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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小说家彼得·纳达斯(Peter Nadas)在他那篇雄辩的《圣诞大杀戮》(The Great Christmas Killing)一文中，描绘了自己对处死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夫妇的纪录片强烈又懊恼的反应。纳达斯一贯反对死刑并信奉“司法程序”的正义；但当他目睹罗马尼亚独裁者最后的时光，这些并未阻止他内心复仇的喜悦。“齐奥塞斯库(Elena Ceausescu)一直看着他的妻子，小眼睛眨巴不已，笑容中饱含忐忑；你可以说，他可能对发生的一切感到茫然，也可能没弄明白他当初怎么能够权倾一时。” 　　这部名为《最后一百天》(The Last Hundred Days)的小说，以1989年的布加勒斯特为背景，记载了对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审判。指出这一点，我并不是认为是在剧透。小说结尾，年轻的英国籍叙述者刚逃出罗马尼亚，他在贝尔格莱德的电视上看到那场著名的审判： 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夫妇，大约在1985年。 　　“我们看到齐奥塞斯库夫妇，他们坐在一张放在特尔戈维什泰地堡里的小桌子旁边。自始至终他们都不以为然，而且异常镇定。他们镇定的样子始终萦绕在我脑海中。在那一瞬间，也许因为他们感到死期不远反而坦然正视：她决绝地把外套扣子一直扣至下巴底下；他轻抚她的手，弄平整自己的头发，再吸上一口气……判决指出他们犯有多项罪行，既包括引发饥荒，也包括拥有太多双鞋子。辩护律师一度因为斥责法庭对他们实施虐待而被旁边的检察官控制起来。” 　　读到潘特里克·麦克圭尼斯(Patrick McGuinness)小说处女作的这部分，我便想起纳达斯的那篇文章，并叹服于麦克圭尼斯启发读者的技巧。这种技巧，某种程度上像是纳达斯反观自身时复杂的回应：令人目眩的胜利中却激荡着令人警醒的洞见——粗暴的刑罚只会延长这个国家暴力和压迫的历史。 　　《最后一百天》始于无名的叙述者来到罗马尼亚首都某大学执教。他似乎对发生在课堂上的事情并不介意。他更关心自己的同事们，因为他已深深卷入他们的生活，他也更关心自己一举一动都被密切监视的事实。“这正是监视者们做的：我们不再是自己，而开始生活在自己旁边。人性不能被改变，却可以因为过度关注自己的行为而被摧毁。” 　　在这本小说众多活灵活现的角色中，最具戏剧性的角色是叙述者的同事里奥·奥海克斯(Leo O’Heix)。奥海克斯精力极度旺盛，他迷恋冒险和疯狂，而挑战性地同时处理多项任务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教书是他白天的工作。他真正的职业是黑市贩子，每天过着众人眼中的布加勒斯特上流生活，打听、贿赂或者勒索罗马尼亚错综复杂的等级制度中任何一个值得打听、贿赂或者勒索的人。 　　此外，里奥还沉迷于记录那些富丽堂皇的历史地标——大部分是教堂修道院——而这正是政府为了切断人民与过去的联系，并为更丑陋的国家社会主义风格的建筑腾出地方而正在摧毁的东西。在一家以“犹太猪肉”闻名的特色餐馆里，里奥写道，通过这道菜，“整个欧洲大陆盲目的反犹主义赫然在目”，“这是一个充满阴谋和猜疑的世界，在这里，他感到如此开心，如此刺激，如此满足。”叙述者突然意识到“这里适合里奥，不是因为它与里奥臭味相投，而是因为里奥有过之而无不及”。 　　叙述者和里奥的友谊，使他得以广交朋友——这里理论上没有阶级，实际却严格地强制划分阶级。他与内务部副部长那被宠坏的美丽女儿坠入爱河。尽管我们试图在警察国家里有节制地使用“美丽”，但逮捕却是最贴切的字眼。此外，他还与一个年迈的共产党革命英雄成为朋友。这位英雄正在撰写两种版本的回忆录，一个版本为应付国内的审查，另一个版本则是为在国外出版。他还见到了一个非法的异见者群体，他们希望他能在偷渡难民进入前南斯拉夫方面提供帮助。 　　当然，不管是哪儿的人，我们对他们的第一印象往往并不靠谱。但这样的误解，在叙述者的新社交圈子里却被证明至关重要。每个人，或者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秘密身份，都与植根于死亡或者死亡威胁基础上的文化，有着深藏不露且邪恶的关系。毕竟，大部分人都向安全部汇报邻居们的一举一动。叙述者对他周围的人令人震惊的每一个发现，都增加了我们对小说结局及主要角色能否平安无事乃至存活下去的兴趣。监禁、清洗、国家许可的殴打和谋杀，使小说情节更为扣人心弦。 　　在小说的最后，叙述者的新女友——在当地一家肮脏、条件简陋的医院工作的大夫，获悉了她至爱的弟弟离奇失踪的真相。她与叙述者的关系会突然结束，就像他与内务部副部长女儿（她指控他是个偷窥狂）那样？“你什么都不是，”她对他说：“不过是看到了而已！你就是个旁观者。”也许有人会问，包括诺曼·马内阿(Norman Manea)的回忆录《流氓的归来》(The Hooligan’s Return)在内，已有很多饱经齐奥塞斯库暴政的罗马尼亚人关于该时代的记述，我们为什么还要读《最后一百天》？ 　　麦克圭尼斯写得太出色了，这正是激发我们对那位“局外英雄”的兴趣并报以同情的原因。麦克圭尼斯既是诗人，也是牛津大学法语和比较文学教授，在他书中所描述的那段时间，他正生活在布加勒斯特。他善于观察与思考，妙趣横生，一针见血。那怕只是一个段落，他也能将行云流水般的笔触、抒情诗般的旋律、幽默诙谐的文笔和格言般的语言融会贯通。正如他对罗马尼亚那位暴君为什么喜欢雕塑的思考： 　　“齐奥塞斯库的雕像通常有真人的一倍半大，当你站在它们旁边时，常常觉得自己很渺小，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让人窘迫的缩小。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或金日成都有70英尺（大约21米——译注）的大雕像，但齐奥塞斯库没有。他确信自己看上去天生与众不同、高人一头，适合在一个信奉无神论的国家担任领导者，这个国家信仰超人、不信超自然现象。齐奥塞斯库的塑像，正是因为在高度上的适度谦逊，使得它们看起来更为高大、更不可亲近。” 　　这样的写法，使得《最后一百天》对一个社会以及一段历史时期的记载入木三分、引人入胜，那是一个我们应该记住的时期，尤其是现在，苏东集团遁入历史；这本书也生动地呈现了当人们被政府欺凌、被鼓动用恐怖和怀疑的眼光去看待其他人时，世界会变得怎样可怕。 　　Francine Prose的近作是小说《我的美国新生活》(My New American Life)。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2年6月10日。 　　翻译：陈夏红

中新网10月4日电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3日指示尽快处理党营事业标售作业。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委林德瑞说，最快年底或明年初举行公开标售。 国民党3日下午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安排行管会报告“社团法人中国国民党党营事业处理报告”，会中分发每人一份两页的文件，说明过去及未来处理概况。 不过，这份文件被视为极机密，不仅上面有编号，且要求会后回收，不得携出。 与会者会后转述，林德瑞回顾自2002年开始处理党产说起，并细述马英九于2006年8月23日中常会中决议通过“面对历史，向全民交代”国民党财产总说明报告，包括对党产历史背景、处理原则、执行概况，及未来处理的方向都有详尽说明。 林德瑞说，党营事业已交付“中央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强制信托。历经5次标售，但都流标。不过，国民党处理党营事业的决心与行动，无庸置疑，将会继续执行标售任务，最快在年底或明年年初。 林德瑞说，如果没有办法达成预期目标，国民党将研议其它妥适的替代方案，并经党内程序讨论党营事业的最终处理方式，完成党的承诺。 此外，对于有中常委提问，政党究竟可否经营党营事业？与会者转述，马英九说，“照我们的承诺，只要是营利事业，我们就不碰”。 林德瑞说，秉持公平、公开、合理、专业原则来继续执行标售任务，并积极规划标售事宜。此外，也会持续推动公益事业，会在标售党营事业后，将标售所得除了依法保留党工的离退金、党务运作和发展经费外，如果有剩余，会捐做公益。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 责任编辑：NN084

 　　是什么原因让一场以爱国主义、反对日本侵犯中国主权利益为诉求的游行示威，变成了令许多同胞、甚至部分游行参与者、组织者不堪回首的噩梦？是什么原因让一些高喊“抗日爱国”的人冲砸日系车、日资工厂商店，或带有日本元素的店铺，在大街上剥下人们穿着的日本品牌服装，而浑不顾这些车、这些店铺都是同胞的动产不动产，这些被追逐、被殴打，甚至重伤住院的受害者，也无一例外都是自己同胞，甚至日资工厂、商店，也在向中国纳税、为中国创造就业机会？是什么原因，让“爱国、抗日”变得言行不一，以至到了让人不得不深刻反思的地步？ 　　在西安，“9.15”反日大游行，就是一场以高呼“抗日爱国”和“保钓”口号始，以一片混乱和满城恐怖终的“变质”运动，在运动中，数以百计的日系车被砸，不少日本产品专柜、日本料理店遭到冲砸、洗劫，重伤的市民李建利至今仍躺在医院里，很可能终身偏瘫，许多 受害者至今欲哭无泪。而在另一些城市，“变质”的情况也同样严重，打着“抗日爱国保钓”旗号为所欲为的人，甚至动手抢劫商店。 　　人们不由得要问：连同胞和同胞的财产都不去爱惜的人，会有真正的爱国情怀么？人们不由得更要问——在“9.15”的西安和其它城市街头，突然涌出的、让保钓集会“变质”成野蛮破坏行径的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 　　这其中为数最多的，恐怕是“从众者”。他们上街的目的，原本要么的确是呼吁爱国、保钓，要么则不过是普普通通的旁观者、路人，但一旦被人头攒动、旗帜飞扬、口号此起彼伏的热烈氛围所感染，一时间浑忘却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而油然产生一种力量感、使命感和“大角色感”，仿佛自己不再是那个寻常的甲乙丙丁、张三李四，而瞬间脱胎换骨，成为置身历史大事件、举手投足间很可能改写历史的大人物。此时此刻他们会陡然迸发出许多冲动因素，这些因素会刺激他们想平素之不敢想，做平素之不敢做，在汹涌的人潮中让自己的破坏欲或破坏力充分发泄出来——尽管当时过境迁、人潮退去，他们或许是最快清醒、后悔，甚至不知所措的一群。相对而言，他们在“变质”中的行为是被动的、从众的，就个体而论破坏力不强，但由于人数众多，所形成的合力却是极其可观的，在某些时候更让“爱国运动”和“打砸抢”之间界限模糊，令制止、查究变得更加困难。 　　有些参与“变质”的人，原本就是社会的失落者、不满者和弱势群体，平日里得不到机会宣泄这种不满，或即便宣泄也找不到听众，得不到“广播”的机会，如今见“大场面”风起云涌，觉得法不责众，正是自己借机发声的好时机，便充分调动自身能量，竭力“搞大动静”。2005年法国的“九三省骚乱”就是典型范例。那年10月27日，该省两名北非裔少年为躲避警察追捕，在变电站中触电身亡，导致蔓延整个大巴黎地区的大规模骚乱、打杂和焚烧汽车事件，其中大多数参与者，都是生活在九三省等巴黎远郊区的青年贫困者、尤其北非移民后裔，他们苦于长期受歧视、高失业率和不被社会重视，借机发泄其愤怒情绪，导致事态的扩大和恶化。此次保钓群众运动中，许多失控场面中都不乏这些原本就不满蓄积的人群活跃其中。 　　见“爱国”、“抗日”、“保钓”等旗号号召力强大、群众基础雄厚，便扯起大旗做虎皮，打着这些冠冕堂皇的旗号，行牟取私利之实，是某些人参加“群众运动”的真实目的。这种借“公义”为私欲做伪装的人，古今中外历次群众运动都存在。鲁迅小说《阿Q正传》里打着“反清”旗号进尼姑庵窃取宣德炉的假洋鬼子、赵老爷是这类人的艺术典型。去年8月英国托特纳姆骚乱，尽管起因是一名黑人青年马克.达根被警方射杀引发抗议，但借此而一哄而起的抢劫行为，竟导致一亿英镑以上的公私财物被抢劫；去年6月15日，加拿大温哥华市“斯塔利”骚乱，起因是该市加拿大人冰球队在斯坦利杯决赛中失利，但寻衅者却借机洗劫了市中心多家大型商场，并将财物据为己有。此次“9.15”事件中，西安、长沙等多个城市都出现了打着“爱国”旗号吃霸王餐、打劫便利店，甚至抢劫首饰、名表的行为，他们都属于这一类投机者。这些人绝对数量并不多，却是极富破坏性的一群，是导致“变质”现象发生的最重要腐蚀剂之一。 　　还有一类“变质”参与者，他们对群众运动原本的口号、诉求未必赞同，甚至可能有排斥、抵触情绪，他们之所以上街、参与，是看到运动声势浩大、参与者众多，影响力强、覆盖面广，有相当的号召力、舆论影响力和轰动效应，希望“借鸡生蛋”，利用这个万众瞩目、人声鼎沸的大平台，表达自己平素不便或不能表达的其它诉求。1968年源于法国、席卷大半个西欧的“五月风暴”，最初是一场左翼学生运动，但最终却演变成既有极左又有极右、既有大政府主义者又有无政府主义者、既有纵欲主义者也有禁欲主义者、既有反战人士也有好战分子参加，口号杂乱的“政治诉求大展览”。去年席卷全球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至今尚未平息的俄罗斯反普京运动，也都有这种特色，即抱着利用群众、利用舆论和利用影响目的参加的某些组织、个人，潜移默化地让运动本身“变质”为多色彩、甚至另色彩。 　　这类“变质”未必会导致破坏、暴力，抱着上述目的参与群众运动的人，为数通常也极少，但他们多半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周密的计划和精细的实施方案，表面上看是“随机”、是“冲动”，实则一切都经过策划和安排，是“外乱内整”、“外粗内诈”，有时候他们甚至有自己的纲领和组织，是有备而来，谋定而发。他们就像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只需添加少许，就足以让群众运动的“变质”变得更加具有震撼力、破坏力，因为他们常常可以影响、操纵和调动前述几类“变质”参与者，使这些人无意识无目的或浅意识浅目的的冲动行为在有意无意中被导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目标。 　　当然，在许多时候，这几类“变质”参与者间的界限并非那么泾渭分明，许多人要么带有混合动机，要么可能随氛围、情绪和运动性质的变化，在几种类型间反复切换。 　　避免群众运动“变质”，以及这种“变质”给城市、社会和民众带来冲击和伤害，首先应秉持法律原则，坚决维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打击侵害公民人身、财产权的任何行为，而不管其举怎样的旗帜，呼喊怎样的口号；其次，应采用一切手段控制场面、氛围，将“从众者”的数量降到最低，因为其他目的性更明确、破坏性更强烈的“变质”参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从众者”的众多人数和汹涌势头“借力打力”；第三，对假“爱国”之名一逞私欲，或在群众运动中触犯刑律者，应依法及时予以严肃惩处。

核心提示： 自媒体时代，只有不断增强法律意识，慎用自己的话语权，发表负责任的言论，才能赢得社会公众的尊重与信任。 原标题：“观点多元”也不应“胡言乱语”（人民论坛） 有人发长微博，捏造某大学学生会干部贿选的故事，写得情节跌宕，只在文末说，这是自己编造出来的，希望微友“在转发批判之前，先要动动脑子”。然而，很多人明知是假的也在大量转发、当真讨论。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很多人面对微博信息，没有耐心看完，没有时间思考，没有理性思辨。 在这样的舆论场域下，说什么、怎么说，就显得极为关键。如果发言者都讲责任，遵规范，传播客观、真实的信息，表达理性、公允的观点，那么就能够加快形成良性的舆论秩序，培养受众的成熟心理和理性心态。反之，如果胡言乱语一通，传播不实信息，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那么就容易刺激受众情绪，使舆论场域出现混沌和混乱状态。尤其是一些实名、知名、著名的微博“大V”们，因其“粉丝”众多，几句话就可能闹得沸沸扬扬。 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说，冬天给树穿衣服保温无用，理由是树内部不发热，无温可保，据此批评政府部门每年是在“花钱做无用的事”。冬天给树穿衣是为防冻，岂是为保温？他这个分析有问题，结论自然就站不住脚。还有专家说，鱼离开水很难活过12个小时，因此一听说有人能让普通的鱼离水存活好几天，就说这不可能。这个结论下得草率，如果他从书斋走到实践中去，就会从福建建瓯市的“弓鱼术”中大长见识。 有一些知名人士，把自己的微博当成私人之间的闲扯。有的把道听途说、未经证实的丑闻、绯闻、腐败信息一发，让公众信以为真。有的喜欢以偏概全，把一个人的毛病、一个地方的问题，上升到普遍性、全局性的层面大发议论。有的则张冠李戴、牵强附会，不讲基本的逻辑，只把若干现象、问题一摆，就得出一个“发人深省”的结论。在公共舆论场域，如此一锅乱炖，如果不细加甄别，很容易引人义愤填膺、情绪激昂。 微博上还活跃着一些人，打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旗号，却背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与良知。他们的基本言论价值立场就是反对，唱反调，而不论是非曲直。基本价值结论最终都是政府失德、无信、作恶，而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不分个别和一般。基本言论载体就是故意捏造、剪辑一些所谓的历史阴暗面、领袖人物丑闻，而不辨真假。如此貌似为公共、公众呐喊，实则煽动、鼓惑，惟恐天下不乱。 种种胡言乱语情态，从一个侧面反映当下一些公共舆论场域的乱象。有人说这是“观点多元”、言论自由的具体表现，实则背道而驰。观点多元，乃是对人物、事件的多种看法，应合乎事物的本来面貌。无论何种观点，应持之有据、论之有理，遵循基本的价值逻辑。看问题的立场，应是客观、理性，不隐美、不虚恶。以“观点多元”为借口胡言乱语，不仅是对观点多元的误读与曲解，也不利于观点多元的培育和秩序的形成。 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想观点呈现多元多样的复杂态势。对事物和问题的不同看法，整体上合乎人们的内心实际，有助于人们多角度看待问题，在交流沟通辩论中形成社会共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也是有增益的。但是，观点多元并不等于胡言乱语，胡言乱语对社会不但无益还很有害。自媒体时代，只有不断增强法律意识，慎用自己的话语权，发表负责任的言论，才能赢得社会公众的尊重与信任。

杨洁篪指责日本挑战二战后世界秩序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周五（9月28日）在记者会上反驳中国外长杨洁篪联合国演讲“毫无根据”。 藤村表示：“今后还会有反驳的机会，日本必须清晰地反驳。” 杨洁篪周四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指责日本窃取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挑衅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早已关注杨洁篪演讲的日本传媒在演讲后马上进行了报道，藤村也是迅速作出反应。 他说：“迄今为止因为不存在这一领土纠纷，所以日本没在国际上高声宣传，今后日本要认真做国际宣传，向积极发言的方向转换。” 藤村补充说：“不存在领土纠纷这个前提没变，目前日本仍认为没必要通过国际司法场所来争主权。” 不过他也重申：“比什么都重要的是两国一边维持和强化意思疏通，一边有必要从大局着眼，相互采取冷静应对的立场。” 藤村还针对周六是中日建交40周年的纪念日说：“1972年以来，中日关系经过很大发展，成了战略互惠形态，虽然不时有些难题，但应从大局着眼冷静对话解决。” 日本访华团 在日本政府9月11日购入钓鱼岛后，中国几乎中止了预定的庆祝建交40周年的所有活动，日本官民各类访华计划也被中方要求延期或取消。 周四日本前国会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率领7个对华友好团体首脑成功访华，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和前国务委员唐家璇先后会谈，是钓鱼岛纠纷以来最高层次接触。 会谈后日方透露，尽管贾庆林在会谈中说：“希望日本与中方一起努力克服目前的困难，回到健康的中日关系轨道”，但会谈气氛非常险恶。 唐家璇则对日方说明，中国激烈的反日活动是因为9月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俄罗斯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与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交谈中表明中国反对日本政府购岛的立场后，日本政府仍随即完成购岛，是“扫了胡锦涛的面子”。 日方透露说，后来唐家璇与访华团晚餐时，气氛虽较和缓，“但中国的反弹超过预计，改善关系也不容易”的看法在日方成员中蔓延。 纠纷国际化 事实上中日纠纷正有升级征兆，除了双方吵上联合国外，日本政府周四公布了本周一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出的书简，反驳中国提交联合国的钓鱼岛海图等主权主张。 而在藤村表明日本不会在国际裁判场所与中国争论中，刚跟随野田出席联大会议回国的首相助理长岛昭久周四在东京广播系统电视TBS上说，如果中国向国际法庭起诉钓鱼岛主权争端，日本愿意响应诉讼。 美国也开始遏制中日紧张局势，日本信赖的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周四接受日本官方电视台NHK采访。 这位著名的“日本通”强调，美国72年把钓鱼岛交给日本只是管辖权，当时中台都对此有异议。 NHK记者提问：“那么你现在站在哪一方？” 阿米蒂奇对此答复说：“这个问题不公平，虽然日本统治下的尖阁诸岛如遭攻击，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但中日如发生冲突，就意味着美国外交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