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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9月20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今日举行发布会，介绍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基本民生保障工作进展情况，并答记者问。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中国总体上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参与国内的合作和活动是敞开大门的，但确有一些别有用心的非政府组织从事了与中国法律不相符的活动，引起人民群众的警惕和关注。所以，加强和改善对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国内活动的登记管理势在必行。 李立国说，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扩大国际交流，包括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交流合作，是中国政府肯定的事情。一些境外的非政府组织参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到国内来开展一些有益的活动，对中国文化、教育、卫生、科技、体育事业的发展和扶贫济困以及各方面业务的培训，起了积极的作用。 “所以，我们总体上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参与国内的合作和活动是敞开大门的。”他说，但是其中也确有一些别有用心的非政府组织从事了与中国法律不相符的活动，引起了人民群众的警惕和关注。所以加强和改善对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国内活动的登记管理，是势在必行的。 李立国介绍，按照现行法规，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国内设立代表机构，只有基金会条例做了规定，社团条例尚无这方面的规定。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国内开展活动，有的地方政府制定了备案管理的规定，施行效果比较好，有利于境外非政府组织依照中国法律有序开展活动。但是，对境外非政府组织依法开展活动的监督管理，中国在立法上尚有空白。 “所以修订社会组织三个登记管理条例，也将有针对性地解决境外非政府组织设立国内代表机构和在国内开展活动的登记管理、监督管理问题，以利于我们更好地依法管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国内的活动，也依法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有关社会组织和有关方面的合作。”李立国说。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 责任编辑：NN084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雄 图 韦郡 　发自：广西桂林 陈敬恒与妻子张仃娘的合影。他们在这个院子里居住了30多年，这个院子见证了他们的小半生 这帮印尼华侨，在1960年回到祖国，但命运对年轻冒险的奖赏，是将他们送到这个陌生国度的荒地度过余生。华侨农场与外界并无围墙，但他们总是显得格格不入。他们用一生的时间对农场建立起认同，可他们的后代却早已如蒲絮般迅速消散 父亲临走前，跟我们讲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他亲眼见到的，就是我堂伯死得很奇怪。他死前做了个梦：妈妈要来接他走，几月几号几点钟都告诉他了。结果真的按照梦里讲的，在那一天举办葬礼，请很多人来吃饭、玩麻将。差不多到点了，人家问他：你不是讲你要走了吗？结果时间一到，他说了句“妈妈来了，接我走了”，就倒下去了。 “父亲说，如果没看到，你是不会相信的。他15岁起就跟伯父闯南洋，最后亲眼见到伯父死得那么舒服。很羡慕。” 在桂林一个农场里，邹应杰的父亲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3年。他曾是印尼一家淀粉厂的老板。临终时，他是桂林华侨农场的一个普通居民。“父亲从没后悔回来，”邹应杰说，跟那些漂泊海外的祖先们一样，15岁就离家闯南洋的父亲渴望落叶归根。 张仃娘（前右一）与丈夫陈敬恒（后右一）归国不久，在农场平房前拍摄的照片 在1960年4月从雅加达开往湛江的“俄罗斯号”上，父亲已经给人生安排好了结局。但对于在印尼长到15岁的邹应杰而言，人生如南海上随波逐流的一条沙丁鱼。他不再是家业的准继承人，关于前途的一切充满未知。此时他脑子里惟一的念头是：可以回国上学，继续“深造”了。 1974年11月，在一次吃饭时，父亲死于心肌梗塞，没有给他留下遗言。 农场的开拓者与守望者 2012年7月9日，一个蝉鸣如织的下午，邹应杰和他的“夕阳红”乐队成员准时聚在一间10平米的小屋子里。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他们将演奏一些老掉牙的经典歌曲。 主唱张仃娘来得最早，她打扫了屋子并烧好茶水。第二个到来的是队长邹应杰，他负责电子琴伴奏。等到吉他手、鼓手一一到位，一场小型演唱会就开始了。 邹应杰躲在老花镜后专注地盯着琴谱，像个淡定而沉醉的电玩少年。拍子打起来，那些鬓角斑白、顶心渐秃的老人就像入了水的鱼儿快活起来。他们展示出多数国人在音乐面前所缺乏的那种松弛。 连续几首革命歌曲，流利得像小学生背书一样。那是他们最熟悉的中文歌曲。看得出来，这些为远道而来的记者临时安排的节目并不让他们太享受，连“团歌”《夕阳红》听上去也毫无生气。邹应杰的伴奏猛然转调，《哎呦妈妈》——一首印尼老民歌响起来，则让人眼前一亮。 一位老者在门口跟着拍子手舞足蹈了半天，几个女人被他滑稽的样子逗乐了。老者最后双手作揖离去。“他不是华侨，是本地一个音乐老师。‘文革’的时候脑子好像有点坏。”张仃娘介绍，他们平时很少与本地人一起活动。 这支由退休老人们组成的乐队，是大家开心的源泉。老人们可以在房子里唱着印尼歌曲整整一个下午 “夕阳红”对印尼歌舞的痴迷更像是一种身份的展示。他们热情地接受了桂林本地几乎所有与印尼文化相关的演出邀请。桂林市曾举办两次印尼文化节，均邀请他们去演出。邹应杰担任编舞，在活动开幕前一个月，团员们就开始排练。广西师范大学的印尼留学生常过来看望他们，在录像上看起来，那场面更像是亲人重逢。 演出间歇，邹英杰起身，从旁人身边经过时，他弯腰低头，伸出右手，像做了个“请这边走”的手势——但这是给自己的，表示他要借道“路过一下”。 这是他在印尼时养成的习惯，回国五十多年一直保持。在农场外，这个奇怪的动作往往会引发诧异，他就会不好意思地解释：小时候的习惯，表示礼貌。类似习惯还有不用左手给别人拿东西，因为那是“脏的”——印尼人如厕后都要用水清洗，那是左手的职责。 “夕阳红”乐队已经组建10年了。这个农场的头号文艺团体曾发生过一次分裂，一些更年轻的团员嫌“夕阳红”名字太老，更重要的是，印尼歌舞很难真正让她们感兴趣。 “她们自以为能歌善舞，不跟我们玩。”一位团员不无讥讽地说。有天晚上，记者在场部附近的篮球场上，见到了这群“分裂分子”。她们的人数大约是“夕阳红”的4倍，年龄上看来则比“夕阳红”小一辈。她们正怡然自得地跳着时下风行各地的藏族广场舞。指挥她们舞步的，是一台播放《伤不起》的录音机。 “印尼歌我们唱不来。”一位舞者告诉记者，中文流行歌曲以及在网上学的广场舞更适合她们。这群人对印尼歌舞倒也谈不上抵触，在必要的时候，比如农场创建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她们也会穿上纱笼，在各界领导的瞩目下，一丝不苟地完成那些印尼风情的舞蹈动作。 年轻一代已经毫不讳言对印尼文化的不理解和不欣赏。邹应杰想教年轻人学乐器和印尼歌舞，“免费教都没人来！” 有一年儿童节，“夕阳红”乐队受邀来到张仃娘孙子敏敏就读的农场小学，教孩子们唱《哎呦妈妈》。 大部分的早上，华侨都在跳这种节奏简单易学的印尼舞蹈动作 “你不知道大家有多反感。”提起往事，敏敏瞥了一眼奶奶，又低下头去。几年前那场不快仍让他耿耿于怀。 张仃娘倒是无所谓，“敏敏从小跟父母在深圳长大，”她说，“他对印尼没什么感情。” 过完这个暑假，敏敏就要和他的同学们转学去市内的中学。农场的后代们陆续离开这里，去桂林，或者外面的世界寻找自己的前途。华侨中学的生源也连年减少，现在终于要并入“外面的”学校。 农场的凋敝已是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事实。这里曾经有上千人一起劳作，但现在除了一个花木公司卖卖绿植外，已经看不到任何土地上的劳作。50年前邹英杰、张仃娘们从印尼来到这片陌生的不毛之地，他们是农场的开拓者；现在，他们将作为这里最后的主人，目睹此地重归沉寂。 那时中国的宣传确实做得好 当邹应杰和3个“同伙”被民兵押着走向漓江，“啪啪”几声枪响后，江边处决的围观者已作鸟兽散。那是1968年夏天的一个午后，“太阳那么大，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说，老天有眼鬼使神差让他们晚到一步。按照计划，他们要是早几分钟赶上枪决者还在场，怕早已做了枪下冤鬼。 彼时漓江上常飘来尸体，那些在“文革”武斗中的遇难者，被江水缓缓推向远方。离桂林市区18公里的华侨农场虽无这般惨烈，亦难免受运动波及。邹应杰当年23岁，和其他3人被指控策划“暗杀团”，由农场拘禁。半年后，他们的头发盖过了脖子，有一天突然被通知无罪释放。 “其实一直有人想搞死我们。”邹应杰没说是谁，“但农场领导坚决压下去了，他说要是枪毙了华侨，那就是大问题了。” 邹应杰运气不好，关押半年差不多是农场在“文革”中最严重的了——华侨农场在历次运动中并未受到太多冲击，与外界隔绝的那道围墙让他们免于武斗的侵袭。 华侨们似乎对政治运动不大感冒。在农场，甚至很少有人申请入党。邹应杰被释放时，农场干部曾问他是否有意向。 “我觉得我还没有资格吧，”邹应杰淡淡地说，“但我还能够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 时光倒流10年，当邹应杰还是印尼中华小学的一个学生时，他是多么羡慕画报上那些系着红领巾的“红色少年”啊。 “那时我的思想很红的。”邹应杰面带羞赧，就好像说起某次醉酒后的尴尬事一样。华侨在归国前“红”得让人惊讶。张仃娘家中现在还留有一本远房亲戚的文集，作者是一位印尼华侨教师，在他1950年代回国前写下的狂热的诗篇中，“革命”、“解放”、“毛主席”之类的字眼俯拾皆是。 邹应杰和张仃娘是印尼万悦同一所中华小学的校友。他们在那里接受了与大陆几乎一样的中文教育。家庭和学校都教育他们：虽然生长在印尼，但那里不是他们的祖国，祖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音乐课上，老师教他们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以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按照要求，学生们在学校里必须全部使用中文。但这条规定很难真正执行。一下课，教室里自动切换回印尼语模式。那毕竟是他们从小熟悉的语言，很多华人家庭里都只用印尼语交流。他们的生意人父母早已融入印尼社会。送孩子上中华学校，只是为了让他们不忘自己是中国人。 华侨农场里，已经很难遇到年轻人了 尽管很多人直到回国后中文还很不利索，也不大听得懂农场露天电影里的对白，但红色中国却让他们充满神往。回国前，邹应杰和陈敬恒已经是《中国画报》、《中国妇女》的老读者了，那些从北京越洋寄出的画报，是他们获取祖国信息的神圣通道。 “要说爱国，那时候是真爱国。”邹应杰说，“每到10月1号，家家户户都插五星红旗。回国之后反而没有插的。” 小部分华人选择了台湾背景的南华小学。同样是学中文，南华小学却是完全不同的一套教育。他们的教材里文言文更多，“他们讲蒋中正，我们就骂他们是反动学校，而我们是‘进步学校’。”邹应杰笑笑，“我们搞不拢的，经常打架。” 就在邹应杰们跟“反动学校”的学生们因“政见不同”争执不下时，印尼排华运动开始了。1959年5月商业部长决定书和11月内容相同的第10号总统法令规定，县以下的外侨零售商必须在1959年12月31日停止营业。对于祖祖辈辈以经商为生计的华人而言，如果还想留在印尼，就必须搬到县以上的大城市。 张仃娘回忆，“到了那一天，印尼政府派汽车过来，但我们都不搬。过了10天他们又来了，每家抓一个到法院去审：你为什么不搬？也不讲，判了一个月。” 时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来看望华人，号召他们要“顶住压力”，他说华侨“要回到自己的国家”。监狱里的华人不必为糟糕的伙食担心，因为华侨总会送来了可口的饭菜。在华人中，“回祖国去”的呼声越来越强。 “第一个礼拜我去监狱看他（陈敬恒），那时候还没讲回国的事。”张仃娘说，“到了第二个礼拜，他告诉我，我们要准备回国了，已经秘密登记了。” “不得不承认，那时中国的宣传确实做得好。”陈敬恒感慨，“我们都相信祖国真的强大了。” 1960年2月，他们匆忙结了婚，尽管张仃娘刚满18岁。回国的计划看上去就像是为婚礼量身定制的蜜月旅行，让这对新人对未来充满憧憬。 只是母亲的悲伤让张仃娘吓了一跳：“你们去苏门答腊，一年可以见面；回中国，中间隔个太平洋，不知道一辈子还能不能见上哦！” 但她并未打算阻拦。五十多年后回想起来，当时的兴奋与狂热重现在脸上。“可是谁能想到会是一辈子呢？”张仃娘若有所思地一笑，像是自言自语。 祖国见 在命运抉择的当口，各种消息满天飞。1960年上半年的万悦，最流行的招呼语是“祖国见”。出发那天，有人行李已经全部搬上车，突然收到远方来信，又急匆匆把行李搬下车。 邹应杰的父亲也计划举家北归。实际上，当时他们已在雅加达买好新房，部分家当也已经搬去了。 邹应杰的堂哥从雅加达过来拜访邹父。“那边的情况不算太好，”堂哥不久前刚回过一趟广东梅县，那是他们邹家的故乡。“总体还是很困难的。” 邹父似乎有一点动摇，转身问妻子：“怎么样，要不要回？” “还是回去吧，”邹母说，“应杰的姐姐们已经先回了，我们也一起回去才是。” 但先期回国的姐姐也来信，说国内没东西吃，正是困难时期，“什么都要票”，劝家人最好不要回来。 “我们多带些东西回去就行了！”邹父说。最后，一家人把“能带的都带上了”。 16岁的邹应杰此时正读初二，如果没有这场风波，他就是父亲淀粉厂家业的不二人选。但他心里是想回国的，他希望能在祖国受到“更好的教育”。 当他们到当地警局办手续时，印尼办事员大吃一惊：“你们为什么要走？这些（风波）都会过去的。你们中国很苦，还吃红薯、喝稀饭。” 他说的倒是实情，邹父无言以对。平日里华人与本地人处得不错，印尼人可以在华人商店赊账，等到丰收时节还钱。逢年过节，大家会互赠礼品。但在回国的问题上，出于一种莫可名状的原因，邹家和陈敬恒夫妇都没有与本地的印尼朋友告别。最舍不得华人走的，是家里的印尼佣人。多年来她们替主人洗衣、做饭、照顾孩子，结完婚还自愿继续为主人服务，这回真到了告别的时候。 1960年4月24日，一千多名印尼华侨在雅加达登上中国从苏联租借的“俄罗斯”号远洋客轮，目的地是中国湛江港。 他们在海上航行了7天7夜。华侨总会负责人宣布，因为在对印尼政府的斗争中本批华人“表现很好”，祖国将安排他们到条件优越、“风景甲天下”的桂林。此前，他们更愿意去海南，因为那里的气候更接近热带的印尼。 很多人是举家搬迁，自行车、缝纫机、成箱的香皂，甚至连荷兰统治时期的双层铁床都带上了。这些行李表明他们对中国的物质条件是有准备的。华侨总会的人拿来表格，让他们填写在印尼的职业。按照规定，华侨回国后的工作将依照在印尼的职业而定，有一技之长者可以分配到相关行业。陈敬恒在印尼一直当会计，也会修理各种机械，但在职业栏他留了空白，“我服从国家分配。”他说。张仃娘提醒新婚丈夫，不填的话就会被分到农场。陈敬恒说：“没关系，农场里肯定有工厂！” 经过一周的航行，4月30日，“俄罗斯”号抵达广东湛江。行将靠岸，船上的气氛到达顶点，一千余人豪情满腔，跟随船上大喇叭齐唱《社会主义好》。 等到登陆，码头上的情景却让他们心头沉重起来。 “码头上有很多拉板车的搬运工，拉货拉煤的。我们从没看过人来拉那么重的板车。他们脸黑黑的、衣服脏脏的，看起来像乞丐一样，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有位姓刘的老华侨流了眼泪，“他说，以为中国解放了就没有那么苦的工作了。”张仃娘说，“回来之后没过多久，他就过世了。” 农场的“风水”不在了 从桂林市火车站坐上9路公交车，花两块钱买张票，一路欣赏沿途如儿童橡皮泥习作的喀斯特山峰。大约四十分钟后，公交车从颇具气势的大桥上越过漓江，前方就是终点站——桂林华侨农场了。据说在全国84个华侨农场中，这是距离城市最近、交通最方便的。 7月10日，记者随农场第三代——张仃娘的外孙女沈茜来到门头岭2号。在这里，张仃娘和她的6队队员们居住了二十多年，直到近两年，华侨们才陆续住进商品房。张仃娘房前的板柚、沙梨、海棠林、枣树都在，黑色的大蝴蝶逡巡其间。那些从印尼带回来的番石榴、黄姜、香茅草早已在此落地生根，每年准时奉上果实，毫不在意已被主人遗弃的现实。院子里的黄皮已经熟了七成，沈茜熟练地揪了一个剥皮吞下——就像小时候那样。那时候，家家户户大敞着门，孩子们如小兽般从张家窜到李家。 临街一块镶进墙里的黑板上，还残留一些搬迁前的通知，如有线电视收费、医保缴费等等，那些过时的公告记录着此地曾经的喧嚣。几户没有搬走的越侨还住在这里，他们的公鸡飞到桂花树上打鸣。据说这里是联合国拨款盖起来的安置房，墙上的毛主席语录依稀可辨：“……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当初的朱红大字早被时光啃噬成落寞的赭石色。在人类离开后，墙根的蕨类植物突然爆发出惊人魔力疯狂生长。可以预见的是，语录墙将很快淹没在那片绿色囹圄中。 “以前这里全——是人。”沈茜指着那条主干道。过不了多久，等到越侨迁出来，恐怕愿意留下的只有灰蜘蛛和黑蝴蝶了。 农场最风光的时候是90年代初期，厂部放开土地承包。丰收时节，全农场都是椪柑和橙子，这里的水果曾在广西名噪一时。“每一户都是十几二十万的。”沈民生说，“那时候我们年轻人，骑的摩托车都是一万块的本田，彩电也是一万的。”但到1996年，形势急转之下，“气候变了，风水不在我们这里了。”按照沈民生的说法，现在“风水”转移到了湖南中部。叔叔集中起部分土地，成立“竹江花木公司”，他现在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 因为不再制造工作机会，农场将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在这里基本很难遇到年轻人，他们中的多数已经在桂林市内安居乐业。沈茜不久将赴新加坡攻读她的硕士学位，显然她离这里已经很遥远了。 过去的就过去了 一千余名华侨在桂林市内逗留了一周，政府安排他们住宾馆、吃饭店。天气还有点冷，张仃娘到商店去买衣服，看中一件15元的蓝色外套。她问售货员：“12块行不行？”对方愣住，继而一笑：“我们商店都是国家的，这里不讲价。” 根据船上的登记结果，大约有十户人家被分配进皮鞋厂、香皂厂、照相馆，还有其他一些市内的单位。其余的人分水陆两路，开往农场。 所有人终于在5月11日抵达这段亢奋而冗长旅程的终点，但这里的景象让他们呆住了：一片望不到边的荒地、齐人深的茅草、遍地的坟墓。他们的任务是：除草，开荒，种菜。 每户人家分到了一间约八平米、没有灶台、没有装上窗户的小屋。第二天一早，劳动就开始了。他们需要学习的事很多：要适应没有佣人自己洗衣做饭；女士们得脱下苗条的纱笼，换上宽松的长裤去挑大粪；他们要好好练习汉语，否则将会错过露天电影带来的乐趣；他们还得习惯上厕所自带一桶水冲洗屁股。最重要的是，要承受强度惊人的劳动。 “夜里两点钟起来拔秧，种谷子。6点回来吃早点。”65岁的陈仁利说，“这跟劳改农场有区别吗？” 除几位体弱者因水土不服过世外，绝大多数人竟逆来顺受适应了农场生活。在1960年前后，饥荒者数成千上万地死去那几年，农场没有人饿死。 农场的人们承认受到“特别的优待”。一些饥饿的农民进到农场行乞，华侨们只能偷偷给他们食物。“他们不准我们接触农村人。”张仃娘说。 “政府对我们的政策叫‘一视同仁，适当照顾’。吃的方面，分配粮食定量比本地人高。他们每个人30斤，我们是38斤。”邹应杰说。 尽管如此，很多人家依然入不敷出。每月的工资总是到月中就花完，他们拿出金戒指、金项链，以每克3.5元的价格卖给收购站。“我们那时候哪里懂价格，国家收购还能讨价还价吗？”张仃娘说。只是后来那些收购者在“文革”中被当成“投机倒把”批斗时，华侨们才意识到3.5元或许并不是“国家价格”。 农场每户人家都有一本《归侨保护法》。很长一段时间里，农场附近的村民不敢与华侨打交道，在他们中间流传着“华侨很野蛮，打死人不用偿命”的传说。在张仃娘家里，有个穿着印尼花衬衫的男子对我说：这身衣服，就是身份的象征！ 回国后，邹应杰入读桂林中学初一，在学校住宿并享受国家助学金。祖国的新同学对他好奇又恐惧。“他们都当我是外国人，很稀奇！”邹应杰穿皮衣、骑自行车，这些都让同学们大开眼界。每次骑车上街，总有一堆人惊奇地围过来，艳羡地盯着他的单车。“他们老说‘我仔’——桂林话，就是‘我的妈妈哎’！” 街头行人衣服上的各种补丁让邹应杰清醒不少：“以前根本没想过，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现在还是这么困难。”在解释这段困难时期的原因时，他的用词与官方如出一辙：“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逼债”。 一切都是新鲜的。他积极地按照一切“进步”标准要求自己，成绩不错，在同学中也有个好人缘。学习上惟一力有不逮的是作文，但他很快找到了弥补的办法： “中考作文题目，是给亲人写一封信。当时我就抓住‘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鼓励我落榜的表弟在农村安心工作，虽然会有很大困难，但都是暂时的——当然，这个表弟是虚拟的人物，哈哈。结果过关了。” 但他不想去读高中。每次周末回农场，劳作的父母都让他揪心。“我母亲以前在家有佣人，店里有雇工。回来后五十多岁还要学割草种菜，她哪里干得下来这个啊？”他希望辍学成为家里的劳动力，父亲没有同意。 在学校时，政策允许不习惯农场生活的华侨打报告申请回印尼。父亲曾问他：是不是想回去？也申请一下吧。邹说，等毕业了再走吧，这样去那边也吃香些。 等到高三毕业，邹应杰却变了主意。高考失利的他果真如自己作文里所写的那般，放弃了留城工作的机会，“响应号召”回到农场。 农场里也有机会申请回印尼，但奇怪的是，多数申请交上去就再无音信。后来内部传出消息说，场部积压了很多申请，根本就没有报上去。 也有少数幸运儿。当他们全家在某天突然消失时，周围人才恍然大悟。“也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办法。”张仃娘说，“每个人都在偷偷申请，都不告诉别人的。” 政治运动以及各种不透明的政策让华侨们恐惧，并相互猜忌。直到现在，人与人之间客气的寒暄下总能让人感到一些戒备。陈敬恒夫妇亦被人“揭发”过，聊起揭发者，张仃娘冷淡地说：“那个人啊，他已经死了。”那曾经是他们要好的朋友，因为“不得不揭发”而写了大字报。 现在，所有接受采访的印尼华侨都表示不后悔回国的决定。“过去的就过去了。”他们说。但他们也并不讳言在半个世纪里试图离开农场的努力。一次次地写报告申请，一次次地变卖家产买船偷渡。当然，成功者寥寥。 1984年，邹应杰的姐姐从印尼来农场看他，见面第一句话便是：“你为什么不回印尼继承父亲的遗产呢？” 邹应杰只有惨笑。“谈何容易？”他说，“我又何尝不想回去呢？” 如今，印尼对于华侨们仍是一种美好的彼岸。他们仍习惯托人采购产自印尼的食品；用卫星接收器收看印尼的电视节目，跟着电视里的小胡子教练学习印尼健身操；每隔一两年，陈敬恒夫妇就要回印尼亲戚家小住几个月。在那里，当老板的弟弟替他们支付一切费用，并且派专车送他们去任何地方，“过得像皇帝一样”。 但当记者问他们是否愿意回印尼养老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摇头，“那边社会治安不好”或者“那边没有养老金，还是这边好”。政府的“侨居工程”让他们以450元/平方米的价格住进了现在的商品房。每月1000到3000元不等的退休工资，足以让他们在一个三线城市的郊区，生活得小康有余了。 命运如此，不值得与现实纠缠 送走父亲后，去印尼的念想在邹应杰心里越来越淡。他觉得命运如此，不值得与现实纠缠。如今他的家里还像在印尼时一样，在墙上留出一块位置给祖宗的牌位。这是邹家从梅县到印尼，再到桂林的传承。 1985年，邹应杰被评为全国华侨企业先进老师。退休后，他还做过导游，并不为挣钱，他喜欢跟游客用印尼语自由交谈、介绍中国山水的感觉。他甚至为农场找来一些有意投资的印尼富商，但农场决策层的冷淡和傲慢终于将事情一一拖黄。 “夕阳红”乐队也让他感到疲惫。“我已经搞了10年，很累啊，年纪大了。想转给年轻点的，可没有人愿意学。”在农场第二代人里，会说印尼语的寥寥无几，更别说对印尼文化有兴趣。 张仃娘今年69岁，全农场的人都知道她的印尼歌唱得最好。她亮开嗓门拍手歌唱的样子，能让人看到她6岁时在长辈面前施展才艺的得宠表情。有时邹应杰邀请她唱《带领我》，那也是一首印尼老歌。她拒绝了。 “小时候爸爸在家弹吉他，我和妹妹唱这首歌。”现在只要一听到，她就会流泪，因为会想起父亲——歌里唱道：亲爱的主，请带领我，我怕独行，在这个世界充满忧愁，请不要把我抛弃。 1991年，张仃娘终于有机会去印尼，她说出发前的一个月，晚上都睡不着觉。飞机一落在雅加达机场，眼泪马上就出来了。见面时父亲说：“我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你们。” 家里比原来大了些。院子里那块洗衣服的大石头，还有水井，都是30年前的样子。最让她激动的是走在街上，被当年的印尼伙伴认出来，她涕泪横流，亦喜亦悲。 这次探亲，她在家里呆了一个月。临走晚餐，父亲又说：“恐怕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们吃饭了。” 果然一语成谶。两年后，父亲过世了。等到张仃娘再赴印尼时，只能在一片鲜花草地的墓前凭吊父亲了。 何处是故土 7月的桂林应该最接近印尼的气候。华侨们一般睡得并不算早，张仃娘和陈敬恒在看一场乒乓球比赛。毫无疑问，他们是中国队的粉丝。他们说如果有印尼队的比赛，那一定要支持印尼的。 “如果是印尼队跟中国队比呢？” 陈敬恒笑笑，“那支持中国队啦，毕竟还是中国人嘛。” 比赛结束已近午夜。窗外月色清凉，漓江边的一只青蛙发出了《马刀舞曲》旋律般的叫声。屋内张仃娘一家已在熟睡中。他们的卧室中有种形状像一颗巨型奶糖的抱枕。在远离印尼的几十个夏天里，他们必须紧紧抱住“奶糖”才能安然入眠。 华侨与周围农村的关系一直很微妙。现在他们每天都能碰面，农场惟一的菜市场里，商贩一直都是周边农民。一位菜农谈起对华侨的印象，“跟他们相处得挺好，”他呵呵一乐，“印尼华侨，平时很少还价的。他们要维护他们的风度嘛。” 华侨在骨子里是瞧不起农民的，尽管他们在同一块土地上劳作，在日光下一样晒得黝黑。区别在于农民自给自足，而华侨是拿工资的——尽管在很长时间里那点工资少到可怜。华侨从不认为自己是农民，而是工人。更重要的是，农场里没有农村式的血缘为纽带的宗族，他们是一群被时代推到城市边缘的浮萍。 相关文章 《看历史》他们的左手 赛金花“床上救国”的背后 用身体写作 与三千男子上床: 民国第一欲女的”性福”生活 梁振英：从黄海之滨到狮子山下 在美国使馆躲了将近15年的明曾蒂 郑希成：用画笔追赶推土机 许知远：一个脱党者 李银河：时代的悲曲 瞧，张艺谋这个手艺人 民国作家稿费有多高？

“斯后近半世纪，台湾长期戒严，朝野噤若寒蝉，莫敢触及此一禁忌。然冤屈郁积，终须宣泄，省籍猜忌与统独争议，尤属隐忧。一九八七年解严后，各界深感沉疴不治，安和难产，乃有二二八事件之调查研究，国家元首之致歉，受难者与其家属之补偿，以及纪念碑之建立，疗愈社会巨创，有赖全民共尽心力。勒石镌文，旨在告慰亡者之天灵，平抚受难者及其家属悲愤之情，并警示国人，引为殷鉴。自今而后，无分你我，凝为一体，互助以爱，相待以诚，化仇恨于无形，肇和平于永远。天佑宝岛，万古长青。” 电影里的台湾之四：《悲情城市》——光复二二八   文/ 马军（国立台北大学）     我想，只要是对台湾电影有一点点了解的人，都不会没看过这部电影，最起码的，都不会没听说过这部电影。同样的，只要是对台湾政治有一点点了解的人，也不会不知道二二八。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二二八的时候，很多同学都给我留言说知道这件事儿，说这就是台湾政治史上的“六四”事件。的确，二二八是台湾政治史上不得不提的一件大事儿，给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的冲击也是非常的大，至今二二八依旧是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一件“原罪”。但是若是将二二八直接等同于“六四”事件，似乎却又有些牵强。的确，二二八事件为之后的台湾民主化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就事论事的来看，二二八事件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关于民主诉求的事件，更多的是表现对当时执政者的以及外来人士的一些抗议，所以，我想，若是想更多的了解二二八的性质，将二二八和大陆前几年在疆藏地区发生的“七五”事件和“三一四”事件做一个类比，可能更准确一些吧。   还是先来说说电影本身，《悲情城市》是一部侯孝贤的电影，于1989年发行，由于当时台湾刚刚解严不久，社会的开放程度以及舆论的自由程度还远不及今天，所以在当时拍这么一部片子，可以说是直接挑战了台湾的禁忌话题。但是这部片子并未遭到删减，更没有遭到禁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部片子在威尼斯拿到了金狮奖，成为了第一部在世界三大影展获奖的台湾电影，这种国际荣誉给了国民党当局比较大的压力，才使得这部片子过审，和观众见面，并引发了台湾关于二二八的一个大讨论。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部电影没有拿到当年金马奖的最佳影片。此外，这部电影还带动起了九份和金瓜石地区的旅行热，很多游客去九份游玩的时候，除了在老街逛，还要找悲情城市的拍摄原址看一下。 插一句，上一篇我讲的《多桑》那部电影，也是以九份和金瓜石为故事背景和拍摄地的，九份和金瓜石以盛产金矿而兴盛，矿藏挖掘殆尽后没落了，其兴盛和衰落的时间和日本占领台湾的时间大致吻合，所以以此地为背景的片子大致都与日本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提起九份和日本最为人熟知的关联，恐怕就要数动画大师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了，这部动画电影里的小镇，就是以九份老街为原型的，若有读者想去台湾旅行，九份是我强力推荐的一个地方，当然，去之前把《悲情城市》看一遍，就再好不过了。 回想一下，这部片子我大概看了三遍。第一次是大学时候看的，只是觉得侯孝贤的镜头很长，整部片子很稳，关于整部电影的内容并无太深的印象。第二次是在厦大听邱毅演讲提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回去又看了一遍，并查了一些关于二二八的东西。第三次是在写这篇文章之前，结合最近读到的东西，这才看出片子里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可以说把当时台湾的局势刻画的非常到位，也体现了编剧和导演的功力吧。哦，对了，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就是之前讲到的那部电影《多桑》的导演，吴念真。 电影在日本天皇的鹤音中和生孩子女人的痛苦呻吟声中开始，陈松勇扮演的林家老大林文雄在电影的一开始得到了一个儿子，取名林光明。日本战败，新生命降生，取名光明，谁都知道这代表着什么。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给林文雄生孩子的这个人是林文雄的小妾，而且是说广东话的，这一方面可以说在1945年的台湾，还保留着重男轻女和娶妾这样的传统，一方面可以说经济上和大陆的往来还是比较密切的，而且经济比较好，会有讲广东话的南洋女性愿意嫁过来作妾。 本片中除了占主体地位的台语，还能在其中听到日语，上海话，山东腔调的国语，广东话以及几乎不能称得上是国语的绍兴方言。从这些复杂的语言中就能听出当时台湾社会的复杂，战败的日本人，经商往来的南洋人，随国民党到台湾的阿山（唐山人，即大陆人），在台湾从事商业甚至不法走私的上海人，还有接管台湾做行政长官的浙江人（陈仪）。这些不同背景不同理念不同利益不同文明程度的人共同交织出了台湾当时的背景。 而林家的背景从历史上和空间上都勾勒出了当时台湾人的生活状态。林家的老爸，台湾著名布袋戏大师李天禄（侯孝贤另一部电影《戏梦人生》就是以其为主演和故事原型拍摄的）扮演的林阿禄，日本时代因为维护村庄的利益被日本人视作流氓而屡受欺负；陈松勇扮演的林家老大林文雄全力经商维持自己大家族的家业，最后被大陆人枪击致死；电影里未露面的林家老二林文森因会医术，随日本军队前往吕宋岛参军做军医，生死未卜；高捷扮演的林家老三林文良在上海为日军做翻译，染病发疯，治愈后因拒绝与大陆人做走私生意被以汉奸罪治罪，旧病复发成为疯子；梁朝伟扮演的林家老四林文清自幼耳聋，开照相馆为生，喜欢读左派书籍，结交文人，最后因为二二八清肃入狱被关。 此外，另外一些人物因二二八的人生轨迹以及其他细节在电影里也有展现：日本战败后日籍人士和台湾人的友谊，日籍人士的撤退，大陆记者在台湾的生活，台湾米糖的外流等等，都能在电影里看得到。侯孝贤通过这些细节的描写从个体的层面反映了当时台湾宏大的历史背景。那么，二二八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会发生，怎么发生的，又给现在留下了多大的影响，我想，这还是要从1945年开始说起。 祖国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抗战取得胜利。当时和大陆一样，台湾也陷入了一股喜悦的情绪之中。两个月又十天之后，也就是10月25日，中国台湾行政长官总署兼台湾警备区总司令陈仪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堂接受了日本末代总督安藤利吉的投降书，也正是因此，每年的10月25日，被定为台湾的光复节。 然而在台湾最初光复的一段时间之内，台湾民众的喜悦情绪一直不敢太过于爆发，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在台湾还有非常多的日本军队的存在，这些军队和警察系统会不会做出狗急跳墙的事情，当时的台湾人谁也摸不准。其实当时的日本人也不敢乱动，也不知道自己上街之后会不会被台湾人暴打一顿。一直到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一些日本人由于迫于生计，捡起手艺，从事一些战前的工作，比如开一些理发店、糕点铺之类的工作。由于这些人以前在日本就是从事这样的职业，所以有些日本人的店铺和生意做得比当时的台湾人要好，再加上日本人受教育程度、现代化程度以及文明程度都要好过于当时的台湾人，所以台湾人对日本人的有着非常微妙的态度：一方面这些是已经战败了的敌人，一方面这些人又很有文化、很文明，甚至有些和台湾人已经建立起了朋友的关系。影片中交代了宽美日本好友的撤离，就能体现这种态度，宽美的日本好友及其父亲是小学的老师和校长，用现在的话说这些人代表了当时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所以日本虽然是敌国，但对台湾人来说，日本人却不见得都是敌人。 对日本感情的微妙并没有影响台湾人回归祖国时的喜悦，10月17日，当国军70军在基隆港登陆的时候，基隆一片欢腾，可以说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旌旗招展，人山人海。当时，台湾民众传颂着陆游的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唱着欢迎歌迎接着国军进入台湾，那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台湾今日庆升平，仰首清天白日清，六百万民同快乐，壶浆箪食表欢迎，哈哈！到处欢迎，哈哈！到处欢迎，六百万民同快乐，壶酱箪食表欢迎。”也从这可以说当时民众对光复还是非常高兴的，当时的台湾也没有所谓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撕裂，这些问题都是之后的事情了。 在这里需要说一下的就是，现在在台湾很多的台独理论之中，对于光复的问题和一般的理解还是有一些争论的。一般认为，台湾光复代表着是台湾回到中国怀抱，中华民国对台湾行使主权。但是有一些“台湾地位未定”的观点会认为，当时割让台湾的国家是大清帝国，主权移交的时候是国民政府，所以光复一词并不合适。甚至也有人扣一些字眼，说《开罗宣言》只是新闻公报，不是正式条约，所以不具备法律效力，这些观点还说日本签订的《旧金山和约》只是向同盟国集团放弃对台主权，并没有指定说还给谁，所以将中华民国政府对台湾的管制和之前荷兰、西班牙、明郑、清朝和日本在台湾的统治等同起来，而并未将其视为中国政权在台湾的一次延续，这种历史观点为一些台独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支持。 然而国民政府在台湾的统治却深深的伤害到了台湾人民单纯而又喜悦的心情。当时国民政府派到台湾的第一任长官是陈仪，浙江绍兴人，我们在这部电影里听到的那两次安抚人心的广播，我之前一直以为是蒋介石的声音，后来才反应过来应该是陈仪的声音。陈仪在1935年的时候曾经到过台湾，参观过台湾的一些代表现代化的单位和工程，比如日月潭水电站、基隆港，台北帝大等，再加上其在福建担任过七年多的公职，深谙闽情，所以陈仪应该是当时国民政府能拿出来治理台湾的不二人选了。但是就是这样的不二人选，在台湾的治理可以说是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最后引起了二二八。 首先需要在这里交代一下的就是，很多史书和文章包括李敖都认为陈仪这个人是一个廉洁奉公的爱国者，贪污的那些人都是陈仪的手下，制造台湾人和本省人矛盾的甚至也有老百姓的原因，二二八的爆发原因不能都扣在陈仪一个人的脑袋上，陈仪冤啊。我认同这样的说法，但是群体情绪就是这样，怨气不一定，甚至说一定不会撒在直接相关责任人的头上，但是当民间情绪需要爆发的时候，这个历史的名声落在了谁的头上，只好自认倒霉。 二二八的发生是有当时的社会基础的，当时的台湾的社会局势可以分两方面来概括： 首先，民众之间的对立情绪非常的严重。由于台湾在日本的统治下经历了50年的时间，有意无意的都养成了遵守法律的习惯，在这种遵守法律的风习之下，还建立起了一系列的非明文的约定。比如台湾在当时就有提供自行车租赁的服务，不用缴交押金，只需交付租金即可，当大量的外省人初到台湾租赁自行车的时候，很多台湾店家连租金都不收，表示友好，但是这些自行车很多都有去无回，导致后来很多店家再也不租车给外省人。同样的故事还有雨衣等版本。这些小事传播起来很快，也很容易被夹杂进一些谣言和不实，但正是这些小事经过传播，逐渐在人心里，增加了台湾人和外省人之间的隔阂，让台湾人对外省人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厌恶。 情感上的厌恶只是内心的隔阂，而工作待遇上的差别就是赤裸裸的利益之争了。国民政府接管了台湾之后，基本上所有的领导岗位都是由外省人把持，本省人从事的几乎都是低层次的工作，甚至干脆失业，这一点在《悲情城市》中也有交代。外省人的祖国心态使得他们对本省人颐指气使，工资津贴又高，本省人受指挥，工资又低，动不动又被看做是奴化教育下长大的人，难免内心不服气，“我们哪里愿意被奴化，还不是清朝割给日本的。” 这仅仅是不同省籍的民众之间互动出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则出在官方和民间的一些互动上。首先，在国民党接管的一开始，台湾的工厂很多职员和技术人员的岗位都被安排上了外省人，导致本省人的失业率上升很多。而且物价波动的非常厉害，电影里说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之下，米价上涨了250倍，而实际上还有米价上涨了400倍的记载。物价上涨、失业率高还引发了很多的治安问题，民众发现生活水平还不如日本在台湾的时候。 此外，官方的贪污、腐败、收受贿赂以及侵吞资产的行为也屡见不鲜。在接收日本留台物资的时候，这些官员通过伪造和销毁清册的手段将很多的资产归为己有。当时一个著名的案件就是台北县长陆桂祥贪污案，陆桂祥贪污五亿元台币，结果在彻查的时候台北县政府着了一把火，所有的单据清册一把火烧光，此事后来不了了之，让民众怨恨不已。 和大陆一样，官员的腐败行为，能够引起的只是民愤，而远不能引起民变，引起民变的一定是和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事件，比如说是经济问题，或是环保问题，所以贪污处处有，民众上街的地方只有启东和什邡。所以，最让当时台湾老百姓不能忍受的还不是以上的事件，而是官方与民争利的事件。当时的官方制订了非常严苛的产业管制政策，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断了老百姓的活路。日本时期，台湾的私营煤矿金矿产业是非常发达的，但是国民党接管之后全部归为官方收购，价格由官方指定，官方以定价收购物资，再以市场价卖出，一买一卖之间差价巨大。这种管制，大到煤矿小到文具涵盖范围极广，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米糖的走私也是一个问题，台湾盛产米糖，自给自足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不管是私人和官方，都大量的通过走私的手段向大陆运送米糖，使得台湾的大米和糖的供应跟不上，导致米荒，引发民众恐慌。影片里的林家老三就是因为拒绝参与米糖的走私才被上海人陷害入狱的。 烟酒的专卖也是一个大问题，如上篇文章所讲，台湾烟酒的专卖制度是由日本建立的，但是日本时期私人小规模的烟酒买卖还是存在的，而由于烟酒有比较大的利润，导致国民党政府全面收归公有专卖，私烟私酒不得买卖，而专卖的烟酒质量极低，该辣的酒清淡如水，不该辣的纸烟则发霉呛鼻。公营的产品质量如此低劣，于是就有人尝试倒卖私烟私酒，这也为二二八的爆发，点燃了导火索。 “城管”闯大祸   1947年2月27日傍晚，六个“台北专卖局”的警察在台北延平北路进行“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名叫林江迈的妇女在偷偷的贩卖私烟，于是决定没收其所有香烟，并且搜走了身上的所有钱财。林江迈育有一子一女，是个寡妇，生活拮据，于是苦苦哀求执法人员能不能归还一部分香烟及钱财，双方发生纠葛摩擦。而此时，围观群众越聚越多，使得执法人员压力山大，准备逃走，情急之下用枪击打了林江迈的头部，导致其当场头破血流。这样一来，围观群众不答应了，开始包围甚至围攻执法警察，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警察开了一枪，不小心打死一个在自家门口看热闹的市民。对于这一枪，有说法认为是警察开枪示警误杀民众，有人说是围观群众抢警察的枪导致走火。然而不管怎样，当时的场面是控制不住了，六名警察逃至附近的警察总局，结果警察总局被数百名群情激奋的民众包围，要求立即交出肇事警察并当场击毙，用李敖的话讲，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警察局长会答应这样的要求。群众的要求没有得到解决，导致了第二天事态的扩大。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警察总局离中山堂非常的近，一年多前台湾民众刚在这里见证了日本的投降和回归祖国的喜悦，一年多后就爆发了这样的事件，民心转变之迅速，可见一斑。 28日上午，民众们再次围聚到派出所门前抗议，市民纷纷罢工罢市，表示支持。在台北专卖分局的抗议过程中，民众打死了两名工作职员，打伤四名，并烧毁了很多台北专卖分局的物品。之后民众又冲向了陈仪办公所在地的行政长官公署，结果卫兵在无预警的情况之下朝民众开枪，群众死伤数人。这枪声打散了民众，也点燃了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矛盾之火，本省人打不着陈仪，便开始在大街上围攻外省人，首先攻击的是穿中山装、大褂以及旗袍的外省人，其次是殴打不会说台语的外省人，后来是殴打不会说日语的外省人。电影里梁朝伟扮演的林文清就因为耳聋听不见台湾话，差点被打。 二二八当天，据传闻就有十几名外省人被在大街上打死，并且也有外省女性被轮奸的传闻出现，于是警备司令部当天下午紧急宣布台北戒严，并派出军警上街维护治安，在维安过程中又爆发冲突，有本省民众被打死。 在这里必须提到的一点就是，在大街上殴打外省人的本省人主要是一些日本时代流下来的亲日派流氓以及大量从海外回到台湾的无就业的兵士，他们下手狠毒凶残。在电影里也能看出，宽荣在火车站看到的景象中，并非所有本省人都围打外省人，主要的打手基本上都是统一着装的流氓。而当时还有很多本省人保护外省人的新闻与记载。 事情远没有就此结束，在台北发生的事件迅速波及到了台湾岛内其他的地方。台中、嘉义、云林、高雄等地全都爆发了对抗国军的武装冲突事件，就连阿里山的原住民都参与了反抗的活动。以嘉义为例，嘉义市几乎所有学生全体动员参加与国军的战斗，在战斗中，市长公馆被占领，警察局被缴械，军火库被攻陷，民众还成立了“台湾民主联军”，与驻守军队激战。一开始，民众部队占据优势，一直到3月21日，增援部队到达时驻守军队才开始反扑并逐渐掌握局势，并且在嘉义市火车站之前先后枪毙上百人，血染嘉义火车站，成为二二八事件中一个很大的惨剧。 二二八发生之后，在本省籍民意代表和知识分子的建议之下，陈仪政府颁布了几条处理意见，也就是我们在电影里听到的一些关于“不追究责任、释放被捕人员、给予安慰金”等处理意见，在这个过程中，台湾的一些进步乡绅、左派人士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电影里宽荣、林文清等文人被捕，就是因为参与了此事件。在当时的社会，读马克思等左派的书籍被看做是非常进步的事情，就连李登辉，也曾经加入过共产党。所以，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存在着“政府残忍镇压民众”和“政府武力平叛”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的情况下，大陆也有其自己对二二八的定位，大概意思就是二二八事件是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党带领的反抗国民党暴政的一次起义活动，并举办了很多次的活动纪念，据说还发行了纪念邮票，有意思的很。 在暴力事件逐渐平息，尤其是当大陆援兵到达之后，陈仪开始在台湾推动了清乡运动，对可能对政府进行反抗的人士进行捕杀，其中捕杀的绝大多数都是一些社会名流、乡绅以及一些异议人士，这些异议人士很多都以叛国、联共等罪名被枪决，由于杀害的大多数都是台籍的文化精英，所以清乡行为更遭到台湾民众内心的痛恨，大陆拍的一部电影《云水谣》，里头陈坤所扮演的那个角色，就是在清乡期间从台湾逃出来的左派青年，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二八事件对后来台湾政局的变化起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到1980年代，整件事几乎还是台湾社会中一个禁忌的话题，官方视二二八事件为一场反对国民政府的民变，也经常拿共产党说事儿。但是这件事丰富了日本时代所留下的“台湾意识”的内涵，“台湾人”的概念正式形成，并且在这个概念里添加了反抗国民政府的理念，甚至添加了反抗中国的理念。之后的历史也证明，台湾之后的“台独运动”很多都以二二八为一个诉求，将反国民党独裁的民主运动与反外来统治的台湾独立运动合流，成为了现在台湾一个很大的政治势力的历史基础。 反思与纪念     现在在台北，总统府正前方，有一个二二八公园，里面设立一个二二八的纪念碑，碑文如下: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消息传来，万民欢腾，庆幸脱离不公不义之殖民统治。讵料台湾行政长官陈仪，肩负接收治台重任，却不谙民情，施政偏颇，歧视台民，加以官纪败坏，产销失调，物价飞涨，失业严重，民众不满情绪濒于沸点。”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专卖局人员于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缉私烟，打伤女贩，误杀路人，激起民愤。次日，台北群众游行示威，前往长官公署请求惩凶，不意竟遭枪击，死伤数人，由是点燃全面抗争怒火。为解决争端与消除积怨，各地士绅组成事件处理委员会，居中协调，并提出政治改革要求。不料陈仪颟顸刚愎，一面协商，一面以士绅为奸匪叛徒，迳向南京请兵。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闻报，即派兵来台。三月八日，二十一师在师长刘雨卿指挥下登陆基隆，十日，全台戒严。警备总司令部参谋总长柯远芬、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及宪兵团长张慕陶等人，在镇压清乡时，株连无辜，数月之间，死伤、失踪者数以万计，其中以基隆、台北、嘉义、高雄最为惨重，事称二二八事件。” “斯后近半世纪，台湾长期戒严，朝野噤若寒蝉，莫敢触及此一禁忌。然冤屈郁积，终须宣泄，省籍猜忌与统独争议，尤属隐忧。一九八七年解严后，各界深感沉疴不治，安和难产，乃有二二八事件之调查研究，国家元首之致歉，受难者与其家属之补偿，以及纪念碑之建立，疗愈社会巨创，有赖全民共尽心力。勒石镌文，旨在告慰亡者之天灵，平抚受难者及其家属悲愤之情，并警示国人，引为殷鉴。自今而后，无分你我，凝为一体，互助以爱，相待以诚，化仇恨于无形，肇和平于永远。天佑宝岛，万古长青。” “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 谨立。” 爆发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由于一直被定性为是反政府暴乱，所以一直是一个禁忌。一直到80年代末期才能被公开的提起，真正意义上的平反应该要算到李登辉的公开道歉了。1995年台湾政府宣布定每年的二二八为“和平纪念日”，翌年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宣布将台北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公园，这才有了上边提到的纪念碑和碑文。 除了官方态度之外，民间和艺术界对此事也有很多的记录和创作，当然，最有名的就是《悲情城市》这部电影。而当时，有一名叫做柯乔治的美国外交官，正好在台湾经历了整个事件，在此的启发下结合一些历史事件写了一部叫做《被出卖的台湾》的小说，后来被拍成了电影。下一篇，我们就来说说这一部电影。   （采编：姚昕毅；责编：周拙恒）     您可能也喜欢：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三：《多桑》——父辈的故事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二：《赛德克巴莱》——纯爷们的故事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一：《一八九五》—孤儿的第一滴眼泪 ＜北辰·且调鼎去＞君子远庖厨 世间多少事——《悲情城市》 无觅

昨日，云南彝良震区，王明才将去世的10岁孙子背回家，徒步5个小时，他没让孙子离开自己的后背。因儿子儿媳外省打工，他和孙子相依为命。9日，小林病重，他背起孩子，往镇上的医院跑。但一路因地震塌方，耗时是平时4倍。到了镇上的医院，孩子错失最佳救援时间。 姓名：王小林（化名） 终年：10岁 家庭住址：云南省洛泽河镇龙潭村大苗寨 王明才（化名）用他的黑色西服盖在小孙子身上，将他托上了背。小孙子死了。 地震后阻塞的道路，堵住了10岁的小孙子最后生的希望。 震前，从王明才家到镇上的医院，搭车需要1小时。昨天，王明才背着孙子，用了4个小时。 9月8日晚，小林告诉爷爷，自己身体不舒服，王明才让他早些休息。但早上5点，王小林病情突然加剧，已经说不出话了。王明才背起孙子，往镇上的医院跑。 到了山下，王明才搭了一辆车，但因为前一天地震的缘故，道路被巨石阻塞，他只好下车步行，再搭车，再步行。到了镇上的医院，医生对奄奄一息的孩子摇了摇头。 之后，王明才执意将孙子的遗体从医院背回家，背回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大苗寨。 住在彝良县洛泽河镇上的人们，站在街道两旁，静静看着眼前这一幕：一个用杂草盖住头的小人儿，黑西服的里面，孩子被一块有苗族传统图案的布裹着，靠在一个男子的背上，两条腿一动不动。悲伤的男子低着头，全然不顾“前方危险，注意滚石”的劝告，往险象环生的通往村庄的山路上走。 几个镇上的人打破了沉默，上前拦住王明才的老伴，“你先别走，我们给你水和吃的。”不一会儿，矿泉水和食品塞在了她怀里，她哭着接受了。 有的人躲进了路边的店里，有的人开始抹眼泪。 从医院到山上的家里，徒步用了5个小时。王明才没让小孙子离开自己的后背。 一路上，这位满是抬头纹的爷爷偶尔抬起头，强忍泪水，话语极少，他大步地往大苗寨的方向迈，把老伴远远落在后面。 “白发人送黑发人，他一定比谁都难过。”有相识的村民说。 一个大苗寨的村民回忆，王小林长期见不到父母，和爷爷奶奶的感情极好。王明才和妻子也十分疼爱这个孙儿，常看到王明才背着小孙子在村里溜达，现在，孩子第一次在爷爷的背上这么安静。 王明才的妻子对镇上的人说，已经打电话告诉了儿子和儿媳这一噩耗，他们正在赶回大苗寨的路上，见儿子最后一面。 “如果能快点送医院，也许孙子还有救。”王明才对记者说。 来源： 新京报

□“政见”特约观察员 常仁豪 朝鲜问题是东北亚地区乃至全球安全领域引人瞩目的话题。在新领导人上台以及国内政治博弈的微妙变化时期，朝鲜问题走向对中国的战略环境和政策选择的影响不可忽视。什么样的朝鲜政策符合中国国家利益？而在愈发复杂的东北亚安全环境中，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又应该摆出何种姿态？ 中国外交政策学者孙云认定， 在复杂的安全形势中，中国不会轻易改变现有对朝政策。 在朝鲜问题上，稳定、和平、无核化及核不扩散是中国的基本目标。由于朝鲜是中国的邻国和国家安全的关键外部因素，因此， 稳定 是中国的朝鲜问题上最重要的诉求。 与此不同，对于东北亚安全问题中的重要行为体美国及其盟国韩国而言，无核化最为重要。不同的目标，决定了不同的政策方向。 决定中国对朝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自身战略利益。站在中国的角度，以美韩同盟为代表的军事机制虽然标榜朝鲜对世界安全构成的威胁，但实际上是美国封锁“第一岛链”的传统冷战思维的延续。 因此，朝鲜问题远非半岛地区问题，它反映了国际政治中传统霸权美国和崛起大国中国在安全领域的对话。美国在冷战后重新定义战略重点，向亚洲地区调整军事力量，这种趋势显示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在东北亚政治结构中，美韩同盟属于美国整体战略。孙云认为，虽然这一同盟眼下“剑指”朝鲜，但也只是遏制中国策略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不可能以美国人的逻辑解决或加速解决朝鲜问题。 然而，朝鲜在多个场合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很难想象在这些挑战决定做出之前中朝官方有过任何交流，因为这些决定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安全上都损害中方利益，也引发中国政府内部和民间多种声音。在中国对外关系“大盘子”之中，朝鲜问题重要，但并非对安全和战略利益最严重或最根本的挑战。中国国内有一种声音，希望朝鲜推动中国式经济改革开放，用经济合作改变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处境。朝鲜政坛“大佬”张成泽近期访华就引发这种猜测。 事实上，朝鲜问题无法摆脱国际大势的发展和大国博弈的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眼下国际政治最重要的特征和变化是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在国际经济危机背景下，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挑战西方主导地位，中国更是这种趋势的重要代表。作为对这种趋势的反应，美国军事重心再度“关照”亚洲，无论是防范朝鲜，还是扩大军售，都可以理解为遏制中国崛起的步骤。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国家利益要求确保朝鲜半岛稳定，同时以经济改革的方式推动朝鲜内部变化，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稳定、可控的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Yun Sun. “The Logic of China’s North Korea Policy” Pacific Forum CSIS , Jun 21, 2012 http://csis.org/publication/pacnet-39-logic-chinas-north-korea-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