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林彪成毛泽东接班人后为何还不想干? (2011-09-10 09:53:59) 转载   林彪成为无可争议的接班人后，却“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由毛泽东主持。会议的气氛很紧张，在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批判之后，会议临时增加了一个议程，改组中央领导机构。 由党的中央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改组，可以说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的地位升为第二位，刘少奇则由第二位降为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主席和副主席，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原来的副主席职务，以后不再提及，而林彪原来的副主席职务却照提不误。 林彪原来是请了病假不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当时他在大连休养。在全会日程延长之后，毛泽东要汪东兴给林彪打电话，让林彪参加下一步的会议。林彪于8月6日到了北京。由于天气热，汪东兴安排他住进有空调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林彪一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就赶来看望，和他谈事。会后，林彪取代了刘少奇。毛泽东选择林彪表明：尽管毛泽东对林彪不那么自信和满意，但他对林彪总的来说还是放心的，或者可以理解为形势使然，或者很可能是一种权宜和过渡。 毫无疑问，八届十一中全会确立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这对于林彪来说，情况显得有些突然。 此时，党内并非没有不同意见，比如陈毅就对林彪当接班人不满。他认为要选接班人，应当是周恩来。大概针对林彪并不完全服众的情况，1967年9月24日，毛泽东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在1969年4月1日至24日召开的党的九大上，林彪当选为唯一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地位写进了党章。 林彪被选为接班人后，据他的卫士长李文普说，林彪“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李文普是跟随林彪多年、深得林彪信任的警卫，在私下的谈话中，林彪没有必要同他说假话。“不想干这种角色”很可能是林彪的真实想法。 林彪之所以“不想干”，并不是说他没有权力欲，没有个人野心。或许在他看来，这种角色只不过是“附庸”和“陪衬”而已，毫无实际意义。就权力而言，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并没有多少实权：他在党内的职务是副主席，但党权方面有毛泽东把关；他在政府的职务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但行政权力却受周恩来制约；尽管他受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军权却被毛泽东牢牢控制。这样看来，“接班人”只是名义上的东西，林彪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权力的回旋余地。难怪后来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叶群发牢骚说：“林彪多少年了，不就是个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嘛！” 林彪鼓吹毛泽东是天才。毛泽东说：“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 从1965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到1969年党的九大，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总的说来是融洽的，他们两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基本是一致的，至少没有公开发生过“顶牛”现象。然而到九大，事情慢慢起了变化。在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了。 毛泽东决定让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并说：这次报告不要事先写出稿子，口头讲，然后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对外发表，就摘用记录稿。林彪提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正式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小组给写个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会那样，他另作一个口头报告。但对外发表，还是以中央正式通过的稿子为准。毛泽东同意了，决定由林彪负责，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组成起草小组。 然而，在起草政治报告的过程中，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发生了分歧。陈伯达不愿意和张、姚合作，自己关起门来单干。张、姚则在康生、江青的支持下，另外起草了一个稿子。在讨论张、姚的稿子时，陈伯达提出了这样的意见：“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陈伯达的意见其实是林彪的意见。陈伯达的意见激怒了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批评陈伯达按照林彪意见撰写的报告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而毛泽东最终采用了张、姚的稿子，并作了多次修改。不但如此，毛泽东还严厉指责陈伯达“脚踏两只船”，意思是陈伯达在他毛泽东和林彪之间搞政治投机。 林彪当然也不肯轻易让步，他对毛泽东肯定的政治报告根本不看，没好气地批了一句：“不掠他人之美。”他只是在九大上念了一遍，敷衍了事。甚至他在会前说过这样的话：“念错的越多越好。”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最早出现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林彪在1966年12月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照抄了这三个副词，他上来就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1967年由陈伯达、姚文元执笔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多处用“天才地”这一副词。此文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可用”。 可是，到1968年，情况有了变化。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九大党章草案时，毛泽东两次提出删去草案中出现的三个副词。当时有人报告毛泽东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新党章不写不好吧。 毛泽东说，党的代表大会有权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因此，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九大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都没有再用这三个副词。1970年讨论修改宪法时，为写不写这三个副词，吴法宪和张春桥发生了尖锐冲突，吴法宪还拍了桌子。吴法宪将此情况报告了林彪，得到林彪的支持。吴法宪还得到了陈伯达的支持。然而，毛泽东却是支持张春桥的。 1966年7月5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的一份文稿上，作出了关于不要用“顶峰”，“最高指示”，“最高、最活”一类语言的批示。毛泽东所不同意的这些语言，恰是林彪自鸣得意的创造。早在1959年9月至10月，林彪就在全军干部会议上大讲“顶峰论”，他说：“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以后，林彪在多种场合反复讲，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1967年，毛泽东对林彪“发明”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四个伟大”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表示不满。他在上海指着报纸上林彪题写的“四个伟大”问身边人：“谁封我四个官呀？”“什么永远健康，难道有不死的人吗？”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毫不掩饰地说，“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林彪似乎并不在乎毛泽东的反对。1970年8月23日，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他抢先讲话，其中不但重申了三个副词，还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本是林彪得到信任，威望提高的重要原因。然而，在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上，毛泽东的思想却是变化的。他一方面说过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但同时，他又有多次不同意对自己过分吹捧。这一点在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得十分明白：“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 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和后来的南巡谈话中，毛泽东改变了态度，否认自己是天才。他说：“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资料来源：本文摘自《党史博览》作者：张聿温原题为：“文革”中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与裂痕）

               毛泽东与林彪最后一张合影是这张吗？   (2011-09-10 08:35:08) 转载 毛泽东逝世35年了，说说与这位曾经的伟大舵手有关的话题。先请各位看一张照片：   身边擦过时，卷过一股浓浓的怪味。他冷僻地落座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微妙拍摄一般要等正副统帅交谈时才开始。拍电影的人还在对着毛泽东的方向调试镜头。不知怎的，我被眼前的瞬间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侧面，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我们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踱到旁边，再回首——林彪不在了！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林彪还没回来。我开始着急起来，没有照片，我拿什么见明天的报纸？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示了毫无介意的大度：“身体不好，先回去了。”西哈努克和董必武询问了几句，一听，也就释然了。“老杜。”我一震，是总理叫我。他着急地朝我招手，“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你拍摄了没有？”总理劈头就问。“啊……照了，就照了一张。”…“就这一张呵，就这一张。”最后总理说：“电视电影也用这张照片，你去办一下。” 5月2日，报纸出来了，仅此一张的照片登在头版头条：毛泽东侧着脸，凝神在听西哈努克亲王讲话。林彪裹着呢大衣，躬着背，也侧 毛泽东逝世35年了，说说与这位曾经的伟大舵手有关的话题。先请各位看一张照片： 关于这幅照片，不久前在文摘报上有这么一则标题：“毛泽东与林彪最后一次合影”： 《文摘报》的发的这篇文章是《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共和国红镜头》（顾保孜文、杜修贤摄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书的节录，文章以摄影师“老杜”以第一人称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毛泽东与林彪“最后一张合影”的来龙去脉： 1971年“五一”那天，我和过去一样，随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夜幕落下，中央领导人陆陆续续来到城楼上，他们先坐在大殿的休息室里休息。不一会，毛泽东也到了。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这时我才发现林彪还没来。我左右环顾了一下，总理的目光也在寻找林彪。毛泽东略略地抬了抬头，朝对面的空座位瞥了一眼，又侧过脸和西哈努克谈话。总理不停地看表，浓浓的眉头凝了结，他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 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进大家的视线里。5月的天，他披着一件军呢大衣，皱着眉，一脸枯黄的样子，从我 关于这幅照片，不久前在文摘报上有这么一则标题：“毛泽东与林彪最后一次合影”：   毛泽东逝世35年了，说说与这位曾经的伟大舵手有关的话题。先请各位看一张照片： 关于这幅照片，不久前在文摘报上有这么一则标题：“毛泽东与林彪最后一次合影”： 《文摘报》的发的这篇文章是《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共和国红镜头》（顾保孜文、杜修贤摄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书的节录，文章以摄影师“老杜”以第一人称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毛泽东与林彪“最后一张合影”的来龙去脉： 1971年“五一”那天，我和过去一样，随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夜幕落下，中央领导人陆陆续续来到城楼上，他们先坐在大殿的休息室里休息。不一会，毛泽东也到了。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这时我才发现林彪还没来。我左右环顾了一下，总理的目光也在寻找林彪。毛泽东略略地抬了抬头，朝对面的空座位瞥了一眼，又侧过脸和西哈努克谈话。总理不停地看表，浓浓的眉头凝了结，他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 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进大家的视线里。5月的天，他披着一件军呢大衣，皱着眉，一脸枯黄的样子，从我   着脸和董必武交谈，那脸上说不清是愁容还是病容。标题用醒目的黑体字压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观看焰火”。 当晚，这张照片也定格在电视新闻里，谁也没有发现这只是一张瞬间的照片。 这段描述极为传神，照片也极具历史价值，只是1971年五一节晚上的这张照片并非毛泽东与林彪最后一次合影。就在1971年五一节过后一个月的6月3日，毛泽东会见了来访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夫妇，林彪也参加了会见——有图有真相： 　　 毛泽东逝世35年了，说说与这位曾经的伟大舵手有关的话题。先请各位看一张照片： 关于这幅照片，不久前在文摘报上有这么一则标题：“毛泽东与林彪最后一次合影”： 《文摘报》的发的这篇文章是《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共和国红镜头》（顾保孜文、杜修贤摄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书的节录，文章以摄影师“老杜”以第一人称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毛泽东与林彪“最后一张合影”的来龙去脉： 1971年“五一”那天，我和过去一样，随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夜幕落下，中央领导人陆陆续续来到城楼上，他们先坐在大殿的休息室里休息。不一会，毛泽东也到了。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这时我才发现林彪还没来。我左右环顾了一下，总理的目光也在寻找林彪。毛泽东略略地抬了抬头，朝对面的空座位瞥了一眼，又侧过脸和西哈努克谈话。总理不停地看表，浓浓的眉头凝了结，他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 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进大家的视线里。5月的天，他披着一件军呢大衣，皱着眉，一脸枯黄的样子，从我 《文摘报》的发的这篇文章是《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共和国红镜头》（顾保孜文、杜修贤摄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书的节录，文章以摄影师“老杜”以第一人称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毛泽东与林彪“最后一张合影”的来龙去脉： 身边擦过时，卷过一股浓浓的怪味。他冷僻地落座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微妙拍摄一般要等正副统帅交谈时才开始。拍电影的人还在对着毛泽东的方向调试镜头。不知怎的，我被眼前的瞬间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侧面，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我们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踱到旁边，再回首——林彪不在了！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林彪还没回来。我开始着急起来，没有照片，我拿什么见明天的报纸？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示了毫无介意的大度：“身体不好，先回去了。”西哈努克和董必武询问了几句，一听，也就释然了。“老杜。”我一震，是总理叫我。他着急地朝我招手，“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你拍摄了没有？”总理劈头就问。“啊……照了，就照了一张。”…“就这一张呵，就这一张。”最后总理说：“电视电影也用这张照片，你去办一下。” 5月2日，报纸出来了，仅此一张的照片登在头版头条：毛泽东侧着脸，凝神在听西哈努克亲王讲话。林彪裹着呢大衣，躬着背，也侧   1971年“五一”那天，我和过去一样，随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夜幕落下，中央领导人陆陆续续来到城楼上，他们先坐在大殿的休息室里休息。不一会，毛泽东也到了。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这时我才发现林彪还没来。我左右环顾了一下，总理的目光也在寻找林彪。毛泽东略略地抬了抬头，朝对面的空座位瞥了一眼，又侧过脸和西哈努克谈话。总理不停地看表，浓浓的眉头凝了结，他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 身边擦过时，卷过一股浓浓的怪味。他冷僻地落座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微妙拍摄一般要等正副统帅交谈时才开始。拍电影的人还在对着毛泽东的方向调试镜头。不知怎的，我被眼前的瞬间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侧面，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我们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踱到旁边，再回首——林彪不在了！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林彪还没回来。我开始着急起来，没有照片，我拿什么见明天的报纸？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示了毫无介意的大度：“身体不好，先回去了。”西哈努克和董必武询问了几句，一听，也就释然了。“老杜。”我一震，是总理叫我。他着急地朝我招手，“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你拍摄了没有？”总理劈头就问。“啊……照了，就照了一张。”…“就这一张呵，就这一张。”最后总理说：“电视电影也用这张照片，你去办一下。” 5月2日，报纸出来了，仅此一张的照片登在头版头条：毛泽东侧着脸，凝神在听西哈努克亲王讲话。林彪裹着呢大衣，躬着背，也侧   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进大家的视线里。5月的天，他披着一件军呢大衣，皱着眉，一脸枯黄的样子，从我身边擦过时，卷过一股浓浓的怪味。他冷僻地落座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微妙拍摄一般要等正副统帅交谈时才开始。拍电影的人还在对着毛泽东的方向调试镜头。不知怎的，我被眼前的瞬间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侧面，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我们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踱到旁边，再回首——林彪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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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擦过时，卷过一股浓浓的怪味。他冷僻地落座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微妙拍摄一般要等正副统帅交谈时才开始。拍电影的人还在对着毛泽东的方向调试镜头。不知怎的，我被眼前的瞬间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侧面，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我们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踱到旁边，再回首——林彪不在了！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林彪还没回来。我开始着急起来，没有照片，我拿什么见明天的报纸？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示了毫无介意的大度：“身体不好，先回去了。”西哈努克和董必武询问了几句，一听，也就释然了。“老杜。”我一震，是总理叫我。他着急地朝我招手，“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你拍摄了没有？”总理劈头就问。“啊……照了，就照了一张。”…“就这一张呵，就这一张。”最后总理说：“电视电影也用这张照片，你去办一下。” 5月2日，报纸出来了，仅此一张的照片登在头版头条：毛泽东侧着脸，凝神在听西哈努克亲王讲话。林彪裹着呢大衣，躬着背，也侧   当晚，这张照片也定格在电视新闻里，谁也没有发现这只是一张瞬间的照片。   这段描述极为传神，照片也极具历史价值，只是1971年五一节晚上的这张照片并非毛泽东与林彪最后一次合影。就在1971年五一节过后一个月的6月3日，毛泽东会见了来访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夫妇，林彪也参加了会见——有图有真相： 毛泽东逝世35年了，说说与这位曾经的伟大舵手有关的话题。先请各位看一张照片： 关于这幅照片，不久前在文摘报上有这么一则标题：“毛泽东与林彪最后一次合影”： 《文摘报》的发的这篇文章是《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共和国红镜头》（顾保孜文、杜修贤摄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书的节录，文章以摄影师“老杜”以第一人称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毛泽东与林彪“最后一张合影”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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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毛泽东开辟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称为中国大战略的基础，这一大战略暗含着一个很重要的假定：在世界上诸多的大国中，真正有资格、有能力超过美国的唯一的国家，就是中国。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的预备会议上再次强调了这个目标。他说： 　　我们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样的国家，可以而且应该用“伟大的”这几个字。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建设事业。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 　　当年毛泽东同志设想中国追赶美国时，对追赶的原因作了解释： 　　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三条重要理由： 　　一是中国国土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这就意味着主要资源总量与美国比较接近，如果能够高效率地开发利用，就会成为追赶和超越美国的自然资源基础。实际上，我们谈论任何问题都必须重视必要条件，要成为世界领先国家，国土面积必须达到300万平方公里以上，世界上具备这样条件的国家其实并不太多，即俄罗斯(1 710万平方公里)、加拿大(998万平方公里)、美国(963万平方公里)、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巴西(851万平方公里)、澳大利亚(774万平方公里)、印度(329万平方公里)七个国家。很显然，国家大，资源才丰富。但是，如果资源不能够有效利用，也是不能赶上美国或者超越美国的。 　　二是中国比美国人口多得多，比美国劳动力人口多得多，这就意味着一旦中国人民人力资本水平大幅度提升，就会成为追赶和超越美国的人力资源基础。2010年中国具有大专以上高等教育人口达到1.2亿人，到2020年将突破2亿人，将大于那时美国1.6亿就业人口数。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建设一个全民学习型的国家，这是毛泽东主席对我们的殷切希望。 　　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果说美国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国家最优越的制度，那么，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制度又比美国更优越，如果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创新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就会成为追赶和超越美国的制度基础。 　　从历史上看，1957年苏联的赫鲁晓夫曾经提出追赶美国的目标，但是它并不具备人力资源优势，苏联的追赶指数从1950年的35.0%到1975年达到高峰(为44.4%)，而后下降到1989年的35.7%。随后，俄罗斯的追赶指数从1990年的19.8%下降至1998年的8.9%，而后有所上升，但是到2008年才达到13.5%。 　　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红星陨落，等于丧失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也决定了其追赶美国之梦只好戛然而止。当年，许多苏联自由化的鼓吹者原本设想通过制度休克，与资本主义的自由世界接轨，幻想通过惊险一跃，摇身一变成为美国那样的一流国家，幻想破灭之后，俄罗斯却不得不面对沦为了世界二、三流国家的残酷现实。苏联解体20年后，俄罗斯学者悲叹：“原以为挣脱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俄罗斯，就能跻身最先进国家之列，成为21世纪现代化发展中社会的楷模。根本不是这样！国家变成了窃贼和匪徒的巢穴，道德沦丧，自卑心理严重。在挣脱布尔什维克枷锁后，俄罗斯也弄丢了所有的好东西。” 　　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奋起追赶美国，日本在1950年的时候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0%，而后持续上升，到1992年达到最高峰，总量超过美国的40%；但是作为一个二战后部分丢失国家主权，实际上被美国军事占领的国家，日本的发展深深地受制于美国主宰的冷战和后冷战秩序，而此后的20年，被悲哀地称为日本失去的20年，追赶指数持续下降，现在的日本追赶指数只有30%。“日本第一”，沦为永远不能实现的神话乃至笑柄，胸怀壮志的日本，非但没有真正追赶上美国，反而从1991年的41.4%下降至2008年的30.6%。今天看来，我们提出的上述三个优势，日本不但哪一个也不具备，而且它还是一个被牢牢绑定在美国冷战同盟战舰上的政治军事依附型国家。(上述几国追赶指数变化情况参见书末附录图1) 　　从未来看，即使2030年之后的印度，其总人口超过了中国，但是由于它既不具备美国拥有的自然资源，也不具备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印度同样也无法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超过美国，更无法超过中国。 　　无论是回首历史还是展望未来，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或地区中，真正有资格能够追赶并超越美国的只有中国。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种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这既是毛主席的强国之梦，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实践，它通过后来者前赴后继奋斗，不断得到了实现。 　　这就是今天的美国和世界所面对的沧桑巨变 ：“中国崛起”！ 　　中国崛起的根本优势是制度优势，具有大国的人口规模和自然资源还只是必要条件，只有拥有政治优势才能形成赶超美国的充分条件，这就是诺思(North)所提出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方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五百年的世界历史进程表明，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欧或者西方兴起原因所在。许多经济学家关注经济组织效率，探讨通过建立跨国公司、就业形式创新等来发挥经济组织的效益。不过，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更为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综合视野，即我们更关注政治组织的效率与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经济自由依赖于信息分散，经济组织效率来源于分散信息的处理，而现实历史中的现代化进程，不是对于一系列抽象指标的复制与处理，而是各民族国家的能力竞争，这种国家的竞争取决于政治的组织效率。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其根本上的革命意义，在于创新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局面，这是我们创造全球化时代或者知识时代最有效率的政治组织的历史基础。 　　198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三条标准：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中国超越美国根本上还是中国道路超过了美国道路，超越了所谓“历史终结论”与“华盛顿共识”。 　　这就是邓小平所提出的中国道路的基本思路，全面创新和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实现赶超最发达、最强大的美国；全面创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实现更普遍、更高、更切实的人民民主；全面创新社会主义教育科技制度，造就比美国更多、更优秀、更宏大的人才队伍。 　　后来邓小平非常自信地讲：“到那个时候(指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引者注)，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 　　中国为何能够挑战世界头号强国？中国的制度优势何在？回答这个问题乃是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为什么能的关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的国家，因此，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的国家。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组织能力主要表现为： 　　第一，从基层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的能力。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把中国现有的资源，最大程度地调动起来，整合起来，为中国的发展所用，为人民所用。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曾把小农比喻成土豆，是不能聚集起来的马铃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把所谓“土豆”聚集起来了，造成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样一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政治局面。 　　第二，坚持群众路线，立足基层，进行民主决策的能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尤其表现为其决策机制的优越性，表现为决策机制的基础是群众路线，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决策要不断地接受群众和实践的检验。当今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在中央与基层群众之间运行的高效灵活的决策机制，连“历史终结论”的倡导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认， 2009年，在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效率远比美国更高，尽管他一直否定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众所周知，奥巴马总统2009年刚上台时，便提出了雄心万丈的医改计划：为实现美国人人享有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的原则，医疗改革刻不容缓，不可耽搁，不能再拖一年。戏剧性的是，尽管2010年3月23日奥巴马即签署美国医疗保险改革法案，但是两年即将过去，这一法案的推行不但步履维艰，更随时有流产的可能。这是因为，联邦与州之间的制衡，党派政治的杯葛与扯皮，利益集团的游说，使得美国政府已经被地方利益、党派利益、既得利益所俘获，从而使美国陷入了医改僵局。可悲的是，2011年1月美国国会以245票对189票，通过了废除奥巴马医改立法的议案，目前美国有26个州向联邦地方法院提出上诉反对医改法案，接下来，美国联邦政府将向申诉法庭提出申诉，最后还需要上联邦最高法庭进行裁决，医改法案前景堪忧。 　　高铁的建设情况也是如此。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宣布，在25年之内建成覆盖美国80%人口的高铁网络。2011年2月初，副总统拜登也宣布了斥资530亿美元的全美高速铁路的计划，但是，随后美国佛罗里达等三大州公开反对联邦政府的补贴，而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政赤字，计划建设中的高铁的联邦财政补贴可能进一步缩水，美国的高铁建设计划很可能就要胎死腹中。今天，中国的“两高”，即中国高速公路和高铁已经超越美国，它对世界的震撼，其经济、科技、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当年苏联超过美国率先发射人造卫星。 　　第三，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执行能力。长远的战略和发展规划如何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得以实施，对于各地条件差异非常大的中国而言，自然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在政府、人大、政协等国家机构体系之外，纪律严明的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成为贯彻国家战略意图、执行中央政策、确保战略实施的强有力保证。由于有中国共产党作为各级政府、各个国家机构的核心领导力量，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时刻清醒地把屁股坐在最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一边，方才保证了各机构、各地区朝着社会主义道路和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前进。 　　对于共产党人通过坚定的实践，将理想转化为现实的能力，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也曾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中国制定的目标非常具有挑战性，绝非轻而易举就可完成。但是，中国是个‘言必行’的国家。中国的情况是，一旦制定了目标，它就会信守承诺，直至最后实现目标。而在我们的政治文化里(指西方的政治文化——引者注)，确定目标有时就是表达一种大体上的愿望而已。” 　　布莱尔一举说中了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的要害，在基督教文化中，理想仅仅是理想，这就意味着它仅仅停留在彼岸世界，甚至可以流于政客们竞选时愚弄选民的大言不惭，而这就是对什么是民粹主义的准确定义。对于那些怀着各种用心指责我们的战略目标和政策陷入民粹主义的人们来说，他们对民粹主义的真正内涵不甚了了。 　　第四，在实践中不断调适的战术能力。路线问题解决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战略问题解决之后，战术问题就成为关键。所谓战术，就是机动灵活地适应新情况、新挑战的能力。 　　“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理论与方法。毛泽东同志1937年便提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陈云同志在1980年也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在1984年他又重申“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是要使改革有利于经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改革之“河”的对岸，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宏观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石头”的标准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稳定(稳定压倒一切)；根据发展的速度、稳定的程度确定改革的力度，选择、调整改革的战术、策略、步骤，在经济学上，这称为“试错法”，在中国的实践中，这称为“试点法”，即在个别地区、个别部门或个别产业、个别行业率先试点，看到效果、取得经验后，方才作为正式制度进行整体推广。每一步选择，都取决于前一步或前几步的选择与结果，这就是博弈论思维的应用。 　　“试错法”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信息和知识不完全性、不对称性、不确定性，降低了获取信息的成本和风险，它的决策方式，既是渐进的，也是稳步的，但又是连贯的、连续的；符合“干中学、学中干”(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过程，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成功战术经验。 　　形象地讲，中国之路就是东方巨人之路。这一巨人拥有极其智慧的“大脑”(指党中央、国务院)，具有学习功能、记忆功能、反应功能、沟通功能、思维功能、决策功能、指挥协调功能，他即使迈出一小步，对常人而言也等于一大步。正如李瑞环同志所指出，只要这个巨人的道路走得正、走得稳、坚持走下去，就一定可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他说：“中国是一个巨人，只要稳步走，步子就是大的；只要不摔跤，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最可怕的是自己折腾自己，自己先发起烧来。” 　　这一“大脑”还是世界上极其特殊材料构成的“大脑”，继承了几千年来中国文明、文化及民族智慧，拥有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革命与执政经验和教训的历史财富，以及集中了十几亿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随着决策机制不断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这一“大脑”也更加健全、更加理性、更加智慧，主观更加符合客观，理论更加符合实际，政策更加符合民意，使得及时调整纠正小的失误、避免大的失误成为可能，也成为现实。 　　这一巨人要靠“两只手做事”。形象地讲，一个人(指经济体)有“两只手”总比“一只手”要好得多，无论这只手是政府的有形之手，还是市场的无形之手，“两只手”携手并用、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可以利用两大优势，发挥两个作用。中国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无论是提供公共服务，进行公共投资，还是处理各类灾难，应对各种危机，都可以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举全国之力，兴办全国特大公共性工程。而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不仅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也相互学习，同时地方政府之间也相互竞争，相互学习。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国仅有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学习过程，却快速地走过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二百多年的道路，中国的市场竞争力、科技创新力、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 　　这一巨人要靠“两条腿走路”。形象地讲，一个人有“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要好得多，无论是哪条腿，都会有先有后，所以要相互协调，才能走得稳，走得快。关键的是不能搞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毛泽东同志曾讲过，斯大林吃亏在于只顾重工业，不顾轻工业，只顾长远利益，不顾眼前利益，这是《八仙过海》里的“铁拐李”的走路办法，一条长腿、一条短腿，手扶拐杖，比较偏颇。毛泽东同志在论述十大关系时，就阐述了这样的思想，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相互协调，城乡之间相互协调，区域之间相互协调，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相互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引进技术与自主开发相互协调。形象地讲，中国之路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在前，另一条腿在后，前腿带动后腿，后腿又促进前腿，虽然时有不平衡，即使深一脚、浅一脚，但是却越走越强大，越走越成功，越走越有自信心，道路越走越宽广。 　　这一巨人要靠“两个积极性”。形象地讲，治理一个大国“两个积极性”总比“一个积极性”要好得多。毛泽东同志讲过，“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由于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大国，不但要有中央的积极性，也要充分发挥好地方的积极性，应当允许并鼓励地方政府自主创新、先行先试。当然，这不意味着搞“八百诸侯、各自为政”的地方行政分权体制，而是意味着限制和约束地方“坏”的积极性，发挥地方“好”的积极性，这就意味着将地方的积极性引导到总的发展战略上来，使得两个积极性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匹配、激励相容。这也不意味着搞联邦制，“各扫门前雪”，而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各地区相互支持、相互合作。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93期，摘自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合著，韩毓海执笔的《人间正道》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本文原发表于《天津日报》2011年7月23日，本刊修改了标题）

就和你作对4 于 2011/9/10 11:36:4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史海钩沉 顾准之子高粱：不要动不动什么坏事都怪毛泽东。他是国家的领袖，这个国家是他缔造的，缔造容易吗？没有毛泽东的恩德，有中国的今天吗？. 一次聚会中，有人说，谁发动了“文革”，谁摧毁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高梁当即翻脸，“毛泽东提倡学雷锋。现在提倡MBO，贪污腐败盛行，这是谁的账？我说改革开放摧毁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行不行？对历史谦虚点，不要动不动什么坏事都怪毛泽东。他是国家的领袖，这个国家是他缔造的，缔造容易吗？没有毛泽东的恩德，有中国的今天吗？我们家可以说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但这一条，我从来都是坚定不移的。” 另一次，有人质疑，所持观的点是否有违他父亲的理路，他忿然回答，“如果我父亲活着，他也会像我这样。” “他是在做秀么？他是最应该对文革有深刻反思的人。如果不是，他这一生就太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