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

  卖饺子 – 外来民工的真正生活 民族志学者特瑞莎·王对人们通常会在哪个年纪使用数字产品和外来民工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研究。她就在一个外来民工区进行工作和研究，其中一家人就是她观察的对象。特瑞莎和他们一同感受了贩卖饺子的酸甜苦辣。 凌晨四点钟，就听到了门外孩子们的脚步声，水声哗哗地从龙头里流进洗脸盆。我无意中听到了李杰说的话：“客人要是没在还好，现在钱不够，今晚也买不上肉来做饭了。” 这几天我都跟李杰一家人住在一起。像她这样偏远地区的民工有两三百万，离乡背井，希望在城里、、、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报纸上常用这样的词句来描述“美好生活的向往”，不然就是“希望找到一份工作”。或许当我说出李杰一天中的生活时，才能表达完整我的那句话。 大约四点半，我们吃些薄饼，喝了碳酸饮料。白天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早上醒来呼吸到的这空气让人神清气爽。李杰的丈夫龙和她弟弟雷，给电动车上装好电池后，两人开车去了市场。当时还没到五点。     我跟李杰和她儿子待在一块儿。我们从冰箱里拿出一些饺子，这些饺子全都粘成一团团的了。需要冷冻的东西都放在冰箱里，没想到冰箱不好使，饺子变成了这样。有时它很管用，啤酒都被冻得快炸开，又有时候它根本就不奏效。饺子现在粘在一起，而啤酒却硬冰冰的。    有一天雷跑回来告诉他们一个建筑工地上，商贩们都在那卖些吃的，也不用害怕城管。城管作为城管局和司法局的执行者，在城里执法时最让这些小商惧怕了。所以这一家子决定去卖饺子。听说在这块地方没有城管，他们一家人都赞成这个主意，卖饺子的话每碗价格四块。他们的全盘计划是这样的：先弄一个车摊来卖，等到一两个月后，把它租出去，这样就有了稳定的收入。于是他们从存款里面取出 6000 块钱买了两部充电式的脚踏车，三块电池，一个冰箱，炉具，煤气罐，还有两把大鹏伞，两口锅， 20 个塑料碗，两袋一次性筷子，四张伸缩性桌子和 16 把椅子。除了筷子以外，所有其他东西都是二手货。李杰一家人搬到了一个房屋都破破旧旧的村子里，看起来就是典型的贫民窟，他家坐落在一处距离那个建筑工地约 20 分钟车程的地方。这周围将近 100 到 300 个村民的场所共用一个厕所。单间房的，房租还要每个人 300 块钱一个月。   龙和雷 7 点的时候回来了。李杰跟他们说冰箱里的饺子全都坏掉了。这两天都已经扔掉四袋饺子了。在收拾他们买回来的东西时，我听见龙在抱怨地说他不想天天做这些事情了，但李杰即刻反驳了她丈夫：“ 6000 块啊， 6000 块，你要知道，我们必须得把它挣回来。”     我是四年前认识李杰的，她是一个苗族女人，现在四十三岁了。她常会去一些地铁站附近卖她们村里自产的手制衣服和钱包之类的东西，背上总背着她两岁的儿子，东西都铺在一张床布上面，要是遇到麻烦，任何时候都可以卷起来就走。除了忙着卖那些东西，她得把孩子看顾好，饿了的时候给他喂奶，想大小便的话就拉到垃圾箱旁边给他解决。 有一次，我正想在李杰的小摊上买个包，一群城管突然来了，他们朝这些商贩们吼道：不能在这里卖东西，是违法的。其中一个城管边说着就边把一个女的推到了地上，然后开始收缴他们摊上的东西。大家都乱逃乱串的时候，李杰在一旁出奇的镇定。她冲着城管大声说道：“我们维持生计这么艰难，我们这些少数民族在家乡挣不到半分钱，也没有哪个学校会接收我们的孩子。难道你不能对我们有点同情感吗？求你让我们在这里卖东西挣点儿辛苦钱吧。从农村里出来就希望能过得好点，吃得好点。你们是城里人，想要过活是件多么轻而易举的事吖！我们就只求个生活”    城管当时定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没有打她，没有去缴收她的东西，一句话也没说，转头走了，消失在杂乱又吵闹的人群中。城管走后，我帮李杰收拾东西。我说她敢站出来说话简直太勇敢了。她回答说她又没做错什么，只图个生活而已。从那以后，我跟她成了朋友，我经常会去她的摊子上转转，她也很乐意，有时我们一起逃脱城管的管治，有时我们又会跑到麦当劳去找个厕所。     今天李杰一家人的饺子铺第一天开张了，她让我一同去看看。     早上八点我就起来洗蔬菜，这里是四个家庭公用一个水龙头，而五个水龙头只接一根水管，所以那些需要用水洗的东西都要等很久。这附近住着的 20 户人家，大家都要用水洗洗菜，洗洗碗，头发和衣服也得洗，只要有哪一家在用水，其他 19 家就会滴水不出。每个月家里每个人还得交 10 块钱的水费。为数不多的水管，附近几户就都看着它们，依赖它们，所以大家都不敢浪费。    有时候我们还不能按时赶到建筑工地上，因为要排队去接水。我学会在水管那里排着队不走直到把水池给接满。因为用水困难，好多食物都没洗干净，只在水里透湿了一下，接着洗其他的菜，然后这盆水还不能倒掉，用来洗碗，或者洗头洗衣，还有给李杰的孩子洗澡。    龙在屋外的一张小桌上切肉，这小桌差不多就是他们的厨房了。要是他走开，苍蝇就扑到肉上面。想象一下，要是有很多苍蝇都飞到肉上的话，你可能会以为这是块黑石头呢。煤气罐点不燃了，那会儿十点左右吧，试了很多次还是没办法，龙只好打电话叫修理员，这又是一笔预料不到的开支。修理员很快就来了，因为他住得不远。修完煤气罐后龙做开始做饭，饭熟时已经十一点半了，我们本来应该在 11 点的时候就去工地，赶上工地里吃饭的工人。我们赶忙把啤酒放进塑料泡沫里，装好那些卖饺子的托架，桌椅和伞。李杰还嫌她老公动作太慢，吼了他几句。    去工地的路非常狭窄，有些路段还没铺水泥。李杰，龙，还有他们的儿子骑一台车，我坐在雷骑的车上，扶稳着碗和伞不让它们落到地上去。坐在这后面恰好能看见驶过的那些宝马车里的人，醉醺醺躺在座上，眼神里都是不耐烦的情绪。我们的车开到半路上就出故障不能再行驶了。雷告诉我说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就在一个高尔夫球场附近，许多客人会经过这里回去，这样就比走主干道要快。我们穿过这条路时，看见很多放置在那里的奢华器械，墙上张贴着的海报上也没有中国人的面孔，全都是白皮肤金头发的孩子，在绿油油的森林旁跟父母一起玩乐嬉戏。     我们到达建筑工地的时候，锅里剩的汤已经不多了，因为这一路不平坦，把汤抖掉一大部分。把东西都摆放好后，很多穿着脏衣服的工人就纷纷走来了。“热乎乎的饺子汤咯，来一碗热饺汤吧。”我们大声地叫卖，想多吸引点顾客过来。 工人们走过来坐下以后，就开始叨咕干活儿有多累多辛苦，有的要来点啤酒就着饺子吃，龙跟他们解释说“饺子都是上好的，只是怕肉没熟你们吃了会补舒服，所以煮的时间就比较长。”事实上饺子为什么都被煮那么碎，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因为冰箱坏了，所以饺子会变成这样，我们只能用炉火一直加热饺子汤让它看起来像没坏的饺子一样。龙给这几个工人拿来五瓶啤酒送给他们喝。    中午 2 点，我们收工了。数了数龙口袋里的钱，总共 60 块，也就是说我们只卖了 15 碗饺子，但龙又送了 5 瓶啤酒，所以就只挣了 50 块钱。李杰的小儿子想要睡觉，所以龙跟她带着儿子开车先回去了。我和雷把那些剩汤饺子那些东西收拾好放到车上，也要开车回去了，摩车没电了，每次这种时候都要遇到点儿意外。昨天大中午也是，吃完饭后我们在那么热的天气里推了整整两个小时的车。    到家时已是两点半了，车子倒是没什么损坏，这下终于解脱了。拔出电池给摩车充上电，李杰把剩下的那些饺子从车里端出来，然后用勺子舀了四碗， . 放些芫荽叶 在碗里，我们饿得三两口就吃得汤水不剩了。    龙和雷在三点半时候去市场上买菜，一个小时后就回来了。我们像早上那样，开始做饭洗菜。李杰在一旁看着孩子，陪他玩耍看电视。    五点半了，我们又把饺子装好，开车去了工地。这次龙和雷打算告诉顾客们，我们的饺子分量比其他家都要多，价格还都是一样的。可是情况却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别家摊子上都有很多工人吃饭，可是我们这里一个人都没有。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太阳都下山了，锅里还有满锅的饺子。李杰让我们坐到桌子上假装是客人吃饭，看能不能揽点人来。我们就坐在那边开始吃了，雷给我们端来饺子，几分钟我们就都吃完了，可是也没有人来，大家心里都很不好过。这是第四天了，生意却完全没有走上轨道。天很快就黑下去了，每个人都是饥肠辘辘的，大概 7 点多的时候我们又开车回家了。    回去的路上我问雷，现在生意不怎么好，他打算怎么办。他说这事情需要些时间，三五个月是要的，等到生意稳定后他会去找一份办公室的工作。雷是村里唯一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今年 23 岁的他从艺术专业毕业。我不懂为什么雷才刚毕业，就愿意来坐这样的小摊生意。他说家里又没有关系后台，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而且一开始工资还都只有 2000 块左右， 3000 不到，但是到工地上去卖饺子的话每天还能挣到 500 块，至少符合了他的想法。    雷一直跟我表示他认为自己还不如劳动的工人呢。暑假的时候，他在煤矿工作过，还有手机厂，饭店。他觉得在办公室里工作并不代表那人就算事业上成功了，他那些在上班的朋友每天得待在办公室里 12 个小时，工资还有时候还不如外来民工呢，也没自由。他不喜欢被约束，乐意自己挣钱。    到家时，李杰和龙用手电筒在做饭，我们就把车上的东西全部搬下来放进屋里，把啤酒放进冰箱。这一天下来，我估计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全都是用来搬东西和装东西的。九点多的时候饭菜都做好了，今天还有肉。到吃饭的时候李杰说，“要赚钱呐，不赚钱连菜都买不起。想吃肉就更难了。”对于外来民工们，肉可是丰盛的美食，能吃上肉可算是有钱了，因为在农村一年也吃不上几顿肉。 这几天卖饺子的情况太糟糕了，平均每天才卖 100 块钱。雷提醒一家人他的那些朋友生意都做得很好，过一段时间我们也会像他们那样每天赚 500 块。龙气急败坏地说他们卖得都是好饺子，有回头客，我们那饺子，人家吃过一次根本不会来第二次。李杰有些焦虑了，但是她总能让周围的人相信她跟着她。她不想让这个事情复杂化，也不想让她老公泄气的想法打消这件事情。要不然的话，这每天的忙活都白费了。    对我来说，最苦闷的事情就是上厕所了。把脚迈进厕所时会踩到很多堵在门口的垃圾，还会听到嗡嗡的声音，后来发现里面到处都是苍蝇，里头的那种臭味我从来没闻到过，简直形容不出来。我尽量不去上厕所。前段时间的工作当中，我都还能跟她们去麦当劳或肯德基方便一下，现在除了这个公厕，我别无选择。     尽管我都是在高温三十度以上的环境里工作，但是我真的受不了没有水可以喝。每次都只能抿一小口，打湿一下嘴唇，不然就会干得张不开嘴了。昨天特别的热，不过因为喝水少，只上了两次厕所。  这女厕所里的那个坑脏透了，全是粪便，卫生巾，和垃圾。里面还有一条腐烂了的狗腿，我想把它弄开，但是根本不知道怎么弄。他们上厕所时，都对此熟视无睹，我每次看到都觉得极其地恶心。这样的事情很多，我都麻痹了，因为我又不能改变什么。而且也是没有办法，没有时间来做这些事情。每个人都这么过着，虽然也想把垃圾和死狗给清扫开，但是根本没有负责人，从哪里开始做？自己每天都筋疲力尽还愁着如何安排下顿饭，还怎么能管那些事情。大家每天早上四点钟就起床，除了补充一下睡眠或者做饭，哪里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一天结束以后都累得快散架了，开车一到家就迫不及待想睡觉。     晚上十点了，村里里人几乎都睡了，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自由使用水管。我趁这机会简单地洗了个澡，把身上的灰尘和汗水冲洗一下。夏天的时候，大多数人家都在屋外歇凉，他们又不怕羞，也不躲避。可我就不敢在那个时候去洗澡。李杰就只在露天坝洗洗她的胳肢窝，胸部，腿，肚子和屁股。     我走进屋时，龙和雷都已经睡着了。李杰为我腾好了睡觉的地方，就在她和他儿子旁边。我躺下来闭上眼，希望明天不要有什么意外发生，希望摩车的电池不会没电，希望冰箱和煤气罐不要出问题，希望明天能多卖一点饺子。     我在他们家住了一个星期，但是饺子生意没却没持续这么久，雷想让他一个同乡来和他们一起做生意，这个同乡在手机厂里工作，但是厂里那些浓烟让他的身体受不了。他们在一起合作一个星期左右，雷的脚跟儿被刀伤砍伤，划破了他的脚腱。他没有去医院治疗，因为不是城市户口，医药费不是一般的高。他的腿一个星期都动不了。     从那以后，雷放弃了。他把那些花了 6000 多块买来的东西转手卖出去了，只卖了 2000 块。他的老乡回了手机厂，李杰夫妻俩又在街上卖些衣服。雷现在想在网上找个工作。     从小商贩们那里看出，真正肮脏不堪的，其实大都是那些富人，特别是在旅游业和商业领域。他们和当地政府拉关系，筑后台，然后卖“纯净食物”。处弱势受伤害的却是像李杰这样的家庭，居无定所。在这样的社会下里，他们的那点儿金钱根本连他们的安全都保障不了。    查看评论

中国1.58亿民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们中许多人的工资与生活标准也逐步提高。但他们中大多数还不能成为中国拉动内需所需的“消费标兵”。 37岁的刘涛（音译）是一位装修工人，他告诉路透社记者，他估计自己一辈子都买不起他所装修的这些北京的豪华公寓。 其实束缚刘涛消费的并非他的赚钱能力。他每月工资在三四千人民币左右，高于民工平均工资。按照路透社援引的统计数据，中国民工的平均月工资为2049元。 但中国的户口制度拒绝了数百万民工享受其工作所在城市的社会福利。 没有城市户口，就意味着民工及其子女无法在城市就学、求医等。 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的领导人希望将全国的储户们变成消费者，以拉动中国这一全球第二大经济的内需。尤其目前世界经济处于危机之中，国际社会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减少。 “中国的户口制度阻止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的高级研究员黄育川说。黄育川是诺贝尔经济奖阿瑟·刘易斯的学生，刘易斯的经济学理论备受投资者与决策者的关注。 刘易斯理论提出，发展中经济的过剩劳动力被吸收到劳动过程中后，进一步的资本积累将延续工资与经济的增长。但这似乎并不符合中国当前的情况。 储蓄增长 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工资已连续多年以两位数增长，2011年更是增长了21.2%。但储蓄也随之增长。其中30%-70%的储蓄来自民工。 根据中国官方数字，中国人共有80万亿美元的银行存款，分析人士预计老百姓手头钱款也是数量相当。不像经济学理论说的，穷人的工资增长并没有转化为消费。 “民工存很多钱，这是真的。我们不得不存，因为我们必须照顾家中老小。”曾在北京电讯设备工厂打工的朱胜（音译）说。“在农村我们已经有了电视和洗衣机，如果没有必要我不会买个新的来代替（它们）。” 像朱胜一样，许多民工为房子、子女教育、医疗等存钱，希望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限制消费 经合组织发展中心的研究显示，中国方式的城市化只提高了收入，但限制了消费。 另一方面，通胀也打击了人们消费的意愿。虽然大多数中国人都认同生活标准比十年前提高了许多，但他们仍不算富足，并深切地感受到价格飞涨。食品支出占中国农村人家庭收入中的40%，但2011年食品平均价格上涨了11.8%。 同时民工的合同中通常包括住宿与饮食，这也限制了消费。青岛轮胎厂的工人李杰（音译）说：“我的生活是在工厂里。”他在生产线的基本工资为6千元，如果他干得快，可以赚到最多8千元。 放开户口制度 如果中国能放开户口制度，或至少让民工可在城市获得医疗福利，将有助于开启民工的存款。 这也将扩大中国内地省份的城市化影响。汇丰银行的分析师认为，这将使中国31个相当于第三世界的贫穷省份变为一个二等发达国家或者一等发展中国家。 （资料来源：路透社）荷兰在线 编译

今年这些农民工孩子在哪里上学-中国青年报 今年这些农民工孩子在哪里上学-中国青年报     在北京市五环外，大风卷着黄土，覆盖上被拆迁村庄的半截砖墙，一对裹着黑衣的农民工夫妇，跨过垃圾堆，牵着刚到爸爸腰高的娃娃，抬头看看矮墙。     在一片灰黄残破里，格外鲜明的是矮墙上涂写着五个红字：“东方红学校”，后面画了个箭头。     从2011年暑假开始，北京各区的拆迁波及了众多农民工子女的学业。拆迁风暴中，北京将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1.4万余名学生的去向引发了全国关注。     现在中小学开学在即，北京的数万农民工子女都到哪里去上学？存在大面积失学吗？拆迁潮后，农民工子弟学校和老师们又何去何从？     就此，中国青年报记者近日探访了现在北京的农民工子女就学生态。     剩下的学校在“夹缝中求生”     “村子被拆了，学校却还在？”这样诡异的局面，就出现在北京市昌平区的五所农民工子弟小学。     这五所学校是经纬学校、振华小学、东方红学校、明欣学校和新源学校。去年有1300多名学生的振华学校，现在还剩一半人。上学期有1100多名学生的经纬学校，校长估计这学期顶多能收到500个孩子。     “老师也有走的，也是一半，现在只剩下不到20个老师了。不过孩子们要上学，我们就要正常上课，不能让他们失学啊。”振华小学的万校长说。     振华小学以前每个年级四个班，现在减少到一两个班，而关于具体班级数，“还没开学，还没定下来”。     原来经纬学校的学生是周边村子的孩子，房子拆了以后，有的农民工家庭搬走了，有的回了老家。“搬走的孩子，老师们就去找，找得到的就再回来读。”     “学生走了多多少少受点影响，学校财政状况不是很乐观，实话说，肯定是入不敷出。”校长们谈起拆迁后的局面，语带唏嘘。     经纬小学的李校长更是坦率地说：“拆迁对学校招生影响挺大的。”他算了一笔账：     小学学费每学期每人600元，初中每人1000元。学校房屋租金一年将近30万元，30多名老师，每个老师一个月工资平均是1800元到2000元。“说实在的，我基本挣不着多少钱。这个学期学生更少了，估计要赔钱。”     “整个村子拆了，学校却没拆迁的政策，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但学校哪怕只有十个学生也要开学，我们要有负责到底的态度。”李校长说。     据公益组织“打工之友”负责人张志强调研，目前，仍然约有10万孩子在北京市没有获得办学资格的114所自办校和近50所有办学资质的学校，接受由家长自己买单的义务教育。有近四分之一的孩子处在12-16周岁的青春期。     学校主要分布于流动人口集中的城乡接合部，如四环、五环以外的村庄。     “在一个缺乏监管的市场环境里，校长是一种苦涩的无奈，办学数年，他们讲述学校的辛酸让人落泪。十几年来，学校至少搬了4次，拆迁时会有些失落，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张志强在调研报告中这样写道。     请放心，农民工孩子没失学     小安（化名）原来是北京市石景山区春蕾打工子弟小学的学生，学校被拆了之后，她已在平谷区第二小学的六年级读了一个学期。她的30个同班同学，和她的经历一样。     “石景山区去年拆了3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是春蕾、太和、红星小学。那里的孩子们现在都去了公立学校。”公益团体“同心希望家园”负责人马小朵说。     平谷区第一小学、平谷区第二小学从3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各年级里选考了孩子，“就按平时在学校的成绩，优秀的就挑走了”，剩下来的所有学生都集中到蓝天中学。蓝天中学原来收的就是打工子弟，现在将一些平房改建成了小学部，而3所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也随学生到了这里。老师也是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     在新学校，小安的妈妈有喜有忧。     “和原本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比，现在学校的环境条件好多了。原本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负责教语文数学，公立学校老师教英语体育，教学质量好些，孩子吃得比较好，还有鸡腿。”     “但是公立学校下午3点多就放学，孩子没人看，不像原来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会看到7点。我们都忙着打工，根本不可能来接，这挺发愁的。而且光饭费就要200多元，原本的打工子弟学校一个学期大概600多元，也不用饭费，离家近，孩子都回家吃。”     而在朝阳区，采取的办法是孩子们进了“民办公助”学校。     “民办公助还是私立的性质，校长是教委委派的，一般是原来朝阳区的老教师，或者退休的老校长。”公益组织“农民之子”的项目负责人王春华说。     “2010年就尝试开设了两所，一个是安民学校，一个是星河双语学校，据农民工家长和孩子反映，效果还可以。”     在海淀区，较多的孩子进了附近的打工子弟学校，进公办学校的“还是比较少”。     而在大兴区，关闭了10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后，“公办学校接收孩子的很少。也就是少数家长办齐了五证，最后学校收了。”     最后的结果是，基本上学校全都重开或者合并了，学生都回到了农民工子弟学校。     老师，您往哪里去？     原来在红星农民工子弟小学二年级“什么都教”的李爱枝老师，准备要离开这个职业了。     从2009年教书开始，她每月是750元的工资，去年刚涨成了四位数，1200元钱。当她正盼着工资再涨一涨时，拆迁来了。     她班上的20多名学生，因为拆迁走得剩下十来个。再后来，整个学校也被拆迁了。     她们一共9个老师，4个去了公办学校，她听说，“工作压力挺大的，累得要命。”“待遇比以前好了，有的能拿到2000多元了吧。”     马小朵介绍，在石景山区，30多名老师，返聘9人，大概每个学校选了三分之一的老师返聘，没选上的就自谋职业。     而李爱枝老师她们，校长给推荐了一个有办学资质的民办学校。“4个老师去了。因为太远，我有孩子要带，就没去。”     王春华介绍，在朝阳区，一部分老师进了民办公助的学校。教委统一开了重新聘任的会，会上民办公助的校长发表了一下演讲，介绍每个学校的状况，教师就自己写应聘简历投给校长。     “老师失业的问题，学校没有负责，政府也没管。还不如2009年在拆迁影响下，有几所学校关闭，像大兴的龙海学校，政府还按劳动法对工作年头长的老师给了失业补偿。”     公益组织工作者们了解到，这一年多来，不少接收农民工子弟的学校已经出现了“缺老师”现象。     “这是为什么？我们分析，可能新进来的老师不多，但是离开岗位的却有不少。”     “原来许多老师觉得，国家政策可能对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有安置，农村老民办教师转正会受鼓励，但是近两年打工子弟学校关得很快，对老师的去向似乎并不在意。有些老师觉得没有必要再坚持了，觉得不会再有对他们有利的政策，一部分老师就流失了。”王春华说。     “现在学校的解决方法是，如果实在不行，就由一个老师多带几门课，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     “现在还没确定要做什么，还没打算好，也不想干这一行了。”李爱枝老师最后说。     “问题不是没学上，而是怎么上好学”     “根据我们的经验判断，无论政府拆迁学校多么迅速，都不会出现大量孩子失学的情况。”知名农民工子女学校项目“新公民之友”总干事蔺兆星说。     “因为目前有市场和政府的双重手段，从市场来讲，打工子弟学校会顺应市场变化，农民工家长面临拆迁，也会选择就近转学，实在不行就搬家。”     “而政府举措来讲也有好处，关掉一批，集中资源后，办学质量会得到提升。现实的经验是，700-800个学生的学校，会明显好于200-300人的小学校。”     蔺兆星说，“现在对农民工孩子来说，问题不是没学上，而是怎么上好学。”     他认为，从目前的形势判断，北京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拆迁仍将继续。有的学校已接到暑期拆迁的通知。     “因为北京和上海的农民工子女数量是大致相当的，上海市通过这两年的优胜劣汰，农民工子女学校已经从约300所降到了最近的约140所，这个数量是恰当的。再减下去资源配比就很难了，总不能靠公立学校临时加盖，把操场都盖成学校吧？”     “而对比上海，北京现有200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因此还有优化的空间。”     “对政府来说，措施不是拆了就好，而是要规范民办学校，给予支持。其实说政府不了解是假的，北京市教委一直在调研，很清楚每个学校的办学质量，也在管理规范，已经比以前改善了很多，但还没有足够的长期支持。现在有的区在尝试公立和民间合办学校，但没有明确的政策指引。”蔺兆星说。     张志强在调研时，曾听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位老师问学生“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时，很多孩子一片茫然。过了半晌，有个学生回答：“我去捡破烂吧。”“我要收一个大彩电，能赚10块钱。”     “在政府政策、投资办学者、老师和学生这几个群体的博弈中，教师和学生成了真正的弱势方，他们的利益保障仍亟须破题。在一轮又一轮的取缔、转学的喧闹中，城市打工子弟如羊群般被放逐于城市的边缘地带，在体会知识的乐趣之前，他们已过早地品尝到了人生的冷暖。”张志强在调研报告里这样写道。     “因此，需要争取的是政府更多支持民办学校的态度和力度，要是得不到有质量的教育，这些孩子就废了！”蔺兆星说。     据记者了解，政府有关方面也都在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弟有学上，上好学。

1月13日晨，当从温州返乡的民工姜红明走出阜阳火车站时，顿时被眼前的阵势吸引。 姜红明家住阜阳市阜南县，阜阳位于安徽西北部，人口过千万。当地公开数据称，外出务工人员近300万，多通过火车往返，阜阳火车站也因此知名。阜南县则因淮河第一闸“王家坝”闻名中外，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还总结出“王家坝精神”，现已成为阜阳的城市精神。 “最早回乡时没人关注，渐渐地多了欢迎条幅，再后来有了志愿者，但是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场面。”姜红明每年回乡一次，他如此总结20余年回乡的感受。 当日，当地政府在火车站广场举行2012年“接您回家”春运接站活动，来自该市下辖的五个县（市）的30台大巴车，免费送返乡民工至所在县城。 当地主政者亲自主持，十余政府部门参加活动，处处可见的欢迎条幅，让姜红明们感到受宠若惊。 直到登上免费大巴踏上回乡路时，姜红明才回味过来：到家了，火车的拥挤已成过往，以前下火车后发愁如何到家也成为过往。 在阜阳极度重视农民工的背后，是该市迫切需要返乡民工带来的技术、资金、先进理念，以推动经济升级发展。 姜红明今年39岁，妻子徐丽比他小2岁，两人都属于村里的“打工第一代”，均是十六七岁时便外出务工。1998年，他们结为夫妇后，便开始了共同的打工生涯。 北上至北京、南下至广州，夫妻两人在老乡们的口口相传中，用脚投票，不断变换打工地，追逐着回报最高的地方。 2007年，他们来到温州，在一家鞋厂做鞋。今年鞋厂还没有放假，徐丽就开始打包回家的行李。她用“迫切”来形容自己回家的心情。自2011年阴历初九离家至温州，她已经整整一年没见两个孩子了。 2012年的第一天，姜红明就用电话购票的方式，购买了两张1月12日的火车票，让夫妻两人庆幸的是，车票还有座位。打点了三大包行李，准备好送给两个孩子和双方老人的新鞋、新衣服，姜红明、徐丽夫妇踏上返乡路。1月12日上午11点，姜红明夫妇乘坐火车返乡。车厢内人很多，不少人被堵在了车厢过道里。温州至阜阳相距1333公里，在硬座上颠簸了20个小时后，1月13日早晨7点30分，他们抵达阜阳火车站。 姜红明夫妇的老家并不在县城，而在阜南县王堰镇季郢村，下了火车，要倒三次车才能到家。第一次倒车是从阜阳火车站到阜南县城，每年他们都是先坐40多分钟的公交车到阜阳汽车西站，再从汽车西站坐50多分钟的汽车到阜南县城。仅倒车就需要近两个小时。 当在广场巡逻的交警告诉他们，今年有免费的大巴送他们去阜南县城时，姜红明有点不敢相信。 此时，在火车站临时停车场上，来自五个县市的30台大巴车已经各就各位，整装待发。阜南汽运集团的6辆大巴车整齐地排列在停车场南侧。车头悬挂着大红彩绸，车身裹着“我们接您回家过大年”的字幅。志愿者将姜红明夫妇安排在阜南县6号大巴车上。 上午9点10分，满载43名打工者的6号大巴车跟随车队出发了。从阜阳火车站到阜南县汽车站，40多公里，车程1小时20分钟，在志愿者和打工者的一路欢歌中，他们抵达阜南县城。 上午10点50分，他们乘农线车回王堰镇，透过车窗向外看去，天气有点阴，道路两边一片片灰绿的麦田，将大大小小的村庄连接在一起。光秃秃的白杨树，一排一排地矗立在远方，让冬季的村庄更显萧条。 姜红明说：“今年的麦子长得真好，但是靠天吃饭哪里是个办法。现在外出的越来越多了，村子没以前热闹了。”在阜阳农民，立起了越来越多的楼房，里面却空荡荡的，毫无人气。当地人挣到钱之后，喜欢盖房显示成就，不过由于一家都在外打工，不少楼房空置。为了防盗，甚至有人用砖和水泥将门封住，多年后回家时再砸开。 当日中午12点，他们在王堰镇镇政府下车。从这里到他家的3里路，需要徒步。路不好，全是土路。 离家还有一段距离，徐丽就大声地喊起了一个男孩的乳名。两个孩子奔了出来，女孩的个头比徐丽还高。穿着红毛衣，留齐刘海的徐丽摸着女孩的脸，责怪她：“看看脸冻成什么样了，也不穿件好看的衣服。” 一进堂屋，两个孩子就争先恐后地翻看父母给他们买的新衣服。女孩儿一边比划一边说：“以后我也去城里，城里的衣服真好看。”男孩儿突然问爸爸：“今年陪我们过十五吗？” 姜红明笑着答应了。按照计划，他们过了大年初八就得返回温州，虽然他们并不想走那么早。 而在此时，阜阳正准备举办农民工招聘会，本地企业将提供数以万计的岗位。留住熟练工，服务当地发展成为越来越迫切的事情。与此同时，招聘会还将推介创业项目近百个，为返乡民工自主创业提供选择。 吃完中饭，姜红明和徐丽商量：“要不咱们也去招聘会看看，找个离家近的工作，不走了？”徐丽看了看孩子，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