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

自由亚洲 | 六老人上诉建议天安门换像 官方限辛亥纪念避谈民国

六位在湖北的八十岁老人计划上书国务院及全国人大,希望当局将在天安门的毛泽东像取下换上孙中山的,尊重全球华人心声。中国政府只提辛亥革命却避谈民国一百年,也限制各地举办纪念活动。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由全国政协规划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将于十月九日在全国政协大礼堂举行,胡锦涛到时会就辛亥百年发表演说。 近日在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湖北,有六位年近八十岁的老人,准备向国务院及全国人大建议,希望当局能将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头像撤下,取而代之地挂上孙中山的像,但老人们担心此举遭到国安的打压报复,一直不敢将计划公诸于众。大陆老右派学者、原成都日报编辑铁流收到老人们的信后十分赞成其建议,于是将其想法公布。  这六位老人分别是王平、胡春台、欧冻汉、杜左生、汪烈九、及彭骥云,他们不仅希望天安门城楼换成孙中山的头像、同时还希望把蒋介石的遗体能从台湾回归奉化落葬,认为这是落叶归根,合情合理。又说毛泽东和蒋介石是“革命尚未成功”事业的继承者和学生,这也是两者生前一致认可的,认为此举能化干戈为玉帛,两岸和平统一的愿景也会变成现实。  其中一位上书的老人王平星期三向本台表示:“我们几个朋友,公布三天了,认为孙中山先生是国共两党都尊重的革命的先行者,(毛,蒋)是孙中山革命未竟事业的继承者,所以挂在天安门上就比较合适。” 记者:“为什么比毛泽东还要合适呢?” 王平:“毛泽东已经死了三十几年了,他没为中国人民办一件好事,专办坏事,所以他没资格挂在那里。” 此封信中还表示,这是开启中华民族宪政之路的首功,也敬告当局希望以苍生为重,切勿徘徊于权力之争,希望认真研究,采纳实施。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同时也是中国民国一百周年,当局对于由孙中山发起的辛亥革命进行不同的纪念活动,但却避谈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周年。 对此,铁流分析表示:“在台湾嘛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这个是中国的历史,他(北京当局)不敢提,他用辛亥革命来说,就好像把一个实质问题给回答了,他不承认建立了中华民国,是他们推翻了孙中山建立的合法的国家,因为他把一个国家给推翻了,所以他不敢承认这段历史。”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上海多家纪念馆、博物馆推出馆藏辛亥革命文物精品展,电影《辛亥革命》也在近日上映,有63个人物角色,汇集了中港台多位演员。六集大型文献纪录片《辛亥革命》于本月4日至9日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间播出。 据苹果日报星期三报导,北京当局只限湖北和南京两地大肆进行辛亥革命的纪念活动,却不让其他地区与其抢风头,在中华民国开国元勛黄兴的家乡湖南,地方政府曾建议进行纪念活动,但因北京方面规定只有在湖北南京才可以举行,黄兴的后人对于当局有意淡化先祖的做法很是不满。 广州媒体人张先生表示:“我是广东这边也都没有纪念活动,以前那些黄花岗也都是做样子有个纪念活动,老百姓也没有参与,很多东西都是官方的一种宣传一种样子,一般老百姓都没有参与。我觉得这是一种政治理念的不一样,如果共产党让老百姓崇尚三民主义,就与他们的理念有违背,但他们又不公开说,又不能让民众太崇拜这个东西,其实脑袋都是自己的,都有自己的思想,这东西不是说他们能管就能管得住。”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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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网友投稿:民国百年(二)

民国百年,其价值观历尽坎坷 我在上文说到民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科学上都创造了华人的最高成就,当时只是一笔带过,这篇就具体论述一下民国在这三个方面的成就。 政治上,实现了民主,这在华人建立过的所有政体中,从没有任何一个政体(包括割据政权)是实现过民主,除了中华民国以外,最最靠近民主的华人社会,是港英政府后期的香港,实现了立法会的全面直选,但97后就没了。但香港也从没直选过港督,所以,我说香港只是曾经非常靠近民主。现在的中华民国可以直选总统,所以在政治上,中华民国是华人所达到的最高成就一点都不夸张。特别在从独裁向民主的转变过程中,并没流一滴血,更是人类历史上的首次。从开放党禁、报禁到通过选举实现政党轮替,中华民国虽然有这个贪腐,那个子弹什么的,但蹒跚的中华民国还是在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可以大声向世人宣布,中华民国是个民主国家。这样的政治成就,华人历史上是毫无疑问的第一个。 经济上,让我们看一下,中华民国在1949年前有黄金十年,1949年后,台湾的经济腾飞,有目共睹,借着民主化的过程,台湾人以平价购买力计算的平均生产总值高达35000美元以上。超过英国和日本。世界上排第21位,这是一个不是上网查查资料就没法相信的事实。虽然还有个香港这样的华人地方比台湾多,但香港的平价购买力就好不过台湾了,香港人要买楼,动辄要5、6百万买个白鸽笼。 在科学上,一串串琅琅上口的科学家都是出身民国,甚至有些更是根本上就是民国具体名字从诺贝尔奖得主到一般的电脑硬件制造商,都有中华民国的成功代表在里面。我们在反思为什么中华民国能够在科学上有这么高的成就的同时,我们需要的不仅仅只是在大学毕业典礼的时候流行民国风,而是需要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是不是也应该要流行一下民国风呢? 民国百年,其价值观历尽坎坷,从大陆退守台湾,那未来的路会是怎样呢?中华民国的国号一天不消失,中华民国就一天依然是中国正统,但这个国号是否能保存下去,作为作者的我,非常有信心中华民国的国号会存在下去的。 下一个文章会论述一下民国一定不会消失的原因。 本 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欢迎大家投稿,请把文章发送到: 按键 tougao@bbc.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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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特别专题: 辛亥百年,民国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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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网友投稿:民国百年

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建立一百周年的日子。两岸对这个日子有不同的叫法,大陆叫辛亥革命百年,台湾那边叫民国百年。这个看似微小的差别,其实反映了过去一百年,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这个名称上的区别背后其实是中华正朔之争。 毫无疑问的是,中华民国是清朝的继承者。目前的中国传国玉玺,清朝的传位昭书,都在中华民国手上。还有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中华民国从没消失过。为什么说这一点最重要呢?主要是中国人看待中国历史的态度,都是以前朝有没有完全消失作为中国的一个朝代来计入中国历史的。举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太平天国,就是属于清史,中国人不会将占了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算作中国一个朝代的,同样,金国也不属于中国,南宋皇朝领地再少,也是在24史歌中单唱一个宋字。这其实反映出中国人看待中国历史,是以前朝的彻底消失,作为判定一个国号历史的新开端,无论前朝的领地有多大,都是以该朝的国号去指代历史时间。按这种历史观,现在依然只能用民国纪年去作历史纪录,今年就记为民国百年。 一百年前,民国的建立拉开了建立亚洲第一共和国的历程。现在回头一看,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们,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其实相当复杂,所以也造成了民国的道路变得极不稳定,弯弯曲曲地走过了一百年,当然,民国最后还是部分实现了她的缔造者们的梦想,实现了民主宪政。民国的建立过程,历史书有很多描述,民国的历史很曲折也是事实。民国经历了袁世凯的企图复辟,抵受住日本的入侵,参与创立联合国,第一次的全国普选,退守台湾,可谓经历坎坷,但坎坷的民国却创造了从独裁到民主的不流血转变,这是人类历史的第一次从独裁到民主的和平转变。民国从独裁走向民主的过程没流血是人类历史的里程碑。 中华民国无论从政治,经济,科学等等上的成就,都是华人历史上的最高成就。虽然笔者知道在台湾,有人要把中华民国和中国这个概念割裂开来。但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耐心地说,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从1911年开始出现,那个时候,一切的事情都是在大陆发生的,那中华民国的历史自然包括这段大陆史。至于在大陆, 了解民国的人更少,而且连提都不敢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真有虽未亡国但已忘国的感觉。更有甚者,提出袁世凯才是国父的论调,理由竟然是袁世凯才是逼清朝皇帝退位的人,所以他就是国父。这些奇谈怪论的背后,无非就是为了曲解民国的建立意义。把民国的建立等同于和以前的改朝换代一样,不是武力夺权就是宫廷政变。当然,这些言论从来没有成功使得孙中山先生失去国父的位置。其原因就在于民国日后的路程虽然坎坷,但表现依然出色,从实行全国普选,废除党禁,报禁到最终实现民主,这些都是沿着孙中山先生建立中华民国实现共和的意愿来走的,就凭这一点,那些想给袁世凯国父帽子的人就永远没机会成功。 本 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欢迎大家投稿,请把文章发送到: 按键 tougao@bbc.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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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对话与共识:谈判桌上出生的民国

  民国不是打出来,而是谈出来的、对话对出来的。如果说“剿抚并用、以抚为主”只是传统的老办法,那么,走到对话桌上,以和平谈判来解决政治危机,就是前所未有的新办法,在中國历史上尚无先例。辛亥时期的民谣《海上光复竹枝词》反映了当时情景:   议事厅前颇认真,安排西捕辟行人。同居一国开和议,今日君民势已均。   但和谈也非易事,紫禁城里的惊恐、保皇派的荒唐、立宪派的稳健、革命黨的激进、北洋派的实用……这众多支流,在一片喧闹中各有目的却殊途同归,最终达成共识,汇入“共和”之河。   保皇派的主张:以孔子后裔为帝   在川西华县,小学生每逢朔望要向石印的慈禧太后、光绪帝画像行三跪九叩大礼,后来又要向着摄政王抱着六岁宣统皇帝的像行同样的大礼。   1911年11月7日,以翻译《天演论》而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留英学生严复写信给莫理循(发表于《泰晤士报》),充满忧虑地说:   他们(南方革命黨人)允许目前这个王朝在法律上存在呢,还是干脆将其废除代之以中华共和国呢,还是他们相互战斗直到最后,而以一个中國的波拿巴为最终结果呢?现在没有人敢于预言……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   宣统帝是个幼儿,在清朝陨落的时刻,这是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当时有人提出以孔子后裔为皇帝的想法。11月30日,张謇写信给汤寿潜:   昨有美人詹美生来言:中國今日政体似尚以君主为宜。若不愿满人,何不举衍圣公,而总理为之办事?   12月16日,日本公使伊集院与英国公使朱尔典会谈后出门,朱尔典追出来,刚接到英国外务大臣的绝密来电,要给他一看,其中说:“当前官、革双方在保存满洲朝廷基础上达成协议……已全无可能,作为此时之解决方案,册立当代孔子后裔,拥为皇帝,未悉是否可行?望即与日本国公使进行密商。”   极力主张立孔子后裔为帝的是康有为。他在《救亡论》一文中说:“以中國四万万人中,谁能具超绝四万万人而共敬之地位者,盖此资格,几几难之,有一人焉,则孔氏之衍圣公也。”在另一篇《共和政体论》中,他提出保留宣统为虚君,各省公推孔氏衍圣公为监国摄政王,“直出上谕,则汉人为主矣。若欲行总统共和,则称监国总统可也”。   袁世凯对拥立孔子后裔之说断然否定,“此种荒唐论调实不值一笑;单纯可以拥为君主之族系人物,不但无从寻觅,容或有之,而废黜现今皇帝另立新主,其结果只是在实质上成为共和政体,且会惹起更多纠纷,无论如何,不能考虑……” 黎元洪接受英文《汉口日报》采访,记者问及康有为,他强调说:“康有为的事业不是我们的。”显然他不会同意康的这些主张。黄兴、孙中山他们不会同意,北洋军中廖宇春这些人也不赞成。   严复的坚持   严复作为南下和谈的各省代表之一,12月12日,从汉口过江,与当年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黎元洪有过一席谈。   北京《京都日报》12月23、25日接连刊登《严复与黎元洪之政见》、《唐黎会晤志略》,报道12日他们的师生谈。严复说中國人民程度不足,实行共和必多流弊。黎不便驳难,由孙发绪代答,“大致谓人民程度不足,由于无良政府以督率之,此次改革正欲增进人民程度,而期渐进于完善。如谓程度不宜于共和,亦未必即宜于立宪。况立宪政体君主万世一系,彼有何功何德,而能永享尊荣如此”。严复说:“我亦尝谓万世一系不合人群公理,但今日之事颇难为力。”孙说:“此事转移全在先生,先生为当代大儒,若著书立说启发国民,程度自然高尚;鼓吹共和政体,则共和政体自必早庆成立。”严复只是说:“谨受教,但鄙人此次南来,总期保全人民之幸福,凡鄙人所能为者,无不尽力为之。”   严复一直坚持国人程度不适合共和,日后甚至提出了一个“共和女性”说,说共和属于阴类,共字又读“恭”,恭顺而和柔之意,引用古语所训,“共和”二字,女性最贱,故列于十四等。他认为今日将这个名词尊为全国名号,岂非大谬。   “民国”、“共和”的强大声音   当时南方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主张共和。   10月28日,苏州尚未獨立,中学生叶圣陶日记即说:“从此以后……汉族同胞共歌自由,当即有一共和政体之中华民国发现于东半球之东,乐矣哉!”11月16日,黎元洪对记者热情地谈到中國的未来,“描绘了一个以美利坚合众国为蓝本而建立的未来的联邦共和国” .   在上海等地,许多以民国、共和为名的团体纷纷出现。   不用说革命黨人,不仅张謇、汤寿潜、程德全、赵凤昌这些立宪派,就是岑春煊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更不要说年轻一辈的孟森、雷奋、杨廷栋这些人。   12月16日,上海租界巡捕在宁波路墙上撕下的纸条写着:“走狗唐绍仪胆敢来沪议和,一定将他打死,反对打死他的人不是同胞,凡撕下此通告者也该杀。”巡捕在山东路上也发现类似的纸条。唐绍仪对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表示,“目前最堪忧虑者,在于各省对和谈真相缺理解,竟然妄加抵制。今晨以来,本人已接到恫吓信数封”。   参与和议的北方代表冯耿光回忆,从武汉到上海,下船以后,“很多代表被……歹徒要挟,硬说‘北方代表都是宗社黨,不要轻易放过他们’。代表们怕事,就纷纷躲避了”。   紫禁城的战栗与痛楚   12月20日,凌盛仪在湖南听说,隆裕太后想要带着溥仪出奔,“无地可往,唯有痛哭而已”。这只是传闻,但当时确有人为溥仪避难联系过美国使馆。在袁世凯进京前,皇太后和皇帝请求在美国公使馆避难,11月10日,北京方面给诺克斯电报,主张允许请求。当日,诺克斯回电,如果其他公使馆不反对,他同意“暂时避难,如果为了保护无辜的生命这是必要的话”。   当年回国考取翰林院编修的留学生叶可梁,也从非正式渠道获得了美国使馆的同意:   武昌起义后月余……我与义理寿联系过两次,十余日后彼告我谓美使馆已答应让出二等秘书宿舍给溥仪使用,并计划由天安門挖一地道直通东交民巷,以避免袁世凯的耳目。   后来,当袁世凯大权已握,与内阁大臣联名上奏,要求顺应民心改定共和政体时,紫禁城再次经历战栗与痛楚。幼帝溥仪日后回忆,是一份密奏吓住了隆裕太后:   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人家告诉我的那次与袁会面的那天……由此我也明白了太后为什么听了袁世凯的话就吓得魂不附体,以至袁世凯退下去之后还哭个不停的原因。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他议。”“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其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隆裕太后没有读过法兰西革命之史,不知道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故事。经袁世凯这么一讲,她完全给吓昏了……   和谈代表唐绍仪的窘境与功绩   清廷的牌几已出尽。12月6日,袁世凯在逼摄政王退位后独掌大权。整个朝廷的重心发生倾斜,战与和、退还是不退的主导权落到了袁身上,次日他决定派唐绍仪南下议和。   12月12日,日本公使伊集院致电内田说,自决定派唐为代表南下议和以来,对袁世凯的意向,外间传说纷纭。“闻昨日(清国)陆军部某人曾向青木少将秘密透露云:如此次交涉不成,或则乾坤一掷,断然废黜皇帝,完全同意共和政体;或则效法罗马教皇之故智,使皇帝保持尊荣而置于虚位,不使其干预一切国政,二者必择其一,袁世凯对此已有所准备”。他将这些问题当面问袁,并说如果袁主张君主立宪,日本必尽量援助。袁回答,自己始终主张君主立宪。11月23日,罗瘿公写信向梁启超报告与袁世凯面谈的情况,袁说“我主张系君主立宪共和政体”——这首次出现的新名词,将君主立宪与共和捏在一起。   此前的11月14日,袁对汪荣宝等资政院议员阐述自己主张君主立宪的宗旨和理由。但是,袁交给唐绍仪的方案“二十二条”,已不是一般的君主立宪制,而是 “君主共和立宪制”,这是袁与外交团商定的:   大清帝国改号中华联邦共和国;皇帝改为国王;各省改为中华联邦,组织共和政府,包含蒙、藏、青;由各省选举议员组织上、下两院,公选大总统以为行政机关;行政之权统归大总统统揽,国王处宪法上之特别地位,不得干预政事;国王例为世袭,但大总统以四年为任期……司法机关为獨立,归裁判所管辖……   当时,《申报》、《民立报》等报纸都曾刊登。这个独特设计在世界各国不曾有过先例。袁以为南方会同意这个方案。不料唐绍仪一到武昌,黎元洪他们提出的四点建议就是:推翻满清、优待皇室、厚待满人、统一各省。唐绍仪到上海,发现保留清帝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他也没有将这个方案拿出来讨论。   12月20日,唐绍仪与南方代表伍廷芳第二次开谈。伍廷芳说:“我初亦以为中國应君主立宪,共和立宪尚未及时。唯今中國情形,与前大异,今日中國人之程度,可以为共和民主矣。人心如此,不独留学生为然,即如老师宿儒,素以顽固称者,亦众口一词,问其原因,则言可以立宪,即可以共和,所差者只选举大总统耳……将来满人亦可被举为大总统,是满人何损而必保存君位。故此次改革,必须完全成为民主……”   第二天,袁世凯致电唐绍仪:“近日体察各国情形,皆不赞成共和,日本因恐波及,尤以全力反对,如再相持,人必干预,大局益危,亟宜从速自家解决,冀免分裂,况十九信条已具共和性质,君主民主两相维持,即可保全危局,何苦牢守成见,空争名义……”   唐绍仪南下前夕公开表示,政体改为共和也可,唯君主之名义当保存,若革命军必要除去君主名目,不得不回京罢议。他内心却是主张共和的,随他南下的八旗代表章福荣回忆,船至南京下关,他与江苏都督程德全密谈许久,所谈内容虽不知,但看他们亲密的神情,就心中生疑。章福荣写信给朋友:“此次会议,原为南方主共和政体,北方主君主立宪,故要开会彼此商讨二者之得失利害,而我们的北方代表未到开会地点,在船上业已主张共和,这会还开个什么劲!”   12月20日,第二次开议时,唐绍仪说:“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且我共和思想尚早于君,我在美国留学,素受共和思想故也。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次日,他电致北京内阁,如不承认共和,无从开议。   12月29日,南下和议代表之一许鼎霖给赵尔巽写信:“此次议和,实误于唐大臣过于胆怯。两次开议,皆存逆来顺受之心,是以革黨得步进步,不至共和不已。”他还在资政院指斥唐绍仪,“何谓议和,直是送礼而已”。恽毓鼎甚至在日记中写下“唐绍怡之通匪卖国,令人发指”。   而英文《大陆报》记者笔下的唐绍仪,“他冷静、充满人性、和蔼可亲,易于接近。当他被任命为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出席和平会议时,革命人士感到很高兴,他们认为唐绍仪是一个具有开明观点的、通情达理的、并非对革命毫无同情心的人” .   双方各有目的,终于殊途同归   其实不是唐绍仪软弱,关键还在袁世凯的态度。这一点,12月20日第二次开议时,唐绍仪就已说破:   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   12月21日,随唐南下的北方分代表范静生(源濂)在湖南共和协会欢迎宴会上说,“北方亦多赞成共和,项城尤为赞成共和。唯一国总不能有两政府,南京非建都之地,都会要以北京为宜,并说明种种理由”。   莫理循多次对人说:“袁知道唐持有共和黨人的观点”,“袁世凯派唐去上海时完全清楚唐的意图,我对这点从没有过任何怀疑。” 1912年1月24日,他写信给威?伍?柔克义说:“12月里,我有几天呆在上海,那时唐绍仪宣称他坚持共和的理想。我相信袁世凯知道并准许他这样讲的。”   袁世凯未必有什么共和的信仰,但对清廷不放心则是确实的。美国驻华代办威廉斯记录,10月15日,袁即派亲信密访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告诉美国外交官:“袁将到京,不久我们会有一个共和国,袁且为总统。”   这是个十分重要的记录,袁从一开始就表面一套,暗中一套,似乎令人猜不透,其实只有一条,他既要取而代之,又不想背上篡位的恶名。   在唐绍仪之外,北洋军代表廖宇春南下秘密斡旋,如果不是出于袁世凯的安排,至少也是洞察了他的心机,否则很难理解廖如此大胆。廖宇春在秘密和谈时说:“中國人民无爱戴君主思想,已非一日,其故一由皇统无血族之关系,一由君主无爱戴之价值。今民军进种族革命,而为政治革命,用意极为正大。”并直言不愿为清帝而战,只要袁世凯做总统。   双方之所以顺利达成协议,是因为各自完成了主要的目标:对南军而言,要的是共和政体;对北军而言,要的是袁世凯为总统。   1912年1月5日,莫理循给布拉姆写信:“我相信一定会出现一个民国,而袁世凯只要在此期间不被炸死,会成为民国的第一任总统。”“我见到袁世凯时,他小声对我耳语:”再加些压力,朝廷就垮台了。‘……“   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等47名将领联名电奏速定共和。   共识形成,尘埃落定,清朝的命运决定了——退位是唯一体面的方式。   共识下的双赢、多赢   回看百年前的那次大变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派(后来发展为北洋军阀),以国内的张謇、国外的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这三种力量表面看去有不同的道路,或革命,或组织军队,或倡导改革与实业救国,但最终殊途同归,走到了一条道上。袁世凯代表的是实用,选择的是出将入相之路;张謇、梁启超们所选择的是稳健;孙中山则是激进。激进、稳健和实用这三者间看似没有共同点,很难找到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但武昌首义打响的这一枪,引发的不是一场无限革命,而是一场有限革命。辛亥革命最终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的深层结构,没有把社会翻个底朝天,更没有触动基本的儒家文化价值,它是相对节制的。清廷退位,建立共和政府,战争即告终——这样一个有限目标,只是要把帝国变成民国,把王朝变成共和。它只是一场政治革命。正是政治革命,成了三派达成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因此他们得以坐下来,和平谈判,彼此妥协、退让、博弈,不是哪一派全赢,也不是哪一派全输。这样的方式付出的社会代价最轻,成本最低。但我们往往不愿意这样解决问题,中國历史向来有暴力逻辑,我们也有“痛打落水狗”的心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开了一个好的先例。这个先例应当成为后世的一个传统。后人应当懂得并记得:达成共识的民智基础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关键在于时势,在于选择;流血越少的革命、改革,越显得荣耀,因为它珍惜人的生命。   作者: 傅国涌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9-2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对话与共识:谈判桌上出生的民国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骆驼的悲哀——甲申再读之三 (9) 青春祭 (17) 阿富汗战争的历史价值 (0) 重温人亡政熄的历史教训 (1) 透视9·11:历史的分水岭还是一次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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