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

　　 　　 中评社香港2月5日电／中国评论通讯社、中国评论月刊日前在中评社台北会议室召开座谈会，邀请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邵宗海、台湾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林建甫、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副执行长孙扬明、铭传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兼两岸研究中心主任杨开煌、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政策委员郑安国、佛光大学研发长谢大宁教授与会。座谈会由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两岸统合学会理事长张亚中主持，与会者就今年的两岸关系问题，各自给出精辟的见解。《中国评论》月刊2月号以《2014两岸关系展望》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张亚中：开场白 　　 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代表中评社邀请各位就以下主题交换意见： 　　 第一、对2013年两岸关系的回顾，请对两岸的政治互动、经济关系及社会认同，官方互动与民间互动情形进行分析，瞭解2013年两岸关系的成果与不足。 　　 第二、探讨目前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客观因素，包括国、民两党的大陆政策基本立场有无变化，马英九、及民进党天王们对两岸关系的态度是否会有改变或调整；大陆内部目前的政治改革及对台工作人员的调整是否会影响到两岸关系。另外，国际因素，包括美国、日本与大陆在东海地区潜在的冲突，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是否会影响中国大陆在南海地区等周边安全作为，并连带影响到两岸关系的发展。再来就是台湾内部的选举因素对2014年两岸关系可能的影响。 　　 第三、2014年两岸关系的机遇与挑战。两岸目前的发展势头是否可能持续，或者有可能发生逆流的情形，如果可能，其最大原因为何？ 　　 第四、如果两岸关系不能继续往前推动，两岸民间，包括学术界应如何协助维护并增进两岸和平发展的现有成果？ 　　 今天邀请的都是台湾方面权威中的权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所在。下面请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邵宗海院长首席发言。 　　 　　 邵宗海：两岸政治对话已经开始 政治传话是其重要特色 　　 自2005年以来的两岸政治互动，在2013年达到高峰。2013年有几次两岸高层会晤，中国大陆方面都是习近平出面，台湾方面有吴伯雄、连战、萧万长，总共四次：2月，习近平晤连战；4月，萧万长在博鳌论坛见到习近平；6月，吴伯雄晤习近平；11月，APEC上萧万长再次与习会面。 　　 这四次会晤中，我得到两个心得：第一，两岸高层会晤，实际上已经不避讳面对政治议题搬上台面，所以两岸已经开始“政治对话”，虽然没有议题、但是对话已经展开。例如2013年上半年，吴伯雄、连战与习近平会面时，都提到了台湾国际空间的问题。虽习没有做正面的回应，但是有听进去。政治上对话的功能已经开始有作用了。另一方面，习近平也说出一些带有政治性的话语。对此APEC上，习对萧说，两岸有些事情不能一代代传承下去，总要找个时间来解决。 　　 这种政治对话，对两岸来说是件好事：让双方都知道，在政治议题上，两岸最迫切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也可以从对话中看出，两岸高层有政治智慧，想得比较远。 　　 再者，因为马英九不能到中国大陆，马也没机会见到大陆最高领导人。所以，相互之间就要托一个能够信赖的人来带话或传话。目前看起来，连战不一定代表马，但吴、萧两人则是经过马的授权。所以，中共会确认哪些人可以把他们的话带回台湾。前面所论是政治对话，这里所谓的是政治传话。 　　 吴伯雄在6月说了“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但我认为吴真的已不需要再次说明，因为马英九接受外国媒体访问时，已经讲了不知道多少次。可是吴伯雄还是把这句话传过去。这是摒除媒体采访时可能的误读或被引用错误的问题。而11月，萧万长也正式传达了中共的话给台湾，就是两岸问题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样的政治传话，是2013年两岸高层见面的特色，也是一个成果。 　　 　　 两岸关系愈走愈复杂 两岸议题逐渐走入深水区 　　 第二个成果是，中国大陆在十八大之后，强调对台政策的稳定与延续性，导致两岸即便面临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可是没有太大变动，使得2013年的两岸关系走得比较平顺。如果要检讨的话，过去我们引以为傲的两岸协商与谈判，2012年完成十八项协议，但2013年只多了一项服贸协议，比起过去每年有二到三项协议，去年两岸谈判成果就降低很多。 　　 不仅仅两岸协议成果减少，两岸协议进展也不多。本来每半年一次的两岸两会高层会议，本来2013年第十次的会议也推延到2014年。这可以解释为，现今的两岸关系愈走愈复杂；两岸议题也逐渐走入深水区。但有些问题，不能以深水区一言蔽之。另外也有人说因为2013年两会都有新会长上任，但这绝对不是理由。说实在的，两岸相互之间还是有一些看不到的问题尚未爆发，不过反应在协议减少、时程拖延上。 　　 在两岸经济关系上，过去我们最喜欢讲“政治冷、经济热”，但是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3月大陆两会上提出两岸经济的急迫性问题，因为现在是两岸非常好的机遇，台湾没有掌握；现在中韩的FTA即将签定，光是台韩与大陆贸易中呈现的差距，就会使得两岸经贸走势令人担忧。 　　 　　 “国族认同”没有多少变化 　　 社会认同上，台湾内部一个基金会最近有一份尚未正式发表的民调可以参考。他们以面访的方式，做完了3千多份民调，其中大概只有1千份是成功的样本，再用加权指数，符合县市人口数、性别与年龄等。其中调查族群认同，不再是用“地区认同”，而是“国族认同”。影响认同包含的变数其中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因素。 　　 最后产生一个结果，以“我是中国人、我也是台湾人”的认同最多。但我认为，如果是“国族认同”，我是中国人就不是台湾人，也不可能又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因为不可能有“两个国家”的认同。这反应了台湾内部对于“国家认同”有矛盾；这个矛盾是，如果说自己就是中国人，又感觉中国人不是台湾；讲自己是台湾人，但是认同又还不到这样的地步，产生了“我是中国人、我也是台湾人”这样的说法却是矛盾又冲突。 　　 另外很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政治因素、“主权”因素加进去，认为“我是中国人”的比例就会降低；“我是台湾人”的比例就会升高。若是加入经济因素，我本来以为，这让台湾25岁以下的年龄层充满憧憬，但结果显示反而是50岁以上的年龄层，感觉到经济的憧憬，影响所及“我是台湾人”的认同就会降低一点。我的解读是，经济因素对台湾造成的对象影响，不是年轻人，而是老年人。 　　 论到统独的问题时，想要统的人很少，想要独的比例多一点，维持现状的比例最多，大概有六成多。其中，有意思的是，讲到主权因素，独的比例就会升高。讲到经济因素时，独的比例就有显着的下降，尤其是对50岁以上的人来说，特别显着。换句话说，中国大陆对于台湾诉诸于政治上一个中国的架构，在情感上诉诸中华民族，对台湾人来讲，显然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只有在经济上面，看得出来有变化，但是这个实在变化不大。 　　 这说明我们看到2013年的两岸关系，虽是稳定与缓和。但却导致外界有了一种假象，以为两岸的统独看法、或是“国族认同”可能会趋向于改变。但是从上述的民调来看虽然两岸没有多大变化，高层也有对话，民进党或许有更大变化，但是在“国族认同”上，显然没有看出有太多的改变。 　　 　　 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因素 　　 接下来，在影响目前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客观因素中，台湾的国际空间是最大的问题。其中包括南海与东海议题中两岸对主权与领土认知有重迭也有立场看法的不同，也包括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可能在国际社会产生的摩擦问题。我的瞭解是有关东海与南海主权问题上，中国大陆对台湾在其中采取了独善其身的做法非常不能谅解；大陆认为是美国与日本因素改变台湾。大陆认为台北应在宣示主权立场上，有一些配套措施与北京同步，但看起来台北并没有这样做。 　　 我们也看到些北京对此有所微言：他们搬出包括共同开发石油探勘的问题，台湾并没有反应；东沙与西沙群岛共同旅游问题，台湾也没有任何回应。在此中间，我不知道北京忍耐限度还有多少、多久，但这已经是一个摩擦。因为在中国大陆内部，有一些强烈认为两岸应该一起共同维持岛屿主权领土的人，已经藏不住话了。 　　 第二个变数是民进党。民进党很有意思，到今天为止，开了九场华山会议，得出了本来叫“宪法共识”，现在叫“宪政共识”的结论。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的回应是“宪政共识还是未放弃台独本质”，我认为范如果没有得到中央授权，绝对不会这么说。 　　 民进党认为，今天如果只讲1947年的“宪法”，至少是否定中国大陆的存在。但现在讲到包括1991年以后的宪政共识，包括八次“修宪”，隐含着中国大陆主权是存在的；我们要注意在陈水扁时代已经修正“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所谓的“国民”，就是持有“中华民国”护照的人，当“主权”只是持有“中华民国”护照的人那么不就隐含“独台”的本质? 　　 所以在“主权”方面，当“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全体“国民”，那么“国民”在哪？就在台澎金马，以及持“中华民国”护照之人，民进党的宪政共识就是从此出发。民进党坚决不肯废《台湾前途捷议文》，又大谈宪政共识，到底民进党的中国政策会不会变？虽我也认为，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苏贞昌，在现在这个时候要改变说法？因为2016大选民进党人选未定，现在要论也言之过早，到要先过完2014年关卡。 　　 到2016年若有胜选希望，民进党可能改变竞选政策；如果没有胜选希望，他们宁愿维持最坚强的深绿区块。我认为民进党的华山会议，是开给北京看的，告诉大陆民进党正在改变；但华山会议的结论，是给台湾人民看的，告诉台湾人民，民进党依然维持台湾尊严、原则没有变动。因此，2016年选举时，假设是苏贞昌出线，民进党胜选的话，绝对是两岸关系中最大的变数。我不认为中国大陆会把过去的东西全部拉回来重新开始，这样成本太高，但是中国大陆要冷却，对两岸关系绝对不是好事。我先讲到这边，谢谢。 　　 　　 郑安国：两岸政治关系有进展 　　 谈到两岸关系在2013年的成果与不足，基本上，我认为实质面不错，有大陆客来台自由行的扩大、开放人民币可在台兑换存款等成果，服贸协议虽然还卡在“立法院”，但毕竟也是两岸进程的部分。就大家比较关心的两岸政治关系部分，也有相当进展。从习近平主席与台湾政治领袖们会面的谈话，其实都可以看到大陆方面对两岸政治关系与互动，有比较有新的、或进一步的想法，展现想要继续推动与解决的态度。譬如习近平提到，两岸的政治关系不能够一直拖延下去，有必要做合情合理的安排。我认为，这些都代表两岸政治对话已经开始，也有意向前更进一步。 在APEC中，“陆委会主委”王郁琦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面，两人互称官衔，也代表对两岸政治互动有新的思考。最近，王郁琦也可能到大陆访问，这更是重要的一步。虽然有人说，王张两人在会场虽有互称官衔，但是国台办新闻稿中，仍是称王为大陆事务机构的负责人，好像又退了一步。但整体来说，我觉得过去的2013年两岸政治互动与经济关系，算是有相当的进展。 (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台湾研究专题 > 台海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018.html 文章来源：中评社

　　 两岸公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现在已经进入了所谓的深水区。需要对于进入深水区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做出战略性、前瞻性判断。这是保证顺利渡过深水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战略目标所不可缺少的工作。而对于2013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实践的分析、把握，为完成这一工作提供了基础。 　　 两岸之间的具体矛盾、摩擦有所增多　　和平发展进程将在缓进中深化 　　 2008年5月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历史新阶段后，短短几年中，两岸关系发生了1949年以来最重大的变化，既给两岸民众带来重大现实利益，又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深远的积极影响。显然，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在四年多当中经历了精彩的起步。 　　 但是，马英九实现连任以来，特别是在2013年中，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在继续有所进展中，开始出现变缓的趋势，两岸之间具体的矛盾、摩擦及它们的影响，开始有较多表现。2013年6月两岸签订了“服务贸易协议”（“服贸协议”），这是两岸签订ECFA后的重要后续行动之一。服贸协议的实施对于ECFA的落实，对于两岸，特别是对于台湾服务业的未来发展，都有重要积极意义。但是，不仅台湾民意代表机构对服贸协议的审议延宕至今，而且还出现了反对签订服贸协议的社会运动。虽然马英九当局一再督促，但效果并不明显。马英九实现连任以来，两岸政治对话、政治协商问题，迅速成为两岸关系热点。尽管一年多当中多种形式的民间两岸政治对话广泛展开，但马英九当局的态度一直十分谨慎，以至于关于两岸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洽商签署和平协议等关键性的政治议题，不仅看不到官方对话的前景，甚至连民间形式对话也没有进展。 　　 台湾继续积极推进对美军购，2013年相继从美国购得P-3C反潜巡逻机、阿帕奇直升机，以及着手进行F16-A/B型战斗机升机改装等。同时，2013年10月，台湾发布的2013年版《国防白皮书》中，继续把大陆视为台湾面临的“主要威胁”。 　　 此外，虽然马英九当局仍然坚持一个中国立场，但对于拓展台湾的“国际空间”，在国际上显示台湾“独立主权国家”地位，却有更积极表现。2013年4月签订《日台渔业协议》；6月鼓动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支持台湾出席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的法案等动作。这些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且成为两岸之间矛盾、摩擦的重要表现，导致两岸关于和平发展进程的推进明显放缓。 　　 上述两岸之间矛盾、摩擦的出现，各有不同的具体原因。例如，服贸协议审议延宕，主要原因是台湾少数行业及部分民众认为自身利益受损而不满，以及民进党利用这种不满情绪打击国民党；两岸政治对话、政治协商没有进展，主要原因在于两岸六十年对抗，形成的对立状态和情绪不仅始终存在，而且难以消除，同时，马英九本人对此明显态度消极；台湾继续以大陆为主要威胁，以及拓展台湾“国际空间”，显示台湾“独立主权国家”地位，主要原因是，台湾是“独立主权国家”的观念在台湾根深蒂固。但是，这些矛盾、摩擦比较集中地，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精彩起步之后表现出来，却有重要的共同原因：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起步阶段，处理和解决的，都是直接涉及两岸民众切身利益的经济民生问题，不仅处理、解决相对比较容易，而且处理、解决给两岸民众带来明显、直接的利益，得到两岸民众的支持、欢迎，从而形成精彩迭出、成果连连的局面。 　　 但现在和今后很长时期中，两岸面对的主要是，在两岸六十年对抗中形成、积累的，真正反映两岸关系作为政治关系本质的那些政治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处理、解决的难度远大于经济民生问题，而且与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没有明显的直接联系，民众一般不会关注。所以，台湾的政治人物对于处理、解决这些问题没有积极性，甚至还企图利用这些问题谋求政治利益，从而导致了两岸之间矛盾、摩擦的集中出现，而且这一现象还将延续下去，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一个重要的新特点。 　　 但是，矛盾、摩擦集中出现，没有也不可能导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中断、逆转。事实表明，这些矛盾、摩擦是可控的，并没有导致对进程的全域性影响。事实上，2013年中，两岸关系，包括在政治关系方面，继续出现一些亮点，而没有陷入停顿。两岸实力对比消长变化，大陆的压倒性优势不断强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带给两岸民众，首先是带给台湾民众的利益日益明显；外部环境更加明显地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等等因素，不仅始终存在，而且持续强化。这些共同决定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必然继续推进，也决定了两岸之间的矛盾、摩擦，必然可以通过两岸的努力得到处理、解决。所以，两岸间的矛盾、摩擦，已经并将继续导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减速，但并不会使之中断、逆转，而且随矛盾、摩擦的处理、解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将进一步深化。2014年中两岸政治关系取得某些进展，是可以期待的，例如两会的正式互访等。在缓进中深化，将成为进入深水区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常态化的推进模式。 　　 两岸间多领域、多层次的政治问题 　　 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深水区的主要内容 　　 《服贸协议》的审议延宕，是2013年两岸关系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进入深水区的一个表现，因而引起两岸的关注。更值得重视的是，两岸多领域、多层次的政治问题，在2013年密集而明显地表现，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进入深水区的主要标志。实际上，对于两岸间政治问题将成为这一进程深水区的主要内容，两岸有明确共识。但是，由于两岸间多领域、多层次的政治问题，密集而明显地表现，导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在2013年快速而全面地进入深水区，则出乎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的预料。显然，和平发展进程在起步阶段重大而深刻的进展，即两岸重大的经济民生问题，得到基本的处理、解决，是这一进程的基础，而大陆方面对于进程始终如一的积极态度，则是实现这一进程的最直接原因。 　　 2013年中，两岸间多领域、多层次的政治问题，有着全面表现，既包括涉及一些具体领域的两岸间政治问题，例如两岸海洋事务合作、台湾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等，也包括高层次的两岸政治问题；不仅有传统的一个中国框架问题，而且有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题、签订两岸和平协议问题、两岸国家认同问题等等。虽然对于这些政治问题都还仅限于民间的研讨、交流，但即使如此，也清楚显示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这些两岸间政治问题在2013年密集而明显地表现，表明这不仅是和平发展进程进入深水区的主要标志，而且预示，处理、解决多领域、多层次的政治问题，将是进程在整个深水区的主要内容。必须强调的是，尽管深水区出现的政治问题多元而复杂，但最核心、最重要的只能是两岸的国家认同问题。可以说两岸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政治问题，尽管内涵和表现各不相同，而且处理、解决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所有政治问题的最终处理、解决，只能立足于两岸的国家认同。这是必然的，无可避免的。因为两岸关系在本质上是政治关系，其核心内涵就是国家认同。两岸间所有其它政治问题，都与国家认同问题密切相关，是其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具体表现。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渡过深水区的复杂性与困难程度必将远大于起步阶段，所需时间肯定也将漫长得多。 　　 显然，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起步阶段和渡过深水区阶段，不仅是按时间先后顺序划分的不同阶段，而且是内涵完全不同的阶段。如前所述，在进程的起步阶段，处理、解决的主要是两岸民众迫切希望处理、解决的两岸间的经济民生问题，因而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处理、解决，而且进展顺利、成效明显；在进入进程的深水区后，需要处理、解决的主要是两岸间各领域、各层次的政治问题，尤其是作为两岸关系最本质、最核心的国家认同问题，因而可以预料，处理、解决将会很困难而且复杂，需要很长时间。但同时又须重视，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两个相互衔接的阶段，进程起步阶段和渡过深水区阶段，有着紧密的相互联系，即起步阶段为渡过深水区阶段提供基础，而后一阶段又是前一段阶段的进一步深化；更重要的还在于，尽管处理、解决两个不同阶段的问题的路径、方法各不相同，但最基本的原则却是完全一致的，包括两岸共同努力，相向努力等。认识、把握进程起步阶段和渡过深水区阶段的各自特点和相互联系，对于顺利渡过深水区，以及最终完成整个进程都有重要意义。 　　 台湾在国际社会进一步边缘化 　　 美国因素对两岸关系的影响继续弱化 　　 渡过深水区具有较有利的外部环境 　　 长时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台湾在国际社会边缘化的趋势，即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及其影响持续减少，而台湾问题作为热点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程度及其影响也不断下降。近年来，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台湾在国际社会进一步边缘化。台湾不能参与全球性的事务，而地区性国际事务，台湾无法参与的状况甚至更为突出。2013年东海、南海海域和相关岛礁主权归属争端严重激化，把台湾置于十分微妙，甚至十分尴尬的地位。一方面，无论东海，还是南海的争端，确实直接涉及台湾；另一方面，在当事各方的争端及其处理当中，台湾又基本被排除在外。马英九进入其第二任期后，明显加强了推进“务实外交”的力度，例如2012年8月提出《东海和平倡议》、与日本谈判并于2013年4月签订《日台渔业协议》、策动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法案，支持台湾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大会、提出并推进所谓“小国外交”等，但都基本没有能够提升台湾参与相关国际事务的程度。另外，世界范围的华人都热切期待两岸联手保钓，以及在南海相关争端中合作，但由于台湾方面自我设限，都未能实现，进一步减少了台湾对相关事务的参与和影响。 　　 1949年以来，美国的插手、干涉一直是两岸关系最重要的外部干扰因素。但是，六十多年来美国对两岸关系的插手、干涉及其影响，存在递减趋势。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后，以及2010年中国GDP总量居世界第二位后，美国因素对两岸关系影响的弱化更为明显。美国因素对两岸关系影响的程度，取决于美国插手、干涉两岸关系的强度。近年的事实表明，美国确实继续插手、干涉两岸关系，例如坚持对台军售、通过相关法案支持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等，但插手、干涉两岸关系的强度并没有相应增加，实际上还有较明显减少。坚持对台军售，是美国插手、干涉两岸关系最严重的动作。虽然可以预料，只要美国不放弃插手、干涉两岸关系，就不会终止对台军售，但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具体行动发生了微妙变化，使其对两岸关系影响的强度减少。2011年以来，美国陆续实施了几起对台军售，虽然金额很大，但并不满足台湾方面对武器种类的要求，例如不出售F-16C/D型飞机，而只对台湾现有的F-16A/B型飞机进行升级。更重要的是，突破了1982年的里根总统关于对台军售的“六点保证”，就对台军售与大陆方面实际进行了磋商。 2010年奥巴马总统提出并着手推进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后，很多人曾认为，美国出于加强对中国围堵、遏制的战略意图，将更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将进一步强化对台湾的支持，从而将大为加强对两岸关系的插手、干涉。但事实表明，美国并没有因此更加重视台湾。2012年10月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关于对华政策的辩论中，甚至没有提及两岸关系；而在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庄园会晤”中，对两岸关系仅有十分一般的提及。2013年奥巴马进入第二任期后，对其亚太战略调整开始进行再调整。可以预料，美国对台湾和两岸关系的重视将进一步减少，(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前言：面对真实世界的两岸分治 　　 在“一中三宪、两岸统合”做为两岸的定位、结构、路径、目标的主张之后，本人再用“反对分离、接受分治、推动统合、共议统一”十六个字来阐述同样的概念。上一期《中国评论》（2014年1月号，总第193期）已就“反对分离”概念做阐释，本文再论“接受分治”与“推动统合”。 　　 世界有两种，一种是想像的世界，一种是真实的世界；一种是可以期待的世界，一种是必须面对的世界。世界不是由一个人所组成，自己可以有想像与期待，但是如果别人也在做完全相反的想像与期待时，其结果就会有两个可能，一是彻底打破对方的想像与期待，另一是大家一起在真实世界的基础上，共同想像与期待。 　　 内战的一方，总是想像自己才是正统，对方为假伪，双方想消灭对方及对方在国际间的正当性或代表性。1949年以后的两岸正是如此，双方不仅坚持自己才有唯一的主权，也不承认对方的治权，视其为伪政权或匪帮团体。这种强烈的敌我意识或异己认知在内战期间是再自然也不过，政治斗争本来就是一场权力斗争，零合博弈的本质就是寻求胜负的决战。 　　 时间一久，原本的问题也开始变了。如果1949年大陆解放军成功渡海来台，如果台湾的“国军”没有守住必要的防线，两岸内战以征服结束，今天也就不会有任何主权或治权的争议。政治的社会不是真空的实验室，它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有些事发生了，我们就不能想像其不存在。 　　 1949年中共政府成立，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了大片江山，退居台北，所管辖的领土从以往的大片秋海棠，到只剩下状似小蕃薯的台澎金马的三万六千平方公里，但是“中华民国”政府本身仍然存在，没有被消灭，仍以1947年公布的“宪法”做为治理的最高大法。 　　 台北不是没有想像与期待过。它想像北京的“伪政权”只会是个短暂的叛乱团体，期待自己再重回南京收拾旧山河。40多年过去，1991年5月1日，台北梦醒了，认识到了必须面对真实的世界，废止了施行43年之久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从此在政治与法律上已经默认了中共在中国大陆的治权。 　　 对于北京来说，这场内战目前还没有结束，两岸敌对的状态并没有消失。它曾经尝试透过武力消灭台北政府，不过还没有越过台湾海峡就在古宁头挫败了。它也努力取代台北在国际舞台上的正当性，但是即使已经拿下了联合国的席位，取代了台北与绝大多数国家的“外交”关系，现在台北仍然与22多个国家拥有“外交”关系，不少国家将台北视同于“国家”或官方政府来看待。持“中华民国”护照可以畅游全世界130多个国家及地区而不需要签证，比中国大陆的护照还好用。几乎所有国家是表面上一套，实际上做另外一套，他们与北京在建交公报上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是私底下，他们也已经将台湾做为一个“独立”于中国大陆之外的治权看待。北京想像台北已经消失，期待台北被迫接受一国两制，看来也不是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当然不是没看到这个真实的世界，它也在想像与期待之外进行若干调整。迄今为止，每年上百万计的大陆民众来到台湾，持的是台北相关单位核发的旅行证件，两岸已经签署19项协议，如果不默认了台北的治权，会有这样的结果吗？那么北京为何不能公开的说出口，公开地接受两岸分治的事实呢？ 　　 有两个问题困扰着北京。第一、接受两岸分治是否会造成两岸的永久分裂？第二、如果接受两岸分治，两岸治权的权力大小关系为何？是平等，还是差序？ 　　 接受两岸分治不等同默认两岸分离 　　 北京第一个疑惑是可以理解的。在两岸定位方面，北京原有的思路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也就是在统一后才正式接受台北的治权，且北京与台北的治权是有“差序”的，北京为中央，台北为“特别行政区”的首府。现在要北京在统一前，或和平发展期即接受平等的“两岸分治”，北京自然会有下列几点疑惑： 　　 第一、传统的国际法主张，治权来自于主权。北京会想，如果接受台北的治权，是否就等于接受了台北的主权？第二、民进党一直是个主权上的分离主义者，国民党虽然仍坚持“九二共识”，但是国民党主张的“九二共识”仅剩下“一中各表”，已经极少再提“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及“谋求国家统一”这两个1992年当时的共识。国民党即使在2008年后执政，但是在历史教育、论述与作为上已经向“独台”靠拢，倾向于“分离主义”。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北京接受了“两岸分治”，不就等于为目前国、民两党的“独台”路线背书了吗？第三、“两岸分治”与“两岸分离”的距离仅在一线之间，台湾已经是个民主的社会，近年来的表现有些民粹，北京能否防范台湾民众透过民主程序，将“两岸分治”变成“两岸分离”。第四、现在绝大多数国家与台湾已经发展“类国家”的关系，北京一旦接受“两岸分治”，国际间会如何看待与处理。第五、接受分治是否会造成自己的违宪，或挑战以往领导人言论的神圣权威。 　　 要解决北京这个疑虑看似困难，其实也不难。关键在于两岸是否能够共同宣示“反对分离”，也就是反对两岸主权上的分离。 　　 我上一篇文章，已就“反对分离”做了详尽的论述。我主张，为了化解双方的疑虑，两岸必须透过和平协议（定），宣示保证不分裂整个中国的主权及领土完整，并共同维护整个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有了这一个前提，北京可以欣然地接受两岸分治了。 　　 这里为何用“整个中国”，而不使用“一个中国”。第一、文字有时会有望文生义的盲点。使用“一个中国”，往往会引发是指两岸的哪一个中国，以及是否有“两个中国”的争议。例如，民进党就有人主张，他也接受“一个中国”，并同意“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湾是另一个国家。第二、“整个中国”就是一个“框架”或“架构”的概念。“整个中国”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的组合，人口、土地的组合。北京所称的“一中框架”或台北所称的“一中结构”，其实就是以“整个中国”做为框架或结构，两岸谁也不可以分裂这个结构，而应该共同维护这个框架的完整性。 　　 “整个中国”概念要处理的是主权的问题，在两岸确保整个中国的主权或领土完整并不可追求分裂以后，接受治权的分立，就不会造成主权的分离，北京自然就可以接受“中华民国”政府的治权。 　　 两岸和平协议除了彰显两岸的和平意愿与承诺，也对两岸现有治权产生约束。“宪法”是根本大法，是治权的最高法律文件，不过，在目前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中，“宪法”的治权已经受到挑战。例如，如果参与联合国，就必须接受联合国宪章的约束；如果参与世界贸易组织，也必须依照世贸组织的规范来行事；如果两造签署了条约或协定，双方在治权的行使上也就有了相互的承诺与约束。宪章及条约本身即具备了“宪法”应有的治权功能。换言之，一个现代人，规范其权利的不只是自己国家的“宪法”而已，也包括其它“宪法”性的文件。 　　 两岸和平协议就是一种“宪法”性的文件，和平协议的签署表示两岸间存在着“一中三宪”，在两岸均做出保证不分裂整个中国的主权前提下，两岸自然就可以接受对方的治权，而没有所谓违反现有“宪法”规范的问题。 　　 接受两岸治权平等但不对称 　　 北京的第二个需要面对的问题，即在没有统一以前，两岸的治权是否平等，或是有差序的不平等？ 　　 目前的法理现状是，两岸的治权均来自于彼此的“宪法”。两岸关系不同于港澳与北京的关系。港澳基本法的法源来自于中共“宪法”第31条，因此与北京“宪法”存在着差序关系，但是“中华民国”的“宪法”公布执行于1947年，虽然1949年“中央政府”迁台，但是仍然延续其“宪法”，虽经过多次“修宪”，但是却未更动其宪章的基本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于1949年，于1954年立宪，后经1975、1978、1982年再三次制宪。因此目前两岸存在着两部“宪法”，各在其领域内享有完整的治权。两部“宪法”虽然在主权的宣示上都包括对方，但是在治权上却没有任何隶属关系。 　　 由于两岸两部“宪法”是不同时间，由不同的人员及机关所制订，每部“宪法”可以主观性地陈述其与另外一部“宪法”的关系，如果另一部“宪法”也同意，自然没有问题。例如两岸在主权的宣上都包括对方，如果两岸均同意并不挑战彼此的主张，那么这样的宣示就没有问题。如果一方宣示另一方是从属于自己，或双方的治权位阶不同，另一方自然也可以不接受。 　　 在国际间，每个国家的对外权力或有不同，但是每个国家间的“宪法”地位应该都是一样的。我个人认为，在面对“治权”这个问题时，应分成两个部分来看，即“对内的治权权力”与“对外的治权权力”。两岸治权的法源均来自彼此的“宪法”。两岸法理本质上平等，对内有完整与最高的权力，但是目前对外政治权力的确有差距，“平等不对称”是两岸在对外权力行使时现存的现象。“平等”是法律概念，“对称”或“对等”是政治概念。 　　 两岸之间存在着三种看法，一是视两岸关系为某一方的“内政关系”，一是双方为“外国关系”，另一种是“整个中国”的“内部关系”。我个人是以第三种看两岸关系，这一种关系也称之为“特殊关系”。既然两岸是“整个中国”的内部关系，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关系，因此，两岸虽然在对外（第三者）的权力上有不对称，但是彼此的法律位阶应该是平等的。 　　 “平等不对称”的现象其实不只是人类社会的现象，也是政治关系的普遍情形。以联邦制国家为例，参议院的机制与权力，是为确保每一个邦法律位阶“平等”而设计，众议院则隐含有各邦权力“不对称”的情形，每一邦产生议员数不同。在联邦制的国家内，各邦地位“平等”是恒久的，但是各邦所拥有的权力的“不对称”是会变动的。再以联合国为例，每一个成员国的法律地位均是平等，因而在大会中每一成员国均为一票，彼此平等，但是常任理事国具有否决权，其政治权力与一般成员国是不对称的。 　　 在两岸政府的位阶相较上，北京主张的“一国两制”，北京是中央，台北是地方，统一后的两岸位阶有“差序”，即北京高、台北低。至于在未来的两岸和平协议中，于统一前，双方的政治位阶是否平等，或是仍有差序？有关这一点，迄今为止，北京官方并没有明确的说清楚。 　　 大陆学者黄嘉树与刘国深认为，在统一以前，两岸的政治定位仍应是有差序的。黄嘉树对两岸现状表述方式是“一国两区（两岸）一加X（X小于一）府”，他认为：“‘一’是指两岸不存在所谓“两府”，只存在一个“中央政府”，双方都自称自己是“中央政府”，而视对方为自己所主张领土范围内的当局。‘加’是指在自己的法政系统外，还存在另一个与己方互不隶属的法政系统，用‘加’表示‘互不隶属’；‘X’是代号，指另一个法政系统，由于双方都认为X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当局’，所以X小于一”。（黄嘉树在“思想者论坛：两岸关系理论创新的回顾与展望”发言，出自《中国评论》，总第183期，2013年3月号，页59）。黄嘉树以“一个是一，一个是小于一的X”来陈述两岸的政治位阶，他虽然没有明说谁是一，谁是X，但是应该可以推论他想表达的是：“北京为一，台北为小于一的X”。 刘国深在他的“国家球体理论”中也认为，即使两岸“主权领土一体”，但是“政权差序并存”。“国家球体理论”是统一前，而非统一后的理论，因此，“政权差序并存”应该是指，即使在统一前，北京与台北的治权也应有差序。(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