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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潘基文谴责一名维和人员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被杀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联合国维和使命团的巴基斯坦维和人员被杀予以谴责。 潘基文星期二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名维和人员是联合国军车队在东部的南基伍省遭到”不明身份的袭击者”袭击时被打死的。南基伍省与卢旺达和布隆迪接壤。 目前还不清楚袭击的确切地点或袭击的性质。 联合国刚果稳定特派团正在对这次袭击事件进行调查。 巴基斯坦派驻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维和人员超过3千多人, 是总数1万9千名军人特派团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之一。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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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左凤荣:“可控民主”下的现代化转型——普京的铁腕与底气之分析

左凤荣:“可控民主”下的现代化转型——普京的铁腕与底气之分析 进入专题 : 可控民主 现代化转型 普京 俄罗斯    ● 左凤荣        摘要 俄罗斯是原苏联地区最大的转型国家。经过20多年的发展,俄罗斯基本上完成了转型任务,建立起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的体制。在俄罗斯实现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民众忍受了巨大痛苦。2000年以来,俄罗斯实现了稳定发展。俄罗斯政府不断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调整政策,确定既符合本国国情,也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政策。俄罗斯的发展为中俄进一步合作提供了新机遇,中俄关系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关键词 俄罗斯 转型 现代化 强国 中俄关系      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开始进行根本性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经过20年的发展,基本完成了这一进程。前10年国家的基本任务是实现制度转型,防止国家再退回到苏联时代,与此相伴的是经济下滑和民众生活水平下降,不少人陷入了困境。1999年以后,俄罗斯经历了10年的恢复和增长,转型后的政治经济体制也日益完善,基本找到了符合俄罗斯国情的稳定发展之路,开始重新崛起,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日益增强。目前,俄罗斯是原苏联地区(除波罗的海三国外)发展情况最好的国家。      俄罗斯基本完成了经济社会转型      从1992年开始,俄政府推行了“休克疗法”的激进式改革,彻底摧毁了苏联的经济体制,实现了改革不被逆转的目标,但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政治民主和有序的市场经济。相对于经济而言,政治现代化转型的成绩要大一些。   通过宪法,确立民主体制。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就新宪法草案进行全民投票,参加这次投票的选民有58.4%的人赞成新宪法,41.6%的人投了反对票。新宪法把俄罗斯政坛斗争的结果固定下来,确立了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基础和原则,其指导思想是:彻底否定苏联的政治体制,反对垄断权力,提供多种选择。其基本原则是:民主与法制的原则,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全民公决和自由选举是公民行使权力的最高直接体现,俄罗斯总统和国家杜马议员是全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人权与自由的原则,承认人的权利与自由;思想与政治多元化原则,尊重思想与言论自由,承认政治多元化与多党制;权力分立的原则,俄罗斯联邦国家的权力由俄罗斯联邦总统、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俄罗斯联邦政府、俄罗斯联邦法院行使;保护私有制,公民拥有财产权;联邦制原则,所有联邦主体一律平等。1993年宪法所确立的政治体制明显的特点是总统权力大,议会很难监督总统;政党权力受到限制,政党只能在议会中活动,并不能影响政府。总统拥有否决权,议会通过的法律,总统不签署则不能生效。俄罗斯总统权力之大,超过了美国总统和法国总统,但与沙俄时期和苏联时期相比,还是有很大进步。一是明确了最高权力交接的程序,规定了如何获得和保持权力;二是基本上确立了相互制约的权力分立体制,总统的权力毕竟是法律权力,而不是苏共中央总书记至高无上的权力;三是体现了法治精神,有助于建立一个在政治权力、职能和规模上都受到宪法规约的有限政府,司法权力首先是宪法法院对总统权力有抑制作用。   1993年宪法及其确立的俄罗斯宪政制度对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1993年宪法通过后,俄罗斯政治制度进入了发展、巩固和完善阶段,尽管有时各派分歧很严重,但都是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进行的。俄罗斯建立了民主政体的一些基本形式,如普选制、多党制、三权分立等,但由于民主条件不成熟,公民社会还不够发达,盲目追求民主导致了社会动荡。大多数人认识到,俄罗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成西方国家那种相对发达的民主制。为了避免重蹈民主引发政治动荡的覆辙,就必须对民主自由加以规范。普京利用了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在俄罗斯实行可控民主,实际上是俄罗斯式的新权威主义。   以私有化与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转型。俄罗斯经济体制转变的核心是摧毁国有制和计划经济,实行非国有化和建立自由市场经济。到1990年,俄罗斯的商店空空如也,工人失去了生产的兴趣,拿着卢布什么都买不到。用行政的办法已经很难解决问题。从1988年末至1991年7月底,成千上万家大大小小的国营公司——占俄国最终私有化的公司的2%~3%——就通过这种令人震惊的办法改变了所有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几十亿美元的国家资产就这样被管理人员偷走了。①1991年底,自发的私有化已在全国大规模地展开。这实际上就是盗窃全民的资产,但这种盗窃并不是非法的,因为没有出台非国有化的合法方案。常见的侵吞国有资产的方法有两个:第一个是简单地把国有企业的财产改变为某个新建的股份公司的资产的组成部分,第二个是通过简单的“租赁加赎买”把国有资产变为私人所有。②苏联解体后,为了迅速建立起市场经济,俄罗斯政府决定大力推进私有化,制造更多的有产者。   俄罗斯的私有化实际上就是把原属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主体和市政的资产转变为归自然人和法人所有。私有化采用了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进行住宅私有化,居民把自己的住宅变成私有财产,无需付费。   二是小私有化,即把那些小商铺、小吃店、修理店等卖给经营者或承包者。“到1994年9月,共有10.6万个小店,即占总数的83%实现了私有化。小私有化进行迅速,为零售商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③   三是大众私有化,即对10个部门的2.5万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大众私有化是通过发放私有化证券进行的。从理论上讲,苏联70多年积累的财富人人有份,况且在急剧通货膨胀的打击下,民众也没有用于购买财产的货币,丘拜斯等市场经济的推动者提出通过向国民发放私有化证券,国民用私有化证券购买企业股票,以达到把国有企业变成私有企业的目的。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实际上并不是着眼于发展经济,主要是为了政治目的,力图经过私有化,形成新政权的社会基础。实际上是用所有权换取政权,实现从苏联向俄罗斯的和平过渡。1992年8月,私有化证券纲领由叶利钦签署生效,从1992年10月到1993年2月,证券全部发放完毕,每位俄罗斯居民都领到了一张面值1万卢布(当时合100美元)的私有化证券。随着俄罗斯通货膨胀严重,国有资产升值,加上政治斗争,企业折股拍卖工作进展缓慢,实际上证券私有化并没有化掉多少国有资产。据统计:总共收回证券11639.5万张,占总量的80.8%,有五分之一作废,共分掉国有资产注册总值2848.69亿卢布,其中2003.82亿卢布,即70.3%,是在最后5个月内按大幅调高后的估价卖出去的。   从私有化的结果看,到1994年7月1日证券私有化结束时,“超过4000万的俄国居民——占总人口的30%——成了私有化的企业和证券投资基金的主人”。④“在1992年至1994年期间,有2万多家企业实行了股份制,其职工总数占整个产业工人总数的2/3以上。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已经不再需要总局、托拉斯管理局和国家部委的监管了,其财产全部改由企业的董事会来管理。”⑤但60%的俄罗斯人最后既没有证券,也没有股票,大众私有化并没有建立起人民资本主义。   四是货币私有化。俄罗斯从1994年7月起进入货币私有化阶段。政府将部分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的企业实行公开拍卖,人们用货币购买企业的股票。由于市场秩序混乱,政府管理部门失职,腐败成风,资产评估机构职能扭曲,股份制改造成了有权势者瓜分国有资产的一次盛宴。企业经理和部分地方官员或者其他暴发户通过钱权交易,按照大大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进行收购。这一阶段的私有化问题最多,少数人通过全权委托银行制、国有股份委托经营制和承包制、贷款换股票等手段,把国家不愿分散给民众的资产通过权钱交易直接转入权贵手中,造就了寡头经济。影响最大的是“七大寡头”,即别列佐夫斯基、波塔宁、霍多尔科夫斯基、古辛斯基、阿文和弗雷德曼、斯摩棱斯基、阿列克别罗夫领导的集团。他们与政权紧密结合,瓜分了苏联人民几十年创造的财富。   私有化没有使国家财产真正落到最有权利得到财产者手中,也没有落到有能力利用这些财产造福于社会的人手中,而是落到了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人手中。无论是俄罗斯政府机关,还是在俄罗斯大亨中,大多数人都是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与党政机关和经济机关有密切关系的人,前苏联官员出身者在总统班子里占75%,政府中占74.3%,地方精英中占82.3%,经济精英中占61%。其中,前苏联经济官员在政府中占42.3%,经济精英中占37.7%。⑥占俄罗斯人口10%的所谓“新贵”的财产来源大多都是不可告人的。这些新贵并不是俄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他们对俄罗斯的命运也不关心。俄罗斯转轨的实践证明:在国家软弱,没有能力和正在土崩瓦解的条件下,既不可能建造出有效的市场机制,也不可能建造出多少现实一些的政治民主。⑦   叶利钦曾经希望俄罗斯很快从过去走出来,让民众过上富裕的生活。但是,休克疗法实施后,恶性通货膨胀接踵而至,俄罗斯经济开始了长达7年的衰退。到1997年1月,“11%的俄罗斯人实际上是生活在贫困中,月收入平均29万卢布(39美元)。而这有1600万人。还有25%的居民(3400万人)月收入32万卢布(57美元)。半数的居民(7400万人)月收入57到114美元。这样,1.27亿俄罗斯人月收入少于114美元。他们勉强维持”。⑧只有石油和天然气部门比较繁荣。到1999年底,俄罗斯的石油出口量恢复到了从前的规模,天然气的出口量甚至还超过了从前。到2000年,出口石油和石油制品带来了331亿美元的收入,即人均228美元,而1985年苏联人均才只有46美元。⑨与苏联时期不同的是,这些收益都落到了私人、而不是国家手里。   尽管俄罗斯的政治经济转型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但人们能够承受,俄罗斯人愿意为未来牺牲现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使依赖国家和平均主义逐渐失去市场,尊重私有财产、财富与社会差别,创业与创新精神的新型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基本形成。      俄罗斯开始重新崛起      1999年12月31日,力不从心的叶利钦把治国重担转交给了普京。普京连续执政8年多,带领俄罗斯走上了重新崛起之路。   首先,普京把维护国家的统一、加强中央的权威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了加强国家的权威,普京2001年5月12日签署命令,把全国按地域原则分成七个联邦区,由总统任命的全权代表(多数来自强力部门)进行治理,以打破官僚与不法企业主间的联盟,营造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他还改变了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的组成,改变了地方行政长官和立法机构的最高领导人兼任联邦委员会议员的惯例,而由他们任命的代表担任上院的议员,恢复了上院作为立法机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分权制原则。2004年9月13日,普京提出了对本国政权体制进行激进改革的三大倡议:第一,联邦主体最高领导人将由地方立法机关根据联邦总统提名选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当地公民直选;第二,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代表将全部根据政党名单按比例选出;第三,成立社会院,以便与公民对话,让公民评议与监督国家决策。   普京的倡议得到了落实。联邦主体(共和国、州、边疆区和直辖市)最高领导人由地方立法机关根据联邦总统提名选出,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由当地公民直选;到2005年12月又进一步规定,由地方议会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提出行政长官候选人,由地方议会审议后提交总统任命。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代表将全部根据政党名单按比例选出,原来225席由单席位选区直选,另外225席按进入国家杜马的各政党得票比例分配,改革后单席位选区和无党派议员将不复存在。进入杜马的政党的得票率从5%提高到7%,限制了进入杜马的政党数量。在2007年12月选举时又规定只有全国性政党才能参选,政党人数要在5万以上(以前是1万),不允许组建竞选联盟。结果只有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进入议会,支持普京的政党占了绝对多数。2005年7月1日“社会院法”生效,2006年1月1日社会院正式运行。这是一个协调公民、社会、政府的机构,由来自全国性、地区性和跨地区社会团体及非商业组织的126名成员组成,任命、推荐和选举的各占42名,各级政府官员和议员不得参加,任期两年。其主要任务是提出公民倡议、对国家权力机构进行监督、对宪法修正案及有关公民权利法案进行鉴定,目的是与公民进行广泛对话,让公民评议与监督国家机关。经过合并,到2008年初联邦主体减少到83个。通过这些举措,巩固了俄罗斯的统一和中央对地方权力的制约,(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5 页: 1 2 3 4 5    进入专题: 可控民主 现代化转型 普京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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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中国选举观察(2013)之八――北京昌平区村委会选举不民主(2)

(维权网信息员姚立法报道)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秦家屯村提名新一届村委会组成人员候选人的会场,设在该村村部会议室。选民接到通知,提名会议的起止时间是 4 月 13 日早上六点 至十点半钟。 13 日早上,会议室门口有戈尚斌、高海明等四人把守。一次只准六人进入会议室内。会议室内有多位选举工作人员。选民凭选民证签字后,当场得到 20 元的误工费现金;同时得到一张提名票,提名票上设有三位职务,即主任候选人一人和两位委员候选人。提名须知中交待,两位委员候选人中至少有一位是妇女。填写提名票时,不允许相互看。会议室内有两位代写人,还有一位讲解员回答选民的疑问。选举委员会规定,姐妹、兄弟、父子、夫妻间可以委托投票,公公婆婆和儿媳不能相互委托投票。一人最多可以接受三人的委托。 选举委员会规定,符合七个条件的人才可被提名为候选人。七个条件包括组织能力强、有带领群众发家致富的能力、没有违法违章建筑等,老百姓对违建这一条很反感。选民把提名票投入票箱后从会议室侧门出去。 秦家屯村竞选拉票是公开的,有抱团组合拉票的,也有单打独斗拉票的;有现任村官竞选的,也有从未当过村官的人竞选的;有送香烟、鸡蛋贿选的,也有请吃贿选的;还有承诺选上后给所有的老龄人每月发 50 元钱拉票的。据村民反映,中共村书记高建明曾到韩海亮家,对韩说,若韩家的十多张选票全投给他,他高建明书记主任“一肩挑”后,村集体就把他家三间“危房”推倒重修成四间新的平房。提名日后,高建明的母亲找到韩海亮的二婶子刘桂琴讲狠、还打了刘,理由是刘没投高建明的票。 4 月 13 日 中午十二点半,计票结果是高建明和戈红明(在职村主任)、戈凤来和覃信明、刘丽霞和张玉会被确定为村委会主任、委员和妇女委员候选人。 选票是当场在会议室里唱的,除指定的几位监票员、唱票员和计票员外,其他人都不准进会议室。秦家屯村登记选民是 530 多人,提名日实际发出提名票 493 张。 当天下午,村民代表、递补为选举委员会成员的戈尚斌找到镇驻村干部赵美玉,要求重新清点选票,因为村民们不相信老戈只会得 52 张有效提名票,赵美玉回答说不行!还说查不出问题怎么办? 14 日上午,老戈找到中共村书记高建明提出要求查看提名票,高建明说下午查吧。可是到了下午高建明改口了,不仅不准查、还威胁老戈,红黑两道我都摆得平,你敢怎样? 14 日下午,戈尚斌给北京市政府热线( 12345 )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应该是可以查的,但不知道市里的规定,建议老戈找区选举办,同时给了一个联系的座机号 -51233321 。老戈多次拨通选举办的电话但就是没人接。 15 日,老戈决定到区政府去找张燕友区长,近十点钟,老戈在区政府大院被十多个警察推倒并抬出区政府大门外,老戈的手表也被打落了。当时,其他两个村的两位到区政府控告选举非法的农民打 110 报警,报警人没见接警警察赶到却见戈尚斌被那群警察用车拖走了。据戈尚斌讲,他在昌平区派出所被罗亚强审问了十多个小时。 4 月 29 日 是秦家屯村大选的日子,进入会场、验证、代票、签字、领钱、填票、投票等和 13 日是一模一样。唱票照样不准指定的唱票员、计票员、监票员之外的人围观。选举结果是中共村书记高建明 295 票当选村主任、中共村副书记刘丽霞 279 票当选村妇女委员,覃信明和戈凤来落选。 4 月 30 日 的另行选举中,覃信明当选村委会委员。 秦家屯村在投票日之前,镇五位驻村干部没有指导村民选举委员会“组织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与村民见面”。整个选举过程,村民法定的权利不能真正兑现,有关组织、有的个人操控选举。 链接:《北京市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 第十九条 村民选举委员会应当在选举日前组织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与村民见面,向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介绍候选人情况,由候选人介绍履行职责的设想,回答村民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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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习近平的“中国梦”和 张明澍的国人“民主观”

华盛顿 — 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以来一直呼吁要实现“中国梦”。北京政治学者张明澍最近出书谈中国人的民主观,从其结论可以认为:有相当部分中国人的梦和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在内容上并不雷同。 *习近平的“中国梦”* 习近平去年中共18大之后率常委们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中国梦”。他说:这是民族复兴之梦。 到了今年3月两会闭幕时,习近平说,中国梦就是人民幸福的梦。习近平还提到了实现梦想的几个条件或途径: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 凝聚中国力量。 3月底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和非洲,在俄罗斯发表演讲说: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 习近平只是谈到“梦想”没有谈到梦的具体内容。 *经济学人:习近平的中国梦* 在国际知识分子界享有知名度的“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载文题目是:习近平和中国梦。文章说,国家和人民一样,都应有梦想。但习近平的“中国梦”到底包含什么内容?看来有点美国梦那种过好日子的内容,但也有点民族主义和经过包装的极权主义的味道。 *各阶层的梦,不尽相同* 习近平的中国梦,显然包括拥有身份证的全体中国人,包括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包括生活在中国的13亿人,而不仅仅是8千万执政党的党员或几千万以党员为主的行政干部。 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党员干部和一般群众、一般党员和高级干部,他们的梦是否相同? 对于很多城市居民来说,他们的梦就是拥有一套住房;对于农村居民来说,他们的梦就是变成城市户口,脱离二等公民待遇;对于一般党员来说,他们的梦,是有房有车,能出国旅游,或者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 “经济学人”杂志说,习近平的中国梦,有一个潜在危险:为了实现这个梦,就需要把更多的权力交给这些党员。 *党员之梦和群众之梦* 中国老百姓和美国人一样,也梦想有自己的房子;把孩子送到好大学读书;能有更多闲暇时间自由支配,等等。但习近平的梦想,则是强化党对军队的领导。他在视察海军时要求大家坚决服从党的领导。 习近平在诠释其中国梦时,没有提到“党”的作用,也没提到共产主义这个词。但是,习近平在谈到苏联垮台时说,这是因为该党没有了正确的思想指导,没有了铁的纪律约束而导致的结果。 经济学人文章说:习近平曾对党员说:中国梦是个理想,共产党员应有更高的理想,那就是实现共产主义。 梦,有经济层面的,也有政治层面的。经济层面,各阶层梦必然不同。同样的,在政治层面,各种人的思想和追求也不尽相同。 *中国人的民主梦* 北京的政治学者张明澍最近出了本新书:《中国人眼中的民主》。这位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对“中国公民政治素质”做了调查,得出结论:以左、中、右划分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左的占38.1%,中间立场51.5%,右的占8%。 社科院这位政治学所政治文化研究室主任,率领项目调查人员,对北京、深圳、孝感和榆林“四类城市”18岁以上的1750名居民调查,问了30个问题,主要是请他们谈对中国民主的看法,其中问题包括:在你所生活城市中,你认为最重要的领导人是?有人写过一篇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你觉得民主好不好? 张明澍的调查得出了上述结论。他将其总结为:中国人想要的民主,德治优先于法治;解决反腐败和群众监督政府问题优先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重视实质和内容优先于重视形式和程序;协商优于表决。中国人想要中国自己的民主而不是外国的民主。 张明澍得出的结论和当局想要的结果可能是不谋而合。但问题在于:即便按照这种左派占38.1%,右派只有8%的理论,统计下来,中国13亿人,大概有5亿人属左派;1亿为右派,剩下7亿中间派。那么,起码有1亿中国人的中国梦,和其他5亿中国人的中国梦,是大不相同的。 张明澍的调查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遗漏,对中国城市居民的调查只注意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的差别,而不是对整个中国城乡做的调查。把一半以上未经调查的农村户口人数,都列为“中间派”,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站住脚。如果农村人口再分为“左派”、“右派”、“中间派”,那么,他们这“三种人”的中国梦,也不会相同。 星期一的人民网刊登出一篇文章:习近平强调“坚决反对四凤”筑就中国梦。文章说,习近平近日说,要坚决反对“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 在中国,能有权力、地位和机会享受这“四凤”的,不是一般中国老百姓。不少老百姓的梦想可能是:能反对掉这“四凤”,当然好。如果反对不掉,那么最好自己也能加入其中,成为享受“四风”队伍中的一员。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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