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

(德国之声中文网）3月15日薄熙来被撤职消息公开后，北大教授孔庆东参加了”第一视频”节目并公开为薄熙来鸣不平， 呼吁支持者声援重庆。他借”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指”重庆打黑”为最大的打假：”那么在3·15日子里让打黑英雄、打假英雄受委屈了，等于是公开地发动反革命政变。” 他语气激动的质问薄熙来的支持者：”你为薄熙来做了什么？”，并呼吁公众以实际行动进行声援，”大家都起来和黑暗作斗争。” 但孔庆东也称自己相信党中央大多数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多次肯定重庆道路和重庆所取得的成就。网友评价其以这种方式挟持早前曾公开支持薄熙来的贺国强、周永康等人，也为自己的言论寻找安全保障。 孔庆东现为北大中文系教授，2011年11月27日，孔庆东在拒绝《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爆粗口，又被称为”三妈”教授”。孔庆东年轻时曾参加”八九民运”并为高自联成员。其后思想变得左倾激进，常在中国拥毛网站”乌有之乡”发表文章。 “孔庆东支持的不是薄熙来个人” 中国宪政学者、九鼎研究所的负责人陈永苗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孔庆东这番言论也是在利益权衡和对比之下作出的，不表示他对薄熙来个人的支持：”他其实不是支持薄熙来本身，而是支持薄熙来提出的一些’共同富裕’的政策。可以看到，孔庆东或重庆市民，是支持薄熙来背后的一些政策，这些政策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是有一定意义的，比如说他提出的’共同富裕’，可以说薄熙来的作法很象文革，或超越法律，从程序正义来说薄熙来很不对，但作为普通百姓不会这么复杂的考虑事情。如果是给重庆市民带来好处，重庆市民就会说好。” 但陈永苗也分析，目前中共当局所担忧的支持薄熙来者会不会走上街头抗议，他认为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重庆不会上街，这几十年来，维权的事情都是右派来完成的，左派知识分子的胆识不够，很难发动底层民众上街。 ” 中共启动”去毛””反左”？ 台湾《联合报》3月16日，以”去薄熙来 胡温确立反左路线”进行报道，指近年中国大陆左派形成一股势力。主要表现在藉中国大陆社会的贫富分化、中共党内的贪污腐败，发出反改革开放、为文革翻案的声音。3月15日，极左派之一的张宏良，公开宣告薄熙来是当今的岳飞，是”被美国以及反华势力仇恨”，呼吁”如果再不站出来与薄熙来站在一起，共产党看真是命悬一线了”。 中国资深记者高瑜在德国之声《北京观察》中撰文，认为薄熙来事件使中共高层从派系之争重回路线之争。多位评论人士指，薄熙来事件也表明目前右派力量战胜了左派力量。 另据多位中国网友发布信息和海外”多维网”等报道，薄熙来事件发生后， “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民声网”和”红色中国”等左派网站，目前都遭关闭或禁止评论。 在重庆本地论坛发出”万人涕泪别书记”的内容并被强令删除后，北京方面除下令增派武警进驻重庆，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加强了警力，广东网友爆料，连日来深圳市民中心、宝安中心广场等地，出现大批配备防暴装备的特警在巡逻，气氛紧张。 作者:吴雨 责编:谢菲

     中华民国早期的政治转型：1912-1924（上）     中华民国早期的政治转型：1912-1924（中） 　　五、宪政主义的兴衰 　　辛亥革命以后，主导民国初年政治秩序的意识形态当属自由主义。195自由主义是当时政治社会的思想与信仰系统，是民初政治转型的准则。196民初自由主义在政治层面的核心是宪政主义。人们关于政体、地方制度、政党制度、公民人权等宪政要旨的争论，197则是宪政主义内部的分野。 　　关于政体制度的争议主要是民国应该实行美国式总统制还是法国式内阁制。最初的争论开始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当时同盟会内部存在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争议。孙中山主张总统制，认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198而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度。在孙的坚持下，南京临时政府采用总统制度。南北统一前夕，当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已成定局，同盟会内部意见又重新统一于内阁制的主张。国民党成立后，内阁制的看法一直没有再变化。从1913年初开始，国民党将内阁制内容归纳为“国家元首不负责任，而内阁完全负其责任是也。”199主要的理由是“采用内阁制有二长，第一在预防专制政体之复活，第二在使政治上富有弹性。”200内阁制的其他益处还有可以消灭党争于无形，清内患而御外侮等。201 　　主张内阁制的还有康有为、梁启超等原立宪党人。康有为承认中国既已革命，英国宪法不复可用，因法国政制最接近虚君共和，所以在所拟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以法国宪法为蓝本，主张内阁制度。202梁启超是内阁制度的坚定支持者。在拟定的宪法草案中，梁特列“国务员”一章，规定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国务员，国务员拥有对大总统发布文书的副署权。203张东荪则坚信“内阁为行政权之渊源”，“行政权由总统而转移至内阁，此吾人确信之主张也。”204当时持独立立场的章士钊也是倡导内阁制度。205 　　袁世凯是倾心总统制的，尽管他并没有公开表达。但是他提出的关于总统职权的意见，认为总统应该拥有宣布法律、官员任命、外交、解散国会、否决等重要权力。206所有这些都是实权总统的权力设计。还有一部分学者也表达了对总统制的支持。在《独立周报》、《东方杂志》上有论者认为议会制度容易引发国会专制，“夫智者怀抱野心，愚者不谙国政，激烈者遇事争攘，平和者凡百退缩。”人们容易为感情所激动，“当国势未大定时，尤便于感情用事。法国革命时其明证也。吾常谓法国革命时有强有力之独立行政部，以箝制国会，则所谓黑暗恐怖时代当不至发生。”207“若用总统制，则行政之权为立法所箝制。立法之权亦为行政所箝制。”可以实现两权之间的相互制约。208 “吾国果用内阁制，则数年将日闻辞职解散不信任弹劾之声。而内阁制将为激励党争之具。”209 　　以上分析表明，宪政主义已经为民初各党派各界人士普遍接受。就是袁世凯后来的君宪运动，至少在形式上宣称遵循立宪主义。210但是国人对宪政的了解是非常肤浅的。仅从知识水准来看，包括梁启超在内的知识精英，主要还是停留在学习西方宪政基本理论、法规的程度。对各国宪政历史经验或者了解不多，或者有所了解，但是重视程度不够。他们只看到民主政治光明的一面，而不了解民主政治在现实政治中黑暗的一面。贿选、腐败、交易、不公正等政治现象在民主社会中也是不同程度不同地存在的。现代政治研究表明：“在所有社会中，不论其政体如何，都可以找到腐败、低效率、不称职和少数特殊利益操纵的现象。”211 　　袁世凯解散国会后，君主立宪政体思潮再次流行。杨度、古德诺等人鼓吹“共和决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与其行共和而专制，不若立宪而君主”，只有恢复君主制度，才能实现立宪政治。袁死后，君主立宪思潮基本退出舆论舞台。与此同时，共和政体思想继续鼓吹。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杂志是《甲寅》，其中以章士钊著文最多。针对民初民主政治失败后，一些人鼓吹开明专制与复辟帝制，认为民主政治不适用于中国的言论，章反驳说共和政治相对于专制政治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而且任何一种制度实行起来，都会有弊端，重要的是在实行中精心防止弊端的发生，并逐步积累经验，逐步完善制度。章对民初民主政治试验的评价相当中肯。对重新树立人们对于民主政治的信心，有着积极的作用。212 　　由于袁世凯独裁期间曾采用总统集权制度，袁死后，在历次政体讨论中，“竟不敢再说美制，一说美制，便以为行政权不免过大。”213在1923年宪法完成之前，内阁制一直是各界人士的主流意见。1923年宪法虽然受到直系操纵，最后并没有采用总统制度，依旧延袭《天坛宪法草案》的内阁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联省自治”运动期间，张君劢在1922年国是会议宪法草案中设计出一种新的政体。与过去不同的是，总统不再由议会选举，而是采取人民间接选举的方法。首先由参议院依法选举6名总统候选人，再由各省省议会与法团组织选举会，以二轮多数投票法，在候选人中选出大总统。联省政府总统除拥有外交、任免、军事、赦免、紧急命令、解散、否决权外，又增加了戒严权、直接任命国务总理权。这种行政权力结构，有论者认为是总统制与内阁制之混淆。一方面总统自定政策，任命国务总理，不必经议会同意，所有国务员赞襄大总统，似乎是总统制；一方面又规定阁员由总理推荐，而不是由总统自己选择，并且内阁的进退全视国会能否信任，这又是内阁制的内容。214实际上这是一种类似于当代法国半总统制的行政体制。 　　关于地方制度的争议主要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如何分配。一种看法是主张绝对中央集权，要求“全国统治于中央之下，庶能收指臂相使之效，而谋国运之发展” ，215不过这种意见是少数。即使是北洋派也不要求绝对中央集权。从1912年7月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省制草案说明书来看，其指导原则是外交、军事、司法权力专属中央，而内务、财政权力分属中央。216其中财政分税制度更是类似于联邦国家的做法。地方制度中焦点问题是省行政长官（总监）的产生问题。北京临时政府主张省总监由中央任命，依法律命令同时执行本省行政与中央行政事务。217 　　国民党坚持美国式的联邦分权。宋教仁认为：“准中国情形立论，有若干权应属诸中央者，有若干权应归之地方者，如是故吾人主张高级地方自治团体，当畀以自治权力，使地方自治发达而为政治之中心。”218黄兴也认为应该效法美、法，在各省实行地方自治，“养成国民自治之能力，发挥共和活泼之精神。”219国民党籍宪法学者王宠惠在自己草拟的宪法草案中，极力主张对于各省权限，应取列举主义。军政、财政、外交、司法等权力归中央所有，而民政、产业、教育，则由中央委任地方行使。同时省为自治团体，省长由省议会选举，省内各官员也由省长任命。220胡汉民、李烈钧等国民党地方都督更是坚决反对中央集权，支持地方分权。 　　进步党更多地主张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调和。如梁启超提出国权与民权调和、立法权与行政权调和、中央与地方权调和。他对进步党宪法草案第一条“中华民国永远定为统一共和国”的解释是“共和加上统一大业两字，示别于联邦制也。”221张东荪批评王宠惠的宪法草案，认为：“王氏注重地方分权，然其于省制谓宜采用加拿大之制。夫加拿大各省，其权重行政方面，而不在立法方面。”222 　　一些民间学者则提出调和的看法。高劳认为：“以行省之大，事务之繁，中央政府，欲尽其监督之责，其势良难。惟区自治事务于官治之外。自治事务，听民选省长之执行，受民选议会之监督。”“盖集权云者，非收集地方之行政权于中央，使地方失其自治之能力。乃收集国家之行政权于中央。使国家得举其统治之实而已。”高主张效法普鲁士的地方制度，州长由州议会选举产生，经国王认可。223著名学者杜亚泉也持同样看法。224 　　民初国会政治失败后，国民党人与一些学者开始倡导联邦制，曾经主张调和的原进步党人也提出联邦自治。1914年7月戴季陶在《民国杂志》上发表《中华民国与联邦组织》。章士钊、张东荪、李剑农等分别在《甲寅》、《改造》、《东方杂志》上参与鼓吹联邦制。对联邦制讨论的高潮是在1920年前后。蔡元培、熊希龄、胡适、王宠惠、徐谦、章太炎、孙几伊、王正廷、张继等各党派政学界名流都参与此一行列。225《太平洋》杂志第3卷刊出“联省自治专号”，《改造》第3卷“自治问题研究”与“联邦问题研究”两个专号。《东方杂志》第19卷的“宪法研究号”与《申报》、《民国日报》都刊登了大量的相关言论。人们围绕联邦制，广泛讨论自治问题、宪法问题、省区问题、地方制度与联省政府等问题。 　　学界以章太炎、李剑农为标准的联邦主义者。章太炎提出自治实行步骤：以各省自治为第一步，联省自治为第二步，成立全国联省政府为第三步，自下而上逐步实行。而李剑农从1917年冬天开始，三次以“民国统一问题”为题，说明中国由一个单一国家，成为一个事实上绝不统一的“联邦”状态。李指出袁世凯死后的中国，地方势力，已非中央所能制，而此统一之被破坏，非由联邦分权之说，实由中央集权之误，所以中国要想统一，必须“以制定联邦宪法为起点，以废去督军为止境。”而且“欲废督必先裁兵，欲裁兵必先统一，欲统一必先确定联邦制。”226政界人士以陈炯明见解最为深刻，“国乱有年，非谋统一不可。但真正统一，须建筑于法治上，乃能永久运用，而不再分裂。民国纷乱，在于中央地方权限不分，军事民政各不归位，故民政应分权者，中央乃改而集权，军事应集权者，中央反令各省据为已有。今欲塞乱源，制治本，应从制宪着手，略取美宪法，定为联邦宪法。”227国民革命开始后，随着联省自治运动的失败，一度盛行的联邦思想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政党政治也为时人所非常关注。228人们讨论的主题是政党的概念、功能、内部组织、组党方法与两党制度的优点等。一般认为政党的概念包括6个方面的含义：1、部分国民之任意的结合；2、具有永久结社之性质；3、抱始终一致的政见；4、运用光明之手段和投票之方法；5、为政治上之共同活动；6、求获优势于政界以行其政见。229对政党作用的称赞言论也不少，“立宪国中政治策之行也，不能不重舆论，而舆论之为物，广泛无定，未易推求，有政党以标示政纲，为全国人民商榷，则其赞成反对之数，视其对于国中党派之赞成或反对而知之，而舆论因而实现。”230 　　学者张玉法认为当时一般政论关于政党组成问题约有三派意见，一为党魁派，一为党纲派，一为党纲党魁并重派。党魁派认为政党成立的最大关键在于有全党崇信之首领，能指挥号召，唤起一党的精神。党纲派强调政纲在政党政治中的作用性。“政党集合多数之分子，为党纲之行动机关，党纲表现政党之意思，为团体之共同目的。无正确之党纲，则其政党不能成立。”231《东方杂志》刊文呼吁以政见之争代替意气之争，指出：“党争固至有价值而非常宝贵者，其争也，为政见而争，为国计而争，为力图党纲之进行而争。”232《独立周报》也有文章认为凡一政党，必有鲜明确实之政条若干事，公布于国人。此政条第一必不与他党雷同，第二必党员共同遵守，第三必深契国民心理，第四必以利国福民为归宿。233并重派认为政党有三种，以相同政见聚集成政治团体的，称作政纲政党；信任领袖而组成政团的，称为领袖政党；最后是参杂这两种性质的政党。234 　　两党政治思想兴起于晚清，在民初一度盛行。梁启超是两党制度的鼓吹者，认为“欲行完全政党政治，必以国中两大政党对峙为前提”。235在两党政治问题上，进步、国民两党罕见的一致。进步党认为“宪法政治之下，则必有扶植政府之政府党，于一方面则又必有反对政府之反对党。故一党在朝，以发展其政见，必有一党在野，批评其得失，研究其利害，监督之以使政府之不敢为恶。”236国民党在成立宣言中也同意“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立，不宜小群分立。”237如何形成两党制，独立政论家章士钊的“毁党造党说”在社会上反响很大。238章的观点指出了将革命党改造成议会民主党的理想途径。 　　20年代初，苏俄政党政治思想开始流行并运用于实践。国民党接受“以党治国”的思想，即由一党统治，一党独裁，政治取决于一党全体党员，以别于民主制度的政治取决于全体公民。党治时期由一党独占政权，不仅不许他党过问政治，而且不许他党合法存在。239在“党治”下，国民党对政府实行控制，直至县级都设立党部，县政府的施政纲领须送到国民党党部审核，不仅如此，国民党还将影响扩大到民众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在各类产业、社会、文化、教育机构中建立党组织。1923年孙中山就因为司法院长赵士北提出“司法无党”将其撤职。240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指出国民党与过去不同，“此次新章所订之组织方法，其意义即在从下层构造而上，使一党之功用，自横面言，党员时时得有团结之机会，人人得以分担责任而奋斗；自纵面言，各级机关，完全建筑于全体党员之上，而不似往时之空洞无物，全体党员亦得依各级机关之指挥而集中势力，不似往时之一盘散沙。”241学界中也有人认为国民已经觉醒，称赞国共合作是国民运动发展的标志，呼吁建立健全强大的政党组织。健全的政党应该具备四个条件，一是鲜明一贯的政治纲领不至中变；二是党员须经严格选择；三是纪律严明与内部团结；四是绝对不和敌党妥协或调和。242议会政党思想逐渐在20年代中期沉寂下来。 　　保障公民人权是宪政主义的核心内容。在政府与民间所拟的各种宪法草案中，公民权利一般都是放在首要位置。其中关于公民权利的强调，都是各党派、各界人士的共识。公民有人身、财产、言论、宗教、集会、选举、请愿各项自由权利。243章士钊推崇英国的自由人权，在一系列政论中就特别提到保护公民的思想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与司法平等。章曾批评临时约法中的人权条款只是虚文，认为宪法中关于人民自由权的规定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划定自由范围；保证自由；遇紧急时限制自由。临时约法对保障自由之法却没有规定。因此这种公民自由只是“猫口之鼠之自由”。24420年代初各省省宪（省宪草案）都重视人权、民生、教育条款。湖南省宪草案制定者认识到《临时约法》的不足，反对对人权条款作限制性补充规定，认为这样做其实是为政府剥夺民权制造借口。自民国成立以来，已经有政府制定的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本草案对于人民各种权利之规定，力求其实际之明确，法文形式之参差在所不计。”245因此湖南省宪中人民人身自由权特别规定：“除现役军人外，凡人身自由被剥夺时，施行剥夺令之机关，至迟须于二十四小时以内，以剥夺之理由，通知本人，令其得有即时提出申辩之机会；被剥夺人，或他人，皆得向法庭请求出庭状，法庭不得拒绝之。”246有论者评论湖南省宪内容促进民权的扩张，“选举权普及于男女两性，省长的产出须经全省公民决选的程序，公民或法团并享有创制权、复决权与直接罢免权。”247 　　从20年代开始，宪政主义不断受到批判，其影响也日益缩小。胡适等人提出的“好政府主义”是这一时期宪政主义最后的挽歌。“直接民权”与“国民革命论”的盛行，标志着倡导代议制与渐进改革的英美宪政主义的衰落。在谈到欧美政治思潮对近代中国影响时，朱学勤先生特别强调英美思潮与欧陆思潮的相互角逐，“前者在时序上占先，以终局失败为结束，后者起步虽晚，但后来居上，终以压倒前者为胜。”248不久，国民党北伐成功，党国体制取代民国宪政制度，此后英美式宪政主义不再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以上是民国早期政治发展的基本概况，同时也是影响制宪政治与民主转型的外部结构性因素。政治学家通常认为民主转型的过程应该包括两个或更多的发展，如社会从底层开始的多元化与流动性、社会经济政策的自由化、政治活动的宪政化、官僚机构的自由化与可能的民主化等。249十九世纪北欧国家民主转型客观条件情况也表明，“经济发展、工业化、都市化、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和出现、工人阶级的发展及其早期的组织、经济不平等的逐步缩小，所有这些似乎都在十九世纪北欧国家的民主化运动中发挥了某种作用。”250 　　同样地，民国早期的政治转型在不同程度上也有这些发展。与英美民主国家早期现代化阶段相比较，这一时期的民主转型呈现出许多相似的特点。其中既有一些促进民主化的积极因素，如分权制度的创建、政治合法性的转变、宪政主义的盛行等，也有不少制约民主转型成功的消极因素，如政体制度缺陷、市民社会弱小、政治参与激进等。所有这些外部条件构成了制约民国早期中国宪政制度选择的客观条件。具体而言，在民国初年、国会第一次恢复两个时期，民主潜流不断涌现，客观环境对制宪政治与民主转型是比较有利的。而在其他风雨飘摇的动荡时期，宪政试验所处的政治环境是比较恶劣的。 　　但是正如亨廷顿所说：“有利于民主的社会、经济和外部条件的出现绝不足以产生民主。”251邹谠也认为：“社会及经济上的各种因素、各种结构，只能用来说明它们对政治行为的制约和提供的机会。在这个结构性的基础上，关心政治的人物作出选择，从事政治活动，改变政治关系、政治结构，运用社会和经济结构提供的机会，接受它们的制约，改变社会经济的环境，成立一个新的政治系统。”252在邹看来，必须在充分重视结构约束和历史偶然事件重要性的同时，确认人的选择的重要性，包括人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选择的重要性。253因此，本文在承认宏观结构背景重要性的同时，更多的关注是在转型进程中政治精英的政治行为，其中与民主化失败结局关系最为密切的焦点就是国会的制宪活动。 　　195 薛君度曾指出辛亥革命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民主。参见《辛亥革命新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2585页。 　　196 自由主义具有丰富的含义，其政治含义主要是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对自由主义的阐述参见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381页。 　　197 下文有关民初政府制度、国家权力争议的论述主要参考张玉法《民初对制宪问题的争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期，1983年）。 　　198 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7页。 　　199 《内阁制度论》，《上海民权报》，《民国汇报》第1卷第3号。 　　200 《告反对内阁者》，《民权报》，1913年1月6日，《民国汇报》第1期。 　　201 岑楼：《中华民国非政党内阁不能救亡论》，《国民杂志》第1年第2号，1913年5月15日。 　　202 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发凡》，《康南海文钞》（上海：民国三年）。 　　203 梁启超：《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庸言》1卷18号。 　　204 分别参见张东荪《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略评》（《庸言》第1卷18号）、张东荪《行政权消灭与行政权转移》（《庸言》第1卷21号）。 　　205  邹小站：《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1903-192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206 《专电》，《中华民报》，1913年4月20日。 　　207  张申父：《内阁制果适于我今日之政情乎》，《独立周报》，第2年第18、19号。 　　208 《内阁制与共和精神》，《时事新报》，1913年1月5日。 　　209 《内阁制与党争》，《时事新报》，1913年1月7日。 　　210 杨格（Ernest P·Yang）特别强调这一点。参见杨格（Ernest P·Yang）《现代化的保守人物—袁世凯》， 　　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四）民初政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185页。 　　211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28页。 　　212 邹小站：《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1903-1927年）》，第128-129页。 　　213  孙几伊：《制宪问题底理论与实践》，《东方杂志》19卷21号，1922年12月。 　　214  朱经农：《评国是会议所拟宪法草案》，《东方杂志》第19卷21号，1922年12月。 　　215 《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民国汇报》第2期。 　　216 《省制省官制及省议会议员选举法草案说明书》，《申报》1912年7月19日。 　　217 《省官制草案》，《申报》1912年7月28日。 　　218 《宋钝初先生演说辞》，《民立报》，1913年2月20日。 　　219 《在屋岑华侨欢迎会之演说》，《黄克强先生全集》，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第99页。转引自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第56页。 　　220  王宠惠：《中华民国宪法刍议》，转见胡春惠编《民国宪政运动》。 　　221 《庸言》1卷4号、18号。 　　222 《庸言》1卷17号。 　　223  高劳：《省制仿普鲁士州制之商榷》，《东方杂志》第9卷第5号。 　　224 伧父：《论省制及省官制》，《东方杂志》第9卷第3号。 　　225  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第111-112页。 　　226  李剑农：《民国统一问题》，《太平洋》第3卷第7号。 　　227 陈定炎：《陈炯明研究·研究资料》网络版，转引自刘军宁：《联省自治：二十世纪的联邦主义尝试》，《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5期。 　　228 本文政党政治的争论主要参考张玉法《民国初年对政党移植问题的争论》，《中国现代史论集（四）民初政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 　　229  张玉法：《民国初年对政党移植问题的争论》，第25页。 　　230 《国民协会干事长温宗尧演说辞》，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元年，第61页，转引自同上。 　　231 《政党内阁之预备》，《国民日报》，《民国汇报》第1卷第3号。 　　232 沙曾诒：《论中国今日急待解决之三大问题》，《东方杂志》第9卷3号。 　　233 “严伟致独立周报记者书”，《独立周报》2年5号，民国2年9日。 　　234  张玉法《民国初年对政党移植问题的争论》，第28页。 　　235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民国元年4月，转引自张玉法《民国初年对政党移植问题的争论》注77。 　　236 王灿：《党论》，《谠报》第3期，民国2年6月20日。 　　237 《国民党宣言书》，转引自张玉法《民国初年对政党移植问题的争论》注83。 　　238 邹小站：《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1903-1927年）》，第79-80页。 　　239 张玉法：《中国现代政治史论》，台北东华书局，1988年，第189页。 　　240 陈峰：《中国宪政史研究纲要》，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9页。有学者认为列宁主义政党在组织结构上和西方议会政党的基本差别在于：它有着笼罩每一个党员的基层组织。国民党与共产党在这方面基本形态类似。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第275页。 　　241 《总理最近致海内外同志书》，《中国国民党周刊》，期10，转引自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中研院近代史研究专刊（57），1989年）第537-538页。 　　242 化鲁：《对于政党前途的希望》，《东方杂志》21卷4号，1924年2月25日。 　　243  王宠惠：《中华民国宪法刍议》第二章，转引自胡春惠编《民国宪政运动》第81-85页。 　　244 行严：《临时约法与人民自由权》，《民立报》，1912年3月12日。有关研究参见邹小站《章士钊社会 　　政治思想（1903-1927年）》第40-58页。 　　245 《湖南省宪法草案说明书》，《太平洋》第三卷第一号。 　　246 湖南省宪第6条。浙江省宪第7条，广东省宪第6条均有相似规定。 　　247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再版，2002年，第490页。 　　248 朱学勤、王丽娜：《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5页。 　　249 Andrea Bonime-Blanc, Spain’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he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making,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7，P6。 　　250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47页。 　　251  同上，第120页。 　　252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06页。 　　253 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0页-121页。    作者系上海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作者：周树山 　　 　　 梁启超为在中国实现宪政奋斗了大半生，最后以失败告终。正统的历史言说把他的宪政思想及其实践定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认为他的思想不合中国国情，失败是必然的，对他的政治评价基本是负面的。从早年孙中山的国民党到后来的共产党，这种评价一以贯之。历史已经前进了百余年，中国的宪政理想至今尚未实现，中国还处于前现代国家，政治改革的路径艰困而充满曲折的变数，重温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及其实践，仍使人感到历史前行脚步的滞缓和趔趄，一个世纪之后，似乎中国人面临的仍然是同一种困境和同一个问题。 　　 　　　　梁启超在中国的宪政实践分为三个阶段：即戊戌变法时期的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的虚君共和和后来依靠袁、段等人的民主共和。在这三个历史阶段中，梁氏都是大声疾呼，积极奔走，包括为人诟病的入阁和参与修宪等实际政治活动，为他的宪政理想倾其全力，但是每一次都是失败的。这些失败叠加起来，就是梁氏一生政治活动的结果。 　　 　　　　戊戌变法的历史国人耳熟能详，由于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及满清权贵为了维护专制特权和既得利益发动政变而归于失败。对这次事件的历史是非，后人的评价没有歧异，认为康、梁等人的变法要求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他们是向西方寻求真理和富强之路的先进分子，给了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梁启超逃亡国外之后，对清王朝的腐败和顽固深感失望，一度产生过革命的思想，比较同情和接近与清王朝势不两立的以民族革命相号召的“民党”，因此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产生了分歧。在这期间，他支持唐才常在湖北发动的秘密的反清活动，这些活动尽管有暴力反抗的实质，打出的旗号却是“勤王”即拥护光绪皇帝（因此使主张民族革命最烈的章太炎愤而与之绝），这反映了梁启超思想的矛盾性。后来，在康有为的激烈批评下，梁启超通过研究西方诸国政治变革的历史教训和经验，重新回到了改良主义的道路上来。他认为，西方各先进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以民族主义相号召，煽动和激起民族仇恨无助于立宪政治的实现。他是被清王朝迫害追杀而流亡异国的所谓“异见分子”，从个人的恩仇来说，他比任何人都仇恨这些异族的统治者、对朝廷的黑暗、腐败和顽固有着切肤之痛和深切的了解。既然朝廷“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他为何还要主张君主立宪呢？在这一点上，恰恰体现了梁启超的政治理性。他把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权分为“国体”和“政体”两部分，认为“国体”只是一种形式，而“政体”才是实质，中国需要改良的是“政体”，即实现立宪政治。这取决于两点：“今日中国欲变专制为立宪，其一当视主权者拥护宪政之诚意何如，其二当视国民运用宪政之能力何如，谓此二者缘国体之变更而遂生异动，吾百思不得其解也。”此话是梁氏在袁世凯称帝野心已彰，与袁分道扬镳时说的一段话，我认为实在是精辟之极。打倒了皇帝，统治者换了名号，换了一拨人，他叫总统还是叫什么，如果没有拥护和实行宪政的诚意，当然还要回到专制的老路上去。如果有像英国那样开明的君主，主动出让权力给议会和由此产生的政府，那么即使“国体”上维护君主的名号和位置又有何不可？推翻君主，改变国体，只是更换了统治者，如果他不拥护宪政，他仍然是不叫皇帝的皇帝（自认为专制既久，威权日重，连皇帝的名号也要要，必求实至而名归，如袁世凯），甚至比君主时代更加专制和黑暗。梁启超在阐述君主立宪的主张时，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吾当时岂有所爱于君主政体，而必犯众怒，以为之拥护者？吾以为国体与政体本绝不相蒙，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不可也。两者既无所择，则毋宁因仍现在之基础，而徐图建设理想政体于其上，此吾十年来持论之一贯精神也。夫（国体），天下重器也，置重器而屡迁之，其伤实多，吾滋惧焉。故一面常欲促进理想之政体，一面常欲尊重现在的国体，此无他故焉，盖以政体之变迁，其现象常为进化的，而国体之变更，其现象常为革命的，谓革命可以求国利民福，吾未之前闻。是故吾自始未尝反对共和，吾自始未尝反对君主，虽然吾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谓国家之大不幸莫过于革命也”。政体，也就是国家的制度建设，实在应该在和平的、渐进的状态下进行，在梁启超等人看来，如果德宗（光绪）不死，当是最理想的立宪之君主。宪政既行，自上而下，再洞启民智，实行公民教育，由臣民而国民，由国民而公民（梁氏后来有办公民教育学校的动议），那么，中国即可成为政治上现代化的先进国家，于国于民，皆为大幸。所谓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暴力革命”，并不能将国家引向宪政和民主之路，这已为世界近现代史及我们的经验所证实，毋庸多议。 　　 　　　　这种主张，由于清王朝专制、腐败和顽固而引发革命，终于化为泡影。辛亥革命造成的国体更变，并没有流多少血，这是中华民族之幸。后来的正统论者认为流血太少，所以革命不彻底，才有袁世凯专制称帝及其后的北洋军阀统治的乱象。可是后来的历史证明，流更多的血，死更多的人，并不能换来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现代政体，反倒陷入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恐怖。这种恐怖的专制，比北洋军阀政府更残酷和黑暗。民国早期，任何一个总统（哪怕是贿选的曹锟）上台之后，都要先考虑修宪和恢复国会，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言论和出版、结社的自由空间很大，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发声的通道多且顺畅。但到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时代，我们知道的，只有血腥镇压不同声音的“白色恐怖”。袁世凯专制嘴脸暴露时，梁启超就十分痛切地说道：“以革命求共和，其究也必反于帝制，以革命求立宪，其究也必反于专制。吾当时论此焦唇敝舌，而国人莫余听，乃流传浸淫，以成今日之局。”我们的民族并非不能倾听智者的声音，但是需要一个平和的理性的让人民能够从容选择的环境。当革命大潮汹涌澎湃之际，更多的是激荡回旋、泥沙俱下、大哄大闹、暴烈血腥的狂欢，任何理性的声音都将被遮蔽和湮灭，代替人民选择的是站在潮头的领袖人物，直到这狂潮把他推到专制的权位上，人民失去了自由，整个民族缚上了更多的绳索。痛定思痛，更多的苦难，更残暴的恶行使人民睁开眼睛的时候，历史已在歧路上颠踬了太久太久。 　　 　　　　辛亥革命在武昌清军中几个革命党仓促起事后迅速蔓延大半个中国，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清王朝被迫和平逊位（和法国大革命不同，没有皇帝、皇后和皇族显贵上断头台），起码上形式上结束了延续三千余年的帝王政治。现在来看，正因为它没有流更多的血，没有更残酷的暴力，它应该算一次中华民族的“光荣革命”，因为它和历代的改朝换代都不一样，它不是王朝的鼎革，而是新制度的诞生，它的遗产应该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继承。把清王朝自身衰朽没落和袁世凯的政治投机置而勿论，从共和制度能够迅速取代在治统上已相当成熟的帝王政治来说，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及其实践功不可没。不必说二十世纪初十多年来梁启超等人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的宪政民主思想，使中国世代在帝王统治下懵懂的臣民们睁开了惺忪的睡眼，知道在世界上还有一种制度，没有皇帝，老百姓可以通过选举组成政府，通过权力制衡约束官吏，人民还可以通过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发出声音，这已使他们由惊愕、欣喜而产生憧憬，这已经形成了共和制度的民意基础。而且，梁启超虽然身在异国，从来没有放弃宪政政治的实践活动。远的不说，在辛亥革命前，他和国内许多具有宪政思想的知识分子们组成的准政党组织政闻社，为革命前后宪政的运行准备了大批的人才。清政府迫于形势为行宪而成立的各省咨议局大部分骨干和精英分子都是政闻社的人，而他们实际的领袖就是梁启超。政闻社除了编辑报刊宣传宪政思想外，还开展了敦促和运动清政府开放党禁的活动。政闻社被禁后，很多社员都进了各省咨议局并成为其中的骨干。咨议局最大的举动就是清末敦促速开国会的联合请愿活动。这次请愿活动，就它在中国宪政史上的意义来说，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它不是明末清流东林党的朝野反对派“士气”展示，它完全是一次基于宪政立场上的现代政治举动。这次和平表达政治诉求的举动，彰显了议员们和专制政治决裂的决心，同时表现了宪法政治中必须抱持的清明的理性。愤怒而不超越界限，决不诉诸破坏性的暴力。梁启超在这次行动中的影响不可低估，其中的骨干和领袖人物，从梁启超那里得到了很多及时的指导和舆论上的呼应。后来，清王朝的顽固和愚蠢使民意代表彻底失望，请愿的咨议局议员离京前已经站到了王朝的对立面。所以，武昌的枪声一响，在保路运动的风潮中已和清王朝正面较量的四川湖北等省率先独立，接着，长江中下游以及内地数省咨议局先后宣布独立，数千年王朝政治走到了尽头，共和的基础才算奠定。从本质上说，辛亥革命是立宪政治的胜利而非暴力攘夺的结果，梁启超宪政思想及其实践是起了根本性和决定作用的。对此，辛亥前后身在风潮中的立宪党人徐佛苏有很明确的认识，他在总结辛亥革命的前因后果时，说：“革命最初时期，并未表现革命党人有何种伟大之势力与计划存于国内，尤无一团一旅之革命军队可言。且待至川、鄂久布独立，袁、段已赞成共和之后，则革命党中之第二首领始由海外赶至武昌。待至长江下游各省完全独立，武昌军政府改都江宁之时，则革命党中第一首领始由海外赶至江宁。”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虽然收获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但是“辛亥革命之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追根究源，何以如此？“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咨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说到底，清王朝被推翻、共和制度的确立就他的远因和基础来说，是梁启超多年来对宪政思想的宣传和实践的结果。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核心，在于以和平和渐进的方式实现制度革命。在原有的“国体”之上培养和建立新的“政体”。亦可形象地比喻为“旧瓶装新酒”。这样，可以使国家免遭动乱，人民少受荼毒。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不相信通过暴力攫夺的政权和领袖人物可以将民族引向宪政之路。辛亥革命之后，他有虚君共和的主张，并为此做过一些努力。一方面由于革命党不接受他的主张，而袁世凯已和清王朝离心离德，并怀有自己的政治野心，所以，这个主张很快归于失败。为此，他对清王朝的顽固和颟顸，饮鸩速死，自甘取亡，真是痛心疾首：“吾十余年来，日夜竭其力所能逮，以与恶政治奋斗，而皇室实为恶政治所从出。于是皇室乃大憾我，所以戮辱窘逐之者，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吾之奋斗，犹专向政府，而不肯以皇室为射鹄；国中一部分人士或以吾为有所畏，有所媚，讪笑之，辱骂之，而吾不改初度。”他对满清统治者的仇恨并不比革命党稍逊分毫，但满清朝廷犹如附骨之疽，骤去之而身却不保，不如借其以为宪政的过渡。一旦宪政实行，权力归于国会，那么，专制统治者就被关进了笼子，失去了作恶的可能。这个理想最后归于失败，完全在于朝廷不肯交出专制的权力，没有立宪的诚意，最后激发革命。革命这头嗜血的怪兽生出的儿子成了更专制的暴君。 　　 　　　　梁启超公开的政党活动是回国后参加了共和党（后来和统一、民主两党合并为进步党）并任该党理事。但他很快就对袁世凯黑暗统治下的政党活动表示了失望，他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该党的宗旨时，痛切地指出，共和党的敌人是腐败政治和乱暴政治，与这两大敌人作战，共和党力所不逮。以袁世凯为首的临时政府既经国民承认而成立，虽然对这个政府无一能满意者，但有政府胜于无政府，我们只能尽政党之责，对政府“严重监督”，待正式政府成立，徐图改造不良之政治。另一方面，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如此，则国家之元气必大伤，而不可恢复。乱暴派好像和腐败派绝不相容，其实他们的位置完全可以互换，乱暴而腐败，腐败而乱暴，两派狼狈为奸，人民更受痛苦，国事愈不可问。这些言论，申述的还是他的改良主义主张，意即在宪政政治的框架内行使政党监督之责，防止国家陷入无政府的乱局。政治的改造应该走积极稳健的道路，但并非无原则，一旦有野心家企图破坏共和制度，梁启超就会不顾身家性命，与之作殊死的搏斗。他历经险阻，策动倒袁和参与反张勋复辟已载于史册，就他当时的影响和实际作用来说，对于再造共和，梁启超居功厥伟。 　　 　　　　数千年帝王专制制度完结的民国初期，旧制度的腐尸在散发臭气，共和制度运行相当艰难。梁启超参与高层政治运作，深感腐败和乱暴政治对宪政的威胁，他感到贯彻自己的宪政主张举步维艰。而且，最腐败最丑恶最无耻的的秽行在政治人物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没落专制的腐尸招引来的大多是蛆虫和苍蝇。梁启超感到窒息和无比的痛苦，他说自己的本性与现社会实不相容，愈入之愈觉其苦，他痛斥当时的社会为“五浊恶世”，决心激流勇退，从现实政治中脱身。但是梁启超已经不是旧时代的“士”了，他是一个满怀理想并一生充满积极进取精神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他的退不是消极意义的“独善其身”，做一个与现实社会绝缘的“隐士”。梁启超改造中国的政治热情至死未曾消泯，他退出现实政治，是要从事社会教育，为在中国造就一个公民社会做出他的贡献。他引述古人“君子思不出其位”的话，是要回到知识分子本位的立场上来。退出现实政治之后，何以报国？1915年，他在《大中华》杂志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的主张：“我国民前此之失望，政治上之失望也，政治不过国民事业之一部分，谓政治一时失望，而国民遂无复他种事业，此大惑也。且政治者，社会之产物也，社会凡百现象皆凝滞窳败，而独欲求政治之充实而有光辉，此又大惑也”。改良政治，首先要改良社会：“而以举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治，故社会事业一方面虚无人焉。”如果没有公民社会，没有顺应时代，有民主和宪政意识的政治人才“则政治虽历十年百年终无根本改良之望”。社会好比土壤，政治是其上的根株，“凡百国民事业悉颓废摧坏而无复根株之可资长养，故政治一有阙失，而社会更无力支拄”。所以，对丑恶政治失望之后，不必颓废丧气，完全可以去从事社会事业，搞教育和文化建设。退出实际的政治操作后，梁启超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发起国民动议制宪运动，在天津创办文化学院，主持宪政储才馆，在北京创办松坡图书馆以及南北各地的讲学活动等都是为了在中国形成一个健全而多元的公民社会，为宪政在中国实现准备必要的条件。这是一个有影响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的本分和责任，也是他所能做到的。 　　 　　　　宪政政治的核心是民主协商和对权力的制约，在有着几千年帝王专制传统的中国，其主要特色是一旦权力在手，就要把手中的权力变成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从袁世凯到后来的蒋介石无不如此。梁启超对“乱暴”即极化政治始终怀有深切的恐惧和警惕，认为它带来的将是非人性的暴虐独裁和更严重的腐败。在他晚年，国民党的北伐军即将取胜，他一方面对北洋军阀的覆灭感到庆幸，另一方面对未来充满极大的隐忧。“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这决非中国之福，私有财产和个人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根本就谈不上实行宪政。这种极化政治的表现是，摧残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做宣传费（养党人），近来有业工人之怨恨日增一日，一般商民就更不用说了”。又说：“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两湖、江西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以改组名义封闭，但开学总不会有期），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这种极化政治无论在历史还是在现实中我们都已经经历过了，它的根子来自苏联。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请俄国人包罗廷来做顾问，梁启超认为国民党“其最大的致命伤，在不能脱离包罗廷、加伦的羁绊”，而返观俄国的现实，即可推断中国的前途是怎样的，所以，他断言道：“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梁启超虽是一个乐观的人，但对中国的祸乱苦难一日比一日深重，还是殷忧在心，不能自解，1927年，他的老师康有为病逝，他送上一幅挽联，其词曰：“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幸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在他的晚年，对自己一生所抱持的宪政理想和国家的前途已怀有非常黯然和悲观的心态了。 　　 　　　　从戊戌变法至今，中国百余年来一直处于向现代社会艰难转型的历史进程中，这个过程或许还会历经险阻，经过漫长的岁月。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是在“腐败”和“乱暴”两种势力的夹缝中奋斗和成长的，它体现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清明的政治理性。这种改良主义路线后来被称为“第三条道路”。梁漱溟是这种思想的继承者，他的人生悲剧宣告了改良主义在中国的彻底终结。其后的极化政治把一切公民社会赖以成长的因素全部铲除，国家权力包揽一切和极端膨胀的结果，是人的自由的完全丧失，社会空间被彻底弥缝和堵塞，梁启超当年在社会方面努力的路子已被完全堵死了。改革开放以来，专横的国家权力从很多领域渐渐退缩（尽管不情愿），社会空间日益松动，但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依然非常艰难。经过一轮历史循环之后，“腐败”（反对改革，靠权力聚敛财富的权贵）和“乱暴”（非理性的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两头凶恶的怪兽仍然蹲伏在我们面前，中国的转型之路仍然面临险阻。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确立的以雅各宾专政为代表的绝对的政治极端主义，在两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因为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出现已经被消化和改造，法国人民对大革命的大一统集权主义原则制约、抵制和瓦解的过程，使一个多元的公民社会从极化政治的格局中摆脱出来。中国不是法兰西。宪政有着不同的生成土壤，但公民社会的形成将是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回顾和总结前人的探索，少走歧路甚至死路，顺利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不仅是对中华民族智慧的考验，更是中国人民的福祉所系。 　　 　　来源：《随笔》2012年第2期

【选荐】 安猪，多背一公斤（1kg.org）创始人。 你是自得于做一个到处救火的消防员，还是努力去发现和谴责背后的纵火犯？如果回避思考的话，前者可以安心地做“慈善”，但难免治标不治本。而后者需要一定的社会视野，理解这个社会如何成为如今这个样子，理解施舍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只会加剧问题。但作为一个公民社会的建设者，我们还需要创造力，需要创造出新的解决方案，并且有能力在现有的系统中生存并最终改变它。最后，我们要意识到，未来中国，公民运动是关键词。从去年的光头哥拇指妹到今年的市民自发检测PM2.5和占领女厕所行动，运动精神正持续发酵。而这一切植根于互联网。互联网不仅是一个工具，更是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新思维模式的启发下，我们可以创造出更多更好玩的公益。 推荐书目： 理解社会：《被围困的社会》、《生活的暗面》             创造力：《创新的艺术》           互联网思维：《海星模式》、《未来是湿的》           行动者的故事：《如何改变世界》           【余谈】 相关周刊 ：一五一十周刊第19期 编辑 ：郑珮   公益二字本身，会让人第一时间联想到“爱心”“无私”等温暖的词汇，但“中国式公益”在今年却总是同“炫富”“信任危机”联系在一起。公益是带人花钱做良心事，公信力是其生命的源泉。“中国式公益”更多是指以国家机构为组织者的公益和慈善活动，其成为年度热点问题，一方面是发慈善财的行为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另一方面，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中暴露出的组织管理、法律监督以至宣传理念上的问题，也为“中国式公益”的下一步发展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在第19期周刊中，我们用刚刚过去的日本地震中红十字会的运行管理做了对比，目的并不是要评一个孰高孰低，而是要证明，即便避开情感的视角、单单从规章制度角度出发，机构自身完善和机制外界监督的配合，也足以停止捐款吃喝并且振振有词的行为。 其实，“中国式公益”也可以不仅限于公家的公益。网络的发展降低了民间组织投身公益的门槛。08年的汶川地震带来了民间公益组织发展的小阳春，虽然之后其发展仍面临诸多困境和限制，但笔者私以为无论官方和民间，早日发现和利用网络的力量，便能早一日最大限度发挥公益的力量。 本文是一五一十周刊第51期特刊的文章，全刊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7edf668f8f9cf7f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