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动车事故

摘要： 管制仍然存在，针对体制的重要议题会被删除，但吊诡的是针对个人的攻击和诽谤，却不受约束。如是一种倒置的景观，造就中国式互联网的病症：该获得的自由仍是部分的，不该越界的自由则是肆意的，全方位的。 对于一个阶层断裂、社会溃败趋势日益明显的社会来说，网络运动的崛起是必然，而民意表达的热切当中夹杂着情绪化和非理性，恐怕也是中国大陆当前及未来必须面对的阵痛期。 迎接更美好的社会，塑造共同善作为一种公共理性，则亟需将这种隐约可见的弱联系实体化为一个个公民自治的价值共同体组织，实现公民之间的强联系。此种强联系的训练，将有效地为一个社会的变革提前做好准备，否则网上的撕咬混战将会延伸为现实世界中的暴戾悲剧。 微博或进入倦怠期： 从弱联系走向强联系不可阻挡     彭晓芸 一位作家在新浪微博写道：「部分新闻自由，已在微博实现了。」 可以说，他说的是部分实情。台湾朋友曾经问过我，你们坐在一起谈论政治，会被告发或修理吗？我被这位朋友可爱的天真逗笑了，不得不拿微博当例子，跟他说，别说是坐在一起聊聊政治，就是在微博公开地、实名地批评执政党，这些言论也是畅通无阻的。这种批评的声音，几乎每个上过微博的知识分子、公民都或多或少地发出过，刻意与普世价值唱反调的职业网评员，或少数极端国族主义者除外。 官媒迟来的表态 就是执政党本身，也意识到必须正视微博时代的民意表达。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本月14日发出一组「继续为微博背书」（人民网舆情频道主编祝华新在微博推荐这组文章时语）的评论文章，这组名为〈微博，干群关系新「变量」〉的专题以两篇署名文章指出：「中国已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在信息管道众多的情况下，你不能通过权威途径客观、及时地对外公布，就可能有人通过其它途径歪曲、虚假地公布，并调动起整个社会的情绪。征询民意是成本低、范围广、易于说真话的民主决策的重要途径与机制之一，确认这种形式是对社会力量的尊重。」 《人民日报》站在官方立场，从更新社会治理手段的角度劝诫官员调整心态语态，适应网络时代的话语方式，甚至提出「把微博的互动管道制度化，成为政治沟通的必要制度安排。」官媒发出这样开明理性的声音值得赞赏，但姗姗来迟的表态，赶上了微博已经开始进入倦怠期，远远没有央视播出讨论「微博的伦理底线」节目时遭遇的攻击、谩骂的激烈回馈了。 无论是《人民日报》从官方立场出发，建议政府部门重视微博传递的民意，还是央视讨论微博的伦理底线，其实都是一个问题的多视角阐发，两者并举、同时成为议题并无不可，但在日益积怨的社会情绪里，后者是说不得的，一触即发。 微博上的「小文革」？ 此类极化思维，某种程度上也导致微博生态有恶质化的倾向。近期，微博上针对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贺卫方、于建嵘等人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这些非观点之争的人身攻击和诽谤，将致力于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拉入一个类似文革话语系统，一个个匿名ID几乎不受限制地贴着大字报，无需为自己轻佻的言论承担责任，让这群意见领袖是否要对此争辩，陷入两难境地。 而对于攻击者来说，只要达到干扰、分散注意力的目的即是网络战争的胜利，他们甚至打着求证的名义散布各种诽谤言论，只要让人对这些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打上问号，便可削弱其号召力和影响力。 曾经乐观地提出「围观改变中国」的评论人笑蜀在微博意兴阑珊地说：「关不了围脖，但可关人；关人无须自己动手，一个暗示，民团力量足够；枪打出头鸟，定点攻击狼群战术，莫须有，让其百口莫辩越描越黑，即围脖（微博）小文革。于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不玩围脖，埋头写长篇。」 “微博小文革”——笑蜀的喟叹大约不是个别人的观感，这有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土壤。  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言论箝制，民意无处抒发，而微博是有技术革命意义的公共平台，提供双向流动的扁平化话语空间，匿名更可肆无忌惮宣泄各种激愤情绪。当然，这不成为要求互联网走向全面实名的理由，但也在对网站的管理者提出小区自治的考验，当google+、twitter已有成熟的网络小区公约的时候，中国的网络媒体仍在纠结于小区规则是不是等同于专制、控制等打压措施。这样的矛盾心理和命题紊乱，导致了一道奇特景观──西方很多网站反倒在感叹中国的网络开放、自由，竟然可以肆意地贩卖他人隐私，造谣诽谤而无需负法律责任？ 另一方面，管制仍然存在，针对体制的重要议题会被删除，但吊诡的是针对个人的攻击和诽谤，却不受约束。如是一种倒置的景观，造就中国式互联网的病症：该获得的自由仍是部分的，不该越界的自由则是肆意的，全方位的。 散沙民意  未能凝聚 恰如汉娜‧阿伦特论证过的，极权将导向一种人性的变异，但假设我们具体而微地考察，则发现是长期以来公民教育及逻辑思维训练的匮乏，导致公共理性难以养成。这是往前追本溯源的一个说法，而另外一种视角，则是面向未来的，网络上的情绪化和非理性如何走出困局，成为真正影响历史进程的社会力呢？ 温州动车事故时，微博舆论的沸腾有其效应，对当事人而言，舆论的压力被官方吸纳后，的确可能让受害人的利益获得更大的保障，诸如赔偿金额的攀升，以及调降动车车速。但相对于希冀追究体制之困的外围人士来说，一盘散沙的民意未能凝聚起变革社会的中坚力量，下回再遇同类事件，将一切从头做起，未能在标志性事件取得的成果上持续推进。 如果不能清晰界定网络人格和现实人格存在差异，如果不能摆脱网络依赖症般的宣泄迷思，那么，正如温州动车事故一片咆哮和沸腾之后很快归于沉寂那样，网络上的民意也许某种程度上为官方所吸纳，但是于民间社会而言，却难以留下扎扎实实的社会网络和基层自治组织，培养起自治能力与公共理性。 正因为如此，仅由官方提出将网络民意制度化是远远不够的，恰如广东也曾经将网络问政搞得风生水起，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民意吸纳，其思维模式仍然是管制思维，而不是真正开放社会空间，让鱼龙混杂的民间社会通过切实的博奕和自发组织，最终实现有效自治。 线上的有限开放如何延伸至线下？ 温家宝总理近日关于政改的发言中，就明确提出基层自治的概念，以及由党内民主而及党外民主等5点政改主张。而今年7月，广东省通过一项官方决议，明确提出要「从万能政府变有限政府，鼓励成立大量民间组织，购买社会服务」，这一思路值得大为赞赏并加以实施，但遗憾的是，在维稳控制一切的体制下，这样的治理方略似乎仍停留在表述层面。 对于一个阶层断裂、社会溃败趋势日益明显的社会来说，网络运动的崛起是必然，而民意表达的热切当中夹杂着情绪化和非理性，恐怕也是中国大陆当前及未来必须面对的阵痛期。 迎接更美好的社会，塑造共同善作为一种公共理性，则亟需将这种隐约可见的弱联系实体化为一个个公民自治的价值共同体组织，实现公民之间的强联系。此种强联系的训练，将有效地为一个社会的变革提前做好准备，否则网上的撕咬混战将会延伸为现实世界中的暴戾悲剧。                                     《旺报》2011/9/18  《陆媒新视界》专栏    

刘亚伟：谣言、沉默、照镜子与如何解开死结   海宁事件发生时，有人在微博上配了一张当年汶川地震的图片，我也跟着上了一当。不知这人想以此吸引眼球，还是别有用心。我借此提醒博友：一条假的消息会毁掉许多真的消息，真事配假图效果适得其反。不夸张，不渲染，不想象，有一说一，切勿授人以柄。望博友们自律。   有人研读 9.18 这天各家报纸，发现不少报纸宁愿保持沉默也没跟上边保持一致。老夫认为这种勇气很值得肯定。因为当你周围的人都选择顺从的时候，这时你能选择不做什么，这不仅仅是能力的问题，更需要一种理性、勇气和信念。福柯有句话：“或许，当前的目标并不在于发现我们是谁，而是拒绝我们是谁。”   李承鹏发微博说：“ 早上，看到了 “ 温州动车事故调查报告已交国务院审批 ” 。我认为这是一个病句，真相就是真相，真相还需审批，那只是红头文件。我们要真相，不要红头文件。”——我认为这个消息暴露了一个核心机密 —— 在中国，主流媒体公布的真相原来都是审批出来的。   前些日子大连发生的事情，近日在浙江海宁发生的事情，告诉人们：现在到了质疑“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时候了，中国的发展已经遇到了悖论，应该代之以“政改就是硬道理”“保护环境就是硬道理”！   美驻中国大使骆家辉来中国上任，出行坐经济舱，跟班少自拎包，子女读打工小学。有人骂骆是别有用心，也有人赞骆是一面镜子。我想对那些骂骆的人说： 自己身上臭，脸上脏，别怪镜子，自己打扫卫生去。   看到新华社报道：中国（北京）国际乳制品交易会上传出消息， 2008 年以来，中国 “ 洋奶粉 ” 进口量激增。据统计，今年上半年的奶粉进口量已超过 2009 年全年总量，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奶粉市场。我认为，这是 公信、诚信体系崩溃的必然延续。   对目前越来越严重的官民冲突这个死结，海外的李剑芒先生看得很明白：“不管是上层还是下层都是为了财产。中国的问题是底层仇富仇官现象严重，强烈的愿望洗牌从来。上层害怕，也许会同意重建规则，但绝对不会同意洗牌从来。双方真正的矛盾就卡死在这里。没有真正可行的不洗牌承诺，中国改革根本无法前进，中国和平民主转型无望，必然以暴力冲突告终。”看来， 解开中国的死结需要各方面的理性和智慧。

北大教授呼吁紧急设特别委员会 调查动车追尾真相 2011-07-27 来源：北京晚报 北大教授呼吁 特别调查 昨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微博中提出：“温州特大事故震撼人心，铁道部自家调查难以服众，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设立特别委员会，对事故进行调查听证，以答国人。”该微博发布后十几个小时，转发的网友突破了6位数，数千网友发表评论表示支持。昨晚10时，本报记者就此对贺卫方教授进行了专访。 　　 编者按 给动车追尾善后 提些建议 今天下午，在延期一天后，“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现场分析会将举行，对于现场能拿出什么样的证据、给出什么样的事故原因，公众以及媒体又期待又纠结。   动车追尾事故进入善后阶段。在媒体和公众对正常渠道给出的“事实”缺乏信心之后，铁道部应该如何挽回公信力，是所有相关人员都必须考虑的问题。新闻观点采访了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希望他们的建议或者批评能对整个事件的解决甚至类似事件的处理有所裨益。   　　[背景] 　　特委会的规定始于1954年宪法 　　 我国宪法对人大组织“特委会”的规定始于1954年宪法，其第三十五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对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其后的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均没有特定问题调查的规定。1982年宪法第七十一条又重新建立了特定问题调查制度，随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对这种监督方式都做了规定。   　　[案例] 　　经地方特委会调查，法院副院长被通报批评 　　 新中国成立至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尚未成立过“特委会”。能从新闻媒体报道中找到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特定问题调查也不太多见，但其效果还是非常显著。 　　 2003年7月，辽宁省兴城市人大常委会成立“特委会”，开始调查由于法院错误执行造成了国家粮库利益的重大损失，同年9月召开的兴城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根据“特委会”的调查结果做出决议：责成兴城市法院撤销错误的执行裁定，对案件按照法律程序重新办理；责成法院对涉案主要人员及主管领导做出严肃处理，结果上报市人大常委会。其后，错误执行被纠正，两名副院长被通报批评，两名执行法官分别被给予记过和通报批评。 　　 让犯错方自己调查原因给出结论， 这种制度不符合人性 　　 新闻观点：您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提出紧急设立特别委员会来进行调查？ 　　 贺卫方：这几天的舆论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不如由铁道部来主动促请全国人大紧急设立特别委员会来负责这次事故的调查和结论，这是一种对公众负责任的做法。 　　 新闻观点：也就是说，您不赞成目前这种由铁道部来调查事故发生原因的做法，甚至对它不够信任？ 　　 贺卫方：当然，我对它不信任。让犯错的人去调查自己在哪里犯错了、犯的错有多大并承担纠错的责任，这是不符合人性的。但是，我并不是特指铁道部，温州的这次重大事故其实是许多真相难明的事件中的一个。 　　 我们目前的现状是，一旦发生处理重大、突发事故，就由与事故有联系的部门或者其主管部门去进行调查和发布结论，公众包括媒体基本没有办法去一线了解真相，这种模式非常不科学。很多类似事故、事件的一再发生，都说明了这种社会管理机制需要根本性的改变。我希望对这次动车追尾事故的处理，成为一个转变社会管理机制的契机，所以我在这个时刻提出了这个建议，我们急需一个公正的、独立的、权威的平台，把真相展现出来。 　　 特别委员会的启动有宪法保障， 但历30年仍是睡美人条款 　　 新闻观点：您所提议的特别委员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运行模式？有法律保障吗？ 　　 贺卫方：在处理重大事件中，需要有一个第三方的权威平台，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就有明确的规定。1982年宪法第七十一条就建立了特别委员会制度，它的具体规定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做出相应的决议。”也就是说，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有权启动特别调查委员会，针对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进行调查。 　　 新闻观点：那么，都是什么样的事情会促使启动特别委员会程序呢？ 　　 贺卫方：应该是那些引发全国关注、有重大社会影响、处理起来又会对普遍化的制度建设产生影响的事件；另外，还应该是在现有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不适宜主持的情况下。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我与学界四友曾呼吁启动宪法七十一条特别委员会，但是没有得到回应。当然，地方人大也可以授权启动特别委员会调查在当地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新闻观点：在之前，我国有启动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成功案例吗？ 　　 贺卫方：很遗憾，宪法规定特别调查委员会制度已历30年，但是全国人大从未启动过一次此程序，宪法七十一条遂成“睡美人条款”。其实，特委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行使权力的常规形式，也是其责无旁贷的义务。我期待这次事件的发生，能促使或者加快特别委员会的启动。 　　 新闻观点：成立特别委员会就能重塑公信力吗？ 　　 贺卫方：这肯定不是必然的结果。这个机构要想真正取得公众的信赖，还是需要拿事实来说话。这中间，也需要人大常委会等相关机构转变之前的一些工作方式。另外，从铁路管理部门来说，动车和高铁的运行，不仅需要注意很多技术事项，还特别需要管理水平的提升，尤其是要增加管理的透明度和公开度，才能重获民众的信赖和支持。委员会调查尤其是公开听证将在提升人大地位的同时，推进交通管理制度的合理化。 　　 特别委员会的调查应采取法庭方式， 允许旁听和转播 　　 新闻观点：特别委员会的人员都从哪里来？人数上会有限制吗？ 　　 贺卫方：委员通常应包括人大代表，也包括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要保持权威性，与此同时也必须保持应有的中立性。在人数上没有固定的规定，可以是几个人，也可以是十几个人，应该视具体调查事件的性质和需要而定。 　　 新闻观点：特别委员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工作形式呢？ 　　 贺卫方：特别委员会的运行必须有公开性，它的工作形式要采用法庭开庭的方式，证据的呈现、不同意见的辩论、最终报告的严密论证，都是非常重要的。听证会应该是开放的，甚至允许电视电台直播，让所有的情况都展现在公众面前。 　　 新闻观点：这么说来，特别委员会与目前我们所熟知的专项事故调查组有明显的区别？ 　　 贺卫方：那是当然。层级就不一样，它超越了特定的行政机构，具有更高的中立性和权威性。从人员上来说，它的组成人员不再是特定的行政人员，人员来源能保证多样性；最关键的是，它的调查要有公开透明的程序和形式，所有的调查都应该采取法庭方式，允许意见的交锋，允许公众旁听，允许视频直播。最后提交的报告，可以是委员会意见一致的结论，也可以有持不同意见的委员提交的单独报告。 　　 这样出来的调查结论，我想，是会取得公众信任的，因为它提供的都是事实，即便无法完全还原真相，也会无限逼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