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

作者： 信力建   1、【澳门：近两成市民退个税】香港近90%企业无需缴税。香港财政司司长20日称，“香港整体税率仅23%。”澳门特区政府将向符合退税资格的居民退还2012年度个人所得税的60%，涉及居民约10万人，总额3.9亿澳门元。若澳门人年入30万，需纳4690元，政府将退税60%，最终缴“个税”1876元。 2、20日，贵州省旅游局正式启动制造“空气罐头”计划。贵州旅游局局长傅迎春称，把空气做成罐头“不仅可行且非常可行”。福建、浙江等相继推出“空气罐头”。网友发现这些区域曾为陆续出现的雾霾天头痛，网友调侃：卖空气罐头算贩毒吗？ 3、深圳启动公车改革20日开始统一封存车辆，涉及在职在岗正局级以下公务人员，将按职级每月发放交通补贴。深圳市直机关一名公务员透露，已经开过部门大会，部门已经口头通知本月20日全部封存车辆。 4、即位之初便以“约法三章”力图扭转政府形象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3月19日召集国务院常务会议，披露自己当年曾面责地方翻修改建省委大楼耗费民脂民膏“开什么玩笑”。在当天的会议中，李克强痛批地方一边说解决贫困困难，另一边修豪华办公楼却不遗余力，“这太说不过去！”履新一年，他再度强调，“约法三章”不能变成“皇帝的新衣”，并呼吁社会监督其执行。 5、距离陆丰乌坎村委换届选举不足两周，但村内暗潮涌动，风波不断。继村委副主任杨色茂上周五被刑拘后取保候审，另一位副主任洪锐潮周二也遭到刑拘。洪锐潮的家人称，此前镇政府曾派人要求杨、洪二人不要参选，但遭到拒绝。 6、19日晚间，央视《经济半小时》曝光当当网、亚马逊卖假化妆品的消息震惊不少网购一族。据悉，网络上，大牌正品空瓶的售卖、回收、再加工等环节已形成造假产业链。 7、作为对美国17日宣布就克里米亚公投制裁俄罗斯的回应，俄罗斯将对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里德、众议长博纳、资深参议员麦凯恩以及数名总统助理和顾问等9人实施制裁。俄外交部再次强调，克里米亚公投完全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8、【法国一男子坚持只用国货10个月后表示放弃】法国男子卡尔以每月1800欧元(约1.5万元)为预算，寻找各种法国制造的东西，以应付日常生活需要。但他发现部分物件根本无法找到法国制的代替品，如冰箱、指甲钳、牛仔裤等，就连法国唯一的洗衣机产品，也因体积不适合，而无法放进卡尔家的厨房。 9、云南省丘北县委宣传部20日晚间通报，经调查，19日发生在丘北县双龙营镇平龙村佳佳幼儿园儿童中毒事件，目前已排除学校供餐中毒，通过提取物检测显示毒鼠强呈阳性，儿童属毒鼠强中毒。经过公安部门初步调查，这起中毒事件是一名儿童从外面带来零食到校园里分食发生的中毒事件。 10、曾报道“中国蓝翔技校培训黑客”的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20日宣称掌握一则重要消息，美国政府获得的一项最新信息表明，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正在为北京培训黑客。中国网络空间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秦安称这是无中生有。 11、前天中午，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市卫生局办公楼内，两名公职人员被人杀害，经抢救无效身亡。据了解，死者为该卫生局两名副局长。昨天凌晨，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据悉，犯罪嫌疑人为崔某，系北镇市鲍家乡卫生院职工，因单位职工内部矛盾而杀人。 12、本月20日至22日，日本民主党4名高层人物——前党首冈田克也、前干事长细野豪志及代理干事长中川正春、渡边周同时访问中国。日本媒体称，民主党如此多的高层人士齐访中国，在目前日中关系的背景下引人注目。 13、因买到的火车站票与坐票同价，却未享有相应的座位服务，广州公益人士雷闯及其朋友将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诉至广州铁路运输法院，请求判令将购买的无座车票打5折。昨日，广州铁路运输法院一审宣判，雷闯和朋友败诉。 14、来自新泽西的16岁青年贾斯汀是世贸中心的忠实粉。他于3月2日凌晨，躲过昏睡的保安，潜入在建的世贸中心1号楼顶层，自拍，发推，被捕。他被控以轻度非法入侵罪。《纽约时报》评论称，他的行为让人们质疑世贸大楼的安保水平。 15、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在中国热播，吸引无数中国影迷希望通过韩国网站购买该剧女主角在剧中所穿的时装。可是韩国电子交易要求客户必须持有韩国本地银行的账户，令无数中国影迷空手而归。为此，韩国总统朴瑾惠批评银行界过多的手续限制，使韩国失去了来自中国的网上客户。 16、以房养老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进行试点，投保人群限定为60岁以上拥有房屋完全独立产权的老人。险企人士表示以房养老保险无实际进展，房价走势不确定及70年产权是产品设计的一大阻碍。有不少老人认为，“用这个养老会被别人笑话孩子不孝。” 17、据英国媒体21日报道，守卫巴基斯坦总理住宅的3名警察被停职，理由是总理院子里的一只孔雀被猫咬死了。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该国总理家的一名园丁在草坪上发现了这只死了的孔雀。平时，孔雀可以在总理家的草坪上自由散步。 18、美国彭博社3月20日文章，指在中国开展的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可能导致儿童基因受损研究人员发现，由于某些母亲生活在10年前关闭的中国某燃煤电厂周围，空气污染导致的基因变化可能已损害其子女的学习能力。电厂关闭前出生的婴儿脐带血中某种蛋白质含量明显低于电厂关闭后孕育的婴儿。这种蛋白质对大脑发育至关重要。 19、为了反对国民党黑箱通过两岸服贸协议，200多名学生在18日深夜攻占立院表达诉求。许多演艺人士也表态支持，其中不乏在大陆红到发紫的乐团和香港艺人。只是不知这些抗议者对两岸服贸协议有多了解。 20、伊朗同六大国进行新一轮核谈判之际，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早已对大国调停伊朗问题表示了不耐烦，以防长暗示将对伊朗动武，其批美演讲令白宫震惊。以色列国防部长亚阿隆17日表示，鉴于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宽纵”态度，他不再相信美国会对伊朗采取任何制裁措施，并转向支持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 21、木然《大学之癌——有的教授他是官！》：于是乎，人们在大学看到了两种教授，官学教授和臣教授，一主一仆，互相支撑，二者构成了皮毛关系。不过，官学教授是皮，臣教授是毛。官学教授叫臣教授干啥就干啥，官学教授给臣教授点骨头啃，臣教授就差一点要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了。臣教授如果心有不甘，臣教授也就削尖了脑袋当官，某大学一个处长职位有四十多位教授去争就是明证。如果以为大学教授都没有风骨，那也是错的。有风骨的教授哪个大学都有，只是有风骨的教授似乎成了大学的奇葩。 22、南方周末《中国楼市冰川期将至？》：尽管中国新一届政府已经抛弃了调控的字眼，并试图重启房地产引擎，但新型城镇化的希望正面临被一座座空城透支的危险。多个二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已接近于停滞状态。过大的楼市供给量可能变得难以消化……http://www.infzm.com/content/99103

　　 我曾几次表示不同意“三农问题”的说法。当然，不是说中国没有农业和农村问题，但这些都只是一般性问题，并不比其他国家更突出。而“农民”问题，尤其是农民的各种权利问题，才是中国，尤其是处于改革和现代化转型阶段的中国的关键性问题。 　　 一 　　 的确，“农业”问题如果作为产业经济问题，在中国并不十分突出，至少它比传统时代甚至改革初期的重要性已经明显下降，同时也没有盛行“大农业”的许多发达国家那么重要——大家知道农业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国际经济问题、尤其是发达国家间经济关系问题的一个关键，世贸谈判多哈回合经历这么多年而始终卡壳，主要卡在了农业问题上。但是发达国家却基本没有所谓的“农民”问题，不仅因为他们农业人口比例已经很少，而且他们的那么一点务农者也已经完全“公民化”，没有人把他们视为弱势者，甚至他们百分之几、至多百分之十几的人口却对“多数决定”的议会政治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有人戏言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如果说有点“虚伪”的话，那与其说是少数资本家、不如说是少数农民在影响和左右着多数意志。 　　 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在改革前还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农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处于“民以食为天”的状态，解决“民食”问题的农业自然也是“天大的事”，是重中之重，更不用说农业社会的经济问题基本上就是农业问题了。 　　 而我国现在与上面两种情况都已完全不同。一方面，经过30多年农业的长足发展，如今的中国已不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操心“吃饭”问题，受困于农产品供给不足。但另一方面我国也不像美国、法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国家那样定位为面向全球市场的战略性大农业出口国，对农业生产过剩、农业经济周期和国际农贸谈判之类问题极为关切。我们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农业基本上是内需型的，尽管存在品种调剂问题，就总量而言，我们的农业也能够满足内需。 　　 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技术路线和经营方式路线当然还有大量可议的话题，但是几十年来的经验，尤其是当年“农业纲要四十条”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实践经验表明，如果脱离农民自身的意愿和自由选择的权利，政府“过分热心”地干预乃至决定农业技术与经营方式，往往变成“折腾”农民，效果并不好。过去诸如技术上推广双轮双铧犁、一味提高复种指数、普及杂交高粱和小麦取代青稞，经营上从“大公社”到“队为基础”，都留下了许多教训。历史地看，作为一个农业文明积淀深厚而又幅员广大、各地条件极其多样的大国，我国各地农业的适宜技术和适宜经营方式其实更多是农民自主选择的结果。正是在农民自主性得到较大尊重的改革时代，农民以“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的智慧解决了复种问题，以大型农机专业户为众多小农提供商业化服务的途径，解决了过去政府认为最适合机械化的“大公社”时代长期无解的机械化问题，摆脱了一会儿押宝双轮双铧犁，一会儿突出手扶拖拉机，天天号召“农业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而手工—畜力农业依旧的长期困境。 　　 在经营方式上，摆脱强制集体化后的农民无论是99%以上选择了家庭经营的农户，还是原先95万个“大队”中显示出经济活力而能让农民选择留在“集体”中的7000多个“村”，经济都有了显著的改善。农户普遍摆脱贫困而走向程度不等的富裕，极少数“集体”也大都发展成为超级“明星村”。曾经有人以后者的成就论证小岗农民走错了路，而南街村的选择才是对的。其实他们是不顾常识地根本颠倒了因果关系：不是“明星村”由于强行禁止农民离开而得到了发展、小岗则因为没有“捆住”农民而停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原来的强制集体化农村绝大多数历经20多年实践都没让农民感到“优越性”，使他们在能够自主后都选择了离去；而能让农民选择留下的自然只有鹤立鸡群的极少数。这些极少数有超常绩效是理所当然、完全正常的——今天的“集体”如果没有绩效而强行禁锢农民不让离开，那就不仅不是“明星村”的问题，而是有犯罪之嫌了。而能让农民自愿留下的“集体”是如此之少，这难道还不足以体现改革前农业体制的大失败么？且不说像以色列的基布兹那种纯自愿的集体化尽管时过境迁也有风光不再的问题，但仍然可以留住相当部分成员，甚至国际上公认为失败的前苏联集体农庄，尽管它的弊病众所周知，但所谓叶利钦“复辟资本主义”以来的20多年，获得了选择自由的俄罗斯农民也仍有约三分之一愿意留在改良后的集体农庄中。而我们的公社体制在农民获准退出后仅仅几年就土崩瓦解，95万个“集体”仅有约7000个，即不到百分之一能够留住其成员！公社化时代是严禁“单干”的，改革后农民获得了“退出权”，但是并没有禁止自愿的“集体”，而农民能够相对自主选择后，无论“单干”还是“集体”，都比以前成功得多。所以，改革后农业的成功表面，似乎是“经营方式”上“单干”对于“集体”的成功，其实从本质上看，它是相对自由的选择权对没有自由的选择权的成功。农民有没有选择经营方式的权利，远比“哪一种经营方式好”更重要。 　　 公社解体后，我国改革时代的农业经营方式也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种种变化。但无论公司加农户、合作社加农户还是规模化农场，也无论规模化是通过农民间土地流转还是通过外部公司包租农民土地的方式，能够被农民接受的成功选择也往往出于农民的意愿，与政府原先的设想常常出入很大。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证明，正如农业新技术只有在市场上供农民自主采纳才有前途一样，新经营方式也只有在自愿前提下，让农民因地制宜才能站得住脚。而政府应农民之需要做好服务工作才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近年来农业问题方面有许多讨论，诸如是坚守耕地“红线”保证粮食自给，还是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扩大进口；公司加农户好还是合作社加农户好；继续保持农民兼业化作为打工者的“退路”，还是发展规模化专业经营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等等。但是一些地方在忽视农民权利的基础上讨论经营方式，往往哪种主张都会出问题。例如在“只许官‘圈’不许民‘卖’”的格局下，强调坚守“红线”，农民就更没法自主开发土地，但政府要“圈地”仍然照样可以大圈特圈。而如果“红线”被认为不必坚守呢，那官方的“圈地”就更会形成狂潮，但是老百姓想“卖地”照样不行。过去说农民应该兼业化，“农民工”在城安家就受到种种阻挠，“重庆模式”走红时有官员甚至声称让农民工做“两栖人”是防止重庆出现贫民窟的不二法门。但是后来官员和公司盯上了农民的土地，同样的官员又开始大讲“两栖人”如何造成“土地利用不经济”，开始用种种手段强迫农民变“市民”了。 　　 再如土地“确权”和推动“流转”也是过去民间多年的要求。可是具体怎么搞至今也还是语焉不详。农户被“确”给的到底是什么“权”？面对强势者的侵权，农户的这个“权”能得到保障吗？“土地流转”近年来常被当作政府推行“规模化农业”的手段来提倡，而“发展家庭农场”的说法也把国际上泛指的家庭农业（这个意义上的家庭农场我国在大包干改革后就普及了，何须现在“发展”呢？）偷换成了“上规模的”家庭农场概念。这当然不一定是坏事，可是只提土地“流转”不是买卖和交易，甚至不是“使用权”或“承包权”的交易，是否暗示这种“流转”可以是非自由交易性质的，即可以是“政府动员”下的强制“流转”？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决定》公布后各地强制圈地之风并未消弭，甚至由于《决定》提倡市场经济的利好，引发各地新一轮“招商引资”热潮，此风还有日长之势，不能不让人忧虑。 　　 二 　　 总之，我国现在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不是“农业问题”而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同样如此。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会导致农村人口下降，许多乡村社区因此消失，这是几乎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经历过的阶段。但是像我国如今这种关于“乡村衰败”的强烈呼声却是很少见的。其实表面看来，与一般国家农民进城初期形成都市贫民社会、乡村中无人居住的房子破败不堪相比，我国由于强制禁止进城农民低成本安家造成普遍的“两栖人”或“流动劳工”现象，城市中号称没有贫民窟，农村中充斥着“两栖人”血汗换来的“无人新居”，但在光鲜外表下的社会性“衰败”却比人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取代大型贫民窟和乡间废村的是我国无与伦比的家庭离散现象和“候鸟”人口，农村中的“三留守”现象（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造成许多骇人听闻的人伦惨剧。典型的如云南镇雄一个貌丑人穷的乡间无赖竟能长期霸占村中十余名留守妇女；广西兴业一名11岁留守女童竟遭同村十余名中老年人（44～76岁）频繁强奸、轮奸两年之久；这类古今罕见的恶性丑闻反映的“衰败”，岂是一般的建筑破旧、治安不良所能相比？ 　　 有人甚至以此做了“文化”文章，说什么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家庭伦理是讹言，中国人其实最重金钱而无视亲情，很少有哪个民族会有如此高比例的人群为打工挣钱甘愿常年家庭离散。这样的说法真叫人无语，难道他们愿意这样？“两栖人”取代贫民窟真是他们的选择吗？ 　　 实际上，尽管城市的棚户和乡村的败屋令人扼腕，但是真正自由的迁徙无论是进城还是留乡都应该是比从前更好的理性选择。即便像东亚四小龙这样发展很快、现在基本没有贫民窟问题的“新兴工业化地区”，穷人进城之初住棚户也不罕见，只是在经济增长快的条件下他们或因申请政府福利或因就业机会多，境况逐渐改善，而不至于久困于此，而那些经济增长慢的国家就会出现贫民窟长期存在的弊病。但是我们现在不也是同样依靠高速增长来使“两栖人”可以有钱汇回家乡建设“面子房”吗？一旦高增长阶段结束，过去积累转化成的家乡“面子房”并不能用于谋生，而他们又没有在高增长时期“化”入城市（哪怕是化入城市下层），到时社会性“衰败”在那种“两栖”不靠的状态下就不是光鲜外表能遮住的了。 　　 显然，问题不在于乡村该不该复兴，也不在于所谓“西方式的城市化”能不能超越——什么叫“西方城市化”？西方这么多国家难道有什么统一的“城市化模式”？哪怕是同一个国家比如美国，纽约与拉斯维加斯的“城市化”难道是一回事？关键在于农民的命运由谁决定？农民选择进城，付出劳动就应该得到尊重，不能“上等人”看不顺眼就赶走他们。农民选择在村，他们的地权就应该得到维护，不能“上等人”看上了眼就一把抢来，无论“圈地招商建大城”还是“收地拆房盖新村”，都得以尊重农民的权利为基础。这些道理难道只是在“西方”成立吗？ 　　 可见，我们所说的农业问题很多并非产业经济问题，我们所说的农村问题很多也并非乡村社区问题，实际上它们都是农民问题，主要是农民的人身和财产权问题的不同表现。今天我国的农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已经很低，真正务农的劳动力和真正安居乡间的人口占比也在明显下降，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却没有降低。我国独特的“农民问题”不仅存在于非农产业（所谓的“农民工”），也存在于大城市（所谓的“外地人”）。应该说改革30多年来我国解决农民问题，即农民权利问题上已经取得较大进展，但是该做未做的事还不少。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发展社会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3016.html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