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

德国之声|长平:变本加厉的流放制度

2009年6月4日,在香港维园烛光悼念晚会上,熊焱作为“六四”学生领袖代表,发表了演讲。当时我在现场,至今还记得他演讲时声情并茂的样子。昨天(2015年4月23日)他再次抵达香港,想要借道回湖南探望病危的母亲,却被拒绝入境。时间再往前推至1992年,熊焱坐了两年监狱之后,取道香港流亡美国。那时的香港,是帮助异议人士获得自由的基地。今天的香港,成为打压异议人士的帮手。针对香港政府的作为,熊焱对媒体说,“我终于感觉到……没有什么一国两制,现在都被共产党所控制,所以他们也没有自由。”熊焱早已经不是第一例受阻者。这不只是说明香港这个所谓国际化都市的变化,而且也显示中国的“边境控制”范围在扩大。同时无数事实证明,“边控”人数也越来越多。过去可以自由往返的一些批评人士,现在也都上了“黑名单”。他们的亲人,甚至朋友,都受到株连。尽管熊焱加入了美国籍,但是众所周知,他被拒绝回中国跟国籍没有关系,而是因为他曾经和现在批评中共政权。中共以剥夺其出入境自由的方式,作为对这种批评的惩罚。美国也有人仅因批评执政党被拒回国?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制造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流亡人群,也列出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边控”单名。这些被剥夺出入境自由的人士中,大多数是政治异议者,甚至仅仅是政府的批评者(在中国政府对社会空前严厉的控制下,很少有人有机会做出言论之外的反政府行动),因言而获罪。和其他“六四”学生领袖一样,熊焱在26年前作为一个年轻学生所做的事情,不过就是参与组织大学生抗议运动。出国之后,中共喉舌媒体《环球时报》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能列举的他的“罪状”,也仅仅是他对媒体发表“激烈谈话”,主张中国人要“非常严肃的抗争”,以及“他曾公开支持法轮功的活动,要求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环球时报》理直气壮地为中共“边控”辩护说,“这决不仅仅是中国的逻辑,如今世上很多国家都有因各种原因难以回到故土的海外流亡者,包括美国也有,真实的世界就是这样,你懂的。”这是故意混淆是非的言辞。美国以及所有民主国家,真的有因为仅仅批评执政党就剥夺出入境自由的例子吗?中国政府“边控”的批评者,不仅有熊焱这样更换了国籍的人士,而且包括无数中国公民,以及当时还是中国籍的熊焱等民运人士。世界上还有多少国家这样对待本国公民呢?在这篇时事评论中,“你懂的”是一种小流氓的语气。中国政府不仅这样说话,而且也这样做事。拒绝批评者回家探亲,即便在中国的法律中也找不到依据。从道义上说,更是自打耳光——中国政府一向宣传中国传统比别的文化更重视家庭,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是大讲孝道。2009年,上海异议人士冯正虎被拒回国之后,在日本东京成田机场进行了出色的抗争。滞留机场抗争三个月之后,面对如潮国际压力,中国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允许他回国。变本加厉的流放制度民主国家也有边境控制,除了非法移民、刑事犯罪、洗钱等一般性问题之外,可以和政治挂钩的大概就是持有政治观点的恐怖分子了。中国官方宣传中移花接木,偷换概念,把“批评中共政府”改称为“危害国家安全”。事实上,中共自己也明白,异议人士和恐怖分子相差何其远也。绝大多数被中共“边控”的人士,从来没有组织参加过暴力活动,而且公开声明践行非暴力主义。他们反对专制,呼吁民主,即便在中共的党史宣传话语中,也是建设国家而不是危害国家的作为。部分异议人士也有回国的机会,那就是要写一份“保证书”,保证永远或者在某个时期内不再批评中共政权。以边境控制手段来维护一党专制,拒绝民主政治,这是滥用国家权力。这种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仅仅以黑社会式暴力恐吓来令其生效的做法,不仅羞辱了异议人士,也羞辱了这个国家。“边控”是古代流放制度的延伸。流放曾经是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刑法,随着政治文明和法律文明的进步,其因野蛮而被纷纷放弃。中国清朝末年也从法律中明令废除了流放制度。中共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法律条文中恢复这一过时的制度。然而,事实上,它一直在实施这种惩罚,而且变本加厉。古代的流放尚且经过当时的法定程序,如今则不经审判而任意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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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前六四学生领袖吁中国准许母子最后见面

洛杉矶—一名当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星期六发出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发公开信,希望他们让他如愿去中国看望身患重病弥留中的母亲。熊焱是20多年前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中国政府动用军队镇压之后,把熊焱列入21个学生领袖的通缉名单,将他投入监狱。1992年流亡美国攻读神学,后来成为美国陆军的随军牧师的熊焱去年申请签证去中国探望病重的母亲,但被休斯顿的中被国总领馆拒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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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廖亦武:当今世界最有权威的政治难民

2011年8月23日,我从中国逃出来不久,在德国小城威士巴登,受到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私下会见。当时,有非常多的崇拜者迎候这位年近八旬的“政治难民”,可以说,他是当今世界最有权威的“政治难民”了。而我当时,心情复杂,虽然经历了曲折的渠道才辗转逃到德国,但还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流亡了。我对媒体说,我是为了出版监狱自传《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而暂时跑出来。达赖尊者身边的人,某一日看了美国《先驱论坛报》,上面正巧登载着我的故事,就向老人家提议:能不能找这位仁兄聊聊?尊者欣然点头。于是在威士巴登市政府楼中一间小屋内,尊者、我、廖天琪,还有藏语翻译,围绕一张小方桌,交谈了20多分钟。恍若梦中,我不知该说什么,倒是尊者主动问起中国,甚至问起我的家乡四川。我规规矩矩地回答,虽然尊者的温暖大手时不时盖在我的手背上,但依旧没彻底缓解我的局促。最后,我不由自主地说:“真不知道前方是什么。”尊者收起笑容,若有所思:“前方是什么?我们都在摸索,我比你大那么多,还是需要摸索。只有共产党,既不怀疑,也不摸索,毛泽东说宗教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他是皇帝,一言九鼎,没人敢怀疑,可是他死了,地球还在转动。中国经历了许多历史朝代,比较之下共产党统治算短暂的,很快就过去了。说不定你写的书都比他们寿命长呢。所以前方是什么?前方就是毛泽东几十年前鼓励年轻达赖喇嘛的话:‘要有信心!’”达赖尊者已经流亡50多年,随着他,还有1999年底十七世噶玛巴的流亡,整个西藏国土都沉沦了。一百四十多位无辜藏人的自焚,也不能撼动独裁政权的铁石心肠,但达赖尊者还是说“要有信心”——虽然我心中疑惑甚多,但从此却获得了一种源源不断的无形力量,佛教叫“加持”。为了获得达赖喇嘛和噶玛巴的“加持”,数不清的藏人翻越重重雪山,冒着被边防军射杀的危险,从自己的雪域祖国偷渡到印度。半个多世纪,600多万藏人,至少有六分之一流亡在世界各地。今年2月20日,在斯图加特的国际难民对话中,有位来自丹麦的西藏歌手,唱起了高亢的家乡民谣,两眼闪闪放光,似乎超越了所有的观众,从灵魂上回到冰封的世界屋脊,回到牦牛、经幡、庙宇和磕长头朝圣的藏胞之间。休息时,她对我和忆梅谈起献歌给达赖尊者的场景:“那是我人生最最幸福的时刻,可给尊者唱歌的人实在太多,轮到我,尊者听困了,打起瞌睡来,偶尔一睁眼,还冲我笑呢。嘿嘿,我们藏人嘛,达赖尊者在哪儿,祖国和家乡就在哪儿。”这一瞬间,我对这位歌手有一种说不出的羡慕。我不是藏人,我能说达赖尊者在哪儿,我的祖国和家乡就在哪儿吗?叙利亚内战难民,能以他们的语言,乌克兰的难民,能以他们的语言,朝鲜和阿富汗的难民,能以他们的语言——简单地说出类似的话吗?好像不能。每个难民的内心,都有不同深浅的刀伤。其他人的疗伤手段我不太清楚,可我的疗伤手段是写作。我使用汉字写作时,就暂时回到在现实中回不去的“纸上的故乡”。如此苦难、残暴和荒唐的故乡,但在回忆中,因为一层层时间面纱,又凸显出些许的悲凉诗意。比如20多年前,在监狱中教我吹箫的老和尚,他的岁数比达赖喇嘛更大,一生中,要么在老家的寺庙,要么在他乡的监狱——他内心没刀伤吗?好像是没有。因为对于和尚,监狱是另一种修炼的寺庙。他每日的功课是“得到自由”;因为心不自由,一个人无论在哪儿,都活在监狱里。在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中,流亡的达赖尊者可以是被囚禁的老和尚。被自己祖国驱赶的难民是人类抹不去的胎记吗?我的祖国为什么不可以在一本书、一首诗或一段音乐里?虽然这样的“祖国”很脆弱,随时可能被打断,被撕毁,被遗忘,但是“要有信心”。2015年3月5日于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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