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宪政

1911年的辛亥革命，创建了新的政治共同体，却没有同时创建共和政体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宪政，权力归属问题始终压倒权威重建问题。这使得近代中国政治的根本症结在于只有权力之争，而始终缺乏政治的权威。军阀与政客们假借民意建立所谓的法统，而舆论只关心权力背后究竟是有道还是无道，很少注意法统背后的正当性危机。 　　 　　　　清廷已无法控制各省的离心倾向 　　 　　　　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年。辛亥所发生的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周锡瑞在《改良与革命》一书中指出：“辛亥革命有两张面孔：一张是进步的，民主共和主义的面孔；在某种程度上，掩盖着另一张‘封建主义’的面孔。两者都把中央集权独裁专制，当作攻击的目标。”以往对辛亥革命的研究集中在前一张面孔上，而对民主所遮蔽的另一张面孔缺乏注意。事实上，辛亥革命在民主革命的同时，也是一场封建的革命。 　　 　　　　这里说的封建，并非政治术语中“半殖民、半封建”意义上的封建，而是西周曾经出现过的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分封制。西周分封制到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自秦始皇之后中国大部分时间都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于是封建在士大夫心目中，成为一段不可抹去的历史缅怀，每当皇权专制过于严酷的时候，复辟封建便成为对抗皇权的重要方案。明末的顾炎武将封建制度视为古代圣人公天下之大法，希望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然而，封建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中央专制的死敌，让大一统政治解体，同时也会造成天下分崩离析，各地封建割据。历代中国政治就在专制与封建之间循环动荡。专制与封建是一对怪胎，相互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又彼此为敌与对抗。封建割据久了，会产生中央集权的反弹，而皇权专制过了头，又会刺激封建的再生。专制与封建的相伴相抗到宋明之后尤为显著。明太祖之后皇权专制空前强大，士绅阶级无法得君行道，走上行路线，遂改为下行，试尝走入乡野，觉民行道。这一以士绅阶级为中心的乡村自治，乃是一种平衡皇权的封建努力。辛亥革命与宋明以来这种以乡村自治为目标的再建封建有着隐匿的历史传承关系。 　　 　　　　沟口雄三的研究发现，从宋明的乡里空间，到清末的一县自治，再到辛亥革命的各省独立，由乡而县至省，逐级放大，遂使辛亥革命采取了典型的封建形态，它具有如下的特点：“（１）这是一场导致持续二千年之久的王朝体制崩溃的革命；（２）采取了各省独立的形态；（３）其结果是旧体制的解体，革命后国内纷呈四分五裂之状；（４）实现革命的主要势力，并非传统型的叛军或异族军队，而是蓄积于民间的‘各省之力”。” 　　 　　　　1911年垮台的不仅是一个专制王朝，而且是一个长达两千年的中华帝国。帝国的存在，一靠的是中央政权的实力，二是帝国所凭借的文明。然而，到了清末，中华帝国驾驭各省的实力大大衰落，地方坐大，国库羞涩，清廷已无法控制各省的离心倾向。维持帝国核心价值的儒家文明也日益式微。于是，当革命发生时，不仅清王朝土崩瓦解，而且帝国内部也分崩离析。从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到奥匈帝国、苏联帝国，几乎所有帝国的瓦解，都伴随着帝国内部的四分五裂，各地的独立或再封建化。推翻中华帝国的辛亥革命，采取的是典型的封建形态，即各省独立。这种独立类似于美国的独立战争。美国革命中的13个殖民地不再承认英国的宗主国统治，是为独立；而辛亥革命中的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也是不再奉清朝政府为正溯。辛亥既是一场共和对专制的革命，也是地方对中央的革命，封建对皇权的革命。这一各省独立的革命形式，在后来又演过多次，二次革命中的江西独立，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西南各省独立，都意味着在辛亥之后，中央政府是否合法有道，其判断的标准已转移到地方，即各省是否承认中央的最高主权权威。 　　 　　　　民主与封建彼此纠缠 　　 　　　　根据陈志让的分析，各省的独立由三大势力促成，一是主张或同情革命的地方绅士，二是拥护或同情革命的新军，三是反满的秘密会社所领导的群众。推动革命的这三部分人形成了民国初年的地方势力。辛亥之后，名义上有统一的中华民国，实际格局则是各省有自己的军队，有地方色彩浓厚的绅士精英，有割据一方的督军、省长。再次兴起的封建势力借革命而起，尾大不掉，即使在袁世凯的强人政府时代和蒋介石的专制时期，地方军阀和割据势力始终是一个无法克服的内在障碍。袁世凯的称帝败在各省的不予认同，蒋介石的几次下野也是为地方军阀“逼宫”所致。 　　 　　　　辛亥革命的复杂性在于，民主与封建彼此纠缠，封建的复辟以民权的名义进行，民权的扩张也以地方封建为后盾。同盟会原先不过是一个松散的、秘密的革命团体，到民国初年改组为国民党之后，一夜之间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势力之所以急剧扩张，主要来自于革命之后各种地方势力的趋炎附势。它们畏惧袁世凯的中央强权，希望维持在革命中获得的地方利益和各省自主性。民国初年围绕着权力进行的民权与国权之争、内阁制与总统制的对抗，都可以从民权、内阁制和国会主权之中，发现地方封建的蛛丝马迹。 　　 　　　　当民主诉求的背后实际反映的是封建的地方利益时，政党很容易流变为缺乏政治信念的朋党，维护的只是小集团或一己的私利。二次革命之后，一时似乎强大无比的国民党急剧没落，分裂成多个缺乏政治理念和凝聚力的小团体，革命党内部的迅速封建化乃是外部的封建势力渗透所致，民权的理想追求蜕变为保存一己私利的功利考量。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中，封建并不是一个坏东西，反而是黄金般的三代理想。按照顾炎武的设想，寓封建于郡县之中，可以补中央集权之不足，“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晚清地方自治复兴的即是晚明“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理想。地方自治以乡里自治为起点，逐渐扩大到县一级，形成了“以士绅为中心的管理型公共领域”。待1909年各省咨议局成立，地方士绅在实现“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目标中跨出了实质性一步。革命之后，如陈志让所指出的：“分崩离析的中国表现在中央不能控制地方，法律不能控制派系。这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双重的分崩离析，而两者又是互相关联的。”独立战争后的美国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大小各州四分五裂，国将不国。于是召集费城会议，各州通过艰苦谈判，求同存异，最后通过制定宪法，建立了联邦制的合众国。革命后的中国本来也应走以制宪为中心的合众建国道路，然而各种政治势力的重心不在制宪，而在争夺国家最高权力；内阁制也好，总统制也好，都是围绕着国家主权的争斗。而无力窥觑皇位的封建军阀势力，则借助地方自治的名义，割据一方，搞成一个个土围子和小独裁。诚如顾炎武所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 　　 　　　　美国在建国之前，各殖民地便有百年之久的地方自治历史，为共和宪政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经验传统。但在中国，地方自治不过数年，封建传统虽历史悠久，却“其专在下”，掌控地方大权的不是自治的人民，而是无数个小专制者。辛亥之后各省建立的大都是军绅政权，拥兵一方的军阀与当地士绅联合执政。科举制度和官员回避制废除后，家族主义和地方主义在辛亥前后急剧抬头，地方军绅政权为了保住革命之后的封建成果，对抗中央权力，湖南等省提出了联省自治的统一方案，各省制定省宪，通过联邦制的方式统一全国。然而，这一表面模仿美国建国道路的方案，却缺乏地方自治的实质内涵，陈独秀尖锐地批评说：“武人割据是中国政象纷乱的源泉，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之联省论，不过冒用联省自治的招牌，实行‘分省割据’、‘联督割据’罢了。” 　　 　　　　历史留下的复杂遗产 　　 　　　　革命之后，首先面临的是重建秩序。围绕着如何重建秩序的问题，民初发生了一场民权与国权的论争。一个新兴的共和国，究竟是民权至上还是国权至上？在这场论争的背后，同样潜伏着封建与集权的冲突。革命后迅速壮大的国民党，高举人民主权的旗帜，试图建立以议会权力为中心的内阁民主制，以对抗逐渐显露苗头的袁世凯的总统集权。聚集在国民党周围的，是各省的地方民主派和封建势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党是地方利益的代表，其成员也大多为出身于草根、在革命中一夜崭露头角的地方精英。而与国民党主张地方分权相对抗的，是要求中央集权的进步党，该党从晚清的立宪派发展而来，其头面人物如梁启超、张謇、汤化龙等，都是具有传统功名的全国性精英，其关怀不在一城一地，而是整个国家的命运。他们担心地方势力坐大之后，无法形成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因此主动靠拢袁世凯，希望借助强人政治统一全国。进步党人打着国权至上的旗号，试图压抑革命后崛起的封建势力。由于民主与封建纠缠在一起，国民党人在追求民主的同时也扶助了封建。而中央集权又与强人专制难解难分，进步党人追求中央集权又无异帮助了强人专制。无论民权派还是国权派，在民初都陷入了难以解脱的政治困境。辛亥革命虽从美国革命的地方独立开端，但革命之后却偏离了立宪建国的道路，各派转而追逐国家最高权力，遂酿成民国初年政治秩序迟迟不得重建的乱局。 　　 　　　　1911年的辛亥革命，创建了新的政治共同体，却没有同时创建共和政体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宪政，权力归属问题始终压倒权威重建问题。这使得近代中国政治的根本症结在于只有权力之争，而始终缺乏政治的权威。军阀与政客们假借民意建立所谓的法统，而舆论只关心权力背后究竟是有道还是无道，很少注意法统背后的正当性危机。宪政迟迟未能建立，由宪法所体现的政治权威始终缺席，战乱不断，革命接踵而至，而每一次统一的结果，建立的都是独断权力的中央威权。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宪政始终匮乏。 　　 　　　　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的确是20世纪中国的开端。一个世纪之后，中国依然承受着历史留下的复杂遗产。 　　 　　来源: 《同舟共进》2011年第9期 | 责任编辑：程仕才

“市场经济自古皆有，东西方都一样。东西方不同的地方，在于西方近现代解决了政治特权这个问题。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不在于有没有市场经济，就在于是否有政治特权这个标准上。” （编按：此文根据杨鹏先生2007年4月15日在北京“中国的市场经济研讨会”上发言整理。） 特权市场经济 今天上午听了各位的发言，受到很多启发，但有些朋友的讨论偏离了今天的会议议题，我还是回到会议议题上来，即如何认识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什么特征？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我们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经验去形成判断。一想到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情况，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官僚的特权，这些特权既表现在法律之中，也表现在政策之中，更表现在官僚的个人意志之中。官僚的这些有形无形的特权，在极大地影响整个中国市场的运行状态。形成这样的判断，不是出于什么理论观念，而是出于正常的经验观察和体会。这样的经验事实，赤裸裸地摆在我们每个人前面，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概念去准确描述呢？吴敬琏先生曾将这种状态定义为“权贵资本主义”，意思就是官僚权力支配下的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所指的大意是清楚的，说我们虽然有了资本的力量，但官僚权力对资本运行有很大的影响。但细想起来，选用的概念还不算太准确。为什么呢？“资本主义”，就是以“资本为本的主义”，这在中国还没有实现，中国还谈不上真正进入了“资本主义”。“权贵”这个概念中，“权”指有权力的官僚，但“贵”指什么呢？在过去，“贵”指的是贵族，有爵位的，血缘贵族或军功贵族。在西方，“贵族”这个概念，不仅指其地位高，似乎还有一些传统、文化或气质的特点。而贵族作为一个有血缘、军功或文化的历史传承的群体，在中国似乎并不存在。中国没有贵族，那些官僚，似乎难以与“贵族”这个概念统一起来。所以，“权贵资本主义”的提法，我认同吴老想说的意思，但还是觉得这个概念的抽取还不算太准确。吴思老师是概念抽取的高手，他抽取过“潜规则”和“血酬”等重要概念。最近他在不同场合谈“官家主义”，他认为中国过去和现在，都是官说了算的“官家主义”。如果用“官家主义”来概括今天中国的现实，似乎也不是很妥当，毕竟中国还是有了资本，有了自由交换的市场，有了全球化的开放经济，官权仍然很厉害，但也并不能为所欲为，受市场力量和规则的很大制约。看来，“权贵资本主义”也好，“官家主义”也好，在选用概念上都有一些不十分贴切的地方。什么提法才更好呢？我也没有想得太好。总之，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传统的政治特权与正在兴起的市场经济纠结在一起，权力的坏东西和市场的坏东西合在一起，互相促进共同坠落，权力的好的方面和市场的好的方面被压制了，共同难过。我们用什么更妥当的提法来描述这种状态呢？这就是“政治特权扭曲下的市场经济”，恐怕叫“特权市场经济”更妥当一些，病根就在“特权”两个字上。当然，我还是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更准确的提法。 我姑且先用“特权市场经济”这个提法。要理解“特权市场经济”这种状态，我们就得有一个参照系，我先把“特权市场经济”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来查看，看看到底是不是人类历史，或者说中国历史上特殊的现象。将“特权市场经济”放在人类或中国历史的参照系上，我发现它一点不特殊，并不是今天中国才有的特殊现象，而是古已有之的传统。外国不说，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它也一样是古已有之，而且还是中国二千多年历史上的常态。 死人抓住活人 中国自秦朝建立以来，就进入了一个君主官僚的市场社会。君主官僚政治权力高度一元化，同时在经济领域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土地私有化并自由买卖，多数商品自由贸易流通。但在这个市场经济中，朝廷通过支持官营工商业，垄断了最有利润的经济行业或者经济行业中最有利润的环节。汉朝“文景之治”，是君主制下高度开放和竞争的市场经济。大家只要读读《史记》中的“贷殖列传”，可看出当时的工商业是多么的开放和自由竞争，而且私有财产并不受官僚随意侵夺。汉武帝上台后，转变了“文景之治”的“清静守法，无为而治”的国策，积极有为，开始兴办官营工商业，以行政暴力打压私营工商业，官商就垄断了盐铁等高利润行业。政治特权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是政治一元化特权垄断，二是有利润行业的官商特权垄断。这么看来，今天中国社会的状态新鲜吗？一点不新鲜，与汉武帝时候有多大差别呢？我看不出来。如果说全球化与世界贸易，那时候也一样是开放的贸易。读读史书，我看到无论在政治结构还是经济结构上，我们今天与汉武帝时候没有多少差别。黑格尔说中国是一个“无历史的社会”，并不是没有道理，经济结构、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都没有多少根本性的历史变化，所以真是“无历史”。 大家再想想，国民党当年提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这是很新的概念，但在国民党治下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跟今天中国的差别似乎也不大。追求“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和追求“共产主义”的共产党，打得你死我活，但最后哥俩却殊途同归，回到了政治一元化下的特权市场经济这条路上来。当然，要说中国“没有历史”也不完全对，毛泽东算是创造出了历史。或者说，中国二千多年历史上出现的最大的变革是在毛泽东时代，他硬搞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跟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在经济结构上完全不同，如同中国历史忽然发病一样，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了，最后中国又回到秦制。毛泽东自己都说，“百代都行秦政制”。但放远一点看，毛泽东的历史创造也是有先例可循的。毛泽东搞的这一套结构，我怎么看都与周朝的经济制度没有多大区别。毛泽东一生骂儒家，最后又落到儒家的理想陷阱里去了。中国古人们留下的历史的模式，不管穿上什么新衣服，用什么新的称呼，里子仍然如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死人总是悄悄伸手牢牢抓住我们的心，有点恐怖吧！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最大的不满当然不是对市场经济本身的不满，而是对政治特权的不满。这个政治特权超越了市场自然秩序和规则，随时用暴力来划分市场格局，来强制分配资源，法律和政策，只是政治特权之手玩弄扭曲市场自然秩序的工具。这就是中国今天市场经济的根本特点，也是二千年来中国市场经济的根本特点。大家无论从那个角度的不满，其实都是对覆盖在市场之上的政治特权的不满。竞争不公平、司法不独立、没有工会、没有足够的转移支付来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所有这些毛病，归根到底就在“政治特权”这四个字上。从中国历史来看，“市场经济”自古就有，“政治特权”也是自古就有，“权贵资本主义”自古就有，“官家主义”自古就有，“政治特权扭曲下的市场经济”自古就有。有人说，中国过去没有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与私有财产保护，与宪政民主、司法独立、新闻监督等等因素是相联的，其实这是今天人们心中理想的市场经济。私有财产保护、宪政民主、司法独立、新闻监督，这些东西，针对的对象就是政治特权。大家想要的是一个没有政治特权的市场经济。今天的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的市场经济”，其实，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政治特权的问题。 有时候我感到很困惑，历史的精神就这么有力量？看到历史传统对百年来革命者们的无形的支配，我们要小心起来。我们今后要解决的，恐怕不仅是换一个宪法的文本这么简单，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个宪法文本的改变，也需要支撑新文本的新的文化精神传统的建设。 曾锦春：特权市场经济的活标本   我今天带了一个报道，报道的是中共湖南郴州市原副书记及市纪委曾锦春凭手中的“双规”权力敛财的故事。曾锦春受贿3000万元，不明财产5000万元。他赚钱的办法是：1、他给企业发“私营企业重点保护单位”的铜牌，一个铜牌40万，你不交钱就“双规”你。2、控制矿山：借矿山安全整顿，把矿山抢到自己人手中，把不是自己人的“双规”或赶走。3、控制法院：决定经济案件的裁决，吃了原告吃被告。法官不听话，就把法官“双规”起来。4、控制行政：交通局、税务局、烟草局等行政机关的领导，不听话就“双规”起来。5、控制公共工程：市里的公共工程项目，他千方百计弄到自己人手上来干。 我还注意到，他把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共40多个人安排在政府各个要害部门，把政府办成了他们家族的私人合法暴力特权公司了。中国法家讲“尊尊”，是说要忠于皇帝。中国儒家讲“亲亲”，要照顾亲人。看来曾锦春是只讲“亲亲”不讲“尊尊”的。曾锦春直接用政治暴力和特权来抢夺市场和资源，把政治家族化，也把经济家族化了。这个最近才发生在湖南的故事，是否能多少说明一点我们今天的“特权市场经济”的特点呢？ 在中国的古代皇权社会，政治权力是属于皇家的，政治所有权很清楚，政治权力是私有财产，家国一体。官僚不过是皇帝的经理人，代理人，官僚腐败，是在损害皇家的家国大业，皇家岂能容你？皇家当然要看好自己的私有政治权力。今天的制度下，公共权力是谁的？是主权在民吗？人民从来没有选举过自己的政治领导。官员都说自己是给党打工的，党是谁？只能说谁在台上那天，他就是党，不在台上，就不是党，党就是这个台了，这个台很抽象，没有人格化。谁会为这个台努力自觉地监督官僚们呢？动力严重不够。比起过去的皇权社会来说，维护政权整体的长远利益的动力机制严重不健全。过去的皇权制约死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约还没生出来，我们处在传统与未来之间的昏暗之中。 “特权市场经济”继续往下走，大家都会很清楚结局是什么样子。结局就是大大小小的曾锦春凭借政治特权，垄断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成为中国人民的黑暗主宰。乌有之乡左派们约我去辩论，我讲了“乌有之乡谈乌有之罪”，风格完全是泼妇骂大街，其实没有多大意思，我们真正要关注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改革的前期好而改革的后期有问题？前期是对社会的放权让利，多数人得到福利。后期的改革就是曾锦春这一类特权官僚，他们借改革之名，以合法暴力之手，大规模介入到对市场财富的掠夺和控制上来，在政治和经济上形成特权垄断的家族力量。老百姓对近年来的改革的不满就是从这儿来的。老百姓不是恨市场经济，是恨扭曲市场经济的政治特权，是恨特权垄断与腐败。 职业平等的历史变革 前面说了，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政治特权的问题。我们如果要想无历史的中国成为有历史的中国，我们要改变的就是政治特权对中国人的控制和压迫。我们有一个理想中的市场经济，一个自由开放、公平竞争、宪政民主、司法独立、保护私有产权、拥有社会保障的市场经济。这是多数人共同的愿望，这种愿望的实现，遇到的阻碍就是政治特权。而且，现在这个政治特权，不仅仅是政治领域的事，庞大的特权经济依靠在政治特权之上，特权政治与特权经济的结构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政治-经济特权利益集团，形形色色的曾锦春与他们在权力部门的亲属及其经济上的各式代理人。政治特权生出经济特权，形成特权市场经济，特权市场经济生出特权利益集团，特权利益集团维护特权市场经济和特权政治权力，这就是中国的病根。面对这个无处不在的强大的特权利益集团，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谁能给我答案？ 我有一个体会，中国今后的改革所面对的，是确定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合适范围。二千年以来，政治权力在中国至高无上，无所不覆盖，在毛老人家身上也是如此。一个社会，为什么会给吃政治饭的人那么大的权力和财富呢？政治只是一种职业，而且从事这种职业的人，既不搞科研，也不搞生产，不创造知识，也不生产财富，完全靠生产者和纳税人的贡献在生活。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要给政治工作者如此高的地位，让他们占有如此大比例的资源呢？纳税人供养他们，只是让他们为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他们只是纳税人的公共事务代理人员而已。过去儒家说，政治工作者是天命所归，是上天派来当我们的君主和老师的，是我们天生的主子，现在我们知道这是骗人的话。虽然我们知道政治工作者其实是没有生产性的，但我们还是给这些不生产的人好大的权力和财富，让他们不断把公共权力家族化，让他们不断把公共财富家族化。为什么？原因就是一条，我们是神经病，我们心智不正常。 市场经济自古皆有，东西方都一样。东西方不同的地方，在于西方近现代解决了政治特权这个问题。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不在于有没有市场经济，就在于是否有政治特权这个标准上。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就是压缩了政治工作者的权力范围，清除了政治工作者的特权。什么叫言论自由？就是政治工作者不能管别人怎么说话。什么叫宗教自由？就是政治工作者无权管宗教人士。什么叫出版自由？就是政治工作者不能管作家艺术家。什么叫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就是政治工作者不能抢私人的财产。什么叫司法独立，就是政治工作者不能管法律工作者。什么叫经济自由？就是政治工作者不能干涉经济工作者。什么叫政治改革，就是不吃政治饭的各种职业的人，不再受吃政治饭的人的气，不再由吃政治饭的人统治。所以，近现代的政治变革，本质上是一场职业地位的变革，是职业平等的变革，是从事生产性职业的人争来了与不从事生产性职业者的平等的权利。 职业平等运动，这么简单的概念，这可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政治权力从高空跌落，吃政治白饭的人从高空跌落，跌到人与人平等的地位，跌到职业平等的地位，吃政治白饭的人从主人变成公务员，政治权力从全面统治社会收缩到只能从事公共服务上来。 自由派与社民派 从长期看，未来中国的政治理论之争，只会在自由派与社民派之间。今天会上的朋友们是有分类的，一部分是社民派，一部分是自由派。现在面对“特权市场经济”，我们都被叫成了“右派”或“自由主义者”，其实我们之间是有区别的。今后民主政治转型任务完成后，社民派和自由派的分歧也就出现了，这是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底线上的左右翼，我们之间的竞争互动是建设性的。自由派无非更强调自由竞争与产出效率，社民派无非更强调公平分配与社会保障，双方的差别最后主要表现在税收的高低差异上。前者代表竞争力强的人挣钱多的人，后者代表竞争力弱的挣钱少的人。两者的差别，是自由派对权力是警觉的，认为权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社民派对权力则多一些迷恋和信任。自由派与社民派，两者都有社会基础，因为社会就会有竞争力不同的人，竞争中有成有败，有成就大的与成就小的，总会分为不同的阶层，弱者要的是保障，强者要的是自由。 今天大家还在争吵经济学家的功与过，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经济学承担意识形态功能的时代已结束，现在法学开始承担这个功能。其实，无论那个学科扮演意识形态的至高角色，都是社会不正常的表现。今后各学科平等了，不同学科的从业者平等了，这个社会才正常。职业平等，就是人格平等，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平等是历史发展的总方向，也许这是神确定的方向。今天政治职业高于一切，成了特权职业，所以政治家与其他职业的人不平等，这就是我们政治改革着眼的方向，这就是我们的真正任务。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杨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本文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原文链接： http :// www . chinaelections . org / NewsInfo . asp ? NewsID =108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