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义

摘要：鼓吹“用日本王道对抗西方的霸道”，把世界描绘成一个英美和日本从哲学到政治二元对立的决斗场，但也没有忘了告诉臣民们吾国“此道不孤”，德意苏三国是日本“治道的榜样”。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感性地回顾和加深对暴行的记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理性地了解当年日本何以会走上这条邪路。这不但有助于从一个方面正确判断今天日本是否又在步入歧途，而且对于国际社会吸取历史教训也具有借鉴作用。阅读二战中日本第一手的文献，尤其是一些特别具有宣传意义的言简意赅的公开文件，可以回归当年的话语环境，为思考这个问题提供历史教科书难以容纳的原汁原味的材料。这里向读者推荐的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为了全国总动员，日本政府文部省向全国各级学校颁布的军国主义教育大纲《臣民之道》，它堪称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简明读本。“西方—日本”：文明的对抗《臣民之道》的序言开宗明义告诉日本学生：与世界多数国家的制度不同，天皇制是日本国体之本，“与天地共存”，永世不易。这个特殊的国体比日本国家和民族本身更重要，没有天皇制就没有日本。以天皇制为核心的日本国体“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而是基于历史和每日的实践。国家民族的生命和活动全部围绕增强帝国基础这个任务”。序言回顾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说日本在寻求富强的同时，各种西方文化观念涌入，削弱了国本。现在只有高扬以服务国家为基本义务的臣民之道，才能肃清西方思想，维护国体。当时还有军部人士就所谓西方思想对日本的渗透这样说：“我们必须首先抛弃美国心、英国心，清除这一切洋夷思想，回归于‘大和心’。此乃当务之急”。《臣民之道》简要地向学生介绍世界和日本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为军国主义扩张做宣传的政治文件，它的立论并不是日本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是一番关于世界文明的宏大话语。它把近代世界划分为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西方文明的基础就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唯物主义”，它们“信奉弱肉强食，无限地追求享受和奢侈，鼓励物质主义，刺激对殖民地的竞争和对贸易的控制，把世界投入形形色色争斗和流血的地狱”。日本是截然不同的东方文明。以天皇制为国家民族之本源的日本社会崇尚家族血缘关系，以“和谐”为本，“天皇和他的子民亲如一家”。和西方文明相比，日本文明推崇以对天皇的忠诚为核心的价值，家国一体，而不是承认和鼓励个人主义。维系日本社会的是家族和长幼亲情的纽带，它甚至惠及在日本的异邦人，将他们同化进日本民族。日本的“王道”对抗西方的“霸道”《臣民之道》说日本和西方文明的这个根本差别就是今天日本和西方国家冲突的根源。现存的世界秩序是由西方建立在个人本位之上的丛林法则规定的，而“日本的使命”是要把自己文化中家国一体的美德引入国际社会，建立以“德治”为本的“国际新秩序”，从日本一国的“和谐”达到天下的“和谐”。在其他的文件和宣传中，这套话语引用中国古典政治概念中的“霸道”和“王道”，说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是“霸道”，依靠的是力；日本主张的国际秩序是“王道”，诉诸的是“德”。中国人熟悉的抗日样板戏《红灯记》中日寇宪兵队长鸠山那套“王道乐土”的说教是有历史真实性的。这个“西方文明”和“日本文明”的对立，被《臣民之道》用来解释日本面临的内外危机。国内是明治开国以来这些形形色色的西方“主义”“渗透国家生活的各个层面”，使得“祖先传承下来的民族特色和美德及风俗受到了损害”，危害了国本。现在要对这些西方观念做系统的清理。国际上，欧美弱肉强食的霸权把亚洲民族逼到了毁灭的边缘，西方那套基于个人主义的观念瓦解了亚洲传统文化，日本的政治使命是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来帮助亚洲人民解放自己。《臣民之道》用这样一套“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或者“王道”对抗“霸道”的话语来解释日本对外战争的历史。它说日俄战争“开始改变欧美统治世界的趋势日本的胜利导致了匍匐于英美影响下的亚洲国家的觉醒，开始了要求独立的运动。”日俄战争后日本受到西方的压制，“‘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民族生命受到长期压抑后的爆发。”“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事变就是日本朝向建设以道德原则为基础的世界的一步。”它说中国被英美引入歧途，视蒋介石政府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傀儡，声称“中国问题”的解决不止是要推翻中华民国政府，而且是要把中国完全并入以“道义原则”为基础的“大东亚共荣圈”。苏联、德国和意大利：日本治道的榜样《臣民之道》把世界描绘成一个英美和日本从哲学到政治二元对立的决斗场，但也没有忘了告诉臣民们吾国“此道不孤”。当《臣民之道》下达到各级学校时，日本已经和德国以及意大利订立了反共产国际的同盟，和苏联则刚刚签署了友好中立条约，结束了十多年的紧张关系甚至在外蒙古的武装冲突，使得它可以放手侵华，在太平洋对付英美。在《臣民之道》中，这三个国家是日本仅有的盟国或是友邦。为什么是这三个国家呢？《臣民之道》不是从国家利益和国际战略的角度，而是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说明的。它说“增强总体战机制的基本目标”就是“让每个天皇臣民完成由他们各自的社会责任所规定的任务”。虽然“满洲事变”后日本的“民族精神逐步提升，但人民对国家政治整体之基本原则的理解和其天皇臣民的意识还有待于加强”。从这个角度，日本可以借鉴苏联、德国、意大利的体制。《臣民之道》把“社会主义”列为西方意识形态来拒绝，但这并没有妨碍它肯定号称社会主义的苏联的治道，说苏联要“通过共产主义实现对世界的统治，为此制定了用阶级独裁来凝聚全国力量的政策。”对统治世界的帝国主义野心（姑且不论这是否是当时苏联外交的目的）的谴责让位于对国内“凝聚全国力量”的赞赏，说明《臣民之道》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什么国际正义，而是有助于“凝聚”本国国民的手段和在国际上展示的力量。对纳粹德国，《臣民之道》则远不止是赞赏，而是无条件地推崇和认同。“基于血脉和土地的原则，德国的目标是要摧毁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对世界的统治和它强加于德国的压力为达此目的，它已经在整个民族中建立起对纳粹统治的信心和服从，并正在贯彻总体主义即极权主义。意大利的理想是恢复伟大的罗马帝国，它为达此目的采取的政策和纳粹基本相同。”中国学者对之批判对于体现在《臣民之道》中的军国主义思想，中国学者其实很早就有深刻的分析，只是这种学术工作没有普及，导致大众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认识很大程度停留在感性的水平。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前所长朱庭光主编的《法西斯主义体制研究》是国家资助的项目，其中对于《臣民之道》中大力宣扬的日本“国体论”的批判非常有力。书中说：“以‘国体论’为核心的日本主义是日本军政权势集团推行内外法西斯政策的主要思想武器。法西斯文化统治首先在于自上而下地向国民灌输‘国体论’、日本主义，同时取缔、压制一切有碍于这种灌输的思想、言论和倾向，而‘国体论’又是用来打击、摧残一切异己文化的棍子。首先是盲目鼓吹日本传统文化的无比优越性，大肆宣扬日本精神，同时只对德意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表现好感，让极权主义思想在国内泛滥，而对英美文化采取断然排斥的态度。排斥英美文化是同反对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相联系的。英美被看作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发源地，英美文化被看作一切现代社会弊端的根源政府采取各种手段，竭力削弱、杜绝英美文化对国民的影响。”对于《臣民之道》中同样大力鼓吹的“家族国家”，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李卓教授在1997年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的论文《家族国家观——近代日本政治的误区》中指出，“家族国家观是近代日本的统治者为维护天皇制和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运用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原理，将家族关系与政治关系等同起来，以实现天皇对国民进行统治的国家伦理观。”文章分析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启蒙观念在明治年间得益于文明开化的开国政策，在日本受到一定的传播。但后来“德国国家主义哲学和日本传统的儒学道德相结合”，“决定了明治政权的思想基调。从此，人们所重视并积极实践的是以德国的国家主义来纠正明治初年以来盛行一时的英美功利主义思想和法国的民权思想，在此基础上恢复了曾被启蒙学者猛烈批判过的儒学。传统的家族制度和家族观念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借助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威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从而形成家族国家观的。”《臣民之道》的根本谬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到世界范围内民主思潮的冲击，日本大正天皇时期曾经有过一定的议会民主制和党派政治，社会舆论也一度十分活跃，甚至可以说是“众声喧哗”。但进入上世纪30年代，在日本军部、财阀和民间极端势力的合作推动下，明治晚期兴起的军国主义和皇权专制思想的影响迅速上升，占据了社会思潮和政治讨论的高地，自由民权思想受到全面压制。这个历史的急剧转变最终使得《臣民之道》这样的政治宣传成为帝国唯一的意识形态。今天回顾那段历史，我们应该看到侵略战争毕竟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最终结果。对军国主义的认识应该上溯到什么是军国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又为什么有吸引力这个历史的深度。在这个意义上，《臣民之道》的思想和逻辑非常有代表性。它在国内和国际意义上有两个根本谬误。然而在当年政治和经济危机下的日本，这些谬误也正是它能够迷惑人之处。在国内意义上，它拒绝接受现代社会“公民”的概念，用“臣民”来定义个人身份和个人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这个“臣民”虽然没有公民根据宪法所拥有的各项个人权利，但却有来自天皇和国家的深切关爱，他们每个人都是皇国血缘的一分子，组成一个“大和民族之家”，大和子民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姐妹，他们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小辈与长辈之间的孝顺和慈爱。接受这个“臣民”身份的人相信宪法规定的个人权利会分裂这个大家庭，而家族纽带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把他们结合在一起。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臣民”身份认同上的“皇民”意识，使得八千万日本人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对国家政治毫无批判意识，沦为军国主义的炮灰。很多人在战败时甚至选择自杀来对天皇“尽忠尽孝”，因为他们相信战败将带来天皇制的毁灭。没有了天皇制，日本就国将不国，它的子民也就没有了家。在国际意义上，它给人们留下了更多的思考。它用“文明”话语把世界一分为二，“西方文明”本质上是邪恶的，“东方文明”本质上是善良的。日本和英美之争是善恶之争，背后是哲学理念和人生观的不同。它批判英美的帝国主义霸权，把现实中起码的或者正在发展中的国际秩序说成是丛林法则，可以弃之不顾，从而自己可以公然作恶。它把一套由日本传统文化来定义的含含糊糊的“道德”话语推向国际社会，取代各国都听得懂的国际关系的语言和概念，以此争夺国际话语权。它利用亚洲国家对西方的不满挑动“东西方”的对立，确立自己在非西方世界的支配地位，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它不但对自己明治维新时期虚心当西方的小学生、在制度和技术上向西方学习并获益巨大的历史闭口不谈，否认自日俄战争以来被西方接纳进强国俱乐部的事实，还把自己说成一直是被西方国家压制，以至连中国正常发展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它眼里都成了英美扼杀自己的工具。连对中国的侵略，都被说成是对英美帝国主义的反抗。对反映在《臣民之道》和其他类似文献中的这些话语和说教进行了解，有助于深入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和观念的层次，知道它们究竟是如何为侵略战争辩护，如何让自己的人民心甘情愿做炮灰，又是如何欺骗和迷惑国际舆论。只有在对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有相当的理解，对具体的战争暴行的历史记忆才会更牢固、更鲜活，对类似的历史现象才会更敏感和具有免疫力。《凤凰周刊》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