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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不会轻易实现,谢朝平需要持续关注

    正义不会轻易实现,谢朝平需要持续关注 2010-09-16 08:47:38    来源: 半岛晨报         据《云南信息报》报道,记者9月13日证实,陕西渭南临渭公安分局已提请检察院逮捕作家谢朝平,但目前检察院尚未作出批捕决定。此举意味着,撰写报告文学《大迁徙》的谢朝平,或将被以“非法经营罪”起诉。   置广泛而强烈的舆论批评于不顾,继拘押之后又提请检察院逮捕,显然陕西渭南方面并未得到来自上级行政力量明确的“纠错”指令,就其主观而言,则再显知错不改的专横和傲慢。事情在按他们原来设想的方向推进,完全可以预判,公安之后,检察院会“顺利地”公诉,法院会“顺利地”宣判。   8月19日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拘捕后,媒体曾发起一轮不可谓不凶猛的声讨浪潮,众多知识界人士参与其中,陕西方面在这次事件中行事的荒谬、对法律和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践踏,在公共讨论中已昭然若揭。   一般而言,在万夫所指的情形中,倒行逆施的力量常常慑于压力,借坡下驴,避免顶风作案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但也有例外者,就是不信邪不压正,陕西渭南方面应属此类。   如此,事情就有些麻烦,依我们的社会现实,最有力的纠错力量常常不是来自法律,而是来自上级,特别是对于由权力制造的冤狱而言。但让人无奈的是,冤狱本身就是权力制造,指望权力自己打自己耳光,难度可想而知。在这种时候,也很难指望法律,因为法律被置于权力之下,由权力制造的冤狱本身就是以法律之名构陷的。   在法制健全民主发达的社会形态中,常常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在公民背后形成强大的救济力量,当他们受到公权力的欺侮时,总会有各种组织出人力出财力来为其维权,且因为有组织而不缺人不缺钱善打持久战。彼之长处正是己之短处,在公权和法律救济失败之后,我们通常除了忍受就只能等待奇迹发生了。   在舆论第一轮攻击波不见成效之后,拯救“言论大兵”谢朝平的行动注定要变成一场持久战,但令人心忧的是,这种对谢朝平的声援是自发的、无组织的,人不少声不小,但各自为战,随着时间推移,难免沦于沉寂。   很欣慰,谢朝平被拘捕的消息传播后,老记者、作家铁流发起“营救谢朝平”的倡议,呼吁知识界有良知的人士行动起来。铁流的倡议,目前获得了近百名人士响应,其中包括国内知名学者杜光、茅于轼等。   救谢朝平等于救自己,这个谢朝平得不到公正,随之就会有更多的谢朝平蒙冤。阴谋得逞犹可恕,阳谋得逞天不容。尽管薄弱,还是希望各种社会力量能以各自的方式给予谢朝平持之以恒的关注,也唯有如此,才能传递温暖、保留希望。     □钱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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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鲁迅的年代已经过去!

这个文章似乎就是借鲁迅新闻为药引而已!   据说鲁迅文章大篇幅从教科书撤退,也有人辟谣。其实,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社会上读鲁迅的人越来越少的,读鲁迅少,意味着鲁迅文章的现实需求的退潮。扪心自问,近期有多少人会去读鲁迅?大规模阅读鲁迅的年代是出版市场的极度匮乏,顶着当代圣人(毛泽东语)的帽子,鲁迅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唯一能全部出版文章的作家,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因为其在政治上的问题而无法出版,而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代表人物,胡适,在当时,作为反面人物,其书反而无法出版,甚至被组织批判,至今,陈、胡的文章虽然可以大部分出版,然而,入选教材这种政治敏感性,恐怕无人会作此猜想。   历史学家朱学勤说过,毛泽东也是五四青年,有新文化运动改造中国人人性的冲动,文化大革命中多少包含这种动机。这观点不乏真知灼见。当然,也可能是来自新儒家的人皆可为尧舜理论。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干将之一,其主要的成就在批判丑陋人性上,当然,这个人性特指中国人的人性。晚清以降,天朝崩溃,清政府、北洋政府丧权辱国,中国人从世界的中心(自我认识)沦落到半殖民地的国民,我们民族的一批精英,在深刻反思为什么?五四的口号是要民主、科学,而反思中国为什么没有民主、科学,大部分人就归咎到中国的文化上去,打倒孔家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之一。   清末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破产,到了新文化运动时,全盘西化理论已经喊出。由于见到日本引进兰学、(西学)议会政治等一套西方体制后,进步神速,留过学的“医生们”(鲁迅、陈独秀是留学日本,胡适是留学美国),自然更会相信中国病需西方药来医,而且需要连文化一起更换,这里面就包括鲁迅想以文章来改造国民性。   平心而论,新文化运动中很多批判观点是过激的,什么废除汉字,二千年封建都是吃人的文化等,基本上是否定中国之前的一切,似乎,中国这二千年是活地狱。鲁迅的批评对象,是中国人的人性中的愚昧、冷漠(《药》,吃人的礼教(《狂人日记》),奴性(《阿Q正传》),一系列杂文,笔锋所向,无一不是旧文化下的阴暗面。贫贱夫妻百事哀,一个国家穷且弱之下,病急乱投医,似乎中国人本身是最大的病因,鲁迅弃医从文,看的主要是这一“精神病”。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鲁迅太冷了。他笔下的人物几乎没有阳光。看多了鲁迅,似乎中国人没了希望!   90年过去,时势异矣!当下的中国,已经是《中国可以说不》流行的年代。按照国民生产总值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国民似乎已经超乎寻常的自信,除了时评家在杞人忧天,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似乎已经为某些国家所接受,中国不输出革命,但输出政治威权和国家控制市场经济的模式。至于文化,随着一些人的荷包扑满,并见识了西方的危机后,文化居然也徒然奋起了。反思鲁迅,反思新文化运动,其实也早就在民间默默进行。   鲁迅批判的人性,其实是不是中国人的人性,全世界的人性都是一样,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西方人也是人,有人性的贪婪、冷漠,君不见,金融危机的引发就离不开那帮华尔街精英的贪婪。只不过,西方慢慢发明了一种自由、法治的制度。从英国的传统中,民众多争取了些自由,光荣革命后,慢慢地发展出限制君主专制的制度,有了这一模式的创新,君主立宪模式和法国大一统模式等进行“市场竞争”,慢慢地,西方民众有了选择,加上政教分离等,社会似乎也慢慢文明起来。要知道,西方文化在野蛮的时候,可并不比中国文明。社会学家伊利亚斯的巨著《文明的进程》描述,西方从野蛮的社会习俗到后来的文明,其实是一个社会不断分工,把人链接起来,处于互相依存的网络,这网络要求人在采取行动前瞻前顾后,自我调节,自我制约,这样的过程离不开国家、社会、民众的互动。假如说,没有国家的民主化,法治化,西方的文化能否达到现在的文明水平,结论是不可能。   鲁迅阅读退潮,一方面是因为鲁迅文章本身的缺陷。另一方面,可能是中国人由于物质上的自信延伸到文化上的自信,也可能因为看到西方这种浮士德精神(严复归纳)的缺陷,如环保危机,全球变暖,无不是这种所谓工业文明的副作用。   阅读鲁迅的退潮,恐怕也是认识到中国人并非一无是处,全盘西方的破产,认识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共性和不同,从国学的复兴,到中秋节等的回归,无不是觉文化的有些部分总是有差异,文明的多样性是常态,文明单一化才是灾难。而,中国传统文化部分也是中国近现代落后挨打的替罪羊,专制及其造就的专制文化部分,跟随专制制度一起,才是应该反思的东西。而所谓,中华民族就是适合专制,只不过是逆转因果关系而已。如果说中国人适合专制,那么台湾人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吗?东西德、南北韩无不是同一文化、同一种族,民主法治的实例不就表明了文化不是决定性的,只是众多重要因素的一个。而一些普世价值,确实人类文明所共享的,如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而鲁迅笔下的所谓中国人的民族性,有时倒过来,成为有人认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法治的借口。因此,或许有人爱读,有人不爱读。   阅读鲁迅的退潮,并不是中国现在已经完全摆脱了旧的文化,无疑,中国现在的文化已经是中西混杂,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中国人穿上了西装,引进了选举制度,民主、法治也写进了宪法。然而,无疑,如俄罗斯一样,由于上千年的专制统治,造成民众政治文化的一些偏好,会有路径依赖,如偏好大一统,偏好面和心不和,不喜欢论辩,如对私人的忠诚超越法律职责的文化,这些迎合专制文化的东西,无疑仍需要鲁迅精神予以批判的。因而,批判精神的式微或许也是,社会觉得批判没什么用,以至于如鲁迅所说的,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因此,更多的人就只生活在平庸里,得过且过。   毋庸置疑,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90年,中国社会土壤也大不一样,文字表达方式也发生变化,阅读鲁迅的不流行是很正常的,我们社会有了韩寒的杂文,也有了余华的小说等,温和讲理的胡适也已经回来。且彼时新文化时代的主将的卓见,已化为报纸时评家笔下的常识。一个不需要偶像鲁迅的时代,或才是新文化运动的终结。可惜,以笔为刀的新鲁迅如韩寒已产生,不同的是,韩寒笔下有风雨,却也有阳光。这一点,和胡适其实有类似之处。   鲁迅虽死,其批判精神自然不会磨灭。但是,社会不光要批判,也要建设。中国人既不是天朝,也不是劣等民族,我们是正常的民族,文化中有被专制改造过的,也有可以留存的东西。我们天性中没有奴性,我们的文化不都是吃人的礼教。批判鲁迅等新文化运动,无疑用的仍是鲁迅的精神。   鲁迅阅读退潮不是中国新文化演进的退潮,是国人对现代文明、人性、民族性理解的进步。因此,鲁迅文章有没有退出课本,或者将来,胡适、韩寒的文章能否进入课本,这种事情看似很重要,然而,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社会已经把后者列入阅读对象,把前者放到了书架顶层,社会,本身就是大课本。 http://www.21cbh.com/HTML/2010-9-13/1NMDAwMDE5NzE1NQ.html?source=hp&position=recomm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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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关注谢朝平 声援谢朝平

8月19日下午,陕西渭南数名警察,在北京朝阳区一名警察的协助下,以“人口普查”的名义,敲开了居住在北京石景山区的公民谢朝平家的房门,用手铐抓走了谢朝平,并抄走了家中的电脑,U盘、录音笔和几大包书稿等物。理由是“涉嫌非法经营”。谢朝平是一位置55岁的独立作家,根本不从事经营活动。所以被抓,其实是因为今年年初写成1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大迁徙》,在联系数家出版社无果的情况下,与山西《火花》杂志社属下月刊编辑部谈妥,以杂志增刊的方式出版。他不但没有营利,还自掏腰包5万元承担印刷费用。《火花》杂志同意出版增刊,但手续不够完备,谢朝平没有责任。陕西渭南警方之所以要罗织罪名抓他,说白了,不是因为增刊的手续是否完备,而是因为《大迁徙》的内容触犯了当地官方的利益。 《大迁徙》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我近日读到了电子文本,原来这是一部当今报告文学中少有的血性之作,是一部三门峡水库移民的血泪史。1950年代,高层幻想“黄河清,圣人出”,不听黄万里教授的劝阻,由不了解黄河特征的苏联专家设计,修建了三门峡水库。水库要淹没渭河平原的大量良田,当时以欺骗和强迫手段,把几十万农民迁移到宁夏等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水库蓄水后,泥沙迅速淤积,水利工程成了水害工程。大批移民却在贫穷和死亡线上挣扎。为了争取返回家园,他们尝尽了人间的苦难。毛泽东时代怎样折腾老百姓,农民陷入怎样悲惨无助的境地,本书正是一个淋漓尽致的缩影。直到上世纪末,移民才准许重新返回库区。然而,十几年来,当地官员贪腐愈演愈烈。他们以安置移民、援助灾民的名义申请上级政府下拨巨资,却贪污的贪污,挪用的挪用。中央新闻媒体加以揭露,也被地方当局以各种公关手段搪塞,移民生活状况仍然相当恶劣。 谢朝平原来是一名检察官,后来担任《检察日报》所属《方圆》杂志记者,职务采访中接触到三门峡移民的遭遇,于是大量采访历史当事人,阅读第一资料,历时数载,写成了这部沉重的力作。他的动机无非是为历史存证,代平民立言。在中国作家变得愈来愈聪明的年代,谢朝平秉持知识分子的良知写作,本应受到社会的尊敬。然而,中国的现实是,文学向权力献媚受到鼓励,文学为金钱折腰门户大开,文学要说真话,写真情,却阻力重重。不但出版难,发表难,触犯了地方权贵的利益,还要让你尝尝铁窗的滋味。四川作家谭作人就是一例。谢朝平被捕,又可能成为当代文字狱新的一例。 当然,地方当局的做法也很愚蠢。本来,谢朝平这部作品自费印刷一万册,充其量不过能够影响几万读者。这样一来,成为公共事件,少说也会有几十万读者争相阅读这部作品。在互联网时代,想要靠强权消除文学佳作的文化影响力,效果必然适得其反。       目前,一些记者和学者已经站出来为谢朝平说话。曾经为险些遭受辽宁西丰警方抓捕的《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维权的周泽,也担任了谢朝平的律师,他去渭南临渭公安分局看守所与谢朝平见了一面,谢朝平告诉周泽,当看守所里的人得知他为什么被抓后,对他都很尊敬。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作协创联部负责人也表示,陕西渭南警方带走报告文学作家谢朝平,是对作家创作权的侵犯。中国作协将严密关注事态发展。这些迹象表明,对谢朝平下手的是地方权力部门,而不是政权中枢。如果各种正义的力量凝聚起来参与博弈,针对谢朝平的文字狱有可能瓦解。在此关键时刻,善良的人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地方当局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进京抓人,说明他们已经下了决心制造冤案。如果没有上级的干预,他们肯定要一条道走到黑,而不会有司法公正可言。在目前的环境里,制造一起冤案很容易,纠正一起冤案很不容易。有良知的中国公民,包括律师、记者、作家、学者,还有当地的众多移民,在这样的关键,请你们对谢朝平伸出援手。       最后,我想重温德国牧师马丁.内穆勒的一段名言:       当纳粹屠杀共产党人时,我们没有说话,因我们不是共产党人。当纳粹屠杀犹太人时,我们没有说话,因我们不是犹太人。当纳粹屠杀天主教徒时,我们没有说话,因我们是新教徒。当纳粹屠杀工会成员时,我们也没有说话,因我们不是工会成员。当纳粹最后向我们杀来时,已无人能为我们说话了。     http://www.blogchina.com/2010090610024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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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我们的安全感与彼辈的安全感 - 批偷袭、跨省抓捕作家

上一周,同在北京石景山区,两位作家的命运掀动人心。一位是久负盛名的打假斗士方舟子先生,青天白日,他在自己寓所附近遭到两名身份不明歹徒的当街追杀,凶器是足以致命的铁锤,攻击手段也意在夺人性命。若非捷足的方舟子躲过飞向自己脑袋的铁锤,事态将不堪设想。     另一位是长篇报告文学《大迁徙》的作者谢朝平先生,他在自己租住的寓所里,被几个以“人口普查”为由骗开房门的陕西渭南警察带走。这些警察的身份与《大迁徙》的唯一关联是:《大迁徙》揭露的种种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发生在陕西渭南。     这是安全感之争。     两位作家的共同点之一是:他们的写作会使一部分人感到不安。     两位作家的共同点之二是:他们的写作,有助于社会和公众的安宁。     因为学术造假、贪污腐败等原因而被曝光的家伙,难免担心自己受到惩处或法办,因此,他们必然会视揭露者为仇敌,不惜除之而后快。凶暴的行为与强烈的恐惧,往往互为因果,这也是美国作家房龙在名著《宽容》里得出的结论,他说:“我重复一遍,恐惧是所有不宽容的起因。”     但是,彼辈的安全感,是建立在欺骗、侵害、剥夺、荼毒他人的种种权利之基础上的,与其说他们在保障自己的安全感,不如说他们在强化自己继续侵害他人的权力。这样,彼辈的安全感得到保障,我们的权利就沦为祭品了。质而言之,彼辈的安全感与我们的安全感,势不两立。     反观作家方舟子、谢朝平的安全感,则维系着大众的安全感。假如他们的检举揭露,得以使中国减少几个骗子和恶吏,也是一件善举;假如他们的勇敢担当还能促成我国制度方面的相应改变与完善,则更是一件善莫大焉的豪举。因此,方、谢的安全感与我们的安全感,唇齿相依,密不可分,至于彼辈的安全感,则只会加剧我们的不安。两位作家一周内的遭遇,传递出的信息是:彼辈的安全感貌似在加强中,彼长则此消,我们的安全感只会进一步下滑。     相形之下,方舟子的遭遇虽然情节上更加凶险,但还算可以理解。因为,没有人天真地认为,中国竟然会缺少丧心病狂之徒。这样的买凶之徒,方舟子只要不幸撞上一个,就可能上演街头历险记。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难以杜绝的人性之恶,我们可以祈求法律的保障和警察的作为,但还不必垂头丧气。     至于谢朝平的遭遇,仅就目前媒体上披露的信息,已足以让人倒吸无数口凉气。个别靠纳税人养活且名义上冠着“人民”、职责上在于“保一方平安”的警察,在某些地方竟然成了一种向人民反戈一击的力量,被权势者用来对付有大恩于一方百姓的作家。更有甚者,抓捕的理由及手段,还充斥着随心所欲的特征。已有多位权威人士(包括谢朝平的律师周泽先生)从司法角度作出了分析,结论是:拘捕谢朝平的理由,于法无据;拘捕谢朝平的程序,颠倒错乱。假如已有的信息不存在重大纰漏,那就等于说:拘捕你的理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拘捕你。只要想收拾你,什么样的借口都可手到擒来。     在任何社会,一个手无寸铁的作家(或任何一个公民),面对来自个别警察的为所欲为,都是束手无策的,我们看到的对策,一般只是出现在影视作品里,其功能也仅限于提供一点心理安慰。明摆着,双方的力量是如此悬殊,以致我们除了将其视为“不可抗力”,别无良策。但是,这种行为对社会秩序和人类公正心理的摧毁,又是无以复加的。来自个别警察的胡作非为,最足以让人失却信心。这是精神的后院起火,它不仅颠覆社会的秩序,还会首先颠覆人们生活的信念。所以,我们希望法律最终能维持秩序、捍卫公正。     我见过方舟子先生,不管他在别人眼里如何强悍,在我眼里仍然只是一个书生。当然,在我对书生的界定里,并没有“百无一用”之说。我素来以为,嫉恶如仇、直面惨淡的人生,也是书生应有的担当。但即使如此,书生的能力构成里仍不必包括“捷足的阿基琉斯”之勇,我们更不应要求他们具有詹姆斯·邦德的能耐,与手拿铁锤的凶犯格斗并制服他们。     方舟子、谢朝平先生的安全感,无限接近于我们自身的安全感,正如彼辈的安全感,则会无限拉长我们生命的阴影。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http://www.dfdaily.com/html/63/2010/9/6/51581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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