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

爱思想|王键:中国最应该对谁动武?

  自2012年以来,南海问题愈演愈烈。中国同菲律宾就黄岩岛问题一度纠缠数月,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显然,菲律宾对美国军事支持的期望已越来越高。菲律宾政府也开始想方设法提高军费预算,更新军事装备。与此同时,中国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美国在重返亚太之后,已采取同昔日敌手越南建立军事同盟的政策趋向,尽管此前的希拉里国务卿在访问越南表示支持的同时,也会附上一句“越南要改善人权问题”的修饰——但很明显,美国支持越南的主要动因,并不是因为越南有着菲律宾或印尼式的民主政体,而是因为越南和中国的关系——它被看作是制衡中国的有效屏障。   越中关系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非常亲密。当时,由于法国和美国先后插手印度支那事务,苏联和中国都站在同属共产主义阵营的北越身后,长期提供支持。不同于主要提供武器援助的苏联,中国由于同越南接壤,还提供了大量的人员支持。所谓“同志加兄弟”的中越关系,就在那一阶段得以铸就。然而,进入七十年代后,中越关系开始急转直下。这里的原因当然复杂,从越南方面来看,由于北越打赢越战赶走了强大的美帝,这可能给越南军方以爆棚的自信,民族主义也开始抬头。而且在苏中交恶后,苏联转而同越南建立军事同盟来制衡中国。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越共愈发忽视中共而我行我素,诱发出中越之间越来越多的矛盾。最后,“同志加兄弟”演变成了“同志打兄弟”。   无论如何,仅仅把敌对因素推向越南是不够客观的。笔者曾读到过讲述在北越和南越对峙期间关于中国外交政策主张的一些文章材料。当时大致的情形是,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如周恩来,曾向越共施加压力,力图像朝鲜半岛一样,实现北越和南越分治的局面。中国当时的高层决策可能认为:南北越的分治会像朝鲜半岛一样,更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然而,这一要求被越共领导人断然拒绝,并在越共内部引发了敌意。后来越共逐渐和中共翻脸,最终刀兵相见,和中共领导人当初提的这一要求不无关系。熟悉国际共运史的人应当会发现,这样的结局其实并不陌生,它曾在共产党国家之间屡次发生,甚至同当年中苏关系的演变非常类似。在中国解放战争末期,苏联的斯大林也曾主张中共停止南进,南北和谈实现划江而治。但斯大林的这一主张也遭遇中共领导人的断然拒绝。而在短暂的中苏蜜月期过后,毛泽东很快与在斯大林之后上台的赫鲁晓夫翻脸,双方同样发生了军事冲突。通过这两个案例,以及中国和朝鲜之间的曲折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的一些特点,如国内学者沈志华所指出:共产主义国际组织的理论和现实,存在内在固有的缺陷。   今天美国把越南看成制衡中国的伙伴,并非缺乏依据。从其地缘来看,越南是依托于印度支那大陆的海权国,具有漫长的海岸线。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归属问题和南海的海域划分上,由于越南的地缘形态和重要位置,自然会有较大发言权。相对于中国的海岸线和地缘情况,越南对于东南亚的咽喉要道水域更具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越南政府对于南海海权的主张不大可能是“保守的”,肯定会同中国政府的现有主张有较大分歧。美国就是看到了这一点,而并不只是盯着中越历史上的过节,才介入南海问题支持越南的。实际上,早在1995年,美国学者克莱塞默就在纽约时报上撰文预测了南海未来的趋势,在这篇文章中克莱塞默极力主张美国应早日支持越南,因为“越南是中国的敌人”。   中国在南海争议中要应付的另一个主要对手是菲律宾。不同于越南,菲律宾同美国的关系,就显然更加亲近了。菲律宾不但算得上是个亚洲老牌民主国家,它可能还是亚洲地区唯一的以信奉西方宗教为绝对多数人口的国家(天主教信徒超过80%)。在历史上,菲律宾同西方殖民者的联系也更密切。先是遭遇最早的西班牙殖民者,时间持续了三百年,此后经历了美西战争,西班牙人换成了美国驻军,然后在就要独立之前的临界阶段,又遭遇了二战的日本人。直到二战结束,菲律宾才再次在美国人手中实现了真正的独立。   先抛开南海的其它争议地区不谈,并不容易理解的是,中国政府为什么非要在黄岩岛问题上同菲律宾进行争夺?看看地图就会明白,黄岩岛的位置,距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只有200公里。它距离菲律宾海岸的最短距离更是只有100多公里。这样的距离,实在太近,也越过了200海里经济专属区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大容易发生类似领土争端,因为这明显会牵涉到菲律宾本土和马尼拉的安全问题。在这类冲突发生后,似乎也只存在两种足以迫使菲律宾彻底放弃黄岩岛的可能性:其一是菲律宾的殖民地化,根本无力反抗;其二是菲律宾会成为中国的盟友,不再把中国看作威胁。但很显然,菲律宾并不是中国的殖民地。而到目前为止,菲律宾不是也很可能不会变成中国的盟友。   针对这个疑问,后来同一位朋友的一番偶然谈话却让笔者大有感悟。因工作之便,这位朋友经常同一些高级官员来往,在酒桌应酬之余,往往会有很多源自高层的隐秘“内部信息”得以流露。综合得到的各种信息,他得出的判断是:之所以要和菲律宾纠结黄岩岛问题,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当初诱发此事的真正动因是重庆高管出事,引发了内部危机。在这种情况下,高层决策者迫切需要以某种方式来转移视线,转嫁危机。于是,通过南海和黄岩岛国际争端的突然升温,国内的激化矛盾及时得以释放。用这种方式,倒能很好地解释那看似难以解释的问题——如果纠结黄岩岛问题,并非明确有利于国家利益,偏偏纠结这一问题,反倒说明可能存在某种神秘莫测的缘由。   笔者在此倾向于用一种“建构主义”方式来理解“国家利益”。通常流行的对国家利益的理解方式,可能比较传统,会用一种“实体主义”方式来理解概念。比如,它类似于某物存在,看得见摸得着,像领土,或是一些通常以规范或共识的方式加以明确的内容,比如主权,或安全,等等。在传统观点中,如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在它们看来,国家利益是与确定的共同体相联系的某种既定的存在。但无论是强调势力均衡,还是强调相互依存,传统观点都过分强调物质力量,而没看到国家利益实质上更类似于人类社会中的文化现象,而并非简单的客观实在。在这样的思路中,伴随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推进,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观点也浮出水面,而且显得更有说服力。   建构主义非常强调一点:物质力量固然重要,但非物质力量同样可以是决定性的。很多现实产物,并非纯粹客观的东西,而是通过建构过程而实现的主观和客观的交互产物。国际关系中,看似刚性的“施动者”,其本身却是由内在的和外在的社会建构过程而造就。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单元是建构的产物,国家利益不是既定物,是在互动和社会化过程中产出的变化物。建构主义还认为像制度和文化这类因素,不仅可以定义国家行为,也在不断建构国家的认同及其利益。建构主义以上表述的理论,也是一种社会学的观点。   通过建构主义的“解构”加“建构”的再表述,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为什么上面那位朋友提出的“转嫁矛盾说”,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并满足了国家利益的需求——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的所谓国家利益,在其实质上都不可避免地会是某种社会建构的产物。而现实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通常所预设的那些物质存在,规范,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刚性不变的预设物,而通常是些人造的建构物。很多被传统理论视作理所当然的前提假设,所谓的“客观实在”,其形成和意义的诠释却还要依赖于对其复杂建构过程的进一步分析。   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就会引出一个问题:中国国内的制度变量和社会游戏规则,作为身份认同和国家利益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社会主流群体的认同方式和利益建构过程?这种内在建构过程,究竟建构出了什么样的国家利益?这里的所谓认同,是在讨论我们的身份问题,我们如何自我认知和认知世界——它区分了“我们”和“他者”——由此说明了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和他们有何不同?与之相伴的则是利益(如共同体利益)的具体建构:由我们的身份,就会引出“被我们视为珍贵的东西到底应该是什么”,而这最终会转化为潜在的或直接的利益问题。   关于一般政治的实质含义,有一种观点认为它应当是敌我划分问题。比如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他始终强调政治的实质就是区分敌友。毛泽东也曾经表述过类似的主张,认为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区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从西方的主流自由主义观点来看,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通过自由民主和宪政制度这类安排,它会倾向于认为政治的核心问题表现为自由表达和法治秩序的问题。所谓“敌我划分”并不是自由主义政治的核心问题,自由主义式的观点也总会倾向于包容“他者”,去否认存在某种根本性的敌我区分。   然而,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国际政治的实际状况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公民政治问题有所不同。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观点倾向于把敌我问题转化为利益问题,否认敌友划分的根本性,认为存在的只是永恒的利益纠葛。而比现实主义更乐观也更理想化的自由主义观点,则否认敌我划分的持久性,认为随着公民政治的扩展,所有冲突最终都可以转化为基于自由表达的话语权分歧。然而,考虑到不同国家、社会之间的结构差异可以很大,甚至社会建构过程的差异可以远远大于源于自然进化过程的同源物种差异,笔者倾向于认为:在国际政治的领域里,“敌我划分”仍是核心问题。相对于普遍存在于共同体内外的利益冲突问题,以及自由主义公民政治乃至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分歧,敌我划分问题更深刻,且具有持久性。在这样的理论中,不同于以自由主义为代表所表述的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宪政和公民政治,也不同于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国际范围内的价值虚无主义观念,国际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必然会以区分敌友的面目出现。   从这一设定来看,在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中国不可避免的也要区分敌友。然而,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当今中国却奇怪地面临了一种“四周皆敌”的尴尬处境。除了北朝鲜、俄罗斯、巴基斯坦及个别中亚国家外,中国周围几乎围了大半圈带有“敌意”的国家。 尤其还存在着一系列很怪异的现象:比如,北朝鲜这个中国的所谓长期盟友,现在却是个不断以制造核武和武力挑衅在周边邻国制造问题的国家。此外,巴基斯坦这个中国的长期铁杆盟友,其国内恐怖主义却不断泛滥,从长远看恐怕也是个麻烦。无论如何,单就火烧眉毛的朝核问题而言,中国作为大国,却始终不能根除这个身边的安全隐患。   朝核问题的成因较为复杂,除了中国还有俄罗斯的影响。关于俄罗斯的态度,很明显,目前的战略取向是中俄联手,以此来抗衡西方世界。然而,尽管在大的地缘背景方面,中俄联手在理论上可以抗衡美国、欧盟和日本,但问题却在于中国地处远东大陆内心月型地带的特殊地缘环境:中俄联手会自然地把中国推到前台,俄罗斯则在幕后受益。那么,这一不对称格局能否长期维持?而且,如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等人早已指出的:俄罗斯在远东地区存在安全隐患,在中国崛起后,俄罗斯不会搁置这一隐患。因此,中俄联手同样存在地缘上的冲突,包括上合组织和对中亚的控制问题,中俄都缺乏持久的共同利益。   无论如何,中国同周边国家的敌友关系,只能是双方相互建构的互动产物,而且也无法摆脱各自社会内部的建构过程。笔者以为,通过反复思考上述这些问题,我们也许会突然发现:中国的国家利益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不在外部,而可能隐藏在中国内部的社会建构过程。这样一个特殊的内部建构过程,也制造出了带有特定意向的人工制品。倘若我们突然发现同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周边环境存在着很多不理想的客观效应,那么这一结果本身并非直接的客观产物,而是由于包括主体行为在内的大量复杂因素的叠合,以及特殊的社会建构方式和存在问题的利益整合过程,才最终导致产出的国家利益发生畸变。   一个显见的问题是:如果朝核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甚至我们还可以像某些志得意满的中国军方鹰派人士那般进一步理想化地假定美国必将衰落,乃至最终彻底退出亚洲——然而,如果这一切的发生最终引发日本和韩国去追求核武,甚至导致东南亚各国像南亚一样实现核武化,那么中国的周边安全状况究竟是恶化还是好转?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否会受损?这是个坏消息,还是个好消息?笔者以为,在这些问题上,答案似乎比较明显。然而,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唯一核大国,却始终悬置朝核问题——似乎还若隐若现地以此作为筹码来削弱日本和美国——甚至企图以此协助解决台湾问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466.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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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在天安门撒传单的杭州访民被押回当地,裘玉梅遭殴打

(维权网信息员李子雨报道) 7 月 1 日 、 7 月 2 日 在天安门撒传单的杭州访民已成功返回杭城。据杭州维权人士裘玉梅和杨云彪说,这次中共建党节浙江访民和上海访民协同作战,梯次进攻(一部分先登楼撒传单,然后一部分在天安门广场撒传单),成功地撒下了数千张传单,给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二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目前,除沈志华、王群兰等还在北京外,杭州访民基本上都被截访黑车押回。 7 月 3 日深夜 ,杭州拱墅区访民裘玉梅在截访黑车(温州至北京大巴,车牌号为浙 C12391 )上发现没有安全锤,便问司机为什么没有安全锤,出了问题怎么办?司机回答说,出了问题向保险公司要钱。裘玉梅责问司机:你们要不要对这一车人的生命安全负责?司机就和她吵起来。裘玉梅坐到驾驶座上,不让司机开车。这时过来几个保安拖她,裘玉梅挣扎着不肯走,于是保安又推又打,司机又赶来往她左耳打了一巴掌,她的左耳直鸣,两眼发黑,两臂和右腿有七八处皮下出血(当时只有左耳被打有感觉,感到恶心和头晕,手臂和腿上的伤痕回家后才发现)。 7 月 4 日 上午 裘玉梅到杭州后,要求负责押送的警察和截访人员处理此事,对方答应赔偿医药费,但没有追究凶手的责任。 7 月 10 日 是星期三,也是杭州市访民例行到市政府请愿的日期,又是杭州市公安局局长接待日,一大早裘玉梅就带着举报材料和冤牌去讨公道,要求严惩打人凶手,依法保障公民的信访权利和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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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杭州多位维权人士在天安门喊冤被警察带走(图)

(维权网信息员李军报道)近日,杭州多位维权人士在北京上访,反映自己遭遇强拆的经历。 2013 年 7 月 2 日,杭州多位访民找到了设置在北京的中央巡视组所在地,门口保安却说是已经搬走了。   7 月 2 日下午 5 点多,杭州维权人士杨云彪、凤雅、汤柳叶、倪彩芬、沈美芬等 10 多个人在北京天安门喊冤,遭到北京警察扣押。   7 月 3 日上午,杭州维权人士裘玉梅,田建华,田建明,杜国英,汪玉芬,沈美芬等在北京马家楼黑监狱,被浙江省驻京办派人绑架到大巴上送回杭州。   7 月 4 日,维权户杨云彪,汤柳叶,王群兰,凤雅,倪彩芬,沈志华,李青,成菊英等浙江人,在天安广场喊冤,被警察强行押上警车带走。   7 月 5 日,有多位杭州访民在北京天安门找中央领导举报杭州市政府,被公安强行推上警车送往天安门公安分局。   相关参见: 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3/07/blog-post_26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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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陆南泉、沈志华等:谁抛弃了前苏联?

陆南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人民抛弃了前苏联共产党,因为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人民利益。   对于前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俄罗斯的主流意识已不再也不需要关心。在中国,研究前苏联的重心还是如何吸取前苏联的教训,探究前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国家解体的原因 2011年底,世界的目光再次投向俄罗斯,不仅仅因为那里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普京的示威游行,也因为整整20年前,那里发生了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苏联解体。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宣言,宣布苏联不复存在。20年过去了,人们至今仍然充满了疑问与困惑:拥有1800万党员的前苏联共产党领导了74年的国家,为什么突然间就轰然倒塌? 中国曾经长期将前苏联作为学习的样板,因此前苏联解体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当年,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曾召开了十个半天的座谈会,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前苏联东欧为什么发生剧变”?虽然没有结论,但是前苏联解体无疑对中国改革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迄今为止,中国各界对于前苏联解体的原因说法不一,争论激烈。前苏联如同一面镜子,不同的解说折射出中国各界对世界形势和改革前途的不同认识。 前苏联解体20周年前夕,《财经》记者采访了三位资深的前苏联问题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南泉先生、原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黄苇町先生和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他们从多方面剖析前苏联解体的制度根源。 接受采访的三位学者观点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认为,只有正视前苏联垮台原因,坚守改革底线,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从历史上看,前苏联没有逃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循环,“如果人们不能从中真正地吸取教训,那么历史悲剧就不能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 前苏联 “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财经》:前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在1991年以前,前苏联虽然有各种困难,但仍然是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没有任何人能够想到,一个超级大国竟然会在几乎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解体。这究竟是为什么? 陆南泉:东欧开始发生剧变的时候,不少人认为,苏共是列宁创造的党,基础比较牢固,不至于发生剧变,但很快前苏联也发生剧变。这时候很多人认为这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 可是,用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来说明前苏联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从理论上站不住脚,也不符合马克思唯物主义,于是人们就开始从民族问题、体制问题、经济问题、对外霸权、外交政策等各个角度来研究前苏联东欧剧变的内在原因。 学界共识是,前苏联剧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是一种“合力”的结果。但前苏联剧变的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从1996年开始,学界一直在寻找和思考。 沈志华:至今仍然有人把前苏联剧变的原因主要归咎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称他们搞的修正主义和非斯大林化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 这种说法严重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需要研究革命必然爆发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恩格斯还特别批驳了领袖“出卖”论,他说:“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 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黄苇町:我认为,斯大林时期就种下了前苏联垮台的恶果。斯大林统治下的前苏联权力高度集中,缺乏制约监督,缺乏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 赫鲁晓夫既是斯大林的掘墓人,但本质上他仍然是斯大林模式的守墓人,并没有突破权力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因为他把问题错误地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这不是个人品质问题,是体制造成的。 革命时期需要权力高度集中,但是夺取政权之后,革命党要转变为执政党,可是前苏联仍然延续原来的体制,党内没有民主,人民民主更谈不上。前苏联的选举都是走形式,各级官员都是上面指定的,甚至农庄主席也都是上边任命的。虽然前苏联有1800万“人民监察员”,都是虚的,老百姓被愚弄,没有什么权利和自由。 《财经》:那么,前苏联解体的根本性原因是什么? 沈志华:对于前苏联的瓦解,执政党负有重要责任。 前苏联共产党与西方的政党不同,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先立国、制宪,后建党,政党是相对稳定的群体利益的代表,其执政与失政是平常之事,并不会对国家和社会造成震动。 苏共则不同,它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承担着改变旧制度、建设新社会的历史使命。苏共通过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逐渐排除了其他政党,成了前苏联唯一的政党。 由于没有人民和社会的监督、制约,苏共作为执政党,逐渐脱离了人民群众,思想僵化,特权泛滥,盛行个人崇拜;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也只重强国,不知富民。 苏共创建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体制和制度又导致上述弊端长期存在和发展。苏共的根本问题是没有解决领导国家的方式问题,长期党政不分、党国不分。 黄苇町:我把前苏联解体的原因总结为四条:第一,缺乏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第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不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而是以人为代价的社会主义。老百姓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现实与空洞的口号形成巨大反差,必然导致民心丧失;第三,前苏联的意识形态僵化守旧,脱离实际。因为害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采取“铁幕”政策,严禁公民出国。封闭、保守造成前苏联落后,也导致其意识形态弱不禁风,没有免疫力;第四,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没有社会公正。某种程度上,前苏联解体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种自我政变。前苏联解体后的权贵绝大部分都是前苏共高官,前苏联解体后使自己的利益合法化了。 陆南泉: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长期未进行根本性改革。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与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由于没有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种社会主义制度已走不下去了,已走入死胡同。 正如普京所说:“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是人民抛弃了前苏联共产党” 《财经》:为什么在70余年的历史中,前苏联一直“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而不进行改革? 黄苇町:前苏联有过多次改革机遇。最早是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本来要搞25年,列宁死后5年,前苏联就重新回到了单一公有制和全面集体化。这是斯大林的“功劳”。 “二战”结束以后,也有一次改革机遇,结果被斯大林葬送了,要求改革的官员有的被撤职,有的被处决。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时候,前苏联的农业还没有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人均工资的购买力也低于40年前。 赫鲁晓夫上台后也进行改革,因为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最后被赶下台,第三次改革也中止了。 接着上台的勃列日涅夫也有部分改革,主要是总理柯西金进行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利益刺激提高个人积极性。然而,改革始终在计划经济体制内进行,不敢突破。1968年发生“布拉格之春”事件,前苏联出动坦克镇压,国内改革也随之停止。 陆南泉: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僵化保守的思想占统治地位,不仅经济改革半途而废,而且政治改革出现倒退,在很多方面“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积累了大量问题,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资源,是前苏联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期,为后来的垮台准备了条件,到戈尔巴乔夫时已经回天乏力了。 沈志华: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不完善的,如果这种制度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而不断调整(或曰“改革”),那么它就是有生命力的,反之则必然灭亡。自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上出现的最有影响的两种社会制度,它们的出现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资本主义制度因其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所以一直存在至今,这种制度不是完美无缺的,但确实是适应历史潮流的。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其存在的几十年中,却没有能够进行调整,反而日益僵化,最后走入死胡同,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已经无法调整,只有死亡。 那么,为什么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无法进行自我调整和改革?我研究的初步结论是:前苏联共产党是为了夺取政权而组建的,这就是它与现代国家中一切为了选举上台执政的政党的最大区别。 所以,前苏联共产党核心的问题是保卫政权,一切可能威胁到政权生存的变动(调整)都是无法接受的。这就是前苏联三次改革失败或错过良机的最根本的原因。 《财经》:前苏联共产党拥有近2000万党员,在丢掉执政地位之时,既没有任何地区的共产党员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也没有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的行动。这种现象很令人费解。 黄苇町:前苏联共产党各级官员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各级官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 当时有一个调查,80%的人认为苏共既不代表人民,也不代表前苏联人民,只代表苏共官员!这意味着前苏联被既得利益集团所绑架,改革进行不下去,执政党失去了人民的认同,前苏联垮台也就变成了现实。 沈志华:前苏共的问题就像现任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所总结的,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苏共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 在思想文化领域,它进行专制,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相关人士被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 在政治上,它垄断了权力,前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 在经济上,它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人民对于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日积月累,执政地位必然丧失。 陆南泉:在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执政的前苏联共产党蜕变成为一个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与有效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破环法制、个人迷信和特权盛行的政党。 斯大林模式保证上述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反过来,这个政党又维护了斯大林模式,使得各种改革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广大党员与人民对苏共以及由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也逐渐失去了信任。 因此当斯大林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抛弃了由这种制度模式保证其生存的苏共。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人民抛弃了前苏联共产党,因为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人民利益。 前苏联教训: “最重要的是坚持改革” 《财经》:中国曾经长期将前苏联作为学习的样板,因此前苏联的剧变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引发了国内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思考。中国应该从前苏联解体中吸取什么样的历史教训? 沈志华:历史已经证明,斯大林模式不能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前苏联的剧变也表明,按照少数人的意志,用政权和国家机器的力量去搞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根基不可能牢靠,这样的发展模式也没有可持续性。前苏联经济发展速度逐年下滑,进而发展成危机和负增长,是前苏联模式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于前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俄罗斯的主流意识已不再也不需要关心。俄国关心的是如何进一步“去斯大林化”,进一步消除前苏联时期遗留的问题,如经济结构不合理、腐败、官僚主义等。在中国,研究前苏联的重心还是如何吸取苏共的教训,探究前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前苏联国家解体的原因,这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至关重要。 陆南泉:中国从前苏联剧变中可以吸取多方面教训。但从当今情况看,最为重要的是坚持改革。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不断地“去前苏联化”,摆脱斯大林模式,才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黄苇町:在改革初期,中国的主要阻力是观念,现在一些既得利益者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阻力。这些人的特点是:既不喜欢计划经济,也不喜欢市场经济,因为计划经济下不能把占有的资源变现,市场经济下权力不能过多地介入微观经济活动。 这些既得利益者就是想维持行政权力能够长期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现状。如此既能利用权力占有资源,又能利用市场变现,这其实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亵渎。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中国的市场改革在很多方面是倒退的。就像人们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越来越看不见,看得见的手越来越闲不住。”这样发展下去,中国就会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这一套基本上是照搬前苏联来的,在前苏联就不成功,更别说在中国。因为没有很好的制度,最后导致了很多的悲剧。邓小平讲得很好,现在对于前苏联的认识,至少不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认识和“南方讲话”再退回去。 《财经》:俄罗斯已经抛弃了斯大林模式,可是为什么中国有些人仍然在为斯大林模式辩护,这种现象值得思考和警惕。 陆南泉: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一些人认为中国只有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老路才有前途。在他们看来,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就是偏离前苏联模式的结果。 中国的改革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垄断、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等问题,这不是因为改革改错了,也不是改革过了头,而是由于改革没有到位,所以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决不能走“回头路”,再回到斯大林模式。 前苏联正是由不断痛失多次改革机遇,特别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了倒退。从而成为停滞时期,成为前苏联走向衰亡时期。这个惨痛教训值得吸取。为此,必须牢记邓小平关于“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的著名论断。所以我认为,对照前苏联剧变,中国应吸取的最重要教训就是坚持改革,特别要深化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 黄苇町:中国的许多问题至今和斯大林模式有联系。因为新中国的社会制度最初就是照搬前苏联那一套建立起来的,虽然现在改革了许多,但是仍然有许多前苏联模式的残余。研究前苏联解体,可以为中国更好地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要客观、科学地揭示苏共垮台的原因,吸取前苏联垮台的历史教训,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冲破既得利益的阻力,深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才能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铺平道路。 如果中国不能从中真正地吸取教训,那么历史悲剧就不能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 沈志华:中国曾经照抄照搬前苏联模式,重复犯了前苏联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就是去斯大林模式化,即革除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历史告诉人们,正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才没有重蹈前苏东国家的覆辙。 当然,今天不能用现在中国的理论和做法,机械地评判前苏联模式的是非对错。 但有一点必须清楚:离开发展人民民主,离开不断改善民生,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离开平等、尊重人权、社会的公平正义,也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仍然处于从前苏联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其最后的结果如何,取决于抛弃前苏联模式的彻底程度,取决于是否真正实现了让人民当家作主,取决于中国社会是不是一个实现了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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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浙江沈志华诉公安局一案开庭,当局惊慌失措多次称有炸弹

(维权网信息员柳清报道) 2012 年 5 月 14 日 ,浙江省安吉县维权人士沈志华因作证一事与县政府保安队长张决明发生口角,沈被张决明殴打致轻微伤。但张决明却反咬一口,说沈志华打伤了他。安吉县公安局袒护张决明,称沈志华用黄色的塑料提示牌打张决明的腰,于 2012 年 6 月 2 日 作出“安公决字( 2012 )第 790 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沈志华行政拘留 9 天。沈志华不服,先后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和行政诉讼,湖州市中级法院于 2013 年 6 月 18 日 开庭审理该案。 2013 年 6 月 18 日 下午 1 时 20 分,沈志华及安吉维权人士申屠大兵、王群兰、徐菊芳等乘车到湖州市中级法院。到法院大院后,法院的保安不让停车,说怕他们车上有炸弹。沈志华对他们说,我们是来开庭的,又不是来打架的。后保安看到沈志华坐的是镇里的车,又有镇领导陪着,才让停车。到了法院大庭才知道,先前到的一辆车保安也说车上有炸弹而不让停车。 1 时 40 分沈志华正在写授权委托书时来了几位法警,要大家去安检,沈志华等按照法警的要求一一做了安检。但一位女法警坚决不让带包、带水、带手机。说担心有炸弹。沈志华坚持要带进去,说安检已做,为什么不让带?因沈志华及旁听人员坚持要进法庭,法院来了几十人,与原告及旁听者吵起来。他们抢走了申屠大兵的手机,说申屠大兵拍了照,要把照片全删掉。这时审判长汤政强来了。沈志华说你们不想让我开庭就不开了吧,我还是实实在在到北京上访。汤政强责备沈志华不做安检。沈志华说,你别瞎说,是公安局局长吴佩勋他们不安检,而我们检查一次又一次。吴佩勋不去做安检,我绝对不让你们检查包。后来不知道汤政强对吴佩勋说了什么,吴带着被告代理人去做了安检。沈志华也让他们检查了包,沈志华认为,湖州中院多次说他们有炸弹,说明该法院冤案太多,所以怕老百姓带炸弹。 由于湖州中级法院 18 日开庭审理了沈志华诉公安局案, 6 月 19 日 沈志华收到安吉县政府送来的《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这是沈志华的另一个案子,她向安吉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时,对方以超过期限为借口不予受理。沈志华认为县政府把春节放假的时间也算在期限里,明显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于是向湖州市中级法院起诉。大概 18 日莫须有的“炸弹”事件影响太坏,所以安吉县府第二天就改变了它原来的行政行为,受理了沈志华几个月前提出的行政复议,这说明政府是何等心虚和狡猾。与此同时,湖州时中级法院也打电话要求沈志华撤诉,但沈志华表示,她决不会撤诉。 6 月 20 日 ,沈志华去梅溪镇找管永丰镇长。镇长在开一个有几十人参加的会议。沈志华静静地在过道上等。这时,镇司法所副主任李有成和访民王群兰在政法委副书记叶鸣岗办公室,他们都在等镇长。但会议结束后,镇长看到沈志华、王群兰,撒腿就跑,“跑得比兔子还快”,这令沈志华和王群兰大失所望。作为一方“父母官”,见到老百姓竟像见了老虎一样,说明这个政权已危机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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