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王键：中国最应该对谁动武？
自2012年以来，南海问题愈演愈烈。中国同菲律宾就黄岩岛问题一度纠缠数月，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显然，菲律宾对美国军事支持的期望已越来越高。菲律宾政府也开始想方设法提高军费预算，更新军事装备。与此同时，中国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美国在重返亚太之后，已采取同昔日敌手越南建立军事同盟的政策趋向，尽管此前的希拉里国务卿在访问越南表示支持的同时，也会附上一句“越南要改善人权问题”的修饰——但很明显，美国支持越南的主要动因，并不是因为越南有着菲律宾或印尼式的民主政体，而是因为越南和中国的关系——它被看作是制衡中国的有效屏障。 越中关系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非常亲密。当时，由于法国和美国先后插手印度支那事务，苏联和中国都站在同属共产主义阵营的北越身后，长期提供支持。不同于主要提供武器援助的苏联，中国由于同越南接壤，还提供了大量的人员支持。所谓“同志加兄弟”的中越关系，就在那一阶段得以铸就。然而，进入七十年代后，中越关系开始急转直下。这里的原因当然复杂，从越南方面来看，由于北越打赢越战赶走了强大的美帝，这可能给越南军方以爆棚的自信，民族主义也开始抬头。而且在苏中交恶后，苏联转而同越南建立军事同盟来制衡中国。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越共愈发忽视中共而我行我素，诱发出中越之间越来越多的矛盾。最后，“同志加兄弟”演变成了“同志打兄弟”。 无论如何，仅仅把敌对因素推向越南是不够客观的。笔者曾读到过讲述在北越和南越对峙期间关于中国外交政策主张的一些文章材料。当时大致的情形是，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如周恩来，曾向越共施加压力，力图像朝鲜半岛一样，实现北越和南越分治的局面。中国当时的高层决策可能认为：南北越的分治会像朝鲜半岛一样，更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然而，这一要求被越共领导人断然拒绝，并在越共内部引发了敌意。后来越共逐渐和中共翻脸，最终刀兵相见，和中共领导人当初提的这一要求不无关系。熟悉国际共运史的人应当会发现，这样的结局其实并不陌生，它曾在共产党国家之间屡次发生，甚至同当年中苏关系的演变非常类似。在中国解放战争末期，苏联的斯大林也曾主张中共停止南进，南北和谈实现划江而治。但斯大林的这一主张也遭遇中共领导人的断然拒绝。而在短暂的中苏蜜月期过后，毛泽东很快与在斯大林之后上台的赫鲁晓夫翻脸，双方同样发生了军事冲突。通过这两个案例，以及中国和朝鲜之间的曲折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的一些特点，如国内学者沈志华所指出：共产主义国际组织的理论和现实，存在内在固有的缺陷。 今天美国把越南看成制衡中国的伙伴，并非缺乏依据。从其地缘来看，越南是依托于印度支那大陆的海权国，具有漫长的海岸线。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归属问题和南海的海域划分上，由于越南的地缘形态和重要位置，自然会有较大发言权。相对于中国的海岸线和地缘情况，越南对于东南亚的咽喉要道水域更具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越南政府对于南海海权的主张不大可能是“保守的”，肯定会同中国政府的现有主张有较大分歧。美国就是看到了这一点，而并不只是盯着中越历史上的过节，才介入南海问题支持越南的。实际上，早在1995年，美国学者克莱塞默就在纽约时报上撰文预测了南海未来的趋势，在这篇文章中克莱塞默极力主张美国应早日支持越南，因为“越南是中国的敌人”。 中国在南海争议中要应付的另一个主要对手是菲律宾。不同于越南，菲律宾同美国的关系，就显然更加亲近了。菲律宾不但算得上是个亚洲老牌民主国家，它可能还是亚洲地区唯一的以信奉西方宗教为绝对多数人口的国家（天主教信徒超过80%）。在历史上，菲律宾同西方殖民者的联系也更密切。先是遭遇最早的西班牙殖民者，时间持续了三百年，此后经历了美西战争，西班牙人换成了美国驻军，然后在就要独立之前的临界阶段，又遭遇了二战的日本人。直到二战结束，菲律宾才再次在美国人手中实现了真正的独立。 先抛开南海的其它争议地区不谈，并不容易理解的是，中国政府为什么非要在黄岩岛问题上同菲律宾进行争夺？看看地图就会明白，黄岩岛的位置，距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只有200公里。它距离菲律宾海岸的最短距离更是只有100多公里。这样的距离，实在太近，也越过了200海里经济专属区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大容易发生类似领土争端，因为这明显会牵涉到菲律宾本土和马尼拉的安全问题。在这类冲突发生后，似乎也只存在两种足以迫使菲律宾彻底放弃黄岩岛的可能性：其一是菲律宾的殖民地化，根本无力反抗；其二是菲律宾会成为中国的盟友，不再把中国看作威胁。但很显然，菲律宾并不是中国的殖民地。而到目前为止，菲律宾不是也很可能不会变成中国的盟友。 针对这个疑问，后来同一位朋友的一番偶然谈话却让笔者大有感悟。因工作之便，这位朋友经常同一些高级官员来往，在酒桌应酬之余，往往会有很多源自高层的隐秘“内部信息”得以流露。综合得到的各种信息，他得出的判断是：之所以要和菲律宾纠结黄岩岛问题，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当初诱发此事的真正动因是重庆高管出事，引发了内部危机。在这种情况下，高层决策者迫切需要以某种方式来转移视线，转嫁危机。于是，通过南海和黄岩岛国际争端的突然升温，国内的激化矛盾及时得以释放。用这种方式，倒能很好地解释那看似难以解释的问题——如果纠结黄岩岛问题，并非明确有利于国家利益，偏偏纠结这一问题，反倒说明可能存在某种神秘莫测的缘由。 笔者在此倾向于用一种“建构主义”方式来理解“国家利益”。通常流行的对国家利益的理解方式，可能比较传统，会用一种“实体主义”方式来理解概念。比如，它类似于某物存在，看得见摸得着，像领土，或是一些通常以规范或共识的方式加以明确的内容，比如主权，或安全，等等。在传统观点中，如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在它们看来，国家利益是与确定的共同体相联系的某种既定的存在。但无论是强调势力均衡，还是强调相互依存，传统观点都过分强调物质力量，而没看到国家利益实质上更类似于人类社会中的文化现象，而并非简单的客观实在。在这样的思路中，伴随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推进，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观点也浮出水面，而且显得更有说服力。 建构主义非常强调一点：物质力量固然重要，但非物质力量同样可以是决定性的。很多现实产物，并非纯粹客观的东西，而是通过建构过程而实现的主观和客观的交互产物。国际关系中，看似刚性的“施动者”，其本身却是由内在的和外在的社会建构过程而造就。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单元是建构的产物，国家利益不是既定物，是在互动和社会化过程中产出的变化物。建构主义还认为像制度和文化这类因素，不仅可以定义国家行为，也在不断建构国家的认同及其利益。建构主义以上表述的理论，也是一种社会学的观点。 通过建构主义的“解构”加“建构”的再表述，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为什么上面那位朋友提出的“转嫁矛盾说”，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并满足了国家利益的需求——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的所谓国家利益，在其实质上都不可避免地会是某种社会建构的产物。而现实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通常所预设的那些物质存在，规范，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刚性不变的预设物，而通常是些人造的建构物。很多被传统理论视作理所当然的前提假设，所谓的“客观实在”，其形成和意义的诠释却还要依赖于对其复杂建构过程的进一步分析。 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就会引出一个问题：中国国内的制度变量和社会游戏规则，作为身份认同和国家利益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社会主流群体的认同方式和利益建构过程？这种内在建构过程，究竟建构出了什么样的国家利益？这里的所谓认同，是在讨论我们的身份问题，我们如何自我认知和认知世界——它区分了“我们”和“他者”——由此说明了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和他们有何不同？与之相伴的则是利益（如共同体利益）的具体建构：由我们的身份，就会引出“被我们视为珍贵的东西到底应该是什么”，而这最终会转化为潜在的或直接的利益问题。 关于一般政治的实质含义，有一种观点认为它应当是敌我划分问题。比如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他始终强调政治的实质就是区分敌友。毛泽东也曾经表述过类似的主张，认为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区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从西方的主流自由主义观点来看，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通过自由民主和宪政制度这类安排，它会倾向于认为政治的核心问题表现为自由表达和法治秩序的问题。所谓“敌我划分”并不是自由主义政治的核心问题，自由主义式的观点也总会倾向于包容“他者”，去否认存在某种根本性的敌我区分。 然而，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国际政治的实际状况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公民政治问题有所不同。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观点倾向于把敌我问题转化为利益问题，否认敌友划分的根本性，认为存在的只是永恒的利益纠葛。而比现实主义更乐观也更理想化的自由主义观点，则否认敌我划分的持久性，认为随着公民政治的扩展，所有冲突最终都可以转化为基于自由表达的话语权分歧。然而，考虑到不同国家、社会之间的结构差异可以很大，甚至社会建构过程的差异可以远远大于源于自然进化过程的同源物种差异，笔者倾向于认为：在国际政治的领域里，“敌我划分”仍是核心问题。相对于普遍存在于共同体内外的利益冲突问题，以及自由主义公民政治乃至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分歧，敌我划分问题更深刻，且具有持久性。在这样的理论中，不同于以自由主义为代表所表述的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宪政和公民政治，也不同于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国际范围内的价值虚无主义观念，国际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必然会以区分敌友的面目出现。 从这一设定来看，在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中国不可避免的也要区分敌友。然而，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当今中国却奇怪地面临了一种“四周皆敌”的尴尬处境。除了北朝鲜、俄罗斯、巴基斯坦及个别中亚国家外，中国周围几乎围了大半圈带有“敌意”的国家。 尤其还存在着一系列很怪异的现象：比如，北朝鲜这个中国的所谓长期盟友，现在却是个不断以制造核武和武力挑衅在周边邻国制造问题的国家。此外，巴基斯坦这个中国的长期铁杆盟友，其国内恐怖主义却不断泛滥，从长远看恐怕也是个麻烦。无论如何，单就火烧眉毛的朝核问题而言，中国作为大国，却始终不能根除这个身边的安全隐患。 朝核问题的成因较为复杂，除了中国还有俄罗斯的影响。关于俄罗斯的态度，很明显，目前的战略取向是中俄联手，以此来抗衡西方世界。然而，尽管在大的地缘背景方面，中俄联手在理论上可以抗衡美国、欧盟和日本，但问题却在于中国地处远东大陆内心月型地带的特殊地缘环境：中俄联手会自然地把中国推到前台，俄罗斯则在幕后受益。那么，这一不对称格局能否长期维持？而且，如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等人早已指出的：俄罗斯在远东地区存在安全隐患，在中国崛起后，俄罗斯不会搁置这一隐患。因此，中俄联手同样存在地缘上的冲突，包括上合组织和对中亚的控制问题，中俄都缺乏持久的共同利益。 无论如何，中国同周边国家的敌友关系，只能是双方相互建构的互动产物，而且也无法摆脱各自社会内部的建构过程。笔者以为，通过反复思考上述这些问题，我们也许会突然发现：中国的国家利益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不在外部，而可能隐藏在中国内部的社会建构过程。这样一个特殊的内部建构过程，也制造出了带有特定意向的人工制品。倘若我们突然发现同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周边环境存在着很多不理想的客观效应，那么这一结果本身并非直接的客观产物，而是由于包括主体行为在内的大量复杂因素的叠合，以及特殊的社会建构方式和存在问题的利益整合过程，才最终导致产出的国家利益发生畸变。 一个显见的问题是：如果朝核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甚至我们还可以像某些志得意满的中国军方鹰派人士那般进一步理想化地假定美国必将衰落，乃至最终彻底退出亚洲——然而，如果这一切的发生最终引发日本和韩国去追求核武，甚至导致东南亚各国像南亚一样实现核武化，那么中国的周边安全状况究竟是恶化还是好转？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否会受损？这是个坏消息，还是个好消息？笔者以为，在这些问题上，答案似乎比较明显。然而，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唯一核大国，却始终悬置朝核问题——似乎还若隐若现地以此作为筹码来削弱日本和美国——甚至企图以此协助解决台湾问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466.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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