲剧的制度,林彪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作者:王大豪     —————————————————————————————————————— 附: 林彪简历   林彪,湖北黄冈人。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叶挺独立团任排长。 1927 年参加南昌起义。 1928 年随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到井冈山。 1930 年后,历任红四军军长、第一军团军团长,参加长征。 1937 年任红军大学(后称抗日军政大学)校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 115 师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 全国解放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一九七三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一九八一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阅读更多

警方指悼念毛泽东逝世35周年活动为非法

匿名读者 写道 “据《乌有之乡》网站报道,9月9日是中共领袖毛泽东逝世35周年,山西一批民众在太原市迎泽公园举行纪念活动,高唱《东方红》、《国际歌》,整个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群众表现情绪高昂。活动即将结束的时候全体向毛主席宣誓,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在群众刚刚唱完《国际歌》,主持人宣告活动结束的时候,突然在活动现场出现两辆依维柯警车,大批警力多警种行进会场,强行要把主持人带走。民众簇拥上去交涉,有个别民众高喊“毛泽东万岁”的口号请求警察放人。报道称,有一位群众在激烈的交涉中与警察同志产生了言语和肢体上冲突,于是场面失控,警察同志也接受不了个别爱国群众的不理智的言语和动作,在群众把主持人解困之后,警察同志反而逮捕了九名围观群众。10日,主持人李忠亲身前往警局交涉,警方释放其中8人,另外一名民众以“组织非法集会”为名被判行政拘留5日,因为身体原因保外就医,李忠也以同样的罪名被判行政拘留7日。据被释放民众讲述,他们被限制自由以后,除一人身体原因以外,其他8人均遭到殴打,其中两名受害者伤势较重。”

阅读更多

毛泽东孙儿进京上访 要求验明正身

    上海一个家庭中的两代人,为证明他们是中共领袖毛泽东遗失的儿孙,60年来不停要求中南海“验明正身”。他们屡被拒绝而不气馁,被当局打压,送进精神病院也不惧怕,甚至赴京上访,成为北京上访大军中的另类个案。   综合媒体报道,上海访民陆柏权称,他的父亲就是毛泽东第三个儿子毛岸龙;陆柏权介绍说,在  1935年长征前,毛泽东失踪三个月,其实毛泽东曾密赴上海,化名“李烂脚”,秘密筹款,向当时上海滩大亨黄金荣借钱。黄的条件是要毛泽东以一个儿子作抵押,并选中8岁的毛岸龙,后改名为陆进发。 中共建政后曾寻找毛泽东失散亲人,找回脑被打残的毛岸青,但称毛岸龙已病死。陆柏权指,他父亲曾6次到北京中南海表露身份,曾获周恩来派人接待,但后来当局否认毛泽东曾化名“李烂脚”,文革后陆进发被打成反动分子,现已84岁。   1996年,陆进发的长子陆柏权承父之愿重启“认祖”之旅,但2001年被上海当局关进精神病院,去年才获释,他又和养母同赴京上访。访民都称他的身形长相酷似青年时的毛泽东。当局虽对他监控,但不再采取强制措施。   陆柏权认为,当局拒绝为他父亲和他做血缘鉴定有难言之隐,因他的父亲是被毛泽东押给黄金荣借钱的,影响毛泽东的形象。而他如此执着要“认祖归宗”,只想找回自己的身份。   1996年,陆进发的长子陆柏权开始找相关部门,在2001年,被上海关进精神病院,他的养母也被关四年。陆国权2010年被释放后,和养母一同来京,成为访民。陆柏权在北京访民中是很特殊的,他和养母在北京南站访民中很受关注,但他们很谨慎。而据观察,一直有人在保持一定距离对他们进行监视。据传,曾有人因为采访他们而失踪。   根据公开资料,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老三毛岸龙的去向一直是个谜:一说在上海走失,死亡的可能性不大,或许现在还活着。二说因为甲流(也有说痢疾)被夺去了生命。   毛岸龙生于1927年,是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的第三个儿子。 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81岁的黄金荣选择留在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共产党让黄过了一段安逸的生活,1951年共产党开展镇压反革命的运动,5月20日,黄金荣在《文汇报》和《新闻报》上刊登《自白书》,表示“愿向人民坦白悔过”,要“洗清个人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他在大世界门口扫马路的照片也公开登报发表,引起轰动。1953年病死于上海,享寿85岁。 据已经被环球网删除的《新世纪周刊》报道,题目为:《上海青帮三大亨:杜月笙逃港 黄金荣扫街》报道水,“与张啸林不同,杜月笙和黄金荣都与国民政府和中共地下党有过来往。 1920年代初,共产党还没成立,一部分进步青年要到欧洲去探求真理,毛泽东找章士钊借钱,章就找到杜并说明来意。而杜出于多个朋友多条路的考虑,就借了这笔钱。 。。82岁的黄金荣没有离开上海,这与他认识共产党方面的杨虎和潘汉年有关。” 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新闻助理赵岩表示,大约在2000年,他曾经在国务院信访局看到陆柏权贴大字报被抓。 赵岩:〝当时他贴完上访的标语就被抓走了。我看见的时候正把他往警车里塞呢。没有跟他来得及谈。〞 赵岩认为,即使陆柏权真的是毛泽东孙子,中共也不愿意承认。 赵岩:〝 毛家的几个后人我都见过。这个人长得是最像的。但是是还是不是?这个东西很简单,把他的血抽出点来,DNA一下不就知道了吗?不过中共的态度是,是,可能也不会承认。为什么?张玉凤还给老毛生两个呢。共产党怎么可能承认这些是他的孩子呢?承认了不就是耻辱吗?〞

阅读更多

中国选举与治理 | 毛泽东评《水浒》:怎样的政治书?

  毛泽东曾经指出:“《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这句话也可视为他阅读《水浒传》的自我定位,终其一生,他确实始终是从政治角度来解读这部古典小说的。   《水浒传:怎样的强盗书》  孙述宇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5月第一版  310页,32.00元   虞云国   新版电视剧《水浒传》正在热播,因写过《水浒传》名物的文史随笔(中华书局结集为《水浒乱弹》),在看电视剧同时,也读了孙述宇的《水浒传:怎样的强盗书》。   我对《水浒传》阅读与研究的主要观点,已写入2008年11月30日《上海书评》所刊拙文《〈水浒传〉的读法与说法》里。孙述宇尽管自称“路子稍多一些文学性”,基本仍属于历史学的方法。他所杂糅的文学性路数,无非试图再用小说为史料来证成其论点,反而缠夹进鸡与蛋循环论证的怪圈。他的结论是,《水浒传》作为一部“强盗书”是“曾经由强人讲给强人听的”,讲述者就在当年逼上梁山的“强盗”中。他花费大气力与大篇幅索隐梁山英雄报国与南宋民众抗金的关系,但其《导言》却不得不坦承:“并不足以确定水浒故事究竟是哪些强人所作,连南宋忠义人是否参预其事,也尚待忠义人心理为证。”作者还认为,小说中宋江内平群盗、外御夷狄、含冤而殁、封侯立庙,与南宋历史中岳飞的遭遇如出一辙,故而大胆推断,“宋江就是岳飞的投影”。但覆案其考索,仍缺乏说服力,终不免有牵强附会、捕风捉影之感。如其所说,《水浒传》“不是由一位作者在几年时间里完成的,它是不知多少作者在不知多少长久的岁月里合作出来的成果”,那么,在其成书的漫长过程中,投射进包括岳飞在内的南宋民众抗金史实,似乎也是毋庸词费的。总之,孙书只是把余嘉锡、王利器与张政烺等首创性论点具体细化而已,在实质性考证上未见有突破性推进。   当然,在对《水浒传》的各种解读中,“强盗书”之说不妨聊备一家之言,从而印证文学评论中那句高引用率的话:“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过,似乎还可以翻用那句话:“一个人眼中未必只有一个哈姆雷特。”即如毛泽东,在其前期与晚年,对《水浒传》及其主角宋江的解读,就大相径庭,判若两人。   毛泽东说过:“中国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107页)就普及率而言,《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也许要超过《红楼梦》——《红楼梦》毕竟有点贵族化与士人化——成为人民大众的社会历史教科书。相对而言,《水浒传》比《三国演义》更具平民化的特点。   自少年时代起,毛泽东就爱读《水浒传》,到老兴趣不减。他曾经指出:“《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这句话也可视为他阅读《水浒传》的自我定位,终其一生,他确实始终是从政治角度来解读这部古典小说的。   据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小学时代,他就“瞒着老师”,在课上耽读《水浒传》,这是最易受感染的年龄段。李锐认为,《水浒传》对少年毛泽东的最大影响,就是“激起了他反抗现有秩序的精神”(《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19页)。   1917年中秋,湖南一师同学聚会,讨论救国之道。有人主张从政,有人提出从教,毛泽东认为,前者需要金钱与关系,后者耗时太久。别人问他的办法,他径直回答:“学梁山泊好汉。”(斯特尔特·施拉姆《毛泽东》24页)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抗大说:“《水浒》里面讲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我们现在也是逼的上山打游击。”(《忆董老》第2辑67页)重庆谈判期间,他回击陈立夫:“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陈晋《毛泽东之魂》147页)为此,毛泽东由衷激赏:“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喜民《魂系中南海》92页)他还对薄一波说:“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统帅得很好。”(《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   1939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列举了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农民革命战争,推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宋朝就举了宋江与方腊。若以规模论,方腊与宋初的王小波李顺以及稍后的钟相杨么,史学界称为宋代三次农民起义,宋江还不足以充当代表。他之所以举宋江,恐怕还是受《水浒传》渲染有关,但宋江作为农民革命领袖的历史地位,也由钦定而无非议。   1944年,毛泽东看完新编平剧《逼上梁山》,“十分高兴”地驰函编导,表示祝贺,还“希望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用意很清楚,就是以水浒英雄逼上梁山相号召,鼓动全国民众推翻旧秩序。潜台词也不言而喻。   新政权建立后,在外交场合,毛泽东不止一次宣传他的“逼上梁山”论。他对越南战友胡志明现身说法:“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董志新《毛泽东读〈水浒传〉》111页)类似“逼上梁山”的话头,他对其他外宾也一再说过。毛泽东还以“逼上梁山”论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及其正当性进行辩护:“共产是逼出来的,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毛泽东外交文选》225页)   总之,在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无论思想观念,还是路线政策,抑或方法策略,乃至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水浒传》都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也从中汲取了诸多的营养。例如,他就毫不掩饰地承认:   不义之财,聚义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块吃肉,酒肉哪里来?我们也搞过,叫打土豪,那叫消费物资,我们罚款,你得拿来。……过去打土豪,我们对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确的,跟宋江一样。(陈晋《毛泽东之魂》373页)   有西方研究者从《水浒传》对毛泽东的这些影响,推论他领导的革命具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是否如此,暂不深论。但在其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将《水浒传》作为可资参考的革命教科书,宋江在其心目中是“统帅得很好”的革命领袖,则毫无疑义。   1949年以后,在新政权建设中,毛泽东一如既往,从《水浒传》中借鉴思想、方法、知识与灵感,娴熟运用到政治工作、经济领域与文化战线的方方面面,其例甚多,不必赘举。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尽管已升格为大国领袖,但国家实力仍处于弱势地位,远不能与美苏鼎足而三,他又把“逼上梁山”论推广到国际关系中。   1964年,针对当时西方阵营的头号大国,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者正把人民逼上梁山。现在,美国正弄得柬埔寨人民无法生活,所以西哈努克亲王起而反抗。”(《毛泽东交往录》422页)   而在国际共运领域,毛泽东向苏共领导权叫板,再次扮演了造反的角色。他以《水浒传》作譬道:“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他发动公开论战,就是揭开石板,把下面镇着的108个妖魔放出来,天下大乱了。108将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我们就是赫鲁晓夫这个洪太尉放出来的妖魔鬼怪。”(吴冷西《十年冷战》737页)   是否可以说,无论在国内斗争中,还是国际角逐中,当自知处于弱势时,《水浒传》对毛泽东来说,就是革命的教科书,他在其中读出的,都是梁山好汉的造反形象,宋江也是一百零八将的正面领袖。   1965年,就在中苏论战方酣之际,毛泽东与各大区第一书记有段谈话:“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我们搞的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陈晋《毛泽东之魂》132页)其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毛泽东这里所说“如果出了赫鲁晓夫”,表明他已在思考“身边赫鲁晓夫”的问题。这次谈话,尽管还袭用此前宋江造反的解读取径,却可视为毛泽东对《水浒传》总体解读开始转向。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诠释《水浒传》的后期思路渐次成型。1973年岁末,他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已说:“《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162页)在武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也提到《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芦荻《毛泽东评〈水浒传〉的前前后后》)。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与芦荻谈话中指出: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457页)   芦荻先是强调,毛泽东这些评论“完全是对《水浒》这部小说讲的,没有别的意思”(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专访《在毛主席身边读书》);后又指出,毛泽东关注的是“梁山好汉们怎样兴而又怎样败,还其本来面目,让读者知道壁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读讲诗文的芦荻》,载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不论怎么说,在毛泽东的解读里,《水浒传》已从革命的教科书变为修正主义的反面教材,宋江也由农民革命的领袖被打成了搞修正主义的投降派。   当天,姚文元闻风而动,在起草的《关于开展对〈水浒〉评论的报告》中称:“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修正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的真面目”,这对“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毛泽东批示“同意”,表明正是他决策从“思想路线教育”高度,发动全民评《水浒》运动的。   当年9月,在昔阳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江青大讲“评《水浒》要联系实际,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含沙射影指向周恩来与邓小平。“文革”结束后,有人根据毛在邓汇报时说江青“放屁!文不对题”,把评《水浒传》运动说成是受“四人帮”的利用。对照在姚文元报告上的明确批示,毛泽东不满江青的只是“文不对题”地帮倒忙,因为“那是学大寨,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1751页),而决不是否认评《水浒传》运动是他的战略部署。   就小说而言,毛泽东的评《水浒》运动,其锋芒所向,一是宋江“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即架空晁盖,这属于组织路线层面;二是宋江“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即招安投降,这属于政治路线层面。   不能不佩服毛泽东读《水浒》,目光如炬,心细如发。未经金圣叹腰斩的《水浒传》确有两个主题,一是前半部的造反主题,二是后半部的招安主题,而架空晁盖正是两大主题暗转的关键性伏线。马幼垣有一本《水浒论衡》(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其中《架空晁盖》篇认为,这条伏线“串联几十回书的大小事情,不易为读者察觉。毛泽东是第一个把它作为专题来讨论的,不能不说他读书够细”。   《水浒传》确有蛛丝马迹的细节反映了宋江上山后,与晁盖在领导权上的矛盾与争夺。及至曾头市误中毒箭,晁盖当着众兄弟,对宋江说出临终遗言:“贤弟保重,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水浒论衡》评曰:“晁盖一声保重,然后指明继任人的先决条件,等于委宋江以选人的监察任务,也就是说这把首席交椅与他无关了。晁盖已在弥留之际,哪容宋江、吴用等跟他辩,一下子就完成了大家默许的继任立案程序。晁盖此举,全不以公为念,如果不是志在宋江,还会有什么别的意图可言。”   在“架空晁盖”论上,马幼垣说毛泽东“本末倒置”,理由是晁盖死后好多日子才有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百零八是日后的总人数,说的全部是健在的人物,早已当了神位者又怎能算在其中?故本来就谈不上屏与不屏”。这是过于拘泥小说的逻辑而未能参透毛泽东的心结,在“理解的同情”上未达一间。   实际上,毛泽东晚年心心念念关注的就是自己身后的盖棺论定,他与升任中共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有一次谈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   他回顾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创立新政权,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越到弥留之际,后者在其心目中分量越吃重,因为直接关系到对他的“盖棺论定”。他说:   这事(指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传(1949-1976)》1781-1782页)   结合这段话,就能明白,毛泽东之所以在宋江“架空晁盖”上大做文章,有两层考虑。一是遗产交接的考虑,尤其不能在文化大革命这一遗产上,让宋江修正了他的路线;二是盖棺论定的考虑,他最担忧的就是“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的结局。在他看来,晁盖即便归了神位,也应是梁山泊的“不祧之祖”。这才是毛泽东“架空晁盖”论的内心纠结。   马幼垣认为,以小说研究的文本阐释而沦,“架空晁盖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水浒》的本质和探索它的演变原委。但若政治挂帅,另怀目标,这种讨论很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毛泽东把晁盖、宋江说成一正一邪,分别代表革命与反革命,如同他发动的批儒评法运动一样,用意是将晁宋斗争对应儒法斗争。   然而,正如李锐指出:“说宋江搞修正主义云云,是超过历史可能去要求《水浒传》,本身也就离开马克思主义观点了。”(《毛泽东早期读书生活》21页)其结果只能像马幼垣所说:“古典小说如此卷入后世政治漩涡,古今中外大概仅五十年代的俞平伯、胡适《红楼梦》事件差可比拟。”但这次“态度更狂妄,政治目标更明显,更不试图利用学术讨论的幌子去作起码的掩饰,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场浩劫,远远超过对一本古典小说的蓄意曲解而已”。   实际上,鲁迅对《水浒传》的解读,也不是一维单向的。他对《水浒传》的文学性诠释,主要集中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而他从社会政治角度对这部名著的解读,则散见于杂文中。即就后一层面言,鲁迅既有关于《水浒传》“不反对天子”、“终于是奴才”的批判(也就是评《水浒传》运动中最受毛泽东青睐的那段话),也有关于中国还盛行“水浒气”的反思(时下颇有文章批评《水浒传》宣扬滥杀无辜、劫富自享、女人祸水等错误倾向,正是这种释读的延伸),更有“《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的赞许(《鲁迅全集》第7卷202页)。   毛泽东自许“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71页),他在号召“《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时,就进而指出:“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在鼓吹《水浒传》的革命精神上,毛鲁两人无疑是同调。   当然,持此说者还大有人在,连言情小说家张恨水也说过:“中国从来无鼓吹平民革命之书,有之,则从《水浒》始。”(《水浒人物论赞》)所以,我们不必因毛泽东发起评《水浒》运动,而抹杀其关于《水浒》论述中那些合理性的东西。   毛泽东认为:“金圣叹很讲究文章的提笔。”因而不妨重温金圣叹提笔评《水浒传》时的那段话:   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   毛泽东所告诫的“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与金圣叹“乱自上作”与“乱自下生的论断,也堪称是隔代知音。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十月之声(2024)

【CDTV】【图说天朝】2023万圣节被诊断为新的错误记忆?

【网络民议】“很多人在乎的是立场,是国籍,是历史,是仇恨,根本没人在乎这个生命”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浏览器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漫游数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