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规则

文革潜规则：女知青想上大学不免要献上身体 文革潜规则：女知青想上大学不免要献上身体 “文革”时期也有潜规则 吴思先生提出的“潜规则”这一概念，如今是极其流行了，它有助于人们理解历史，理解历史中那些大大小小、千奇百怪的事情。当然，如果这个概念仅仅只能解释历史，它就决不会在现实中如此流行。吴思先生从中国历史中提炼出了这个概念，不出几年时间，却已在引车卖浆者嘴上频频出现，说明这一概念对现实更有针对性。这个概念甚至迅速动词化，某某欲对某某“潜规则”、某某被某某“潜规则”、某某为达某种目的而“被潜规则”，诸如此类的说法，每天都能从网络、报章、杂志上看到。 在中国，比那显规则更起作用的，实际上是那潜规则。就是在那很特殊的“文革”时期，潜规则又何曾销声匿迹？ “文革”号称史无前例。在许多方面，的确如此。“文革”中的许多现象，诸如鼓励子女与爹娘划清界线，甚至怂恿子女对亲爹亲娘拳脚相加，鼓励夫妻相互揭发、相互把对方的枕边语私房话整理汇报，越穷越光荣，凭老茧上大学、交白卷成为英雄等等，都有些破天荒，都几乎前所未闻。然而，即便在这样一个宣称要与传统的一切进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时代，传统的许多东西仍然顽强地存在着。有的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存在，有的，则头不改面不换，以本来面目延续。所谓“潜规则”，在“文革”期间，就仍然以传统的面目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样说，也许还不够，还不足以说明潜规则在“文革”时期的重要性。实际上，对“文革”的“史无前例”，应做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有许多现象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当然是史无前例；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传统的东西，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度、力度，在现实中凸现着、活跃着，这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史无前例，而潜规则，在“文革”时期，就往往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坚挺。 有时候，两种“史无前例”，会在同一件事情上表现出来。以上大学为例。“文革”期间，取消了高考，大学从工农兵中直接招收学员，没有文化考试，甚至对招收对象没有文化水平方面的要求。对招收对象的唯一硬性要求，或许就是政治上的“根正苗红”，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阶级敌人的子女或本身是阶级敌人的人，没有进大学的资格。大学以这种方式招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堪称史无前例。“文革”时期，大学对青年人同样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工也好，农也好，兵也好，能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在大学混几年，就能成为吃“商品粮”、拿工资的干部，谁人不想？然而，“根正苗红”的工农兵很多很多，谁能成为幸运儿呢？这时候，潜规则就起着史无前例的作用。 “文革”期间，大学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招生权，只有接纳权。决定工农兵中何人上大学的“正式规则”，或者说“显规则”，是“工农兵推荐”。“文革”期间我生活在农村，“工”和“兵”的情形不了解。我知道，在农村，“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是十足的空话。大学招生，在农村是以公社为单位分配名额。比如，某公社今年可推荐两人上大学，这两人是谁，当然由公社的最高领导公社书记说了算，连“推荐”的过场都不会走。全公社的贫下中农推荐，就变成公社书记一人推荐。书记推荐谁，就看谁与书记关系最亲，就看谁的贿赂最有档次了。在能否上大学上，潜规则如此起作用，也是史无前例的。所以，“文革”期间，在上大学一事上，两种意义上的“史无前例”都有典型表现。 “潜规则”似乎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无需解释。狭义，则似乎专指年轻女性以肉体从权势者手中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当有人说某位“美女”被领导“潜规则”，别人都明白是什么意思。这种狭义的潜规则，“文革”期间也同样是普遍存在的。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农”则从农村“知识青年”中产生。农村“知识青年”由“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两部分组成。这是从来源上区分。若从性别上区分，则有男女之别。男知青要上大学，要以钱物通关，女知青则有时不免要献上身体。当然不只是上大学。下乡知青要上调回城，要请假回家，甚至仅仅是为免受刁难、欺侮，男也要献物，女也要献身。“文革”期间，被当地干部“潜规则”过的女知青，不知凡几。许多回忆文章和小说，都写到过这种事。 如今，网络上、小报上，常常说到影视界、娱乐圈的潜规则，代表性的表现，就是女演员要向导演献身才能获得出演的机会。这种事，其实“文革”期间也有，甚至程度更甚。戴嘉枋的《样板戏的风风雨雨》一书(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就披露了一点江青的红人刘庆棠这方面的“事迹”。刘庆棠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深得江青宠信，以一个演员之身而居政治高位，是中共“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在中共“十大”上成为中央委员，先是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后更当上文化部副部长。位高权重的刘某，坏事做尽。刘庆棠“潜规则”女演员一事，戴嘉枋是这样说的：“到了‘文革’中大权在握，风流成性的他更肆无忌惮地到了淫邪无耻的地步。一个比他小20来岁的姑娘，长期被他霸占；而任何一位女演员，无论是你想争取在戏中当主角或领舞，还是给丈夫落户口、安排工作，甚至处在恐怖的威胁之下为免遭批斗，只要有求于他，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掌中玩物，满足他的一逞之快！到后来，刘庆棠索性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女浴室近旁，除办公桌、文件柜外，还有一张大床，美其名曰用于加夜班休息。他时常在办公室窥守于门边，见浴后的女演员经过，便以各种名目请她入内谈话，然后诱胁相加邀其同枕共寝！不少意志薄弱、慑于权势的女演员，不得不忍辱任其摆布。”刘庆棠的此种做派，其“顶头上司”江青、张春桥并非不知，而是知道了，也不当回事，认为是“无害”的“小节”，“丝毫无损于这个色狼的毛发和仕途。”(第258-259页) 潜规则的对立面是显规则，是印在文件上、贴在墙上、挂在嘴上的“正式规则”。显规则、正式规则，对潜规则多少有一点制约作用。而“文革”期间，显规则、正式规则普遍弱化甚至被抛弃，潜规则所起作用之在，便“史无前例”了。

“文革”时期也有潜规则 作者：王彬彬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来源日期：2012-2-26 本站发布时间：2012-2-26 10:16:47 阅读量：1374次 　　吴思先生提出的“潜规则”这一概念，如今是极其流行了，它有助于人们理解历史，理解历史中那些大大小小、千奇百怪的事情。当然，如果这个概念仅仅只能解释历史，它就决不会在现实中如此流行。吴思先生从中国历史中提炼出了这个概念，不出几年时间，却已在引车卖浆者嘴上频频出现，说明这一概念对现实更有针对性。这个概念甚至迅速动词化，某某欲对某某“潜规则”、某某被某某“潜规则”、某某为达某种目的而“被潜规则”，诸如此类的说法，每天都能从网络、报章、杂志上看到。 　　在中国，比那显规则更起作用的，实际上是那潜规则。就是在那很特殊的“文革”时期，潜规则又何曾销声匿迹？ 　　“文革”号称史无前例。在许多方面，的确如此。“文革”中的许多现象，诸如鼓励子女与爹娘划清界线，甚至怂恿子女对亲爹亲娘拳脚相加，鼓励夫妻相互揭发、相互把对方的枕边语私房话整理汇报，越穷越光荣，凭老茧上大学、交白卷成为英雄等等，都有些破天荒，都几乎前所未闻。然而，即便在这样一个宣称要与传统的一切进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时代，传统的许多东西仍然顽强地存在着。有的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存在，有的，则头不改面不换，以本来面目延续。所谓“潜规则”，在“文革”期间，就仍然以传统的面目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样说，也许还不够，还不足以说明潜规则在“文革”时期的重要性。实际上，对“文革”的“史无前例”，应做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有许多现象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当然是史无前例；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传统的东西，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度、力度，在现实中凸现着、活跃着，这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史无前例，而潜规则，在“文革”时期，就往往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坚挺。 　　有时候，两种“史无前例”，会在同一件事情上表现出来。以上大学为例。“文革”期间，取消了高考，大学从工农兵中直接招收学员，没有文化考试，甚至对招收对象没有文化水平方面的要求。对招收对象的唯一硬性要求，或许就是政治上的“根正苗红”，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阶级敌人的子女或本身是阶级敌人的人，没有进大学的资格。大学以这种方式招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堪称史无前例。“文革”时期，大学对青年人同样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工也好，农也好，兵也好，能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在大学混几年，就能成为吃“商品粮”、拿工资的干部，谁人不想？然而，“根正苗红”的工农兵很多很多，谁能成为幸运儿呢？这时候，潜规则就起着史无前例的作用。 　　“文革”期间，大学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招生权，只有接纳权。决定工农兵中何人上大学的“正式规则”，或者说“显规则”，是“工农兵推荐”。“文革”期间我生活在农村，“工”和“兵”的情形不了解。我知道，在农村，“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是十足的空话。大学招生，在农村是以公社为单位分配名额。比如，某公社今年可推荐两人上大学，这两人是谁，当然由公社的最高领导公社书记说了算，连“推荐”的过场都不会走。全公社的贫下中农推荐，就变成公社书记一人推荐。书记推荐谁，就看谁与书记关系最亲，就看谁的贿赂最有档次了。在能否上大学上，潜规则如此起作用，也是史无前例的。所以，“文革”期间，在上大学一事上，两种意义上的“史无前例”都有典型表现。 　　“潜规则”似乎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无需解释。狭义，则似乎专指年轻女性以肉体从权势者手中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当有人说某位“美女”被领导“潜规则”，别人都明白是什么意思。这种狭义的潜规则，“文革”期间也同样是普遍存在的。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农”则从农村“知识青年”中产生。农村“知识青年”由“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两部分组成。这是从来源上区分。若从性别上区分，则有男女之别。男知青要上大学，要以钱物通关，女知青则有时不免要献上身体。当然不只是上大学。下乡知青要上调回城，要请假回家，甚至仅仅是为免受刁难、欺侮，男也要献物，女也要献身。“文革”期间，被当地干部“潜规则”过的女知青，不知凡几。许多回忆文章和小说，都写到过这种事。 　　如今，网络上、小报上，常常说到影视界、娱乐圈的潜规则，代表性的表现，就是女演员要向导演献身才能获得出演的机会。这种事，其实“文革”期间也有，甚至程度更甚。戴嘉枋的《样板戏的风风雨雨》一书(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就披露了一点江青的红人刘庆棠这方面的“事迹”。刘庆棠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深得江青宠信，以一个演员之身而居政治高位，是中共“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在中共“十大”上成为中央委员，先是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后更当上文化部副部长。位高权重的刘某，坏事做尽。刘庆棠“潜规则”女演员一事，戴嘉枋是这样说的：“到了‘文革’中大权在握，风流成性的他更肆无忌惮地到了淫邪无耻的地步。一个比他小20来岁的姑娘，长期被他霸占；而任何一位女演员，无论是你想争取在戏中当主角或领舞，还是给丈夫落户口、安排工作，甚至处在恐怖的威胁之下为免遭批斗，只要有求于他，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掌中玩物，满足他的一逞之快！到后来，刘庆棠索性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女浴室近旁，除办公桌、文件柜外，还有一张大床，美其名曰用于加夜班休息。他时常在办公室窥守于门边，见浴后的女演员经过，便以各种名目请她入内谈话，然后诱胁相加邀其同枕共寝！不少意志薄弱、慑于权势的女演员，不得不忍辱任其摆布。”刘庆棠的此种做派，其“顶头上司”江青、张春桥并非不知，而是知道了，也不当回事，认为是“无害”的“小节”，“丝毫无损于这个色狼的毛发和仕途。”(第258-259页) 　　潜规则的对立面是显规则，是印在文件上、贴在墙上、挂在嘴上的“正式规则”。显规则、正式规则，对潜规则多少有一点制约作用。而“文革”期间，显规则、正式规则普遍弱化甚至被抛弃，潜规则所起作用之在，便“史无前例”了。

11月16号，在中共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学员入学的开学典礼上，习近平就曾痛斥那种喜欢“揣摩上面和领导的意图”，以及“不敢讲真话，报喜不报忧”等弊病，大有向中共党内潜规则宣战之意。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些都显示，在未来继任中共总书记之后，整顿党内潜规则等弊病将成为习近平党建工作的重头。与此同时，周敬青近日在接受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旗下的《小康》杂志采访时则表示，中共党内潜规则潜伏于中共党组织的运行全过程，无论意识形态、决策执行、选人用人、政治生活还是在腐败现象中，无不可见潜规则作祟。 作为中共党内学者，周敬青忧心“党内潜规则如网似雾，在党内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清除起来也往往如陷迷阵，如缠丝网，云里雾中，无从下手”，她认为“确实已经到了该把党内潜规则曝晒于阳光之下，并尽最大努力对其进行彻底铲除的时候了”。而无论是“把党内潜规则曝晒于阳光之下”还是“彻底铲除党内潜规则”，都正是中共党建中亟待解决的重头。 有资料显示，早在2007年，作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书记处常务书记的习近平，就已接任中央党的建设领导小组组长，负责主管全党的党务工作，而副组长则由另一位十八大政治局常委热门人选，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担任。与此同时，在组织层面，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成立了党建领导小组，分别由“党委首长统一领导”。而即将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核心的习近平，就是中共负责党建工作的“最高首长”。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在未来继任中共总书记之后，习近平将进一步着力党建，整治党内潜规则等弊病，不过，中共官方的上述努力能否产生实效，仍需时间的检验。 文章又说，中共党内潜规则是其显规则即党内制度缺位和失效的产物，实质上就是一种寻租行为， 它的滋生蔓延有其特有的思想根源、政治生态、文化生态和利益纽带。在中共党建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周敬青说，一些党员对“以领导者意志和权威为中心、以谋取不当利益最大化为价值目标”等现象，感到无奈、容忍、理解甚至羡慕追随，则对潜规则的产生提供蔓延的土壤，在党内制度缺位和失效的情况下，潜规则于是盛行。 周敬青认为，作为中共根本大法的党章，被某些人视为只是贴在墙上、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的宣传。她说：“真正用来指导言行的是彼此心照不宣的党内潜规则，就像一只无形的手调节着党内的关系，而党章却束之高阁。”制度缺位与个人思想都和潜规则的盛行有关系，延续几千年的传统社会政治文化，则为党内潜规则提供了生存土壤。因此，要通过肃清封建思想残余、树立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倡导制度文化、打破固定利益圈，来铲除党内潜规则滋生蔓延的土壤。 周敬青强调，必须让党内“显”规则硬起来，才能使潜规则消失，这包括加大潜规则的运行成本，使抵制潜规则者得到保护和补偿，遵循者受到惩处；此外，约束领导干部的权力，推进党务公开，提高决策透明度和媒体舆论监督力度，制定干部选拔任用过程的“倒查机制”以杜绝违规选拔干部等等。她相信这些都有助于彻底治理潜规则问题。 　中共党内潜规则一览 　◆意识形态：不认主义认实惠 　◆政党认同：不认组织认个人 　◆党内决策和执行： 　　——百鸟朝凤型，只唯上不唯下 　　——煳涂型，如三拍干部（事前拍脑袋决定、事中拍胸脯保证、出事拍屁股走人） 　　——玩程序型，计算现实利益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党内用人： 　　——少数人独掌用人权 　　——任人“唯钱、唯亲、唯顺”，利益优先 　　——平衡派系关系 　　——带病提拔（指涉嫌腐败等问题照样升官） 　◆民主选举过程暗箱操作 　◆干部考评“唯GDP原则、唯政绩论” 　◆党内政治生活： 　　——小团体利益优先 　　——家长制、一言堂 　　——关系是第一生产力 　◆腐败与反腐败： 　　——公家钱不花白不花 　　——抓大放小、放水养鱼 综上所述，网友Gaohuo的点评说，本文作者也是哗众取宠，并没有拿出根治潜规则的有效办法，只是抬出了未来的总书记，把希望寄托在个别“救世主”的身上，还准备用自己监督自己的人治办法，不过是讨好未来的新主子罢了。作者罗列的那些现象谁不知道？这些现象本身就是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产物，也是权大于法的产物，更是干部产生和退出不受国民选举制约和监督的产物。作者根本不提三公消费是一党执政的特权产物，也不提领导干部财产申报法律迟迟不出台的制度根源。难道我们执政的共产党还不如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觉悟和政治责任心吗？

11月16号，在中共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学员入学的开学典礼上，习近平就曾痛斥那种喜欢“揣摩上面和领导的意图”，以及“不敢讲真话，报喜不报忧”等弊病，大有向中共党内潜规则宣战之意。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些都显示，在未来继任中共总书记之后，整顿党内潜规则等弊病将成为习近平党建工作的重头。与此同时，周敬青近日在接受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旗下的《小康》杂志采访时则表示，中共党内潜规则潜伏于中共党组织的运行全过程，无论意识形态、决策执行、选人用人、政治生活还是在腐败现象中，无不可见潜规则作祟。 作为中共党内学者，周敬青忧心“党内潜规则如网似雾，在党内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清除起来也往往如陷迷阵，如缠丝网，云里雾中，无从下手”，她认为“确实已经到了该把党内潜规则曝晒于阳光之下，并尽最大努力对其进行彻底铲除的时候了”。而无论是“把党内潜规则曝晒于阳光之下”还是“彻底铲除党内潜规则”，都正是中共党建中亟待解决的重头。 有资料显示，早在2007年，作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书记处常务书记的习近平，就已接任中央党的建设领导小组组长，负责主管全党的党务工作，而副组长则由另一位十八大政治局常委热门人选，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担任。与此同时，在组织层面，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成立了党建领导小组，分别由“党委首长统一领导”。而即将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核心的习近平，就是中共负责党建工作的“最高首长”。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在未来继任中共总书记之后，习近平将进一步着力党建，整治党内潜规则等弊病，不过，中共官方的上述努力能否产生实效，仍需时间的检验。 文章又说，中共党内潜规则是其显规则即党内制度缺位和失效的产物，实质上就是一种寻租行为， 它的滋生蔓延有其特有的思想根源、政治生态、文化生态和利益纽带。在中共党建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周敬青说，一些党员对“以领导者意志和权威为中心、以谋取不当利益最大化为价值目标”等现象，感到无奈、容忍、理解甚至羡慕追随，则对潜规则的产生提供蔓延的土壤，在党内制度缺位和失效的情况下，潜规则于是盛行。 周敬青认为，作为中共根本大法的党章，被某些人视为只是贴在墙上、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的宣传。她说：“真正用来指导言行的是彼此心照不宣的党内潜规则，就像一只无形的手调节着党内的关系，而党章却束之高阁。”制度缺位与个人思想都和潜规则的盛行有关系，延续几千年的传统社会政治文化，则为党内潜规则提供了生存土壤。因此，要通过肃清封建思想残余、树立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倡导制度文化、打破固定利益圈，来铲除党内潜规则滋生蔓延的土壤。 周敬青强调，必须让党内“显”规则硬起来，才能使潜规则消失，这包括加大潜规则的运行成本，使抵制潜规则者得到保护和补偿，遵循者受到惩处；此外，约束领导干部的权力，推进党务公开，提高决策透明度和媒体舆论监督力度，制定干部选拔任用过程的“倒查机制”以杜绝违规选拔干部等等。她相信这些都有助于彻底治理潜规则问题。 　中共党内潜规则一览 　◆意识形态：不认主义认实惠 　◆政党认同：不认组织认个人 　◆党内决策和执行： 　　——百鸟朝凤型，只唯上不唯下 　　——煳涂型，如三拍干部（事前拍脑袋决定、事中拍胸脯保证、出事拍屁股走人） 　　——玩程序型，计算现实利益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党内用人： 　　——少数人独掌用人权 　　——任人“唯钱、唯亲、唯顺”，利益优先 　　——平衡派系关系 　　——带病提拔（指涉嫌腐败等问题照样升官） 　◆民主选举过程暗箱操作 　◆干部考评“唯GDP原则、唯政绩论” 　◆党内政治生活： 　　——小团体利益优先 　　——家长制、一言堂 　　——关系是第一生产力 　◆腐败与反腐败： 　　——公家钱不花白不花 　　——抓大放小、放水养鱼 综上所述，网友Gaohuo的点评说，本文作者也是哗众取宠，并没有拿出根治潜规则的有效办法，只是抬出了未来的总书记，把希望寄托在个别“救世主”的身上，还准备用自己监督自己的人治办法，不过是讨好未来的新主子罢了。作者罗列的那些现象谁不知道？这些现象本身就是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产物，也是权大于法的产物，更是干部产生和退出不受国民选举制约和监督的产物。作者根本不提三公消费是一党执政的特权产物，也不提领导干部财产申报法律迟迟不出台的制度根源。难道我们执政的共产党还不如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觉悟和政治责任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