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

　　 北京大学中文系名教授林损(林宰平)讲解杜甫的《赠卫八处士》，居然称此诗类同于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杜甫认为这位卫八处士很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老朋友，杜甫大不满意，所以，结尾处明确表态:“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从此之后，你卫八走你的阳关道，我杜甫就走我的独木桥。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明明是一首充满儒家人文关怀的好诗，可郭沫若先生居然能将它说成是反映杜甫反动地主立场的作品，大加鞭挞，无端指责，而且吹毛求疵到了这样的程度:“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三次。一般地说来，一重约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候比起瓦房来还要讲究。” 　　 在动笔写作这篇小文之前，我曾陷入很长一段时间的踌躇和纠结，是不是放弃才好，毕竟下面我文章中将涉及的人，都是些享有海内外盛誉、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学术前辈。更重要的，是他们早在多年以前已经驾鹤仙逝，我如果不慎而写得有偏差、有缺陷，他们也无法加以纠错指谬，从学术讨论平等立场而说，“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并不公允。 　　 但是，心灵煎熬、思想长考的结果，我还是决定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原因无它，就是建立在事实上陈说，秉笔直书，不为贤者讳，是学术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前提，是尊重内心学术良知的基本要求，同样也是对前辈学者学术贡献的最好纪念。 　　 与当今学术界急功近利之风甚嚣尘上、愈演愈烈，学术成果的水准江河日下、滥竽充数，学术品格的尊严斯文扫地、惨不忍睹相比，我们的前辈学者，无论是知识的广博、学养的深厚、识见的卓荦、品味的高雅、视野的开阔、成就的杰出、影响的巨大，都是令人高山仰止、追慕无已的。 　　 清人赵瓯北诗云：“李杜文章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话说得既对，又不对。我认为：在当今这个学术高度政治化、文化极端商业化的社会里，这些学术大师的成就业已无法复制，那里还可能有几个人能做到“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呢？能稍稍认真地捣鼓出几份不太离谱的“文化快餐”，已属于难能可贵了。然而，这些学术大师的精神理应秉承弘扬，重振国学，再铸国魂，当是这方面的初步努力。无论什么时候，在我们这些后学者的前行过程中，他们的学术贡献，永远是一面具有引领意义的光辉旗帜。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对前辈学者以及他们的贡献，怀有敬畏之心、感恩之情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敬仰不等于盲从，推崇不等于迷信，若是在其面前画地为牢、亦步亦趋，那么，学术文化的发展也就原地踏步，停滞不前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像杜甫所说的“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更何况，前辈学者是“人”而不是“神”，“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受政治环境、学术资源、专业局限等外在因素或内在条件的影响，他们也可能出错，也可能闹笑话，甚至于闹匪夷所思的笑话。我们今天也应该秉持孔夫子的教诲，“当仁，不让于师”，实事求是加以指出，这才是对待学术事业应有的正确态度，也是对前辈学者和他们的贡献的真正尊重。 　　 前辈学者中，的确有不少才高八斗、学贯古今的大家名流，但是，学问大的人，往往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棱角，甚至有一些怪诞的言行，这同样会在他们的教学与研究中顽强地表现出来。张中行先生在其回忆文章《红楼点滴三》中曾提及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名教授林损(林宰平)在课堂教学上的趣闻，说这位林教授上课时常常是发牢骚，讲题外话，讲解诗歌，一学期不见得能讲上几首，就是这么寥寥几首，也经常喜欢随口乱说，以表示与众不同。如讲解杜甫的《赠卫八处士》，居然称此诗类同于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杜甫认为这位卫八处士很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老朋友，杜甫大不满意，所以，结尾处明确表态：“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从此之后，你卫八走你的阳关道，我杜甫就走我的独木桥。将一首歌颂真诚友谊的诗讲成这般模样，也称得上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了。怪不得，到后来林公铎先生会让北京大学给解聘了。 　　 林公铎先生的奇谈怪论，还是属于在课堂上信口开河的范畴，大概连听讲的学生也不会把它太当回事情。可是有的学者的研究虽说没有像林先生“高论”那样出格，可是其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是颇有商榷的余地的，更为要害的，它们还堂而皇之地刊诸于论文或专著，广泛传布，徒增纷扰。究其原因，发表这些观点的先生都是有大学问的专家，才华横溢，学富五车，则就免不了纵才使气，率尔操觚了，以至于导致观点有所偏激，结论有所乖戾。 　　 像童书业先生天资之高、功底之厚、学问之大，乃是名闻整个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的。作为历史学的权威学者，童先生专长于春秋史的研究，著有《春秋史》、《春秋左传研究》等鸿篇巨制，其在这一领域的造诣之精深，直到今天也无人能出其右。此外，童先生在中国古代手工业史、中国绘画艺术史、中国陶瓷工艺史、中国古代思想史等领域中，也是研究精湛、成就卓著的专家，相关论著都是后学者必备的案头参考书。敝人母校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数代人，至今提到童先生以及他的学问、他的逸闻，依然是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引以为荣幸和骄傲。 　　 可就是童先生这样的天才型学者，其个别的学术观点也一样难免是过度的标新立异，似乎颇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众所周知，《春秋史》是童书业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属于典型的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可是，就是这样严肃的学术论著，也可以发现其论证不够严谨、创意过于大胆，天马行空，自说自话。 　　 譬如，该书第二章“从西周到春秋时的经济和社会情形”，设有“娼妓制度的猜测”一节，娼妓在春秋时究竟存在，是可以“猜测”的，但是，童先生所依靠的重要论据，居然是《诗经》中的《郑风.出其东门》等等，这多少有些离谱，不够审慎了。童书业先生所征引的《出其东门》的文字，是该诗的第一节：“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这里，我们实在看不出有任何“娼妓”的影子或痕迹。 　　 大家都知道，《出其东门》是一首歌颂坚贞爱情的诗篇，余冠英先生《诗经选》一书中有关此诗的题解，是一般人的普遍认知：东门游女虽则“如云”“如荼”，都不是我所属意的，我的心里只有那一位“缟衣綦巾”、装饰简朴的人儿罢了。 　　 可就是这样一首普通的“爱情诗”，让童书业先生将它与娼妓制度联系了起来，还滔滔不绝引申开去，说它“隐约有娼妓制度的存在”，理由是“东门外为何会有如云的游女……他们和她们怀着什么目标，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恐怕也太求之过深，离题万里了。可它的的确确是写进了严肃学术著作当中，白纸黑字，立此存照的。这不能不说是童书业先生的小小疏漏，也是《春秋史》一书中的软肋。 　　 其他像童书业先生在其《先秦七子思想研究》一书中论说庄子与杨朱为同一个人，断言庄子为儒家孔子弟子颜渊一脉的“后学”，同样也是没有充足证据的推理，在学术上恐怕是难以让人所苟同的。治学严谨的童书业先生尚且如此，当时更多的学者或许也就更下而等之了。 　　 在诸多学术前辈中，比童书业先生走得更远的，可是多得去了。随便举上一例，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学界还曾流传过“墨子为印度人”之类的观点，发明者可不是普通人，而是颇有名望的大学者胡怀琛，他在《东方杂志》、《中国学术周刊》上发表《墨翟辨》和《墨学出于印度辨》两篇文章，后又出版《墨学辨》一书，石破天惊地提出“墨翟出于印度”、“墨翟为印度人”和“墨翟为印度婆罗门教徒”等说法，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一时骚动。 　　 更令人惊诧的是，赞同此说者居然是大有人在，如有一位名叫金祖同的学者，就曾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墨子为回教徒考》，更提出墨子为阿拉伯人。这些名教授所申述的理由，就是《墨子·贵义篇》有墨子“色黑”的记载，所以他们就论断墨子是印度或阿拉伯人，这纯粹是一种臆测，怪诞荒谬，实在是太夸张了。如果以皮肤“色黑”来推断墨子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那么就干脆将墨子说成是非洲人算了，因为他们的肤色更加黝黑。 　　 近些时间来，社会上怀旧情绪漫延，不但向往毛泽东时代，而且更对民国时期充满遐想，说什么“民国范儿”。学术文化同样以民国为尚。但是民国没有那些人所想象的那么美妙，同样的道理，民国时期的学术文化也没有优秀到高不可攀的地步，民国时期的学术界固然出过很多的第一流精品，但也不乏胡言乱语的垃圾，一样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我们在今天，实在没有必要将当时的学术文化成就加以神秘化，神圣化，更是用不着因此而丧魂落魄、顶礼膜拜。 　　 前辈学者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学术根抵至厚实，知识积累之丰盈，不是今天的人们所能望其项背的。可是，为什么，有些今天看来属于常识层面的东西，他们也会犯迷糊，闹笑话的呢？这中间一定存在着深层次的原因。我想，这中间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于两点。一是“趋时”，二是“自大”。 　　 先说“趋时”。 　　 中国是一个拥有长期专制集权政治传统的国度，在这种统治模式之下，读书人与政权之间就很自然地形成了所谓的“毛”与“皮”的关系。读书人没有独立的人格，这就很难坚守有“独立的精神”与“自由的思想”。读书人个人奋斗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进入体制，依附于体制，服务于体制，即所谓“学成百般艺，售于帝王家”。 　　 这样的主仆依附关系，决定了读书人一切唯上是从、唯书是从、唯官是从。“上有所好，下必甚之”，这在其学术研究中同样要得到鲜明的体现。于是，必然会削学术研究独立性、科学性之“足”，去适当局的意志和好恶之“履”，必然会导致学术研究结论上的理性价值与文化公信的被扭曲甚至消失，这是不以学者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郭沫若就是这方面具有典范意义的例子。 　　 在我们那个青少年时代，郭沫若无疑是整个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龙头老大。郭先生是真正的天才，才华横溢、聪慧绝顶，在近现代中国，除梁任公之外，恐怕无第二人了。他搞什么，都能臻至第一流。写新诗，写出《女神》，让其他新诗人黯然失色；研究甲骨文、金文，捣鼓出《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等名山之作，荣登甲骨“四堂”之榜，“堂、堂、堂、堂，郭、罗、董、王”(甲骨文研究领域的最著名四位学者，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郭沫若号“鼎堂”)；研究历史，则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历史人物》、《奴隶制时代》等鸿篇巨制面世；客串戏剧，笔下风云，便有《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高渐离》、《南冠草》、《屈原》等历史剧引领风骚、独占鳌头。这种才情，这种气概，他人是望尘莫及的。胡适等人，虽与他政治立场不同，但是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遴选时，仍积极提名了他，可见郭沫若的学术水平与成就的确为举世公认，实至名归。 　　 然而，郭沫若先生的品行似乎颇不为人们所欣赏，鲁迅当年曾以“才子加流氓”之形象比喻，加以讥讽。撇开生活私德方面的毛病不说，郭沫若先生的最大问题，是政治上跟风太紧，缺乏文人的应有风骨，投机钻营，是典型的“歌德派”，颇为正直者所不齿。看看他在“大跃进”中推出的《百花齐放》诗集，就可知道一个文人学者如果突破了做人的底线，那真的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郭沫若先生这种政治投机心理，也一定会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有充分的表现。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就是这方面的生动事例。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大浩劫期间，(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综合 > 学术规范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3519.html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4年03月19日05版）

　　 ◇　内战 　　 1968年初，成都市的武斗急剧升级，变成了真枪实弹的战争。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内战，许多学校、工厂，甚至市区，变成了枪林弹雨的战场。 　　 武斗的升级有一个过程。开始，人们用拳头、棍棒、长矛相斗，后来出现了零星的火器，因为每个大学、每个工厂都有武装部，还有民兵组织，因而有少量的枪支弹药。一些大学和工厂利用自己的实验室和设备，制造一些简单的武器，如地雷、手榴弹等等。下一步就是兵工厂的工人将产品用于武斗，但现在发展到高潮时，用的是部队的武器。 　　 部队的武器怎么会落到群众组织手里？它们是”抢”来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明抢暗送的双簧戏。到了这时，军队已深深地卷人”文革”之中，他们要在未来掌握当地的权力，往往支持某一派而反对另一派。在武斗中，他们不能公开出面作战，因此就让群众组织把自己的武器”抢走”。每次发生抢枪事件之前，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都有周密的计划、安排。部队会把枪支弹药的数量、类型、存放地点作详细交待。他们要装得煞有介事的样子，保护自己的武器，有时还要假意和抢劫者打斗一番，向天鸣枪告警，事后报告警备区，但事情也不过仅此而已。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抢枪者在慌乱中走错了地方，没有取到武器，或者只带走一部份武器，这时部队会通知群众组织头头，叫他们马上再去抢第二次，等武器全带走后，再去报警。 　　 我怀疑这种事情不仅是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的自发行动，因为它们在全国发生得很普遍，而且发生在相同的时间。据说，”中央文革”曾有”武装左派”的指示。不管怎么说，江青和武斗脱不了干系。1967年夏天，她在接见河南造反派组织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正式使武斗合法化。她的讲话在全国广为流传，我是从随上海《文汇报》专门附发的铅印传单上得知她的讲话的。在另一次接见中，当讲到某地武斗厉害时，她轻松地说：”小青年，爱玩枪！”确实，年轻学生中不少人是以爱玩枪的动机开始的，但他们显然不爱流血和送命。 　　 真枪实弹的武斗开始后，学校成了一小撮亡命之徒的天下，大部份学生只好离校回家。我这个”文斗司令”既不愿参加武斗，也感到和那帮舞枪弄炮的人格格不人，于是就呆在家里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雨果的《悲惨世界》等小说。”红成”派的武斗司令Ｙ粉墨登场，独领风骚。 　　 Ｙ与我初中就同学，学习和其他方面很一般。快到高中毕业时，他似乎一下子从冬眠中醒来，在政治上有一连串惊人表演。他依仗家庭出身贫农，一下子人了团，从此在各项活动中十分活跃。”文革”开始时，他是我校血统论红卫兵”8201部队”的骨干分子。在斗”黑帮”的时候，他最为积极，担任”劳改队”队长。每天挥着棍棒或皮鞭，殴打进人”劳改队”的干部和教师。人们随时可以听到他声嘶力竭地喝斥他管辖的那二十来个犯人。但好景不长，运动中他的家庭被查出问题，他的好出身原来是假的，他很惭愧地退出了红卫兵，但他已经习惯于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不甘寂寞，过了不久，他拉扯起一支造反派队伍。 　　 Ｙ在某些方面确实有天赋，他枪打得准，抢了几部汽车，一学就会开，虽然几次把学校门口的墙撞坏。他敢作敢为，胆大包天，手下的武斗干将个个服他。据我观察，当一个武斗司令，除了天生的机敏和果断之外，关键是要敢于承担责任。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好勇斗狠的武斗分子，完全明白运动后期是要算账的，现在的一举一动是有人记住的，他们要找一个头领承担责任，以便自己将来不受惩罚。我记得，在还未用枪的时候，有一天我方几个武斗干将跑到办公室向Ｍ和我报告，说川大一名大学生到了我校，正与我校”八·二六”商量什么事情，看来此人负有重大使命。他们表示，想把那个大学生抓起来，但事前要与战团负责人讲好，由我们承担责任，他们只是执行任务。Ｍ和我拒绝了，于是擒俘计划没有实行。事实证明，他们的心计确实算得上远见，运动后期果然抓”坏头头”，而这些追随者都没有事。 　　 学生有了枪确实是危险的。刚开始时，我还没有离开学校，经常看见那些人掏出枪来打鸟，打高处的灯泡，我生怕他们误伤了人。有一次，一个女同学叫别人把一支很精巧的勃郎宁牌手枪给她看看，她问清楚了里面未装子弹，于是比划着对准一个人，假装向他开枪。不料枪真响了，子弹从这人头顶上擦过去，大家吓得面如土色。另有一次，也是一伙人嘻嘻哈哈地玩枪，结果一支五四手枪走火了，子弹穿过一个武斗队员的大腿。 　　 这时，形势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使”红成”这一派压力减轻了一些。首先，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在去过一趟重庆和北京之后，态度变得暧昧起来，他虽然并未支持”红成”打倒刘张，但对”红成”的态度明显缓和与好转。在重庆，他明确支持”八一五”派、反对”反到底”派，而”八一五”是”红成”的亲密战友。其次，五十四军的一位政委调到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当常委，他明显地支持”红成”，并暗中支持”红成”打倒刘张。梁兴初有一段时间一直呆在重庆，似乎和成都的司令部唱对台戏。 　　 一月下旬发生了一件有关军队的事，又使”红成”政治上轻松了一些。四川有一支属于公安性质的部队，叫独立师。一天晚上，师长杜灵和参谋长乘车经过市中心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被兵团派的武斗人员误认为是”红成”派车辆，一阵乱枪扫去，杜灵中弹身亡，参谋长重伤。该师干部战士极其气愤，迁怒于支持兵团的刘张和五十军。当五十军派人以成都警司身份去他们师部调查时，他们赶走来人，掀翻汽车。他们师还有几卡车全副武装的士兵赶到省革筹开会的地方，要揪走刘张。虽经全力保护，刘张未被抓走，但被狠狠揍了一顿，张西挺住进了医院。”红成”派人则络绎不绝去独立师悼念慰问，大肆宣传兵团是有预谋开枪。 　　 第二轮武斗使用枪炮，与第一轮大不相同了。在上一次，斗争的胜负取决于参战人数，而这一次主要取决于武器的先进程度，更取决于人们敢于使用武器的程度。在第二轮武斗期间，市中心仍被对方占领，但”红成”可以保留一些孤立的据点。在使用枪支之后，拿下这些据点太困难了。在重庆，新一轮武斗使局面和上一次大为不同。”反到底”派十分亡命，敢于使用重火器，最常见的是把高射炮和四管高射机枪平射，”八一五”派在有些地方被打得惨败。重庆是中国军火工业的中心之一（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临时首都，许多兵工厂从各地迁到这里），两派把工厂中新造的，准备援助越南的最新武器用来打内战。我那段时间去过一次重庆，看见重庆大学的教学楼和宿舍墙壁上布满了弹洞。在朝天门码头，陈列了一大串死难”烈士”照片，原来这里有一场大”海战”，几艘轮船（被枪炮武装起来当作军舰）和岸上对射，结果全被击沉于江底。 　　 在这一轮武斗中，”红成”派没过多久就处于劣势，但未被全部逐出市区。市中心的交火持续了很久，成为全市关注的战场。”红成”派的成都十中和对方控制的百货大楼在这中心地带对峙。对方逐渐扫平了十中周围的”红成”阵地，决意拿下十中。”红成”则坚决捍卫，调了不少勇敢善战的人去守卫。我最熟悉的总部勤务员之一，中医学院的Ｚ是十中保卫战的军事指挥，他不但成功地坚守学校，还不时在附近打反击。每天都有小小的，但鼓舞人心的捷报传至总部。在大形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红成”总部以十中的胜利来鼓舞人心，专门办了一份《火线战报》，报导每日战况、那时，市中心空旷无人，白天是对射和冷枪，夜晚则是偷袭。 　　 对方恼羞成怒了，发誓要拿下十中，调来兵团中最不要命的街道工业分团实施进攻，总指挥就是团长宋立本。”红成”的阵地一天天缩小，眼看只能放弃撤离。这时梁兴初从重庆返回成都，强令两大派实施停火。3月4日，停火协议正式公布并生效。这在客观上帮了”红成”的大忙，因为再过两三天，十中就会失守。停火之后，”红成”在市中心办了一个对方的罪行展览，因为进攻者将装满食盐、粮食的大麻袋垒作掩体。”红成”宣称，内战期间成都市食品供应紧张，就在于对方的所作所为。”红成”由于”三四停火协议”在政治上占了不少便宜，但这些好处并不是实质性的。 　　 就在3月4日这一天，有人上我家来报告说，我校司令Ｙ在一次乘车外出时遭到伏击，被对方俘获，关押在附近一所中学。我和同伴们赶快行动起来，设法营救。我们深知，Ｙ这次被俘，凶多吉少。我校的武斗队在远近都打出了名，他们不但打仗凶，抢东西也凶。最轰动的事件，是说他们抢了一卡车多达几千斤的腊肉。他们被对方恨之人骨，很有点恶名昭著。记得不久前我曾从家里去过一次学校，想看看有无可能恢复正常活动。当我遇到Ｙ，正和他交谈时，一个初一小兵Ｌ赶来报告，说第三医院（由兵团派掌握，Ｌ的父亲在那里工作）伙食团的人正要运载一批肉食品经过一中。Ｙ马上中断与我讲话，要去把肉抢过来。他带了几个持枪学生，出去之后几分钟就回来了。肉自然全落在他们手中，那个三医院的炊事员吓得浑身哆嗦，连连告饶。我看不下去了，心中十分厌恶，转身就走回家去。 　　 我们想了各种办法，与对方取得间接联系，并许诺各种条件，希望放人。但对方坚决不肯，称Ｙ罪大恶极，定将严惩。我们虽然碰了钉子，但不能抱绝望态度，继续努力。过了几天，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许是要贯彻”三四停火协议”，Ｙ获得释放。我们战团的同学，不论平时与他关系如何，纷纷前去看望慰问。 　　 Ｙ在城西无线电机械学校（”红成”派的一个坚固据点）休养。该校门前周围一带是一大片自由市场，许多农民在那里卖农副产品。我们好不容易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进到学校。见到Ｙ时，我简直认不出他来了，他的脸被打得又肿又黑。我虽然平时与他谈不到一块，但见此情景，仍忍不住一阵心酸。我们亲热地说话，Ｙ仍有英雄气概，语调轻松，若无其事的样子。 　　 正谈得上劲，Ｙ的几个兄弟伙计从腰间掏出枪来挥挥：”走，给我们Ｙ司令弄点营养品补补身体！”他们去了不到10分钟，抱了一大堆鸡鸭鱼蛋进来。我一见之下，心情大变。走出门去，只见一个农民正在向Ｙ的一个下属作揖求情：”我们全家就盼着我卖几个钱拿回去，请好歹给点钱吧！”那人把枪挥了几下，说：”再罗唆，我毙了你！”这个农民算胆大的了，其他遭抢的人根本不敢跟进来恳求。但他见此情况，还是吓得屁滚尿流地逃跑了。我没有回去向Ｙ告别，径直走回家去。 　　 当我前去看望Ｙ时，我内心充满了同情。但我一到那里，只感到那是一窝土匪。我感到和他们同属一个组织真是可耻。在我心中，这些人是流氓和强盗。他们是”红成”和”八·二六”中正派学生的共同敌人。 　　 只过了半个月，Ｙ就报了一箭之仇，洗刷了他被俘虏的耻辱。身体很快复元之后，他恢复了活动。一天，他带着两个下属在学校附近逛荡，只见前面一辆豪华轿车停下来，从车中走下一官两兵，以及一个肥胖妖娆的女人。那个头头是大名鼎鼎的宋立本，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团长，据说以前被监禁和劳教过几次。他知道他在运动后期要被收拾，抱着豁出去了的心理，打仗不要命，干其他为非作歹的事也无所顾忌。Ｙ挥枪走上前去，对方也刷地拔出枪来。这时枪对枪，两个威震四方的好汉四目相对，形势千钧一发。宋喝叫道：”你们动一动，我就开枪，我的枪可是连发的！”Ｙ冷笑应道：”我的枪是20响，手一扣你们全没命！”对方全是短枪，而Ｙ的下属手持冲锋枪。最后，宋立本软了下来，他放下枪，甘当俘虏，跟Ｙ来到我校。这真是一场比谁更亡命的心理战，不知那个胆大包天。无恶不作的宋为何在关键时刻软了下来，也许，我听的故事有些夸张。 　　 宋及其一伙被带到学校，免不了受到拷打。他们把他那个秘书兼情妇放到井台辘轳架的桶里，朝水中放下，说要淹死她，吓得她又哭又叫，上边的人乐得哈哈大笑。宋立本是大人物，Ｙ怕将他关在我校，对方会来营救，于是将俘虏全部押解到成都大学，那里是安全的根据地。在那里，宋被活活打死。由于官方认为他是在运动中兴风作浪的阶级异己分子，在运动后期这件事没有深究，Ｙ他们也未因此事而受惩罚，虽然毕竟死了人。 (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往事追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3230.html

　　 问：请介绍一下你们的研究情况和成果。 　　 金大陆： 按一般的情况，做史学首先是做资料长编，然后做运动史，做政治史，然后扩展开来做社会史、生活史等， 以及经济史、教育史、文化史、外交史、艺术史、体育史……等等。 　　 问： 资料积累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你们如何工作的？ 　　 金大陆：我自己这么多年做了很多的资料工作，当然包括运动史和政治史的资料，不能写，不能发表没关系，放在那 儿，只要你有这个心，有这个准备。哪怕是为后人作准备。我跟光耀，还有自由撰稿人李逊合作，也积累了很多的资料。你看我们在到处奔波，到处查询，到处爬 梳，有的房子几十年都没人进去，里面的灰尘厚厚的几层，野猫在里面下了小猫，要进去，.得戴着厚厚的口罩。这个过程我就不讲了。我们确实收集了很多的资料。 　　 同时我有一个观点：在今天这种状态下，你拿不到中央高层第一手的档案，你就绝对做不成第一流的运动史的 东西。所以，拿不到第一手的东西，做政治史、运动史的难度就很大，这是最大的障碍和问题。所以，现在我和光耀特别注重上海地域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力图在上 海文革史方面有所突破。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正着手共建一个“资料库”的平台，主本在复旦历史系资料室，副本在社科院历史所资料室。我们 有个清醒的认识：这个资料库的建设比我们自己多写一二部书都重要。 　　 现在，我做了很大规模的《上海文革日志》，已经一百多万字了，最后的成果可能要超过二三百万字，厚厚的 几大本。能出版最好，不能出版也没关系，最后自费印刷出来送给图书馆，送给需要的人，为文革研究打下基础，尽心尽力就是了。我们这一批文革研究者都是牛， 不说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拓荒是我们的职责。我自己还做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和徐景贤这几个人的文革年谱。坚持许多年了，每个年谱以中共“九 大”为界分上下编，都分别有几十万字了，这个东西还要长期做下去，这个年谱，我只能说将来如果出版的话，也只是个初编。因为我不可能把看不到的上层档案也 涵盖在里面，所以也只能是做一个初编，等待资料开放一些，再修订出二编。将来是期待后人做三编、四编等，继续做下去。但是，我可以保证，这里面起码有不少 的东西是我第一次发现和采用的，是北京高层也没有的。因为我人在上海，很多史料在上海，是独家的。 　　 问：从第六期《炎黄春秋》中得知，你的文革社会史著作《非常与正常》就要出版了，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吗？ 　　 金大陆：做政治史、运动史，一是当下不方便，二是我所在单位有个系列性的项目——上海社会史研究。这个项目是 从开埠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文革这一段的社会生活自然也就放到这个项目里来了。这是一种机缘，当然是以长期的资料准备工作为基础的。所以，我花了整整一年 时间，把所收藏的资料里面的社会史的内容整理出来，按章节排列放入几十只资料袋中。 　　 这里，牵涉到你大量收集资料时，尤其在初始阶段时，是否有这样的眼光。当时，我有一个天赐的机会能看到 大量的东西，这个机会确实也夹杂着“私货”，但这“私货”不是功利，是学术追求和学术承担。所以，不仅是政治史、运动史的东西在看，凡是社会史的东西，如 群众报刊、毛主席塑像、三忠于、工农兵学员、粮油副食品供应等，好像这些内容不应该需要，但是我全要。还包括文革期间的集会，发生多起踩踏事件；小流氓打 群架发生伤害事件；地下读书和地下舞会；工人造反派利用职权搞两性关系，奸污女艺徒；小业主把女儿献出去给工宣队等，我当时都要。 　　 这样花很多时间把社会史切割出来，再回过头来看整个文革史，我觉得可以从下往上看了。现在文革史研究有 一个非常大的倾向，就是脸谱化、概念化，特别是文学、影片、电视剧，大多是脸谱化的。有人说是“妖魔化”，我不使用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本身具有浓厚的意识 形态色彩。文革是意识形态化的斗争，但研究文革要“去意识形态化”，就是说要回到历史学的学术轨道上来。相比之下，脸谱化就比较中性。从下往上看文革，上 面的文革是什么样，中间的文革是什么样，下面的文革是什么样，一下子就打开一个宽阔的视野，对文革也就有一个更加全面的把握，比如说，文革上海夺权，那么 疯狂那么热烈的夺权。可当时的上海老百姓在抢购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全国的武斗时，上海的老百姓在抢购煤球，为什么呢？因为包括煤球在内的很多东西断货 进不来了。这类现象，我们还发现很多，比如毛泽东像章，很多的人围在那儿交换，大家很热爱它，原来集邮等很多的审美活动都作为资产阶级扫荡了，收集毛主席 像章成为了新的审美节目。其实，背后有很多的地下生产和地下交易。地下生产甚至有流水线，地下交易不是一百二百，是成千上万。 　　 还有群众报刊也数不胜数，当时上海从南京东路永安公司到南京西路美术馆大概四五百米的路程，街道两旁全 是交换报纸、印刷品的摊主儿，有的摆地摊，有的甩在自行车车架后边，然后大家交换买卖，形成了一个市场。其中就有地下报刊的制作和买卖。比如说我们三四个 人就可以办张报纸。我们先到市场上花二分钱一张买十张小报，共二角钱。，然后我们回到房间里，你来编头版“毛泽东最新指示”，林彪、江青最新讲话；你来编 第二版国内要闻，北京怎么样，贵州怎么样，湖南怎么样，他编国际版，美帝国主义怎么样，苏修怎么样，第四版再编些趣闻故事。于是，把十张报纸变成第十一 张。这可称谓《报刊文摘》的前身。上海管得是非常严的，所以地下报刊多半是在上海买的白报纸，到哪里去印呢？到无锡、宜兴。《无锡日报》有个中转站，专门 有个点，我们查了档案的，再转到宜兴，就是卖茶壶的地方，乡镇企业。还有一个点是在浙江，在那边印了以后就批给杭州，批给南京，然后再带到上海。找一群小 学生，小报童，在延安路、淮海路、南京路、陕西路一带两三分钱一张卖掉，他们一期报纸就可赚三四百元，当时这个收入很不错了。开始发月票，拿提成，一起下 馆子，开始吃馄饨、吃面条、吃酒酿圆子，后来吃八宝饭、吃奶油蛋糕。所以你不能想象上海这个社会有多精彩。 　　 问：难道办报不得经过某些部门审批吗？上海对这些报纸 是怎么管理的？ 　　 金大陆：上海的管理一直是非常严的，上海正式批准了几份报纸，比如说《工人造反报》、《红卫战报》等等，那都是 铅印的。但民间有很多群众组织分好几级呢，有市级群众组织的，有各个区、局一级的，还有基层组织的，有的油印，有的铅印。但整个管理一直很严厉的，当时叫 市革委会政宣组，发了很多文件。但文件发下来，到了下面接受起来就走样了。下面有下面的理解，更有下面的利益。所以我讲的那种报纸才有缝隙存在。我发现一 个档案，巴金的家是栋小楼，里面有个客厅，就被一个地下红卫兵小报给占领住了，编一个叫《前锋通讯》的报纸。后来我写了一篇小文章登在《新民晚报》上，巴 金家的后辈亲威，也回应写了这篇东西，证实我说的是真的。他说当时这些红卫兵进去也不是凶神恶煞，而是蛮安稳的占领那个房间。上海文革中有一个很大的抢房 风，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心态，当时很多房主或资本家是愿意有个组织进来，他不赶也不反对，甚至内心里还暗暗地愿意让他们进来。因为这批人来了以后，就没有第 二个人进来再来找他的麻烦了。如果真是私人进来抢房那才麻烦呢。我 跟你搞好关系嘛，上海红革会总部就是资本家主动让出来的呀。上海红革会在南京西路，很高档的地段。记得我曾在一次学术会上作过 上海文革报刊的报告，结果北师大一历 史学教授回应我，说自己当时是北师大红卫兵驻上海联络站的，也在上海办过报纸，他也拿着这个报纸在火车站 卖，两三分一张，尽管办报的时间很短，大概只办了几期，共卖了七百多块钱。他说我们一分钱也不会动，全部寄到北师大总部去了。但当时通过邮局正式发行的像 《红卫战报》之类，因赠送量大却是亏本的。 　　 问：曾见过你在《史林》杂志上发表的讨论红卫兵打人的文章，请谈谈上海文革初期的暴力。 　　 金大陆：上海文革初期的暴力行动主要是北京红卫兵带过来的。这方面我们是有统计资料的。其实，从理论上应该看 到，1966年的武斗与1967年 以后的武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1966年的武斗是红卫 兵用武装带、皮鞭打徒手的“牛鬼蛇神”，是打击所谓的“阶级异己分子”，是所谓的“阶级义愤”。1967年以后的武斗则是两派人马对阵，说的都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用的先是长矛等冷兵器，而后甚至动 枪动炮，实质隐藏在背后的是“权力－权利”。 　　 1966年文革运动爆发时，就有两个打击对象，一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是“牛鬼蛇神”。这两个 打击的对象又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周恩来对到上海的北京红卫兵也讲了这个意思的话。上海这座城市更多地具有工商业的气息，北京则是典型的政治气质。对武斗 “牛鬼蛇神”，上海人总的来说是比较温和的，而且上海人长期的理念是“动口不动手”，谁先动手谁就失理。但不是说上海人就没有打人了，戴高帽子，泼墨汁， 批斗都有的，很大程度受北京红卫兵的影响。但上海总的来说是不激烈的。所以，截止1966年9月30日公安部对北京殴打致死人的统计，注意不是自杀，是殴打致死，同期上海9月30日也有一个关于殴打致死的统计，北京是1772人，上海是11个 人。这11人当中有3个是被北京红卫兵打死的，北京是上海的160多倍。最近，《中国新闻周刊》有记者到上海来采访我，也曾讲到这两组数据，或许是录音不清的关系，刊登 出来是说9月30日这一天发生的数字。不是的，是6月1日至9月30日共4个 月的统计。在此订正一下。而且，我们注意到当时上海被殴打致死的人，都是发生在社会上的，没有一个发生在单位里面，在单位里面大家都是同事，这很需要作社 会学的分析。 　　 北 京红卫兵穿着军装，扎着武装带来到上海。一看，领导还是党委，这在北京是完全不可能的了，这是第一。 第二，上海对“牛鬼蛇神”，对资本家还是很宽容的呀。他们还住自己的宽大的房子，还有佣人。当然他们也被抄家过了，也被批斗过了，有些大资本家家里还有冰 箱，还有电视，还有沙发。社会上男女青年还在外滩、苏州河边手牵手地谈恋爱，很多房子上面那些精雕细刻的工艺还都在，这些是北京红卫兵完全不能接受的。所 以他们到上海来以后掀起很大规模“红色恐怖”运动。他们先到里弄里去调查，看上海“破四旧”彻底了没有。同时，上海公安部门也配合给名单的，有的说是上头 “转移斗争大方向”，据说也有公安查找潜伏电台的目的。 　　 问：主要是打人还是抄家？ 　　 金大陆：都有。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中的中学生更厉害。有很多材料都证明他们现场打了人，比较集中的打人事件发 生在三个点上，第一是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第二个点是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第三个点是沐恩堂。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红卫兵分成几个纵队，号称十六纵队呀，以大 学生为主，这里面也有中学生，比如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的学生，他们到上海以后就找自己对口的学校，那就是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他一看这些老师“牛鬼蛇神” 还是蛮风光的，也没有什么大事情嘛，当天就在学校里冲击校长室，就要抢电话，当天晚上开会，决定第二天就让这些老师在校门口站着，然后就开始剪头发，然后 就开始搞很厉害的武斗了。这里有两个细节蛮重要的，有一个女老师家里抄家以后她把家里的黄金藏起来了，结果又被抄出来了，当然她就是现实的对立了，她肯定 要倒霉的了，她被打倒在地用一个长凳子扣在她的背上，当时她的头仰起来，当时北京的一个女红卫兵“啪”一下在她的背上踩了一脚，这位女教师的头碰在水泥地 上，血就流出来了嘛，更残忍的是北京红卫兵要让这女教师将流出来的血用嘴舔掉啊！还有一个女老师，红卫兵要剪她的头发，她不肯，她就在那儿反抗，七八个红 卫兵学生上去把她的头发剪掉了。 问：这些材料往上报吗？ (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