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宪政

华尔街日报 | [刘军宁专栏] 投资哲学,谁还需要它?

刘军宁 盲 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世说新语》 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生活。──外国箴言 我近来所写的一组关于保守主义投资哲学的文章自发表以来,招来了不少的关注,也引来了一些批评。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批评是──你的有限合伙人只关心一件事:回报。这句话乍听起来振振有词:别跟我奢谈什么保守主义、什么投资哲学,我对这些统统没兴趣,我只关心一件事:回报!出资人关心回报,理所当然;投资人关心回报,名正言顺。然而,仅根据对投资回报的关心,无法把不同成就的投资人区别开来。如果只关心回报,对投资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在我看来,投资者们还要有投资哲学。正是对投资哲学的关心程度不同以及对好的投资哲学的拥抱程度不同,把成就不同的投资者区别开来。 投资哲学是关于投资的最高智慧。投资哲学是指导投资决策的一般方法,通常由一组基本信念和指导原则组成。投资哲学既是抽象的,也是实用的,它提供指导人们投资的基本原则。有人问,投资哲学的核心是规则,还是信念?我以为,投资哲学的核心,是信念,是关于支配人投资行为的超验法则与原理的信念。宇宙世界是有自然法则支配的,资本市场和投资行为也是如此。对支配投资背后的根本法则的研究,就是投资哲学。发现相关的法则和原理并加以相信就构成了特定投资者的投资哲学。任何投资行为都是特定的观念和原理支配下的行为,这些根本法则与原理的存在和运行并不是以投资者的意愿为转移的。无视它,就要付出代价。 人是观念的动物,投资哲学是关于投资的观念。一个人的投资哲学,决定一个人的投资成就。投资哲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定理之上:你信什么,你就做什么;先有你信什么,才有你做什么。它的系定理是财富是思想的产物。 一个完整的投资哲学通常包括:对价值的看法、对人性的看法、对市场的看法、对风险的看法和对投资自身的看法等等。什么是价值?它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在价格与价值之间可以划等号吗?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贪婪吗?恐惧吗?人有能力预测并把握市场上的每一个变化吗?市场总是有效的吗?市场能保证价格与价值不背离吗?这些都是投资哲学的恒久主题。一切投资哲学的背后是对世界、对人性及人的行为的看法。投资哲学越系统,越完整、越合理,越凝结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过的投资洞见,越能带来更大的投资回报。 有一句广为引用的名言说到:“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生活。”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在投资领域,“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投资。”投资的本质是投资者的信念的展开与运用。什么样的信念决定什么样的投资结果,对正确信念的坚守程度决定投资的成功程度。一个投资者要走向成熟,一定要逐渐树立起一些能经得住岁月考验的哲学信念。资本市场,不仅是各种资产的交易平台,而且是各种观念交锋的场所。对投资者来说,每一次交易,都是投资哲学间的相互碰撞。 被巴伦周刊评为过去一百年共同基金行业最有影响的25位基金管理人之一的德里豪斯(Richard Driehaus)说:“有一套核心哲学是长期交易成功的根本要素。没有核心哲学,你就无法在真正的困难时期坚守你的立场或交易计划。你必须彻底理解、坚决信奉并完全忠实于你的交易哲学。为了达到这样的精神状态,你必须要做大量的独立研究。一种交易哲学不可能从一个人的身上传递到另一个人的身上,你只能用自己的时间和心血去得到它。” 严肃的投资者都需要投资哲学,因为投资哲学对投资的成功很重要。投资哲学是防止投资者在投资中迷路的指北针,是帮助投资者避开障碍与陷阱的智慧之灯,是通向投资成功与自我实现的精神地图。没有正确的投资哲学,就不能有成功的投资,犯过的错误会一再重复,而自己可能还不明白原因何在。没有严格的、系统的投资哲学,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有投资哲学,并严格遵守,成功是个时间问题;没有投资哲学,肯定不会有持续的成功投资。 卓有成就的超级投资者都很重视投资哲学。彼得•林奇认为,哲学、历史学得好的人,比学统计学的人更适合做投资。那些为人们所熟知的最顶级的投资者,他们留给后人的与其说是他们的物质财富,不如说是他们的投资哲学。很少有人能够分享他们遗留下来的资产,但是每个投资者都有可能分享他们留下的投资哲学。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留下的投资哲学比他们留下的财产更可贵。这些顶级投资家的名字,每个投资者都能说出一串,人们看到是他们的财富值,但是阅读的却是他们的投资哲学。 在现实世界中,哲学家与投资家,虽然社会地位都比较高,但在精神上距离却是非常遥远的两群人。用古诗说,哲学家住在长江头,投资家住在长江尾。源头是财富发源地,江尾是财富的汇集地。但是,他们之间并不是互相倾慕,而是相互鄙视。哲学家认为投资者“俗”,投资者认为哲学家“虚”。如果投资家见到哲学家在媒体上谈投资,一定嗤之以鼻:“你才见过几个钱?就敢谈投资?别以为读了几本书就能谈投资!”如果哲学教授见到基金经理在媒体上谈哲学,一定鄙视加轻蔑:“你才看过几本书?就敢谈哲学?别以为有了钱就什么都懂!” 有一个被普遍忽略的重要现象是:二十世纪是人类在对投资的理解上取得最重大突破的世纪。而这一突破之所以能得以实现,正是来自哲学与投资的联姻。二十世纪投资理论两大流派的主要创立者分别是本杰明•格雷厄姆和乔治•索罗斯。这两人有着诸多的共同点:他们都非学金融或经济学出身,他们都喜好哲学,他们都是来自英格兰的犹太人。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格雷厄姆喜欢的是哲学、美学和数学,毕业时曾被邀请留校教授哲学。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时师从哲学大家卡尔•波普尔。他们二人的投资哲学都得益于他们的哲学素养与洞见。具体地说,是对人性的弱点和人的理性能力局限性的洞见。这种洞见在格雷厄姆那里变成了著名的“市场先生理论”,在索罗斯那里变成了“反射性理论”。 没有哲学与投资的这一联姻,也就不会有今天职业投资者们津津乐道的投资大师们的投资哲学。投资哲学的出现与进步,完全受益于一些有哲学头脑的投资者,没有这些人及其思想,不会有今天那些辉煌的投资者的名字。中国人习惯把眼光停留在靓丽的果实,而不关注结出果子的树,并发誓说,我也要结出这样的果子,而不管自己是什么树。殊不知,要想结出那样的果子,必须先成为结出那种果子的树, 今天仍然有很多以投资为职业或爱好的人对投资哲学不屑一顾。他们的口头禅是:别跟我谈什么投资哲学。我只在意投资回报,除此之外,我都没兴趣。不论是业余投资者,还是职业投资者,很多人都没有投资哲学。其实,每一个成功的投资者都有自己鲜明的投资哲学。今天,连每个投资机构都要陈述自己的投资哲学。在美国,如果一个机构投资者不在自己网站首页陈述自己的投资价值(Investment Philosophy Statement),它几乎无法开张。在中国,这一风气也在开始形成。我预计,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都将加入陈述自己投资哲学的行列。在美国,投资哲学开始批量进入MBA课程,其中以金融教育重镇纽约大学(NYU)斯特恩商学院最为领先,最权威的投资哲学教材也是在这里诞生。在中国,投资哲学必将逐步进入商学院的课堂。 需要说明的是,我所谈的投资哲学与商学院的投资哲学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若有人批评我说,你的投资哲学不够学院派,你们说的对,商学院的投资哲学,无关我的事。商学院里讲的是“投资”的哲学,我讲的是有关投资的“哲学”。就是说,商学院里讲的是投资,我讲的是哲学,具体地说,我讲的是保守主义的投资哲学。商学院是在金融专业之内讲投资哲学,我是在金融专业之外讲投资哲学。商学院里的投资哲学关心的是投资哲学如何带来最大化的投资回报。我关心的不是赚钱,也不是投资,而是投资背后的哲学理念,而是投资的道德基础。我认为,对投资者而言,这些比投资者的专业技能更重要。 不论是作为金融专业的投资哲学,还是作为哲学的投资哲学,都是投资者所需要的。越追求卓越的投资者越需要卓越的投资哲学。成功的超级投资者们都有自己的投资哲学。这个哲学是他的个性、能力、学识、品行和目标的表达。 如果你以投资作为自己的志业,那么,投资哲学,你需要它! (作者刘军宁,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保守主义》、《共和·民主·宪政》、《权力现象》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个人观点,您可以通过 新浪微博 与作者联系。)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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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人民日报:官员对百姓都不信任 又如何奢求被信任?

[32] 回复:人民日报:官员对百姓都不信任 又如何奢求被信任? 对于咱们戴着三块表的畏光症们,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是我是不信了。 用户: 大地 发表于:2011-9-8 21:45:41 支持 (17) 反对 (0) [31] 回复:人民日报:官员对百姓都不信任 又如何奢求被信任?       我所在的学校有120名教职工,订有一份《人民日报》,还是被迫的。只有一人看,不是为了信它什么,只是为了向其他人指出它说了些什么谎话。 用户: 乡村一夫 发表于:2011-9-8 21:35:38 支持 (15) 反对 (0) [30] 回复:人民日报:官员对百姓都不信任 又如何奢求被信任?     当前,难以让人相信靠这样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能够扭转如此低下的政府“公信力”,也难以相信靠这样一个“一党独大”的领导核心能够挽救中国人民的“信任危机”。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发展史已经证明的“民主宪政”就是一剂拯救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良方,要真干,就从民主和宪政开始。除此之外都是扯淡,都是“歪理”。 用户: 明然 发表于:2011-9-8 20:27:48 支持 (18) 反对 (0) [29] 回复:人民日报:官员对百姓都不信任 又如何奢求被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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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秦晖:多民族国家的多元与认同之道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左右多元化”是最能够淡化民族认同的多元化的,因此也有利于促进民族和睦与国家统一。承认左右多元化的印度国家认同越来越巩固,而不允许左右多元化却突出民族认同多元化的南斯拉夫却解体了,这不令人深思吗? 在多民族联邦和政治体制的关系上,有两个非常有趣的比较对象印度和南斯拉夫。这两个国家民族、宗教、语言、文化构成都极为复杂,而且都有个特点,就是没有具有明显优势的“主体民族”,中国的汉族占90%以上,但是它们都没有这样的主体民族,而且历史上一直缺乏对于统一国家的认同。近代受外部世界,尤其是外部列强的影响很大,印度原来是英属的殖民地,南斯拉夫这一块地方原来是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领地。这两个国家建国之后实行的都是联邦制,尤其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国家在国际上走得也很近,都标榜既不依附于美国、也不依附于苏联,都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尼赫鲁和铁托被认为是不结盟的两大代表人物。 虽然两个国家都是联邦制,但南斯拉夫实行的是列宁式的联邦,印度是宪政民主制的联邦。几十年发展下来,两国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印度当然问题很多,但国家认同一直都在不断加强,现在已经成为新兴的金砖国家。而南斯拉夫虽然在铁托时代曾经有过一度的辉煌,但铁托以后就越来越混乱,上世纪90年代就走向解体了。 对这两个国家,许多人有不少误解。对印度最大的误解是由于它是宪政民主制度,所以搞得国内乱糟糟的,尤其是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解决不好。可是不看别的,就看现在的印度和民主化之前的印度,乃至现在的印度和周边不那么民主的其他邻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等,这些国家的民族、文化构成比印度简单,但国家认同与政治稳定问题却比印度要严重。现在人们说印度的什么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那是很复杂,但印度不同于中国,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候是统一的,而印度从笈多王朝解体后就没有由本土居民建立的统一国家,而民主制度下这样的国家已经存在了70年,这在印度1000多年的历史上已经是空前伟大的奇迹了。 对于南斯拉夫也有两大误解,一个是我们通常都认为铁托搞的那一套社会主义模式,要比苏联更开明、更宽松,因此往往认为它在民族问题上应该也是一个异端,但我认为虽然铁托在很多问题上有独创,在民族问题上他却是非常列宁主义的。 南斯拉夫的列宁主义联邦 南斯拉夫根据的是列宁的民族理论,这个理论的要点在于它强调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大民族和小民族都必须有同等的发言权,但是请注意,这个同等的发言权都必须由各民族的共产党人来表达,也就是说各民族的共产党人有发言权,但是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非共产党人都没有发言权。他承认民族平等,但是绝不承认左右平等,或者说绝不承认阶级的平等。在每一个民族内他都是要搞专政的,要搞无产阶级专政,在每一个民族内都镇压一部分人、扶植一部分人,而且这个手段都是非民主的。 每一个民族内出现分野,这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能够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多民族国家里每一个民族都各自一元化,这不是好事。每一个民族中出现分野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比如说美国,白人、黑人中都分成共和党、民主党,这可以说是黑白矛盾被淡化非常重要的前提,但是列宁式民族理论却用一些人镇压另一些人的手段取消这种分野。 和斯大林闹翻之后,由于要争取西方支援,也由于要在国内赢得支持,铁托有很大的独创,搞了自治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要比苏联自由、宽松,但有一点他仍然坚持,那就是坚持不准比他右的人存在,也不准有比他更左的人存在。 但是这样一个绝不讲左右多元的国家,却很乐于强调民族多元。铁托容不得比他左的,也容不得比他右的,但是他却对族群的多元化极度宽松,甚至可以说是鼓励。他不仅允许非塞尔维亚各族保持自己的认同,甚至将塞尔维亚也分成了几个部分,成立了一堆共和国,但前提是这些共和国都是南斯拉夫共盟的专政,所有这些共和国都不准有左右的分野,但同时铁托又非常强调民族平等,强调各共和国的共盟都应该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他不允许各共和国的共盟有政治的个性,你如果要比他左或者是右都不允许,但是他允许你有民族的个性。比如他提倡的波黑穆斯林不认同塞尔维亚,这个是很奇怪的,共盟是一个无神论者的政党,但是共盟建立了一个民族叫做穆斯林族,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结果有人就说,整个南斯拉夫联邦其实像一个多党制的国家,共和国自治省的共盟各有特点,加起来有8个党,不过这8个党和西方的多党制完全不是一回事,这8个党并不是左右之分,而是族群之分。有人说这个多党制就造成了南斯拉夫的分裂,可大家要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左右的多党制国家都可以维持统一,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族群多党制”,恰恰就要了南斯拉夫联邦的命。 铁托本人是终身总统,从1945年一直到他死,一直都是他掌权,但是铁托生前就说,他死之后南斯拉夫要实行各民族平等的集体领导,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主席,南斯拉夫的党就是南共联盟的主席,都必须由8个共盟轮流坐庄,但是每一个坐庄都不是民主选举的,而是由党组织安排了一个民族平等的格局,我们每一个民族都是平等的。老实说左右派的政党轮替通常不会影响国家的凝聚力,而南斯拉夫的这种各族轮流坐庄的制度,最后不仅是联邦凝聚不了,连一个松散的邦联都维持不下去,最终大家反目成仇。 印度的宪政民主联邦 印度也是联邦,但印度这个联邦的建构原则和南斯拉夫相反,应该说印度的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文化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南斯拉夫,国家认同的基础比南斯拉夫还要薄弱。而且就它的优势民族、主体民族缺位这一点而言,它也要比南斯拉夫更明显。南斯拉夫不管怎么样还有一个塞尔维亚族,而印度、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印地族、乌尔都族这是没有的,只不过有一些讲这种话的人而已,讲这种话的人本来也是来自各族的。 我们现在觉得印度有种族矛盾、种族冲突,其实印度在建国之初才真是非常恐怖。印巴分治造成了100多万人的死亡,印度的历届领导人几乎都是因为这个原因非正常死亡的,除了尼赫鲁和夏斯特里是病死的,三个甘地都是被民族/宗教极端分子暗杀的,但70年过去,印度的国家认同可以说是越来越稳固,民族冲突是有,但是应该说是越来越淡化了,而不是越来越激化了。 印度和南斯拉夫相反的是,印度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宪政民主基础上的左右分野的多党制,所有的各主要政党都是超越民族的。这些党都不是按照民族分的,而是按照政见来分的,有左派也有右派,尽管实际上这些党往往有固定的族群基础,也就是说实际上某一个党还是更多地得到某些族群的支持。 我这里分析一个党,印共(马)。印共(马)的选民主要集中在两个族群,孟加拉人和马拉亚拉姆人,它在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马拉亚拉姆人为主)已分别执政32年与25年,在孟加拉人居多的特里普拉邦也执政很久,但除了这三个“红邦”,它在其他各邦几乎毫无影响。仅以2009年选举为例,在这年印度国会人民院该党获得的16席除1席外全部来自这三邦,在全印各邦议会中的印共(马)总共拥有293个席位,但三个红邦就集中了275席,其余32个邦(区)总共只有18席。 与此相仿,马哈拉施特拉、哈里亚纳等邦几乎从来都是国大党的天下,而古吉拉特邦则是人民党长期占有优势。可以想象,如果这些党都是以族群认同为依归,他们长期控制的邦与其他邦可能早就分道扬镳了。然而印度这些党都是以制度理念而不是以族群特性作为依归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印共(马)尽管在“红色三邦”之外影响其实很小,但是它的党中央一直设在德里,它的理想是取得全国多数的支持,以便将它在红邦的实践推向全国,在印度实现社会主义,而不会想去搞什么西孟加拉的独立或者是喀拉拉的独立。 印巴分治之后,东西两个孟加拉都曾有独立的情绪,东边的孟加拉最后真的独立成为了孟加拉国。而西部的孟加拉,其实也不是没有独立的思潮,但是长期执政的印共(马)偏偏是一个非常反对民族主义的政党,它在宪政民主体制下是全印左翼反对派的代表,而不是孟加拉人的代表,它并不想代表孟加拉人说话,它要代表全印度的穷人说话,它将自己定义为印度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代表。印共(马)大部分的党员、选民、国会议员和各邦议员都是孟加拉人,但印共(马)自从成立以后到现在,历任的总书记没有一个是孟加拉人。 今天的印度的国家凝聚靠什么呢?不是靠印度教,历史上向有“只有印度教没有印度国”之说,印度教可以建立文化认同,但很难建立国家认同。今天印度各民族在什么问题上可以达成一致呢?他们哪怕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不能达成一致,但至少一个问题上可以达成一致,那就是印度应该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无论哪一个民族,也无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只要你想在全印度执政,你就要坚持这一条。 印度这个国家矛盾很大,印共(马)掌权的西孟加拉邦与中央政府也有很严重的矛盾,曾经几次发生过暴力事件,出现过紧急状态。但是这些矛盾都是印度公民中的左右冲突,哪怕你是打起内战来,那也相当于中国的国共内战,双方都还是承认一个中国的。他们也是一样,这并不是孟加拉人与其他民族的民族冲突,今天德里的统治者也将印共(马)看做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整天盘算着怎么遏制印共(马)的势力,但是他们从来就不担心西孟加拉邦有什么独立的问题。而且我们知道,在印共(马)执政的30多年里,西孟加拉邦的民族融合与孟加拉人的印度意识或者说国家认同,其实是明显加强了。 真正的民族平等必须走民主的道路 真正的民族平等必须是在民主条件下体现出来的,大家知道美国很早就有了黑人官员,甚至是高官。前国务卿赖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都是黑人,但研究种族关系的人并不认为这是种族平等的一大突破。道理很简单,不管是国务卿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那都是任命的,总统任命了一个黑人最多只代表了总统的开明,不能反映白人的开明,其实这就相当于在南斯拉夫,铁托规定各民族要轮流坐庄,但是你只能说这是铁托的开明,这并不是塞尔维亚人的开明,当然铁托不是塞尔维亚人而是克罗地亚人,但这也不是克罗地亚人的开明,其他民族也不会因为这一点而感谢塞尔维亚人或者克罗地亚人。 像美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每几年一次的竞选就是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洗礼,每一次的竞选就使得每一个党的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成员要搞一次大团结,你不搞大团结你就赢不了。 我觉得承认阶级分野是可以的,阶级可以有矛盾,可以有斗争,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存在左派、右派,但是你左派、右派无需互相消灭。南斯拉夫按照列宁主义的民族问题理论来建构国家,本来这种理论并不是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比如说我认为用阶级矛盾“替代”民族矛盾就很高明,而且老实说西方、印度也是这样,用阶级矛盾来淡化民族矛盾,用左右分野来化解民族分野,这应该是很高明的。但本来这个高明就高明在阶级矛盾比较容易妥协、合作,事实上也比较容易实现。相对而言,劳资合作总比“阿以合作”容易得多、工会与商会达成协议总比犹太教徒与穆斯林达成协议容易得多吧?可是列宁体制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它将本来是容易妥协和合作的一种矛盾人为地激化为你死我活、谁战胜谁。这种理论在利益关系上把劳资对立刻意激化成“阿以对立”,在观念问题上像旧时宗教战争中“基督徒战胜穆斯林”那样去镇压“资产阶级思想”。结果搞得任何一个民族中都有人被伤害,任何一个民族都积累了不满的情绪。但是在存在着民族矛盾的情况下,这种不满又容易被转嫁到两个民族之间。于是就导致了越这样搞这个国家就越是离心倾向严重。 其实阶级的分野或者说左右的分野,一般来说是不会分裂国家的,为什么呢? 左右的分野和阶级的分野都是可变的,一个左派选民下一次大选可能就改变主意,成为右派的选民。但是一个民族的人怎么也不可能变成一个民族,这个认同是固定的,所以一个少数党如果对他的政治理念有信心,比如说我信社会主义,哪怕我现在是少数派,但是我相信将来有可能成为多数派,但如果是一个少数民族,你相信将来会成为多数民族吗?不可能,除非你独立。所以如果这个国家的政治一旦变成是以民族来分野,问题就很大了。 第二,左中右的分野是理性的,有理可讲的,可以和大家的实际利益挂钩。比如说我是左派,我主张福利国家,我可以讲福利国家可以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保障。我是右派,我主张自由竞争,我也可以讲福利国家不好,自由竞争可以提高经济活力等等。这些话都可以进行理性的分析,左派、右派各有利弊,利弊也容易讲得清楚。但是不同的民族认同你怎么解释呢?民族认同说透了,就是一种感情,这就像我爱我的母亲,那是因为我母亲比别的母亲更漂亮、更有钱、更聪明、更能干吗?当然不是,而就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能够向别人介绍说我的母亲多么伟大,所以你们也来认她为母吧,这是做不到的。 天底下不存在着一元化的东西,但是如果真的要讲多元化,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左右多元化”是最能够淡化民族认同的多元化的,因此也有利于促进民族和睦与国家统一。承认左右多元化的印度国家认同越来越巩固,而不允许左右多元化却突出民族认同多元化的南斯拉夫却解体了,这不令人深思吗?     (秦晖,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链接: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10-07/11/content_136654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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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在“文革”时要“批林批孔”?

  毛泽东为何在“文革”时要“批林批孔”?                 ______一种另类解读                 许锡良           因为开学之初事多,题目写好了好几天,今天才动手写。     要解读这个问题,其实从两个视角就不难看清。第一,中国历代反儒角色几乎都是法家,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儒事件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虽然说那个坑儒,其实只是坑了四百多的术士,儒生不是主要角色,但是,毕竟那次儒生确实也受到了牵连;第二毛泽东在整个“文革”时,批孔是借助重新抬举秦始皇来进行的,“批林批孔”,毛泽东大大赞扬秦始皇,并且自比秦始皇,并且要胜过他百倍,因此,在全国重新倡导法家的统治之术。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批孔其实就是传统的儒法争斗的现代延续。虽然,儒法在长达二千多年的时间里,更主要的是合作关系,是一种“外儒内法”,“儒表法里”的关系,但是,正如人的舌齿关系,一个负责咀嚼,一个负责搅拌,虽然主要是相互依存,互相配合的关系,但是,牙齿与舌头互相伤害的时候还是难免。中国历史上的儒法争斗也是这样的。中国历史上的儒法之间公开争斗主要是两次,一次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第二次就是毛泽东的“批林批孔”,虽然所使用的借口不同,原因也不相同,但是性质却是一样的。     现在,有许多人在说到反思儒家,批评孔子的时候,都自觉不自觉地会想起“文革”时,毛泽东“批林批孔”的历史事件,那场闹剧本来就够令人恶心了,突然又来这么一下子,令人不知所措。毛泽东在“文革”时为什么会突然心血来潮地来这么一场运动?具体的起因是他亲手指定的二号人物——接班人,最亲密的战友林彪东窗事发之后,在翻检林彪的文件时的,发现,林彪仍然热衷于孔孟之道,无论墙上挂的,还是日记本里,以及家里的藏书,都离不开孔孟的圣人之言。这个事情的发现,无疑是对毛泽东的权威的极大讽刺。一个亲手送给自己“四个伟大”称号的接班人,骨子里其实并不是真的崇拜自己。这样一件事情对毛泽东的打击有多大?毛泽东在“文革”时对林彪的欣赏,除了联合利用之外,关键之处还在于,林毛有着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密切交往,彼此之间实在是太了解了。林顺着毛的嗜好,投其所好,送给了毛“四个伟大”,而且还把“伟大的导师”,放在了其他三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之首。毛后来的反映也私下对人讲,他最喜欢的就是“伟大的导师”。为什么?因为,自古作为皇帝,哪个不是领袖、统帅与舵手?但是随着短暂的生命结束,这一切便结束了。无论是什么领袖、统帅与舵手,在思想精神上都要拜孔子这个“大成至圣先师”为师,至少名义上是这样的。但是,毛泽东不甘心只做中国历史上一个普通的帝王,这是他的一贯个性。我们可以从他十几岁的诗作就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想成为帝王,充满霸气,而且有强烈的思想与精神控制的欲望。早在1910年,17岁的毛泽东应湘乡县高等小学入学考试时,曾在以《言志》为题的作文中,写了一首咏蛙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楊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那个虫儿敢作声。”     这首诗十分狂妄,霸气十足。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一些诗词里有着同样的表达。比如,在他1925年所作的《沁园春.长沙》一词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种主宰世界的强烈欲望,油然而生。如果说这里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还有一些不确定性,自信心还不是那么强的话,那么,作于1936年,公开发表于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原的词《沁园春.雪》中的句子就更是赤祼祼的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在这首词里,毛不仅公开表达自己要成为一代帝王,而且还极尽能事地嘲笑了历代的著名帝王都远不如他。     有如此强烈超级帝王情结的人,是不可能把封建帝王放在眼里,同时也不可能会把历代帝王尊重的先师孔子放在眼里的。因此,毛泽东在谈到孔子的时候,也有嘲笑揶揄的诗作: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本来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全国,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早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秦始皇没有了踪影,而且万世师表的孔子更不在话下。毛在“文革”时的心态,可以说完全实现了他在1936年撰写的词《沁园春.雪》里的那种状态:“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也就是说,今天真正的风“流人物”,是历代杰出帝王与万世师表的合一。     然而事出意外的是,他亲手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却仍然在骨子里崇拜孔孟之道,这不仅是对他的幻想的最好讽刺,而且对他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也极具杀伤力。弄了半天,不仅自己的对手不崇拜自己,而且连自己选定的最亲密的接班人,也仍然崇拜孔子,所谓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那种幻灭感,那种失败感,是可想而知的。这是为什么林彪事件之后,毛一怒之下,要在全国兴起“批林批孔”的思想根源。     清华大学秦晖先生曾经提到,中国的儒可以分为“反法之儒”与“反西之儒”,这样划分是很有必要的。反法之儒就是传统的儒法斗争,儒法之间,亦敌亦友,更多的时候是互相合作关系。合作的开端就是汉武帝与董仲舒共同提出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他们合作的开端,争斗就开始了。董仲舒在借助汉武帝帝王权力,达到儒术独尊的同时,其实也被汉武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从此失去了起码的独立空间,而且董本人差点就死在汉武帝手中。毛泽东之反孔,其实意义只在传统的儒法斗争,毛泽东的超级帝王思想,甚至不满足于秦始皇那样的反儒,声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胜秦始皇百倍。也不满足于汉武帝那样表面尊孔,实质上实权在握,他要的是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的完全统一于他的个人权威之下,不仅当下要完全服从,而且今后万世师表的也不能够是孔子,而只能够是他毛泽东。他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其目的就是自己要成为天,成为地,成为永久性的人王。           因此,把秦始皇与毛泽东都反过孔儒的历史事实作为孔儒正确合理性的证据是严重不足的。这就像两个流氓打架,其实并不能够就证明哪个流氓就是正确的。中国二千多年独尊儒术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黑暗史,贪污腐败史,吃人史,暴乱史。读中国二千多年留下的史料,几乎每一页都是恐怖电视剧。尽管这些所谓的历史,还是官家御用文人们所作的旨在为帝王将相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的正史,但是,用现代人权观与普世价值来对照,仍然是充满了血腥的恐怖气氛。     因此,今天反思孔儒,不能够再用历史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毛泽东在“文革”时的“批林批孔”的眼光看审视。因为,今天,已经没有了秦毛式的绝对统治式的人物。在权力层面,要达到秦毛式的绝对权力尚且不可能,在思想精神层面要充当万世师表,更无可能。特别是互联网平面世界的到来,要想成为孔子式的“万世师表”,成为世代独尊的人物,那更是不可想像的。因此,今天反思孔儒的目的,绝不可与秦毛批孔儒相提并论。今天对孔儒的反思,应该站在普世价值与人权观念,自由、平等、博爱的高层重新加以审视。而今天的尊孔复古者,其实也没有历史上的秦毛暴政可以反对,如果是那样孔儒还是有一点价值的。今天尊孔复古者,更主要的是想保留中国历史上专制传统,特别是用于抵抗由西而入的民主思想,法治秩序与人权观念,抵抗市场经济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道德、法律体系和价值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学热,其实表面上是继续传统,弘扬文化,其实质却是一股逆人权,逆民主,对抗普世价值影响的阴谋。一些主张兴人权,主张中国应走民主法治之路的学者,也不明就地跟着在后面弄起了“儒家宪政”、“儒家民生主义”的闹剧,有些是真糊涂,有些是心里明白,却为了一点私利而装腔作势,别有用心,只为攀龙附凤之需而已。           易中天先生最近在其文章《逻辑与“中国逻辑”》一文中概括得非常好,他说:“现在最喜欢讲‘中国逻辑’的,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把水搅混。这种人,我称之为‘乌贼’;第二种是‘疯狗’,逮谁咬谁;第三就是‘脑残’,人数最多。乌贼是使坏的,疯狗是咬人的,脑残是起哄的。共同特点,是不讲事实,不讲逻辑,不讲道理。”那些企图到孔儒学说里寻找到现代人权思想与民主政治根据的人,无论是哪种类型,我以为都无异于缘木求鱼。无论是“乌贼”式,还是“疯狗”式,还是“脑残”式,一旦与崇拜孔儒沾上边,必然会成为其中的一种。           2011年9月6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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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转贴张铁志博客— 批评李敖关于民主的胡言乱语

张铁志,台湾知名政治评论家,《阳光卫视》主持人,并于两岸三地主要媒体撰写专栏,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著有《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吗?》、《时代的噪音:从狄伦到U2的抗议之声》,今年预计出版反思台湾民主的专书。 中國知識份子的走向:與李敖大師商榷 2011年08月10日 20:15 七月下旬,李敖大师在香港书展演讲,虽然次日新闻报导没有同日林青霞演讲火,但仍引起热烈关注。 在这场题为「中国知识份子的走向」的演讲中,基本以香港发展为主,但也论及大陆与台湾的政治。但李敖的谈话不但基本事实诸多争议,论证逻辑也缺乏说服力。 首先是理论问题。李敖认为两党制不一定是真民主,一党制也未必不好。前者的例子是美国国会两党都一致通过决议攻打伊拉克,而这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后者的例子是新加坡没贪污。 两党制与一党制是否民主,或者哪种制度更製造贪污,是一个可严肃争辩的问题,但应该是建立在严格的论证逻辑或者更多经验资料,而不是随便举两个例子来反驳。民主当然不等于两党制,但真实的两党制起码有权力制衡与监督,不会让掌有政治权力者独大。尤其在腐败问题上,这种制衡有利于抑制贪污;起码在政治竞争的过程中,政客们会彼此揭疮疤。新加坡的良治是一个重要例外,但这涉及其他历史和制度性原因,不能用来否定专制与贪污之关连的一般性关係。 在这个一党制不会更容易产生贪腐的说法中,李大师更以中国为例,「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贪污现象,你们觉得忧心吗?我一点都不忧心。为什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年的财产是两千兆,贪污是五千万。整个比起来,是千分之三。千分之三算不了什麽。」五千万这个数字,可能连中南海都会不好意思。 关于香港,李敖说他原本希望香港在九七后会留下一个英国式民主,但现在香港政治开始乱了,他认为他们不应该去争民主,尤其是台湾式的民主,而应该先把经济搞起来。 这话乍听起来也许不少人会同意。然而,现在香港的民主运动很大一部份就是过去一昧追求经济发展的恶果。香港现在是先进经济体制中贫富不均最严重的地方,严重的地产霸权也让市民深为不满,而政治体制内的功能组别又在制度上确保了这个不公平的社会经济政策。所以这几年香港人追求民主、呼吁废除功能组别,就是为了矫正过去经济发展主义的偏差,希望建立一个比较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最具体的例子就是八零后青年们的反高铁、保卫菜园村运动。 更遑论,民主和自我治理本身也是重要价值。所以,不是香港人不想搞经济,而是他们认识到经济发展外,还有许多重要的基本价值。 李敖又说香港民主发展的问题是离台北越来越近,而离伦敦越来越远。问题是,这两者除了其所说的台湾立委比较不文明外,到底有什麽重大差别?台湾政客的素质不佳,当然是民主的一个瑕疵,但却可能是台湾民主实践诸多问题中比较次要的问题;其他更严重的问题是如金权政治严重,公民参与不足等等。如果只是看到香港议会开始有一些脱序行为,就说这是台式民主,这恐怕只是是肤浅的评论。而且,不论台湾民主和英国有什麽制度上的差异(如宪政体制),起码他们有民主的基本要素:有基本的公民权,有各种渠道表达政治意见,并且可以决定政治领袖。 李大师可能要想的再稍微深一点,香港在回归后没有走向英国式民主,到底是因为什麽?是谁不让他们发展民主?为什麽民主派议员要在议会中丢东西?为什麽年轻人要上街包围立法会?问题当然在于香港政府背后更高的权力。但这恐怕是李大师不愿触碰的关键问题。 李大师的演讲最后,其实已经把他的底线说出来了。他建议大家不要做屈原、不要作殷海光、不要与北京作对,而是要拥抱共产党,要与他和好,劝他改善。我们尊重大师的选择,也尊重各种体制内外改革者的努力。然而,这可能不是中国知识份子的唯一选择。      上一篇: 转贴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大连前主要领导人寻租大连福佳PX项目—大连六百万人民生命如草芥? 下一篇: 丁丁新作 —竞争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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