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脑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共教育部党组 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 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 教党[2013]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宣传部、教育工作部门、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宣传部、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教育部直属各高等学校党委：...

先说爱国，这两个字，对一些人而言是热血，对另一些人而言是鸡血，对一些人而言如蜜糖，对另一些人而言如砒霜。回顾这个词语的演化史，自诞生以来，恐怕从未像今天这样莫衷一是，饱受争议。好之者一如既往奉其为金科玉律，恶之者则将其与专制、洗脑等臭名昭著的概念画上了等号。 我以前谈过爱国的四大误区。最严重的误区，莫过于混淆了国家与政府。爱国家不等于爱政府，批判政府，同样是爱国的表现，如托马斯·杰弗逊所云：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或如爱德华·艾比所云：一个爱国者总是时刻准备反对政府、捍卫国家。 为什么说爱国家并不等于爱政府呢，国家与政府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必须承认，政府是国家的核心，若谓国家是机器，政府便是轴承，许多时候，许多地方，政府都可以代表国家——但是，这不等于说政府就是国家。《国家的常识》的作者迈克尔·罗斯金指出：“有时候，政府可能先于国家出现，比如大陆会议先于并建立了美国。”政府还有可能与国家分离，比如二战期间，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政府，一度处于流亡之中，远离法兰西的土地而存在。 顾炎武辨析“亡国”与“亡天下”：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这里的国家，正对应我们所言的政府，或曰朝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的天下，才是我们所言的国家。这一对照，国家与政府的形象随之泾渭分明。国家的分量，远远重于政府，国家是永恒的存在，政府是流动的存在，就像我们中国，数千年来，生生不息，这中间，经历了多少政府呢。政府的更迭，只道是寻常。 说罢爱国，再说宪政。宪政与国家的关系，与我们的国家观，以及对爱国的认知一样，一直扑朔迷离。这里面，最致命的一个因素，还是没有处理好国家与政府的关系。 传统的宪政观，对小政府的偏爱，常使人误会：宪政主义与一个强大的国家八字不合。的确，小政府这个概念，守夜人这个譬喻，给人的印象，更接近小国寡民，而远离泱泱大国。但是，我说过，小政府与大政府之分，并不能体现宪政之精神，与宪政主义对应的政府，是有限政府。其要点，在于有限，不分大小——大政府同样可以是有限政府。这便避免了我们所担心的误会，即以政府的规模，来推断国家的规模。 重申一下，政府是国家的核心，却不等于国家。不是说，政府权力越大，国家就越强。一个国家的政府类型属于有限政府——或者继续使用传统的概念，小政府——它就一定是小国吗?奉行全能政府(全权政府)的国家，就一定是大国吗?反例实在太多了。美国、英国都是有限政府，朝鲜则是全能政府，其国界孰大孰小，其国力孰强孰弱? 故此，斯蒂芬·霍尔姆斯总结道：“有限政府也许比无限政府更强有力。制约可能是力量之渊源，这并非自相矛盾，而是一种充满悖论的洞见。这一见解是自由主义宪政的核心。人们经常对民主政府无力解决国内或国际的重大问题而沮丧，批评者更倾向于将自由主义的制度，诸如分权制度，视为阻碍解决问题的过时的制度。但是，责备自由主义导致政治无能是一种缺乏历史感的表现。一部自由主义宪法通过限制政府官员的专断权力，可能在适当条件下增加国家解决特定问题以及为了解决共同目标而动员集体资源的能力。” 我只是想提醒，我们恐惧政府权力的扩张，却不必殃及国家。只要是有限政府，国家的大小则在其次。甚至，在弱肉强食的国家环境与地缘政治当中，宪政与大国，生死相依，唇亡齿寒，唯有大国才能捍卫宪政，若是小国，早被强邻蚕食或鲸吞，政府沦为傀儡，国人沦为奴隶，哪有什么宪政可言?

原文地址： 笔下滚春雷——孙立平，有胆有识有脊梁 作者： 老傅看社会        笔下滚春雷   ——孙立平，有胆有识有 脊梁 　 　            孙立平简介 　　辽宁人， 1955 年出生，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 向为社会现代化、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转型社会学。根据网络信息，他是习近 平的博士论文导师，故仿照古代称呼，他现在被人喜称为“帝师”。   在当前有“正能量”的知识分子中，我最欣赏孙立平，他的洞察力最强，写出的一系列文章一针见血地剖析了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开出了治理中国社会弊病的许多药方，可惜没有被中国执政核心人物与大众重视，他春雷般的呐喊不能为社会接纳。他现在是帝师，不知道他能否利用这个人脉，为国家的进步贡献微薄之力。   重建中国社会基础秩序 他引起我注意的第一篇文章是《当代中国利益关系调整与基础秩序重建——孙立平教授在上海大学·东方讲坛的演讲》（发表在 2007 年 6 月 17 日解放日报 ， 演讲时间为 2007 年 3 月 17 日），看了很有启发，从此，就开始关注他。下面我摘录文章中一些精彩的内容： 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有时候不在于制度本身，而是能支撑制度有效运作的 基础秩序 不起作用了，这是真正的问题之所在。 　 如果说我国贫富差距失控，主要就是因为解决问题的基础被破坏了。 …… 为什么会失控，差距逐年拉大？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国民收入的分配处于一种非正常化的状态，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什么途径分到了谁的手里，尤其是国家不知道分到了谁的手里。 …… 我们社会当中很多的问题都与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相关，一个是“社会的基础秩序”，一个是“不可治理状态”。现在中国社会中很多的现象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状态。比如说收入分配不均，一边调控着，它却一边不断扩大 …… 比如说腐败的问题，仅仅靠一般的方式已经没办法发现，更谈不上有效地防腐了。 我们现在一方面是基础制度的松懈、瓦解、不起作用，一方面道德底线又失守。 道德底线的失守带给社会的将是灾乱性的问题 。一个社会靠什么东西支撑，我觉得就是 最基本的制度、道德的秩序 ，还有一个 信用制度 ， 这些东西混合起来形成的叫基础秩序 。 制度是要解决问题的，当你的制度不能有效解决问题的时候，可以把它叫做 制度的失败 。但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有时候不在于制度本身，而是能支撑制度有效运作的基础秩序不起作用了，这是真正的问题之所在。 我们不仅要加强制度的建设，同时要重建这个基础秩序。 不知道国家领导是否看过这篇文章？现在离开孙立平文章的发表已有五年之久，可是“基础秩序”仍然没有得到丝毫改善，还在溃败，最致命伤的是无数的儿童、少年在学生时代就逐渐被 道德滑坡现象 潜移默化了。                   改革共识基本破裂 在网络上可以检索到文章《孙立平： 改革共识基本破裂》。 2005 年 9 月 20 日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 经济观察报的记者殷练采访了孙立平，对改革评价进行了对话。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回顾 8 年前他们的对话。孙立平对记者提出的问题有下面一系列的回答：　　 中国的改革已经有了 27 年的时间。纯粹以时间的意义说， 27 年相当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直到文革结束的时间。 …… 国企改制、国有资产流失、大批国企职工失业下岗，使得对国企改革的讨论和反思已经不可避免。 …… 受到抨击最多的，无疑是医疗、住房、教育这三个与大多数人利益相关的改革 ……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 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改革中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不断凸现出来，这两个主题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社会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准则。 在 1980 年代，市场经济因素在再分配体制的空隙中出现，并为当时在再分配体制中处于边缘或劣势地位的人们带来了机会。这时市场与公平的关系大体是和谐的。但到 1990 年代特别是 1990 年代中期之后，此种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朝向市场经济的一些努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成为社会公平的对立物。特别是利益对于改革的扭曲变形，使得一些改革的走向已经不是朝着一种新体制的建立，而是不合理的利益瓜分。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改革的共识在破裂，动力在丧失，而且社会群体结构已经产生深深的裂痕，政府宏观政策也往往进退失据。   　　 关于近年来在思想理论界的论争，我觉得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改革以及对改革态度的意识形态化问题。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尽量去掉有关改革讨论中的意识形态化因素，将改革作为一个可以理性进行反思和讨论的对象。　　 应当承认，近些年来，利益已经成为扭曲改革的一个基本因素。在利益扭曲机制的作用之下，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或财富掠夺的战争。住房制度改革几乎是最后一项利弊参半的改革。 …… 到 1990 年代，开始出现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 据有学者估算，每年的流失有几千亿的规模 …… 在最近几年时间 …… 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就是财富掠夺。掠夺与瓜分是不同的，瓜分针对的是公共财产，而掠夺则是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掏腰包。而这种掠夺，有相当一些是通过扭曲改革的机制实现的。比如，人们所说的“新三座大山”，即住房、医疗和教育，就是如此。   　 　   …… 改革是如何走到今天这地步的？从根本上说，是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措施的机制已经形成。 …… 其结果就是，改革的过程越来越多地被一些社会力量集团所左右，甚至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   可以看到，孙立平的措辞相当锋利。共产党一直喜欢咒骂剥削者的词汇—— “掠夺”， 现在却出现在自己领导的名义上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多么可怕啊——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开始形成。这是有胆有识的知识分子向执政者怒目呐喊，你们在把中国引向何方？可惜，这样的春雷唤不醒执政者，他们仍然我行我素。 孙立平把社会问题彻底披露在对话中：   …… 无论是从提高经济效益的角度还是从塑造新的市场主体的角度看，国企改革都是完全必要的。 但在事实上，国企改革成了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和对原有国企职工的野蛮剥夺过程。其他如人事制度改革、公车改革、公务员工资改革等都有可能重蹈覆辙。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社会中，改革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裂，改革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 …… 可以说， 1980 年代是一个对改革有着极大共识的年代。 …… 从 19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对公共财富的瓜分已经开始演变为群体间的财富掠夺。 国企改革特别是国企改制，至少断送了一部分群体的梦幻，而另外一系列改革的结果，是人们的生活更为艰难。   　 孙立平开了药方：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也许需要一个“与民休息”的时间。   　　…… 在改革的初期，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叫作“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这个策略在破除旧体制的阶段上是适宜的。但问题是，我们在转型阶段仍然沿袭了改革前期的改革策略。 比如，像国企改革这样涉及基本体制和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既没有充分的社会讨论过程，也没有系统的立法。 …… 对此有人形象比喻为，河上有船，岸上有桥，而我们却一意孤行地摸石头过河。 …… 我们的许多改革几乎都是以非规范化的方式进行的 。 …… 改革策略的转换需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卡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转型期需要的推进改革的机制无法实行。无论是整个社会对于改革的讨论，民众对于改革的参与，还是大规模的公正立法，都需要这个条件。我们在面临一种选择：要么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形成转型阶段所需要的改革策略，从而推进其他方面的深入改革，要么在政治体制改革缺位的情况下暂停其他改革。 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缺位的其他改革很可能将这个社会引入歧途。   　　看到孙立平这些对国家执政状态入木三分的揭露，令人痛心疾首：国家最高执政者，你们难道在昏昏欲睡，对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熟视无睹吗？在位不谋政，做什么执政者！ 孙立平的言语虽然锋利，嘴下依然留情。我要接着他上面的一段话说：中国社会的政治如果不改革，那么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将永远是寡头政治——专制的政治，却又是一盘散沙的政治。 经济观察报的记者也相当有水平，他问孙立平：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那么在实践的层面应当如何选择？   　　孙立平这样回答： 目前的几种主张：一是继续深化改革；二是调整改革的模式，使多数人受益；三是纠偏。   　　 究竟做什么样的选择，需要形成几个最基本的判断：第一，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不改革中国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必须坚持的，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路；第二，由于利益机制对改革的扭曲， 一些改革最终成为一场财富掠夺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对改革的共识与动力不能过分乐观 ；第三，由于经济社会生活基础秩序已经崩解，在目前情况下，即使是一种新体制建立起来了，也无法正常运转，一些必需的改革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举个例子，司法独立的问题目前还是法学界不断呼吁的问题。从理论上说，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考虑到我们社会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在我们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人们就不能不有一种担心，如果司法真的独立了，司法腐败不知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从这样几个基本判断出发，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不要轻易进行涉及重大利益的改革，同时对此前的改革进行治理整顿，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并重建改革的动力与机制。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其他方面的改革无法进行，从而推进整个改革的条件尚不具备情况下的一种无奈选择。   孙立平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中开出了这个药方，因为他知道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前的执政者，没有现代政治家的胸怀念与水平，缺乏高度责任性，按照社会发展惯性在治理社会。 孙立平沉重地叹息： 　   …… 确实，中国的许多改革因为错过了合适的时机而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但现在提出为了改革而治理整顿，并不是要拖延改革，更不是要否定改革，而是要退一步进两步，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条件。   孙立平还有许多精彩的分析，这里不再引申了。 如今，孙立平与记者殷练的这篇对话，已经过去 7 年多，可以看到，在 2005 年孙立平以他洞若观火的眼光，透彻地分析的中国的社会问题，今天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变本加厉。他粗糙地开的药方、提的一些建议，是他一个人在纸上谈兵。 我不得不叹息，共产党搞意识形态是强权政治——一统天下，但是解决问题，往往却是一盘散沙，每个领导都可以不负责任。孙立平啊，孙立平，你现在是帝师，你能够发挥作用吗？国家看似龙腾虎跃，经济繁荣的背后，却在不断的上演各种各样的悲剧。你提出的去意识形态化，在当今的体制下无法实现，这是多么的悲哀！ 中华民族，我不得不为你哭泣！              警惕！我们的社会在 溃败！ 2009 年 2 月 28 日 的南方网 ( 广州 ) 上，发表了讨论贴《孙立平：中国最大的威胁 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阅读这篇贴，深深感到孙立平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分析有胆有识，丝丝入扣： 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 …… 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 …… 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 …… 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    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 …… 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 …… 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 国家权力的碎片化 ；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孙立平指出社会的溃败已经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 …… 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 …… 孙立平毫不留情地指出执政者的严重失误： 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    …… 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 看到孙立平的这些分析，真为共产党汗颜。 对于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孙立平指出：    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孙立平指出： 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 孙立平把执政者批得体无完肤。毛泽东执政开始，统治者的思想就是中华民族的思想，连党内都不能实现民主，不要说让人民发出心声。当毛泽东肆无忌惮的发动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搞得天昏地黑的时候，谁能够站出来说话呢？谁也救不了这个国家于水深火热中。可惜现在的执政者仍然不让社会深刻解剖文化大革命，仍然保持最坏的法宝——压制言论自由、舆论一律，仍然讳疾忌医，把民主锁入铁笼，还孤芳自赏美其名曰“强势政府” （所谓“强势政府”，才能让我们国家经济如此飞跃发展），让中国失去政治改革的最好机会。 孙立平认为，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    …… 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    对于权钱的结合，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 这链条谁来切啊？几十年，日复日，年复年，执政者依然高枕无忧。 对于“维护稳定”，孙立平精辟地分析道：    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    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 。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孙立平认为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    去年是中国改革 30 周年。本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期待着对改革的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期待将 30 年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发展新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使得这个大好的时机被放过。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面对现实，包括面对改革的勇气和能力。    孙立平这些振聋发聩的话，不知道能否让执政者从睡梦中醒来。对于一些学者歌颂的“中国模式”，孙立平毫不客气的指出：    我一直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经济本来就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 30 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 3 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 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说对改革也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 看了这篇贴子，我万分佩服孙立平，他是知识分子的骄傲，中国有这样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中国人心没有死。 孙立平，民族的脊梁！     我与孙立平持一样的观点，不应该面临中国严酷现实，还歌颂中国模式。这个血淋淋的中国模式，牺牲了多少中国人的利益并贻害无穷，它幕后的悲剧在未来的历史中将令人发指。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除了孙立平分析的原因之外，我补充一个原因，在动听的市场经济乐章背后，执政者把“贪婪 ” 这个魔鬼从“潘多拉盒子”里放了出来，在各个领域泛滥成灾、通行无阻。“贪婪 ” 这个魔鬼在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                                       重磅文章，石破天惊！ 2012 年 1 月 9 日 的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由孙立平主笔撰写的重磅文章《须警惕“石头摸上了瘾，连河也不想过了”》，该文章发布了清华大学 2011 年度“社会进步研究报告”的主要论点。 这篇文章在我的心底掀起万丈波澜，文章的精神让我久久回味。 文章无情地把“盛世”中存在的最重大的、千疮百孔的社会问题撕裂给人们看，呐喊出了亿万群众的心声。 课题报告没有“主义与口号”，没有文字游戏，没有意识形态八股味道。 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中国青年报的官方网站删去了这篇得到好评的文章。连国家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教授的观点都不许在媒体上传播，可见，新闻的自由度到了人神共愤的程度。不让人说出真心话，这样的社会就稳定和谐了吗？ 文章毫无顾忌地指出——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 孙立平向人们敲响警钟，中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是 “ 转型陷阱 ” 。 “转型陷阱”最可怕的是这样一个结局——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 。         国家的经济发展畸形化，社会问题日积月累白炽化。我们不得不问：我们在是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呢？！ 沾沾自喜、夜郎自夸的中国模式，其背后掩盖了多少积重难返的悲剧。 孙立平 说过一段画龙点睛的话： 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 。 …… 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 17 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 80 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 80 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没有一种真 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孙立平 这段话没有任何的粉饰，说得非常精彩，最高统治者看到这 段话一定怒发冲冠。没有树立新文明价值目标的执政人想到那儿就做到 那儿，美其名 曰 “ 摸着石头过河”。 “ 摸着石头过河” 现在被称为“理 论”，作为最高水平的“创新理论”载入史册。可从这个“理论”一亮 响，我就始终怀疑治理国家能否采用这个没有任何担挡的“理论”，它不过是一句话，奴颜婢膝的文人造势把它发展成所谓的理论。我一直认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理论造成了今天社会的 溃败，历史会公正评论，不因为“权威”而退避三舍。      孙立平 有许多令人回味的经典话语： 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 重建社会已经成为一件愈益迫切的任务。 是重建社会，还是重建权力？是用一种更强有力的权力“包打天下”，还是形成一个多元的社会治理的模式？ 在缺少其他机制的时候，尤其是缺少社会的充分发育的情况下，独大的权力会由于缺少有效的制约而越来越失控，并最终失去治理的效能。 以勇气和魄力重建社会，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并在此基础上强化权力的治理能力，应当是我们的明确目标。 我特别欣赏清华报告中如下一段分析： 在既得利益群体崛起的过程中，下述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国企改制、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房地产热、企业上市融资 …… 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 报告再次提起人们熟悉的名词 ——“ 官倒 ” 。难忘的 1989 年，学生反对的就是 “ 官倒 ” 。那时，腐败已露端倪，为了防微杜渐，学生向当局发出了自己的心声。可惜啊可惜，执政党不但没有重视人民大众的呐喊，而使腥风血雨，于是社会的腐败变本加厉、泛滥成灾。      报告没有为 “ 中国模式 ” 锦上添花，坦率地指出： 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种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 　     报告认为，可能走出“转型陷阱”的道路只有三种：一是由政府实施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但这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 报告开出的药方恐怕难以实现。中国几十年来的“顶层设计”成功了吗？首要的问题是党内民主了吗？实现“群言堂”了吗？党的“核心”真正来自于 8 千万的党员吗？而这 8 千万党员多少人能够反映人民的心声、代表人民的利益？多少人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的水平而不是被洗脑的“人云亦云者”？党“核心”执政的得与失，在各种场合被使用“问责制”了吗？ 步履艰难，一年复一年， 溃败的中国社会在加速流血。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2012 年 11 月 30 日 ，在网络上搜索到标题为《学者：革命悄悄开始了 大陆剩 5 年改革》的新闻： 　　 （联合早报网讯）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中国大陆贪腐、社会不公、政改缓慢等问题已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多名学者昨天在北京一场座谈上谈到，大陆还有五年时间可以改革，否则将岌岌可危。 　　 财经“ 2013 ：预测与战略”年会，昨天进行“从法制经济到法治社会”主题时，改革派学者、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孙立平表示，现在大陆的问题不是法律健全不健全，哪条法律有无被执行，而是政府还能不能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转，还能不能回到法治轨道的问题。 他说：“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　　 他说，现在的大陆已是一个与法治完全格格不入的国家，且愈走愈远，其中维稳就是对法治的一大破坏、大倒退。 孙立平说，大陆需要转型，他还举台湾故总统蒋经国的例子，处理历史共业，台湾遭遇最大的事件就是二二八。唯一办法就是拦腰一刀切断，做一个切割，过去的问题，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新办法解决。现在大陆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越早回头，越早切割、越主动越好，否则将来能不能切割都是一个问题。 他说，大陆现在还有切割的条件，但已相当不乐观。现在民众还残存着一点对政府的信任和感情，有时候政府道个歉，有的人还感动的“泪水涟涟”，但是“涟涟”不了几年了，十年可能到不了，五年可能差不多了。到时，切割的机会已经错过，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武力镇压，维一天是一天，但社会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孙立平在这个会议上的全文发言，搜索不到，从上面的文字来看，这是我们看到的孙立平所有言论中最锋利的话语。 孙立平呼吁政治改革，把自己心中的思考彻底亮了响——中国如果真正需要转型（不是现在官方说的转型），共产党应该把自己的历史进行“切割”，一言以蔽之，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 怎样的“切割”，怎样的政治改革，孙立平没有详细的方案，他欲说亦休，如果竹筒倒豆子全部说出来，可能整个社会要天翻地覆，遭到灭顶之灾！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一些网友在 2012 年年末对孙立平文章的评论，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民意： 网友 吾家有爱 2012 评论说： 对每一个具体的公民而言，不必仰望庙堂，而是扎根社会，把专业技能与公民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 网友 李鸣生 评论说：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够正视既得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走出目前僵局与困境的勇气。执政大国，智慧、谨慎是重要的，但在今天的中国，勇气和魄力显然要比智慧更为重要。     ？ ——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 hnwxq1010582351 ： 清华教授孙立平：“中国社会的出路在公 平正义 , 公平正义的实现在机制，机制的建立在改革，改革的核心，是如何处理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一方面，如何限制、规范、约束公权力，另一方面 , 保障民众的权利。” . lllyyyjjjddd 2012-12-05 10:33 孙立平，中国有良心的知士。 认定一个社会好否，并不在于这个社会的财富聚集了多少，而在于这个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程度。     不论什么政治体制，是否能长期保证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评价唯一标准。     纵观历史，任何一次极具破坏的暴力的社会大动荡，都是在社会对公平正义极度扭曲后爆发的。 lllyyyjjjddd 2012-12-05 16:54 中国最重要的改革，是在全民普及公平正义的思想。 旺财是我家的小狗 2012-05-16 10:51 这个地方， 已经是严重的畸形和变态，加荒唐，没有什么好说的，除了脏话。                       要不要换一套话语体系？ 孙立平在 2013 年新年来临时，于 1 月 14 日在博客上发表感悟《抛弃改革这个词，换一套话语体系》 : 我们是不是应当抛弃改革这个词，换一套话语体系了。   　　首先，改革这个词，已经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而且在不同的人那里，被意识形态化的具体含义是不一样的。现在说改革，不同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从现实的作用来看，改革这个词已经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你说要进行改革的时候，主张改革的人还没弄清楚改什么呢，反对改革的人先警惕起来了。也就是改革的力量还没动员起来，先把反改革的力量动员起来了 。 　　 比如，你一说改革，既得利益者想是不是要动我的利益，公务员想会不会丢饭碗，老百姓想是不是要瓜分国有资产，思想僵化者想是不是搞西方那一套。还没做事呢，先惹一身骚。   　 　　 换一个什么话语体系？我主张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首先，对新的十年要有一个更高的立意。中国人愿意按三十年划线。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说，前三十年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框架。今后三十年，要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在是新的三十年的开端。   　　建设的字眼异常温和，但打开了无限的空间。   　　在建设公平正义社会的题目下，要有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前三十年，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都应当做。今后三十年，凡是有利于建设公平正义社会的，都应当做。因为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没有什么禁区。   　　 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必须有一系列制度保障吧。这样就需要建立一系列新制度。如果将建立这种新制度的过程叫做改革，我也不反对。   　　…… 公平正义是凝聚变革共识，形成变革动力，超越左右分歧的重要基础。   　　中国不需要再在改革的话语中纠缠，不是要克服改革的阻力，而是要在一套新的话语的基础上实现一种超越，以这种超越，实现实质性的进步。   　 　 我的看法是，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说，还在改革话语的泥潭中继续纠缠，我们已经纠缠不起。   我举双手，支持孙立平的呐喊： 未来的十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艰难的十年。因为在这之前，很多事情还可以拖，未来这十年，很多事情拖不了了，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思维是非常重要的。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对孙立平这篇随感的评论： 南山笑客 ： …… 所谓中国特色无非是最后一块遮羞布 jxy200412 ： 体制不改，任何出发点良好的改革都成为了利益集团剥削民众的工具 freeday158 ：    …… 我们需要变革，请先从意识形态开始，不要再搞现代的两个凡是，好不好？ 枫叶流丹ABC ：      问题不在换不换什么话语体系，而是有没有刮骨疗毒的勇气，敢不敢拿自己开刀。舍此，纵然换一百套话语体系又有何用？ lxw16237 ：    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怎么实现？     现在主流话语是坚持改革，不改革死路一条，改革的方法是摸着石头过河。河对岸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过河的过程中是否被淹死我们也不知道。当付出巨大代价改革成功后，我们发现已经到达的此岸并不是改革前梦想的理想彼岸时，某些人依然在忽悠继续摸石头，幸福彼岸就在前方，难道还不允许我们质疑吗？     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走出深水区是必要的，但总应该告诉我们目的地吧？相对于永远到达不到的理想彼岸，曾经熟悉的此岸是否可以列入目的地？难道连讨论的余地都没有？     就目的地达成一致后，我们是不是应该再讨论一下是搭桥还是绕路，难道就非得趟河而过？在深水区摸石头，一旦摸错方向随时可能丧命，这就是我们矮个的警惕一些人忽悠我们摸石头的原因。 天牙舍取 ：    改到无以为改了，改为改口号，悲唉！ 孙立平，历史会记住你！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郭宇宽：我的“毛粉”外婆 进入专题 ： 外婆    ● 郭宇宽 （ 进入专栏 ）   　　 　　我的外婆去世了。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多时光里，我非常痛苦，一想到我的外婆，我的心就像被刀扎一样，这是我心里长时间无法直面的创痛。我的外婆居然是一个“毛粉”，很长时间，我无法和她有任何深入的思想交流 。 　　但我一直知道她是一个好人，一个对别人特别好的人，如果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有些人，在脑子里从来没有邪恶的念头，从来不想占别人的便宜，从来不想坑害别人，从来不贪慕别人的财富，我的外婆就是这样一个人。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她的脾气，前些年她有一次出门坐公共汽车，下车的的时候刚一条腿踏下，车就开动了，害得她摔倒，腿骨折了。在医院了住院了两个月多，打了钢钉。公交公司承担了住院费，但出院以后恢复了半年，一直要人护理，吃了很多苦头，要按我的想法，既然责任在公交公司，不光是医药费，至少雇保姆看护，卧床了半年多，之后还要人伺候很久，这些费用总要谈判一下，咱们也不是胡搅蛮缠，合法的权益谈一谈总不为过吧。我后来知道人家公交公司的上门，完全承认错误，人家也知道这么一个老人，受此折磨很过意不去，准备要给些慰问金，她外婆居然把人家往外推，说算了算了，别给公家添麻烦，还让人家别担心。她的逻辑是，我们家又不缺钱花。 　　外婆对我也非常好，小时候我住在爷爷奶奶家，我爷爷和奶奶都来自于有几百年历史的江南读书人家庭，虽然受过西式教育，但他们身上有非常正统的儒家传统信仰，他们在49年之后依然固执的在家里坚持一些挺古老的传统，比如从小跟我反复讲一些我当时不大能理解的概念，比如长幼有序，精忠报国，光宗耀祖。我爷爷奶奶偏执到认为小孩子绝不能穿皮鞋，不能穿丝绸，甚至不能吃冰激凌，否则就会培养出纨绔子弟，我一直到上大学，参加全国大学生辩论赛，才有了第一双皮鞋。与之相对照，我外婆对我就可以算做溺爱了，她带我去出去玩，只要看到有什么好吃的，稀奇的都会给我买，都不问价钱，记得很小的时候，她带我去上海玩，我印象中当时上海的自来水特别难喝，开水喝着像漂白粉汤一样特别涩，让我对上海印象很差，我吵着要回南京，她就给我买了很多我记不得牌子，就是记得很贵的罐装水喝。 　　她1931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很有钱的家庭，我的外曾祖父叫胡信义，老家在镇江，来到上海，从小伙计做起，创业非常成功，开过金铺、银号、纱号、米店，在他三四十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颇为成功的商人，据说被当时的报纸称作“金钞大王”。过去电视里出现荣毅仁当了国家副主席，我外婆就随口说，过去我和荣家的谁谁谁熟的很，常一起玩。我的外曾祖父49之后就倒霉了，先是公私合营，后来他的产业彻底被共军霸占了，再后来在50年代就以“经济特务”之名被捕，送去黑龙江劳改，音讯全无，亲属去黑龙江探视也见不到人，过了好几年，通知他死了，如何死的？不知，连尸骨都无存。产业被充公以后，家里还有大概百斤的“黄鱼”，就是金条，外曾祖父预感不祥，把金条藏在红木家具的夹层中，一部分埋在地板下面，都没有逃过造反派的掘地三尺，我外婆的兄弟姐妹，受家庭牵连，她有个哥哥，在清华读书，原本选拔要去苏联留学，后来送去下乡劳改，死得不明不白；她的大姐是东吴大学毕业的，分到了最高法院，大姐夫是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心向大陆来建设祖国，也被打成了特务，在狱中受尽折磨。这样一个家庭可以说是家破人亡，劫后余生的，个个萎靡不振，除了想出国，都胸无大志，那是后话。 　　这里主要说我外婆，她成长在这样的家庭，条件非常优越，小时候家里有佣人伺候，有家庭教师，这种家庭条件，大概容易培养出头脑简单单纯的人。我外婆一辈子不会做家务，也不爱读书，她是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复旦大学是一所专为纨绔子弟准备的很不着调的学校，回忆起她的大学时光，就是唱歌跳舞，再就是积极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据说她还参加过复旦的学生会主席竞选，在当时我外婆绝对是一个热情而又美丽新潮的女性。如果我的外曾祖父选择在49年钱带着一家人去美国，他当时全家的船票都买好了，只是最后一念之差，她的人生估计会是安逸浪漫的。 　　49年，共军占领上海，我的外公当年是一个年轻帅气而又充满野性天不怕地不怕的土八路，他14岁参加八路，南征北战，福大命大，身上一处枪伤都没有。当他骑着马进入复旦校园的那一刻，就像杀进纽约百老汇的人猿泰山，对于那些锦衣玉食又无忧无虑的富家小姐，尤其具有雄性魅力。可想而知像我外公那样来自山东农村只会打打杀杀的土鳖，见到一个像挂历上一般的美女，全部革命意志都崩溃了。在50年代初他们就好上了，后来这完全来自于两个世界的男女，就演绎了半个多世纪忠诚的爱情。 　　我外公他“参加革命”没有什么大道理，他成分好，三代贫农，当八路就是为了抢好东西吃，我小时候听他讲革命故事，都离不开吃字，讲打进一个县城里，他抢了一袋子伪军厨师的干海参，拿钢盔炖着吃；还有一次打胜了仗，一个地主杀了一头猪慰劳他们，吃得很开心。按我外公的说法，说他第一次上我外婆家见他未来的老丈人，见面就给他塞了一包金子，都是“黄鱼”，掂掂有好几斤重，给他做见面礼，他硬是一根不要。我估计我外曾祖父当时也忐忑不安，自己的女儿和一个八路好上了，不知是福是祸？如果是来打土豪分田地的，早点儿送点儿钱打发了。 　　我外公读书不多是个粗人，但他身上有着山东农民的朴实忠直，他非常崇拜彭德怀，彭德怀指挥他们打了百团大战，他就一直认彭德怀是他的带头大哥，自从彭德怀给毛泽东打倒，他就一肚子抱不平，他为他的老大抱屈，恨毛泽东不仗义。我在他面前一提毛泽东，他就来气，他的说法“这个坏东西，比蒋介石还坏！”，在他的历史坐标系中，蒋介石就算坏人了。他爱过嘴瘾，照他的策划”彭德怀就是太老实，老子要有机会，揪住他，一枪毙了这老不死的，宰了喂狗去”。为了他一肚子牢骚怪话，又离开了他们山东人的山头，文革中他也吃了不少苦头，不过他仗着出身实在成分太好，又没太高的位置，所以还算苟全了性命。但我觉得他除了对彭德怀，还有当年领导过他的一个是什么十纵的白营长，还有回民支队的马本斋司令这样少数几个共军干部死心塌地、五体投地，一说起来恨不得眼泪汪汪的，对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共产党其实没什么好感。 　　而我外婆则表现出了一个被共产主义彻底洗脑后的大公无私，她在我面前自豪的说起，她被下放到农场的时候，她能像农民一样挑百斤的担子，在冬天下地干活，我听得毛骨悚然。她最得意的人生经历是她是民盟的，不是共产党员，80年代学校居然让她当了政治辅导员，这标志着她一个资产阶级小姐历经千辛终于得到了党的信任。 　　我的外婆的政治立场是非常坚定的。89年的5、6月，我正在小学要毕业的那年，要升中学了，没什么事做，我们家在大学院子里，看着一队队大学生意气风发的上街游行，要民主，要自由，反腐败，我觉得特别好玩。每天放学就骑着自行车到鼓楼广场，大学生们就会给我几个写着标语的小旗子，什么“打倒李鹏”，“小平下台”之类的，我把小旗子插在自行车上就跟着游行队伍走，一点都不觉得累，天黑了才回家，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我爷爷奶奶和他们的一些朋友，都比较支持学生，看见游行队伍捧着募捐箱的就捐钱，当时电视里播出李鹏和学生对话，我看着这个人都非常讨厌，居然还是总理，所以我也觉得抗议是一件很有正义感的事情，尽管我在我的小学同学中找不到什么这方面的共同语言。 　　直到六月四号的那一天，我当时的知识水平，完全想不到居然在北京开枪杀人了，记得当时也没有互联网这些传播工具，中央电视台都在反复宣传“共和国卫士”，“威武之师，仁义之师”，李鹏又出来讲话，特别讨厌，但除了听到受到干扰的美国之音，就是在当时东南大学的海报栏，有人拿复印机印了一些从北京什么途径流传出来的照片，拿A4纸复印的，黑白，不是很清晰，但能看见尸体横七竖八，还有被坦克压死的，惨不忍睹。我看得失魂落魄，想给我奶奶爷爷看看，就扯了几张带回家，我奶奶看了说，你怎么把这些带回来呢？你应该把这些留在那里，让更多人看见啊。于是我鼓起勇气，整了点浆糊，晚上把那几张图片又贴了回去。 　　我外婆的态度则截然相反，我跟她说北京军队镇压学生啦。她就说：“你不要听美国电台乱讲啊。”我说我都看到照片啦。她就直摇头“你中毒太深啦。”我跟她没法讲理，气得要命。我外公倒在一旁打圆场“在家里说说不要紧，到学校千万不要乱讲啊。” 　　也许89年的那个夏天是一个风水岭，塑造了我最基本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也使这之后我和我外婆在思想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晚年她的主要乐趣就是三样，旅游，打麻将，唱红歌。前两项没什么问题，后一项我们有很大的分歧。我外婆最爱看的电视节目就是央视的文艺节目，她是李双江、蒋大为、郭兰英等人的忠实粉丝，她非常积极的爱唱红歌，还爱积极参加东南大学组织的各色歌咏比赛。而我爷爷奶奶非常反感红歌，我爷爷爱听京剧，看见电视里唱红歌就调台，我到了高中以后也很反感，我会唱不少红歌，但都是带着崔健式的有些调侃有些反讽的心态唱。到了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声音条件不错，凡是什么五四歌咏比赛之类的，我常当个领唱领颂，我也能应对自如。但比如有一次，刚上硕士，我到了管理学院，一次歌咏比赛，好像学院的合唱团要表演一个长征组歌之类的，让我在前面领诵，排量中，我朗诵了两遍，学院的一个副书记不知道的我的脾气，说“朗诵得没问题，但你还要把你对党的感情朗诵出来。”我回他：“我对党真没什么感情。”我看着他目瞪口呆的样子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但我外婆不一样，她在家里打开电视就看央视同一首歌之类的节目，唱起红歌来是真饱含深情的，我外公都不喜欢听这些，他就躲到另一个房间看球赛、拳击赛，比如前些年有个叫阿宝的歌手，扎着白肚巾唱“毛主席领导咱们打江山”，我外婆听得兴高采烈，在家里就引吭应和。我听得不是滋味，简直有生理反应，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我心里话：“你给毛泽东整得家破人亡，还他妈打江山呢！”有几次我实在忍不住，问她，毛泽东到底干了什么好事啊？她说：没有毛主席能有今天的好生活么？现在多幸福啊！我说：那香港，台湾都没好日子？过去你们家受得苦还不够啊？说不了几句，她就理屈词穷，就说：你别讲了，我心脏病，我心绞痛。 　　有时候说到上海往事，她也会很痛心，她说：我爸爸不是经济特务啊，他是给冤枉的啊！但她的历史解读就是“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残害忠良。我又忍不住了，告诉她，没老毛撑腰，江青四人帮算什么呀？她又一捂胸口：你别讲了，我心脏病，我心绞痛。 　　我觉得我外婆是一个头脑极为简单的人，简单到无法处理摆在面前的真相。我到了大学以后越来越和她没有办法在思想层面有所交流，见了我关心我的学习工作，就问我：什么时候出国啊？跟我讲某某亲戚，现在在美国入了籍了，生活得非常好啊。他们觉得出国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但我其实一点儿都不想出国，后来我也出国了很多次，在国外哪怕生活再好，空气再好，我也就是看看，学习学习，从来没有一点儿想要留在那里的意思，我觉得那种生活是人家的国民累世奋斗挣来的，我要活得心安理得就得在中国奋斗。 　　他们后来知道我不会出国，就又劝我入党，要我政治上要要求进步之类的，我一听就反胃，我外公讲得最彻底：“共产党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不入党，他们会欺负的你的啊。”可能是他们受得苦太多了，文革中的世道太险恶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很幸运的，遇到了很多好人，大学的时候我因为在学生活动中比较活跃和学校的领导们都比较，也经常有机会交流，比如有个学校管学生工作的党委书记，我们讲到文革和对毛泽东斯大林的看法，他就非常严肃的说：“宇宽，我不同意你这些观点，你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他嘴上这么说，大概觉得我是个不错的青年，各方面都对我非常爱护照顾。很多我的领导都是这样，说不赞同我的观点，但对我很不错。 　　我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因为在大学生辩论会上的表现，到陕西卫视和湖南卫视主持节目，还在中央台主持节目，这让我外婆非常自豪，她跟别人都介绍自己外孙是主持人。她觉得我要发展的道路就和朱军、赵忠祥差不多，这些都是她喜爱的节目主持人，她说你什么时候主持晚会，一定要告诉我哦。其实我对那样的事情发自内心的一点儿兴趣都没有，我甚至连束手束脚的当个主持人都没兴趣。我硕士毕业的时候主动辞了主持人去当一个文字的调查记者那样可以有更多的选题自由，因为当访谈节目主持人选题不自由，禁区太多，当文字记者，去调查上访，拆迁，这些当时电视根本不报到的事情，为那些受委屈发不了声的人说话，(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郭宇宽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