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

据法新社报道，1000多名藏人为四川壤塘寺自焚身亡的年轻僧侣念珠举行守夜祷告仪式。 四川壤塘寺的年轻僧侣念珠19号自焚身亡，本台以及多家媒体对此及时作了报道。念珠在点火自焚时呼喊“达赖喇嘛万岁”、“给西藏自由”的口号；身亡后遗体存放在当地寺院。警方曾下令交出念珠的遗体，寺院的僧人们没有服从。 但据法新社报道，壤塘县政府一名黄姓官员对法新社否认有人自焚，否认有人举行守夜祷告仪式。这位姓黄的官员说，“一切都很好，秩序正常。”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嘎扎西表示，青海天峻县和四川壤塘县先后于17号和19号各发生一起僧人自焚事件，但当局予以否认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他呼吁当局对连续发生的自焚事件展开调查，以弄清事情的真相： “现在连续发生自焚事件是各媒体都有报道。比如说17号那天青海天峻县，19号四川壤塘县的一位年轻人的自焚。中共政府否认那个并不惊讶，因为中国什么都不承认。现在我不谈这个。现在我针对您的问题，如果中国政府觉得自焚事件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希望能够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一再跟我的朋友或者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强调最好的方法是首先你必须要思考那些年轻的藏人，不是一两起，已经是20多起了。为什么连续发生自焚事件？首先你有没有把事情的原因调查清楚？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只要你针对这个事实，调查其原因的话，一定会得到一个结果，然后你就看在你西藏60多年来所执行的政策是不是合乎了当地人民的需求？” 贡嘎扎西说，北京当局试图阻挠外界了解西藏客观存在的问题： “如果您觉得西藏没有问题，你为何不能让国际独立团体以及国际上的独立媒体进藏调查真相呢？您为何把国际主流媒体BBC、CNN等愿意去西藏采访的时候，你为什么去阻挡呢？” 这位藏族权益活跃人士说，中国其它地方也发生过群体事件，当局在那些事件中没有开枪镇压，而唯独向参与群体性事件的藏人开枪，这严重伤害了藏族人民的感情： “在大陆地区在汉地发生同样的抗议事件，你不开枪、你不镇压，但是在藏地发生这种事情你立刻开枪，为什么？这难道不是种族歧视的政策吗？是公平吗？” 贡嘎扎西呼吁北京与坚持中间道路的藏人行政中央举行对话，以谋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在调整政策的基础上跟流亡藏人举行对话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所以现在新上任的藏人行政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中间道路的政策依然没有改变。我们非常愿意跟中国政府举行对话来解决问题。” 纽约评论家孟玄对藏族人民争取自由的诉求表示理解，但是他说，自焚难以起到化解矛盾和冲突的目的： “我觉得自焚的问题只能加重彼此更大的冲突。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这个效果你要看在哪一个情形下，这种非抵抗、非暴力的抗议能够打动世界的人心或者是你对手的人心，让他缓和下来。中国人民本质上对神圣领土主权的观念还是非常非常强的。不管是哪个政权上来，下一个政权如果要变换的话只会比共产党更凶，因为它要煽起老百姓、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嘛。民族主义的情绪是可怕的一个东西。” 法新社说，中国指责在一些地区广受尊敬的达赖喇嘛煽动藏人自焚，其目的是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 林贤治 　　 　　 　　 “知识分子”一词，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法国，始于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由当时的激进派领 袖克列孟梭在《知识分子宣言》中首次使用；二，据考证，在俄国，此词在1860年间即已开始流行，甚至更早。在这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中，作家和人文知识分 子就从事社会批判，推动社会价值观念的进步作用来说，表现是最突出的。然而，在社会地位方面，两国却出现很大的反差。在法国，这部分知识分子普遍受到社会 的重视，已故的代表性人物不少进入“先贤祠”。而俄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却长期充当政治迫害的牺牲品，特别在苏联时期。 　　 　　 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存在着一种重视工农而轻视知识分子的主流倾向。十月革命胜利后，这种倾向无疑地要在政治实践中表现出来，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了恶 性的发展。1918年7月之后，苏维埃政府开始建立书报审查制度，对文化组织和文化活动实行垄断和控制。1921年8月，列宁下令解散由高尔基倡导的以保 护知识分子为目的的“饥荒救济委员会”，导致高尔基出走国外。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怀疑、不合作、甚至反对的态度激怒了列宁，他亲自签署命令，表态向“资 产阶级意识形态”宣战，指名把一批学者驱逐出境。1922年5月19日，列宁亲自致函安全部门负责人捷尔任斯基，就“把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 的的问题”进行周密布置，指示说︰“全抓起来，而且要不断地抓，有计划地抓，把他们驱逐出境。请将这个信函密交（不要复制）政治局委员传阅”。是年底，安 全部门即将近300名知名学者、文学家、科学家装上两只大轮船，流放欧洲。著名哲学家洛斯基、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等，都被送进船内，因此，这船被称作 “哲学船”，而这次震惊世界的集体流放事件，也被称作“哲学船事件”。 　　 　　 列宁在世时，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大体上还算得上温和。到了斯大林执掌政权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在对党内反对派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斯大林开始把斗争的利刃指向知识分子。奥威尔在《1984》中有一个警句是︰“老大哥在注 视你。”知识分子从此成为被监视的主要对象。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就是从整肃知识分子开始的。1928年，由维辛斯基主持对“沙赫特事件”进行审判，指 控53名知识分子制造矿井事件，接受境外资金和设备，勾结原矿主搞破坏活动等等。审判后，几十名知识分子绝大部分被处死，或被监禁和流放。后来证实，构成 被告的罪行，基本上是凭空捏造的。1929年，在乌克兰对“乌克兰解放联盟”进行公开政治审讯，一批著名历史学家被加以“民族主义”的罪名受到惩处。 1930年，又相继出现所谓“农业党”和“工业党”的案件，据说两者都是“反革命地下组织”，其实也是“莫须有”的。在前一个案件中，著名农业科学家恰耶 诺夫、经济学教授康德拉捷耶夫等在秘密审判中受到迫害，株连达20万之众；后一个案件也使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及专家教授被加以组织破坏及间谍活动的罪名，遭到监禁和处决。 　　 　　 大约作家和诗人长于反映社会现实，传递时代情绪，而且语言可以承载各种危险的思想观念和意义，所以受到的控制特别严密，迫害特别残酷，而损失也特别惨重。 1921年，诗人古米廖夫在一起“反革命”案中被枪决。曼德尔施塔姆于1934年被捕，他是为一首十四行诗而付出生命的代价的，在诗中，他把斯大林写成“ 克里姆林宫的登山家”，“杀人凶手”，具有“蟑螂触须般的阴险目光”和“蛆一样肥胖的手指”。几年后，他被消灭在海参崴劳改营内，死前患上精神分裂症。他 的妻子一边逃避逮捕，一边设法将他的诗作分散保存。为了万无一失，几乎把每行诗都背了下来。曼德尔施塔姆死后，连他的名字，也没有人敢于提起；直至 1987年才获平反，五十年间在苏联境内未曾发表过一首诗。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的作者扎米亚京在1922年被捕，随后被禁止发表作品，1931年 在高尔基的庇护下流放法国。《骑兵军》作者巴别尔1939年被捕，次年即被枪决。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和女儿被捕，她长期失去工作，想当一个洗碗工也不 可得，在困顿孤独中自缢而死。比较幸运一点的，像小说家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的作者，被调至剧院工作之后，长达15年没有出版过作品。1946 年把讽刺作家左琴科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开除出作协，使他们的生活失去保障，作品无法出版。左琴科一直找不到一个职业，领不到退休金，至1958年仅领到一 次，就死掉了。就是高尔基这样的文坛领袖，也都有材料表明，对他是加以“软禁”的。“契卡的铁扫帚毫不留情，”索尔仁尼琴说，“有多少出类拔萃的智者，甚 至超凡入圣的天才被压进泥土中，不留痕迹，永无尽头，而且一去不复返。” 　　 　　 “老大哥在注视你”。窃听、告密、诽谤、跟踪、逮捕、监禁、流放，以至枪毙，都是极常见的。一面展开群众运动、大审判，一面加强秘密警察的力量，致力于制 造恐怖，毒化社会空气，使每个人从中学会顺从。有一份告密材料显示，巴别尔曾说︰“人人适应逮捕，如同适应气候一样。党内人士和知识分子顺从地坐牢，顺从 得令人发指。这是国家制度的特征。” 　　 　　 五十年代初，斯大林去世后，苏共二十大召开，平反系列冤假错案，思想知识界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解冻”时期，西方称为“去斯大林化”时期。实际上，国家 的政治体制并没有根本性变化，所奉行的依旧是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主政时略见宽松，但也不时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犹如癫**发作般地间歇性 进行；至勃列日涅夫时期，则更为保守，僵化，以至于倒退了。 　　 　　 拒绝发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拒绝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去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金，把诗人布罗茨基当“寄生虫”告上法庭，被判流放北方，接着放逐西方， 都是五六十年代的事，可见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的程度。正因为存在着对社会尤其是知识界的高压，才酝酿成为后来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持不同政见者”运 动。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直接起因，是1965年克格勃对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的逮捕。这两名作家，只是因为在西方出版自己的著作而被判重刑。于是， 有数百名持不同政见者用公开示威、写信抗议的方式表示对作家的声援。1968年，“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加入其中，随后成立人权组织。麦德维杰夫兄弟、索尔 仁尼琴等，也都是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政见各有不同，在运动内部互相批判，但在反对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要求改变现行体制，以及放弃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等 方面是一致的。对苏联当局来说，如此异端的政见，确实可以构成致命的威胁。然而，“老大哥”的目光犹在，一旦发现目标，由国家机器所施予的打击仍然是迅疾 有力的、具毁灭性的。不过，到了七十年代，官方已经有意识把打击的目标缩小，在战术上不同于斯大林时代倾向于大规模的搜捕和杀戮，在镇压技术上明显地精致 化了。对于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官方尽力设法孤立他们，把他们开除出国家原子能机构或作协，然后设法驱逐出国。萨哈罗夫已经被安置 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亲属多人也做出了安排，只是由于他的坚持，才最终留了下来。但是，他的子女因此遭到匿名信的死亡威胁，当局对他的家庭一再 作难，比如拖延不让他的妻子到意大利治疗眼疾，等等。1975年夏秋之交，他为反对株连家属而发出痛苦的呼吁，他说，他的家人正被利用作为反对他的“人质 ”。即使如此，仍然不失为一种“礼遇”；至于其它的追随者，那处境就要恶劣得多了。 　　 　　 八十年代中期，克里姆林宫的主人经过一阵短暂的交替，最后换成了戈尔巴乔夫。他极力标榜“新思维”，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这对于传统政治是一个很大的 冲击。这时，意识形态的裂缝迅速扩大，思想文化界变得活跃起来。禁区开始打破，禁书重新出版，其中包括持不同政见者的著作。“老大哥”的目光变得疲怠乏 力，散漫游移。随着政治的松弛和思想的活跃，知识与权力结束长期紧张对峙的局面，呈现出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态势，大批知识分子成为“有机知识分子”，其 中一部分进入政权结构甚至高层，成为高参，即所谓“智囊知识分子”。这种情况，在有着异议传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宣告解体。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结果，改革的结果；从本质上说，则是苏联帝国本身逻辑演变的结果，是一种必然性命运。知识分子如何面对这种命运，如何看待自身的角色和未来的责任呢？“老大哥”不复存在，但是目光依然严峻。 　　 　　 2008年8月8日 　　

　　现在有两个很强烈的有影响的意见，一种意见，国家资本主义，强政府，大国企来解决这两个问题，解决增长模式的转变，解决贪腐的问题。另外一种观点，还是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这是更明确的。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了大体清楚的目标，是不是按照这个目标。 　　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今年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形势，我们怎么回避风险，抓住机遇。2012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 　　首先，回顾2011年，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各种矛盾暴露。从资源的短缺到生态的灾难，到宏观经济，不动产价格居高不下和泡沫破灭的可能，到通货膨胀压力的凸显，一直到社会问题上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各方面暴露出来的麻烦是非常多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些人觉得它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据我观察，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到了一个临界点。小平同志1992年讲话以后，大力推进经济改革。2003年，党政领导意识到我们在20世纪建立起来的体制还有很多的问题和缺陷，离我们原来在80年代设立的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这个决定在一些重要方面提出了改革的任务。 　　主要有几个问题， 一个问题，所谓经济转 型，十七大以前叫做增长方式的转变，十七大以后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个转变说的很笼统。特别是2010年党中央专门组织了学习班，胡总书记提出刻不容缓，这一年下来，投入很多，有些地方力度也很大，但是效果不是那么好。主要原因还是在体制方面，还是联系着一个所谓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包括转型也是政府主导的。2011年年末，好几个重要的新兴产业都爆发危机。 　　前两天一个无锡的朋友跟我说，他们那儿的光伏。还有物联网，等等。当然，我们有些方面有进步，可是成本太高。要持续的用这样的办法实现我们的转型，转型上一个大台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可是增长的方式，成本太大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腐败，腐败的程度深入到我们的基层 。大众对于这种状况是很有意见的，甚至表现出一种愤怒。面对这种形势，在大众层面上都认识到不改变不行了，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改变？这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大众，另一方面是领导。从大众来说，各界人士，从普通农民工一直到知识界的人士，对这个问题看起来意见很不一致。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这些现象的本质是什么，有很不同的认识。 　　另外一方面，理性的深入的讨论不足，互联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可以让所有人都能随时随地发表意见，参与讨论，可是他也不利于人们做深入的思考，而且容易浮于表面，造成一种形式化的讨论。特别是这些年来，不管是有意图的还是自发的形成的民粹的或者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很容易阻碍问题的深刻思考。 　　至少在我们这个组织，50人论坛应该更多的开展，一个是切实的，不是做一些空洞的，煽动性的讨论，而是密切结合实际的，另外是深入的，而不是就现象发表一些感想，要理性的去分析和讨论，因为现象和本质还是不一样的。 　　看看美国的情况，西方国家它主要的问题是在20世纪以后，扭转了它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状况，出现了一种大众的消费热。这个状态就造成了寅吃卯粮，美国的表现形式就是美元是国际主流货币，所以，它就发货币。 　　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劳动者的收入比重降低，储蓄主要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并不是居民储蓄。为什么是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分配的结构是由生产的结构决定的，如果不能改变我们增长的模式，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提高储蓄率就提高了政府的收入。让劳动力变成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让他们的收入提高，他们的收入增加，他们的储蓄率提高，这样才能扭转过来。所以，怎么转变增长方式，减少贪腐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领导到底准备怎么办？现在有两个很强烈的有影响的意见，一种意见，国家资本主义，强政府，大国企来解决这两个问题，解决增长模式的转变，解决贪腐的问题。从生产上说，高铁就是个例子。从地方政府可以看到，现在全国普遍的是提高投资长度，报刊上说温州模式破产了，因为他们现在这个模式不是温州模式。全国增长最好的地方，强政府，大国企这个战略应该到了极致，这是一种观点。 　　另外一种观点，还是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这是更明确的。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了大体清楚的目标，是不是按照这个目标。 　　这两种意见现在争论不休，不知道以后的领导会采取什么样的方针。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来说，我们50人论坛的同志们，可以在形成我们国家总的方针、方向上有所贡献。

【编者按：“何以解忧，唯有改革”–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二十周年 　　中国古代有皇帝微服出访视察民情，比如乾隆下江南；中国现代有国家领导人外出视察，断官情，搞动员，掺沙子，挖墙脚，比如毛泽东在文革和批林批孔之前的两次“南巡”。然而，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携家人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的巡游和谈话却是一件无论今后中国的历史怎么写都会被大书特书和反复解读的出行。 　　本期“深度”发布了一组纪念邓小平的“南方谈话”20周年的稿子。20年自然不是对一个历史事件盖棺论定的完好的历史流程。即就是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放心地说，1992年的“南方谈话”与1978年年底邓小平主导的走出国际孤立（中美建交）和启动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意义相比，如果不是更加重大，至少可以相提并论。 　　如果我们尝试一下当下比较时髦的“假如。。。会怎样（what if）”的历史研究方法，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假如邓小平当年因为身体不好或其他政治原因未能出走，1）今天的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会是遭遇什么样的命运？2）中国是否会遭遇苏联解体和东欧转型的威胁而失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机遇？3）中国可以扶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并有可能在今后15到2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吗？4）中国共产党能否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气魄和胆量创立所谓的北京共识，并连续成功主办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和大运会而让世界几次三番地被震撼？ 　　当然，我们更乐意读者去思考的是今天的中国是否也面临20年前同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挑战？如果是，中国的顶层有没有再来一次“出行”的判断和勇气？（刘亚伟）】     20年前，在中国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1月28日至2月21日,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重要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而大约一年前，时任《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的周瑞金先生就敏锐地捕捉到了继续深化改革的气息，他于1991年2-4月组织撰写和发表了一组署名为“皇甫平”的系列评论文章，传达邓小平同志关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最新指示精神，开篇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鲜明地提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这一系列评论文章搅动了当时外表沉闷的政治氛围，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也最终成为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的重要历史背景。 　　诚如周老所言，南方谈话，像灯塔一样廓清了迷雾……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使人们从“凡事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激起亿万干部和民众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极大积极性，变成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20年过去，中国已今非昔比，在内外部条件均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的下一步改革该何去何从？记者带着这样的问题，采访了年逾古稀却依然壮心不已的周瑞金先生。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球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继东欧社会主义诸国“城头变换大王旗”之后，中国的老大哥苏联也轰然解体。国内的理论氛围变得警惕乃至抵制改革开放，说是由于改革开放才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哪里来的政治勇气和底气推出“皇甫平”系列文章，宣扬改革？ 　　周瑞金：其实邓小平对当时的国内外局势了然于胸，当时在北京流行一句话：“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这表明邓小平同志当时非常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变化和国内的这场思想交锋。 　　小平同志从1986年开始，每年都来上海过春节。但以往他都是住在西郊宾馆里，深入简出，非常低调。1991年那次来上海过春节，小平同志跟前面几次不一样了，他频繁地走访工厂，参观企业，听取浦东开发区等各部门的情况汇报，而且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发表了很多新的有关改革开放的讲话。这一系列讲话后来被编成一份专门的材料，供上海市高层传阅。 　　当时的一位上海市领导有意叫我过去看这份材料，目的是让我了解一下小平同志的最新思想，因为我当时是《解放日报》的一把手。怎么处理，要不要写文章则要我自己把握。 　　材料中的一句话触动了我：“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当时我迫切感到，我们的国家面临着一个非常危险的转折点，好不容易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历国内外风波之后，我们面临是继续改革开放，还是重提阶级斗争的问题。于是，我当时就拍板决定，要为改革呼喊，宣传小平同志市场经济改革的最新思想。我在小年夜找齐三个人，经过集体讨论后就把第一篇文章写出来了，后来又连发了三篇。这些文章的基本调子没出1991年小平同志上海讲话，我们只是对某些内容作了补充。 　　记者：当年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许多人纠结于“资”“社”问题的现状，提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一系列著名论断。我们该如何认识和把握20年来国情的变化，现在我们是否面临不一样的改革困境和议题？ 　　周瑞金：南方谈话二十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进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发展取得奇迹般的成就，并实现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社会经济转型，国家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国GDP以年平均9.7%速度持续30多年增长而不衰， GDP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元猛增到2010年的39.7983万亿元(约5.74万亿美元)，翻了110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达到4283美元。邓小平同志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目标，2010年已经达到，提前了40年。这真是谁都料想不到的。 　　尤其是改革开放推动我国实现了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即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由此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 　　同时，市场化改革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新的难题。 　　其一，大国崛起的烦恼。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必然遇到新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和周边邻国，对我国产生疑虑和挑战，近年来周边邻国不断在边界、领海海域与我产生纠纷；世界性大会上发生对我国施压；在对待西藏、新疆、台湾、人权等问题上更经常产生纠纷。国内遇到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挑战，外交工作上我们往往适应不了大国崛起的挑战，应对的对策不足，方式也不够灵活，缺少纵横捭阖的大国气度和韬略。 　　其二，社会经济转型的困惑。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危险趋势。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的人口掌握了41.4%财富,财富集中度畸高。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出来。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三是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水资源污染严重，全国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卫生问题更是十分严重。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几代人的饭。四是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都是触目惊心的。 　　其三，市场竞争的焦虑。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了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堵塞了民众的上升通道。这就产生了市场竞争的焦虑。社会上弥漫着浮躁、不满情绪，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教育学术领域也受到侵蚀，等等。 　　对目前中国改革面临的态势，我们可以作出一个总体的判断：一经济保持快速发展；二政治基本稳定；三社会矛盾突出。 　　记者：您认为应当如何破解改革中遇到的新的难题？ 　　周瑞金：要走出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困境，化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必须要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 　　记者：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提法，是否也是对20年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扬弃和升华？ 　　周瑞金：为什么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呢？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立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必定涉及法治制度的完善，土地制度和国有垄断企业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等等，这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社会体制改革则涉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全能主义的政府回归到公共服务型政府上来，要发育公民社会，实行社会基层自治，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这也都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至于文化体制改革，也涉及媒体的改革，体现言论自由、思想多元，放宽舆论统制，发展新生媒体，激励文化产业创新，这也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可见，四位一体改革，攻坚内容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深化改革必定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 　　但是，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四位一体改革，又要分步骤实施。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 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现在看来，中国的整体全面改革也需要一个“三步走”的路线图。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记者：不过我记得您去年在《炎黄春秋》上的一篇文章中说，目前改革开放进入了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阶段。这是否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心说”相矛盾？ 　　周瑞金：从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到2004年，这25年左右时间，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着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4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为标志，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确立，只是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深化、完善。就在这次全会上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表明改革开放进入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阶段。在基本完成社会体制改革之后，我们有条件用25年左右时间推动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努力建设经济富强、宪政民主的国家，建设法治文明、自由发展的社会。 　　经过经济体制为重点的改革阶段，现在的社会矛盾暴露很多，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预示着，如果不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不解决民众关注的民生问题的话，就会影响到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同时，在社会矛盾多发的情况下，如果不经由社会体制改革，而突出政治体制改革，在社会基础、公民素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落空，甚至带来政局动荡，最终损害我们的事业。其实，第一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中，也包含有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内容;第二步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也包含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第三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也包含着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总之，改革“三步走”，经济、社会、政治三大体制改革是互动的，互相配合、相互促进的。 　　记者：那么当前的社会体制改革应该如何推进？ 　　周瑞金：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一个是制度层面的。在意识形态层面，我们要形成一些全社会范围的基本共识。我们推翻了一个旧社会，那么我们要建设的新社会有哪些基本特征？社会以何为主体？是官府还是民众？社会秩序的主导力量是什么？社会的伦理、道德底线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应该看到，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和阶级斗争逻辑给中国人民套上了沉重的桎梏。社会上假话充斥，假面盛行。很多官员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人格完全分裂。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所应有的现象。应该把假历史、假成绩、假典型、假榜样，像对待假货那样，统统送进垃圾堆。为此，有必要彻底摈弃阶级斗争思维，让意识形态回归常识，使社会回归正常。在正常的社会状态下，才谈得上社会建设。 　　具体制度改革和建设层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任务：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民生问题。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壮大中产阶层。第三，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公民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其次是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 　　这个过程需要花大约15年到20年左右时间，如果从“十二五”规划算起，大约用两个多五年规划，到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十二五”期间正是启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可以说，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是中国的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体制改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承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完善的任务，又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记者：我想您之所以提出改革分“三步走”，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在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取得基本成果的前提下展开，应该是既考虑到政治体制改革所需条件的复杂性，也考虑到了所面临困难的艰巨性，在您看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周瑞金：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我看来是解决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社会民主问题，也就是解决党政职能不清、权力过度集中、缺少监督的问题。具体来说，要改变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调整执政党与民意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与执政党的相互监督作用。执政党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要进一步完善起来，提倡竞争性选举，从党中央到乡镇委员会实行较大差额的民主选举。协商民主与直接民主互动，监督和制衡体制健全完善，党内民主风气活跃，社会思想文化更加多元，舆论更加自由开放。党管军队、管干部、管舆论，如何管得科学、管得民主、管得依法，要有新的规范和制度。四大基本政治制度(人大、政协、民族区域自治、社会基层自治)的改革要配合推进。总之，通过改革建立现代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制度，改变传统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保证既能体现党的领导，又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都统一在依法治国、宪法民主之下。也就是说执政党应当遵循民主政治的规律，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我多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是自己改自己，共产党改共产党，政府改政府，官员改官员，所以相对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而言更困难一点，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要有自我改革的决心和献身精神。 　　记者：最后，在南巡讲话20周年之际，请您说说您对深化改革的寄望吧。 　　周瑞金：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最紧急的时刻。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发出类似邓小平南方谈话那样的登高振臂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打造和提升年轻人职业的安全感、营造人群的温暖感、国家的归属感，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因此，全国人民热切盼待有一个新的“南方谈话”，表明中央坚定深化改革，决不半途而废，着力切实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要决不动摇，更不空谈，切实努力，建立完善的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市场经济体制，而决不让中国走上由强势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真正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宪政社会主义目标而不息奋斗！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