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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观察员 励轩 □“政见”制图师 卜书剑 姚辰 中国在美苏之间 也许有人会问，美国没有少数民族这个概念，为什么这张信息图的题目叫“图解中美苏民族政策”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美国确实跟中国不一样，在中国和苏联被称为少数民族（民族：Nationality）的群体，在美国被称为少数族群（族群：Ethnic group）。联邦政府没有一个叫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部级单位主管少数族群事务，也不会在公民身份证件上强制标注族裔信息。美国没有像西藏、新疆那么广袤的民族自治区，也不会为参加SAT考试（美国的“高考”）的少数族群考生加分。美国甚至不存在美利坚民族（American nation），他们一般称呼自己是美国人民（American People），而我们所熟知的美利坚民族是孙中山的创造。总而言之，美国跟我们实在太不一样，只是为了让读者能有比较意识，我们勉强把美国对少数族群的政策冠以民族政策的说法。 当然，中美并非无一点相似之处。美国没有广袤的民族自治区，却有326个零散的印第安人保留地。联邦政府内政部则有个印第安人事务局（Bureau of Indian Affairs）负责处理印第安事务。有趣的是，美国同样存在着分离运动，夏威夷有些土著人几十年来坚持要从美国分裂出去。不过总的来说，美国因其处理族群问题的相对成功，赢得了国内不少学者对其族群政策的肯定，以致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声音：向美国学习。 对曾经的老师——苏联，大陆许多学者则持相反看法：要告别苏联。理由是苏联的民族政策导致了苏联解体。这一观点自从苏联解体后便在大陆流行，它背后的逻辑是：斯大林及其后的民族政策实质上是压迫少数民族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因此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各加盟共和国趁机闹独立，最终使苏联解体。在本观察员看来，这不是真的。 首先，斯大林时期强制迁徙部分少数民族的原因往往是通敌或阶级斗争，对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并不会采用这一政策。其次，斯大林对少数民族干部清洗并非蓄意的民族迫害，而是意在清除自己的政治对手，他没有按族裔来划分谁该清洗。 再次，苏联长期实行促进少数民族发展的优惠政策，“苏维埃政权资助了大量非俄语书籍、期刊、报纸、电影、歌剧、博物馆、民乐以及其它文化产品。其优惠政策（Affirmative Action）规模之巨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Terry Dean Martin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P2)最后，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并非来自少数民族，而是主体民族主导的俄罗斯联邦，后者主动要求退出联盟才导致苏联大厦崩塌。更有趣的是，在美国还处在种族歧视和隔离的年代，1922年的苏联已出现了一位来自少数民族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斯大林，而美国要到86年后才迎来第一位少数族裔总统奥巴马。 因此将苏联解体的罪责扣在压迫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上是荒唐可笑的。在美国学术界，已有更符合逻辑的理由来解释苏联解体。菲利普·罗德教授认为“为应对民族多样性问题，苏联采取的方式是地域联邦形式的族群区隔化结合。在这种制度安排下，苏联少数族群人民就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公民共同体的成员，而是以族群划分的亚国家的成员。采用这一制度安排的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在1990年前后的转型期都分裂了。这一模式后来被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所仿效。在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只有这3个实行了区隔化制度的国家分裂了。”亨利·黑尔教授则用核心族群地区概念解释了为什么苏联会解体，而俄罗斯却幸存。苏联之所以会解体，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存在一个核心族群地区——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退出苏联的举动，是苏联解体的关键因素。而现在的俄罗斯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核心族群地区，所以虽然它也遭受各种族裔冲突的困扰，却能够幸存至今。（励轩：《 苏联的民族政策有那么糟糕吗 》） 回顾这三国的民族政策史，我们还应提醒自己：变化是永恒的。美国立国236年，有86年在搞奴隶制，还有100来年在搞种族隔离，民权运动开展后的近50年，情况才得到了改善。苏联同样在变化，列宁反对即刻的民族融合，到了赫鲁晓夫时代，执政者却提出了象征民族融合的口号“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中国则曾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为取消过民族差别，江青是这一政策的坚定推动者，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才进行了拨乱反正。 从这张图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国和苏联一样在某些方面对少数民族实行了长期的特殊优惠。比如，政府会为原先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文字，也会为保存少数民族文化投入巨资，甚至会为某个少数民族提供特殊的高额补贴。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长期的特殊优惠政策以及构建共同认同的努力看起来并没有阻止苏联的解体。既然如此，作为苏联曾经的学生，我们这个国家能够摆脱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宿命吗？这是一个问题。 （特别鸣谢：台湾政治大学赵竹成教授，中共中央党校靳薇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关凯副教授） （相关阅读： 【读图识政治】图解中国五十六个民族 ） “政见”将持续为您奉上解读中国政治的信息图，欢迎关注和批评。 版权所有，个人转载务必注明出处（http://cnpolitics.org/）。媒体机构、商业网站等转载请联系 【参考文献】 Denber, Rachel. 1992. The Soviet Nationality Reader Westview Press Martin, Terry Dean. 2001.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Zisserman-Brodsky, Dina. 2003.

在中国近代史中，国民党和共产国际的相遇，不是邂逅，而是必然。 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共产党、共产国际形成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对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中国内地和台湾的历史学家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但是国民党和共产国际早年的亲密关系却被忽略。 Jason Lee/Reuters 天安门广场上的孙中山画像。 李玉贞的《国民党与共产国际》，2012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苏俄（本文将苏俄和苏联统称为“苏俄”）在1919年宣布废除帝俄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是在中国内地传播至今的标准说法。这一说法屡被质疑，台湾学者唐启华在《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一书中就已经指出这是一种“政治神话”，档案显示苏俄并未放弃在华条约特权。 2012年5月，中国内地的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专家李玉贞的《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一书，又再次完整地呈现了国民党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往来。作者以三十年的时间，阅读了大量内地、台湾和俄罗斯的档案文献，不仅超越了此前的研究，恐怕在短期之内也后无来者。难得的是，李玉贞对于自己此前的研究也有深入反思，她坦承15年前的著作《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出版）有“中毒”症状，比如以孙中山为核心把国民党划分为“革命”与“反革命”。 李玉贞指出，从“国家利益”来认识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很多复杂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同理，从“党派利益”来认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政策，很多复杂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两者的相遇，更多的是从各自利益出发各取所需的结果。 通过《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可以看出，在对华政策上，苏俄比之帝俄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建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暨中国共产党，苏俄先后试图与陈炯明、吴佩孚、冯玉祥等军阀建立联系。孙中山的一生，也是不断寻求各种外援的一生，日本、美国、德国，不仅来者不拒，而且主动上门。1924年，孙中山从广州北上北京，专门绕道日本。此外，孙中山曾有意聘请美国飞行员轰炸北京政府（日本实业家梅屋吉庄的曾外孙女小坂文乃所著《孙中山与梅屋庄吉》中提及，孙中山曾聘请日本飞行员训练中国学员），他还有意向德国提供开采权以换得资金，但德国发现孙中山承诺的开采地方不属于他的势力范围。李玉贞提醒读者，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英文“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是“国际共同开发中国的计划”之意。共产国际觊觎中国，孙中山渴望外援，最终他们相遇。 1920年代，苏俄政府和北京政府的外交，因为外蒙古和中东铁路问题陷入僵局。苏俄策动外蒙古独立，北京政府拒绝承认；1919年苏俄表示愿意将中东铁路无偿归还中国，但1922年又对此予以否认。在孙中山看来，北京政府的“国家利益”与国民党的“党派利益”相反，但苏俄的“国际主义”与国民党的“党派利益”有相通之处，因此在这两个事件上与苏俄达成妥协。甚至在孙中山看来，破坏北京政府的“国家利益”，将有利于国民党的“党派利益”。《国民党与共产国际》讲到，孙中山曾经建议苏俄，与其占领中东铁路，不如将这些兵力派去占领新疆，然后成立中、德、俄联合公司从事资源开发，实行苏维埃制度。他还一度提出“西北计划”，准备从西北进军北京，颠覆中央政权，希望莫斯科能够提供军事援助。吊诡的是，国民党未能实施的计划，共产党后来得以实现。 共产国际虽然没有支持孙中山那些异想天开的计划，但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如果没有苏俄的援助，孙中山能否战胜陈炯明就是一个疑问。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先实现广东自治，再谋求宪政统一，而孙中山主张立即北伐，推翻北京政府，实现武力统一，再由军政进入训政。1920年代的中国一度有两条路，一条是“联省自治”，一条是“党国模式”。两种理念孰优孰劣，暂且不论，仅从军事实力而言，孙中山未必胜过陈炯明，但是在苏俄的支持下，孙中山最终胜出。“党国模式”最终战胜“联省自治”，苏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苏俄成功地运用了“国际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两套话语，把自己介入中国事务称为“国际主义”，把其他国家介入中国事务称为“帝国主义”。同样，国民党把自己出于党派利益与苏俄的合作称作“国际主义”，把与北京政府建立联系的各国称作“帝国主义”。于是，出现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行为。1923年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一方面表示要争取“完全国家的独立”，同时又表示“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苏俄甚至成立“不许干涉中国协会”，主要从事与中国有关事务。“不许干涉中国协会”，似乎应该改名为“不许其他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协会”。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中写，孙中山希望的世界格局是第二国际、共产国际和民族国际三分天下。第二国际是继“第一国际”解散后，在1889年－1914年间各国社会主义政党联合发起的国际联合组织；民族国际则是孙中山对“大亚洲主义”的设想，由中国担任盟主，联合亚洲被压迫民族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国际组织。至于盟主是否会成为新的压迫者，似乎不在孙中山的考虑范围之内。不幸或者说幸运的是，民族国际只是设想，没有成为现实。 虽然孙中山在与商团冲突的紧急关头说过“以俄为师”的话，但是在绝大部分时刻，国民党是“以俄为友”，坚持两者的关系平起平坐。与孙中山倾向于“国际主义”不同，蒋介石批评在苏俄的中共党员“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为一俄奴耳。”蒋介石还说：“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而已。”当时，不乏将苏俄称作“赤色帝国主义”，这一称呼颇为准确，苏俄对此亦有所忌讳，多次要求国民党对共产国际的援助保密，莫斯科中山大学曾要求中共调查哪些国民党认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 国民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互为工具。国民党试图获得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学习苏俄的组织方式，实现自己的党派利益；共产国际试图通过国民党颠覆北京政府，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这是两者合作的土壤，同时也埋下分歧的种子。 国民党对苏俄的意识形态并不认同。《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中透露，1923年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开篇即明确表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1924年，孙中山向国民党党员表示：“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李玉贞认为这是为了平息一部分国民党党员对共产国际的怀疑乃反感。对孙中山而言可能不限于此，作为党魁，即使没有党员的压力，他也会注重理论的纯洁性和主体性。把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提并论，等于表示共产主义只是三民主义的一部分，三民主义是更完备的意识形态。但是《国民党与共产国际》指出，共产国际的看法恰恰相反，共产国际把中国国民革命比为俄国1905年革命，只是革命的第一阶段。所以，共产国际的标语“由孙文主义到列宁主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则主张改为“由列宁主义到孙文主义”，这个细节充分说明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貌合神离。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合作，在“北伐”和“统一”（这两个词语均是国民党的词汇，如果从北京政府的角度来看，是以武力颠覆国家政权）前后遭到根本的挑战。国民党对阶级斗争没有兴趣，在“北伐”过程中，中共主导的“土地革命”是国民党无法接受的。随着国共的分裂，两党在随后的历史中呈现出不同的一面。国民党“统一”之后，将党国模式从广东推广到全国，党派利益和国家利益渐趋一致，与赤色帝国主义保持距离。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共产党，仿佛此前的国民党，把自己出于党派利益与苏俄的合作称作“国际主义”。 20世纪20年代，“党国模式”只是一个雏形，但未来已在这里预演。李玉贞在《国民党与共产国际》，虽然国民党意识形态与苏式共产主义并不兼容，但是国民党学会了“监视”和“镇压意见”的技术。书中有很多细节：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年轻学员的“江浙同乡会”被指控为“反革命组织”；在“北伐”期间，地主自愿来到农会，建议农会收走他们的土地——前者与苏共的“肃反”和“清洗”如出一辙；后者仿佛商人主动要求公私合营，以自愿的形式“被自愿”。 在中国内地，近代史学研究依然一边使用“反帝”话语、一边赞美“赤色帝国主义”，这种内在冲突的叙事依然是主流。如果耐心读完这本近700页的《国民党与共产国际》，或许会改变这种看法，对国民党、共产党与共产国际间错综的关系有全面的认识。

北京，中国——据中国网报道，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在“冲突管理与合规经营”论坛上披露，包含阿尔斯通、中国建筑等在内的12家中国企业被世界银行列入黑名单。 据悉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发布的一份中国企业合规反腐现状分析报告披露，世界银行近日发布了一份因涉嫌欺诈和贿赂而在一定时期内被禁止承接世界银行资助项目的企业黑名单，包含阿尔斯通、中国建筑等12家中国企业被列其中。“今年4月以来，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几十家企业，更是集体遭遇不断升级的诚信危机。”王志乐称。 FMN 引用： 中国经济网

商铺·集体关门 　　工厂·无工可开 　　房展·人气惨淡　　 晚报记者 劳佳迪 温州摄影报道 　　半年前，车沿晚间的江畔行驶，这条温州最高端地段的滨江大道上，璀璨华灯与喧闹城市投于江面的幻影，还会令人心生安逸。但就在100多天之后，一场去年已蛰伏的GDP风暴却席卷了昔日的商业丽景。 　　9月14日，周末夜晚。安笛为一间装修考究的酒吧落了锁，他在廊下的风灯上悬挂了转让酒吧的标牌。已两个月无人问津的酒吧，最终成了他的财务负累。 “以前周末要定位子的滨江会所、酒吧，现在每个月都在亏钱。 ”安笛对记者说。 　　在生意跌入谷底的酒吧一条街不远处，每走几步便能看见扎堆的铁门把守的商铺，多是涵盖各行各业的工厂销售窗口。在部分路段，甚至出现十店九关的清冷现象。官方数字也无法掩饰经济颓势：上半年温州的GDP总量跌出浙江前三，增速更是位列全省11市之末。向来被认为最有活力的资本斗场，究竟怎么了？晚报记者实地采访的多位圈内人都坦言，下半年情况仍在继续恶化，尚无复苏征兆。 　　对话 　　为了2美分谈了9小时 　　黄发静 全球知名打火机大王、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省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温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执委 　　9月15日，温州湿热的天气瞬息转凉，如注的暴雨令路面折射出各种反光。所以在约定的茶吧，黄发静黑衣黑裤、不持伞具的出场散发出强烈的气场：这应该是一个不拘小节、轮廓硬朗的典型温商。 　　采访中，他不断点燃香烟，有时会干咳几声，并顺势微调坐姿。但和许多受访者不同的是，他并没有正襟危坐、正视记者，而是弯曲着右腿，目光则更多时候投向不可知的窗外。 　　“整体情况很差，打火机行业更差。 ”刚开始，黄发静并不愿多谈企业，采访进行到一半时，他依然极少抛出数据，脸上始终紧绷着严肃的表情，让人可以对温商当下的心态揣测几分。但如此凝重的气氛还是出乎记者意料。因为从数字上看，上半年温州打火机的出口量逆势上升了8.5%，情况似乎并不算最糟。 　　“可这是在去年基数特别低的情况下的增长，日本市场占40%以上，去年日本CR法案刚执行，整个市场不能进入，我们应诉后，日本政府才废除价格壁垒，启动认证制，符合认证的企业收复了一部分失地。”黄发静对记者解释道。他口中的CR法案是指要求进口价低于两欧元的打火机，必须加装儿童安全锁的法案，在此之前，美国、欧盟都曾以此“没收”中国企业在流通市场上的“通行证”。同时作为温州打火机行业协会会长的黄发静更是几乎成为“官司会长”，他曾代表行业与欧盟、日本政府直接叫板。 　　“从2001年开始国际贸易纠纷便不断，大众知道的反倾销、反补贴这样的关税壁垒很少，更多的是非关税壁垒，比方各国纷纷跟进CR法案，国际生意越来越难做。”1997年，温州市政府发文规定当地不能生产一次性打火机，作为金属打火机产地的温州想要转战国内市场，更是受制于航空管制。 　　“由于航空管制，很多国人觉得买金属打火机被海关没收太可惜，金属打火机价格是一次性打火机的50—100倍。成本也是几十倍，金属打火机出口价格基本是2美元，一次性打火机只有六七美分。 ”黄发静说，去年开始，金属打火机的利润逐步降到2%—5%，甚至不如存银行，“还有很多无形成本无法计算，如各种隐性费用。 ” 在极低的利润和不乐观的前景“围攻”之下，即使是行业内的龙头，黄发静也不得不咬住微利不放：“前几年和外商谈判，我们依据惯例价格，一个价格至少维持半年以上，现在变成了单单谈判，甚至为了2美分谈整整9个小时，最后还是谈不下来，只能各让1美分。 ” 　　对于温州上半年GDP排到省内末尾，黄发静则用“意料之中”来回应：“温州没有资源优势，没有人才优势，当年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也已被全国复制，现在是时候反思升级了。 ” 　　采访尾声，暴雨依然没有停歇的迹象。尽管是作困兽之斗，黄发静还是用“会继续坚持主业”结束了近两个小时的交流，转身消失在雨幕之中。 　　有些企业零订单零利润 　　陈琦翔 温州市服装商会常务副秘书长，温州服装电商联盟副主席 　　陈琦翔的办公室紧挨温州的“南京路”后仓街，距离位于龙湾区的温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约半小时路程。但在“袖珍市区”的温州，这几乎就是从鳞次栉比的商业区步入机器轰鸣的工厂区。 　　年底前，陈琦翔的办公室就将搬到产业园。作为温州支柱产业之一、总产值600多亿的服装行业“代言人”，他不仅呼吸到经济冷空气，更开始电商的破冰之旅——尽管相比杭州等地，1000多家会员单位中只有100多家加入电商联盟的现状，明显落后得多。 　　但用他的话来说，传统制造业的情况正在“加速恶化”，到了不得不思考升级之际：“今年单子是去年谈的，1—5月仍上升 4%，6月开始下滑10%，7月继续下滑超过10%。即使是订单数最好的企业，今年欧洲订单也下降30%-50%，还有一些企业反映一个单子都没接到，整体订单的金额量也少了50%以上，现在就是靠过去一些展会的资源积累在苦撑。 ” 　　另一大出口对象国中东，则受到叙利亚战火的波及，同样风雨飘摇。更紧迫的是：成本控制最得力的企业上半年成本也增长15%以上，中上水平的企业总成本则涨33%，“有10%的小企业已停工，有些企业则裁员30%-50%，还有3家企业的老总跑路了。去年拟定的扩张计划，今年起码打了5折。 ” 　　服装行业的利润率已降至冰点。“下半年还会更严峻，外贸现在的利润率是0-5%，贴牌业务中的内销利润3%-7%，外贸0-5%，品牌业务的利润率则因为库存如何折算缺少标准而不太好算，大致是在5%-15%左右，今年企业的库存压力很大，除经济下行的压力，还因为去年是暖冬，一般货品开发要提前半年，结果就出现了大量积压。 ” 　　电商似乎是目前看来最靠谱的消化库存的方式，在被动的“被现状追着跑”的情况下，向来更重视渠道和经营的温州服装不得不探索出路。 “今天上午我刚和科技局在谈新大楼场地的问题，下周二将成立电商服务中心，入驻产业园的就是服务中心，现在还在研讨企业参股等细节。 ”陈琦翔说，新大楼将集聚摄影棚、培训机构等资源，将于年底前正式运作。 　　与杭州的“文人服装”、宁波的“匠人服装”不同，“商人服装”的温州拟定的另一条出路是继续开拓市场。 “我们在意大利设立2个境外贸易代表处，注册公司，今年还将在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选一个设立代表处，相当于一个470平方米的公共展示平台，供十几家企业展出产品，如果展出产品3个月没有订单，就实行末位淘汰。 ” 　　不过就目前来看，其带来的订单量仍是杯水车薪。 2010年设立意大利代表处时，带来560万美元订单，2011年则产生订单920万美元，去年整个温州服装出口的总量则是19亿美元。 　　未来最大的驱动力会是什么？时近日暮，陈琦翔也没能给记者一个明确的答案。唯一确定的是，这个周末，他依然无暇如过去那样前往滨江一带的酒吧、会所放松片刻。 　　调查 　　工作日下午厂区内静悄悄 　　圈内人口中的“后厂”订单萎缩、利润摊薄，折射到“前店”的状况又会如何？上周五，晚报记者走访了滨江一带店铺集中的环城东路。 　　衡器电子秤、铁器老店、船舶配件、合金工具、调整内衣、仪表加工、针车行、山茶油、翡翠珠宝、体育用品、精准潜水表、手表箱包……这既是一张包罗万象的温州产业列表，也是环城东路上大门紧锁的店铺名单。 　　记者注意到，下午3点多，环城东路附近每走几步就能看到联排关闭的商铺。一家贸易公司正在落锁卷帘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些商铺关门一个多月，估计是工厂停工放假，还有些上午还开门，没什么生意，所以提早关门。 ”而同样是工作日下午，龙湾区三大工业园区之内，也无一例外地悄寂无声。记者在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看到，三大园区中，文具、管材等传统制造企业最为集中。遍走区内的几条马路，几乎听不到任何机器轰鸣。 　　转过一条马路，紧邻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之内，企业“面貌”变换，不再是清一色“蚂蚁雄兵”般的微型企业，厂房面积普遍较经济开发区为大。不过，产业园内同样一片静寂，部分厂房门口更是保安缺席，只是趴着几条懒洋洋的看门狗。 　　沿着瓯海大道再一路向东海方向行驶，抵达龙湾区最偏远、占地规模最大的滨海园区，记者注意到，沿途鲜有运输车辆进出。相对最有人气的是非“制造系”的高翔控股集团。记者多方了解到，它是从事厂房租赁、配套设施投资管理和仓储服务等，厂区内云集着各种小厂和小超市，门口还停着整个园区内难得一见的蓝色摩的。 　　关于具体的停工数字，记者采访浙江省眼镜行业协会秘书长许海洲时，也因问题敏感而被回避。浙江省人大上半年官方调研，温州3998家成规模的工业企业中，今年已停产企业有140家。尽管厂区内静悄悄，记者却没有看到急待转让厂房的广告。海鹤药业厂房则是一片工地，正在新建厂房准备入驻。在金乳牛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的厂区，一边的厂房正在拆除，另一边厂房则正在新建。门卫说，新建的厂房依然属于金乳牛，但不再做冷冻食品。 　　只有在位于鹿城区双屿镇的“中国鞋都”，记者才听到两三家工厂机器作业的声音，值得一提的是，整个产业园内气味也同样最刺鼻。 　　仍有三分之一企业急招工人 　　由金属支撑的红色伞面、一张没有抽屉的办公桌、一幅显眼并打满“补丁”的招聘海报……守着这个临时“摊位”，小武(化名)百无聊赖地把玩着手机，手边塑夹装订的招工章程细则没有翻开过。 　　事实上，在一天内，几乎没有前来询问的打工者——在整条滨海二道上，都鲜有车辆往来。小武面前的海报上书“新春特大招聘”，但似乎那场“特大招聘”没有招到充足的工人，这份时效已过的招聘海报上贴着许多用彩纸打印的“急招”广告。 　　据悉，小武所在的金帝集团在去年温州市依法纳税大户名单中位列制造业第十、鞋革第三，其厂房所在的经济开发区内，包括它在内的一些大厂仍“逆势”招聘工人，粗略估计占比在1/3左右。究竟是因为员工流失过大还是企业依旧扩张，由于厂方的谨慎态度，记者未能求证。 　　但从招聘广告上，至少可以看出工厂“求人”的诚意与迫切。记者在金帝集团竖立的招聘牌上看到 “急聘临时工”、“急聘车包、普工、做包、车包学徒、做包学徒、针车组长、针车品检”、“急聘湿印、湿印学徒保底2000+计件”的广告。据记者了解，目前招工的大厂给出的福利“礼包”相当丰厚。以金帝为例，员工每月固定休息4天，技术工裁断、针车第一二个整月都有数百元适应流程补贴，各车间普工平均工资2200元以上，部分普工还高于2600元。 　　位于屿田小区的文具龙头企业爱好笔业厂房外，不仅有红色牌子上写着“诚聘男女普工若干名、注塑工若干名、质检员男女不限”，还有一块白色塑封的标牌上书“计件工资，工资保底2000元/月、生活补贴150元/月，全勤奖60元/月，夜宵补贴3元/晚”。记者从各厂招聘广告上看到，类似生活补贴、全勤奖、住外补贴、高温补贴、夫妻特别福利计件员工工龄奖及年休工资、申请慈善救助金、全员享受年度评优、岁末礼包、开工礼包、生日蛋糕及节日礼品、新员工入职前3天免费就餐等揽人花样层出不穷。 　　外围 　　生意差到司机都走光了 　　王民才 温州交运公司司机，80后，在温州开了6年出租车 　　遇到王民才是下午5点多，按理说，他和“夜班”的交班时间是5点整。即使是一路从温州南站飙车到交班地站前大道附近，也要半个多小时。但错过了交班时间的王民才依然逗留在车站附近，寻找着前往市区的客源。 　　一个开黑车的小伙子充当他的“中介”，对于那些出差需正规机打发票以作报销之用的乘客，小伙子会主动介绍给王民才，王民才则会抽出一张人民币作为谢资。 　　捎上记者后，王民才在路上给夜班搭档打了一个电话，再三关照记者不要出声，并不断解释说“油都没加，来不及了”。当王民才挂掉催促交班的电话，记者简短采访了他。 　　记者：你刚才叫我别出声是什么意思？ 　　王：我和夜班说路上堵车，不能让他知道我还在捎客人，不然会不高兴吧。 　　记者：那你为什么不准时交班呢？ 　　王：因为白天生意实在太差，我向公司租车每天的成本200元，加柴油100多元，刨去这些成本，剩不下什么钱，长线生意更少。白天有时还要堵车，按照现在的计价器，堵车时表几乎是不走的，亏死了。 　　记者：今年的生意和去年相比怎么样？ 　　王：差了很多，去年我开白班，每天可以净赚200多元，今年只有100元。 　　记者：收入变少，主要是油价涨了，还是客人少了？ 　　王：主要还是客人少吧，来温州做生意和温州人到外地谈生意的人都少了，明显的就是在高铁南站和飞机场门口候着的正规车、黑车都少了。去年一个外国客人每两个月都会来一次温州，包我的车去工业园，现在已经回去四个月还没来过。 　　记者：你每月的租房费用是多少？ 　　王：我住格子间，每月500元，老婆都娶不上。 　　记者：算下来你每月只有1000多元净收入，为什么不考虑去工厂做工呢？ 　　王：我喜欢自由，工厂能累死人，开车虽苦，我要是不想开了，随时把车一停，自己睡觉去了也没人管。 　　记者：你打算在温州待多久？ 　　王：明年春节过完就回去了，开个小店，我弟弟中医大学毕业了，在县里当了医生，我也想找点有价值的活干。 　　记者：像你这样不打算再开车的司机多不多？ 　　王：多得很。租车给我们的老板是温州本地人，他们有的都自己出来开车了，司机走光了，车不能闲着。 　　温州报关的单子明显少了 　　曹语 上海一家货代公司报单员，做了五年出口海运报关工作 　　曹语所在的公司位于吴淞路，在对朋友解释她的工作时，“货代”常被误解为“物流”。事实上，货代公司即是货运代理公司，接受货主委托后，就将货物装箱运输到目的地。 　　在公司的流程环节上，曹语是负责货物报关的报单员，直接与海关接触。据她介绍，公司的操作流程是由营业部从一代、二代那里接货，操作部则根据发货目的地装箱，由报单员预录入海关的专业网站系统，海关会给一张电子回馈单证，报单员凭电子放行单证再办理现场报关。对于外贸的地缘特征，负责填写“境内货源地”的曹语有着直观感受。 　　记者：今年委托你们公司代理运输的订单多吗？有没有数量上的变化？ 　　曹：我们有好几个报单员，大家都是随机做单子的，就我手里接触的单子来看，总量变化还不是非常明显。 　　记者：那分地区来看呢？ 　　曹：比较明显的感觉是，经手的境内货源地为“江苏”的单子多了，过去江苏和浙江的比例大致是1：1，现在大约2:1，一天的单量是七八百张，可以算出浙江大概的量。 　　记者：报关一般要求对发货地细化到什么程度？是省、地级市，还是县级市，或者更小的行政单位？ 　　曹：一般是要求细化到县级市，多数单子在报上来的时候填写的是县级市或者地级市。 　　记者：那温州和温州下辖几个县今年报上来的单子有什么特征吗？ 　　曹：浙江减少的单子主要就是来自“温州及其它”的货源地，包括温州一些辖县和经济开发区，明显变少了。台州、海宁的量变化不是很大。

钱钢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09月24日 “党内民主”是十七大热词。它源自八大。文革中的九大、十大，这个提法消失。文革结束后的十一大，它在报告中出现了3次，恢复到八大的频率。十二大到十六大，出现次数分别为：1、2、2、1、2。十七大政治报告，胡锦涛一口气用了5次。他提出： “⋯⋯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着力增强党的团结统一。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发挥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 中共党内一直有人主张在一党制下扩大党内民主，认为这是稳妥的改革。十七大上胡锦涛开出长长的清单，的确想把党内民主作为改革的切入点。可是这条路不好走。 这两张图，上图是2003年以来《人民日报》上使用“党内民主”的篇数，显示这个提法在党中央机关报的起伏；下图是百度新闻搜索在标题使用的篇数，看到它在宏观舆论场的凉热。变化幅度虽不同，但升降的时间点一样：2004、2007、2009上升，2005、2008、2011滑落。下图2007升势更劲，反映舆论对2007年十七大扩大党内民主的期待。2009年情形相反，《人民日报》升势强，宏观舆论场却相对疲弱。 中共党内民主，是关起门来搞的民主。不过门内这间“房子”超大，里面人数和德国的人口相当（中国党员已超过8000万）。这间房子里若有真正的民主，对中国是有利的。问题是，中共的党内民主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流于空谈。党内有“民主讨论环境”吗？连常委温家宝谈政改都遭封禁。“党务公开”了吗？十八大前人事传言满天飞，普通党员和境外人士一起猜谜。党代表常任制的试验，也徘徊不前。只有基层党组织的直选试验，似在推进。 胡锦涛任总书记后，支持了一些地方的基层党组织直选试验，其中有江苏。十六大至十七大之间，李源潮任江苏省委书记，率先在江苏试行“公推直选”。 “公推直选”是对党领导者产生方式的改革，是中共对“党管干部”的有限放权。“公推”针对候选人，以前由上级提名，现在除上级推荐，党员可以联名举荐、自荐，党外的村民市民，也可派代表参与候选人推举。“直选”，是指在党员大会或党代表大会上直接选举“一哥”。 十七大，李进入政治局，任中央组织部长，更力推以公推直选为突破口的党内民主。2009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2009年到2010年，媒体对这项改革做了大量报道。到2010年夏，在李源潮曾兼任市委书记的南京市，公推直选实现“全覆盖”，遍及所有社区和农村党支部，有媒体称之为“民主新演进”：                                                                                              “公推直选”很快“发酵”，向更多领域蔓延。副省级的深圳市，在市政协委员的选举、市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中也用了这一模式。深圳出现了主动报名参加竞选、最终当选党代表的“黑马”。                                                                   “公推直选”涉及党章的修改，所以中共未在全国正式推行。但检索媒体的报道可见，2009年以来，这项试验一直在各地蔓延：       2010年笔者曾在香港《经济日报》撰文称：“距2012年中共十八大仅有两年时间了，这两年中，公推直选能否推进到县委书记的产生过程，是未知数。但是在省党代会代表的选举、甚至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中部分实行公推直选，却不是全无可能。”事实证明，这判断明显高估了中共党内民主的驱动力。所谓的党内民主，依然限于底层，难以走远。 与党内民主有关，一些更重要、更紧迫的问题早已被提出，包括： 一，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分立与制衡； 二，党代大会的差额选举。十四大至十六大，党代表差额比例为10%，十七大要求“不少于15%”，十八大要求“多于15%”，仍未达到1987年十三大20%的差额比例。中央委员选举，十三大中央委员预选差额为5%，候补委员预选差额为12%。16大，中央委员预选差额5.1%，候补委员5.7%；十七大，中央委员差额8.3%，候补委员9.6%。十八大将采取何种比例？是否会对政治局委员实行差额选举？ 三，党代大会代表“常任制”。 十八大肯定会继续高唱“党内民主”，但以上三点，是十八大必然要提到和遇到的关键问题，看中共将如何应答。同样要关注，十八大是否会提及已有广泛试验的基层党组织选举改革？将如何评价？“公推直选”是否会作为模式推广？ 作者钱钢是中国大陆传媒人，《唐山大地震》一书作者，曾任《解放军报》记者、《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现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 (CMP) 主任。 本系列评论的英文版，正由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 CMP 网站陆续发布，链接： http://cmp.hku.hk （点击 ” 提法 “ 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