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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 中南海应该成为财产公示的窗口(上)

6月29日,美国彭博社因为报道习近平亲属惊人财富,网站当天就遭到中国当局的屏蔽。对舆论的习惯性封杀,使得高层负面新闻的影响反而更加扩大,这是十八大前舆论监控的又一次弄巧成拙。 中共十八大年,真可谓流年不利,震惊世界的底层民众愤怒的街头抗议、恶性人权事件,频发不止;顶层红色家族,曝出薄谷王这样旷世大丑闻,令当局也不能不认账。虽然内情还待公布,但是它的恶劣影响,远远超过六四之后党内打倒的两个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陈良宇,及越反越多的所有腐败案件。海外媒体排山倒海般地爆料,其效果如同在中南海红漆大门上涂上一层厚厚的黑漆。 更麻烦的是,恶劣影响不以薄熙来事件止步,海外聚焦正指向中共的新权贵家族敛财之道,使得黑漆涂抹一层又一层。 《纽约时报》带头对中国顶层财富家庭进行追踪 5月18日《纽约时报》发表长文,从好莱坞最近在中国达成一笔3.3亿美金的交易谈起,梦工厂在上海成立了动画工作室,没有公开的合作伙伴,是江泽民61岁的长子江绵恒。只有通过江绵恒这样的人,梦工厂才能突进中国严加保护的电影领域。江绵恒的商业集团还和微软、诺基亚成立了合资公司,并监督电信、半导体和地产这些由国家支持的投资平台。《纽约时报》揭示“这正是中共如何分赃的方式,让高级领导人的亲属在史上最大的经济繁荣中中饱私囊。” 几个月后将出任总书记? 时报的下文,继续揭示胡锦涛、温家宝、李鹏、吴邦国、朱镕基、曾庆红多位中共前任、现任领导人的儿子及家人,还有略低一级的陈良宇、薄熙来、曾培炎、刘云山家人,如何聚敛大量财富,他们凭借权力,控制了金融、能源、水电、国家安全、资源、电信,私募基金、卫星通信和文化娱乐;他们也为跨国公司和热切盼望跟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富豪当中间人。作者要说明的是“中共现任和以往其他高官的家人在不同领域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已经瓜分了这个国家的经济蛋糕。” 该文所用材料不乏旧闻,散见于多年来海外媒体和网络,但是《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大媒体炒出来的“回锅肉”,顿时就掀起了世界性的对中国财富家族追踪和报道的高潮。 封杀彭博对习家族财富报道,使得负面影响倍增 6月29日,美国彭博社突如其来发表重头新闻《从习近平家不少大款关系,看精英们的财富》,更令世界瞠目。“彭博社收集的公开资料表明,在习近平在党内逐步攀升时候,他的亲属们(指姐姐齐桥桥一家和另一个姐夫吴龙以及弟弟习远平)将商业利益扩展到了矿业、房地产、手机设备等领域。总资产达$3.76亿。这个数字,超过5月《中国新闻周刊》揭露谷开来大姐的谷望江,借助喜多来集团,控制20多家公司,价值达1.26亿美元。 彭博社的新闻产生的负面影响之大,可以想象,因为习近平几个月后将毫无悬念地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新闻发表当天,中共当局封杀了彭博社的网站及旗下杂志《商业周刊》的网站。这犹如在新华门前施放什邡街头的催泪弹和强光爆震弹,造成的结果只能使负面影响成几何数级倍增。 高层家庭经商获得财富早已不是秘密 从邓小平家族起,对海外媒体连篇累牍的财富报道,从来没有做过正面回应,一律以”海内外反华势力,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蔽之。1988年,被邓小平亲自点名,已经开除出党的方励之,在堪培拉,因为回答中国留学生提问,一张小字报(提问纸条)写着::”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外国银行有存款账户。”方励之还没有离开澳大利亚,就接到北京的一些朋友的电话,说邓小平发话了,说方励之说什么”外国银行存款账户”,这是对他的诽谤。要把方励之起诉到法院。此事后来因为在统战部任职的陶铸女儿陶斯亮对邓小平说:领导人没有存款账户,但是就她知道,一些高干子女在海外确实有帐户。邓小平才作罢干休。 退休的前总书记江泽民 党员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不得违规经商办企业,是中共多年抓而不紧的廉政措施,下发中央文件无数,最近的有2010年1月颁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简称《廉政准则》),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做了规定。 2011年4月,中纪委正式发布《 的实施办法》,对违反规定的8个方面52项禁止性规定如何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予以明确;规定了相应的处理方式。 实施中,所有《规定》、《办法》,都成为一纸空文。原因在中国高层官员的私生活、资产、经商情况以及亲属情况都被视为是国家机密。媒体调查,私下传播都被视为非法。去年2月10日,国防大学退休教授、党史专家辛子陵被科技部部分离退休老干部请去座谈,他在讲话中引用了澳大利亚报纸报道的曾庆红之子曾伟在当地购买折合人民币2亿多巨款的豪宅,结果以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为理由,被软禁至今,被剥夺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已近一年半。对一位有国内外影响的正军级待遇的干部尚且如此,何况平头百姓? 胡温上台之初,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为中南海解脱教育改革失败的责任,公开讲了一句话:“政策不出中南海”。今年两会记者会,温家宝被问及房地产调控问题,他回答:” 2003年至今,调控政策出了很多,但不见成效,被百姓责怪“房价越调越高,政策不出中南海。”,这句话竟然被温家宝重复引用,就变成中南海自己的名言。 《廉政准则》明文规定“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中国哪一个经济领域不在中南海管辖之下?中南海的子女又有哪一个不经商呢?九常委制,被体制内学者戏称“九龙治水”,被个别人士荒唐地称作“九总统制”。这种集体领导的一党专制,是“共在一条船上”进行利益交换的制度保障。我在你的管辖条块进行利益分割,你在他的管辖条块进行利益分割,我再把利益给D。……利益交换结果,可以出现“公共情妇”,自然也可以出现李鹏家族那样的自啃“窝边草”。看来在中国,权势家族最容易变成财富家族,就是因为权力无所不及,百姓、媒体无权监督,既无选票,也无新闻自由。 作者: 高瑜 因此,已经成为中南海自言自语的“政策不出中南海”,不是真言而是谎言。从90年代呼吁的领导干部财产公示制度,20年推进不了,实际因为“财产不出中南海”。对省、地、县、乡以至村,中共各级干部整体性的腐败,应该用“上行下效”来总结。 作者简介: 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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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罗姆尼与奥林匹克

今年夏天,全球最受瞩目的盛会当属伦敦奥运。四年前,当奥林匹克第一次来到中国时,我曾在举重场馆担任媒体运行志愿者。那届比赛,中国举重队 的表现异常神勇,男女十位参赛运动员共获得了8面金牌、1面银牌。 最令人难忘的一刻,当属第一个正式比赛日的上午——广东姑娘陈燮霞在女子48公斤级中夺魁,赢得了中国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中的第一枚金牌。做足功课早有准备的国内外媒体一清早便把媒体看台席挤得水泄不通,而小小的举重馆,随着比赛渐入佳境,淹没在了观众震耳欲聋的鼓掌与呐喊声中,竟也显得如此热络。那画面,放大、定格、烙印在脑海中,成了我难以忘怀的奥林匹克时刻——即使前一晚刚熬夜看完奥运开幕式,而清晨五点多就出发去场馆做准备工作,但第一次亲身在现场感受奥运会,还是让人忘却疲惫,不禁呼吸加速、血脉喷张。 今年是奥运年,也是美国总统大选年。而奥林匹克与美国大选,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年一样走得如此之近——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曾经临危受命,在前届奥组委领导层爆出惊天贿选丑闻后,出任2002年盐湖城冬季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及CEO。这一份工作,在罗姆尼的“跨界人生”中承上启下却又显得如此独特——此前,他脚踏商界, 创办并经营着投资公司贝恩资本 ;此后,他涉足政界,竞选成为马萨诸塞州州长。而这一份工作,也是罗姆尼履历中最为有口皆碑的成就——即使奥巴马竞选团队和媒体对罗姆尼在担任贝恩高层和麻省州长期间的工作表现百般攻击,罗姆尼在盐湖城奥组委的成就却始终让人很难“挑刺”。他将一届濒临崩溃、差点被迫“迁址”的奥运会,在巨大的舆论和财政压力以及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复杂的外部局势下,成功实现惊天大逆转,成为收支平衡、当时获评为“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届。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十年前的盐湖城或许已经显得非常遥远——大家仅有的记忆,可能停留在杨扬(“大杨扬”)为中国冬季奥运会实现的金牌“零的突破”。而罗姆尼在2004年与蒂姆西·罗宾森(Timothy Robinson)合著的《逆转:危机、领导力与奥运会》,或许能带我们回到沙漠与森林围绕的犹他大盐湖畔,审视这一段罗姆尼最引以为傲的“光辉岁月”。 “舍我其谁,更待何时” 1998年底,美国媒体揭露盐湖城奥申委在1995年国际奥委会投票确定申办城市前,变相向许多具备投票资格的委员提供贿赂。在现代奥运会百年历史上,公众第一次得知,奥运主办权其实是一件充满铜臭味的金钱交易——在盐湖城之前,向委员提供变相贿赂似乎早已成为申奥成功的先决条件,而随着奥委会委员胃口越来越大,贿赂金额水涨船高,形式也变得越来越多元与隐蔽:赠送高档礼物、报销子女学费、安排亲属就业、提供免费医疗,甚至邀请外国委员来美国观看“超级碗”橄榄球赛…… 媒体调查逐渐深入,“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在一份份解密贿赂文件的映衬下也变得越发褪色。国际奥委会和盐湖城奥组委的威信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质疑,对贿赂负有直接责任的盐湖城奥申委主席汤姆·韦尔奇(Tom Welch)和戴维·约翰松(Dave Johnson)等高层先后被迫下台,而负责筹备三年后冬奥会的盐湖城奥组委一时陷入了缺兵短将的尴尬局面。 一眼慧中罗姆尼的伯乐,是犹他州的一个地产商坎姆·加德纳(Kem Gardner),他也是贿选丑闻中心人物韦尔奇的好友。加德纳早在丑闻东窗事发前的1998年秋天就同罗姆尼联系,希望他能够考虑在盐湖城奥组委中担任要职;在韦尔奇等高层先后辞职后,这种请求瞬间变得愈发迫切。但在罗姆尼眼中,他从一开始就对盐湖城奥组委的工作缺乏兴趣——虽然罗姆尼的家乡就是盐湖城所在的犹他州,他的本科在离盐湖城不远的杨百翰大学就读,而此地更是他信仰的摩门教的起源地和大本营——但罗姆尼觉得他对大型体育赛事的管理一窍不通,对盐湖城举办冬奥会也并不感到激动,“甚至不记得和其他人讨论过盐湖城冬奥会这件事”。而此时,罗姆尼含辛茹苦经营的贝恩资本正在发展扩张的关键时期,不用怎么考虑,罗姆尼都觉得自己不会有闲情逸致,放弃蒸蒸日上的投资公司,跑去趟这滩浑水。 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开幕式展示了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被救援人员挖出的世贸中心北塔上的美国国旗。作为911事件后举行的第一次奥运会,盐湖城冬奥会的安保形势异常严峻。来自washingtonpost.com。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个伟大的女人。而天天吹耳边风促成罗姆尼最终改变决定的,也正是他的妻子安·罗姆尼。加德纳在同罗姆尼的几次交谈中发现,罗姆尼对盐湖城奥组委的成见很难让他直接改变决定,于是便另辟蹊径,开始向罗姆尼的太太磨嘴皮子。没想到安·罗姆尼对于奥运会十分热情,答应加德纳会好好“游说”她的老公。 安·罗姆尼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最终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对罗姆尼的“知根知底”。罗姆尼家族有一条颇为励志豪迈的家训——“舍我其谁,更待何时”(If not me, who? If not now, when?)从罗姆尼小时候开始,他的母亲便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鼓励儿子凡事都要勇于尝试。知子莫如母,知夫莫如妻,安·罗姆尼也如法炮制,天天在罗姆尼耳根边唠叨盐湖城的困境以及丈夫过人的经营胆识。安·罗姆尼历数丈夫多次力挽狂澜,将深陷泥沼的企业起死回生的经历,“如果有任何人能完美地胜任这份工作,那个人就是你。” 在老婆大人的劝说下,带着“舍我其谁,更待何时”的家训,罗姆尼带着许多问号,踏上了奥林匹克之路。 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奥运会 隔行如隔山,而罗姆尼上任伊始就被很多人质疑——这个没有任何体育比赛组织管理经验的门外汉,能否执掌奥运会这一全球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赛事。 罗姆尼自己对此也颇没有数。他对奥运会复杂的组织结构体系不甚了解,对当时混乱的赞助情况与财政关系更是一头雾水——国际奥委会、美国奥委会和盐湖城奥组委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全球合作伙伴与其他等级的各个赞助商提供的资金这几个组织间又该如何分配?如同我担任志愿者时面对各种枯燥而复杂的“奥运背景小知识”一样,罗姆尼一上任便要补很多课。 但作为体育管理的门外汉,罗姆尼自然也有他自己的优势——在商场摸爬滚打数十年的经历,让他偏爱运用企业管理的规则来运作各类组织。在就任奥组委主席后,罗姆尼忙不迭亮出了他的“商界法则”,对奥组委的办事规则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 人事: 经历贿选丑闻后的盐湖城奥组委大量领导职位空缺,久经商场的罗姆尼深知人力资源与人际关系网的重要性,不遗余力寻找到各个职能团队值得信赖的负责人。 预算: 由于许多赞助商在盐湖城贿选丑闻揭露后减少或延迟了资金赞助,盐湖城奥运会面临无米之炊的窘境。如果冬奥会因为财政问题宣告“破产”,将是盐湖城乃至整个美国的“奇耻大辱”。罗姆尼及领导团队一边对所有经费逐项进行审计,能删则删,能省则省;另一边积极向联邦政府和潜在赞助商“哭穷”。罗姆尼还利用他的人际关系,号召“高富帅”慈善家们慷慨解囊“共赴国难”,最终把先前巨额亏空的收支账目填平了。 组织: 奥组委是个典型的矩阵型组织——纵向上有各个职能部门:建设、销售、物流、财务、宣传;横向上又有各个体育场馆和职能场所:冰上中心、越野滑雪场、新闻中心。罗姆尼非常强调横向沟通的重要性,即使在奥组委前期筹备工作中大多数团队以纵向职能分工为主,他坚持增加不同工种间的交流机会以增强横向联系。在奥运后期,工作重心由纵向往横向联系倾斜,由于之前的沟通机会,内部人际关系网已经建立和牢固,团队转型因而进行得十分顺畅。 文化: 先前在咨询公司的工作经验,让罗姆尼十分强调团队文化的构建。他带头号召推广团队精神,淡化上下等级关系,强调团队每个成员都需要积极创新、反馈和互助。这种团队文化构建还落实到了许多细节之中,比如罗姆尼鼓励所有的团队会议中都应该“充满笑声”等。 曾面临严重财政危机的盐湖城奥组委差点走向“破产”的窘境,在罗姆尼的经营下财政困境最终得到缓解,冬奥会得以顺利举行。来自newsutah.org。 罗姆尼的这本著作主要以回忆他在盐湖城奥组委的工作经历为主,但在论述他的这些管理经验时,仿佛让我觉得实在读一本有关企业管理经验的商业案例报告。触类旁通,不要害怕把自己熟悉与擅长的技能带到新的领域去一展身手。在这一点上,罗姆尼成功了。他用经营企业的经验运用到奥运会的管理筹备之中,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尤伯罗斯把“赔本赚吆喝”的奥运会变成“摇钱树”一样,完成了“扭亏为盈”的目标。 开诚布公:“今非昔比”的双重标准? 罗姆尼在书中说,他十分引以为傲的一项措施,便是在吸取了盐湖城贿选丑闻的教训后,决定开诚布公地增强奥组委工作的透明度,以与媒体和公众“重修旧好”,同之前爱做“小动作”的领导班子彻底划清界限,树立清廉、透明、高效的团队形象。 在罗姆尼的规划下,奥组委内部的所有文件、账目、会议纪要等非保密内容全部向公众开放,奥组委甚至在办公地点设立了接待场所并安排专人服务,方便媒体前来查询相关信息。在资料刚刚公布的一段时间内,奥组委办公室一派繁忙的景象——各方记者纷纷向奥组委提出请求,查询各种涉及贿选丑闻细节的各项文件。当媒体发现全新的盐湖城奥组委用前所未有的透明度“款待”新闻界后,给罗姆尼领导的团队竖起了大拇指——而这一切正中罗姆尼的下怀。 当初乐于公开文件,对媒体“坦诚相见”的罗姆尼,在如今的总统大选中,似乎却玩起了双重标准。在美国竞选总统或其他政治职务时,公布自己的报税单,通过财产公示“以证清白”是 一项惯例 。这项惯例的开创者,正是罗姆尼的父亲乔治·罗姆尼。1968年,在乔治·罗姆尼担任密歇根州州长期间,他试图寻求获得总统大选候选人的资格提名,便公布了他自1955年开始共12年向美国国家税务局提交的联邦个人所得税报税单(1040表格)。 而“严守家训”、深爱“开诚布公”的罗姆尼,在这个节骨眼上却令人匪夷所思地抛弃了“优良传统”——自共和党初选开始,就有各方声音要求罗姆尼公布自己的收入情况,却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在共和党1月举行的初选辩论中,罗姆尼曾承诺会在4月结税事宜都办妥后公布报税信息,但在4月又表明申请推迟了上交报税表的截止日期,公布收入情况目前依旧是不了了之。 罗姆尼引以为傲的“贝恩岁月”,如今却成为了奥巴马阵营的攻击目标。来自wsj.net。 同样备受争议的,还有罗姆尼对他在贝恩资本的工作情况似乎有意遮遮掩掩。罗姆尼曾称自己在1999年2月接手盐湖城奥组会后便“离开”了贝恩资本,但最近《波士顿环球报》等媒体爆料,罗姆尼在此后的至少两年时间内,一直掌握着贝恩资本的股份,并可能参与了贝恩资本此后的决策行为。奥巴马竞选团队认为罗姆尼在这一点上故意隐瞒欺骗了选民,因为之前贝恩资本曾被指责在1999年后鼓励投资企业将工作岗位从美国外包给成本更低的海外,而罗姆尼一直以当时已“离开”贝恩资本为由与之划清界限。如今的调查发现,罗姆尼当时同贝恩资本或许“身已动,心未远”。对此,罗姆尼只好出面澄清说,他的确在1999年2月后没有在贝恩资本担任任何职务,不过“和贝恩资本保持联系并没有一点错”。 罗姆尼在商界的成功经历是他问鼎美国总统宝座最为重要的砝码,但这段商界经历所伴随的各种疑问和把柄,也越来越令罗姆尼深陷其中应接不暇。如果继续现在“挤牙膏”般的策略,在长期必将受制于完全被动挨打的局面,失去选民的信任感;但如果选择以公开透明的方式面向大众,谁又能保证会否被“万能”的媒体和竞争对手挖出更多的“猛料”呢?书中以高透明度为傲的罗姆尼,在十年后的今天,却面临着又一道似是而非的难题。 客观而言,罗姆尼在书中所展现出“逆转”盐湖城冬奥会的才干令人赞赏,他的商业智慧和魄力也足以让人称羡。但相比商界而言,吸引着各方眼球与口水的政坛显得更为“无序”与“纷杂”,罗姆尼的商业头脑是否依旧“靠谱”,似乎还很难说。罗姆尼在书中自信地认为,他在盐湖城奥组委的“逆转”经历,对他以共和党人身份参选民主党大本营马萨诸塞州的州长提供了许多指导和帮助;而在全国大选民调再次稍稍落后的今天,罗姆尼能否再次上演“翻盘”好戏?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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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们一起纠结过的副总统人选

在知名问答网站Quora上,有一个 和副总统有关的问题 :副总统和幕僚长,谁的影响力更大呢?目前为止的五个答案中,较多人认为幕僚长的权利更大。 获得赞同票最多的答案认为,过去一个世纪中,幕僚长位列最有权力的三到四个人中,负责总统布置的具体事务的运作和执行,同时,副总统更多时候是出于选举时的政治考虑,例如选民分布、政策互补等因素。因此,幕僚长权利更大。 这个问题倘若放到200多年前,让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副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来回答,答案不妨采用他的 这段话 : 我的祖国给予了我这样一个职位:它是一个人能想到的、能构想出的最无足轻重的职位了。 看上去和现在的答案如出一辙。不过,这其实是亚当斯的戏谑之言,须知,包括亚当斯在内,历史上共有14位副总统升任总统。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这些副总统即使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也不妨碍他们做出重大决策、制定重要任务,想想林登·约翰逊之于登月计划,阿尔·戈尔之于政府环境政策,迪克·切尼之于美国外交政策。 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人——至少很少有华府的政客——认为副总统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了。而将副总统和幕僚长等职位做比较,也只是政治爱好者对于权力分配的谈资和兴趣所致,诚然,一个强势的总统可以赋予幕僚长更大的权力,在媒体塑造的众多“铁腕幕僚长”的故事情节中,读者的这种认知也会得到强化。但是无论是出于宪法对于政府行政权力的规定,还是国家外交和国土安全等综合事务的考虑,副总统的位置,都是一个公众瞩目的焦点。 那些年,我们一起纠结过的副总统人选 在大选年,除了这些原因,在考虑战胜竞选对手的时候,选民也更在意你挑选谁做你的竞选伴侣,而懒得去管谁做你的大管家。 今年,这个难题摆在了罗姆尼面前。 三个月前,4月16日,罗姆尼 启动 了“寻找副总统”的任务。不过据透露,人选的出炉还需要等到8月份的共和党大会的召开。虽然罗姆尼团队没有透露哪些人入围了waiting-list,但是已经有媒体对副总统人选进行了分析。“正谈”作者王栋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 详细介绍 了有希望成为副总统候选人的女性政客,同时,也提到了媒体认为最有可能成为罗姆尼竞选搭档的人选包括:明尼苏达前州长提姆·普兰提、俄亥俄州参议员罗布·波特曼、威斯康辛州众议员保罗·莱恩、路易斯安那印度裔州长鲍比·金达尔和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克·卢比奥。 这五位有各自的特点,根据每个人在政治界的优劣,可以做如下分析。 部分文字资料来自centerforpolitics.org 共和党政治分析人士福特·奥康纳(Ford O’Connell)将罗姆尼阵营的这次选择 看做 左右胜局的重要因素。副总统候选人的作用,无非是平衡利益和扩展选票来源,对于总统候选人来说,弥补自己的不足是首要考虑。当年年纪轻轻的肯尼迪需要林登·约翰逊来搞定南方选民和议会政治;里根需要布什辅佐自己制定外交政策;而被斥责为农场主的小布什也深知鹰派代表迪克·切尼对于自己竞选的重要性。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罗姆尼用不着这么焦虑,一个副总统人选,对于选情影响真的有限,不要过于惊慌。美国德克萨斯州三一大学教授大卫·克罗凯特(David Crockett) 认为 ,罗姆尼的选择确实重要,但是没有重要到影响全局的份上。在众多投票因素中,副总统只是选民投票的因素之一,很难说对于选票数量有多大改变。如果副总统人选真的如预想的那么重要的话,1968年的“Humphrey-Muskie”组合就不会在Nixon-Agnew组合面前输得如此之惨;如果选定一个合适副总统人选,就能确定一个选区的选票的话,John Edwards就应该帮助John Kerry拿到北卡罗来纳州的选票。他对罗姆尼的忠告就是:以稳为重,不要试图吸引什么新的眼球,不要让副总统候选人抢了自己的风头(就像08年的Sara Palin),做一个稳妥的决定(safe pick)即可。 其实,有时候真的为罗姆尼感到郁闷,本来就已经够自己操心的了,还要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政治科学学者,这些人各执一词,好像都有道理。不过仔细想想,面对过往的竞选历史,专家们难免有时候诸葛亮的嫌疑——总结过去和预测未来是两码事。 但是不管怎样,选择谁和自己步入全国范围的总统大选,是罗姆尼在7月份要考虑的头等大事。这件事的最终结果一定会成为点燃大选的第一炮,占据政治新闻甚至全国新闻的头版投标,在我看来,这个时候的候选人,似乎都会成为边沁的忠实信徒:他们秉承功利主义的原则,将名单里所有的候选对象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权衡每个人的优劣所在,这一串名单中鲜活的政客会变身为一张张选票,最后凭借可以获得选票的多少决定自己是否成为候选人的竞选伴侣,一直走到11月的总统大选。 美国第一任副总统John Adams的故事曾被搬上银幕 碰上这样的决策时刻,纠结必然是难免的。须知,因为选错副总统候选人,为自己的总统竞选带来波折的,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先例。 最近的例子当属约翰·麦凯恩,“正谈”作者王栋 认为 ,在佩林当选副总统候选人后,对于她的各种好奇八卦满天飞,民众似乎对这位养眼的“辣妈”颇有好感,共和党支持率小幅攀升。但随着选战不断进行,越来越多的民众发现佩林不仅对联邦和国际事务的认识和经验有限、缺乏政治头脑,个人的政治理念也有些偏颇,“佩林热”逐渐消退,最终在选举中同样败下阵来。事后,有共和党内部人士对佩林的糟糕表现后悔不已,觉得麦凯恩一时糊涂,选了个空有外表的“花瓶”当自己的竞选搭档,反受拖累。 那么,据此认为只要不是“奇招”、“怪招”就一定保险,也并不一定正确,2000年的阿尔·戈尔就是一例。 在讲这场千年大选故事之前,读者不妨找来一部名为Recount(选票风波)的电影,这部电影的简介可以移步 这里 ,之所以说这部电影对于理解这场大选大有裨益,是因为电影中的人物,虽然有一定的表演因素,但是确实反映了当时的氛围:整个戈尔的竞选团队,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软!戈尔本身并不是凶猛彪悍类型的政客,身边的要员——尤其是前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也是瞻前顾后,缺乏决断力。而在面对竞选中的各项抉择、尤其是和共和党在佛州重新计票一事的斗争上,更是“软”字当头。 “软”的性格,蔓延到选拔副总统这件事上,更是糟糕。这位克里斯托弗在整个竞选中所负责的要务只有两个:挑选副总统人选,以及和共和党在佛州硬碰硬。两个任务都以失败告终。事实上,在副总统人选名单上,不乏老政客约翰·克里(John Kerry)、鲍勃·格拉汉姆(Bob Grahanm)和年轻政客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这类好手的,但是却挑选了略显消肿的利伯曼(Joe Lieberman)。说他小众,是因为他是史上第一个犹太裔的副总统竞选人,而且,利伯曼的立场一直相对中间派,这个问题事后被证明对选举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2002年的一篇 报道 中,利伯曼透露,在两年前的竞选中,他和戈尔因为立场的不同而 导致了严重的分歧。在宣布提名利伯曼后,戈尔阵营的支持率并没有上升,更惨的是,在对阵迪克·切尼的副总统辩论中,利伯曼面对这个老谋深算的鹰派人物,更是以惨败收场。选人的时候没有看准,以克里斯托弗为负责人的副总统选拔团队真是堪称“纠结至死”啊。 失败者有之,成功者亦有之。四年前奥巴马挑选拜登作为竞选副手,无论是事前还是事后看来,都是上上之选。奥巴马在08年一方面高举“Change”大旗,一方面凭借着自己的履历和口才在竞争者众多的民主党内初选中杀出重围。但是,他在大选中面临的对手是约翰·麦凯恩,一个在参议院堪称老油条的政客。这个时候怎么办?奥巴马选择的方案是“互补”,你不是资历高吗?你不是参议院身居要职吗?我找一个能把你pk掉的人,让他做我的竞选伙伴。最佳选择就是拜登了。同为参加08年民主党内总统提名人竞选的拜登,从1973年就担任美国联邦参议员,更重要的是,拜登先后担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和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对于奥巴马来说,这样的经验和地位更是可遇不可求。选民一看,一个活力无限的面孔,辅之以老谋深算的政客,当然单比一个老政客要靠谱了! 这些不是事后诸葛般一厢情愿的推断。New Yorker曾 报道 ,奥巴马在锁定党内题目后曾私下接触拜登,提出有意邀请其担任副总统人选,但是拜登婉拒了,原因是外界猜测可能是他难以放弃三十年来在参议院留下的政绩和人脉,不过拜登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份邀请,在08年6月22日的Meet the Press节目上,拜登确认了自己讲接受奥巴马的 邀请,与其携手冲击白宫。纽约时报在报道这一消息时 做出分析 ,认为奥巴马渴望拜登来弥补自身在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领域的不足,同时,沉稳的拜登也不会再次让奥巴马的“change”口号过度发酵,并能用自身优 在当周七大话题中,前四位都和佩林有关 势吸引蓝领选民。事实证明,一切都如分析所料,一份皮尤调查中心的 报道 显示,在9月8日到9月14日这个时间段内,“奥巴马-拜登”、“麦凯恩-佩林”四位竞选人中,奥巴马得到的曝光率最高,达到了61%,而拜登最低,仅有5%,可以说,拜登很好地完成了辅助作用,避免了喧宾夺主现象的发生。反观麦凯恩阵营,让人喷饭的是,佩林完全抢了麦凯恩的风头,在一周新闻曝光关键主题上,也满眼都是佩林!正所谓抬得越高摔得越狠,人们很快从这个女副总统候选人身上发现了各种毛病,负面声音更是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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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论证后的正确决策

(四川大英县:不管多大阻力都要拆防盗网) 最近几天,“防盗网”成了悬在大英县城市民心头的一个异常敏感的词汇。争议、反对、议论、回应,各种声音在市民与网络间交织。 站在小区大门口,33岁的陈女士面色显得很无奈,她激动地告诉记者,由于县政府要求小区的防护网要全部拆掉,而且是自己出钱拆除,他花了近4000元安装的防护网即将报废。最令她担忧的是,她的房子位于7楼,由于自己还有一个几岁的小孩,小孩不懂安全常识,万一攀上窗台,后果不敢想象。 今年3月13日,大英县人代会通过《城市公共空间管理办法》,4月16日,大英县政府发布4-1政府令,5月21日,大英再次召开拆除乱搭乱建和违规防护栏专题会议,至此,一场声势浩大的专项治理活动拉开序幕。 伴随而来的还有一场声势浩大的网上争议。随后,“大英全城强拆防护栏”的帖子在网络上引起激烈的论战。而在互联网上,“全城强拆防盗网”成为搜索引擎指向大英县的关键词。 “全城强拆”的由来 为保证活动的顺利推进,大英县成立专项清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清理办”),由县委副书记和纪检书记直接挂帅。县委、县政府决定从5月21日起,集中三个月时间开展城市乱象治理工作,治理重点为拆除城市乱搭乱建及违规安装的防护栏。 按照“先领导干部,后单位职工;先公职人员,后普通市民;先主要干道,后背街小巷;先物管小区,后传统街巷”的原则,目前大英县已经有61个单位自报完成拆除任务。 与此同时,大英县委宣传部和清理办联合发文,展开强有力的舆论宣传。县电视台每晚在黄金时段播发《大英打响城市乱象治理攻坚战》的新闻通稿,《遂宁日报》还连发5期大英专刊,刊发治乱相关稿件。 市民:令人反感的“面子工程” 由于媒体宣传及时到位,“拆网”一事在县城居民中几乎家喻户晓。位于县城商业北街的“三和家苑”有91户住户,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进城购买的商品房。小区守门的陈大爷是一位热心人,得知记者前来采访,遂向记者介绍了小区拆除防护栏的态度。 陈大爷称,小区居民对政府的做法有些“反感”,“你要拆除临街的我们没有意见,那是应该的,但是小区内的防护栏都要拆掉,确实让人难以理解。” 陈女士也是居住在该小区的住户之一,由于经济拮据,2010年7月按揭的7楼的一套100平米的房子,去年花了7万元装修完毕,由于担心自己的小孩攀爬窗台,她花了近4000元安装了防护网。现在政府叫我们自己找人拆掉,可惜了不说,小孩的安全令人担忧。 在县城做小包工头的刘老板接受记者随机采访时说,县上搞的这事整的过了头,如果是临街的拆除是可行的,为了城市的美观,但是延伸到小区内去拆,没有必要,不应该下这么大的面子工夫啊。 疑问:防贼防坠落重要还是防火重要? 而在大英县政府的宣传言辞中称,现实中,用于防护栏的材料属建筑构件,由于大多数家庭是简易安装,考虑防贼防坠落,未考虑消防逃生,所以往往不符合消防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事实证明,安装了防护栏的家庭,一旦发生火灾,业主就很难疏散和逃生,也不利于消防队员救火,关键时候还会困住逃生的业主。所有不符合国家标准的防护栏,被国家《消防法》所禁止。 到底是防贼防坠落重要还是防火重要?家居县城万福小区的章女士犯了难。她称自己的丈夫在外地工作,自己独自在家的时间居多,每到夜深人静,她都担心有盗贼进入室内。她家住在3楼,墙外长期停着一辆报废卡车,由于自己没有安装防护栏,她总担心盗贼顺着报废汽车爬进屋。 万福小区现有住户608户,小区内绿树成荫,环境优美。而这个小区正是大英县政府纳入打造示范小区范围4个小区之一。 按照清理办的推进方案,8月31日前完成县委机关大院、县政府机关大院、县财政局职工宿舍、万福花园、物华天宝、福源美景、维多利亚等示范小区的拆除任务。县规划局要在7月30日前做好风貌塑造方案,并在县电视台、《遂宁日报·大英专刊》、新区广场和所在小区公示。对完全拆除的小区,各有关责任主体单位要及时完成立面风貌塑造,以点带面示范推进。 公职人员的“服从” 推进方案严格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再次对本单位干部职工的乱搭乱建进行排查核实,干部职工要如实申报,并将汇总表于6月5日前上报县专项清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公职人员的乱搭乱建必须在6月30日前清理拆除。对拒不清除的,由县执法、国土、规划、住建和公、检、法、司等部门联合执法,组织专业拆除队伍予以强行清除,并对当事人进行处罚,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由于规定较为严格,家住“三和家苑”的一对教师夫妇不敢“以身试法”,率先自己雇人拆除了前后阳台防护网,门卫陈大爷称拆下的防护网可以卖80元。 记者在县城的几个小区走访调查发现,确有部分住户已经拆除,但据附近居民介绍,这些已经进行拆除的住户大多为公务员或者教师。 家住县城郊区的张师傅天天喜欢在“三和家苑”小区内的茶坊喝茶,今天吃过午饭就来到茶坊,见到记者正在采访,他指着楼上已经拆除防护网的住户告诉记者,那几家都是在单位上班的,不拆除就要挨停职,有几个县上工作的人由于没有拆防护网就被调到乡镇上去工作了。 回应:不管遇到多大阻力,都要拆 针对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全城强拆防护网”,大英县相关部门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拆非治违”是大英县委、县政府广泛调查研究,结合国际国内城市建设发展经验,经科学论证后做出的一项正确决策,也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行政规定的科学决策。不管这项工作遇到多大的阻力,我们都要继续开展下去。 当地媒体在总结此项工作的进度时报道,截止6月28日,纳入专项清理范围不规范防护栏已拆除近95%,乱搭乱建已拆除80%。 当地媒体宣称,“拆非治违”是立足当前、放眼未来的环保工程,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生态工程,是绿色发展、创造和谐的平安工程,刷新的是城市的“面子”,改善的是城市的形象,提升的是城市的品位,广大市民应该破除旧思想,树立新观念,展现新作为,不怕一时的麻烦,不惜一时的经济损失,“拆非治违”须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记者随后两次拨打大英县委的电话,均无人接听。 拆除仍在继续,面对当地的强势,居民间的反对声音多少显得有些弱势,而相比之下,网上的声音更为活跃。 来源:四川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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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轻佻的情歌改造成领袖颂歌:《东方红》故事不断重演

作者注:本文据在北京中国文联大楼“人民音乐”编辑部2005/11/25/创作座谈会为反驳中国音协在中宣部的名义下的“积极推动民族交响乐创作”一文的发言整理而成。自本文写成以来,没有任何报刊能发表。 苏联和东欧解体已16年了。对这解体,有的欣喜若狂、欢天喜地;有的捶胸顿足、痛哭流涕;有的身处局外,冷静旁观。无论以上左、中、右(这是借用毛主义的分类词汇)三种态度,都不能改变这铁的历史事实了!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课题,就是总结历史教训。这主要教训之一,就是不要再搞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并且要坚持不懈地铲除产生个人崇拜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 无论在前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在由歌颂个人崇拜而掀起的通向专制独裁的造神运动的狂澜巨涛中,文化艺术都被驱使而成为最大的“帮凶”而发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作用。在前苏联的30—50年代,大量的个人崇拜的文学、戏剧、诗歌、电影、交响乐、大合唱、大歌剧、芭蕾、美术、雕塑等等,其数量之大、艺术水准之高,是人类文化史上空前巨大的现象,我和成长在五十年代的同代人正是太熟悉这些艺术了!而且其中绝不乏大量的感情真诚、艺术高超之作而令人感叹!我现在还保存有一些作品的总谱,其中有阿力山大洛夫的合唱“斯大林颂”,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时,少年的我在一个黄昏的傍晚,在室外的昏暗中,听到由室内传出的手摇留声机的这个苏联唱片的钢琴和合唱,那钢琴深沉的前奏引出的真挚的长呼吸的女声合唱的,直到最后高潮的混声合唱,使我曾感动落泪!十年后的1963年我还在中央广播电台任职,我能借到和苏联电台内部交流的音乐录音资料,其中有苏联阿塞拜疆作曲家加芝也夫的“第二交响乐—追忆列宁”,这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图书唱片室里没有的资料,我曾多次聆听并深入进行听觉分析,圆号演奏的那中亚风格的有力的旋律,铿镪有力,深刻感人,就当时来说水平很高,我现在还能清楚的记得。我国五十年来所有的同类作品,其艺术水准根本就难望其颈背耳!美国 周刊在八十年代有一篇关于苏联政治和社会问题的重要的研究专论,开篇却说的是艺术和音乐:“尽管我们不认同苏联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她的诗歌和音乐是首屈一指的。”(“长河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176页。毛宇宽教授: ) 但是苏联、东欧顷刻之间的崩溃解体使这些大量的歌功颂德的作品突忽之间全成了过眼烟云而荡然无存,证明了它们绝对没有保护、捍卫、挽救那个制度及其统治者的失败和灭亡的功效和能量,而且最后也难能留在音乐史中。而在世界人类的音乐史中,能留下来的恰恰是当时被批判的又被后人称为“斯大林时代的见证”的萧斯塔可维奇的交响乐作品,连他的在高压下创作的歌功颂德的获得1949年斯大林一等奖的应景之作“森林之歌”也被历史淘汰了! 在世界音乐史里,除了歌颂上帝的音乐之外,从来还没有歌颂某一个国王或皇帝个人的交响乐或音乐作品,而不论该国王或该总统多么伟大。在欧洲,英国从来没有过“维多利亚女王颂”大合唱或“丘吉尔颂”的交响乐;在罗马、希腊没有过“凯撒大帝大合唱”“亚力山大大帝颂”交响乐;在法国没有过“路易十三/十四/十五颂”或“戴高乐颂”大合唱;在德国也没有“威廉国王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在1917年前的俄国,也没有“彼德大帝颂”、“尼古拉沙皇颂”等大合唱。为政党领袖和国家领导人写歌曲、写交响乐、写电影、写小说进行歌颂这一个人崇拜的文化现象,乃是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特殊产物而在前苏联发生、发展、兴旺并成为“党的文化”的强大主流的。但是在1917年苏联成立的初期也还没有,只是到了30年代斯大林的大肃反大清洗、要确立个人的独裁统治时才建立起来,并在30-50年代特殊兴旺的。但是奇怪的是,号称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却并没有作为共产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颂“、“恩格斯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而自称是他们的继承者和学生的列宁尤其是斯大林却拥有不少的歌剧、交响乐和多得数不清的歌曲、合唱。自斯大林1953年死后,赫鲁晓夫在1956年批判否定了个人崇拜,自那时起就再也没有歌颂他的艺术作品了!而且自斯大林死后的六、七届前苏联国家领导人,任何一位也从没有过他们的颂歌了!没有“赫鲁晓夫大合唱”,没有“勃列日涅夫进行曲”,没有“戈尔巴乔夫颂”和“叶利钦颂”的歌曲和交响乐。可见这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必然产物,而是斯大林独裁建立的歌颂他个人的文化现象。 在封建毒害最为深久的中国虽然有大量的御用文化,而无论古代和起自1911的辛亥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后的现代中国,并没有“孙中山颂”交响乐,也没有“蒋介石颂”大合唱。唯有“东方红”作为毛泽东的个人颂歌,却实实在在是对前苏联的个人崇拜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模仿和政治模仿,这是所有人都不争的事实吧!就是历史上最最极权的法西斯纳粹德国,有过“希特勒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吗? “东方红”的原始面貌,今天早已不为人知了!它本来是一首活泼轻快的陕北农村民歌小调,而且被民俗学家划入情歌范畴之内,它的歌词是“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还有更早的少为人知的原生态歌词《芝麻油》:“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人,呼儿嗨,哎呀我的三哥哥。”我们曾看到的最早的新的歌词,是被署名为当地的农民歌手李有源填上的新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他是人民大救星”。它被当时延安根据地的新文艺工作者采集民歌发现以来,这歌词是否又被修改拔高过,我们已不得而知了。本来在民歌中,人民歌唱自己感念的人物和事件,是很正常的现象,具有自发性,如蒙古民歌“嘎达梅林”,如陕北民歌“刘志丹”等,就是正常的文化现象。但是“东方红”却不同,从开始它的命运就被提升和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而绝不同于任何其它普通的民歌了,它是正好适应了1942年延安整风后毛主席全面的登上领袖地位并要求扩大和加固其个人地位的政治要求而被发现、提高、加工、推广的;它也的确曾在根据地作为领袖和人民亲切的新型关系而流传,直到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还是被人们亲切的歌唱。但是它从诞生之初就浸泡了中国特殊深久的封建文化母体的的毒液而不被发现,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三中全会前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才被发现并提出反思,人们把它的歌词“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和“国际歌”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打碎身上的枷锁,只有自己救自己”的诗句相比,对它的个人崇拜和封建感恩的造神意义提出过质疑和批评。目睹这支歌从小曲到神颂的全过程的刘炽后来说:“文革中《东方红》和《国际歌》一起唱,前面是‘他是人民大救星’,后边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心想:这不是矛盾的吗?”(“东方红”始末)1944年收集整理并传播它的主要人是诗人公木,他在文革后也如此反思( 张菱)。 但是当时的讨论还尚未深入而又有待深入:对“感恩“的封建奴性及其由来还么来得及深思,人们也还没有来得及发现和讨论这首歌的音乐方面是如何被神化——异化的,实际上歌词和音乐的被不断加工和不断异化是同步进行的:自1949年后,“根据地文化”即”党文化”被确立为全国的主流文化,这首歌就被作为领袖个人的颂歌而传遍全国,并具有了某种和“国歌”相同并超过“国歌“的典礼性和仪式性的庄严神圣意义,早在文革前的50/60年代,很多大会和典礼的仪式就有“唱国歌、唱东方红”这道程序,自文革始,这道程序就约定俗成了。50/60年代以后,尤其文革之前和之中,在步步增涨的个人崇拜、践踏民主、强化集权、张扬奴性的过程中,一批一批的音乐家们,怀着虔诚的愚忠,为了达到造神的须要,就要在音乐方面把这首乡村的情歌小调,拔高和改造成伟大领袖的庄严颂歌。但是这是有极大难度的,从哪里才能找到这样的音乐技术呢?那办法也只能是向苏联学。 但是前苏联和中国有极大的不同,同为个人崇拜歌功颂德的作品的艺术水平,中国的无论形形色色的歌曲、合唱、交响乐,其技术水准和专业水平与前苏联相比,则相差悬殊而无法比拟耳!盖因前苏联从彼得一世起到18/19世纪早在1917建国之前经过近三百年的历史长河,从总体说,它虽然仍是一个大量的落后的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它虽然还没有进入最先进的工业文明的西欧各国,但是却有了初步的工业文明,尤其是它的艺术成就,有了强大的的俄罗斯乐派和拉赫马尼诺夫等国际大师,在如此强大的古典音乐传统之后的音乐水准,那些“斯大林颂”、“列宁颂”的交响乐、大合唱,其艺术水准之高,是今天的中国人想不到的。而我国却是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党的文化”的正式提出和建立是在1942年毛主席发表“讲话”的延安,那时的延安和根据地还只有农业文明的大秧歌而没有工业文明的交响乐,所以中国的“党的文化”的建立只能由农业文明的“十二把镰刀”、“兄妹开荒”起步,“东方红”自不例外。起自“东方红”的我国的造神之作,经过1949年建国后的全国规范化,再到1958年的大跃进文化和浩如烟海的歌颂毛主席/歌颂三面红旗的新民歌(周扬主编郭沫若题词 ),再由文革文化达到顶峰,五十年来的这些音乐作品,总体说都是用农业文明的简陋的技术包装的“政治文化”。 由于1949年后的中国是向苏联“一边倒”,而我国的音乐家们学习和掌握这些主要来自苏联的音乐技术的时间还很短,水平还很幼稚,所以要把这首简朴而轻佻的情歌小调改造成伟大领袖的颂歌还很困难而吃力,那一次又一次的轮番作业的人为地强行改造的技术手法,就是把这首小歌的速度拉慢再拉慢、时值放大再放大、力度加强再加强、声部加多再加多,用管弦乐队配器色彩和大合唱的厚度浓涂重抹,力求拔高改变其原始面貌;不论这首小小的乡村情歌能否承担此种功能,毕竟经过多人多次多年历久的逐渐加工,最后终于将其强行变成肃穆、雄伟、巨大、厚重,但也威严、阴沉、呆滞、沉重的音乐形象,好象脱离了人间远远的升腾到高不可攀的九天云雾中的巨大而又恍惚虚幻的至尊大神,而这首民歌也就完全失去了它的原始清新,它的音乐审美意义也就枯竭而僵化,活泼生动的生命力已丧失尽净,成了强行拔高改造的音乐“四不象”,既没有“斯大林颂”那样的真挚亲切纯朴的感情,更没有艺术的高水准。我在文革中被关押的每天早晨都听到高音喇叭播放它时,都感到我又要挨打挨批斗了而恐惧不已,多年后的偶而听到仍难免心惊肉跳的恐怖。它的从情歌到颂歌的这个加工过程就是个人崇拜造神运动的过程,就是宣扬封建愚忠、毁灭个性解放、扼杀独立思想、强化独裁专制、背离民主自由、也背离了“国际歌”的“要打碎精神枷锁,让思想飞出牢笼”而是自我套上个人崇拜的思想枷锁的过程。在前苏联,正是在响彻云霄的斯大林的颂歌声中,千百万人被杀害或冤死在大清洗的古拉格;而在我国,也正是在“东方红”的颂歌声中,“大跃进“的饿殍千里哀鸿遍野,文革的打砸抢疯狂武斗,无数人无辜被害,冤假错案遍布全国,经济崩溃,国家命运频临绝境而没有任何批评和反对。所以,个人崇拜扼杀民主使苏联东欧崩溃;在中国,不但毒害了毛泽东自己,也毒害了共产党本身,还毒害了我们每个人啊!”东方红”这支小歌的作用决不能说小啊! 文革过去已28年了,对于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的危害,也在1978年的“三中全会”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和1981年的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后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文件中都被彻底否定推翻了。如今,世界已进入21世纪,三中全会也开过26年了,六中全会也开过23年了,苏联东欧也解体16年了,人们都在对百年的共产主义史的苏联和东欧的解体的教训进行着深刻的反思,中国正在努力开放向国际接近,本应当越来越远离封建而走向民主自由、人格独立、思想解放,对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本应进行深刻、反复的反思和批判以求尽可能彻底的铲除这罪恶的封建的毒瘤。改革开放迄今近30年后的今天,难道我们每个人不都在“打碎精神枷锁,让思想冲破牢笼”吗?难道谁还相信有救世主吗?在中国,人们已认识到,1949年后的中国文艺,由“一切为政治服务”到“文革文化”而毁灭人类文化,其个人崇拜的疯狂性愚昧性和技术水平的落后,都是远远超过了前苏联的,堪称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愚昧之最耳!但是这些80年代曾有过的反思还没有继续坚持深入,就被人为地中断了! 文革结束近30年了!今天,请看当今世界各国,有过“布什总统进行曲”、“撒切尔夫人之歌”吗?即令在落后的非洲、阿拉伯等第三世界各国,曾有过“X国王交响乐”、“Y大帝颂歌”吗?即使是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木,有过如“东方红”式的颂歌吗? 但是独独在我国却还抱住个人崇拜的封建阴魂不放,努力地仍然在造神!人们都还记得:四人帮刚刚打倒的1976年,马上就有了歌颂华国锋的“交城的山交城的水”并又唱遍全国,这首并无罪过的普通民歌,又被强插上个人崇拜的翅膀而被赋予新的政治意义。由于华国锋很快走出了历史,这首歌也马上消失了。但是如这样的已成过眼烟云而且滑稽可笑的事,却好象已成无限光荣的传统,又竟然变本加厉地扩充到为每一届领导人搞一首质量低劣的简谱颂歌,从歌颂邓小平的“春天的故事”到歌颂江泽民的“走进新时代”均为此类产品。而且这些歌曲的艺术品质和灵魂的真诚,由于历史的根本改变而再也做不到昔日苏联的同类作品的艺术水准和真诚感人于百分之一了!有位第五代的著名作曲家还把 再加上 共同组合写成大型的四个乐章的 交响乐并多次演出和被多次播出!这就正如鲁迅早就说过的“吧儿的种子绵绵不绝“。更有甚者,不久前又有了超大型的一小时之长的溶合唱/独唱/诗朗诵/和大乐队于一炉的“黄山颂”的豪华型颂歌,我看了电视的播出,深为其富丽堂皇奢侈华贵其外,而平庸陈旧苍白媚俗其内的新的假大空的历史重演而悲哀:这才是真正的”精英垃圾”啊! 我国的此类个人崇拜的颂歌,还有一个不同于前苏联的特点,即被歌颂者的个人籍贯被赋予的特殊的意义。由于毛的湖南籍贯,建国后的他的颂歌就有了许多是用湖南民歌或湖南民间音乐或湖南花鼓音乐的风格来写作或改编或演唱,无数的此类产品中,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当地民歌风的 ,曾有一时此歌还被明确注明为湖南民歌。又因华国锋籍贯山西,他的颂歌就是他的家乡的山西晋中民歌 。如今胡锦濤主席先生籍贯安徽,于是 的全部策划操作和出资就有安徽省主持。个人籍贯,尤其是领导人的个人籍贯如此具有特殊意义,这大概是农业文明的中国特有的封建意味的现象,也根本背离了”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就使我想起从前曾有过的为了为同乡的生存而建立的各省的”同乡会””湖广会馆””绍兴会馆”等等社会组织,以及挡次更底下的推而广之的地方性的封建会道门如青红帮/哥老会/袍哥/等等组织所代表的某些地域性的江湖游民的文化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领导人的贵同乡也都光辉几分,难道没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朽观念的影子吗?难道没有封建传统的狭隘的地域观念的意味吗?而其词曲作者/改编者/演唱者/无不乘直升机而立马飞黄腾达,比文学界的一本书主义更走红,音乐界就大有一首歌吃一辈子而且相传多批梯队,已是司空见惯了。 虽是陕北民歌,但是由于是毛的”政治登基”的代表,所有的陕北民歌或陕北民间音乐五十年都走遍全国;而且所有的湖南民歌风的作品,如 等等,不论其艺术水准高下,也都有了特别身份而被特开绿灯不胫而走。本来对一切民间艺术的研究的确是艺术家们的工作,民间艺术和民间音乐本有其自身的独立的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但在中国却不是象俄罗斯民族乐派和匈牙利的作曲家柯达衣和巴托克那样地从艺术和文化的学术意义出发而深入研究并获得历史的和国际的意义并为世界尊重,在我国民间音乐的推广却是因政治原因甚至因领导人的籍贯而起作用的,其独立的文化意义和艺术价值却并不受到关注,领导人一退出历史,这些民间音乐独立的艺术意义也就消失或退色。而这个问题,我们的几乎所有的有关学者却从未曾发现或讨论过。当然,此类产品的出世和走红,并非一定要领导人亲自明确发布指令,而多是左右和下人们的务求紧跟蓄意所为,而且大都是由于力献忠诚的愚忠愿望而致。但是这难道不正是鲁迅早已说过的”争当奴隶而不得”吗? 邵燕祥在1998年的《说“神化“——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的文章中,系统地分析了”神化“的历史和恶果后,又说:“对于文革而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1978年的三中全会倡导了实践标准与之对抗,1981年的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予以否定。然而除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起的恶劣作用以外,对其它方面因素的研究,还是历史的弱项。例如:党政军学的各级干部,工农兵民的广大群众,为什么都不自觉的汇入了“神化”毛泽东的潮流?——我以为,长期皇权专制造成的“臣性”即“奴性”应居首位“(“非神化”340页,邵燕祥。花城出版社“思想者文库”1999年8月出版)这真是要我们民族我们每个人都应深入反思啊! 历史错误在不断反复,使我感到深深的压抑、羞愧和无边的悲凉!无论领导人的是非功过如何,我们何时才能剪掉脑袋后面的为每届国家领导人各献颂歌这根可耻而丑陋的封建的大辫子呢? 后记:1,《东方红》所标志着的感恩思想的历史原因是更加悠久的中国封建的农业文明的意识形态产物,对感恩思想的深究和探讨,是更加深刻的历史课题,在中国还远远没有展开,甚至还没有被提出来。 2,感恩思想和忠君观念,是同一事物的互相补充的两个方面,好像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它们的历史来源也同样悠久,都是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过欧洲的文艺复兴的历史过程,没有对封建的农业文明的意识形态进行过历史性的反思和批判。这都不是本文的范围了。 3,《东方红》由一首小歌的标题,进而到1963年又成为集中表现中国20世纪革命史的大型歌舞《东方红》的标题,说明了对毛的歌颂和评价又上升扩大到20世纪整个中国革命史的意义,是为文革的前奏和舆论准备。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已经是在否定了文革和初步批判了个人崇拜之后的1985年,却又一次同样兴师动众投入巨资恢复了《东方红》大歌舞,虽然改名为《中国革命史诗》,而内容却和1963年的版本全部相同的歌颂毛个人。这种和历史的进步相逆反的文化现象,却没有被提出过任何反思和质疑。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每逢有关节日,总是要在CCTV再次播出《长征组歌》,切莫说长征的历史真实已经被多人在多处多次提出疑问,被作为其象征和代表的18勇士强渡泸定桥就是子虚乌有的被编造出的假历史,包括人造卫星的呼号仍然是《东方红》,在文革中产生的钢琴协奏曲《黄河》的结尾仍然是《东方红》,而文革已经结束30年多了如今仍然在在到处演出。这些都是代表性的继续宣扬个人崇拜的事件,却在今日也照常反复地继续做着而没有引起过任何评论和质疑!许多回忆录都说绝不能使文革的历史反复再出现,但是上述事件难道不是正在反复着吗? 王西麟(中国名作曲家,居北京),原标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反思“东方红”》。《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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