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我所知道 , 民国范儿 文载《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9月5日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民国范儿”的话题在多家媒体和网站受到热议。我自己在2011年7月19日《凤凰视频》播出的访谈录“逛台湾，寻找我心中的民国范儿”中，也有所涉及。在我看来，面对“民国范儿”之类的模糊概念，最为科学也最为恰当的应对态度，是蔡元培在1935年写给何炳松的公开信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 “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择怎样是善，怎样是人类公认为善，没有中国与非中国的分别的。怎样是中国人认为善，而非中国人或认为不善；怎样是非中国人认为善，而中国却认为不善的。把这些对象分别列举出来，乃比较研究何者应取，何者应舍。把应取的成分，系统的编制起来，然后可以作一文化建设的方案，然后可以指出中国的特征尚剩几许。若并无此等方案，而凭空辩论，势必如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标语，梁漱溟‘东西文化’的悬谈，赞成、反对，都是一些空话了。” 蔡元培的这种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表现在教育方面，就是他在担任校长期间赋予北京大学的北大精神：“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表现在做人方面，就是他1916年在为堂弟蔡元康书写的对联中，所表述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文明态度：“行不得则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像这样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才称得上是“民国范儿”的最高境界。借用吴稚晖1913年在《可以止矣》一文中公开提名蔡元培为总统候选人的话说，蔡元培的个人品质和精神面貌，可以用“尊贤礼士，止嚣抑竞，奉公守法”十二个字来加以概括。像这样的个人品质和精神面貌，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学的“旧道德”；也体现着西方社会更加具有普世性价值的“新道德”。 与蔡元培的“民国范儿”异曲同工、相提并论的，还有陈寅恪1929年夏天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中，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35年，胡适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一文中，把他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直接追溯到蔡元培和杜威身上。用他的话说：“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需要指出的是，比起蔡元培、胡适、吴稚晖、陈寅恪、王国维等人所展现的具有普世性价值的“民国范儿”；民国社会中更加常见的是鲁迅笔下所描绘的阿Q式的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的奴性思维及其精神胜利法，以及曹禺影剧中所描绘的以集体无意识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为原动力和内驱力的“阴间地狱之黑暗+男女情爱之追求+男权家庭之反叛+专制社会之革命+舍身爱人之牺牲+天诛地灭之天谴+替天行道之拯救+阳光天堂之超度”的文化密码和行为模式。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与民国社会的一个本质性区别，就在于蔡元培、胡适、陈寅恪、王国维等人所展现的具备普世性价值的“民国范儿”，一下子变成了意识形态化的文化禁忌和思想罪恶。被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阿Q，连同被曹禺天谴诅咒的秉承着“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的反面人物，反而成为被鼓励和被重用的对象。 1947年前后，曹禺在电影《艳阳天》中塑造了一个为攀附权势而不惜出卖朋友的读书人、绰号“马屁精”的马弼卿。创作《艳阳天》的曹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马弼卿言不由衷的一句忏悔之辞，所预示的恰好是他自己在反胡风和反右派运动中的人生宿命：“（假情假意）魏大哥，我也是没有办法，逼到这儿了。您可千万别见我的怪。（故做慨叹）哎，我们读书人——” 同样是为攀附权势而不惜出卖朋友，曹禺的清华校友龚祥瑞，在晚年自叙传《盲人奥里翁》中，更是直接搬用鲁迅笔下的阿Q来为自己进行辩护：曾经在反右派运动中出卖过自己的恩师朋友钱端升、王铁崖、楼邦彦的法学教授龚祥瑞，从1966年6月18日开始与北大法律系的29名同事一起，反复遭受残无人道地毒打批斗。他为此给出的解释是：“我认为心理学教授（沈XX在巴黎留学时认识的，那时他住在瑞士馆，一幢非常漂亮的楼房里）服毒身亡是一个不懂心理的蠢人。正因为他没有中国人的那种‘阿Q精神’，才自己结束自己，交了白卷。这很困难，让中国摆脱数千年来对于命运的忍让的那种弱点，确实困难。”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像名嘴陈丹青等人那样，使用难以厘清界定的“民国范儿”之类的模糊概念，不加区分地完全抹杀当今中国的主体个人及其主体意识，本身就是对于“民国范儿”的误读和背离。就我个人而言，师长辈的章诒和、袁伟时、张思之、资中筠、江平等人，近几年来所展现出来的，就是并不逊色于蔡元培、胡适、陈寅恪、王国维等前辈大师的一种“民国范儿”；或者说是既展现出普世性的以人为本、自我健全、意思自治、自由自主的主体个性；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之类具有普世性价值的优良品质的一种精神面貌和人格魅力。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梁晓声先生的原话记录 / 2011-09-03 22:15 / 评论数( 1 ) 关于梁晓声先生“一句话风波”的亲历见证 / 2011-09-03 12:21 / 评论数( 0 ) 袁伟时先生的常识误读 / 2011-08-28 10:47 / 评论数( 0 ) 从复议到判决，公正被谁吃掉 / 2011-08-25 22:57 / 评论数( 1 ) 化解权力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 / 2011-08-24 21:31 / 评论数( 0 )

2011年09月12日 10:41:07 　　 晚清民国老课本的新生命 ——祝贺老六推出《共和国教科书》     　　【傅国涌按：大约去年冬天，有记者就晚清民国老课本的问题采访过我，当时，老六做的影印本教科书还没有出来，现在第一套“共和国教科书”终于来了，期待“新学制教科书”和“最新教科书”也能早日问世。这些老课本成套重印，对今天僵化的中国基础教育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尚无法判断。可以肯定的是百年后仍值得我们期待的这些教科书，经受住了岁月的考验。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好东西是不会过去的。老课本中有新生命，追寻失去的传统，这些老课本如今也成了我们的传统。】     　　     　　       　　     　　       　　记者：能否简要介绍一下即将出版的三套老课本？   　　傅国涌：有一个做出版的朋友（《读库》主编张立宪）有意影印出版一些晚清民国时老课本，与我说起，我就推荐了商务印书馆的三套，一套是晚清的，中国有新教育以来最早的比较成熟的教科书，叫《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二套是《共和国教科书》，民国初年出的；第三套是《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是1922年以后的。这三套教科书的特点是没有污染。它们没有受到其它外部东西的污染，是纯粹的国文教科书。（现在已出版的是《共和国教科书》之国文和新修身。）但这并不是说民国的教科书只有这三套是好的，做事情要一步一步来，这三套做完后，他还希望以后把商务其他的版本以及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的教科书也影印出来。     　　记者：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出版情况大致是如何的？   　　傅国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这四个出版社，当年基本上瓜分了整个教科书市场。因为政府在很长一个时期没有垄断教科书，不光是没有垄断，大部分时候都没有插足教科书。民国在大陆存在38年，30多年间，政府是不管教科书的，没有介入教科书这个领域。最多是教育部有一个课程大纲，然后由民间的出版社自己组织人来编辑、发行。经过市场的筛选，这四大出版社胜出，各自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从他们四个出版社的比例来看，商务印书馆始终是老大哥，因为它在很长一个时期都占有60%的份额。   　　到了40年代，国民党政府才在重庆由官办的中正书局介入教科书的编辑和印刷。但也还是和民营合作，没有垄断。   　　从晚清到民国将近半个世纪，1903年到1949年，这是中国新教育的起点，也是最好的时期。新教育从开始萌芽，就很快成长起来，成熟起来。大约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到了比较成熟的一个阶段。   　　将近半个世纪，中国教科书出版就是由几个民营企业决定的。民营出版机构当然对教科书都会非常重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使用了十多年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印刷版次超过2560次，我猜测它们每次的印数可能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大，一千册两千册也有，所以版次就非常多。     　　记者：您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小学教科书为一个民族提供了文明的底线。   　　傅国涌：我的原话是：“小学教科书固然不能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高度，但是它能够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底线。”这是小学教科书原本应该承担的一个使命。小学教科书远比中学和大学教科书更加重要。在没有普及义务教育之前，小学生的人数就要远远大于中学生和大学生的人数。现在的小学教育是义务的，是全民教育，所有的人，无论男女，生下来都要接受同样的教育，因而小学教育覆盖的面是最广的。因为面广，所以它是培养人、建构人的基本价值的最重要阶段。所以我说它要提供一个民族文明的底线。     　　记者：民国的教科书大都有着怎样的特点？   　　傅国涌：这些教科书它首先是围绕着“人性”，而不是围绕着“党性”、朝廷、某个军阀的权力，它的目标是养成人、建造人，它始终围绕人性来编，这是一个根本特点。因而它特别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把这些因素都放在这些粗浅的教科书中得到了体现。   　　实际上这是一个启蒙阶段，启蒙的立足点是从人、从个体出发的，它不是从国家出发的。它重视人，重视的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它立足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也就是每一个会读这个教科书的小学生。从你的感受出发，从你跟天地万物的感知出发，推及到你跟家庭的关系、你跟学校的关系、你跟朋友的关系，你跟老师的关系，然后再延伸到你跟社会的关系，你跟国家的关系，它这样一层一层推开，让你来认识你和你眼前的世界。由浅入深、一步一步，让人成为一个人，而不是成为一个工具、成为一个能手，或者成为一个国家优秀的什么分子，都不是，它就让你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一个精神健全的人。   　　曾经有一个老课本的版本被嘲笑为“猫猫狗狗”，它都是从小动物，什么猫、狗、鸡啊。都是从你身边的事物出发的。今天的人可能反而不能理解这些课文，因为你家里可能就没有养狗、养鸡了。在那个时代可能家家户户都有狗，它就从你最熟悉的事物入手，通过非常生动的一种方式来表达。从最初的认一两个字，到后来认一两个句子，再到后面是好几个句子，最后面是成文。总体说，它要让你建立对自然的、人生的、社会的、国家的、世界的认识。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第一册第15、16课是《铁达尼邮船历险记》。高小就是小学高年级，民国元年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离现在有99年了。这篇课文比较长，所以分成了两课。那时“泰塔尼克号”事件刚刚发生，它用半文不白的语言来记叙这件事，写得特别棒，把事件写得特别清楚。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它用文言所写的这篇课文，其中对人性、对爱、对人的种种关系都从课文中体现了出来。因为“铁达尼”号很感人，它里面有人与人之间的爱和人性的那种美。课文讲发生海难后人们的表现，讲遇险的时候船长怎么样、船员怎么样、乘客的表现怎么样，说船上没有任何的喧哗，男子一律退后，妇女儿童可优先登救生艇。整个过程非常有秩序，在面临生命危险时没有人争上救生艇，也没有人口出怨言。乐队继续奏曲，跟平常一样，歌词的内容是“上帝乎，吾将近汝”，大家都要死了，要接近上帝了，唱的是赞美诗，歌乐声与船一起沉没。整个过程，船员没有一个人不坚守岗位的，秩序井然，旅客都在舍身救人，妇女也都情绪稳定，没有人在那里哭泣，偶尔有依恋丈夫不愿独自逃生的，船员也随她去。上面还有一张船撞上冰山的插图，画上的船很大。   　　这样的课文在那个时代的教科书里到处都能找到，它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也没有将任何我们今天课文中政治化的、超过人性以外的东西放进来，完全就是从人出发的，我觉得这是那个时代教材的主要特点。     　　记者：但是后来还是有意识形态的东西进来？   　　傅国涌：后来有了一些变化，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以后，国民党三民主义强化以后，它的意识形态开始进入，比如说要求小学阶段，课文里要有多少篇关于孙中山的文章。但是这些写孙中山的文章，都还比较朴素，不太离谱，没有把它写得太伟大光荣正确，因为一般都写的是孙中山少年时代的故事，故事里没有写他是天纵英才，生下来就有多么先知，都从他品质比较好的角度写，尽量从比较有趣的小故事来讲。   　　但是当时整个教科书体系，从低年级开始，还是写些小动物，花鸟鱼虫、风云雷电的这些东西，它也不是科普，就是让孩子认识这个世界，认识真实的世界。首先从认识周围的事物开始，然后认识家庭，认识社会。到了高小阶段，有介绍华盛顿、孟德斯鸠、卢梭的文章，也有介绍中国古代文化，比如苏东坡、诸葛亮、《桃花源记》之类文章，古今中外都有，也是一个平衡。但是它围绕着一个轴心，就是我刚才说的人性，它完全是从个人出发的，它完全是一个个人的视角，而不是一个超个人的视角。不是一个抽象的国家或社会的视角，而我们现在课本的视角就是国家，一上来就告诉你国家是至高无上的，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几乎等于零。现在我们第一课一般就是和国家相关的东西。     　　记者：民国教科书有没有传递那时活跃的民主思潮？   　　傅国涌：有啊！这是它的一个主要使命。在《共和国教科书》这个时代，《公民教科书》还没有单独列出来，它那时叫《新修身》，主要以品德教育为主，还不是公民教育。1922年，新学制确立下来以后，《公民教科书》替代了新修身，国文我们改名为国语，这个时候国语承担的公民教育的使命落到了《公民教科书》那里去，但在共和国教科书时代，这个版本用了十年以上，还承担着一个公民教育的使命，所以它会讲很多政治体制、共和的常识。比如说国体啊、政体啊、中华民国是怎么成立的，要怎么样尊重人类啊，还有专门解释什么叫共和政体的课文，每一册都有很多这一类的文章，讲什么是议会、什么是公民权利，这些内容它一直都有。这也是它的一个使命。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本教材的的编辑大意，编辑大意就相当于编辑方针，讲为什么要编这个小学教科书。第一条是“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编这个教材的目的不是说要让你成为一个语文的高手，不是要让你考试考一百分，它是为了让你要养成自由平等的精神，守法合群的意识，养成共和国民的人格。它是从人格陶冶的角度来出发的。第二条是“表彰中华固有之国粹，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那就是要把古文放进来，要让你知道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第三条也不是和知识有关的，它叫“矫正旧有之弊俗，以增进国民之智德”。第四条讲的可能我们今天的人会特别惊讶，第四条是让小学生了解一切国体、政体及一切法政常识，并普及参与政治之能力。   　　这是编小学课本的前四条目的，后面的还有一大堆，这些目的几乎都是这方面的，没有一条符合我们今天的要求。比如第八条，通过小孩子的国民教育，培养他国民生活上的技能，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他都是在讲能力、见识，爱这个国家，参政的能力，养成人格，都是这些东西，就是说编教科书的用意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跟现在相比，出发点不一样。我们现在是要培养服从的，守纪律的，听话的，考试考得好的学生，很讲究知识点，这个知识点要懂哪些，哪个知识点又要懂哪些，今天更追求一些琐碎的，看得见的东西，更看重实用性、政治性、国家性，而不是精神层面的东西，现在更强调性。所以塑造健全、独立个体的目标在我们教育里是没有的，它不考虑个体干嘛。     　　记者：那时没有课文造假吧？   　　傅国涌：那个时代的教科书都是接受了千锤百炼，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稍有疏漏就被对手搞垮了，因为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今天我们虽然有苏教版人教版北师大版，什么什么版，但是总体上还是没有竞争的，因为它还是垄断的，也就是那么几家嘛。那个时候是任何出版社都可以编教科书，都可以来参与竞争，在那样一种竞争环境之中，如果你有什么辫子、把柄、漏洞，早就被竞争对手揪出来，直接致于死地了。那时候的教材，每个学校都具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我想用谁的教材都是自愿的，没有人可以来强迫，没有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强迫哪个学校用什么教材。     　　记者：这些民国教材对于我们今天的教材编撰，有着怎样的启示？   　　傅国涌：晚清到民国学校、教师自主选择教材的权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现在大家都关心教材这个问题，说明我们的教材确实是问题很严重。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回过头看过去的教材做到了哪一个水准，无非也是要寻找资源，虽然这些是往后看，是旧的，但是它对我们今天来说仍然是一个新的资源，因为往后看和往外看都是在寻找资源，资源无非两种，一种是外来的资源，一种是我们本土已有的资源，以往的资源我们往前追溯，61年前那些资源今天来看就是崭新的资源，也许我们已经不能照搬那样的资源，但是它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新的思路，成为可以依赖的传统。现在要影印出来的这三套老课本，最主要也是给关心今天中国教育变革的人，对于中国的教育未来抱有期待的人，提供一些资源，也是提供一个参照系吧。     上一篇： 傅国涌：大变局中的小辫子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6)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