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引起了中国批毛派和拥毛派的长期大辩论。海外对此提出的数字，从二千万到四、五千万，而中国内部披露的数字，也至少有几百万。 **大饥荒饿殍知多少？** 最近，曾撰写文章大力呼应邓小平南巡改革说法的前《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撰文披露“大跃进”时期饿死3千多万人，海外有报道说，这是中共核心媒体负责人首次公开承认这一有争议的数据。 周瑞金15日在财经杂志上发表题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的文章，文章中提到“想一想1958年我们为1070万吨钢，动员了9000万人土法炼钢，炼出400万吨是铁疙瘩，更严重的是让丰收的粮食烂在地里，造成后来的大饥荒，饿死3000多万人。” 有不少媒体转载了周瑞金的说法。在周瑞金发表这个观点之前，中国几乎没有高级官员公开承认大饥荒饿死人的情况，更鲜有相关的数字披露出来。不少学者研究得出结论，发生在上世纪60年前后的大饥荒，起码饿死了“成千上万”。 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是940万；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袁隆平时，这位中国“水稻之父”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 海外学人曹长青说，另一位中国学者金辉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年度人口升降及调查推算出，当年那场大饥荒的死亡数字在4,040到4,319万之间。 而周瑞金的这个数字，是第一位中共高级干部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周瑞金的数字，没有任何调查过程和结论来支撑，仅仅是一个数字而已。 *杨继绳：周瑞金的数字影响力有限* 对大跃进时代各种数据进行过一手调查的前新华社资深记者、现《炎黄春秋》杂志的副主编杨继绳认为，周瑞金透露的数据并不是他的研究调查，影响力有限。 杨继绳说：“我觉得他不可能有自己的研究，有很多地位比他还高的人也都讲这个数字，但没有说数字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也都是听别人说的估计。周瑞金是一个退休了的副部级干部，他的话的份量也是有限的，不能代表官方观点，只是个人看法，就是一般知识分子的文章吧。” *杨继绳：大饥荒死亡3600万* 杨继绳花了10余年时间进行一手调查，于2008年写成《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在香港出版，书中公布大饥荒饿死3600万人。 *为改革造势，周瑞金是改革派* 周瑞金在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前一年曾以“皇甫平”的名字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首次提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为邓推进改革开放造势，引发国内外强烈反响。邓南巡谈话20周年之际，周瑞金重提改革，呼吁应当“重振改革勇气，再造改革动力”。周瑞金在文中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着一些迫切的“发展以后的问题”，其中包括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事业滞后、公众幸福感下降、环境污染加剧、以及社会腐败纵深发展。 *高瑜：邓小平改革模式不可取* 中国新闻工作者高瑜认为，周瑞金所拥护的邓小平南巡时的改革模式坚决不可取。她认为，邓改革的后果是使权力直接进入市场，而人民没有权力也没有监督。 高瑜说：“你们想想南巡讲话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就是停止政治改革。(邓小平)指的的改革基本上就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利益、改革的资源，基本上就是被政府垄断，也就是被中国共产党垄断，还用邓小平那个方法能解决吗？邓小平已经造成了这五个方面，你还用他的方法来解决？历史不会再给你20年机会。” 高瑜说，周瑞金现在所指的改革也并非政治改革。而若非政改，什么改革也救不了中国。

中共当局要“活埋”200人，此语一出，立即引起中国网络的热议。在推特与微博上，“活埋”一词成为今天的热词。在新浪搜索“活埋”一词，甚至可以找到569,784条结果。 除了余杰遭遇“活埋”威胁之外，滕彪、张林、刘德军、古川等人士都遭遇过国保的“活埋”威胁。

是一个在世人看来属于高风险、低收益的研究，很有可能一辈子躺在抽屉里面，藏之名山，即使发表了，不仅于职称晋身无补，还会带来无穷麻烦——后来证明果然如此。”然而诚如许先生所说，鱼骨在喉，不吐不快；良知在心，犹如神之召唤，他一生著书不为稻粱而谋，超越一己之功利，漠视世俗之利害得失，只是为了实践内心的学术良知。

　　2011年12月11日《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徐景安，在深圳就“中国未来的选择”对话，现发表纪要如下： 　　30年前天津一见 　　杨继绳： 　　你与赵紫阳是哪一年去的天津? 　　徐景安 ： 　　1981年2月，是赵紫阳带我去天津的。 　　杨继绳： 　　我当时在天津分社，您在赵紫阳身边，我是小记者，我在台下仰视着你，很羡慕这个小伙子这么有出息。 　　徐景安： 　　1980年赵紫阳来北京当总理，当时财政困难，需要调整。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认为调整，压缩基本建设是对的，关键是后面怎么办?要发展消费品生产。我对赵紫阳说，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发展消费品生产，就能满足市场需求，增加财政收入，改变社会主义国家商品匮乏为琳琅满目，这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政治意义。赵紫阳将我这篇文章批示给薛暮桥、马洪、廖季立组织讨论。同时，从大城市启动，1981年就带我到天津、上海。 　　杨继绳： 　　当时，赵还夸了你几句。 　　徐景安： 　　他说：“我们这次来了个年轻同志，叫徐景安。去年写了一篇《放慢还权还利的步子》，最近又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我叫经济研究中心围绕他的这篇文章进行讨论。出路何在?薛暮桥同志有个答案，出路在于调整与改革。” 　　杨继绳： 　　当时天津市委书记是陈伟达。 　　徐景安： 　　赵紫阳讲话时，我插了几句话。天津都传开了，这是什么人，总理讲话敢插话。 　　杨继绳： 　　列宁有一篇文章，题目是《论市场问题》，用数学推演出第一部类的生产必须优先于第二部类。第一部类是重工业，第二部类是消费品，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你的建议非常好，可以说是颠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徐景安： 　　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造成宏观经济比例失调，老百姓生活资料短缺。我国搞改革起步的同时，就开始调整结构，发展消费品生产，起先搞“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后来加了冰箱、彩电变成“五大件”。这与后来发挥地方积极性、发展乡镇企业与中小企业作用的改革方向相一致。 　　杨继绳： 　　当时你是英俊小生，非常帅气，又有才华，我坐在下面非常羡慕。你思想比较前卫，有知识分子气质，所以官也当不大。 　　求真理无所惧 　　徐景安： 　　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后来我变成制造新闻了。你是清华大学学工，到新华社做记者，搞新闻。后来又去搞“旧闻”了，写历史“大饥荒”。 　　杨继绳： 　　退休以后，不能采访新闻，就搞“旧闻”了。 　　徐景安： 　　我看到你说的这几句话：“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在权力面前说真话，一无所求，二无所惧，就能自立于天地之间。” 　　杨继绳： 　　这是我的追求。 　　徐景安： 　　这在当今中国是不容易的。 　　杨继绳： 　　我是1967年12月份到新华社报到，当时正是搞文革，毛主席说文科的人不行，要一批学工的人做记者。到2001年退休，一直都是新华社记者。我虽不是学新闻的，但我发的稿子比新闻系毕业的同事发得多，有一年我在人民日报连续写了12个一版头条。不过第一个10年写的东西都是跟着政治推波助澜。“四人帮”粉碎以后，我把其中99%的稿子付之一炬。 　　徐景安： 　　你说的10年是? 　　杨继绳： 　　1968年1月10日到1976年。这段时间稀里糊涂，心里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其中有两篇文章是凭良心写的。一篇是《天津驻军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毛泽东、周恩来都批了，中共中央1972年28号文件，全国军队纷纷退出了支左时占用的民房，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39万平米。另一篇稿子是《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写文化大革命中劳动生产率如何下降，工厂生产管理怎么混乱，技术人员怎么变成工人的。那时没有“四个现代化”的说法，我只能重提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希望从混乱转向经济建设。毛泽东看了后说，总路线还是要讲的，现在有多少人鼓足干劲了?我虽然没看到文件，但是中办的同志后来告诉我毛主席说话了。 　　徐景安： 　　那你比我厉害，我写的是赵紫阳批示，你写的是毛泽东批示。 　　杨继绳： 　　我的第一个10年就写了这2篇稿子，其他的稿子，包括12个一版头条都是废话，所以我说这10年我学会了4个字“实事求是”。这4个字虽然上小学的时候就认识了，但是真正懂得它的含义，用了我10年的青春代价。 　　徐景安： 　　第二个10年呢? 　　杨继绳： 　　就是改革开放。我发了大量关于改革开放的稿子，赵紫阳他们批示很多，中央政治局、副总理以上的领导批了三、四十条，胡耀邦一个人就批了15条。 　　徐景安： 　　您是属于战略性记者，抓重大问题。你为什么没有提拔当社长? 　　杨继绳： 　　我和你一样的毛病，管不住嘴巴，而且也没有当官的追求。我从1985年开始写书，写了《技术商品和技术市场》，1990年我出了《技术贸易学》，1998年出版了《邓小平时代》。 　　徐景安： 　　《墓碑》是退休以后写的

又是一年将终，庞大的帝国没有真实的兴奋，连真实的痛苦也没有了，有的只是虚假的繁华，有的只是若隐若现、若有若无却挥之不去的不安感，这种不安不仅是底层为日常消费日益高涨的不安，不仅是中等社会对正义、公平缺失的不安，也不仅是帝国特权阶层可持续地捞取最大利益的不安，而是一种深入社会每一个细胞的时代的根本性不安，如果要为这个年度找一个关键词，我想，就是“不安”。 　　 我认识一个在餐馆看门的保安，他来自内陆农村，已年过半百，有一次他听我们几个朋友聊天，淡淡地对我们说，现在的日子还不错，但恐怕好日子不长了。他的感受是朴素的，却是真实的。谁都知道，中国已进入大转变的前夜，怎么变？往哪个方向变？虽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变是确定的。  　　 今天动用一切行政资源、国家机器布下一张维稳的天罗地网，充其量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不是根本解决之道，连治标都算不上。它可以延缓但阻挡不了变的步伐，就是维稳本身也只是时代不安和求变的派生物，维稳是应对这个大时代风浪起伏、暗潮涌动而产生的对策，它也是时代不安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剧变的前奏曲，是国家机器与社会的一种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的较量与博弈。古往今来没有一个帝国靠这样的维稳手段可以维持长治久安的，维稳的成本将随着时间水涨船高，最终会成为帝国不堪重负的沉重负担。简而言之，维稳类似于鲧的治水之道，不断地筑坝拦截，这种办法或许可奏效于一时，最终还是挡不住滚滚而来的时代洪流。 　　 这一点连许多不在其位的红二代也感受到了。在不久前举行的纪念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座谈会上，马文瑞的女儿马晓力提及当年黄炎培在延安窟洞里对毛泽东提出的“周期律”问题，就是其兴也勃矣、其亡也忽矣的兴衰周期律。她直言不讳地指出，一直到现在，这个周期律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党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周期律问题呢？我们能不能避免这条路？可能我们有点着急，我们不希望这个国家乱，我们最害怕乱了，就因为不愿意让它乱，老百姓过点安生日子，我们的幸福长远一些，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机制。”叶剑英女儿叶向真提出一定要反对封建专制，认为“我们现在是短腿，经济和上层建筑应该相应地发展，但是我们的上层建筑缺失了很多。……这个问题发展下去，是非常危险的一条路。”  　　 陆定一的儿子陆德列举一系列数据来证明“党的腐败现象严重”，虽然他用的还是二○○四年的数据已经足够触目惊心，这七年还不知到了怎样惊人的地步──“二○○四年，全国公款吃喝三千七百亿、公款用车四千零八十三亿、公款外出旅游三千亿，二○○四年我们财政收入三万多亿，三分之一拿去吃喝玩乐了。请问，全世界有哪一个政府敢这么花钱？公务性支出，美国在这方面花的钱，占整个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九点九，加拿大是百分之七点一，法国是百分之六点五，韩国是百分之五点零六，英国是百分之四点一九，日本是百分之二点二八左右。我们中国这方面的支出是多少？同志们，百分之三十七，是美国的四倍。为什么？没有监督，没有制衡，这种现象再发展下去怎么办？”（见《炎黄春秋》二○一一年第十一期） 　　 这种感受与普通民众是接近的，到处在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暴力化的趋势，这也是社会情绪恶化的不安信号。钱明奇十年维权，求告无门，只能以死相搏，既是警告官员，更是提醒世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广土众民的大国，汪洋大海般的底层人口，面对超级强大的强权只有深深的无奈、无望和无力感。与无力感相随的是刻骨铭心的不安，正在不断加深、不断扩散。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不安何时才是尽头，但我知道，一个社会经不起这样的不安。当这些红二代清楚地看到了问题所在，公开对现实发言，呼吁政治改革，我们可以察觉到不安同样困扰着他们。这些红二代之所以忧心忡忡，就是怕如此下去，他们父辈打下来的江山持续不了多久，就将面临新一轮的不可逆转的动荡。  　　 整个座谈会的气氛就是对现状不满，表现出迫切求变的心态，可以看作是他们这些人在喊话。要求掌权者在政治改革上有所作为，不要装聋作哑，原地踏步。一位朋友说，中国又一次走到辛丑年和辛亥年之间，历史留给统治集团的时间不会太多了，如果没有主动变革的勇气、决心和智慧，只会维稳一招，把警察、军队作为自己的依靠和磐石，他们将被历史毫不留情地甩出去。不安的后面是绝望，绝望的后面是什么？温家宝在南开中学的这几句话倒是清醒的： 　　 “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一个政府如果忽视民众和民生，就是忽视了根本。而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了它，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国之命，在人心’，说的就是民心向背决定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存亡。”决定时代走向的最终还是人心向背，不是警察和军队。 　　 任何温和的渐进变革主张今天都被视为洪水猛兽，非把一切扼杀在萌芽状态，以保持铁桶江山，维持整齐划一的表面稳定，这样的稳定恰恰是危险的。我经常想，中国最大的危险来自两极，首先是特殊利益集团为了保持现有地位不计后果、不惜代价地压制任何不同声音、阻挡任何健康力量的成长。然后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民粹主义情绪，当然后者是前者培育出来的，日复一日，温和变革的声音都成为打击对象，只会把越来越多的人赶到民粹主义的阵营，社会心态越来越焦虑不安，根本的缘由在这里。人们通过自己生活的感受发现，那些有节制的变革主张一而再地遭到拒绝，自然而然对此不抱希望，转而寻求另外的道路。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最为明智的选择就是给公民社会一定的成长空间，而不是堵死一切通道，让中国人有学习做公民的可能性，无论未来如何，通往公民社会的这个方向是不可逆的。只有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健康的有生命的民主制度。  　　 前段时期，我在一个公众场合回答听众提问时曾说，公民社会的成长是一个过程，永远没有结束，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中国人有一个巨大的误区，在古老的农业社会有一个大同梦想，包括康有为写《大同书》，孙中山喜欢“天下为公”。我们从先秦时代就有大同梦想，这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空想，我们很容易接受高大空的东西，不容易被公民社会这样寻常的理想所吸引、陶醉。公民社会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它只能在地上生长出来的，要带有泥土气息，只有在我们的公民生活当中才有可能生长出公民社会。 　　 我们在一起讨论历史的、现实的问题，这种形式本身也是公民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们通往公民社会道路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夜晚，但是这样的夜晚很重要。未来的公民社会就是由一万个、一千万个、五千万个、一亿个……这样的夜晚构成的。有这样的夜晚就会有公民社会。其实公民社会没有那么宏大、那么高深莫测、不着边际，它很具体，也许就是我们写一篇博客，发一条微博，一百四十个字不到，也许就一条短信，十个字、二十个字。就是如此而已，但是在这些微不足道的举动当中，我们的公民社会正在慢慢地成长起来，像一棵树一样从土地上长起来。 　　 我特别不相信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一夜之间恩赐给我们的东西，我只相信自己用付出努力千辛万苦得来的果实，那些东西才真正属于我们，才靠得住，虽然我为此付出了血汗。这样的公民社会也才真正靠得住，无论谁来当政，我们都能骄傲地对他说，我们是这块土地真正的主人，你只不过是我们临时雇用的公仆。到那时，中国的公民社会就成型了。 　　 在不安困扰的帝国黄昏，谈论公民社会的平凡理想很不过瘾，很不雄浑，缺乏大刀阔斧、气吞山河的雄图大志，缺乏激动人心、直捣黄龙的豪言壮语，自陈胜吴广以来，我们经历了一次次的改朝换代、取而代之，今天我们更要寻求的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在更深刻的层次上不是指向政权的更迭，而是制度的重建，文明的更新，脚踏实地，步步推进中国的公民社会，最终达到制衡强权的目的，这个过程也许点点滴滴，平平常常，缺乏大戏的惊心动魄，但对于见惯了太多大戏的中国人来说，这一轮的转型可能完全不同。这个古老民族在不安中将看到，历史的又一次峰回路转如何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