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动车事故

胡泳 | 动车追尾事故遇难者灵魂未安 中国高铁何以吸引投资?(上)

    动车追尾事故遇难者灵魂未安 中国高铁何以吸引投资? 2011-09-19 11:03:53.868 GMT   彭博新闻社报道   9 月 19 日【彭博】——王惠说她不在乎钱,她只想知道,她的丈夫郑杭征 7 月 23 日去出差,为什么就再也没能回家。   34 岁的商人郑杭征是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的 40 位遇难者之一。据媒体报道,官方对此次事故的最初解释是,前车遭到雷击后失去动力,进而造成后面的动车追尾。这个解释遭到了中国网民的奚落,王惠等遇难者家属到车祸现场附近举行抗议,要求展开全面调查。   今年 32 岁的王惠说,事故发生 10 天后,有关部门提出给她 91.5 万元人民币( 14.3 万美元)的补偿,要求她今后不得追究铁道部的责任。她表示,他们暗示说,如果她不同意,他们就会放任郑杭征的尸体腐烂掉。她签字了。   “在事故实情和责任人都不清楚的情况下,讨论补偿为时过早,”王惠拍着怀里 17 个月大的女儿说道。王惠夫妇和公公婆婆一起住在一套三居室里。网上关于王惠悲惨经历的报道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同情。中国最大的两个视频共享网站上贴出了王惠在温州火车站接受采访时要求公道的视频后,引起了连锁反应,目前有 12.7 万人在阅读她的微博。   此次事故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作为对外展示窗口的铁路网络的安全及资金不足的关注。随着中国公民公开质疑为了推动中国这一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扩张,是否值得让郑杭征之类的人牺牲生命,以及付出信息压制和腐败的代价,公众的怒火逾燃愈烈。                   “仅有经济增长还不够”   “仅有经济增长越来越不够,”布鲁金斯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李成表示。“中国人都在说,他们的政府证明了自己能够实现发展,现在它应该负起责任。”   如此多的中国人正在重新评估中国过去十年年均经济增长逾 10% 所付出的成本,这是一党统治者在未来几年将面临的最艰巨挑战之一:在追逐财富与实现社会稳定所需的公众满意度之间找到平衡。   动车追尾事故损害了中国铁路行业的声誉,而在中国促进内陆繁荣和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的计划中,铁路是其核心。中国的高铁网络于 2007 年开通,以中国建设繁荣“和谐社会”的目标命名为“和谐号”。按照政府规划,到 2015 年,中国将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铁网路,总里程达 1.6 万公里( 9,900 英里)。                       借债建设   为了建设高铁,中国铁道部的举债规模达到 2.1 万亿元人民币( 3,300 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5% 。   事故发生后,中国暂停了全国新高铁项目的审批,召回了 54 列高铁列车,三名铁道部门高级官员被停职。   “动车追尾事故打击了中国政府获得世界一流技术的雄心,”安本资产管理公司驻香港的中国股市部门负责人姚鸿耀表示。“它表明中国是在牺牲质量追求速度。”                      温家宝的承诺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7 月 28 日到温州察看了事故现场,并承诺政府将发布报告,对事故的原因“一追到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发言人黄毅没有回复记者关于报告内容及何时发布的传真提问。   黄毅 8 月 22 日向新华社表示, 7 月 23 日的悲剧“本可避免”。调查组成员、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刘连光 9 月 16 日表示,调查组发现信号软件问题和人为错误造成了此次事故。铁道部没有回复记者请求置评的传真问题。   即便是在悲剧发生前,铁道部也越来越难以获得融资。作为中国最大企业债发行人的铁道部 7 月 21 日发行了 200 亿元人民币的一年期债券,但没有得到全额认购。彭博汇编的中国债券网的数据显示,事故发生后,此类债券与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之差上升了 20% 。                        加州投标   “事故发生后,金融行业对高铁的信心愈发降低了,”北京交通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坚表示。“铁路融资危机日益迫近。”   赵坚表示,中央政府也许将不得不对铁路系统伸出援手,因为铁路系统无法运转将会导致经济的崩塌。   中国输出其铁路技术的计划或许也已经泡汤,伊利诺伊大学铁路工程访问教授、参与了加州和伊利诺伊州高铁项目规划的 Kao Tsung-chung 表示。   美国计划修建一条连通旧金山和圣迭戈的长 616 英里( 991 公里)的铁路线,有 900 多家公司对此表示了投标兴趣,中国铁道部和中国铁路建设有限公司就在其列。   “现在,项目投标将受到更严格的审查,” Kao 表示。“中国高铁的声誉和未来都受到了这个事故的影响。中国政府不以透明度而著称,因此他们将更难以让人们信服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调查人员不止要查找事故原因,也应当看到政府的反应,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政治学教授、亚洲研究项目主管 Andrew H. Wedeman 表示。                     “生命的奇迹”   甬温线高铁追尾事故发生后几天内发生的情形,展示出中国 4.85 亿网民向政府发起挑战的强烈意愿。一些从网上浏览相关视频和报道的网民称,事故发生大约 6 小时后,政府似乎已开始掩埋车体,放弃了对幸存者的搜救。   大约 14 个小时后,人们在废墟中发现了依然活着的两岁小女孩项玮伊。微博博主们纷纷提出疑问,倘若搜救工作没有停止,伊伊的父母和其他人是否也有可能得救。   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 7 月 24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伊的生还是“生命的奇迹”后,受到了许多网民的嘲笑。王勇平于 8 月份被解职,派往波兰从事外事工作。                      微博的力量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表示,在中国拥有至少 3 亿注册用户的微博,凸显出事件的官方版本与人们的实际看法之间的强烈反差。   “微博让公众舆论变得更为显而易见,而这意味着统治者将面临更大的压力,”胡泳表示。   王惠也利用互联网来表达自己的反感。“我永不会接受铁道部的道歉,”王惠 8 月 12 日在微博中写道。   一些公众仍对官方的死亡数据表示怀疑。   华新民正在收集受损最严重的 6 节车厢的乘客名单,以核实政府的数据是否准确。华新民的祖父是一位著名的中国铁路工程师。在被服务商关闭前,她的微博已被转发上万次。   “这是为了每一个生命的尊严,为了明天的安全,”居住在北京的法国公民华新民表示。“目前有危险的是政府的可信度。”                     生命的代价   在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前,暴露出中国民众为爆炸式增长所付出的生命代价的一桩桩悲剧,已经令政府惹下了众怒。这些悲剧包括 2008 年 5 月的四川地震——质量糟糕的校舍将数以千计的孩子掩埋在废墟之中;也包括毒奶粉事件——大约 30 万名婴儿因食用被污染的奶粉而致病。   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微博上公众的严密监督令政府“失去了对报道的控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程致宇 (Patrick Chovanec) 表示。   “动车追尾事故本身的问题还没有政府的应对措施那么严重——人们认为政府摆出了一付高高在上的姿态,而且不可信,”他表示。“人们根本不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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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下册

2011年09月25日 11:13:48    从私人记录逼近历史真相 ——傅国涌答上海《文学报》         【许多朋友问起《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下册,现在卓越已经上架,可以买到了。】          1、  辛亥百年,许多相关书籍出版,您为什么会选择用“亲历者的私人记录”这样一种形式来对辛亥作一个阐释?     傅国涌:2005年我出版过一本《主角与配角》,从角色意识的角度观察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变动,意犹未尽,当时就有围绕辛亥革命再写一本书的念头,至于写什么,怎么写,当时并无任何先入为主的想法,我只是不想复述人们在各种读物中熟知的辛亥革命,我试图发现一个更接近当时历史原貌的辛亥革命。     最终我选择了“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的角度,亲历者不仅包括一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人,也包括被驱除之列的满人贵族和依附那个政权的汉人官吏,从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到一般官员,也包括立宪派士绅、留学生、国内的师范生、中学生、小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对现实有着不同的感受,对未来怀有不同的期待当然还有在华外交官、记者、传教士、海关人员、公司职员、情报人员们。透过他们的眼睛,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的真相,体会当时的社会大变动。没有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想要最大限度地接近那个时代的真相,只有依靠亲历者当时留下的记录,及他们日后的口述和回忆,我更看重的是亲历者的日记、书信,这些私密性最强的文字,记录的往往是他们当时的亲历、亲闻和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带着他们的呼吸和许多可以触摸的细节,因此也最具有现场感。       过去我们知道的辛亥革命几乎都是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事,我们看见的只是历史的单一侧面,而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当作了全部。换句话说,辛亥革命的史实是以革命党人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仅仅呈现了历史的一部分,处于这个中心以外或不在中心视野里的大量史实则被遮蔽、忽略或遗漏了。当革命发生,官员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面对、怎么记录的,过去我们知之甚少,几乎缺位。在大臣当中,那桐、荣庆、绍英、徐世昌等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当风暴袭来,他们的反应、心态、举动都是那样的无可奈何,一句话,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也无人愿意去回天。起草了大量诏书的许宝蘅、资政院钦选议员汪荣宝、翰林恽毓鼎、广东地方官左绍佐等人都留下了日记,他们除了怀着不同的心情为这个王朝送葬,已无所作为。隆裕太后的眼泪挽回不了,升允的无限忠诚也挽回不了一个王朝的落幕,反对退位的恭亲王溥伟只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这本书使用了大量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口述或回忆录,通过他们留下的可以相互参证的私人记录,我试图重建辛亥革命叙事,更加接近历史真实面貌的叙事。       2、  您这部书中可见许多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及相关记录,资料的获得、选取都相当不容易。能不能具体谈谈您查询资料的过程、场所,哪些材料的获得最为难得?     傅国涌:这些史料不是短期内积累的,有些是二十几年前就有的,有些是十几年前收集的,2004年前后写《主角与配角》时就收集了很多,包括图书馆复印和旧书网上购买的旧书。最近这三年集中搜罗了许多不容易找到的史料,包括自己买的旧书,在图书馆复印的旧书,特别是通过朋友帮助,买了大批台湾的口述史料。这个过程中,有许多朋友的帮助,我后记中有个不完全的感谢名单,在中山大学读研究生的王秀宁兄多次替我寻找、复印史料,包括托他在香港的同学帮忙,温州图书馆的卢礼阳,爱好收藏的温州商人沈迦,武汉的田彤、康志刚、阳继波诸兄,上海档案馆的陈正卿,研究史量才的学者庞荣棣,天津南开大学的教授李新宇、诗人朵渔,福州教育出版社的林冠珍编辑,南京大学图书馆的陈远焕老师,台湾、香港的李延贺、潘光哲、蔡登山、陈正茂、董炯明等朋友,以及夏雨清、范泓、蔡朝阳等朋友,他们或赠我珍贵史料,或帮我找书,或帮我复印史料,为了寻找入川湖北新军士兵陈文斌的《生平记》,武汉的朋友王启涛多次去武昌起义纪念馆,几经周折,终于替我手抄了需要的部分。由于条件的限制,比如我没有体制内身份,又住在地理上不够中心的杭州,收集史料难度更大,所以,对我来说,这些朋友们的帮助尤其珍贵。       3、  您说自己是用史实材料和文章结构来表达自己对辛亥革命的观点,这样做有什么特别的用意?     傅国涌:我的这本书就是想重建辛亥叙事,将它从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事中解放出来,以更多元、开放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我甚至不想在叙事中加上我的观点,叙事本身的丰富性是任何观点都无法代替的,在这些叙事当中,不同的读者自会看见历史的一个个真相,做出不同的判断。我始终认为,事实胜于任何的理论。这样说,当然不是说不要理论,或理论不重要。但在基本的事实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呈现之前,轻易做出的结论往往是站不住的。重构史实,在多数时候要比表达观点更重要。这是我读史多年的一点小小感悟。当然,也可以说,我的观点已悄悄融入整个结构和叙事当中,只是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我希望读者朋友可以看见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看见历史的限度,从而有更深入的思考。       4、  那么您对辛亥革命的观点和价值判断具体是什么呢?     傅国涌:我先做事实判断,再作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或者说的我的观点实际上已经融合在我的事实判断中了,我不是简单地提供零散的无序的事实,而是经过我梳理、分析、综合、考证过的事实。是在各种不同史料之间进行了相互参证,经过反复思考,采信的材料进行类比组合之后的事实,也就是相信原始材料,但不是停留在原始材料,是在原始材料基础上的提升、整合和融汇。至于我的观点和价值判断,比如辛亥革命不是单方面革命党人策划、煽动的,而是人心思变,水灾导致粮食危机,这是武昌起义的背景,武昌起义引发的谣言、逃难和挤兑,导致金融危机,这些因素最终冲垮了清王朝;比如说这场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报馆鼓吹出来的,我从大量私人记录中呈现了新闻界在革命过程中的作为,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比如列强保持了相对中立,并没用站在清廷和袁世凯一边,镇压革命党,最大的证据之一是他们始终没用给清政府贷款;比如南北为何达成妥协?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财政困难,南北双方都面临财政上都极度拮据,对外借款不成,只有议和一条出路;比如这场有限革命只是达成了剪辫、易帜、改历的结果,其中前两者是南北最大的共识,我在书中呈现了整个过程的许多细节,民国创立是博弈的结果,是多方反复讨价还价、权衡得失的结果,民国是谈出来的,既有台面上的和谈,也有私下的协定,更多反复的沟通,让步,总之是互动的结果。这些合成一起就是我的价值判断,但我刚才说过,这一切都在我的叙事和结构中自然呈现出来的,已经化在字里行间。       5、  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自己的这部书。     傅国涌:上册主要回答辛亥革命为什么这样发生?下册主要回答辛亥革命为什么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结果。从人心思变、谣言四起、逃难人流、金融恐慌到报馆鼓吹、剪辫易帜,从朝廷内外,封疆大吏与王公大臣们对这场革命的反应,从南北财政的困境到民国的创立,许多细节散落在大量的私人记录当中。比如武昌枪响之后,各省封疆大吏到王公大臣分别作出了怎样的选择?通过大量日记、书信和回忆中鲜为人知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王朝落幕时的面孔。财政的困境逼使南北双方走向对话、妥协,并以民国结束了帝国,这是以往常常忽略的一点。在辛亥大潮中不仅那些创造历史的人物一一登场,其中还闪现着许多初次亮相的少年学子身影,他们中既有后来的名将白崇禧、张治中、万耀煌们,也有知识分子叶圣陶、萨孟武、顾颉刚、吴宓们,他们一起推开了民国的那扇门。              上一篇: 杨子烈在张国焘离开延安之后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7)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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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监总局:未发布报告但报道内容无误

7·23动车调查进展备受公众关注。21日,一则“动车事故调查认定设备、管理均有问题”的报道被多家媒体转载。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昨日接受南都采访时澄清,这一结论并非该局发布的官方消息,但“并没有错误的内容”。     蹊跷调查结论一天内两版本     进入9月中旬后,“7·23”温州动车事故调查进展备受公众关注。21日下午,一段题为《动车事故调查认定设备、管理均有问题》的视频占据了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位置。内容是:“国务院7·23甬温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组20号公布了事故调查进展情况,初步鉴定这起事故既有设备缺陷和故障的原因,又有设备故障后处置不力和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是一起特别重大责任事故。”     当天18时30分,新华社也发布题为《国务院“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组通报事故调查进展情况》的消息。这则1000多字的消息,主要介绍了事故调查组两个月来所进行的工作,并表示“仍有许多技术、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和验证,事故调查报告的形成仍需要一段时间”但没有做出定性结论。     调查组为何在同一天发布两个不同的版本?不得不使公众产生疑问。     解释报告要先经国务院批复     昨日,京华时报以《“动车调查报告”出处成疑》为题报道称,安监总局负责人说,事故调查报告尚未正式出台,相关媒体报道里提到的“设备故障”、“处置不力”、“安全管理”等三个事故原因都不知出处。随后,新浪网转载这一消息,并将标题改为《安监总局否认公布动车事故定性报告》,放在首页,引起网络热议。     昨日上午,南都记者就此事联系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因在开会,黄毅通过秘书回答了南都记者的提问。黄毅表示,安监总局只是对该局公布相关结论予以否认,相关媒体报道并非官方最终公布的结论。但他表示,相关电视媒体所报道的调查组对事故初步鉴定的结论,“并没有错误的内容”,且与他此前的说法很相似。     8月4日,黄毅在人民网访谈时对动车事故的定性时说:“现在可以肯定地讲,这不是一场自然灾害,而是一起特别重大的铁路交通运输事故,而且铁路方面也指出,事故当中所暴露出来的安全管理上的漏洞和问题。”8月22日,黄毅进一步认定“这起事故确实是一起不该发生的、可以避免和防范的责任事故。”并指出,该事故既暴露出信号系统设计上的缺陷,从而导致雷击造成的故障问题,同时也反映出故障发生之后,应急处置不力以及安全管理上存在的漏洞。     安监总局新闻处一名工作人员据此猜测,9月20日被外界看做调查报告公布大限,网上流传的报道“可能是记者根据黄毅的话改写的”。     一名接近调查组的安监总局官员向南都记者介绍,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事故调查报告形成后要上报国务院,待国务院批复后,再由国务院或者授权相关部门向社会公布,而不是现在由安监总局来发布。     辟“谣”     央视率先披露“7·23”事故调查进展     将7·23事故定性为“特别重大责任事故”的报道出自何处?     网上流传较广的视频出自东方卫视。昨日,这则视频的编辑孟丽芳告诉南都记者,他们是引用21日上午8时央视4套播《中国新闻》的报道,因此在前面加了“据媒体报道”。南都记者在央视官网上看到,这段半分钟的视频中确由央视4套“中国新闻”首发。报道直接引用了事故调查组的初步鉴定结论,配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会议、调查组成员观看和分析事故的演示图解,以及对铁路信号灯进行检查的画面。     昨日,央视新闻中心一名权威人士告诉南都记者,央视记者一直在跟随拍摄事故调查的进展情况。近日,根据调查组初步总结的事故调查结论,央视记者就写了一篇事故调查情况的报道,“篇幅很长,内容很多,当天播出的画面都事先经过调查组的同意”。该人士称只是央视4套出现“失误”,“播了不该播的东西”。“这么重要的事情,记者肯定不敢乱编,所报道的内容都是严格按照调查组意见引用的。”     该人士还解释,因为事故调查组仍在进一步对事故进行论证,需要对各方面作细致的测试和验证,目前的结论只是初步的结论,而不是最终的结论。     延伸     安监总局相关负责人:问责官员与调查结果密切相关     南都:如果7·23动车事故被认定为责任事故,是否意味着要处分相关责任人?     安监总局相关负责人:那是肯定的。问责责任人与事故调查结果密切相关。     对官员问责有以下几种情况:触犯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已经触犯了刑法的要追究刑事责任;不够刑事责任的又违反了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条例的,要接受党纪政纪责任。     南都:在什么情况下会当场处分相关责任人?     安监总局相关负责人:没有这方面具体规定。当场处理责任人,只是表明事发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对事故的态度和重视。     南都:有人认为,一些安全事故的问责中,正职少于副职,党委领导被问责少于行政首长,你怎么看?     安监总局相关负责人:安全生产的工作格局与其他部门不一样,是由政府统一领导的 ,主要分管领导负的责任肯定要比正职领导大。至于党委领导被问责少于政府领导的情况,在有的地方也开始了突破,实行党政同责。   来源:南方都市报 链接: http://gcontent.oeeee.com/b/15/b1563a78ec593375/Blog/9da/520e5c.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0306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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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动车事故真相何在;特首选举“假戏真做”?

香港《苹果日报》本周就温州动车事故调查发表社评,题目是《温家宝不应再失信于民》。社评写道:”温州动车追撞惨剧震惊海内外,国务院调查组曾公开承诺,在9月15日前完成调查报告,再向社会公开。昨日时限届满,官方迟迟未公布调查报告,引发内地网民炮轰当局的诚意、诚信,新浪微博更不乏调侃、质疑总理温家宝的留言。动车惨剧发生已接近两个月,调查无论是遇到无法克服的阻力,还是查到难以公开的黑幕,温家宝都应责成调查组向社会公布进展、公开报告,以正视听,不应再次失信于民。” 社评继续写道:”应该说,对于海内外舆论的批评、建议,温家宝看到了、听到了,其后经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一系列决策,包括国务院调查组剔除铁道部官员、增加专家和司法人员,检讨高铁大跃进计划、暂停审批新项目,开展高铁安全大检查、高铁全面减速。重组后的国务院调查组7月28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完成及公开调查报告的时限为9月15日。……其实,是否设定在惨剧发生两个月内完成调查的时限并不重要,因为重大事件的调查,有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要做,所需时间的预计不见得准确。重要的是,调查要履行温家宝的承诺,一是公开,二是问责。惟有公开、问责,才能服众,才能取信于民。” 社评最后写道:”对政改问题频频发声的温家宝,既受到保守派的围攻,又被自由派讥为’影帝’,相信他也知道’人无信不立’的古训。温州动车追撞惨剧调查报告公开的时限,不知是不是温家宝订下的,但调查过程公开、责任问题’一追到底’是他的承诺,现在是履行承诺的时候了!” 特首选举上演”双英对决” 在香港内部,明年的特首选举即将开始,唐英年和梁振英的”双英对决”也日益引人关注。对于香港的特首选举,素来有评论认为这是”小圈子游戏”。本周香港《信报》的一篇文章提议,明年香港特首选举要”假戏真做”。《明报》本周则发表题为《死马当活马骑,特首选举港人有角色》的社评。社评写道:”特首由1200名选委选出,以中央对选委会之组成和影响力,谁当选,中央应有很大影响力,不过,既然中央明言特首其中一项要件,就是要得到港人较广泛认同和支持,则无权投票的港人,在选举中就有一定角色和影响力。当然,港人喜好和中央心目中人选,可能不同,但是中央拍板、经由选委会产生的特首,若与大多数港人意向南辕北辙,则这样的特首,能否推动有效管治,是一大疑问。所以,港人要好好利用’无选票、有角色’的特点,尽量表达意见,提出诉求,审视参选人如何响应,寻求选委会以外,透过参选人与港人的互动,就一些政策凝聚最大共识,” 《明报》的社评继续写道:”事实上,明年是香港回归第15年,经济如何与内地融合、社会深层次矛盾如何理顺、民生困顿如何纾解等,都是迫在眉睫的问题,需要一次深入讨论,甚至辩论,为香港多方面发展理出头绪和方向,待下任特首带领他的团队,制订具体政策,以掌握机遇和应对挑战。若中央、参选人、港人从这个角度看待这次选举,就会看到一次真正有竞争的选举,对香港只有好处。社评标题所说的’死马当活马骑’,就是这个意思。” 摘编:李华(香港特约记者) 责编: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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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温州企业主逃债失踪谁的错?

中国有媒体星期五报道,中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浙江温州出现一批企业主逃债失踪的现象, 当地政府为此积极斡旋以防债主恐慌。 中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温州出现企业老板逃债失踪现象成为中国媒体的焦点新闻之一是因为温州眼镜龙头企业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身负八亿元人民币的欠款不知所踪,近日上门讨债的债主在信泰集团门前越聚越多。为此,自己也是私营企业主、在广东某地经商的帅先生表示: “私营企业主为什么会逃债呢?首先是他所经营的企业支撑不了所借贷的利息;还有就是已经跟不上利息的步伐。这是因为现在银行都收紧银根,很多东西都跟不上了。跟不上就只能不断地借、不断地借,只要一旦断掉的话就只能逃债了。而且在这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其实在中国做实体的企业是不好赚钱的。对于之前赚钱赚得比较多的温州老板来说,以前花大钱花惯了,人都有这种惯性心理的,特别是这些老板。那没钱怎么办?又要维持以前的场面,维持以前的面子,维持以前大的地位,象人大代表这类的地位都是靠钱砸出来的,就只能靠借债、靠融资、靠集资。债主找来要钱,一追债,这个问题就流露出来了。” 胡福林被称为温州眼镜行业的“泰斗级”人物”。 以上帅先生所说的借债主要是指在中国已发展到癫狂状态的所谓民间借贷市场—高利贷。虽然中国有学者称民间借贷市场的疯狂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鸦片, 但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认为,民间借贷市场大行其道与中国政府目前银根收紧政策不无关系: “中国银根收紧的时候是选择性的收紧。一方面投资从几万亿刺激投资,大笔的钱投入到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中央企业。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和民间企业借不到钱。借不到钱才会出现高利贷市场应运而生,给提供了一些资金。因为银根收紧,钱越来越紧张,而且利息越来越高。高到一定程度时这个本身就成为一个新的产业,当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迅速赚钱的机会的时候就造成高利贷更加盛行,规模也越来越大。一旦(资金链)断裂以后,跳楼、跳海自杀的人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多。” 民间借贷资金链条一旦断裂引发的后果当然也包括那些被委婉称为“跑路”人间蒸发的逃债私营企业老板。有人粗略统计温州因民间高利贷还本付息出现问题而出现接借贷人“跑路”事件从今年4月到现在就有20多人。 为了防止债主恐慌,温州地方政府紧急斡旋,使出浑身解数。帅先生表示,因为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政府的举措作用有限: “那只能说安慰了。我们民间这些老板之间有个说法:中国经济的寒冬才刚开始,因为中国已经提前消费了中国老百姓几十年的钱。就拿房地产来说,大部分买房子的人,有钱的没钱的都是靠借。银行的钱都被借空了。把老百姓的钱都借出来花等于把市面的钞票翻了一倍变成四万亿,物价不断升高,老百姓工资什么都没有长。你想一想,经济已经恶性循环,其实已经变相把老百姓手上的钱贬成了一半。说不定你越去安慰人家,人家越觉得危机越来越近。” 政府的斡旋作用有限,那那些“跑路”不见的逃债企业主能跑到哪里?帅先生为此表示: “这些企业主可能还不会跑到国外去,可能往内地跑,跑到一些地方改名换姓,因为虽然他是‘跑路’,但是手上几百万、几千万还是有。改名换姓低调一点,在中国做假证的人很多,低调一点还可以避个几年,照样出来还可以干点活,只是不来温州、不来这些地方,他照样还是可以改名换姓过起小日子。如果被抓了,就什么都没了。跑国外去没用,你跑的机场能随便登机吗,随时被拦截。现在跑国外去已不是一条好路了。跑跑国内,这十三、十四亿人口茫茫人海,不是想找就能找得到的,而且交通这么发达。” 中国央行温州支行不久前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年息处于24%左右的阶段性高位。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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