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新闻

天津北方网讯：7月21日，北京遭遇暴雨袭击，造成严重的人员财产损失。7月26日，本市降了61年来的特大暴雨，津城百姓亲历了气象灾害，对城市应对气象灾害的能力也更加关心。今年7月17日，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天津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决定于9月1日起施行。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实施《天津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宣传贯彻动员会。 针对本市气象特点细化防御要求 据天津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高绍林介绍，《天津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共6章、32条，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气象灾害防御的基本原则。从天津的实际情况出发，增加了“统筹规划、政府主导、分级负责”的原则要求。进一步细化气象灾害的预防要求，针对本市当前城市建设特点，第十一条对防风工作细化了要求，在要求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海塘、堤防、避风港、防护林、避风锚地、紧急避难场所的同时，增加规定要定期组织开展搭建物、广告牌、在建建筑物、构筑物防风加固工作的监督检查。 针对本市干旱灾害、冰雹灾害经常发生的实际情况，第十四条要求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加强对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领导，市和区、县气象主管机构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和协调下，对人工影响天气工作实行分级管理和指导，要根据干旱灾害发生的情况，组织开展人工增雨、增雪作业，减轻旱灾影响；在冰雹易发生区域，应做好人工防雹作业工作。 针对本市雷电灾害经常发生的实际情况，第十五条要求雷电防护装置的产权人或使用人，应做好日常维护工作，并依法委托具有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的单位定期进行检测，从而保证防雷装置完好有效。 针对本市大项目建设多的实际情况，条例第十六条明确要求，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国家和本市重大建设工程、重大区域性经济开发项目和大型太阳能、风能等气候资源开发利用项目论证中，应当把气候可行性论证和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作为项目可行性研究的一项内容。 灾害性天气警报由气象台站统一发布 “条例”根据天津实际情况，细化了参与气象灾害监测信息平台建设的有关部门，并且明确其责任。在气象灾害易发区、人口密集区和大型活动场所等增设气象灾害监测站、点，建设应急移动气象灾害监测设施，健全应急监测队伍，完善气象灾害监测体系。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进一步明确灾害性天气警报预警发布制度。灾害性天气警报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由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按照职责向社会统一发布；必要时，市人民政府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发布。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灾害性天气警报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根据电子信息技术发展，进一步扩大灾害性天气警报发布媒介。 进一步细化气象灾害应急处置规范，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要根据灾害性天气变化情况，及时对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和预警信息进行更新，并及时予以解除。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本市实际情况，对气象灾害发生后的应急处置措施进行了细化规定。细化了对气象主管机构以外其他有关部门在气象灾害应急工作方面的要求，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的分工，做好主要河流、水库的水量调度，农业生产技术指导，社会治安和道路交通秩序维护，电力、通信保障，基本生活必需品保障等应急工作。 气象局长详解《条例》实施的意义 天津市气象局局长权循刚提出，《条例》的颁布实施，对于本市防御气象灾害，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减轻因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多种原因，暴雨、台风、冰雹、干旱、高温、大雾、沙尘暴等成为本市近年来的重要气象灾害，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日益严峻的天气、气候环境，使本市气象防灾减灾任务非常繁重。全市各级气象主管机构要认真履行《条例》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全力做好气象灾害预防、灾害监测与预报预警、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三个方面工作。 (本文来源：北方网 )

□“政见”观察员 刘冉 在司法独立状况有待进步的背景下，中国的司法改革能否成功改善司法系统的运转，进而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的Ethan Michelson和Ke Li近日在哥伦比亚法学院中国法律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上发表论文，他们通过分析2002和2010年分别进行的两次独立调查发现：尽管中国在司法独立问题上仍有很 大的改革空间，但司法表现却在这八年间有所进步。更重要的是，民众的司法体验有所改善之后，不仅对当地村级行政机关的信任感增强，这种信任更“上溢”至镇政府、 县政府，乃至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感都会产生影响。 两次调查都在陕西、河南、江苏、湖南、山东和重庆各选取一个县，总共涵盖了23个村庄的3000多个农村家庭；为保证体现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的地区性差异，调查 地点并非随机选取，但受访者是随机选取。 在2002年的调查中，作者发现，尽管不佳的司法独立现状可能导致种种弊端，但其实际表现却存在地方差异；在人均收入较高的省份，司法表现也更受认可。作者分析 ，这是由于在地方财政较为充裕的情况下，司法系统有能力雇佣更多高素质专业人才，既提高了司法效率，也降低了收受贿赂的可能。作者由此指出：“或许经济的飞速发 展将成为中国司法系统的一剂良药。” 作者认为，尽管在时隔八年的两次调查之间，中国的司法独立状况并无显著变化，但司法表现却有所改善。在专业性方面，由于2002年统一司法考试的实行和2005 年公务员法的颁布，法官的教育水平和受训年限有了很大提升。在透明性方面，最高法院在2009年的一份司法解释中要求地方法庭公开部分案件的审理过程和法庭意见 ，以避免地方司法保护主义和腐败行径，这一规定起到了一定效果。此外，司法系统配合“和谐社会”理念，改变了曾经的“严打”模式，且对民众呼声开始有所回应，受 到民众欢迎。因此，在两次调查中，民众对于法院的信任有十分明显的提升。 司法表现的改善如何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作者区分出了两种管治效应。 第一种称为“直接回应效应”（direct correspondence effect），指的是当民众向政府寻求帮助并获得正面回应之时，直接提供帮助的政府部门会获得更多的信任感、 第二种称为“间接溢出效应”（indirect spillover effect），指的是民众获得帮助后，会对并非直接提供帮助的政府部门“爱屋及乌”。两次调查证明，民众从司法机关获得帮助之后，对于各级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 府的信任程度都会获得提高，这种溢出效应十分显著。 有意思的是，作者发现，在行政干预司法的状况依然存在的情况下，“间接溢出效应”反而更加明显。这是因为在司法完全独立的政体中，民众会自觉将司法机关与行政机 关区分开来，不会将在司法机关获得的帮助归功于政府；而在中国的现实中则相反，民众容易产生爱屋及乌的情绪。由此，作者得出了颇为有趣的结论：行政干预司法的状 况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增强民众对威权政府的信任感。 【参考文献】 Michelson, E. & Li, K. (2012) Judicial Performance without Independence: The Delivery of Justice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Rural China. Working paper, Workshop on Works-in-Progress on Chinese Law, Center for Chinese Legal Studies, Columbia Law School.

最近，《新京报》针对当前北京的养老院问题，展开系列调查报道，揭示出养老院问题的困境和乱象，引起社会反响。而养老院问题，仅仅是当下中国养老问题的一个缩影。 人口结构老龄化，同样也是日本要面对的社会现实。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70年的7％增至2008年的22.2％，是全球人口老龄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作为一个亚洲的“福利国家”，其养老方面的理念与措施，不失为一个成功的范本。笔者曾在此专栏中谈过日本的养老金问题，此番拟对老龄社会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养老院制度做一简单评介。 首先，日本比中国更早面对出生率锐减、人口老化的社会问题。2005年，人口进入负增长，日本已是不折不扣的老龄化社会。老龄社会的出现，必然带来一个问题：终老问题。明治维新以降，日本社会的伦理体系是儒教，以家族制度为核心。但是，作为战后经济发展的代价，是这种制度的解体——上班族以公司为家，家族观念开始淡化，整个国家被称为“日本株式会社”便是一个隐喻。 在养老问题上，养老院是观察一个国家或地区文明程度的标尺。对日本来说，这个问题已经通过立法上升到制度文明的层面。譬如，早在1963年，日本政府就推出了倡导保障老年人整体生活利益的、被称为“老人宪章”的《老人福利法》。经多次修订，已日趋完善，其中有“政府出资修建特别养老院，为痴呆、卧床不起等体弱老人提供服务”；组织“老人俱乐部”，吸引老人参与社会活动；强调社会福利的地方化和一元化，加强地方政府对老人福利的责任和职权等内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先后推出了“黄金计划”、“新黄金计划”，完善了以居家养老为中心的社区老年服务体系，扩大了家庭服务员队伍，新设了为老年人提供休息及特别看护的短时服务设施、日间服务中心等内容，提供各种日间服务（包括饮食和体育锻炼）。 日本著名作家、护宪团体“九条会”的创立者之一加藤周一曾提出过一个“QOL”指数的概念，意为“生活品质”（Quality of Life），而日本是很以自己的高“QOL”为自豪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养老院。      当前，日本国民年金绝对金额不足的现实，要求未来的老人要长期工作。2007年，在被称为“团块世代”的战后第一个出生高峰出生的人集体退休之后，状况越发严峻，把退休年限提高到70-75岁，已不是笑谈。工作一生的老人，一旦停止工作，便会成为家庭的“负担”，而以家族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体系的解体，如果没有新的替代性制度支撑的话，家庭的负担会转化为社会的负担，社会将不堪其累。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在长期调查论证的基础上，数年前导入了面向全体国民的“国民介护（看护）保险”制度，与40年前全面实施的旨在使国民享受医疗保障的“国民健康保险”一样，覆盖全体纳税人。在整个西方国家来说，都不失为一项大胆创举，被称为“家族革命”。这意味着对老人的看护，不复依赖家庭，而是通过无血缘关系的专业人士所提供的专业服务来实现其保障。同时，由于日本年轻人在生活观念上比较西化，结婚后搬出去生活并自己带孩子，老人的寂寞、孤独现象十分普遍。 日本的养老护理制度高度细化，呈现一种“按需养老护理”的菜单形态，将护理程度分为不能站立、不能步行、不能脱穿裤子、不能排便、不能用餐、不能吞咽食物、不能记忆等各种级别，并按照不同的级别提供登门访问型、赴养老机构一日型、短期入住型、入住特别养老机构型、入住老人福利院等不同的服务。 很多去过日本的人，会看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不仅街上的出租车司机很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而且酒店、商场的服务人员也多是白发苍苍的老者。有一个广为人知的“30分钟养老护理社区”计划，即在以30分钟车程为半径的区域，建设配备小型养老护理服务设施的新型服务社区，推行小规模、多功能型自家养老护理和登门访问看护服务。为帮助腿脚不灵便的老人，还成立了社会团体“老年人外出介助会”。 这种“按需养老护理”式服务不仅在公立养老院，民间养老院亦同样如此。不少日本的企业，建有个性化的商业养老院。看护型养老院主要供身体不便和患病老人入住，由养老院下属团队为入住者提供看护服务；住宅型养老院供身体状况正常的老人居住，当老人需要看护服务时，企业提供临时看护服务；健康型养老院类似宾馆，院方只负责打理老年人的日常家务。为保证养老院的良性运转，避免“虐待老人”现象的出现，日本还在老人服务机构自我检查的基础上，导入更为客观、公正的第三方评价体系。包括硬件上的建筑、设备、人员配置以及软件上的服务质量、老人评价，等等。目前，日本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了这种评价体系的覆盖，东京都还率先提出了“三年一审核”的思路。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护工待遇问题。目前在日本养老护理人员的工资待遇并不高，平均月工资20万日元，而全国人均月工资标准约为50万日元。为此，政府为每一位护理人员增加1.5万日元的月薪，并拟逐年改善。 “终老于家”几乎是所有老人的愿望，而这需要国家层面的制度保障。众所周知，1990年代以降，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明显加快了“普通国家”化的进程，而所谓“普通国家”，说白了就是政治大国（State Power）。但是，还应该注意到，与“普通国家”化的战略议题相平行，日本社会其实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思潮，那就是彻底反思、摒弃近代以来“富国强兵”的国家道路，开创既不诉诸军事能力，也不诉诸经济力量的“第三条道路”——民生大国（Civilian Power），即通过谋求国民的福祉，来实现国家的尊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 该制度创新的实质在于，国家在承认传统家族制度崩溃的现实的前提下，并不是回避责任，把负担一味推向社会，而是以社会财富的积累为条件，以现代保险的契约方式，为国民的晚年埋单，以“国富”回馈国民。通过这种改革，哪怕是鳏寡垂病之人，也不复为自己终老担心，颐养天年。终老于家园，而不是医院，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 

　　[摘要]全球的绿色革命从而引起绿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全球的崛起，绿党提出“生态优先”、非暴力、基层民主、反核原则等政治主张，积极参政议政，开展环境保护活动，对全球的环境保护运动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绿色革命；绿党；绿党政治 　　一、 全球的绿色革命与绿党的崛起 　　1．绿党崛起的背景——遍布全球的绿色革命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著名学者R·卡逊《寂静的 春天》的出版，向人类敲响了生态危机的警钟。人口爆炸、土地沙化、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环境污染这所有的一切已经使人类陷入了生存的“困境”。1972年，一个主要由科学 家组成的非政府组织——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一份振聋发聩 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向全人类宣告了能源与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与延续的终极制约，极大地影响了各国的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模式乃至政治发展内涵。同年，第一次联合国人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报告”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在人们面前打开了一个在过去实际上被人们搁置一边的生死攸关问题的重大领域”。 　　1960年代末期，欧洲从狂热的共产主义，极端的民主意识，性解放等等的自由理念中，逐渐形成一支绿色政治运动队伍，以环境保育、反核、永续能源等作为其政治诉求，同时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作抗争与改革的活动。这样的绿色运动最先在斯堪地那维亚的挪威、瑞典、芬兰以及德国开始发展。初期经常有相当激进的街头抗争与国际性的干预行动。 　　1970年4月22日，美国2000万各阶层人士参加了盛大环保游行，在全国各地，人们高呼着保护环境的口号，在街头和校园，游行、集会、演讲和宣传。随后影响日渐扩大并超出美国国界，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最终形成为世界性的环境保护运动。这一天被称为“地球日”而得到永久性纪念，以后每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都要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环保活动。有人曾骂它是“自十字军以来的一次南一群乌合之众支持的马戏表演”，是“生态狂”：这是现代环保运动的开端。1970年的地球日，被公认是在1962年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拉开序幕之后，美国环境保护运动走向高潮的一个标志。 从此，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并在整个70年代达到高峰。 　　60年代后期70年代，在欧美国家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学生造反运动、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在此基础上，“自然之友”、“峰峦俱乐部”、“绿色和平组织”、“世界卫士”、“布仑特兰委员会”等非政府组织蓬勃发展，推动着作为国际社会一种市民运动的“绿色政治运动”的发展，其影响日益深入，并渗透至社会的每一角落，形成所谓“绿色政治化”的局面。 　　国际各种非政府组织和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在推动国内、国际政治的“绿化”，促进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战略与生产生活方式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绿色运动更是与妇女运动、和平反核运动相响应，致力于推动建立一个平等，和谐、安全的社会。 　　环保民间组织还采取群众舆论、公众评论、派代表参加环境政策制定和环境立法过程、派代表游说和访问议员、派代表参加环境会议等方式，推动环境保护活动的开展。 　　自那时起，到了90年代，经过30多年的努力和奋斗，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众的环境意识，二是政府的环境政策和行为。1992年，美国已有大约1万多个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其中10个最大的组织的成员已从1965年的50万人增至1990年的720万人。如荒野学会，1979年的会员人数为4．8万，到1995年时达到60万；奥杜邦协会在1975年时有会员32万，到1990年时达到60万。 　　更重要的是，“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已经成为一个广为接受的社会思潮，而不单单是一个口号了。例如，根据1990年的民意测验，有73％的美国人都确信自己是一个 “环境保护主义者”(Environmentalist)，有4／5的人则把环境看作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可见，随着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公众的环境意识亦日见浓厚。 　　环境保护运动的高涨同时也对政府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69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案”，随后的20年间，又有数百个环境法规出台。1970年，国家环保局重新整编，成为国内最重要的政府管理实体之一；它不仅是国家重大的环境保护工程的制定和实施者，而且负有国家环境法规的执行和监督责任。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也都健全和完善了环境管理的机构。 　　因此，到了90年代，甚至连那些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在实施了环境立法的地方，“空气和水都比20年前清洁了，环境污染的情况减少了，树木在1995年比1885年多了。”而最能体现环境保护运动的政治压力作用的应该是总统选举。 　　环境保护运动的高涨同时也对政府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69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案”，随后的20年问，又有数百个环境法规出台。 　　1992年，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时挑选的竞选伙伴是《濒临失衡的地球》的作者阿尔·戈尔，则更呈现了一种人心所向；因为《濒临失衡的地球》是1992年美国的畅销书，它所表达的是一个政治家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愿为保护地球而付诸努力的决心。克林顿入主白宫后不久就发表了“地球日”演说，则不仅进一步明确地表示了他对保护环境的支持，而且以一种高昂的热情评价了“地球日”。进入90年代后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形势应是一片大好。 　　2．绿党的崛起 　　20世纪70年代，一股“绿色政治”的风潮在欧洲大陆兴起。到80年代初期，一场以市民为主体的绿色运动在西方国家勃然兴起。在广泛的群众运动的基础上，80年代在欧洲各国先后创建了绿色政治组织——绿党。德国是欧洲第一个绿党的诞生地，1979年为了参加首次欧洲议会的选举，各地小组联合起来，以“促进政治联合会——绿党”的名义参加竞选，最后赢得了引人瞩目的90万张选票，极大地鼓舞了绿色分子的自信心。 　　这场运动既包括生态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也包括和平运动、女权运动以及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伴随着这场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一个新兴的政党——绿党(green party)出现了，它成为这场绿色政治运动的核心力量，并很快成为世界政党政治舞台上一个引人注目的党派。目前，在全球化的 　　背景下，绿色运动方兴未艾，绿党组织和活动的影响力也在扩大。特别是在欧美国家，绿党的地位在世纪之交出现了相对上升的趋势。 　　世界上的第一个全国性绿党是1972年成立的新西兰价值党，该党一成立便参加了当年的新西兰全国议会选举，并得到了2．7％的选票。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欧洲出现了一批环保主义政党。1973年在绿色政治的发源地欧洲出现了第一个绿党——英国的人民党。 20世纪80年代欧洲各国也纷纷建立绿党，1979年西德环境保护者组成的政党——德国绿党(德语die Granen)。德国是欧洲第一个正式意义绿党的诞生地。德国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有着强烈的环保意识。每个政党都把保护环境作为重要纲领之一。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环境政策的好坏是竞选得票多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民间，活跃着数量众多的独立自发的环保组织。 　　德国绿党的成员及其纲领的制定和完善，使绿色政治运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它在政治上，提出了一系列深得人心的口号和主张，为德国政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中产阶层和青年知识分子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1983年第二次参加竞选取得了5．6％得票率的好成绩，使27名代表进入议会，一跃而为德国政坛上的第四大党，而在此之前，它已经在德国11个州中的6个州获得席位。1987年选举中，绿党的胜利更加骄人，得票率上升到8．3％，议席增加到44个，在8个州里，获得了84个席位。1993年两个德国的绿党合并，其势力更加锐不可挡，在16个州中进入了11个州议会，并在联邦大选中获得49个议席，终于到1998年大选中获得空前胜利；结成“红绿联盟”，进入联邦政府，担任了外交、环保、卫生等三个部长职务。 　　欧洲以外新西兰、澳洲、美洲、非洲等地也出现绿党。从总体上看，现在，绿党已遍布全球各大洲，迄今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有绿党组织。仅欧洲绿党联盟就有43个成员党。 　　在拉美国家绿党的组织和活动日趋活跃，亚洲已正式成立的绿党，仅有蒙古、台湾和尼泊尔。蒙古绿党早在多政党民主开放后，于1990年成立，党内虽无当选的国会议员，但仍属联合政权的一部分。在我国的台湾地区也有绿党存在和活动。台湾绿党，成立于1996年1月。 　　现今全球已有超过70个绿党组织，并且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更有该党的组织联盟。这整合的程序，当然是由设在欧盟这个大本营的绿党所特别推动的。 　　随着绿党活动的加强，绿党的影响也在增强，绿色国际联合行动逐步增多。1984年1月欧洲各国绿党组成了欧洲绿党(European Greens)，是西欧国家绿党的联合组织，一个松散的联合会。其前身是西欧生态团体协调局。早在1984年1月，西欧9国绿党就在比利时发起成立了欧洲绿色协调组织。冷战结束后，这些绿党希望以新的组织形式将其扩大到整个欧洲。 　　于是，欧洲绿党联合会在1993年正式宣告成立，其宗 旨是建设一个环境优美、社会公正的欧洲，并同其他大陆的绿色政治组织加强联系。要建立一种真正的力量对比关系和一种新的国际，即“绿党国际”。 　　1999年6月，绿党在欧洲议会的626个席位中，占有了47席！在欧洲17个国家的议会中，绿党议员达到206名，欧盟15国，有12个国家的政府中有绿党成员。 　　由于绿色政策的国际性与其符合现代环境问题迫切需要的共通性，由欧洲各国绿党所组成的欧洲议会次级团体“欧洲绿党联盟”也成了欧盟议会中最有跨国连动性的欧洲政党。1999年，为了欧洲大选的造势，欧洲绿党联盟邀请包括台湾绿党在内的22国26个绿党正式政党，以及其它同质但尚未正式成立政党的绿色运动团体在巴黎举办国际绿党大会。场面浩大，可比昔日的共产国际大会。 　　二、绿党的政治主张 　　与传统政党不同，绿党的意识形态则公开希望超越阶级界线，超越左派和右派，把与人民和自然界共存亡，看作是自己的最高目的。绿党的主张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非社会民主主义的，更不是社会主义的。它的出发点是全人类的，不分阶级和阶层，它所关心的不是哪一个阶级、阶层或哪一部分人的生存，而是整个人类和星球的生存。 　　在理论纲领、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及组织原则等方面都有共同的特点： 　　第一，“生态优先”原则绿党以生态学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 强调保护环境，实现生态平衡，这是绿党最根本的政治学原则，它既是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标志，也是绿党制定其纲领和政策的基础。绿党是生态学原则的产物并以之为理论纲领的指导武器。绿党意识形态以一般系统论为哲学基础，以生态学为核心思想。绿党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界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都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相互作用。绿党认为，我们人类以自然界主人的身份自居，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为追求目标而自鸣得意，不断地向自然进行索取，这是非常有害的。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就不可能恢复，所谓的补救措施也只能是损人利己、嫁祸于人的权宜之计。绿党成员及其支持者的后现代政治社会背景和他们独具特色的生态政治观与社会观，构成了欧洲当代社会与政治中的“绿色风景线”。 　　在经济上，绿党明确反对当前那种只受利益驱动而肆无忌惮地破坏资源、破坏生态平衡、毫无限制地提高生产率的消费性经济，认为这种经济不但会推动经济走向崩溃，而且使人为了获得收入不得不接受劳动的一切悲惨的和压迫性的方面。 　　为了生态平衡，保护环境，绿党提出“不进行不考虑未来的投资”，主张将危害生态、消耗能源的行业取缔。强调保护生态系统的平衡高于一般经济增长的需要，主张以“生态经济”、“生态财政”代替“市场经济”、“市场财政”。 　　正是基于现代生态学的基本原则和原理，绿党才得以用系统的观点、动态的观点，从全局、整体、多方位、多层次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把环境污染、高失业率、官僚政治等似互不相干的问题，联系起来对待；正是现代生态学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这种土地伦理学，才使绿党得以提出社会公正、社会保障、非暴力活动等纲领和目标。现代生态学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互为依存的观念，这些都成为绿党的“科学的基础，行动的准则”。 　　绿党还要求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逐步否定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消费观念，提倡生活简朴和回归自然。[1] 　　第二，非暴力原则 　　绿党的非暴力原则包括终止单纯性暴力和结构性暴力。前者即反对用暴力手段解决冲突，而后者则是绿色政治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政治学原则。按照生态和谐原则，绿党为之反对的就是充满了暴力行为和压迫剥削的现存社会，所以尽管党内关于是否承认暴力问题的争论还异常激烈，甚至由于分歧而导致分裂，但绿党还是坚持了非暴力原则。 　　绿党认为结构性暴力，是指由国家、制度充当主体所施行的暴力，即由国家政府强加于社会和个人的压迫、剥削制度。其中最典型、最集中的暴力行为是军事上的黩武主义、对妇女的歧视和压迫以及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剥削。 　　非暴力原则是每个绿党党员必须遵守的信条。绿党的非暴力原则说的是反对一切个人及国家的暴力。绿党确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以暴制暴只能造成更严重的暴力。对待战争，绿党向来旗帜鲜明，它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绿党认为，现代战争在摧毁人类的同时，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因此，人们看到，绿党成为和平主义不折不扣的卫道士，哪里有战争，那里就有绿党组织参加的抗议活动。非核化、非军事化、解散北约，是绿党的一贯主张。 　　绿党遵循非暴力原则，广泛开展了世界和平运动、反对部署核武器运动和要求裁军运动。 绿党下齐心协力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认为战争必将造成人类及环境灾难。[2] 　　宣传和平主义思想，反对核威慑，反对一切战争和穷兵黩武，主张世界和平，首先是欧洲地区实现和平、建设一个没有集团对抗(废除对立的军事组织)和非武装区的欧洲，成为绿党设想的最高境界。为此，他们提出德国首先销毁核武器，并单方面裁军、而实行独一无二的社会防御政策，这就要求全体公民以更坚强的信念，更充分的勇气，更高尚的精神，更有亲合力的组织行为，用非暴力的、不合作的行为来保家卫国。

《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徙与我们的未来》（加）道格·桑德斯著陈信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2月版 　　《规划世界城市：全球化与城市政治》（英）彼得·纽曼安迪·索恩利著刘晖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2月版 　　《城变：城市如何改变》（加）杰布·布鲁格曼著董云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我从乡村来。农村出生的少年人生轨迹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一种是像我这样的，拼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然后进入都市；另外一种，早早辍学，进城打工，早日养家。 　　我大学毕业即失业，来到省城，先用很少的钱在都市村庄租一个小房子，从头开始，一点点找工作，积累资本，坚持几年下来，可以换一个稍微好的房子，脱离城中村的生活。但是想要真正融入这个城市，可能还需要很久很久。再看另外一面，我家乡的伙伴们，很早就出来打工，他们的人生轨迹也是可以预见的，选择沿海发达的城市，或是装修，或是建筑，或是工厂，总之是城市中最重最累的活儿，坚持几年下来，城市的风景看够，挣够了钱回家结婚生子，有了下一代，依然重复父辈的未来……从道格·桑德斯的《落脚城市》一书的分析来看，我和我的同伴的人生轨迹基本属于乡村到城市迁徙的两种类型：职业移民和循环式移民，前者是指那些“到城市从事技术性工作或是进入政府或军队”，后者是指那些数百年来从乡下到城市，在某一季节从事某种阶段性的工作，但是依然要回家的人。除了这两种，还有第三种迁徙类型，即数量最多的连锁式移民，“通过一套社会架构，由迁徙目的地的人口为新移民提供援助、资讯及鼓励，而促成一组组相关的个人或家庭从一个地方迁往另外一个地方”。 　　加拿大的城市发展领域专家杰布·布鲁格曼在《城变：城市如何改变世界》中，提到这种历史上悠久的“连锁式移民”，用了一种更为形象的方式解释：如果某名家庭成员在一座城市扎根且拥有了稳定的生计来源，那么其余的亲人或家乡的其他居民，将追随他的迁移步伐。历史上有过多次各种方式的大迁移，但是没有一次的广度与规模，能与二十世纪的这场连锁式移民相比，由其引发的革命性变化已经体现在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效应上——有时候我们甚至都分不清，到底是全球化引发的这场世纪末的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浪潮，还是这股浪潮催生了全球化。我们所能了解的是，这种革命性的移民浪潮终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未来。 　　在我的观察视野中，符合连锁式移民的，在中国就是我们常说的都市村庄，即“城中村”。我所在的城市，在几十年前经济未发展之时，周围市郊还是一片荒野和农村，随着这些年的发展，这些原来紧靠一点点微薄土地的农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的规划逐渐将他们纳入了这个城市的版图，他们原来收获微薄的土地，现在成了价值连城的宝贝。他们在原来种植庄稼的土地上盖满了高楼大厦，从此衣食无忧，靠收租金生活。从贫困的农村出来的打工者进入这个城市，大多数会选择这些廉价出租房生活。 　　桑德斯因为从事新闻工作四处游走，他察觉到世界各大城市中都有一个这样的被忽视的区域，有的叫城中村，有的叫贫民窟，有的叫市郊。名字不同，却有着相似的命运，一个很可能蕴藏着革命性变化的区域——这是桑德斯在《落脚城市》中着重提出的观点。他认为这些区域的存在为城市的未来输送了人力和资源，它们的存在保证了一个城市中产阶级的流动性和活跃性，是城市的希望和源泉，“简单说来，他们具备资产阶级的梦想、拓荒者的坚忍与爱国者的价值观，他们所缺乏的只是实现梦想的机会”。 　　“落脚城市”这个词汇形容这样的都市中的乡村真可谓是神来之笔。连接乡村和城市，希望与时间，蕴藏着许多诉说不及的梦想。这个地区在每个城市中都存在，但是很多时候，在政府和决策者的观念中，这些区域是一个城市的毒瘤，时机一到，就应该毫不怜惜地割除掉——近期北京地区拆除打工子弟学校的新闻已经证明了城市管理者的观念何等的狭隘。因为这些区域的存在已经成为了每个城市的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这些区域中，在这些人群中，有这个城市的未来：可能是下一波经济与文化盛世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暴力冲突的爆发地。就看你如何对待与抉择。 　　桑德斯在《落脚城市》中充满了希望与乐观，他看到了积极的一面。他说，那种认为落脚城市只是贫民窟的说法“其实误解了落脚城市的都市野心及其快速变迁的本质，也没有正确认识到落脚城市如何重新定义了都市生活的本质”。落脚城市的文化不尽然是乡村，也不尽然是都市，而是融合了两者的元素“迫切希望在这群志向远大又深深缺乏安全感的居民当中找到安全感的共同来源”。而这种共同的安全感的构建与形成，有利于发展出融合不同元素而且又充满保护性的新文化。 　　但是还有悲观的一面。落脚城市的存在也意味着有序的城市中，存留着无序、混乱甚至暴力的生活。由于缺乏有效的流动性，它们与城市文明存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容易造成对立与反叛。一个城市的决策者和管理者，往往会从这个角度出发，把它们的存在当成一个城市的隐患，对其进行治理和清除。英国的两位学者彼得·纽曼和安迪·索恩利在他们共同的著作《规划世界城市：全球化与城市政治》中，就提到在这种全球化的移民浪潮中，落脚城市的存在对城市政治形成的挑战。某种程度上说，政治人物在城市层面作出的决策有潜力影响城市的未来，但是由于许多城市的领导者的视角比较局限，“仅着眼于如何将自己的城市变得更有竞争力以应对全球化。这让他们致力于提供能在新全球经济环境下抓住经济优势的设施”。 　　当数字经济和形象工程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幸福的指标时，城市的管理者就会忽略城市居民的需求和观点，更不要提落脚城市里那些卑微的外来者。他们对城市的情感源于一种寻找家园的归属感，当他们的家乡已沦陷，他们渴望的城市又无法融入的时候，他们的生与死，他们的辛苦劳作，他们的苦苦挣扎，反而成了一个城市繁华荣耀背后的最大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