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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中文网）一副写着”我要真普选”的横幅被挂在了香港狮子山顶。民主运动人士希望通过此举，声援雨伞运动。 与此同时，据《苹果日报》报道，和平占中、学联和学民思潮运动人士宣布，周日（10月26日）在金钟”雨伞广场”举行公投。公投内容是针对 周二对话时谈到的港府向中央港澳办提交的民情报告和开设多方平台。 议题一是要求拟成立的多方平台委员会必须处理2017年及2017年前的政制改革；二是特区政府将提交港澳办的民情报告必须具宪制效力，可以改变人大8.31决定。 10月21日，港府和学联代表进行了首轮对话 联合国呼吁确保香港普选 此外，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周四（10月23日）要求中国确保香港的普选。委员会强调，这包括参选和投票的权利。委员会的18名独立专家在对北京审查港首候选人的决定表示质疑后，做出了这一表示。 晚些时候，联合国专家发布了一份委员会声明称，委员会要求有关依据普选的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办法的额外信息，这其中包括与“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相符的选举权和参选权。 中国目前没有签署联合国的“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一些非政府组织和香港立法会成员对联合国人权小组的这一决定表示欢迎。 万方/李京慧（法新社/路透社）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位于印度达兰萨拉上镇的西藏儿童村星期四举行建校五十四周年庆典活动，西藏噶举派法王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出席庆典，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玛群觉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在仪式上发言，呼吁年轻学子提高本民族语言文化素质，为西藏自由事业肩负责任。印度达兰萨拉上镇西藏儿童村学校建校五十四周年庆典仪式星期四在该校体育场举行。藏传佛教噶举派法王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应邀作为荣誉嘉宾出席仪式，并向工龄满20年教职工、成绩最高学生、最佳男生与最佳女生等颁发由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授予的奖品。藏人行政中央代理司政、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玛群觉在仪式上向聚集的数千僧俗藏人发言，呼吁藏民要提高教育素质，完善和发扬藏民族文化与语言。白玛群觉说：“作为藏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学好藏语文和传统文化，并服务于西藏社会；其次要培养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并为他们提供一切所需便利。这两点非常重要，因为解决西藏问题，我们需要在流亡社区和国际上展开活动，而其前提是要具备标准语言和高等知识水平。藏语文是藏民族的灵魂，一旦语言和文化消失，整个西藏就会名存实亡，因此呼吁所有藏民提高教育素质，完善和发扬西藏传统文化与语言，尤其年轻学子要为西藏民族的前景肩负使命。”首席嘉宾——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在仪式上发言强调，西藏的未来在年轻藏人学子的手中，因此要发挥专长、提高知识、积极上进，为实现西藏自由事业付出努力。他还敦促所有前西藏儿童村学生在经济等各方面支援在校学生，让流亡藏人学生得到同胞的资助，而不是一味地靠外国人资援。边巴次仁说：“我们很多人祈祷时，都会说‘祈愿达赖喇嘛尊者的愿望早日实现’，但是要实现尊者的愿望，就要完成我们各自的任务，若能这样，不仅能实现尊者的愿望，同时能解决西藏问题，也能返回西藏、建设西藏，因此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西藏儿童村学校总负责人次旺益西在仪式现场接受本台采访时谈到建校成果：“自建校至今，在教育领域方面得到逐步发展和改进，尤其实行的教学改革，达到学生受益的目的。从儿童村学校毕业的学生中，如今有很多在西藏流亡社区官方与非官方机构，以及在印度各个行业等充当着重要的职务，为藏民族的福祉利益贡献着力量。”次旺益西表示，校方已加强了藏语文教育：“在早期，学校以藏语文为主进行授课，后来有一段时间因为其它课程都是英文，使学生的藏文水平出现退步现象，自藏人行政中央制定教育政策以来，学校方面以结合现代与传统教学再度加强了藏语文教育，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学生们非常重视母语的学习，校方也一直不间断地往这方面努力着，相信会结成硕果。”来自西藏境内的西藏儿童村十二年级学生曲珍在建校庆典仪式上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流亡印度是因为在西藏不能学藏文：“因为在我们家乡不能学藏文，所以我来这里学藏文和拜见达赖喇嘛。以前我不知道（原因），可是我现在知道，我们没有自由，所以不能学藏文，老师他们不教，我们学校里本来就没有藏文。”曲珍希望能为保护西藏语言和文化做贡献：“我自己的目标是为了西藏得到自由，想要保护好我们的文化和语言。”据介绍，西藏儿童村在印度达兰萨拉建于1960年，现有35个分校，建校至今共有45622名学生毕业，目前有11676名在校生，其中仅在达兰萨拉上镇儿童村已有14593名学生毕业，目前有1621名在校生。（特约记者：丹珍 责编：申铧）

【编者的话】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引发中国各界关于政法系统改革的关注。本文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周永坤先生对中国政法委体系历史沿革的研究，原发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如今读来更有现实意义。经作者本人授权，FT中文网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行党委政法委员会是公检法三家的“党内领导机构”，它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应当将它放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下重新检视，下面的检视围绕历史作用、党的领导的原则、法治原则、法治国家建设四个方面进行。 政法委的沿革 1.政法委的历史渊源：法律智库机构 党委政法委员会制度的文化传统源于设立于1946年的“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1946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在“边区宪法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这是一个“智库”性质的机构。194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建立“中央法律委员会”，“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自然撤销。这个“中央法律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未来的新政权起草法律，属于秘书班子一类的机构。1949年新政权成立，这个“立法参谋”性质的中央法律委员会随之撤销。代之而起的是设在集权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内的政府的政法委员会，它不同于党委的政法委员会。1954年宪法生效后，政权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它由集权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变成了宪政分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政务院变成了国务院，法院、检察院不再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分支，而是独立的司法部门。这一宪政分权的制度与此前的公检法集权的政法委员会制度格格不入，因此政府的政法委员会制度一度消失。 2.秘书性质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 现行的党委政法委员会制度直接发端于1956年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1956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了第一次法律委员会会议，宣布正式成立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该次会议规定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的任务是中共中央交办的工作，主要是关于法律工作方针政策和各部门的分工等问题，并不主管有关部门的具体案件。当时公检法各部门都设立党组，各有关机构的党组直接向中央负责，向中央请示报告工作，并不向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报告工作。可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只是一个秘书性质的机构，而且只设在中央一级，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与法治国家并不存在矛盾。《共同纲领》体制下集权的政府政法委员会向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的转变，表明了一种法治的倾向，起码在地方上，法院、检察院是独立的司法机关。 3.“政法小组”的突进与文革中的毁灭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决定成立政法小组，通知说，“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布置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这个通知其实是逐字逐句照抄了时任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的相关批语。从此，中国开始形成了至今难以改变的党政不分的、人治的一元化体制。特别严重的是，从1958年开始，县以上各级党委都成立了政法小组，政法小组不仅“协调”公检法的关系，而且逐渐形成了重大案件要由党委审批的习惯。这个体制不仅在立法上，特别是在司法上强化了人治体制，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党委第一把手专权的制度，党的领导成为书记的领导，而不是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这使1954宪法确立的宪政体系悬置，也使八大确立的党“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制”的方针失去了制度依托。从此一步步造就了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条件。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99人，候补中央委员164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党的十八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改革发展任务极为繁重，中央政治局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战略定力，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各项工作，注重从思想上、制度上谋划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战略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中央政治局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积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基本完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各方面工作取得新成效，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打开新局面。 全会高度评价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会提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全会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中国官媒日前公布了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公报提出，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加强和改进共产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这些提法引起海外舆论关注。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邀请到在北京的律师郝劲松与在美国的俄克勒荷马州中部州立大学教授李晓兵讨论如下问题：中共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能不能理顺共产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能不能实现真正的“依法治国”？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高山与两位学者的讨论。邀请和就以上问题进行讨论。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那么，依法治国是否首先要理清楚执政党和司法的关系，李晓兵教授：李晓兵：是的，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邓小平启动经济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建立了各种法律制度，但是共产党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司法只是执政党用来打击异己和派系斗争的一个工具。江泽民和胡锦涛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习近平上台后，也是如此。郝劲松律师，你怎么看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郝劲松律师：是。依法治国关键在于任何一个政党、团体或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中国的实际即情况并不是这样。另外一个关键是，所有的法律一定要落实到实处，现在中国的很多法律都是一纸空文，执行起来，受到各种刁难。各级政府、法院都不安法律条文去办。大家说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法律得不到有效执行，依法治国只是一句空话。李晓兵教授，中国要实现依法治国，司法独立是不是一个关键所在？李晓兵教授：如果依法治国，党政必须分家，党和司法也应该分家，现在党领导法院，法官都是各级党委任命，公检法都听党的指挥，要司法和党分家现在还做不到。当然现在中国的司法改革取得了一些成绩，一些法律也能得到执行。但是司法不独立，很难实现依法治国。郝劲松律师，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你怎么看这个问题？郝劲松律师：现在中国司法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司法不公正，关键在于现有的法律得不到执行。中国的宪法和各种法律已经比较完善，关键在于各级法院和政府根本不尊重法律，党政部门干扰司法，律师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法院在立案和审判上也受到各级政府的操控。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我希望能够落到实处：李晓兵：我并不对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总在主题抱有太大的幻想，这只是一个政治口号而已，不能把羽毛当令箭。习近平强调的依法治国，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政治权力较量。记者：高山 责编：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