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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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1月 04日 世界媒体看中国：再看棘手的金王朝 记者: 齐之丰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AP 2011年12月29号，北韩新领导人金正恩(中)和其他高级官员在平壤广场上出席全国纪念金正日仪式。 号称追求共产主义的北朝鲜的官方名称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但这个所谓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的却是货真价实的父传子、子传孙的封建权力世袭。如今权力已经由金家第二代传到了金家第三代，而中国已经明确表示将坚决支持金三世金正恩。 这一事实本身，就理应足以令同样号称追求共产主义、实行人民民主的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尴尬不已。在北朝鲜前领导人，被中国网民戏称为“金二”的金正日去世，中官方所表现出极大的悲痛，跟中国民间欢呼世界少掉一个暴君的欢欣形成鲜明对比。 *对金王朝的赞歌与祝贺* 中国官方所表现出来的悲痛不管是真心实意的悲痛，还是假心假意、半心半意、三心二意的应景，显然让许多中国人觉得滑稽，也让国际媒体觉得滑稽。 《 华盛顿邮报 》1月4日星期三发表长期报导朝鲜半岛事务的记者奇科·哈兰从北京发出的报导，尽管主题是严肃的国际政治，文中却似乎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这种滑稽感： “在金正日死去的几天里，中国一些权力最大的领导人匆忙前往北朝鲜驻北京大使馆。他们在大使馆地板地的大厅里站成一排，对金正日的画像三鞠躬。北朝鲜官方的通讯社后来报导说，中国的一个国务委员‘几乎没能’忍住眼泪掉落。” “中国对金正日的这种大张旗鼓的悼念延续了一个多星期，其间中国对这位‘亲爱的指导者’大唱赞歌，对他的年轻的接班人金正恩表示祝贺。但是，这种信息之所以值得特别注意，也是因为这种信息当中所缺乏的东西，这就是中国官方对北朝鲜新领导人对其国家应当如何统治或改革几乎没有说任何的话。” “在北京的国际问题专家说，平壤令人担心的权力转移让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目标范围缩小，让北京从半职的顾问变成了全职的保护者，首先必须关心的是阻止北朝鲜崩溃，而不是推动它改革。” *被北朝鲜牵着鼻子走* 北京和平壤虽然多年高唱“唇齿相依”和彼此之间“鲜血凝成”的友谊，但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知道这两个共产党政权常常是同床异梦，从金王朝一世金日成1950年代初发动朝鲜战争，不跟当时中共的领导人毛泽东打招呼，让毛泽东恼火（见中国学者 沈志华 通过大量的文献研究得出的研究成果），到2006年“金二”金正日在首次实验核武器之前的20分钟才通知北京，让胡锦涛政权恼火，金家王朝多次让中共政权措手不及。 韩国主要报纸《 朝鲜日报 》4日发表驻北京特派记者崔有植的评论，讲述了北京跟平壤多年来的貌合神离： “金正日掌权的17年里，北(韩）中(国)关系不断出现矛盾。甚至使中朝边境地区随处可见的‘中朝友谊’口号黯然失色。金日成主席1994年去世后，金正日开始强硬地对待中国。他毫不避讳地表露出对韩中建交的不满。北韩教科书中删除了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事实，并让中国军事代表团从板门店撤走。北韩还扩大同台湾之间的交流，戳中国的痛处。” “金正日掌权后首次访问中国的21世纪初期之后，情况也没有发生太大改变。北韩抨击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修正主义’，还给中国扣上“不值得信任”的帽子。对于中国提供的援助物资和粮食，北韩认为是‘为中国阻挡美国理应获得的报酬’。北核六方会谈2003年启动后，中国也只能被金正日用于美中之间的老练的外交手段牵着鼻子走……” 崔有植的结论是：“也许是因为这样，金正日去世后中方对改善北中关系充满期待”，即期待通过对北朝鲜的持续不断的援助，让金正恩领导下的北韩成为“听话的亲中政权”。 *缘何继续挺金王朝* 平壤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其落后和好战尽人皆知。平壤对北京常常表现出不屑也尽人皆知。既然如此，北京为什么还要坚持支持平壤呢？总部设在香港的英文外交事务杂志《 亚洲时报 》在线5日发表在北京的自由撰稿人Yvonne Su的文章，文章简要地阐述了北京支持平壤的缘由： “中国或许是全世界对北朝鲜前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死亡最有准备的国家。据报导，在他去年5月最后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他向中国领导人介绍了他的接班安排，并要求北京继续支持他的接班人、也就是他的三子金正恩。” “中国跟北朝鲜有1416公里的边界。因此，中国自然最关心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的稳定。假如那里发生混乱，出现难民潮，中国将首当其冲。华盛顿咄咄逼人地大讲要‘重返亚洲’并采取实际行动，也让北京怀疑美国在实行对中国的遏制战略。因此，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缓冲区’来抵御美国在东北亚的动作。于是，北京在金正日死后竭力支持金正恩新政权也就好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北朝鲜军事政变的谣传* 北京对北朝鲜金家王朝的支持，跟中共公众对金家王朝的普遍反感形成巨大的反差。在金正日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中国网民纷纷发言，指桑骂槐，历数今年在世界其他地方“挂掉”的独裁统治者，表示急切期待下一个独裁统治者也早日死掉，其独裁政权早日垮台。 近日来，中国民众间对金王朝的反感显然呈现出另一种形式，这就是网民跟当局围绕金王朝的问题展开了网络游击战。日本 共同社 4日报导说： “在中国的微博网站上，有关北朝鲜发生军事政变的帖子四处扩散。中国当局似乎在推行管制。共同社给北朝鲜的饭店打电话询问，那边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中国互联网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帖子说：‘几个小时之前北朝鲜发生政变，’‘金正恩和国家电视台已经被某人控制。’这类帖子不断被删除，看来是中国当局在强化管制。” 相关文章 外媒：金正日长子曾秘密回国奔丧 多家媒体报道，已故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长子金正南，最近秘密返回平壤奔丧。报道说，现年40岁的金正南是从澳门回到朝鲜的。 朝鲜新年贺词宣称誓死捍卫金正恩 朝鲜称金正恩为“最高领袖” 外界从金正日葬礼中预测朝鲜未来 谜样的朝鲜政权继承人金正恩 更多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名字 (任意) 国家 (任意) 发送人留言 字数限制在500 * 提交 提交对本文发表的评论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 如果评论中出现与所评论文章无关的内容，或者评论中出现中伤、诽谤或粗俗词语，美国之音保留不发表您的评论的权利。由于篇幅或时间等限制，不是所有提交的评论都会被发表。 提交本评论表示您授权美国之音可以在任何美国之音媒体上使用您的评论 免责声明 RSSリーダーで読むために変換しています まるごとRSS

离开发展人民民主，离开不断改善民生，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离开平等、尊重人权、社会的公平正义，也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

     旁观者高华 　　连绵不绝的小雨终于停下来，乍暖还寒的南京，气温陡然下降。下午3点15分，每天极其规律的两个小时午休结束，高华起身下床。 　　今年57岁的他还没有从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岗位上退休，但因为重病在身，四年来他很少出现在校园里了。平常的这个时候，偶有他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到家里来听课。当天因为采访而取消了。 　　从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至今30余年里，高华不断有重磅文章见诸报端，而2000年完成写作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更是奠定了他在史学领域的学术地位。 　　世事难料的是，原本处于事业上升期的高华，在2007年遭遇重大人生转折，这年春天，他被查出重病，治病养病代替治学，成了生活的重中之重。 　　当天高华气色较好，虽然三个小时的访谈休息了三回。他周到谦和，但说话非常克制严谨，对时局时事的评论，更是字斟句酌，言之有据。每当一句话一个数字拿不准时，他便直接去书房查阅资料。 　　这一如他强调的治学态度：多讲事实，少评论。《红太阳》这本书便是在这样的规则下写成的—叙述历史，而非评论历史。平静的书斋生活他过了许多年，除了治学，从不介入任何社会运动，“语不惊人死不休”式的表达在他这里很难见到。 　　经过历史，叙述历史，却不参与历史。他像一个历史的旁观者。但是，谨慎的高华说自己更乐意做“观察者”，旁观者的姿态里疑似的“犬儒”是他不能接受的，历史学家应当推进历史进步。 　　 锐意治史 　　虽然身在病榻，但慕名前来探访者并不少。几个月前，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带着许知远等几个媒体人专程来南京拜访高华。据同行的一位叫刘晋锋的媒体人后来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一篇文章记载，去之前刘瑜与高华并非旧识，只是因为读过他的书，非常喜欢，并且觉得“那位教授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她想让病中的他知道，其实有很多人理解并敬重他。”见面只有半个小时，谈论的话题围绕各自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来展开。 　　聊到这点，高华流露出开心。这些来自海内外的嘘寒问暖，让他有了心气相通的温暖。但是因为病情不稳定，现在每次这样见人后，都要休息三五天，才能安排下一轮见面。 　　研究近现代史的高华，价值到底有多高?好友张鸣在一篇名为《高华：一杆老烟枪》的文章里这样说：“高华的学问，不劳我说，普天之下，居然有人为了能带他一本书回来，跟海关打官司，弄得惊天动地，绝对天下独一份。” 　　自从写了《红太阳》一书后，高华常常会被问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大学体制内的史学研究者，独立的思想以及鲜见的史料，有无特殊来源渠道?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回顾治学30余年的历程，恰恰也是高华自身思想由启蒙到升华并最终结出果实的过程。 　　高华的第一次思想启蒙，发生在1971年。这一年，他从南京图书馆借到了一本书—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认为，专制政体下的教育，是要降低人的心智，专制统治最核心的精神，是惩罚和服从。这些观点，高华记了几十年，在初读时更是深受震动，让他在思想上顿时有了豁然开朗之感。在上世纪70年代近于“暗无天日”的氛围里，他仿佛一下子觉醒了，“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和别人说。” 　　“只要不太笨，看完这本书，再看看眼前发生的事，马上就会有感觉，噢，原来是这样啊。” 　　在孟氏思想启蒙下，当“评法批儒”运动如火如荼开展时，主流宣传工具对法家思想的大肆鼓吹，让高华对这个运动的性质立刻有了清晰的判断。此时的《商君书》、《韩非子》已散布民间。“两书推崇弱民，这里的弱，非四肢之弱，是思想之弱，除了会劳动，思想要简单。” 　　对于过去的那段历史，一句话引来杀身之祸，高华目睹过并感同身受，“文革”中江苏省“一打三反运动”掀起的红色恐怖风暴，尤其是大规模枪毙人，现在想来，他都心有余悸。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的右派身份，使得高华和他的弟弟妹妹饱受歧视。1963年，正是因他的这一“黑五类子女”身份，被南京外语学校拒之门外。 　　“文革”后期南京出现的“向阳院”制度，让高华对“告密”的肆无忌惮有了直观感受。随着张春桥提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落实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高华一家居住的院子里，小脚老太太们活动更为频繁了，她们每天在他家门口东张西望，盯着他家来了什么人，然后去告密。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高华至今还留有一份《讨瞿战报》。 　　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作品，高华在1968年就读过，瞿也是他非常喜欢的作家之一，但令他纳闷的是，瞿怎么突然间就成了个大叛徒?而且一会儿说贺龙是反革命头子，一会又说平反了，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疑团越滚越大，真相到底是什么。几十年后，后代到底要怎么看这段历史?带着这些疑问，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当其他同学热衷于经济、法律等“有前途”的专业时，在第一志愿里，高华填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年轻时的这些经历，在高华看来是治学必备。“对人生有多少理解，就有可能对历史有多少理解”，高华非常认同法国年鉴学派的观点，中国前辈学者何兆武先生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历史学乃是一种理解，而决不是以寻章摘句为尽其能事的。” 　　 十年一剑 　　高华至今还记得在大学课堂上，老师讲司马迁《报任安书》时，自己的激动心情，而范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谆谆教诲—“板梁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以及陈寅恪先生“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和“滴水观沧海”等观点，他都十分认同并奉为座右铭。 　　1979年，入学未久的高华，读到了周扬的一篇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文中，周扬将延安整风运动与五四运动、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且冠之以“伟大”。 　　延安整风运动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运动，高华顿时有了浓厚兴致。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冒出了跳出官学窠臼，并就此写出一本真实史书的大胆想法。 　　经过十余年的资料搜集和反覆思考，高华对延安整风运动研究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了起来。而真正动笔，却源自苏联解体的消息。 　　1991年8月19日，家中的旧收音机里，传出了莫斯科广播电台的紧急通告。“苏联处在危险中”，“紧急委员会告苏联人民书”，“戈尔巴乔夫改革进入死胡同”，这样的内容一遍遍地播放。 　　“当时我就觉得，时机到了，应该写了。” 读书开悟 　　作为上世纪50年代生人，在滚滚历史潮流中，如果不是在人生的重要关口，抓住了几个难得的阅读机会，并由此启发了智慧，高华在学术上的路不会走得这么远。 　　一边倒茶，一边扶着客厅沙发的靠背直起身来，几乎满头银发的高华，当天兴致上佳，还没聊上几句，就建议带记者到各个房间转一圈儿，看看自己的藏书。 　　这些从上世纪70年代甚至更早时期收藏至今的书籍，以文史哲居多，大陆台湾香港版本都有，外文材料也占一小部分，有些著作是他十分推崇的，其中也包括了北岛、潘光哲、张鸣等友人学者的赠书。此时的他热情洋溢，如数家珍，明亮的镜片后看得到他眼神中的开心和骄傲。 　　上世纪70年代，对高华影响至深。虽然，他认为“那是个专制的、恐怖的10年。”说到这里，谨慎的他又停顿下来，给这个判断加了一连串修辞定语。 　　高华与夫人刘韶洪是中学同学，都出生在1954年的南京。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时，高华24岁，在此前多年里，除了上学，也当过8年工人。 　　高华家附近正是南京九中，在当时是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文革”时，九中搬到郊区的八卦洲，九中图书馆关门，大量图书集中储藏在与高华家不远的一个仓库里。看管仓库的老先生姓姜，老先生允许高华带一个旅行包进入仓库，装满一包书出来，一周以后换另外的一包。 　　九中的藏书算不得高级，却比一般中学图书馆要丰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在医院中》等几个名篇，都是在这里馆藏的旧书报上读到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叶圣陶、冰心、许地山的作品，在这时候有了不少接触。旧版的《鲁迅全集》对他的启发尤大。 　　在这一时期，他也开始涉猎俄国作家的优秀作品。在中国文学还崇尚高大全的时代，苏联文学虽然质量上参差不齐，但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新鲜和富有人文色彩的。比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以及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等。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高华如饥似渴地阅读到了大量文学作品和史学著作。现在回想起来，九中图书馆藏书是高华最重要的知识来源之一。 　　1971年，南京图书馆局部开放，当时还在南京纺织品公司下属一个单位上班的高华，利用介绍信办了一张集体借书证，这成为他另一个重要的阅读来源。《史记》、《通鉴选》、赵翼的《二十二史剳记》、《纲鉴易知录》、《古文观止》、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等一批历史学、古典文学著作，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赫胥黎的《天演论》都有了精读的可能。 　　一位在江苏省歌舞团负责资料管理的老师，进一步推动了高华在读书和思想上的进步。这是一个省级单位，可以买到各种内部刊物，通过这个老师，高华很容易读到了班达列夫《热的雪》、柯切托夫《你到底要什么》、《落角》等更多苏联文学作品。 　　70年代后期的南京内部书店也逐渐松动，一些销路不太好的书籍也可以卖给普通顾客了。高华买到《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切.格瓦拉传》、《历史的见证》等书籍，并在1972年前后，仔细阅读了《赫鲁晓夫回忆录》、《丘吉尔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以及《莫斯科岁月》等作品。 　　高华说，正是如此大量的阅读，在夯实文字功底的同时，让自己逐渐养成了善于观察、独立思考、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习惯和能力，“我的想法从哪里来的呢，老师、父母不可能告诉我，就是从这里来的。” 　　只是，书读得越是多，他对眼下发生的事情越是无法理解。 　　现在，病中的高华，连外出散步都少了。刘韶洪尴尬地笑笑说，两口子的共同爱好，可能就是看电视、关心国家大事。病后高华更是书不离手，即便在手术间歇，床边也常常放着几本书，对此他无奈地说，“不看书做什么呢，我真是不知道做什么好。” 　　让高华深感遗憾的是，由于精力不够，病前应承下来的一项写作计划，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七卷的撰写，不得不退出。 　　这是一个宏大而重要的历史研究课题，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牵头，在准备推出10卷本的大型丛书里，作者队伍汇集了国内多位中国近代史一流专家，除了高华，还有杨奎松、林蕴辉、沈志华、卜伟华、韩钢等人。 　　谈到这里，高华心情沉重，惋惜之意溢于言表。 　　在收音机里爱国歌曲的伴随下，一切准备就绪的高华，摊开大幅稿纸，郑重开始了《红太阳》的写作。 　　两个家庭合住的那套房子，空间狭窄，条件很差，四面透风。 白天在房间写作;晚上，家人要休息，因为吸烟甚烈，高华把桌子挪到了厨房。厨房的地上铺满了资料，所有他能找到的素材，都准备在手边，每一章，每一节如何写，白天先构思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高华成了张鸣笔下的那杆“大烟枪”。 　　“这是出于个人兴趣的一项独立写作”，对于这样一本因为将毛泽东作为研究对象而备受关注的书，高华说，他是在充分自由的情况下写作的。为做到不受牵绊，他从没有向校方或者其他部门申请过任何资助。而且，在写之前，他甚至并没想过要出版。他只是觉得，人这一辈子，尤其在40岁之后，要做一两件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而这件事在当时的他看来，意义足够大。 　　从准备到完成，十多年里，各种材料，除了图书馆的借阅，多数是高华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来购买的。书写出来后，在很长时间里，手稿压在家中，而且因为从来就没有认为这本书能够在大陆出版，于是也就未觉得失望。最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接手，也是在朋友的推荐下，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达成的。 　　“其实我一点都不着急，真的。”高华蜷缩着双腿，边喝茶边说。 　　关于延安整风，在整理史料时，高华发现，数十年来，意识形态解释学早已将这一运动搞得云环雾绕，面目不清。为此，他不但在大陆查阅了目前已开放的几乎所有档案资料，在香港和美国出差期间，他也搜集了尽可能多的素材，然后对这些材料进行归拢和甄别，反覆研究体会，融会贯通。 　　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最重要的是秉笔直书，唐代史家刘知几的这一观点，高华颇为同意。 　　一切以求真求实为依归，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少评论，多叙述，这是高华写作《红太阳》一书时的基本原则。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先把事实交代清楚，至于严谨的理论分析，虽然他也认为极其重要，但他担心书中过度解释会妨碍读者的判断。 　　1992年年底，高华完成了该书初稿的三分之二，接着他用很长时间做了补充研究，直到1999年春夏之交，才最终定稿。2000年，该书在香港出版发行，随即迎来史学界热议。 　　当初的手稿因为交与香港出版方校对，现已遗失。出版一年后，在香港卖得不算多，但内地的盗版却大量出现了。“别人说墙外开花墙内香，我倒谈不上因此痛苦，因为一开始就没想出版。到后来能在香港出版，我觉得也可以了，我对历史有个交代了。” 　　 毛泽东是绕不过去的 　　南都周刊：研究延安整风和毛泽东，有无压力，你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其人的? 　　高华：首先，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专门研究毛泽东的，我的大背景是中国近现代史。我受过历史学科班训练，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历史学有一套意识形态修辞学和写作潜规则。写这本书时，我完全没有考虑出版，是完全非功利的，它就是我的一个研究兴趣。因此，我从不考虑这些禁忌、天条、八股，否则，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研究20世纪中国史，包括国共关系史，绕不开毛泽东，因为他覆盖了20世纪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20世纪中国的所有这一切，胜利或者失败，都跟他有关系。但是近30年，没有哪个领导跟我打招呼说你不要做这个研究。 　　南都周刊：常有人提到毛氏余威，对毛泽东研究及评价，这些年有没有新变化? 　　高华：毛在官方叙述里是伟大的、平等的、光辉的。顺着这个口径说话是安全的，于是一些左派网站，打着毛的旗号批评当下，美化“文革”，美化江青，这在几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这就完全公开为“文革”叫好了，所以这是一个强大的社会市场。 　　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人们很容易把毛时代拿来作参照，来表达他们对现状的不满，实际上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随着中国问题的基本解决和史料的进一步公开，大家对他的认识也会越来越清楚。 　　南都周刊：国共谍战片很热，故事里总是共产党的渗透力强过国民党，就你的研究，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另外，共产党人的精神信仰在这些年间是否有新变化

中国历史研究中许多看起来敏感的事情，多半都是有时间性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讨论陈独秀“右倾”是“投降主义”，还是“机会主义”的文章，都不能公开发表，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即使是为陈独秀做翻案文章，否认陈独秀“右倾”，也不再有敏感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