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宪政

一、韩寒的文章为何受到重视？首先，韩寒人气很高，以青年意见领袖的形象出现，谈论政治；其次，文章非韩寒个人看法，而是表达目前中产阶级的主流态度——对民主改良进程并不看好，对底层革命后果十分担忧；再次，这几年将是中国前途的十字路口，相关讨论会逐步升温。

　　韩寒还是那个韩寒。 　　就因为写了《说民主》、《谈革命》、《要自由》，就不是那个韩寒了，谁信? 　　所谓“回摆”，转变，改变，或“超越”，“突破”，乃至“化蛹为蝶”，都是一些人的误读、臆测，或者就是一厢情愿。 　　我真的不知道有些人是如何“读”出来的。 　　当你读到“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你觉得这是“回摆”吗? 　　当你读到“以前人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相残杀，现在的人们只认钱，所以很多人民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你觉得这是“改变”吗?谁是那“训练”指导者? 　　当你读到“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谁能比党更有钱?五百亿就能买五亿张选票。不行加到五千亿。一年税收都十万亿呢”，你觉得这是“转变”吗? 　　当你读到“现在社会各个阶层是割裂的，比如执政者，你动车事件闹得再大，他们依然淡定，觉得这是民间的事情，不费一兵一卒，时间自动摆平，执政者的家属可能完全不关心这事，只关心谁要上谁要下，谁的岁数差一点，XX位置怎么排”，你觉得这是“突破”吗? 　　当你读到“大家都像探雷一样进行文艺工作，触雷就炸死，不触雷的全都走的又慢又歪。这些自由是时代的所趋，也是你们曾经的承诺”，这是“超越”吗

　　1 　　读者可能以为我把标题写错了，按照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那句话的句式——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我应当说：“这是乌坎的一小步，中国的一大步。”一开始我的确是这么写的，然而写出之后仔细端详，又觉得不那么对头，就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怎么就会觉得不对头了呢? 　　乌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落，一群名不见经传的民众，在铁桶一般严密的社会控制状态下，为了维护被政府侵害的利益，不惜身家性命，以生命的代价勇敢地喊出自己的声音，甚至瓦解了六十余年来从来没有被触动过的基层政治权力结构，以汹涌的民情倒逼这种政治权力结构的上层不得不认可他们的自主选择……所有这一切，对于中国大地上无数个村落之一的乌坎来说，当然是前所未有的一大步，这一步的意义，将来会反复被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提及，甚至可以说，它将像当年的小岗村一样载入中国当代史。 　　然而，乌坎事件作为一个社会事件，将会以怎样的内容载入中国当代史?譬如，它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执政集团探索出了解决和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全新模式?它是不是会对中国改革的未来趋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它是不是意味着晦暗天空出现了通向自由、民主的一线曙光? 　　笔者存疑。 　　2 　　现在，除非平庸到让人恼火却又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即使跑在街上乞讨的傻子也都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启动政治改革，否则就将坠入万劫不复境地的严峻时刻。由于各级政府对民众利益的大规模侵害所导致的每年数以万计所谓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说明形势发展到了多么危险的程度。是的，所有群体性事件都被解决了，每年超过军费的维稳经费，再加上经营了六十多年的渗透到每一个角落的社会控制系统的有效运作，解决一小部分人“闹事”的问题，纯粹是小菜一碟。 　　这里所说的“解决”，当然不是说全部采取镇压的方式，也有以对民众诉求的妥协让步来化解的，所以我们才从国家宣传媒体上看到许多参与闹事的人在最终被解决以后涕泪滂沱地表示：“感谢党!感谢政府!” 　　然而问题恰恰出现在“解决”二字上。 　　《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决”词条有两个意思：1、处理问题使有结果：解决困难，解决问题;2、消灭(坏人)：残余匪徒全给解决了。这两个意思在我们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中都体现了出来，前者，安抚了绝大多数具有一般利益(例如被政府强行占有土地、被政府和开发商联合强拆房屋以及欠薪之类)诉求的人;后者，则“消灭”了群体事件中特别棘手的“挑头的人”，这里边当然也包括具有明确政治主张(例如要求惩治权力机构中的坏人，要求举行真正意义上的选举，要求新闻、出版、游行、示威的自由)的人。我们通常从国家媒体上看到的“解决”是指第一层意思的“解决”，第二层意思的“解决”一般都被遮蔽掉了，后来流行的“被”死亡之类不过是民众偶然从缝隙间看到的情景而已。 　　这就是说，“解决”仅仅是权力者的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现有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其实，谁都不想破坏现有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但是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所有群体性事件(这是个非常不严谨的概念)之所以发生，恰恰是现有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与社会发展要求相冲突而产生的结果，这样，维护现有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的“解决”二字，究竟包含怎样的意思，就很值得推敲了。 　　为了便于弄清这个问题，我们简略回顾一下乌坎事件。 　　3 　　“乌坎事件”始于2011年9月下旬，在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因在全国带有普遍性的土地征地赔偿、村财务、村干部换届等问题引发村民上访。“上访”是中国当代社会独有的政治语汇，指的是受到权力欺压的民众在无法行使公民权利制止权力罪恶的情况下，用古代皇权社会向上级权力机构或者青天大老爷鸣鼓喊冤的方式(古称“京控”，)反映问题和表达意愿。在长达三个多月时间里，就像所有此类形式的上访一样，乌坎村村民遭到了基层政权蛮横无理的威吓和阻挠，乃至于出动国家机器进行镇压，他们自己的代表人物“被”因“身体不适”而死亡，“和平游行”发展成为武力冲突，一方面是手无寸铁的村民，一方面是被大量调集的国家武装力量。为了争取权益，为了不被镇压，更是为了尊严，乌坎村村民在所有道路上都设置了路障，乌坎俨然成为了类似于水泊梁山的地方，官民到了生死相搏的境地，大量国内外媒体都聚焦到了这个普普通通的南方村落。 　　2011年12月21日，以广东省委副书记为组长、包括数名厅级干部的省工作组进驻陆丰，奉命解决乌坎问题，在此之前，广东省委书记指示：“必须直面和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工作组则以“民意为重、群众为先、以人为本、阳光透明、法律为上”的五项原则，直面乌坎村村民的诉求，经过与村民“谈判”(请注意，这两个字不是笔误)，终于达成了某些协议性条款，据说当天村民们激烈的情绪就平和了下来，化解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这就是国内媒体以及某些专家学者后来所谓的“乌坎转机”。 　　既然是转机，在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复杂乃至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今天，当然是一件值得欢呼庆祝的好事，所以，2011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以《“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为题发表评论，充分肯定了广东省委处理乌坎事件的做法，高度评价了乌坎事件的解决模式，文章称：“把握了群众利益的诉求点，也就把握了问题解决的关键点。”专家学者们也纷纷发表文章，说：广东省委工作组从肯定村民有权提出利益主张、到承认村民与政府进行利益博弈合理、再到放下身段与村民进行平等谈判，广东省委工作组对乌坎事件的处理超越了动辄使用治安机器进行压制的方式，为今后中国解决群体性事件做了有益的探索。更有人指出，乌坎事件的成功解决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管理改革的一个样本，中国的地方政府如果都能像广东省委那样，对弱势群体表现出这样的同情与开放精神，中国就有希望了。 　　我很愿意相信广东省委在这次解决乌坎事件中，的确展现了一种体恤民众诉求的精神，我更愿意相信专家学者都是真诚的，因为这块板结干涸的土地太需要滋润，中国太需要往前走了，人们(包括我在内)有理由为这场剑拔弩张的社会事件最终和平解决而舒一口气，也有理由陶醉在乐观的想象之中。 　　然而，越是在这时候越应当清醒，既不可以看不到乌坎事件和平解决的意义，又不可把这种意义轻率地夸大，否则，我们很有可能会把自己遗失在自己制造的幻象之中，看不到中国的现实处境，模糊对未来的观察与预期。 　　4 　　据说中国有一张改革开放的蓝图，按照官方说法，这张蓝图是由邓小平根据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和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亲自绘制的，所以邓小平又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称谓。尽管从历史辩证法角度说这个称谓并不严谨，而且有一种卡莱尔英雄史观的意味，然而在一个权威主义(我这里不使用极权专制主义这个词汇)国家，它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老百姓还是乐于接受的，歌曰：“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春雷唤醒了长天内外，春辉暖透了大江两岸，啊，中国!中国!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中国社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由两部分人群构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必须声明，我是中性地使用这组词汇的)，你当然可以选用更温和更通俗的词汇，譬如：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中国)、总统和选民(美国)、慈父和他的儿女(朝鲜)，但是这种基本的政治关系不容否认。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身份区别固然是权力地位，但是权力地位还应当有一种可供描述的物质形态，我把这种物质形态概括为：通过权力对社会资源(分为政治资源和物质资源两种)的占有。具体地说，统治者就是通过权力大部分占有或者全部占有社会资源并且向社会输送和分配这种资源的人;被统治者就是小部分占有或者完全不占有社会资源，只能等待统治者输送和分配这种资源的人。 　　1949年以后，中国由于实行废除私有制的社会制度，政府空前绝对地占有全部社会资源，民众在数千年历史上第一次成了完全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政府随后就把这种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作为统治工具，通过国家机器手臂延伸到每一个人面前。尽管1957年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反右派斗争，尽管60年代由于天灾人祸导致数千万人被饿死，尽管从1966年起发生过长达10 年在政府主导下的完全可以列入反人类罪行的社会浩劫，中国社会仍旧保持着令人咋舌的稳定，其秘密就在于统治者不仅完全占有社会政治资源和物质资源，还在于它完全控制和垄断了向民众输送社会资源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对制度的任何反抗和脱离都直接意味着死亡，数以万计的“反革命”被国家专政机器肉体消灭就是例子。如果读者对上述描述仍旧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可以就近观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仅有的几个友好国家之一的朝鲜，它目前的状态就是我们曾经的状态。 　　这种状态当然很不好，但是它还不是最不好，这是因为那时候的社会资源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政治资源，物质资源还不具备商品流通的属性，因此它在全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还处在从属的附加的位置，表现在社会层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形：虽然权力高度集中，那个年代却很少有官员动辄贪污是数千万、数亿、数十亿，乃至于数百亿钱财的事件。权力特权虽然同时表现为经济特权(比如特供，豪宅，仆人)，但更多地表现为政治特权，这种特权甚至强化到了一句话就可以为一个人(张志新之死就源于毛远新召集的一次会议，有人说：“干脆杀了吧!”于是就杀了。)或者一部分人定生死的程度。 　　邓小平描画改革开放蓝图的时候，中国社会仍旧在延续这种状况，所以他才能够设想在强大的政治管制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即：把长期以来被权力窒息的社会物质资源从政府手中解放出来，转变为活跃的社会商品，使其进入流通，在流通中增值，从而扩大整个社会的国民财富。一开始的确不错，我们赢得了从1979年到1989年整整10年健康发展时机，人民群众第一次通过诚实的劳动，从自然的经济运行中而非政府的赐予中收获物质成果，中国的经济奇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 　　邓小平不知道，善良的中国民众也不知道，与此同时，一个恶魔也被释放了出来，这个恶魔，就是掌握了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的无所不在的权力阶层——他们看到社会物质资源进入流通、谁拿到谁就可以发财以后，其本性中的贪婪和残暴就像流氓色鬼被美女激发起兽性的情欲一样被激发了起来，一开始利用价格双轨制进行“官倒”，继而把黑手伸进所有可以赚钱的领域，后来被称之为“腐败”的权力寻租现象就像从地沟里涌出来的污水一样，像燎原烈火一样迅速蔓延到了整个国家，每一寸土地都被熏染得恶臭不堪。 　　作为这种种令人发指的腐败行为的被动反应，人民群众不得不说话，不得不喊出自己的声音了，这就是1989年风波不可避免来临的内在原因。最高统治者做出的本能反应是保护庞大的官僚机器的有效和完整，这种愿望(所谓的“大局利益”)甚至战胜了他们对官员腐败的愤怒，就像一个父亲面对指责儿子无良的邻居一样，本能地觉得儿子虽然有一些恶习，然而这是自己的儿子，外姓人毕竟是外姓人，所以，高高举起的皮鞭非但没有落到儿子身上，反而把邻居打了个遍体鳞伤。结果，历史被拦腰截断了。 　　这是一个分水岭。儿子想，我天生就是一混蛋，反正横竖都得被邻居怨恨，索性不去管它，由着性儿折腾，并且更无遮无拦了;邻居呢?叫一声“苦啊!”没奈何，只好由他去，“我活我的，咱惹不起，躲得起，别让狗日的欺负死就算了。”这不是一句玩笑话，我说的是一个令人痛心的历史事实：自1989年起，由改革开放凝聚在一起的极为宝贵的民族精神，一下子松散了，崩解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退到了弃国家民族长远利益于不顾的低劣之境，掠夺与被掠夺成为了中国这出社会戏剧的主题，我们说权力黑化，我们说权贵资本主义，我们说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全面溃败，我们慨叹说所有社会人群都在发生道德畸变、良知泯灭和人性扭曲，正是由此而起。 　　如果说我们面前现在还有一张图的话，也绝对不是邓小平绘制的那张改革开放的蓝图了，现在我们假设邓小平活到了今天，当他老人家看到这张图的时候，将会作何感想呢?他一定会拍案而起，怒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图吗?这是我那张蓝图吗?!” 　　那么，这是怎样一张图呢? 　　5 　　我还是说社会资源。 　　众所周知，现在政府不仅垄断了几乎全部政治资源，也垄断了绝大多数经济资源，严密地控制了这些资源的流向。陈志武教授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2010年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是3.9万亿元人民币，在GDP中所占比例为19.5%，狗日的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为16%，但是美国政府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的财政开支高达73%，而中国政府这方面的财政开支仅占到25.5%!美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在GDP中占10%，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却高达38%!这就是说，巨量社会财富都被政府自身消耗掉了，人民用血汗钱(仍然引用陈志武教授的数据：一年用于工作的时间，阿根廷1903小时，巴西1841小时，日本1758小时，美国1610小时，英国1489小时，荷兰1389小时，中国则高达2200小时，在全世界属于最高之列)豢养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队伍，而这个群体却通过国有企业对国家和社会资源的垄断、对农村土地的强行占有穷凶极恶地剥夺人民的经济财富，限制人民的政治自由，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诡异、更让人难以容忍的事情么?

  迎接自由平等均富和民主宪政的新时代   作者: 李伟东       终于到了2012，一个被寓言为灾难和毁灭的年份，但是，我知道，我们所有中华人都知道，地球仍有至少40亿年的寿命，太阳每天照样会升起‘唯一面临灾难和毁灭的是2011已在全世界溃败的被人类所厌恶的极权主义。对中国来说，2000年的秦制正在终结，一个漫长的王朝周期终于见底，大变局已经来临。不管它的垂死挣扎将造成多大的灾难和迂回曲折，但是，别了，秦！别了，专制！中华正在凤凰涅槃，一个古老、善良、亲和、坚韧的民族，正在向人类的共同文明回归，其势不可阻挡，我们正在迎来自由平等均富和民主宪政的新时代，最多还需十年，2012，将成为这个大变局的开端之年。     一切悲观的、无所作为的、犬儒主义的哀怨，都是没有深刻感知时代的脉搏，都是被一只庞大的纸老虎吓住了。     刚刚过去的2011，给我们充分传递了大变革的历史信息，只要你不把头埋在沙子里，你就会感知到时代的脉动：     首先，极权专制在全世界的溃败，绝非哪个大国独自意愿所造成，而是因为极权专制的物质技术基础——信息垄断，正在前所未有地被抽空，信息技术、电脑、互联网、微博，等等，这些十年来大行其道的新鲜玩意儿—看似只为生活便捷而生的东东，却意外地使依赖信息垄断而存在的极权专制极其迅速地丧失了物质技术基础。如果一个统治集团主要靠谎言生存，那它在如此迅猛的信息冲击下，崩溃的命运将不可避免。当一个时代的主要工具系统升级换代后，不管统治集团及其治下臣民有多大的惰性，历史都将无情地超越了！     其次，中华刚刚经历了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在这个古老民族应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百年中，我们经历了数次血与火的革命和程度不同的改良和改革，但是。百年后，我们都惊讶地发现，辛亥的主要目标——宪政，并未完成。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已蜕变成山寨版的了，民主只剩一块挂在口头上的招牌。到底是目标错了还是路径错了？这个民族的知识精英为此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激辩，一方认为，根本就是目标错了，民主就是一个坏东西，而且容易被“带路党”引狼入室欺负我们，中国就是要有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和特色模式，而且一定会成功。而另一方则认为，民主是人类的共同追求，是普世的价值观，不是谁要强加给我们，而是我们的内生需求，是无数先贤烈士的夙愿，也是国共两党的共同追求——而且是被民众和国际社会当时认为更民主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后来的问题是路径错了，唯一真实存在过的带路党——【苏俄带路党】，将我们引入了假民主真专制的斯大林主义，使中俄两大东方专制传统形成合流，为害数十年，至今不能自拔。这两种意见无论在任何层面上看，后者都是当今的主流，都代表了一百年来中国知识精英和民众的真实心声，而且是当今执政者早就发出过的“历史的先声”。那么，一百年过去了，人们有理由要求实现百年的宪政梦，要求执政者兑现那些“历史的先声”，这正是过去的一年，我们深刻感知到的澎湃思潮和历史之心的涌动。     再次，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符合历史规律的人均4000美元后的民权高涨时代。过去的一年，各种维权事件此起彼伏，其激烈程度30年所未有，其得到的舆论关注度也是30年所未有，而年终乌坎事件的转折性化解为这一年惨烈的维权抗争迎来了初现的曙光（尽管前景仍然不太明朗）。中国正在经历民族、民生、民权之三民主义的后两个混合阶段（也是训政到宪政的过渡阶段），而民生的巨大二元结构和两极分化，累加上人均4000美元后的民权普遍觉醒，正在指向一个不言而喻的大目标：民主。人们越来越坚信：只有民主才能根本解决民生加民权的混合问题。而乌坎恰恰提供了这个逻辑的鲜活样本，我们看到，正是基层民主遭到践踏才有那些偷卖土地和贪污腐败问题，而正是基层民主的觉醒，才使这一问题得到关注和初步的化解。民主意识在基层的普遍觉醒时代正在到来，这也正是乌坎超越小岗的历史意义，同时也说明，民众的文化素质并不是民主的障碍，极权主义才是真正的障碍。民权抗争——为实现民主权利而抗争，正在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第四，人们对腐败的忍耐已到极点，任何说辞都无法继续让人们相信腐败是中国成功模式的意外和在目前体制下可以克服的了，尽管反腐败力度还在加大也颇有成果，但腐败分子的前赴后继、窝案连连及数额的几何增长，都使人们相信，腐败是制度性的，是权贵与资本结合带来的，是在当前政治体制不改情况下无法克服的顽疾。只有在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官员财产公开、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民主选举的前提下，才有根本廉政的可能性，这一点至少为国际经验所证实，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精英的共识。因此，争民主并非书生们的文艺性渴望，而是避免这个社会被腐败吞噬的必须，也是人们求得劳动和收益公平化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在大陆被腐败葬送的历史教训，正在乘十倍地再现在眼前，这种在全球独一无二的腐败烈度正在使60多年前的历史重演。用民主的方式反腐败已经成为共识。     第五，教育、司法、医疗、食品安全、儿童安全、数亿农民工的年度迁徙、数千万三无农民（无土地、无社保、无工作）的生活绝境、高强度的环境污染，自治性公民社会的难产，等等，正在使这个社会碎片化并走向溃败。而这一切均与不民主这个根本问题相关联，换言之，也只有民主和公民社会的自治化及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才能根本解决这一窘境。这个共识你会在每天的民众议论中感受到，任何矫情的模式和阶段论说辞，都早已被看穿是不肯放弃集团私利的遮羞布，或者是“用美国即将打来、只有牺牲民众眼前利益才能战胜强敌”的唬人说辞来掩盖对掠夺民众利益的私分。     第六，“中国文化、民族特性、工业化阶段、民众文化素质等等都不适宜搞民主”这类说辞，正在被同宗同族的台湾之民主和均富实践所打破，台湾经验或台湾道路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理解和看重，并为中华民族有此一脉幸存并按民主道路探索前行而感到鼓舞。任何一种在人类普世文明面前的特殊论矫情，正在成为笑柄。大陆今日之工商文明对民主的渴求，越来越难以阻挡。而民主对未来两岸统一路径的支撑意义也越来越凸显出来。     第七，中国经济在世界上越来越牛，在五大洲开疆拓土，风头正劲。但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制度冲突却明显加深，真朋友越来越少，危机感越来越强。我说过，中国人民与世界并无矛盾，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既使有冲突，也是可以靠国际经济秩序内的谈判来解决，我们已成世界老二，谈判权重明显增强，世界也已经越过了蛮不讲理弱肉强食的阶段，发展利益的互相碰撞再次诉诸战争甚至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这也符合执政党多年的判断，即世界处于和平发展阶段。那有什么理由继续强调制度的特殊性对这一发展利益的保障作用呢？而我们与世界的冲突恰恰主要是制度冲突，固守极权专制主义将越来越成为世界唾弃的目标。固守极权专制只符合某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与人民的利益负相关。减少一种冲突，只保留发展利益的博弈主动权，对民族的生存空间是莫大的扩展。仅举一例，如果我们能减少世界防范我们的理由，让大多数国家都对我们的国民给予免签待遇（哪怕达到台湾目前的水平），那将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所以，中山先生的世界大势说才再次成为国民的期待。       综上，如果你还没有感受到来自普遍民心的、来自百年历史积淀的和来自世界大势的民主浪潮，那说明，要么你闭目塞听，要么你有与人民不一样的利益。     值得称道的是，2011的觉醒不仅来自民间，执政集团内部的 “红二代”（自诩没有参与腐败并为执政党和国家民族未来担忧的一大批红色子弟）与“官二代”的明显切割，以及“新民主主义”和“党内民主”“宪政民主”的呼吁，都代表党内良知的觉醒，和在未来几年开启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但是，大家都知道，历史给我们的和平转轨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不管能不能在执政集团控制下和平稳妥地实现宪政民主，历史都将以无法阻挡的势头越过这个历史阶段，即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期待改革，力求避免动荡和革命，但是要快。此所谓改革正与革命赛跑，历史不会给出漫长的拖延时间。一个自由平等均富和民主宪政的新时代是无法阻挡的，她已经孕育成熟了，助产士不是你就一定会是别人。她再不会胎死腹中了。不能顺产就只能剖腹产了。     令人担心的是，历史也有可能在最后时刻出现逆流。我们也都看到了，有一种思潮，正用阶级斗争和毛主义来解释今天的两极分化和权贵资本主义，认为党内真的出了资产阶级，试图再次发动文革（即中国语境下的左翼革命）来解决问题。但是，这样的革命必然走向新的高度独裁甚至是法西斯主义，并与全世界为敌，使中国再次陷入内乱和世界孤立，这是被刚刚过去四十多年年的历史证明了的，而且我至今看不出他们主张二次文革与第一次有什么不同。     当然，也有另一种右翼的革命思潮正在形成，这来自对执政集团的彻底绝望。这股思潮在未来几年将越演越烈，它对改革思潮正形成巨大的压力，认为改革早就死了。但是，我觉得历史也许还会给改革一次机会，就看有心人能不能抓住了。     2012，新的一天，新的一年。不管能否在这一年启动政改，有四股民间的力量都将成为民权运动的主要来源，他们是：三无及即将三无的农民，复转军人、宗教团体、没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来源的大批大学毕业生。他们的命运将在根本上决定2012及更长的未来。     2012，我们充满担忧和希望。祈祷上苍，赐我族平安，顺利完成凤凰涅槃。     2012，大幕已经开启，我们不是观众，我们是承担各自角色的演员。没有剧本，精彩与否，全在于我们的理智和智慧。     祝大家新年快乐！幸福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