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台湾反对与中国大陆签订服贸协议的运动引发全球关注。星期天，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的学生示威者中，罕见地出现一名来自大陆的网民。同一天，香港学生团体再发起千人游行，声援台湾反服贸运动。 台湾当局连日来坚持拒绝退回与大陆的“服贸”协议，学生则继续占领立法院和行政院。以太阳花寓意此次行动的“太阳花学运”周日召集数十万人，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举行反“服贸”群众集会。 大陆人士现身“太阳花学运” 陆官员再回应“服贸风波” 此前，不少香港媒体人士和团体前往台湾为学生打气加油。罕见的是，此次也有中国大陆人士现身凯达格兰大道参与“太阳花学运”。 小陈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网民，他趁着旅游的机会参与到学运当中。 他告诉本台记者：“我是一个大陆人。到现场去看了，觉得现场人很多，但他们很有秩序，他们的诉求非常清楚。” 据中国大陆媒体的报道，中国商务部原部长、现为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的陈德铭也就此次“服贸风波”进行回应，他称给台湾的优惠甚至多过香港和澳门，若不通过会感到遗憾。 小陈就此向本台表示：“他们反抗的是他们的政府，中国政府可能会实施一些东西，让他们经济更加不独立。但是他们反对只是马英九政府的黑箱操作，他们（学运）没有表示要跟中国政府有什么对立，他们表达的诉求的方式完全是非暴力的。” 多国接力声援学运 香港学生团体千人力挺 据了解，周日与台湾人一起走上街头“反服贸”的还有包括美国纽约、澳大利亚的悉尼、墨尔本、新西兰的奥克兰、 日本东京等地的台湾侨胞，他们也举行声援活动，要求马英九退回服贸。 星期天在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和“护台湾青年阵线”也发起近千人的游行，队伍从铜锣湾一路游行到遮打花园。游行人士高举台湾旗帜和反服贸的标语，高喊着“马英九下台”的口号。 学联副秘书长何洁弘告诉本台记者：“我觉得台湾和香港是两个共同的地方，因为台湾没有民主的话香港也一样，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不听民意的政府。我们常说台湾在看香港，香港也在看台湾。大家在民主抗争的路上也都会相互鼓励。” 何洁弘表示台湾和香港在境遇上相似，同样面对着来自中国大陆庞大的政权力量和许多国有企业的资金，很难不担忧经济渗透带来的政治统战，因为香港就是前车之鉴。 香港市民在游行过程中也遭到亲北京人士的阻击、辱骂，但游行队伍以高喊“马英九下台”回应。 （特约记者：心语 责编：林迪/吴晶）

华盛顿 — 中国党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周一说，美国患上贸易保护依赖症，无理取闹打压中国。中国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做出有利中国的裁决后说这番话的。人民日报记者所写这篇文章说，世贸组织27日的裁决，中国“终于迎来一场久违的胜利”。   新华网、环球网、中新网等中国许多大网站都转载了人民网这篇记者所写的分析文章。   3月27日（周五），世贸组织专家组裁定，针对中国产品进入美国，美国对其商品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这违反了世贸组织相关规定。2012年9月，中国向WTO投诉美国违规。WTO当年11月成立专家组分管此案。该专家组在上周四做出这个初步裁决。   对WTO在27日做出的有利中国的裁决，人民日报（海外版）3月31日发表记者署名报道标题是：美国患上贸易保护依赖症，副标题是：频频挥舞“双反”大棒 无理取闹打压中国。   这篇文章说：针对美国接二连三挑起的贸易争端，中国终于迎来了一场久违的胜利。世贸专家组27日裁定，美商务部2006年至2012年间对中国发起的25起反倾销补贴调查违反世贸规则。   2013年的照片显示在日内瓦的是巨额贸易组织总部入口处 x 2013年的照片显示在日内瓦的是巨额贸易组织总部入口处 文章援引专家的“认为”说，在WTO刚做出不利中国的判决的背景下，此次裁决意义重大，是中国主动运用世贸规则挑战美国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的又一次重要胜利。“将进一步迫使美国今后放弃类似错误做法，给中国对美出口企业带来转折契机。”   不过，世贸组织专家小组的这个初步裁定也有对中国不利的地方：驳回中方对美GPX立法的质疑。美国2012年3月通过这一立法，确认商务部有权对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   就在世贸组织做出对中国有利的裁决的前一天3月26日（上周三），WTO的另外一个专项小组委员会还做出一个对中国不利的裁决：中国限制其17种稀土产品以及另外两种矿产品（钨、钼）出口，违反了世贸组织自由贸易规定。美国、欧盟和日本2012年7月向世贸组织投诉，抗议中国限制稀土出口。   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说，中美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美国是越来越患上了贸易保护依赖症，“贸易壁垒已成为‘中国制造’走出国门最大障碍之一。”   文章说，导致这种“病症”原因很多，但离不开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美国一方面把中美之间存在的贸易逆差当成‘眼中钉’，另一方面却不断加大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该文章还说：美国一些政客习惯把经贸问题政治化，“只要美国国内经济上出问题，就把中国当成‘替罪羊’”。   就在同一天，环球时报发表署名劳木的文章说：中国稀土岂容美日欧强行低价抢购。文章说，打了两年的稀土国际官司，26日WTO判中国一审败诉。其理由“说白了就是嫌中国稀土出口太少，价格太高，不遂某些西方大国的意愿。对此判决。一言以蔽之：不公道。”   新浪网友dongfang5816说：从另一方面看，美国依赖贸易保护，也说明其制造业的竞争力已日益衰退。   悠悠小鱼仙：需要贸易时，一脚踹开大门；不需要贸易时，建筑壁垒…所以现行的贸易准则没有多少公平可言..强者制定规则…

华盛顿 — 台湾太阳花学运扩大战线、遍地开花，3月30日除了有数十万黑衫军聚集在台湾总统府前集会静坐，海外留学生和台湾侨胞们也发起330全球跨时差接力串连活动，估计有17个国家、49个城市加入，从亚太的日本、澳大利亚，串连到欧洲各国以及美国东西岸各大城市。   VOA卫视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在海峡论谈节目中介绍伦敦、巴黎、柏林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抗议情况，并深入分析学运思潮历史悠久的欧洲媒体怎么看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包括英国经济学人对马英九总统两岸政策面临困境的评价。   另一方面，美国从东岸的纽约、华盛顿到西岸的加州，3月30日也有台湾留学生接力串连的抗议活动，而周六、周日连续2天，美国《纽约时报 》国际版的周末报也正式刊出太阳花学运的广告，海峡论谈节目邀请到330海外台湾人全球串联活动纽约区的活动策划人李翌琦，介绍星期天在纽约的活动情况以及《纽约时报 》这篇全版广告「Democracy at 4am」（凌晨4点的民主）筹划的过程。 fullrss.net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美国的对话基金会创建人康原（John Kamm）3月2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发表演说，回顾中国1989年“六四”镇压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以及目前中国在押政治犯的状况。康原强调，中国人权状况的进步取决于全体中国人民，敦促中国当局反思六四悲剧，以开放宽容政策实现国家富强。 今年是中国1989年“六四”天安门镇压的25周年。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对话基金会”负责人康原应美国跨党派外交政策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邀请，3月28日星期五发表题为《中国的人权外交：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专题演讲。这一活动也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研究中国人权状况系列课题中的一个部分。 康原在演讲中指出，国际社会共同性的谴责与制裁，导致了中国当局在武力镇压“六四事件”后，不得不就其人权劣迹向外界作出公开回应。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依靠其在共产党内部建立的绝对权力和威信，首次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作出了细致的转变。其中包括：为了躲避更严厉的制裁以及在国际交往中改变被孤立的状况， “六四”后的几年时间当中，中国当局陆续开始释放包括早期参与“民主墙”运动的大批在押政治囚犯；向异见人士家属发放出境护照；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禁止中国“劳改产品”出口等。 康原说： “中国这种政策性转变，为阻止国际制裁和舆论谴责发挥了成功的作用。倘若中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不能进入美国的市场，其经济发展无疑难以取得今天的成就。而中国当局随后意识到，在人权问题上做出某些现实甚至是有限的松动，同样能在外交领域得到实惠。例如，中国领导人的国事出访及得以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这种大型国际性活动。” 康原认为，邓小平以发展经济为目的的人权外交政策在其死后，影响到其他继任的中共领导人。包括开始与其他国家开始双边人权对话；示意允许“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检查中国的监狱场所；以及接纳由外国政要提出的在押政治犯名单等。康原表示，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当局并不会就这些名单作出回复，但从外交政策上看，这已与中国早期坚持“人权与贸易关系脱钩”的政策出现了明显的不同。 美国非政府组织“对话基金会”长期致力于中国在押政治犯的人道权益，目前由该基金收录的中国政治犯资料数据已多达25000人。 康原星期五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演讲中还指出，虽然“对话基金会”近年在与中国官方的接触之外，仍试图通过相互尊重、开通信息渠道并且以普世人道观念，改善中国政府对在押政治囚犯的待遇。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在国际领域的上升，当局对人权议题的影响程度也发生了变化。康原说， “‘对话基金会’1999年创建以来，我们已向中国政府递交了超过5000名在押囚犯名单。但最近几个月，中方已拒绝在人权对话中接受相关名单。其实类似的情况早在两年前，在一场安排中国领导人访美的前期交涉当中，中国官员就明确表示：不会再释放任何政治犯，中国也不必再这么做了。显示中国政府由‘六四’以来，对人权议题顾及通融的政策正变得日趋强硬。” 中国政府虽在过去12个月，先后与欧盟、德国、美国、瑞士、澳大利亚及荷兰等国举行了人权对话或相关议题磋商，但会谈中中国针对对方的指责却日趋激烈。康原指出，特别是为抗议英国首相卡梅伦会见达赖喇嘛，中国单方面终止了与英国的人权对话，显示中国当局更希望在与外界的人权交流活动中掌握主动。 康原表示，中国政府人权政策另一个变化是，推动外交领域的人权法律机制交流，淡化政治性；而在国内，以解决民生日常纠纷为主导，避免涉及公民权利领域的言论或结社自由等。 康原认为，中国民众对人权价值的认识和追求在“六四事件”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尤其是，民间舆论在当局终止“劳教制度”后，继续关注其变种“法教中心”发生的酷刑现象，以及中国的一胎化、户籍制度等，都是中国政府近期无法回避的人权议题。他认为，改善人权状况更多还有赖于中国公民社会自身的努力： “中国的转变，与其他国家一样，将完全来自于其内部及自身。人权状况的改善需要坚定的信念作为动力，不论事务大小、官员还是民众。而国际社会的声援与人权对话，已对中国减少死刑处决人数、改善青少年及女性囚犯待遇做出了贡献，这也同样将会对中国最终的法治化变革提供帮助。” 康原最后还在演讲中强调，释放政治及宗教囚犯能够使一个国家更为强大和宽容，而宽容并非就是软弱，却正显示了国家的自信与强大。康原敦促中国领导人，反思“六四”以来的人权政策，在人道和宽容当中使中国更为强大。 (记者：何平 / 责编：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