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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观察员 方可成 中国是一个“例外”的“特殊国家”吗？中国是否应当遵循“普世价值”？这两个问题，挑动着许多人的神经。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层面，均有人对此发表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 具体到外交领域，亦有关于“中国例外论”的讨论。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张锋 发表在2012年第3期《世界经济与政治》上的文章《“中国例外论”刍议》，就引发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和讨论。 张锋认为，像美国、新加坡等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也有“例外论”的存在——这里的“例外”，指的是一国在政治与社会价值观、历史发展道路及对外关系经验等各方面的独特话语论述。而由于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因此“中国例外论”尤为重要。 张锋将近现代中国的例外论分为了两大类：一是“革命中国例外论”，包括革命中心论、大国使命论、中国道德论；二是“当代中国例外论”，包括新型大国论，仁厚和平论、和谐包容论。 凡此种种，在张锋看来，“中国例外论”的基本理念是“和平与包容”，而西方政治则是“征服与支配”。照此理念，中国将成为与西方大国模式迥然不同的新型大国，中国将“把所有国家看做是不同程度的合作对象，而不是战争或掠夺的对象”；中国将尊重世界政治文明传统的多样性，而不是建立一个排他性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霸权；中国将拒绝宗教式的干涉主义，追求仁厚包容的中和主义。 不过，张锋的此番论述遭遇了一些国际关系学者的不同意见。 在2012年7月举行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上，主办方专门就此话题召集了一次小组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李巍 否定了“中国例外论”的存在。在他看来，一国政府的政治话语体系最不可信，与其研究那些漂亮的话语，不如研究一个国家究竟做了什么。在这方面，中国过去30年的外交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基本特点是：高度现实主义，追求权利和利益，很难发现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李巍还认为，在利益面前，没有太多例外可言。美国有例外的可能性，其他国家则很难例外，因为美国作为超级霸权，它的权力地位很不一样。 与之类似，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 赵可金 也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外交例外论，那只是一种被夸大的特色论。“特色不等于例外，特色的意思是我们是不同的人，例外则意味着你根本不是人。”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志洲 则梳理了中国历史上在“例外”和“普世”之间摇摆的过程：中华帝国时期的朝贡体系，是一种天下主义；到了近代，则开始“中体西用”；孙中山的革命强调了“民族”；五四运动则又提出德、赛两位先生，提倡向西方看齐，甚至要废除汉字和中医；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是普世主义，不讲例外；冷战之后，则又开始提出“例外论”。 “近代以来中国到底要成为怎样国家？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所以有时强调同，有时强调异。”张志洲说。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邢悦 则补充了“中国例外论”的提出背景，即：中国威胁论。以往的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会导致世界局势的动荡。因此，如果不说自己例外，那么中国就会被视为动荡制造者，而不是和平崛起的力量。 “‘例外’并不是不接受普世价值，不是违背外交规律，而是要依靠它解释清楚：我们能够和平崛起。”邢悦说。 至于为什么中国能够“例外”地和平崛起，赵可金说，那不是因为我们变了，而是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变了，国家崛起的规律变了。中国并不是违反规律的异类，恰恰是行走在规律之中的。 【参考文献】 张锋：“中国例外论”刍议，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03期； 邢悦、李巍、张志洲、赵可金、表娜俐：例外论：中国与美国之比较，北京：2012年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

寇健文、蔡文軒 在2012年下半年，中共將舉行第十八次全國黨代表大會。現任九位政治局常委當中，有七人將在十八大屆齡退休。這意味著中共高層將面臨一次新的洗牌，中共第四代領導人將退出權力中心，第五代領導人走向台前。 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 中共政權是典型的黨國體制，黨是政治生活的中心，而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又是整個黨機器的核心，中央書記處則輔助前兩個機構的運作。中共黨章與相關文件對政治局常委會與政治局的人數並無硬性規定，每屆人數都可能有變化，人數變化通常與當時政治生態及權力平衡有關。（見表1.1）在一九七八年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以後，政治局常委會人數在五人至九人之間，並為奇數。政治局常委會在一九八○年代的時候經常因權力鬥爭而在兩次黨大會之間罷黜或增補部分成員，一九九○年代以後就不再發生類似情況。 政治局的成員包括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以及政治局候補委員。為了方便起見，本書以下用到「政治局委員」一詞的時候，泛指「未擔任常委的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排除擔任常委的政治局委員。一九八○年代以後，全體成員在十七人至二十八人之間擺動。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後，中共不在兩次黨大會中增補政治局委員。除了陳希同（一九九五年）和陳良宇（二○○七年）兩人被罷黜之外，其他政治局委員不再出現因鬥爭失利而在任期中突然被罷黜的情況。二○一二年二月發生王立軍事件後，薄熙來是否會在十八大前被罷黜，或是至少可以做完本屆政治局委員的任期，將是觀察高層穩定性的重點。 政治局常委屬於「黨和國家領導人正職」（正國級），其地位與權力均高於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所需歷練也較多。政治局委員則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副職」（副國級），其地位高於一般的國務院部委和中共中央職能部門首長、省委書記和省長。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均屬於副國級職務，但前者僅能列席政治局會議，無投票權，排名也列在政治局委員之後。政治局候補委員並非每一屆都固定設置，也無法遞補政治局委員出缺時的空額。這和中央委員出缺時，由候補中央委員依排名遞補的情況不同。 政治局常委通常會擔任國家機器各重要系統的負責人，並分管相關業務。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後，通常由政治局常委擔任的職務包括總書記（通常兼任軍委主席）、全國人大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全國政協主席、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政治局委員通常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宣傳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全國總工會主席，以及直轄市和重要省分的黨委書記。政治局委員有時也會兼任國務委員，但國務委員並非一定是政治局委員。 根據相關文獻，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的職權都可分為「人事決定權」和「政策決定權」兩類。政治局常委會的職權包括： 1. 根據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對涉及全局工作的方針、政策性問題進行研究並提出意見，提交政治局審議。 2. 負責規劃實施政治局制定的方針、政策。 3. 負責對中紀委、中央軍委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國務院黨組提出的政策性問題作出決策。 4. 審議並提出黨中央各部部長，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書記和國家機關各部（委）部長（主任），各省省長（自治區主席、直轄市市長）人選，提交政治局討論決定。負責審批黨中央各部副部長，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副書記、常委的任免；審批國家機關各部（委）副部長（副主任），各省副省長（自治區副主席、直轄市副市長）人選的提名。 5.

五十年前的今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尔曼·黑塞逝世，而他的作品仍流传至今。他是德国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 如果想要明确表达一个东西没有价值，德国人通常会选择常用的”花盆比喻”，即说一个东西无法赢得花盆。1962年，85岁的黑塞因中风去世，对此著名的德国”时代”周刊上写道：赫尔曼·黑塞不会再’赢得花盆’了。然而时间却证实了”时代”杂志当时的判断是个错误，现在黑塞的作品又出现在了各大书架上。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6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发行至少1.25亿册。 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成为一名作家，然而他的父母却有着另外的想法。他们想让黑塞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他的父亲早在他出生前就在印度当传教士，而他的母亲则是一名传教士的女儿。1877年6月2日，黑塞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出生在斯图加特附近的卡尔夫市，成长在一个非常虔诚的家庭环境中。1891年，他的父母将他送入新教的穆尔布隆修道院。几个月之后他便从那里逃了出来，原因是他无法忍受教会的教育。 “要么成为作家，要么什么都不做” 他的意志很坚定：”要么成为作家，要么什么都不做”。写作的道路正如奥德赛般曲折。黑塞拜访了不同的学校，却无法找到他想要的，于是在他十五岁时因为抑郁试图自杀。最终他在一家机械制造厂工作，后来又换到了一家钟表制造厂，然后到了书店。 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实现自我的艰难过程是黑塞晚期作品的主要题材。他的作品里有许多对自身经历的影射，带有对自身的分析以及见解。黑塞传记的作者贡纳尔·德克尔这样解释全世界对黑塞文学的关注：”这是对自主和宗教自由的问题。对宗教的理解问题不能光靠斗争或者传教，而应该容忍其他的生活理念和观念。” 蒙塔诺拉市的Casa Camuzzi – 黑塞在此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1904年黑塞凭借其长篇小说《乡愁》（Peter Camenzind）取得了文学性的突破，开始以写作为生。他与摄影师玛丽亚·伯努利（Maria Bernoulli）结婚，两人定居博登湖，在那里有了他们的孩子。然而长久以往这一切并不适合黑塞，安定的生活以及由此带来的安全感对他来说过于舒适，以至于后来成了一种对他的折磨。这导致了他第一段婚姻出现问题，然而这并不是他的最后一段婚姻。 于是黑塞逃离了博登湖边的农舍，奔向了世界，他去了斯里兰卡以及印度尼西亚。这次的亚洲之旅对他后期的作品影响深远，比如他的短篇小说”流浪者之歌”。结束旅程后他便移居瑞士并于1914年一战爆发之际自愿参军。然而由于被诊断为弱视的关系，他无法参加前线，后来在伯尔尼的一家为德国战俘提供帮助的机构工作。 从战争志愿者到战争反对者 然而战争及其宣传却越来越让黑塞反感。他于战前在”新苏黎世报”上改写了一篇题为”哦 朋友们，不要用这种语气”文章，想借此来呼吁德国知识分子少一些民族情结，多一些人性。结果给自己引来了敌意，憎恨以及讽刺。多方的批评以及战事让他感到震惊。与此同时，他的家庭方面也出现了困难：父亲的逝世以及幼子的重病让黑塞陷入了危机。1917年，他寻求了心理帮助。在长篇小说《德米安》（Demian）中，他借由人物埃米尔·辛克莱(Emil Sinclair)写下了自己当时的心理活动。 结束了他的第一段婚姻后，黑塞离开了他的家庭去寻找新的开始。他移居瑞士提挈诺，并在那里创作了一些重要的作品， 如《荒原狼》（Der Steppenwolf）和《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Narziss und Goldmund）。1924年，他正式加入瑞士国籍并与露丝·温格（Ruth Wenger）结婚，然而三年后这段婚姻也以失败告终。他的第三任妻子，艺术历史学家尼农·多布林（Ninon Dolbin）于1931年嫁给黑塞并伴随他走到生命的尽头。 作为纳粹反对者的黑塞 对于纳粹在德国的上台黑塞感到担忧并持反对态度。在战争期间他帮助受纳粹政府迫害的德国难民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以及布莱希特（Berthold Brecht）等，为他们提供庇护。在战争中也诞生了他最后的一部大作《玻璃球游戏》（Das Glasperlenspiel）。凭借这部作品他于1946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他充满灵感的创作在他果敢而深入的自我发展中成为了古典人文主义以及高品位艺术风格的理想代表”，颁奖词中写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黑塞的作品在德国广受欢迎，读者借其作品寻找方向以及自我反省。 1962年，赫尔曼·黑塞在瑞士提挈诺逝世，而其作品的欢迎度也似乎随之减退。批评家称他的作品为没有水平的拙劣艺术品。直到美国嬉皮士运动才将他的文学作品又一次推向流行。那些年轻人在他那些分裂的角色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在理想的艺术个体与现实的社会市民中徘徊挣扎。正如黑塞的《荒原狼》中的主人公哈里·哈勒尔那样。这本书后来成为了经典。而黑塞热潮也从美国迅速向世界扩散，直到今天仍未减退。 出版了大部分黑塞作品的苏尔坎普出版社于2005年就”时代”周刊对黑塞去世的悼文作出了如下回应：”没有任何其他作家能比赫尔曼·黑塞让苏尔坎普出版社赢得更多的’花盆’。” 作者：Laura Döing 编译：菜籽 责编：洪沙

□“政见”观察员 陶郁 如今，对于许多中国媒体来说，“中国威胁论”大约早已成为了失去新闻价值的过气概念；然而，当“中国威胁论”这个名词已经变得尽人皆知的今天，却依然鲜有严肃的学术研究能告诉我们，最先炒热这个概念的美国媒体究竟是如何对所谓的“中国威胁”进行报道的。最近，美国詹姆斯·麦迪逊大学副教授 杨毅 ( Yi Edward Yang )与同事在 《当代中国》 (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期刊上发表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回顾和分析了美国报纸在1992年到2006年间对“中国威胁”的报道。 在上千份美国新闻出版物中，杨毅及其同事选择了五份影响最广和声望最高的报纸进行分析，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和《芝加哥先驱报》。这些主流大报不仅常常引导着美国新闻界的热点话题，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大众的国际观；而且，五份报纸分别发行于美国不同地区的主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加之行文风格与政治立场各有不同，因此在反映美国媒体方面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通过对上述五份美国主流大报的文章进行检索和分析，杨毅及其同事发现，在1992年到2006年之间的十五年时间里，这些报纸上一共刊载了376篇报道“中国威胁”的文章，其中95篇来自《纽约时报》、78篇来自《华盛顿邮报》、72篇来自《洛杉矶时报》、66篇来自《华尔街日报》、65篇来自《芝加哥先驱报》。这些报道中所勾绘的“中国威胁”主要包括三种形式：军事与战略威胁、经济与贸易威胁、政治与意识形态威胁。 杨毅及其同事发现，美国主流大报是在1992年左右开始对“中国威胁”进行密集报道的。在1992年之前的十五年中，五份报纸总共只刊发了11篇关于“中国威胁”的报道，而此后的十五年中，平均每年这些报纸都要刊发25篇类似话题的报道。此外，关于“中国威胁”的报道密度在不同年份之间也呈现出很大的不同；在报道密度最高的2000年，五家美国主流大报共刊载了69篇关于“中国威胁”的报道，而在报道密度最低的1993年与2004年，类似的报道则只有9篇。 那么，“中国威胁”话题在美国主流大报上的冷热程度是否有规律可循呢？杨毅及其同事发现，五份报纸对于“中国威胁”的报道密度在每四到五年都会出现一个波动周期。在每个波动周期当中，对于“中国威胁”的报道密度都会在某个年份出现跃升，但很快又会出现下降，直至恢复到周期开始时的基准水平。 具体来说，第一个报道周期出现在1993年到1997年之间，第二个报道周期出现在1998年到2001年之间，而第三个报道周期则出现2002年到2006年之间。这种周期性的变动趋势，既反映了媒体热衷追逐重大事件的特点，也受制于媒体处理信息的能力。一般来说，当热点事件与中国相关时，对于“中国威胁”的报道密度就会提高；而当热点事件与中国无关时，媒体往往就无暇经常关注与“中国威胁”有关的话题。 杨毅及其同事认为，美国主流大报从1990年代初开始逐渐热衷于报道“中国威胁”，与中国崛起这个现实趋势密不可分。随着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实力与影响力逐渐增强，中美两国之间的差距缩小，美国自然会感到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受到威胁。不过更有趣的是，美国主流大报在不同时期所报道的“中国威胁”，其内容却大不相同。 在1990年代初期，对于中国政治与意识形态威胁的报道，构成了美国主流大报上“中国威胁论”的主体；然而，这种趋势在1995年后得到了扭转，到2002年，关于中国政治与意识形态威胁的报道已经在美国主流大报上完全消失了。 美国主流大报对于中国军事与战略威胁的报道密度，则在不同年份间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分别在1996年、2000年和2005年达到高峰。其实，正是由于对中国军事与战略威胁的报道存在周期性，才导致了美国主流大报在1992年到2006年的十五年间出现了报道“中国威胁”的三个周期。 与变动明显的前两类报道不同，美国主流大报对于中国经济与贸易的报道密度在不同年份之间较为平稳，但几乎一致保持着稳步上升的趋势。2002年以后，当对于中国政治与意识形态威胁的报道消失以后，经济与贸易威胁就和军事与战略威胁一道成为了这些报纸所经常关注的两类“中国威胁”话题。 杨毅及其同事的研究，不仅填补了学术空白，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在美国，媒体对于政策与民意的影响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媒体报道不仅能够引导人们关注某些事件，还可以通过其报道的语调和立场来影响政策制定者与主流民意的态度，更有可能直接影响官方政策。此外，正如杨毅及其同事在论文中所言，对于“中国威胁”的偏见一旦形成，往往在人们的脑海里根深蒂固。因此，重视美国主流大报对于“中国威胁”的报道，思考增进美国人对华了解的有效途径，对完善和改进中国外交策略有启发价值。 【参考资料】 Yi Edward Yang & Xinsheng Liu (2012): The ‘China Threat’ through the Lens of US Print Media: 1992-2006,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1:76, 695-711.

海外「博訊」新聞網27日報導，繼重慶前市委書記薄熙來妻子谷開來、薄家勤務員張曉軍被安徽合肥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後，重慶市前副市長王立軍的助手、渝北區公安分局前局長王鵬飛的家人說，他們已於23日接到合肥市人民檢察院對王鵬飛的口頭起訴通知書，並稱王鵬飛不希望家屬為其請律師，願意接受司法機關為其指定的律師。但他的家人對此表示懷疑。 報導說，王鵬飛的罪名是涉嫌瀆職和徇私舞弊，將在谷開來、張曉軍案開庭後審理，8月底前將進行宣判。他的案件由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管轄。 報導說，合肥市人民檢察院的工作人員在電話中告訴王鵬飛家屬，起訴通知書已寄出，近日即可收到。他們並對王鵬飛家屬說，王鵬飛不希望家屬為其請律師，願意接受司法機關為其指定的律師，但王鵬飛的家屬並不同意檢察院的說法，據稱已尋求律師盡快赴合肥與被告人會面，並為其進行辯護。 法律界人士指出，合肥市人民檢察院建議王鵬飛家屬不再為其請律師的做法是違法的。 王鵬飛6月2日被中紀委帶離重慶直飛北京接受調查。現年48歲的王鵬飛上世紀80年代末畢業於中國刑警學院，畢業後即分配到遼寧鐵嶺市公安局刑偵部門工作，獲時任鐵嶺市公安局副局長的王立軍的賞識和重用，2010年末被調往重慶市公安局任職。 據指王鵬飛因涉及王立軍事件較深，北京高度重視，移交司法系統後，將被以涉嫌瀆職和徇私舞弊兩項罪名起訴並審判。兩項罪名若成立，每項罪名最高可判七年有期徒刑，數罪併罰後，王鵬飛的刑期可能不會低於十年。 世界新聞網要聞組綜合27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