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

蔡孟翰：辛亥革命现代中国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2011-10-17） 早报导读 [卓越校友奖] 林任君：南大与早报彼此共鸣 [中国早点] 温州病与企业转型之困 [人物面对面] 学者庄钦永 到咖啡山做学问 [中国政情] 中共全会开幕 外媒关注如何博弈 ● 蔡孟翰 　　辛亥革命百年，两岸政府及全球华人都以不同的形式庆祝纪念。没有人质疑孙中山及当时的革命党人推翻统治了中国267年的满清朝廷的正当性，所以，借这个百年纪念，审视辛亥革命本身的正当性，以及它所引发的现代中国政治的合法性问题，也不失为一个恰当的时机。 　　距离武昌起义到清宣统帝退位，前后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对比60年前的太平天国横扫大半个中国，武昌革命军对清廷简直不算是严重的威胁。可是，为何1851年爆发的“长毛之乱”，历时13年，波及最富庶的苏、浙、皖、赣、闽五省，直接死亡人口7000万人，最终无法推翻清朝；但军饷不足，准备不够的革命党，却能在短短的四个月就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帝制的结束及共和的建立，都被今天的中国人及海外华人普遍视为历史的进步。但是，辛亥革命是否经得起理智上、道德上及政治上的检验？辛亥革命本身，对于现代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到底有什么关系？解答上述问题，其实也有助于促进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解。 帝制为何一推就倒？ 　　虽然说清廷是被实力强大的北洋军首领，朝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出卖，与南京革命党合谋逼迫宣统帝退位，但抛弃清廷的，还包括构成当时中国政治、社会、经济中流砥柱的“体制内”成员：乡绅地主、科举士人、朝廷官员——这些人都没有同情主要由社会边缘人组成的革命党的理由，但却还是终止了对朝廷的效忠，并与革命党达至废除帝制，建立共和的政治共识。 　　颠覆中国主流史观对辛亥革命的肯定最有力者，当属美国史学家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其1965年的巨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下简称《儒教》），对辛亥革命的深刻批判，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现代中国政治的问罪。《儒教》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文明已经死亡。在他看来，中国人从对传统文化的效忠，转变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意味着中国文化已经沦为失去生命力的古典文明，如同古希腊、古罗马一样，属于博物馆的展物。 　　列文森分析，袁世凯1916年称帝失败，只是中国文明已死的佐证。袁世凯试图恢复帝制之所以成为闹剧，是因为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支柱：帝制与儒教分崩离析了。因此，袁世凯称帝的作为是“传统主义的”（traditionalistic），而非“传统的”（traditional），基本上只是个没有号召力的赝品。换句话说，中华文化作为一种政治的、道德的与理智的理想，因为辛亥革命及其倡导的民族主义的“弑君”而彻底断裂、崩溃。 　　列文森认为，面对“现代”的西方的挑战，“传统”的中国无力招架。他认知里的传统中国是中庸的、审美的、业余的，绝对不是理性的、经济主义的、专业分工的“现代化”的对手。按照这套逻辑，辛亥革命只是传统中国道德与政治溃败的表征，是西风东渐的必然结果。中国人在1911—1912年废除帝制，只是文化中国应对现代化的历史轶事。这个对辛亥革命的解释，我且称之为“列文森挑战”。 　　在后来的众多研究者当中，我认为《读书》杂志主编汪晖对“列文森挑战”的回应最为高明。他的四册《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几乎全面而系统地处理了中国现代性及合理化现代中国革命的大小问题。汪晖用了三组概念：帝国vs国家、封建vs郡县、礼乐vs制度，从北宋一路论述到晚清，驳斥了列文森把“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二分对立，把中国形容为被动面对西方挑战，以西方中心观点建立起来的“挑战—回应”的解释模式。

六十年代以来的欧美社会运动 作者：康纳里 来源：东方早报 来源日期：2011-9-25 本站发布时间：2011-9-25 8:16:18 阅读量：2次 　　克里斯托弗·康纳里（ChristopherConnery）教授长着一头很酷的白发，很像某个摇滚歌手，又像一头愤怒的狮子，任何人见他第一眼，都会觉得，为了革命而努力不息的左翼斗士，就该是这样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席卷全球的左翼革命风暴那一抹红，在他身上永远定格下来，不曾因为岁月的淘洗而黯淡、褪色。这从一件小事就可见一斑：为了表示尊敬，我叫他“康老师”，他对此并不满意，说“叫我Chris就好”，接着又补充一句，“你们有你们的规矩，我有我的规矩”——他的中文是极好的。在这个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快要到来的节骨眼儿上，身处老康复旦那间堆满左翼文献的办公室，听这位UCLA的著名教授谈革命、谈六十年代，不同的时空仿佛叠加在了一起，这感觉真是奇妙。 　　谈谈您对“六十年代”的理解吧，我们知道您当年也曾是“积极分子”。 　　康纳里：我把“六十年代”作为“长期的六十年代”来看，从五十年代开始一直到1976年左右结束，这是一个意识形态、政治上的转变时期。总的来说它有两个背景：一方面美国黑人解放运动，抵抗美国主流民族歧视；另一方面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支持第三世界解放。美国的国力在那期间高速增长，与当下很多中国人在经济崛起后对“中国站起来”的认同相反，我们当时觉得美国越强大，其种种行为就危害越大，认为美国当时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百分之百都是错的。所以，我们在各个方面都要探索一些新的路线、新的生活方式，于是就有了我们在六十年代的种种解放性行为。 　　我属于“六十年代”这代人中的后一代。1968年，我十五岁，当时也参与了一些游行示威，还有嬉皮士做的一些事情。1970年，我一边读高中，一边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上课。尼克松在1970年宣布入侵柬埔寨，所以这年春天学生运动达到鼎盛，之后又因为美军杀了运动的学生，导致运动更甚。记得这年5月中旬，几千学生聚集在洛杉矶大学的广场，面对六七百个手持警棍的警察。后来事态升级，学生和警察开始互殴，我也被一个警察拿着棍子追。我爸爸当时在洛杉矶大学教书，当我逃到我爸爸办公室的那幢楼时，本可以去那里躲着，后来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最后由于我对学校的地形很熟悉，没让警察追上。那天我走到一幢主要是黑人学生和拉美学生上课的楼。警察一直对“有色”学生最暴力。走进门后，我鞋底黏黏的，因为地上、墙上到处都是血红色。这简直不可想象，我走出来之后人完全呆住了。之后，我来到被四五千个学生占领的学生活动中心，这个占领大概持续了两天，因为事先没有详细计划，也就没有带食物，我那天就和一小队人偷偷到外面去找食物。我们来到一个超市，表明身份，对方就免费提供了很多食物。 　　如果你问我这些示威占领有什么具体效果，我说不上来。校方没有丝毫让步，没有任何许诺。可是每个亲身参与过的人都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世界是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的，一种可以和原来的组织、生活完全不同的方式。像我从超市背了十二个很重的西瓜带回去，可是我心里感觉很好。因为这让我感觉，在一个好的社会里你不用买东西，你做好事，人家就把东西给你了。到学期末年轻人纷纷开始“上路”了，搭便车，和其他年轻人一起生活。那个夏天，我走西岸，到加拿大，到东岸，一路上遇见了很多人，一起讲故事一起讲理想。 　　“六十年代”是如何戛然而止的？ 　　康纳里：“六十年代”的结束，我觉得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越战结束了。越战结束后，作为整个全盘批判的关注点失去了，运动自然就逐渐平息了。此外，六十年代很多人过着主流社会之外的试验性的生活，老实说这些极端的生活试验还是很累人的，比如有人在森林住了六个月后就住不下去了。对于“六十年代”而言，你不能说没有维持多久，就表示它失败了。历史的每一刻都有很多不同的未来，我们活在的当下并不是“六十年代”唯一必然的未来。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六十年代”不一定结束了，过几年可能还有运动，那次说不定会成功。说不定百年后写美国社会革命史，人们会说那个革命是自1950年代开始的，期间经历了一段低迷期，就像从巴黎公社到俄国革命的间隔期一样。所以“六十年代”意识也是一种时间感的意识，是对当下、对未来的重视。 　　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制度就像一个吸血鬼，历来需要依靠吸收在它之外的力量来生存。“六十年代”精神被资本主义吸纳，可以说这是资本主义的胜利，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妥协。资本主义吸纳了那些力量后能够更长地活下去，但它有改变，而这些改变对美国社会影响深刻。比如妇女和同性恋者明显获得了更多的权利，比如相较于六十年代前美国大学的批判精神大增。当然“六十年代”不可能完全被收编，1976年后的“后六十年代”时期，美国里根政府、英国撒切尔政府，这些保守派都是全面否定“六十年代”的。 　　前一段时间伦敦发生了大规模的街头暴力，这让您想起了“六十年代”么？ 　　康纳里：从2008年起，欧美相继爆发了经济危机。而“六十年代”结束的另一因素就是在1974年爆发的一场经济危机。有的学者认为，1974年经济危机所蕴含的一些基本矛盾长期存在，根本没有解决，一直持续到今天。有一点在西方很明显，尤其是美国，就是1974年的危机之后，工人阶层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大的改善。二战刚结束的几年，白人社会中向上的社会阶层流动是非常大的，可是到1974年后就几乎逐渐停滞了。简单概括来说，从1970年代中期起，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重心集中在金融等行业，也就是说发展的是社会上层的富人。中下层则被金融资本所控制，大量借贷，可基本上工人阶层的地位没有多少变化。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了，很多观点觉得这代表了那种比较纯粹的市场价值的资本主义的挫败，也意识到这是因为社会的内在矛盾没有解决，要克服这种危机，就要重新思考一种经济社会制度。 　　2008年的时候，资本主义内部的一些反思还是认为只有一个方向是合理的，就是搞绿色经济，发展信息产业，促进社会福利，强化民主政策。当时，很多人对奥巴马解决经济问题抱有很大希望，但两次经济刺激计划之后问题并没有解决。虽然奥巴马政府的一些政策是好的，但由于美国政治制度的限制，其政策还是倾向于金融业这样的上层阶级，一般人受益很少。这点在2008年之后的欧洲更为显著，英国卡梅伦政府处理经济危机的唯一方式就是减少对下层的福利教育开支，金融高层并不受影响。伦敦那些地方的暴动，也是因为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地步了。 　　对这个事件，左翼有几种看法。有一种说法，就认为这是马克思的幽灵再度现身。因为不同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地运动频发，英国类似的运动是非常少见的。有人说伦敦的事件就是英国反抗力量兴起的开端。当然也有人说，伦敦的暴力行为并没有什么具体要求，也不是一个有组织的运动，仅仅是一些攻击社会的行为，并不会引起大部分群众的认同，反而恰恰会给统治者以口实，加强国家机器的力量。 　　伦敦事件以及之前在中东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网络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可惜六十年代还没有网络。 　　康纳里：关于网络与社交媒体，我自己是不太用那个东西，我对它的作用是有怀疑的。毫无疑问，网络自然是一个十分有用的工具和平台，可那是一个真的共同体吗？我很怀疑。首先，它很容易被利用、被操控。其次，它让你想象你在做事情，其实你什么都没做。要是有十万人在一个广场游行，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力量，有一百万人在网上讲讲话，那没多大所谓吧。我还是觉得，关键不在网络，而是在人。我觉得眼下的埃及还是能让我们有一定的想象空间的。埃及人出来示威游行过，占领过那个广场，他们就有了一个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经验。我还听说，有一批参加过运动的人，要组织起来，但是他们不要组党，而是做一个党外的批判者，来监督权力。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是很积极的一件事。当然现在埃及的一些保守派、军队、伊斯兰兄弟会试图恢复原来体制的权力，并且他们可能会成功。可是民间所经历的事情是忘不了的，而且一些民间组织可能会越来越强，到下一次就有成功的可能性了。虽然还不能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与我们希望的社会之间找到一个路线图，可是我还是觉得有希望。因为我觉得“六十年代”运动所抵抗的权力制度虽还没有被打败，但越来越明显的是这个制度是维持不下去的，它越来越无法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六十年代”的关键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有可能”。只要我们能保留这信仰，人类还能呈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您认为伦敦事件算是一场“革命”么？ 　　康纳里：我个人对这一事件和“六十年代”的态度其实是一致的，我觉得对其不应妄下结论。不同于“六十年代”，伦敦事件的参与者大都并没有表示要改造这个社会，而仅仅是恨这个社会。那些在伦敦焚车烧店的破坏行为并没有跑到富人区，我觉得这是一种临时性的极度愤怒，还没有变成一个革命活动。所以，我同意伦敦事件当下是看不到什么“好的后果”，它可能就是这样了，但是这个“不会有好的后果”却是在另一种意味上而言的。我大体上同意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这篇文章的观点，即在七十年代中期之后，全世界范围都处于一个去政治化的时期，欧美民主社会主义的成果不能维持下去。由于去政治化的关系，导致我们没有一种具体的位置来为我们的立场辩护，所以我还是在找一个再政治化的机会。当然去政治化的时代也会有一些人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有历史影响力的，我觉得这很难说，说什么都言之过早。就像伦敦事件，虽然它体现了社会矛盾的积聚，但目前它还没有达到“再政治化”的高度，因为社会矛盾之深并不表示一定会发生革命，可是反之，当年谁也没有预测到“六十年代”的种种会这么快就发生。我觉得这就是“六十年代”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我们并不知道何时何地为什么会发生真正的革命。 　　您觉得当下欧美的社会运动和“六十年代”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从全球范围看当下更多秉持一种虚无主义，而没有崇高的理想？ 　　康纳里：当下和“六十年代”的区别是我常常想的一个问题，必须承认“六十年代”已经过去了。七十年代末兴起了朋克音乐，朋克运动也是一种反抗的力量，他们反主流文化，但是同时他们反嬉皮士、反“六十年代”，他们觉得整个社会改变不了，所以我们只能逃逸，自己去过集体性的生活。其实我觉得，欧美有理想的人现在不一定比六十年代少，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期望发生了变化。现在他们更多应该算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批判的对象和六十年代差不多，也是这个资本主义体制，但是他们不想要改造社会，不要建构什么东西，他们就拒绝一切体制，就要逃，要自己生活，一群人组织互帮互助的合作体，其他都无所谓了。因为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一向就对无政府主义有看法，像列宁就说无政府主义是幼稚病。可是最近六七年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觉得对无政府主义应该包容一些吧。显然他们不能组织起来有什么建构性的作为，他们不可能面对当下世界各种复杂的大问题。我也依然相信，这个世界要有什么切实的改善，必须有全面的替代性方案，虽然当下的这种想象依然十分困难。于是我想，他们可能就是当下的历史阶段所需要的吧。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可以让更多人或多或少地感觉到：嗯，对的，我的日子可以有另外一种过法。 　　您之前提到“六十年代”年轻人认为美国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以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百分之百都是错的，现在的年轻人好像不一样，在得知本·拉登被击毙的消息之后，很多大学生都去白宫狂欢。 　　康纳里：本·拉登被杀的时候，我虽然没有庆祝，但是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这有什么惋惜的。当然我还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行为，也希望美军尽快退出阿富汗。可是我觉得本·拉登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坏人。这就让我想到“六十年代”和现在的另一个不同。“六十年代”有越战，我们不但是反对美国政府，而且我们更认同越南人、越共的军队，我们觉得他们是正义的。但对像本·拉登这样的人，在欧美也没有多少人会认同的，我也觉得他没什么好被认同的。这就像毛主席说的，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六十年代”事情比较清楚。现在，我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我的朋友。 　　您觉得当下应该怎么看“革命”，对于左翼而言这是一个大时代么？ 　　康纳里：这个问题很复杂。回到巴黎1968年的五月风暴来说，五月风暴要攻击的一个对象是法国的共产党。1968年前法国共产党是很有力量的，他们要维持自己在工会里的影响，要组织全盘性的罢工，而反对那种在组织外的自发罢工。所以作为一种组织机构，法国共产党在当时也被视作运动的对象。在1968年之后，法国共产党就再没什么力量了。从今天来看，这是好事吗？不完全是。法国共产党也是五月风暴的受害者，而这对后来左翼的发展并非有十分积极的影响。我想说的是，因为当下面临的各种问题规模巨大，如生态破坏、社会不平等、“贫民窟星球”等，社会转变还是需要一种机制、一种表达形式。但这要从哪里来？具体是什么？这很难说，我相信迟早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