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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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驼往东师古方向走了一两百米，一辆面包车开来眼前，下来七条大汉，一个留着时髦发型，胸口有刺青的小伙子上来不由分说，扭转我的右臂，将我推到对面，很快大巴来可，非要把我们推上大巴，没顾上看他们几个，我的外套扯掉了，那个刺青小伙扑上来把我摔倒在地，厉声喝道：叫你别动，听到没有？！ @王小山 ：往回走不到一公里，一辆面包停下，七个人对付我们四个，各挨不少拳脚，些许不足挂齿小伤，没还手，又被塞进一辆过路大巴，车费每人还是十四。后面车还跟着。 @慕容雪村 ：四个人挨了些拳脚，各受轻伤，卢中强挨的最厉害，但也不严重。身体的伤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被一群暴徒围住的感非常恐怖。现在两辆车一直跟在后面，看来铁了心要把我们礼送出境。 @我哥卡扎菲 ： 被护送到青驼镇，等大巴再去东师古。很奇怪中国有这样的村子，既不让进，又不让在村口停留 @nola不啦 :往东师古走，在青驼，就是刚过了刚才那个路牌，看见那辆黑桑，司机指着对面停的一辆大巴，他们又被塞上去了，我看见 @我哥卡扎菲 了。大巴开出很远后五个男人走开，进了一辆白色面包。黑桑应该又跟上了。我的司机NB。我安全。 @卢中强 ：二轮未遂，再次飞快强行架上车，一路两辆车护送，这回使用轻度暴力。 @王小山 ：这两辆车还真是不离不弃，呵呵 @卢中强 ：我们到临沂就是想知道看望一个人有多难，结果和我们预计的差不多，目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 @公民陈伟 ： 坐了20多小时的火车，颠簸了一天一夜。。。累极了，今天临沂的阳光着实明媚。暖暖的晒在身上，舒服的让我忘掉了即将到来的危险 @黑板报的水晶 ：哈哈,一位执着地发了一天关于陈光诚事件的朋友,刚才沮丧地发现,只有他自己看得到他发的,别人根本看不到他发滴贴.哈哈哈哈.有司,真牛 @CAS书生田 ：东师古村发生的事情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典型写照，说明信息来源的不同，导致着价值观和行事方式的不同。作为当地的一些老百姓地方干部，他们不上微博，是通过电视报纸来认识这个世界，按照领导的指示来判定是非。他们可能认为自己在履行职责，将自己的做为视为一种高尚。他们也是受害者，是真正的盲人。 @沙叶新 ：昨国际盲人节，中国盲人光诚肯定没过节，但临沂官方对他有“过节”：照样不让他外出、不让他治病、不让他孩子上学、不让同情者探视，但也照样有人闯关，有人潜访，有人发声，有人对抗，一波强过一波，一浪高过一浪，在中国和世界造成巨大影响。这是正义呼唤，是人心力量，让我们再接再厉，冲垮柏林墙！ @张洪峰 ：今日战况：我军正面部队四个师进攻受阻，连续两次冲锋均被火力击退，暂无严重伤亡；我军侦察连在战地进行火力点侦察，未遇伏击能正常发回情报；侧面部队多路正在迂回进攻，敌人防卫部队目前火力集中在攻击我正面部队上，侧面部队有望接近高地。战事处胶着状，建议正面部队尽量拖住，便于侧面有效攻入。 @不加V ：看着各路英雄纷纷前往临沂，我就想在那开个炮房等着，被打出来一个，我收一个 我觉得啊，你们不能光去旅游探险，弄几个碰碰伤回来了。既然都浩浩荡荡发团，应该进村前，集合商议个作战计划，谁负责对付胸口刺青打手，谁负责引开跟踪车辆，谁走水路，谁走陆路，一定要多方挺进，声东击西。难得在共和61年，玩CS实战，就玩出个样子来。 @熊培云 ：终于看明白了，临沂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一是为了把全市积压几十年的墨镜卖到全中国全世界，今天它成功了，现在你戴的墨镜要不是临沂牌，都不好意思给别人打招呼。二是完成产业转型，开辟临沂探险之旅。什么“万里长城永不倒”，有了临沂它就倒了。现在流行的是“不到临沂非好汉”。 @徐子莫 ：根据本屁民最新了解，临沂党政考察团今天一早考查了玉龙雪山高尔夫球场，该一行人未封顶玉龙雪山。十一点左右离开景区，中午回丽江有午宴。 @济善园之三慎斋 ：【无赖战术】当地政府的手法是让社会良知陷入与当地流氓混混的肉搏和苦战，他们自己却可以既置身事外，又掌控一切，如何打破这种“无赖战术”，真正触及要害，是首要问题。否则，去的人越多，都只不过成了流氓混混们邀功请赏的本钱，不伤真正施暴者的一丝皮毛。 @蘑菇女主播 ：以前，说起自己祖籍山东，大多得到的是赞许。以后，不一定了。 @作业本 ：传临沂党政机关有两辆大巴，刚从玉龙雪山考察下来，呵呵，祝爆胎、没油、被盗、被打。多么温暖的国家啊：一边是去临沂看朋友的挨揍了，一边是临沂的领导们在雪山观光。一边是网友的亿万呼声，一边是领导的游山玩水。人在做，天在看，藏区有神灵，说不定你们会遇上雪崩、公路塌方、暴雨、追尾………… 【2】死不瞑目 @老百姓1987 :一个怀有6个多月的孕妇，本月12号在输氧时，被计生局10多个人强行摘下氧气罩，做引产手术，下午4点进入手术室，一直没有消息，在家属得强烈要求下，晚上10点左右打开手术室门，当我们进入手术室后，手术室内无任何医护人员，只有我们家属冰冷的躺手术台上没有了呼吸，睁着眼睛。 10月12号孕妇在输氧的时候，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计生办主任宋树峰，说孕妇装病，带人强行摘下氧气罩，计生办工作人员李新民拿着孕妇的手，强行按手印，然后带进手术室引产。 有很多网友朋友都在讨论超生，不论怎样，超生也不能大人孩子都不能活，而且当时，我们家人明确表示不要孩子，只要大人，当时大人在输氧，我们家人要求让孕妇缓缓再做引产，计生办工作人员不同意，强制执行。超生也不一定是非要男孩，只是想让孩子不那么孤单，多个兄弟姐妹！ 【3】血都冷了 @记者chun雨 ：【两车碾烂女童下半身 冷血行人路过不屑一顾】一女童在市场玩耍时被面包车撞倒，前轮压过，司机又加油门后轮从女童身上压过。接着两个行人路过，看到女童躺在地上，不屑一顾。女童又被小货车压过。前前后后，10个人经过，最后一位捡垃圾的阿姨，把女童拉起来……此情此景，让人汗毛耸立，血都冷了！ @诗风 ：广佛五金城，两岁女孩被面包车撞倒于血泊之中，司机逃逸，18路人经过，皆不施以援手，其间又一车碾过女孩身体，亦逃逸。最后拾荒阿姨发现，马上将女孩挪到路边，大声呼救。让女儿也评，君君说：路人而言，别人的痛不是自己的痛，所以麻木；拾荒阿姨，社会底层，她经历人间更多苦痛，所以可以穷帮穷。 【4】国家博物馆被曝以每场25万出租场地办私人婚礼 国博被曝办私人婚礼，工作人员称5层刚修好，专用于设宴会，要举办婚礼需与场馆办公室联系。相关负责人则称，新郎和新娘都是职工，曾多次申请想在工作地举办婚礼；婚宴现场只是请亲朋聚一下，无相关婚庆公司参加，也不存在市场操作的费用问题。 【5】多城市首套房贷利率上浮 70万贷20年多还14.6万 房市调控一年半，谁真正收益？开发商不爽，楼市无暴利13家上市房企转投矿业；老百姓哭了，五次加息，七折利率取消，购房成本不降反升（如图）；银行笑了，上半年个人购房贷款新增9323亿,开发商暴利终结，暴利却转移到银行。（中国广播网） 【6】方正显仁体 CMYKer ：烟台市集，一位脸、手都有严重烧伤的残疾老人，匍匐在一条黑纸上，用彩色粉笔一笔一划的书写醒世格言，其美术字字体工整、架构优美、设计感十足！ @字体设计 ：【粉笔字老人与方正签约】14日中午，在青岛火车站附近一家肯德基，方正字库与“粉笔字老人”崔显仁正式签订合作协议。由方正支付崔显仁写字期间的生活费，创作1000个简体汉字，之后开发成字库。字库将命名为“方正显仁体”。该字体在今后的所有销售利润都将送给崔显仁。 【7】说到TD标准通过，她面对我的镜头，泪流满面 @飞象网项立刚 ：2004年9月3日下午，在时任中国移动总工程师的李默芳先生的办公室，她给我们讲述TD-SCDMA标准的艰难历程，面对政治、技术层面的打压，艰难不能用语言描述。说到TD标准通过，她面对我的镜头，泪流满面。中国人做点事，不但要面对对手的打压，自己的同胞，也少有支持的。此情此景，难以忘怀。 @张欣丨WPMind :为了给自己捞政治资本，为了圈钱的这么一个产物居然有脸拿出来哭～ 【8】看妇科，到少林 @福根儿 ： 人类已经阻止不了失去了椅子的西电人,事情的起因：因为校庆，所以所有的椅子前一天下午搬到了主会场，然后~~ @潘石屹 ：风中的芦苇。求配诗 【网友诗选】①一芦一苇一世界,一潘一千一平米。②借问一潘何处有,牧童遥指芦苇坑。③房价远上白云间,一方蜗居几十潘；芦苇何须问秋水,大河有水小河干。④风摇芦荡隐高楼,满目萧瑟楼下求；借问石屹今几潘,一层更比一层愁。 【9】探险家熊大湿 （ @慕容嗷嗷 ） 【10】《华尔街日报》被曝在欧洲发行量作假 英国《卫报》报道，在《华尔街日报》发行量作假被曝光后，默多克新闻集团欧洲地区发行部门高级主管安德鲁-朗道夫已辞职。《卫报》调查发现，有证据显示《华尔街日报》通过欧洲公司以低价购买自己的数千份报纸，从而在报纸的真实发行量上误导读者和广告商。 【11】占领华尔街全球大串联 CNN报道，占领华尔街运动今天已扩散至全球各地的大街上。在网上组织者呼吁进行全世界范围的集会后，示威者走上欧洲、美国、亚洲街头。在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尼也发生抗议示威活动。法国、俄罗斯、南非、墨西哥、肯尼亚、委内瑞拉多地也计划举行抗议活动。 “占领华尔街”之香港占领中环 【日本东京约300人上街示威】共同社报道，15日是要求缩小贫富差距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世界一起行动日。东京六本木的公园及新宿站周边等地当天聚集大量示威者。14点左右，约300人聚集到新宿站周围，高喊“停止增税”、“向有钱人收税”等口号击鼓游行。其中，“不需要核电站”等反核标语牌也较为显眼。 【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加入伦敦示威】法新社报道，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今天在保镖的保护下参加伦敦金融区约800人举行的示威，在圣保罗教堂的台阶上发表了演说。阿桑奇说，“我们之所以支持在占领伦敦中这里发生的事情，原因之一是伦敦的银行系统是赃款的接收者。”他的演讲受到了示威者的热烈响应。 @郝倩在英国 ：千名示威人群沿着伦敦证交所绕场，伦敦警察在每一个出口都布置了足够的警力，不停地从一个出口转移到另一个。不停地有示威群众对警察提出问题，多关于就业，银行家，甚至是警力裁减。一个7、8岁的男孩举着“No Cuts”的牌子，居然让大家都忍俊不禁。 @微天下 ：【罗马街头数万民众举行示威】法新社报道，作为受到“占领华尔街”和“愤怒者”鼓舞的全球示威活动的一部分，数万人今天走上罗马街头进行示威，其中一个标语牌写着：“只有一个解决方案：革命。”另一个标语牌上则写着“我们不是银行家手中的资产”。另一些人扛着写着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的纸板棺材。 【美教授称运动体现数字时代特征】美国《赫芬顿邮报》14日发表布鲁克林教授阿斯金就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看法。他认为占领华尔街是“如果…将会怎么样”一代的公开beta测试。这些在数字化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们明白团队网络的力量。他们对现存政治及公司架构和程序失望，试图重建更好的世界。 最新一期的 杂志封面: 沉默的大多数! 【12】津巴布韦女子强奸17名男子并强取精液贩卖被捕 3名妙龄女被捕时共携33只装满精液的保险套。她们属一个犯罪集团，通常到夜总会下药迷奸男性取得精液。津巴布韦传统巫术迷信男性精液可让人死而复生，并认为精液就像面包一样，刚出炉、愈新鲜愈好。一只装满精液保险套最高可卖400美元。 【13】越南26岁女子患怪病看着像70岁老太 2008年，23岁的阮氏芳（音）突然浑身发痒，服用越南传统药物之后症状消失，但更大麻烦来临，短时间内皮肤迅速衰老起皱，如今26岁的她看上去就像70岁。该罕见病例初步被诊断为肥大细胞增多症，可能由长期服用越南传统药物导致。 【14】台湾民进党创党元老张俊宏说，只要大陆敢开放直选，台湾就马上回归。靠，这人太坏了！ 【15】一上班就有高潮，人们都爱做 @漆洪波 ：芮成刚问任总共产主义是否仍然是其理想，冯总代答说：按马克思的原意，共产主义一是物质极大丰富，居民可以各取所需。其二是劳动不再是负担而是最大的乐趣，一上班就有高潮，人们都爱做。全场千多人均有意信奉共产主义。 【16】毛主席送了她一卡车玫瑰花 不久前，普利谢茨卡娅向我们透露，毛泽东看完她的演出后，第二天让人送了一卡车玫瑰花到大剧院。但斯大林也不甘示弱，第三天就派人送来两卡车的玫瑰花。——以出演歌剧和芭蕾舞闻名的莫斯科大剧院经过6年修复后即将重新开放，俄罗斯戏剧历史学家西多罗夫讲述毛泽东50年代访问莫斯科时的往事。（via: @南方人物周刊 ） 【17】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 @雷颐 ：汉娜•阿伦特认为“黑暗时代”是这样的时代：“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 阿伦特认为黑暗时代“绝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可见的，更不用说能被轻易察觉了。这是因为，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们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这些人不断地换着花样地将令人担忧的事实巧辩过去，并以之证明他们的考虑。” 【18】人既有尊严与爱，又邪恶；既向往光明与理想，又沉沦及昏暗。 ——崔卫平 （ @喷嚏意图 ） 【19】我们始终都在练习微笑，终于变成不敢哭的人。 ——郭敖 （ @喷嚏意图 ） 美国人说,今年美国有两件事: 1. They lost jobs. 2. They lost Jobs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镜像： www.dapenti2.com    www.penti2.com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67 次 更新时间： 2011-10-08 16:29:55 胡玉坤 郑晓瑛等：厘清“青少年”和“青年”概念的分野 ——国际政策举措与中国实证依据 进入专题 ： 青少年 青年    ● 胡玉坤 （ 进入专栏 ）   郑晓瑛   等       中文摘要：有关“青少年”和“青年”概念的混淆和年龄边界的游移已成为相关研究、政策及干预的一个“盲点”。本文首先勾勒联合国系统在厘定年龄界限并推出相关政策措施上的发展轨迹，继而利用首次全国青年性与生殖健康调查的定量数据和定性资料描述并解释未成年和成年的青年人在性与生殖健康风险与脆弱性方面的异同，最后阐明了厘清青少年和青年概念的现实和政策涵义。为了与国际接轨，也念及中国国情，笔者力主在有关青少年和青年的研究、政策及实践中使用国际通用的年龄划分标准，并在本土化努力中赋予这些静态范畴以更符合真实世界的动态内涵。     关键词：青少年 青年 未成年人 成年人 厘清概念 国际政策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健康界，愈来愈倾向于对“儿童”、“青少年”、“青年”及“年轻人”这几个彼此关联的概念做出明确的年龄限定。联合国系统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发展机构通常将10-19岁人口界定为青少年(adolescent)，15-24岁的定义为青年（youth），10-24岁的称为年轻人（young people） 。这三个年龄范畴在不同程度上都涵括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一条规定的“儿童”概念，即不满18周岁的人口（见图1）。除了联合国系统而外，其他各种国际发展组织和英文世界的许多学者也都广泛采用了基于上述年龄限定的术语。          上述四个有明确年龄界线的概念都是伴随年龄增高而不断发生变化的连续谱系，而且相互之间存在部分交错重叠。其中儿童的年龄跨度最大（长达17年），其次为年轻人（15年），青少年和青年分别跨越了10个年龄段。从成年与否的角度来看，“儿童”这个概念所指涉的完全是未成年人，“青少年”亦以未成年人为主体，“年轻人”的15年中有一半以上涉及未成年人，惟独“青年”这个范畴涵盖主要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如下文所述，明确划定年龄分界线的这些称谓不仅在现实干预中更具有可操作性，而且也具有深刻的政策涵义。     青少年期（adolescence，与英文中的另一个词teenage在年龄上完全重合）系人生的第二个十年，顾名思义是从儿童到成年人的一个过渡期，也是个体身心发育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阶段。尤其是跨入青春期(puberty)之后，少男少女性生理渐趋成熟，性心理及情感随之发生巨变，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在逐步形成。尽管青春期少年身体变化上的变化可能相同或相似，不同地方青春期的起始、终结及持续时间的长短则因人而异。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青少年概念的理解和期望也截然有别（Dehne and Riedner，2001）。     青少年人群的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已引起了国际学界和政策界的高度关注。早在20世纪30年代，基于对北美和南太平洋萨摩亚青少年性行为的研究，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就率先对青少年经历的普遍化观点发难，指出青春期的骚动现象是缘于文化而非生物上的原因（庄孔韶，2008）。按照维基百科全书的解释，青少年期的终结和成年期的开始在不同国家不尽相同。一个人长大成人的里程碑事件可能包括：开始合法性关系、获得驾照、服兵役、购买与饮用酒类、参加投票、完成某种程度的教育以及结婚等等 。随着年龄的推移，跨入成年期特别是步入人生第三个十年之后，年轻的成年人在身心成熟度、人生阅历及社会经验等方面显然就会有别于生命中的第二个十年。     受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国对“儿童”、“青少年”及“青年”的理解、界说和操作化定义迥然有别，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学术界、决策界和媒体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年龄上下限的弹性也很大。以青年为例（见下图），《现代汉语词典》将“青年”界定为15-16到30岁左右的阶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章》第一条规定：“十四周岁以上，二十八周岁以下的中国青年，承认团的章程，愿意参加团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团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团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90年以来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策划，多家新闻单位共同主办的“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则规定了18至39周岁的年龄条件。在上述三种界说中，团员青年的年龄范围更贴近国际上界定的“青年”概念。          有意无意地随意伸缩“青少年”和“青年”的年龄边界，或将这两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集合名词混为一谈的现象已变得习以为常。无论按字面意思抑或常识性理解来判断，“青少年”本该属于未成年人，然而青少年儿童（adolescent children）也罢，成年的青年人（young adult）也罢，它们常常被一概笼统地称为“青少年”。为了突显青少年人群的脆弱性从而引起社会的更大关注，有的人刻意将20岁以上业已成年的人群归入“青少年”之列。英语中的youth常常硬被译为“青少年”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英语语境中截然不同的两个词汇adolescent和youth在中文中于是乎都成了“青少年”。与此同时，将45岁上下的人称为“青年”亦屡见不鲜。     “青少年”和“青年”年龄分界线的游移不定在学术文献中比比皆是。例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1998年联合开展的“当代中国城市青年状况”和1999年进行的“当代中国农村青年状况”调查，就选取14-28周岁的人口作为调查对象。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7年推出的“专题研究报告”——《“十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状况与“十一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趋势研究报告》，则将青年界定为14-29和14-35岁的两类。该中心出版的青年蓝皮书——《当代中国青年人口与健康发展状况研究报告》也采用前述两种年龄统计口径（郗杰英和刘俊彦，2008）。     检索国内冠以“青少年”和“青年”之名的理论或实证研究便可发现更多这样的例子。更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许多相关研究压根不触及研究对象的年龄界限。迄今为止，以国际上界定的“青少年”和“青年”年龄界限进行的统计或开展的研究少之又少，以至于相关选题的研究根本无从进行对照。而且，明知“youth” 一词翻译有误，一些研究不得不继续无奈地“将错就错”(见王晖等，2010)。     学理上的混乱势必反映在政策文本之中。例如，卫生部、国家计委、科技部及财政部1998年联合制定的《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明确提到，青年、妇女以及易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应成为防治工作的重点人群。国务院办公厅2001年印发的由卫生部等30个部门和单位共同制定的《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则把青少年当作防治重点人群。它提到：“要特别注重在青少年中开展青春期和性健康知识、艾滋病性病知识和无偿献血知识、禁毒知识的普及教育，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高级中学要对入学新生发放预防艾滋病性病健康教育处方、宣传材料（品），开设专题讲座；普通初级中学要将上述有关知识纳入健康教育课程”。     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国际合作项目中，概念使用上的混乱和漂移也不胜枚举。例如，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办事处同卫生部和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合作开展的第六周期生殖健康/计划生育国别方案（2006-2010年），共确定了八个行动领域，其中之一便是15-24岁人口的性与生殖健康。该领域的目标之一是“减少流动人口、青少年和其他易感人群中与艾滋病相关的危险行为。”其目的在于“减少流动人口、青年人和其他易感人群与艾滋病相关的风险性行为，增强其防御能力。”这个国别方案的实施方案在17处提到了“青少年”，在3处用了“青年人”一词（参见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2006）。人口基金支持开发的两份项目文件–《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政策与法规分析》和《中国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研究现状–文献综述与项目回顾（2003-2007年）》尽管也是针对15-24岁人口的，却都以“青少年”为题名（见钱序，2007；许洁霜，2007）。令人非常不解的是，早在第五周期生殖健康/计划生育国别方案（2003-2005年）实施期间由联合国人口基金支持建立的China Youth Network则一贯被称为“中国青年网络。”     政府相关部门的统计实践同样如此。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没有专门涉及青年的任何统计。在青少年名下出现的唯一统计是有关犯罪的 。青少年作案人员按14-25岁来划定，并分为不满18和18-25周岁两个年龄段。这事实上反映了公安部门的统计实践和我国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同年龄界限。在法言法语里，青少年犯罪一般是指14—25岁年龄段的人实施的依法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这里的青少年常指年满14周岁至年满25周岁的人，未成年人指年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青年则指年满18周岁至年满25周岁的人。将未成年人犯罪、青少年犯罪和青年犯罪等法律概念混为一谈，不加区别地统称为“青少年犯罪”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针对这种混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编写的《“十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状况与“十一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趋势研究报告》就曾指出：“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未成年人犯罪与青年犯罪的规律是不同的，仅以犯罪率为例，未成年人中构成犯罪的人数占人口基数的比例相当于全国整体人口的犯罪率，而青年群体的犯罪率是前者的二倍还要多。事实上，未成年人和青年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主体差异也是很大的。因此，完全将其混为一谈是不恰当的。这种态度导致的结果是我们的工作缺少针对性，继而也就限制了其实效性。” 这样的担忧显然不无道理。     无论在日常用语还是现实生活中，将已迈入青春期的15-16岁的青少年叫着“小青年”或“低龄青年”恐怕不会引起多少疑义，而将20出头甚至年龄更大的已步入合法婚龄的成年男女仍叫着“青少年”则名实不符。诚然，在一些场景下抽离特定语境笼统地论及青少年和青年并无大碍，有时也的确大可不必在两者之间划分得那么泾渭分明。然而在另一些场景下，按年龄划分人群则是十分必要的。     名实不符的称谓特别是概念的混淆不可避免导致相关政策和实践的缺失。殊不知，在政策制定或现实干预中，倘若将未成年的青年与成年的青年“捆绑”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重心游移，导致无从判断甚或低估乃至漠视真正的脆弱人群，从而使干预无的放矢。更堪忧虑的是，概念上的混淆还易于忽视青少年未成年人的权利和成人青年人的成年人权利（参阅胡玉坤和刘爽，2011）。     综上所述，概念的混淆和年龄边界的漂移已成为青少年和青年研究和实践中一个“盲点”。尽管少数有识之士已就青少年犯罪问题上的混乱现象提出过质疑，但迄今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亦未见任何专文探究。有鉴于此，本文将主要以中国青少年和青年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为例，首先勾画联合国系统在厘定年龄界限和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方面的既有经验，随后利用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2009和2010年进行的全国首次青年性与生殖健康调查的定量数据和定性资料，描述未成年和成年的青年人在性与生殖健康风险和脆弱性方面的异同，最后阐明厘清青少年和青年概念的现实和政策意义。     明确界定边界明晰的目标人群无疑是理解并解决该人群发展问题的一个必要前提。基于年龄准确地厘清青少年和青年概念之间的分野，不仅有助于看到这些范畴背后映射的社会现实，而且有益于实践干预和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为了与国际社会接轨，也念及中国国情，笔者力主在青少年和青年研究中应用国际通用的年龄划分标准，并在有关儿童、青少年和青年的研究、政策和实践干预中对年龄界线保持敏感性。           二、联合国系统的政策举措          从绝对数字来看，当前全世界青少年和青年人口之庞大是史无前例的。据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汇编的世界人口展望数据库数据，2010年全球共有10-19岁青少年12.1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7.6%；15-24岁青年约12.2亿，占17.6%。25岁以下人口共计30.8亿，占44.6%。预计到2050年，10-19和15-24岁人口仍将超过12亿，分别都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3.2%(United Nations, 2009）。      身处激变的全球化时代，当下青少年和青年人面临的健康风险和挑战有别于其父母一代。然而在各国现行的政策措施和实际干预中，这两个人群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往往被掩盖或忽视。世界各国的青少年和青年因而几无例外都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健康与发展挑战特别是性与生殖健康危机。无保护性行为、非意愿妊娠、人工流产、性传播疾病、艾滋病、性暴力及贫困等多重危机症候和不良健康问题正在不断涌现。在非洲一些国家，艾滋病已演变为年轻人的时疫。     在国际社会迄今确立和认可的人权框架中，涉及青少年和青年性与生殖健康的权利主要包括社会性别平等、教育权和健康权尤其是获得同其年龄、能力和环境相适应的性与生殖健康信息、教育及服务的权利等。联合国1979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198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在推进并保障上述权利方面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人权公约及其确立的原则成为各种国际机构、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实践指南。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满足青少年和青年的性与生殖健康需求并保障其权利，逐渐成为国际发展政策的优先关注领域之一。     联合国系统关注25岁以下人口发展问题的专门机构分为平行的两个部分。其一主要是针对未成年的儿童的；其二是针对既有未成年人又有成年人的青年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专门关注儿童问题的，本文所讨论的儿童与青少年交集的部分，即10-17岁的未成年人正是该机构关注的一个焦点。早在筹备1985年“国际青年年”时，联合国就将15-24岁人口归为“青年”。隶属于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下面社会政策和发展司的“联合国青年方案”（The UN Programme on Youth）便是专门关注青年问题的一个协调机构。     虽然联合国系统许多机构都涉足过儿童、青少年和青年发展问题，但就健康促进与保护而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付出了更多努力，只不过它们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儿童基金会主要聚焦于青少年和青年中未成年人健康的特殊保护。世界卫生组织专设了儿童和青少年卫生与发展司(CAH)，以促进从出生到19岁儿童和青少年的生存、健康和发展。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政策和实践则根据具体情形综合性地关注青少年、青年和年轻人口的发展，尤其这些人群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     为了更好地监测和反映儿童、青少年和青年的发展状况，联合国系统出版和发布的凡涉及这几个人群的统计数据和报告，不管是人口、教育、就业，还是健康与保健等方面的都依据前述的年龄界线 。联合国一些机构每年定期出版的各种旗舰报告，包括儿童基金会的《世界儿童状况》、人口基金会的《世界人口状况》、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世界青年报告》、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统计年鉴》以及《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等等都概莫能外。这些旗舰报告也不时将优先关注重点指向青少年和青年人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     鉴于儿童、青少年和青年都不是铁板一块的同质性群体，他/她们的性与生殖健康状况会因地区、城乡居住、年龄、性别、在校与否、受教育程度及文化等因素而大为不同，联合国相关机构往往根据具体情境在概念层面进一步细分这几个集合名词。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常将复杂而多样化的0-17岁儿童划分为儿童早期、小学期和青少年期三个阶段。青少年期又被分为青少年早期（early adolescence，10-14岁）和青少年晚期（late adolescence，15-19岁）。青年人口主要分成15-19和20-24岁两个阶段。     年龄介于10-19岁之间的青少年长期以来总被误以为是一个相对健康的因而是不需要特别加以关注的群体，其实不然。这个人群尤其是边缘化的弱势少女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多性与生殖健康问题甚至“疾病负担”。下面便是几个触目惊心的全球数字：全世界每年约有1600万少女生孩子；每年有500万例不安全流产发生在女孩身上；妊娠、流产和分娩引起的并发症成为全球15-19岁少女的一个主要死因。少女妊娠和生育会导致较高的孕产妇死亡和发病风险，这不单对其本人目前和日后的成人生活有不良影响，并且还存在负面的代际效应。正因为如此，一些国际发展机构常常将儿童和青年中的青少年人口单独抽离出来予以特别关注。     在促进儿童和青少年健康与发展方面，联合国1990年召集的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是特别值得关注的。这系联合国首次召开有关儿童和青少年问题的全球会议。与会的国家和政府首脑通过了《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和一个有时限和明确目标的《行动计划》。该《计划》的大部分目标都涉及健康问题：改善儿童的生活条件和生存机会；降低可预防疾病的传播；创造更多的教育机会；提供更好的卫生条件和更多的食品；保护面临危险的儿童等等。     作为1990年世界首脑会议的一项后续行动，联合国2002又召集了联大儿童问题特别会议。这次联大的成果文件——《适合儿童成长的世界》，将促进健康的生活，提供优质教育，保护儿童不受虐待、剥削和暴力侵害以及防治艾滋病作为最重要的优先关注事项，并据此制定了未来十年（2000－2010年）的行动计划和目标。联合国2010年通过的《促进妇女儿童健康全球战略》也将儿童中的青少年尤其是青少年女性当作最脆弱的重点关注人群之一。     在促进青少年和青年健康与发展方面，早在1985年，联合国就发起了第一个“国际青年年：参与、发展与和平”。 25年后，联大又宣布2010年8月-2011年8月为第二个“国际青年年：对话与相互理解”。在1995年“国际青年年”十周年纪念之际，联大通过了《2000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计划》的决议。该文件确定了联合国促进青年发展的十大优先领域。它们分别是：教育、就业、饥饿与贫困、健康、环境、滥用毒品、少年犯罪、休闲活动、女童与女青年以及青年人充分有效地参与社会生活和决策。联大2007年的决议又添加了五个主题：即全球化、信息与通讯技术、HIV/AIDS、武装冲突和代际问题。涵括15个优先领域的《世界青年行动纲领》（2010年版）系统阐述了每个领域的具体行动建议。这个国际战略文件为指导国际和国家层面的干预提供了行动框架和指南。     《世界青年行动纲领》在健康部分反复提到青少年、青年和年轻人。该文件特别关切青少年人群的风险和脆弱性，指出“青少年的生殖健康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许多国家都没有为青少年提供的信息和服务以帮助他们理解其性包括性与生殖健康并保护他们免于非意愿妊娠和性传播疾病包括艾滋病病毒/艾滋病”（United Nations,2010:23）。鉴于青年人已成为艾滋病的重灾区，该文件也强调，“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日益成为青年人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世界。一些政府已关切地注意到下述事实：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新病例集中出现在青年人之中，而且缺乏面向青年人提供的信息以帮助他们理解性包括性与生殖健康并以增强保护自己免受HIV感染和性传播疾病的侵扰及预防意外妊娠的能力”（United Nations,2010:50）。     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召集的一系列全球发展大会，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儿童、青少年和青年问题。就性与生殖健康促进而言，1994年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和2000年举行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无疑是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就一系列全球人口与发展问题达成了共识。青少年和青年的生殖健康与权利在这次大会上史无前例被确认为一个关键性的发展议题。这两个人群有获得同年龄相符的性与生殖健康信息、教育和服务的权利和特殊需求在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中得到了明确承认：“青少年作为群体的生殖健康需求迄今一向为现行的生殖保健所忽视。社会针对青少年生殖健康需求的行动应是提供信息，帮助他们成长并且能做出负责任的决定。特别应向青少年提供能够协助他们了解自身性特征的信息和服务，保护他们不发生非意愿的怀孕、感染性传播疾病以致不育”（第7.41段）。为此，“各国应酌情消除妨碍向青少年提供生殖健康信息和照顾的法律、管理及社会障碍”（第7.45段）（United Nations，1994）。     根据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所确立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有若干专门涉及年轻人健康与发展的具体目标。例如，2005年世界峰会后修订的千年发展目标框架中直接提及青少年和15-24岁人口性与生殖健康问题的监测指标至少包括：指标5.4: 青少年生育率；指标6.1：15-24岁人口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指标6.3：全面正确了解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15-24岁人口的比例（United Nations,2007）。在2005年的世界峰会上，各国领导人还对实现四个新的具体目标做出了承诺，其中包括“2015年之前普及生殖保健”这个具体目标。     在联合国系统诸多发展机构中，为青少年和青年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倾注了最多努力的当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发布的《青少年友好的健康服务：变革的议程》, 大力呼吁采取一致行动改善针对青少年的健康服务的质量，特别是服务的友好性。它主要着眼于面向青少年的医疗保健服务，并强调青少年自身对促进其健康和福祉的关键性作用。2004年召开的第57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生殖健康战略》，也对青少年人群暴露的风险倍加关注。为增强卫生部门应对青少年健康与发展的能力，世界卫生组织2009年发布了《加强卫生部门应对青少年健康与发展问题的反应》的文件，提出了就青少年健康问题采取一致行动的4S框架。这四个要素分别是：战略性信息（strategic information）；服务与产品（services and commodities）；支持性的以证据为本的政策（supportive evidence-informed policies）；加强其他部门的工作（strengthening other sectors）。     相比之下，联合国人口基金更倾向于从全观性视角理解并应对青少年和青年人性与生殖健康问题。这在它2007年发布的促进全球青少年和青年综合性发展的多部门战略就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个题为《青少年和青年行动框架——向年轻人敞开大门的四个关键性方面》包含了四大支柱：创造支持性的政策环境；促进具有社会性别敏感性的、以生活技能为基础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促进性与生殖健康的一揽子核心服务；鼓励年轻人的参与权和领导权。该框架也特别呼吁维护年轻人特别是一些边缘化人群的权利。     联合国系统涉及年轻人健康与发展的跨部门政策举措和战略也层出不穷。早在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联合发布了《青少年生殖健康：行动战略》的联合声明。为了加强并拓展各国的活动以便更系统全面地促进青少年健康，这三个机构的联合研究小组在1997年又共同推出了一个技术框架——《青少年健康行动的共同议程》 。该议程列举了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发展所必需具备的条件及其相应的行动方案。     透过新近一二十年联合国系统相关政策和实践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国际社会在促进青少年和青年健康尤其是其性与生殖健康方面取得的进步和进展。概念的澄清使政策和举措为之改观，这对于促成社会现实转变所起的作用或许是难以低估的。换言之，联合国从概念界定到实际干预，再到政策层面的务实举措都见证了技术操纵层面变革改变现实的巨大潜力。这些国际标准和实践对中国应是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三、中国的社会现实与经验证据          按照国际上划定的年龄界线，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青少年和青年人口。到2009年年底，10-19岁青少年约有1.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3.5%,15-24岁青年1.96亿，占14.7%，10-24岁的年轻人共计2.8亿，占中国人口的21%（国家统计局，2010）。而且，不断进入和不时退出这两个队列的人口处于不断变动之中。总的来看，青少年和青年人的人数仍在不断增加，不过这两个人群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却呈下降之势。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这两个人群所占的比例分别由2000年的15.9%和18.4%下降为2005年的16.5%和14.6%（见下表）。这种动态化的流变显然增加了研究和干预的复杂性。          青少年和青年不只是一种符号或标签，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鲜活实体。当我们将目光从“青少年”和“青年”这两个漂移的抽象名词移向现实世界时，我们就会发现，由于制度、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未成年的青少年和业已成年的青年人在社会角色、责任、义务、机会及能力方面不尽相同，在某些方面还迥然有别。社会上对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社会期望也大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像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与年龄挂钩的“青少年”与“青年”概念，连同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概念事实上都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下面让我们对深嵌在社会角色、权利、责任背后的年龄划分略做一番考察。     1.公民与政治权利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的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第3条载明：“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未成年人虽然得到了特殊的保护和待遇，但由于他们还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因而不能依法享有成年人应有的公民和政治地位，同时也无需承担成年人应负的法律责任。例如，对于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犯罪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和法律后果，《刑法》的规定是有显著差别的。     年满18周岁是一个公民第一次拥有政治权利的合法年龄。《宪法》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宪法》虽然将青年、少年和儿童加以区分，但具体的年龄界线却未加说明。《民法通则》第11条规定：“18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可见，18周岁是法定成年年龄，因而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这意味着从此爬上了成人的阶梯，也告别了未成年人的称号。跨过这个门栏之后，距离青少年期的结束也就剩下两年时间了。     2.受教育情况     非成年人和成年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分野莫过于是否在学校接受某种程度的教育。从学龄的角度看，假定6周岁开始入学，6-11岁应处于小学阶段，12-14岁为初中阶段，15-17岁高中阶段，18-22岁年龄组应处于大学本科阶段。由此看来，18周岁左右应完成了中学教育，换言之，绝大多数大学生都应是成年人。《义务教育法》第1条规定；“为了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提高全民族素质，根据宪法和教育法，制定本法。”这里所谓的适龄者，按学龄推算应主要指15岁以下的人口。在这部法律的法条中，儿童和少年几乎都是同时并列出现的，儿童出现了36次，少年35次，条文中不曾出现过青少年一词。很显然，把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15岁以下的初中生称为少年是恰如其分的，应比笼统地称着青少年更为贴切。     3.就业     《劳动法》第15条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第58条规定：“国家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实行特殊劳动保护。未成年工是指年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劳动者。”第94条还载明：“用人单位非法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可见，16周岁是合法的就业年龄，满16岁但未满18周岁的劳动者是受特殊劳动保护的。     4.法定结婚年龄和合法性生活     从历史上看，男女孩的青春期都比较短暂，男孩子往往很早就参与养家活口的劳作，而女孩子常常尚未告别儿童期就已完婚并生子，从而早早承担起了成年人的责任。按照《婚姻法》，男女性的法定婚龄分别为22和20周岁，尽管一些农村至今还残留着早婚早育的习俗，但总的来说，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地区，青年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都明显高于法定的最低年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90年育龄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3.6岁，到2000年上升为24.5岁（国家统计局社会和科技统计司，2008：21）。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4.6岁，其中女性23.5岁，男性25.9岁（国务院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07）。与此密切关联的是，年轻人的平均初育年龄也推迟了。育龄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从1990年的23.6岁上升为2000年的24.5岁，到2006年达到25.7岁（国家统计局社会和科技统计司，2008：21）。     随着营养、生活水平及其他条件的改善，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类似，少女月经初潮的年龄呈下降之势，平均约为12-13岁（Dixon-Mueller, 2008：248）。据2005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汉族女生初潮的平均年龄接近13岁，其中城市为12.6，乡村12.7，男生首次遗精约为14岁多点，其中城市14岁，乡村14.2岁，城乡男女孩之间已几乎没有差距（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2007：232）。上述事实表明，男女青年的“性待业期”都达到了7-8年，而实际的平均年数应该更长。这意味着当代年轻人性成熟与合法过性生活之间的时间差越来越大了，这就不可避免引发许多性与生殖健康问题。     5.对儿童青少年的特殊保护     鉴于儿童作为未成年人的脆弱性和弱势地位，这个人群的健康与发展在世界各地都往往得到特殊的保护，中国也不例外。1992年中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儿童权利公约》，并按照这个全球人权框架下相继制定了《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上个世纪90年代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都是根据儿童和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点专门制定的。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以及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机构的设立和完善同样是出于保护未成年儿童少年权益并促进其发展的目的。     一言以蔽之，无论按国际标准抑或中国法律框架，公民与政治地位、受教育、就业及最低婚龄等方面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多半是建立在刚性的年龄之上的。这与其说是精准的年龄划分，毋宁说是社会角色和履行角色的能力的区分。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区分不同人群尤其是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之间不同的权利、义务和社会角色。从上述意义上讲，厘清未成年与成年青年之间的分野显然就不是无足轻重的了。     人们在整个生命周期的性与生殖健康需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步入青春期之后，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开始在个人生活中渐渐凸显出来。少男少女在生理、心理、情感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皆处于剧变之中，一些人还会深受“成长烦恼”的困扰。更何况，青少年和青年本身都很多元化。处于青少年期这个连续体两端的人口，即10和19岁的可能大不一样，这就更甭提10和24岁这两极之间的差异了。10岁的少男少女可能尚未进入青春期，他们还同父母生活在一起并处于求学阶段。而跨入成年期的19岁青少年有可能已离开家庭或学校独自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了。他们中有的人或许已开始探索性问题，有的人则有可能已处于性活跃状态。随着年岁增加，人生经验和阅历势必更加丰富，性与生殖健康的知识、态度和行为也会有所不同。然而，不管是10多岁还是20多岁的，总的来说，未婚青年会都因缺乏必要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技能和权力而面临较大的风险，其中的未成年人就更加脆弱了。     这一切在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共同发起、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组织实施的“中国青年生殖健康可及性政策开发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印证。该研究将定量与质性资料收集方法结合起来，从供需两个维度探究了中国青年性与生殖健康信息与服务的需求、供给、利用及其障碍。2009年进行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涉及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22288名15-24岁的城乡未婚青年；质性调查包括对青年男女本身，也包括对父母、教师、服务提供者与管理者及决策者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访谈。这是中国首次就青年人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展开大规模的全国性调查。下文所用的定量数据和质性资料均源自这次全国性调查，尤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等2010年5月4日发布的问卷调查数据报告——《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可及性调查报告》（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等，2010） 。     按照联合国系统有关青年统计的惯例，也为了凸显未成年和成年青年之间差异，本文将调查对象分成15-19和20-24岁两个年龄段，前者主要是未成年的青少年，后者则是年轻的成年人。很凑巧的是，2009年开展问卷调查时，15-19岁被调查者正好属于“90后”，而20-24岁的恰好是“80后”，他们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尽管这两个年龄段青年在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及行为等方面存在许多共同之处，他们之间差异也异常明显。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加深显然在他们身上打下了不同的时代烙印。限于篇幅，下面仅从知识、态度和行为三个方面对15-19和20-24岁两个年龄段青年的生殖健康状况略做考察。     （一）知识     了解非意愿妊娠和感染性传播疾病特别是艾滋病的风险和危害是加以预防的前提之一。调查问卷设计了二道问题来测度未婚男女对性交行为风险和后果的知识。结果显示，被调查者中能正确回答“女性一次性交就有可能怀孕”才刚刚超过半数，占50.7%；认为“人工流产对女性以后妊娠不会产生影响”却足足有一半人，达50.3%。对于困扰很多男青年的“手淫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这道问题，回答的正确率仅为15.6%。令人担忧的是，能正确回答上述三道性与生殖健康知识题的被调查者仅仅只占4.4%，其中青年为4.8%，女青年3.9%。     分两个年龄段的满分率数据显示，20-24岁青年知识掌握的情况略好于15-19岁青少年（χ2=23.69，p 人口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816.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胡玉坤 郑晓瑛等：厘清“青少年”和“青年”概念的分野 相同主题阅读 胡玉坤 郑晓瑛等：厘清“青少年”和“青年”概念的分野 刘瑜：青年觉醒要摆脱集体主义思维方式 李涛：流动的音符还是游弋的病毒？ 唐晓峰：难忘的一九七一 胡玉坤：理解青年亚文化是有效赋权年轻人的关键——同伴性教育者之声 于建嵘：一个人的声音能传多远？ 公冶：青年的选择问题 于建嵘：谁在扼杀中国底层知识青年的中国梦 欧阳哲生：新发现的一组关于《新青年》的同人来往书信 梁晓声：国有怎样的中年，便有怎样的青年 梁晓声：中国青年各阶层扫描 张一兵：空无与黑夜：青年阿尔都塞的哲学关键词 于建嵘：底层知识青年将改变中国 蒋昕捷：一位博导经历的两种“自治” 熊培云：陈独秀和胡适，谁是新青年？ 邵建：《新青年》的精神初始 雷颐：“军”、“队”的命运 金观涛 刘青峰：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意义演变——从晚清到《新青年》 曹锦清：操纵与诱导：青少年流行文化背后的商业力量 石勇：《新青年》：启蒙与“人”  

　　作者按语：本文是一项中国专题研究的第三稿，第一稿曾于2010年3月30日发表在“选举网”，第二稿发表在2011年8月第41期的《领导者》。第二稿的修改比较大，现在的第三稿则进一步按照“冷酷实证”原则进行“客观中立化”处理，力求“既不亲华、亦不反华”。列宁说：“谁不和我们一起就是反对我们，中立的人最危险”。我深信列宁时代早就过去了。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谜，而且是一个远没有被解开的谜。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谜，中国的政治发展更是一个谜。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内外的不少观察家一直在预言中国政治的崩溃，可中国不仅没有崩溃，“中国崩溃论”本身反倒似乎不太妙。对于希望或不希望中国崩溃的人来说，“中国为什么没崩溃”就成了一个最大的谜。 　　1，“冷酷实证”方法论 　　本文的目的就是为读者揭开这个谜。我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开这个“中国之谜”，这个办法叫“冷酷实证法”。“冷酷实证”就是尽量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和政治立场去观察中国，尽量不作或只作最低限度的价值判断，并在直达事物的本质之前不提出任何价值主张。 　　我们中国人对亲疏贵贱十分敏感，所以这个“无立场”的方法对大家来说可能很难接受。可我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只有采用这个策略，才能不受政治立场所累。一个学者一旦被政治立场所累，他对现实的判断，就会变成对寻求改现实的判断，以致于他会仅仅看到那些倾向于否定或肯定现实的因素，他会因为这种“选择性失明”而不再可能直达事物的本质。我把这种以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为代价的感情倾向，称为“规范冲动”。“冷酷实证”就是要在避免“规范冲动”的前提下解开“中国之谜”。 　　老子说“天地不仁”，庄子说“至仁无亲”，要直达事物的本质，就不得不“冷酷无情”。我并不认同“存在即合理”或“强权即真理”的观点，本文涉及的只是现实的存在性，不是现实的合理性。总之，立场是认识的累赘，认识才是学者的生命。 　　2，中国的“崛起”与“被崛起” 　　有没有“中国崛起”或“中国奇迹”这回事？这是一个仍在争论的问题。中国的“崛起”和“没崩溃”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这里先简单讨论一下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发展，然后再着重分析“没崩溃”的原因。 　　古代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但明万历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清末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经济落后进一步加速。新中国建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GDP一直徘徊在世界前十名开外，到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才突然开始发力，并在10来年内连续超过了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2010年，中国进一步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预计，再过十多年中国将可望超过美国。 　　从1979年到2011年，中国的GDP连续四次每八年翻一番。从近代历史上看，一国GDP翻一番的时间，英国用了58年（从1780年起），美国是47年（从1839年起），日本是33年（从19世纪80年代起），而印度尼西亚是17年，韩国是11年。历史上，人口城市化的比率由20%升到40%，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经历了100年，德国经历了80年，美国经历了40年，前苏联经历了30年，日本经历了30年，中国则只用了22年。另外，人口在100万以上的中国城市早已超过了200个，远远多于美国和欧洲同等城市的总和。 　　肯定“中国崛起”的人认为，象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时间长度，确实存在国际先例，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发展，有中国这样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连续四次每8年GDP翻一番的，在1970年以后做到的也仅有中国一家。 　　当然，如果按人均计算，中国的GDP现在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美国的十一分之一，中国人均GDP的世界排名也在100位之外。所以，低调一些的人认为，虽然中国的GDP已经从30年前的10名以外，变成了如今的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然“遥遥落后”，即便经济增长率和汇率升值使中国的GDP在未来十几年内赶上美国，人均GDP再过几十年也未必能超过美国。更加重要的是，国民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欧美大约为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国只有1２%左右。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老百姓收入的3倍左右，而很多发达国家正好相反。当然，如果考虑农民收入难以统计的因素，还有灰色收入等其他因素，中国的比例可能可以调高一些。 　　在另一方面，否定“中国崛起”的人，则偏向于只看中国存在的问题。实际上，中国不缺的还就是问题，例如：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物价房价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保障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贪污腐败问题，政治民主问题，教育医疗就业问题，社会管理及治安问题，暴力拆迁、违规征地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等等。面对这么多严重的问题，很多人相信存在的只是中国的“被崛起”。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只有政府在崛起，权贵在崛起，人民并没有崛起，中国有的是“一半崛起”或“崛而不起”。 　　所以，有没有“中国崛起”，就要看你是强调规模，强调人均，还是强调问题。但是，本文所说的“中国崛起”既不涉及规模，也不涉及人均或问题，而是强调“制度”。根据标准的西方观点，中国的崛起有“三个不可能”。一是市场化不可能离开法治宪政而成功，二是粗放的外向型经济不可能长期持续，三是权威主义政治不可能长久稳定。按照这种思维，西方的有些中国观察家，不是年年在等中国出问题，而是几乎天天在盼中国出问题。当然，他们未必是出于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而主要是出于一种观念倾向的主观预期。 　　当中国发展的“动车”依然滚滚向前时，观察家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自己的“崩溃预测”。同时，中国的一切被看成了表面的繁荣和稳定，所有能够想象得到的危机都被认为是“潜伏”在社会的深层，并随时等待爆发；而且，一切可能发生的社会事件，都被当成了“即将爆发总危机”的有力证据和迹象，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也都被认为是在拖延时间、苟延残喘。 　　本文的“中国崛起”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说的，它指的是：中国那种非西方的“行政市场经济”，加上非西方法治意义的市场运作和政治集权，居然能够在没有与西方“并轨”的情况下“老不崩溃”，并还能在危机四伏的全球化经济中继续发展。 　　抛开中国现存问题的好坏不说，这种“不崩溃的发展”本身确实是一种奇迹。那么，到底是“早晚崩溃”的“西方观点”出问题了，还是“中国现实”出了问题？到底是“西方理论”错了，还是“中国现实”错了？难道中国人都变成了西方意义上“不合理”的“非理性人”？还是说中国存在着不同于西方的“理”？中国会不会真的不一样？ 　　本文关心的不是西方的“理”好还是中国的“理”好，也不关心人们应该坚持“西方思维”还是坚持“中国思维”。本文关心的是：在西方的“三个不可能”情况下的中国经济发展，这背后有没有什么依据？不管人们喜欢还是讨厌这些依据，这些依据是不是符合现实的逻辑？ 　　3，中国人的怨气又是哪来的？ 　　中国没有崩溃，但中国人的社会怨气却随处可见。经过了三十多年成绩斐然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的怨气似乎不是小了，而是令人费解地变得更大了，并且成了“中国崩溃论”的一个重要依据。在最近几年里，社会怨气突出地表现在维权抗争、泄愤杀人、哄变骚乱、恐怖袭击、信访受压、绝望自杀、交通事故等几个方面。“杀童”不为越货、“杀官”只为愤恨、自杀不惜“连跳”、“自焚”不顾一切、信访成了非法、追尾事故不断，加上大量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造成的社会怨气，中国经济大发展的背后，竟显示出中国的学者们所说的“溃败”和“溃散”迹象，以至于令人产生了“2012世界末日”的联想。 　　以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经常被说成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现在有人认为，这个“供需矛盾论”正在让位于“分配矛盾论”。中国网民则另有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智商-道德矛盾论”）。如果从社会怨气的角度看，其实也可以说，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群众日益增长的发泄需要，同政府不断下降的排泄的供给之间的矛盾（“发泄-排泄矛盾论”）。 　　中国的知识界对社会怨气的原因提出了至少五种解释：一是贫富差距扩大，二是贪污腐化加剧，三是社会正义匮乏，四是个人道德沦丧，五是个体信仰迷失。福利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人是一个以“相对福利”为转移的社会动物，当大家都一样穷的时候，人们的气都不会太大，而当大家都好起来、一部分人却好得比另一部分人更多更快时，有些人的气就开始不顺了。人类的公平观念就是来源于人的相对幸福感。在人类的情感中，“憎恨”偏偏又是比“恐惧”更加易燃易爆的危险品，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再控制，所能产生的“恐惧”无论如何也抵不过“憎恨”的爆发力。 　　当人们没有比网络更好的发泄工具时，“网络发泄文化”和“网络轰动效应”就进入了“中国特色”的家族。网络发泄尽管只是“虚拟发泄”，却出乎意料地成为中国人泄恨解气和舒缓社会矛盾的有效通道，很多事件没有演变成社会危机，网络发泄实际上立了大功。在传播信息的意义上，网络有利于民主，在舒缓社会怨气的意义上，网络则有利于稳定。 　　可是，中国人现在又是在“憎恨”什么呢？现代政治学给出了直截了当的解释：巨变点燃了人们的期望，期望急速转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参与；而当协调这种大规模能量的制度安排无法同步跟进时，个人挫折和社会怨气便同样急速地蔓延，以至于出现了“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却是社会不满的一触即发”这样的矛盾景象。 　　巨变产生期望，期望导致躁动，躁动的落空激发社会怨气。这就是说，这个“社会怨气”可以是“怨恨一切”，“怨恨的形式”比“怨恨的内容”更能体现“怨恨”的本质。“怨恨的形式”便是“时间偏好强化”的形式，通俗地说，就是“现在就要”、“一切都来不及了”、“别人都那样了我怎么才这样”，等等。所以，不是中国人日子改善之后想要更好的日子想疯了，而是绝对福利改善开始被相对幸福感给压垮了，人们已经被“现实”和“潜在可能”的一步之遥给逼急了。中国似乎早就从“大鱼吃小鱼”进入了“快鱼吃慢鱼”的时代。 　　4，“社会加速溃败论” 　　2010年，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有一篇题为“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的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孙立平的“社会加速溃败论”把“憎恨”的矛头指向了“权贵资本主义”，他认为：“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 　　文章说：“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因此，“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 　　孙立平还进一步挑明了话说：“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 　　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 　　5，“崩溃论”与中国的政治现实 　　孙立平从一般的“社会动荡”问题更进一步地深入到“社会溃败”分析，确实代表了中国自由派解读中国社会的较高水平。“社会溃败论”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二是“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 　　历史上的“崩溃论”存在几种不同的形态，包括“失控崩溃论”（清朝末年）、“扩张崩溃论”（蒙古）、“内讧崩溃论”（太平天国）、“腐败崩溃论”（蒋介石）、“残暴崩溃论”（秦始皇）、“松动崩溃论”（戈尔巴乔夫），另外还有章家敦的“经济崩溃论”和一般意义上的“集权崩溃论”等等。 　　回顾中国的历史，每一个专制王朝的“溃败”都是什么引起的呢？历史学家給出过各种五花八门的答案，但比较共同的一点是：“统治者上层”出了问题。出什么问题呢？统治者的“德能”出了问题。历代的“治世”无一不是因为有“贤君明主”，而“乱世”则无一不是因为存在“昏君庸主”。统治者的“德能”又为什么老出问题呢？答案自然在“家族统治制度”本身。 　　家族继承能够克服个人的有限寿命，但从秦始皇开始，代代相传以致千秋万代，一直只是一场春秋大梦。尽管暴力、宗教和意识形态能有助于政权的稳定，但几代人里出一个孬种，政权就危在旦夕了，这就是古典君主制在终身专权和继承制度上的“基因悲剧”。“基因悲剧”正是中国历史上“朝代轮回”的关键内因，也是制度近似的现代独裁制不能长久稳定的关键内因。 　　王朝崩溃其实就是大白话说的“皇帝镇不住了”，我主张说是“基因悲剧”使统治上层无能，换一个视角的话，也可以说是因为下层太乱。当然，也有人主张用“官僚队伍的扩大和农田触目惊心的集中”来解释王朝更替的原因，或者用“枪杆子”来解释政权的“刚性稳定”。大家知道，官僚和分配集中问题最有名的观点，是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用“分利同盟”来解释国家衰落的理论。但是，“分利同盟”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朝代持续那么长，有的却那么短。所以，我倾向于用上层制度而不是社会中下层的“分利同盟”去解释，上层的“基因悲剧”是社会中层的“分利同盟”和社会底层的“破坏能量”失控的关键。 　　枪杆子很重要，但说服力还是差一些，因为如果是上层的统治无能，有枪杆子也镇不住，而且枪杆子可能反倒成了内部分裂倒戈的因素。在中国历史上，多少皇帝都是死在手下大将的刀下并被取而代之，所以，还是统治者上层的“德能”以及相关的制度最关键。２０１１年发生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中东革命”也证明了，不是枪杆子不重要，而是最高统治者有没有能力控制枪杆子更重要。 　　我们知道，北朝鲜有朝鲜劳动党的“金氏王朝”（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古巴有古巴共产党的“卡斯特罗王朝”（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如果中国现在依然是古巴、北朝鲜那样的“家族政党制”，那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基因悲剧”的必然性就不可能排除。孙立平说“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可是，他忘了进一步问，开放又是沾了什么的光呢？这是个极其关键的一问，这一问当然就问出了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大过渡。这个大过渡的本质是什么呢？还是那个“贤君明主”问题吗？既是，又不是。 　　一般认为，中国虽然不是“家族政党制”，但实质上还是“一党领导制”。但这种“制度主义”还是存在“逻辑不彻底”的问题。因为“毛邓大过渡”的本质不是别的，是“一党领导制”或“一人领导制”向“一党限任制”的过渡。这个“一党限任制”现在当然还没有走到“分权制衡”的地步，但中共的“家族集权”性质本来就很弱，毛泽东时代的“个人集权”性质则由于邓小平的制度化理念而发生质变，并在2002-2004年的“江胡交接”中完全实现；２０１２年的“胡习交接”则会是这一新制度的持续和巩固。可见，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已经从“家天下”经由“旧党国体制”变成了现在的“新党国体制”。 　　这种变迁的意义，当然不仅仅是中共历史上开创性的“和平与制度化”的权力交接，而且，是这种交接所包含的“首脑限任化、党权非个人化、入党开放化、高层法治化”等制度变革。这个“执政党四化发展”就是“新党国体制”的开始，其中的“限任化”包含了明确的年龄、任期、年限等方面的制度化内容，它已经具有明显的法治化性质。 　　当然，这种制度化还不是自由派所希望的多党民主立宪，其实质仍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可在学术上，我们没必要因为某种“憎恨情绪”而否定中共的“执政党四化发展”的存在。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执政党四化发展”不是我希望或我主张的，而是我观察到正在发生的。我这里只涉及“事实判断”，不涉及“价值判断”，更不涉及“价值主张”。我关心的不是“执政党四化发展”好不好，我关心的是“执政党四化发展”发生了没有，又会导致什么结果。 　　中共的“执政党四化发展”一方面克服了置“苏共模式”于死地的“权力继承陷阱”，另一方面又克服了中国历史上家族统治的“基因悲剧”，统治者上层出问题的历史恶性循环被打破了。还要注意的是，中共的“中常委新老双层制”、“高层集体领导制”、“梯队接班制”、“条块代表制”同“军委主席制”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它既能有效地选拔出较具“德能”的领袖，也有利于防止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当然，中共的新体制能否真的占尽“优越性”仍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新体制使中央的制度权威更大、更巩固了，1994年的分税制则进一步强化了中央的财力，新的中央制度在政治上和财政上都得到了加强。 　　然而，“新党国体制”的确也强化了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政府费用占国民收入居高不下的比例就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但孙立平所说的改革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这确实是错误判断。更明确地说，孙立平的“权力失控”判断，其逻辑上的漏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没有区分“上层权力”和“中下层权力”，把“中下层权力”的失控简单化为“权力失控”；另一方面，它没有看到“中下层权力”的失控仅仅是一种“事前失控”，并不是一种“事后失控”。 　　我们知道，“上层权力”的制度化和巩固，也体现在中共的纪检和司法还在不断地强化，干部任免考察制度也依然有力，危机处理和事后补救也非常快速。这意味着，整个政治体系的事后性“消防灭火制”的迅捷，弥补了与社会监督相关的事前性“警察巡逻制”的不足。因此，中国政治的“事后纠错机制”不仅存在，而且运行得力；尽管社会有怨气，但整体的内部约束仍是非常有效的，这不仅表现在对权力腐败的事后惩处，也表现在对群体事件和自然灾害的事后处置。有意思的是，中国的“纠错机制”在某种意义上也靠“强人政治”，如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反腐打黑就颇为有效。 　　与官权的事后约束相比，对民权的约束却具有明显的事前特征。中国政府对民权的事前约束，其实正好反映了“中下层权力”根本没有失控。2011年的“中东动荡”之所以没有波及中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地方政府对民权的事前约束，包括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等方面的控制。 　　“权贵资本主义”的横行，实际上反映的并不完全是中共“内部约束的无效”，它主要反映的是中共新体制的“政治单一制”和“准财政联邦制”特征上的内在制度矛盾，以及中国政治文化的特殊性。所以，“内部约束失效”的判断是对“中央制度权威”的误读，更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内在矛盾”的误读。 　　我观察到的现实是，中国现政府不是“腐败无能”，而是“腐败有能”。关键之处是理解中共高层的“执政党四化发展”、约束官权的事后性“消防灭火制”以及约束民权的事前性“警察巡逻制”。 　　孙立平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双重误读”呢？我的判断是：因为他对“权力失控和腐败”非常不满。问题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应该更倾向于表达不满，还是应该更倾向于冷静分析呢？平心而论，如果我现在不是身在美国而是像他那样身在中国，我很可能不会比他做得更好；如果设身处地，我很可能也不能避免类似的“规范冲动”。但是，“规范冲动”的确会导致“选择性失明”，导致夸大一部分事实而忽视另一部分事实，而如果忽视的事实碰巧更重要，被夸大的那部分事实就会接近于完全错误。 　　6，中国政治经济的内在矛盾 　　如果说“溃败论”在“内部约束失效”上的判断，一方面是对“中央制度权威”的误读，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内在矛盾”的误读；那么，中国存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内在矛盾呢？ 　　首先，我们应该把权力市场化的“权贵资本主义”放在一种国际视野中考察。这里，我要借用美国政治学家迈克尔·约翰斯顿于1997年提出的“精英-机会分析框架”。约翰斯顿在2004年的《腐败症候群》一书和2009年的“民主能抑制腐败吗？—对中国和印度的考察”一文中（与孙燕合著），运用并发展了自己的这个分析框架，它涉及“精英可接触性”和“政治经济机会”两方面的分析。约翰斯顿认为，“精英独立性-可接触性”和“政治-经济机会”一但出现失衡，“权贵资本主义”就会产生。 　　在西方发达国家（美国），由于选民和市场的力量，精英的可接触性超过其独立性，经济机会也多于政治机会；在这种“市场型寻租”中，私人利益集团力量强大，政治精英很容易受到合法捐赠或非法贿赂的双重腐蚀。在新兴民主国家中（印度），精英的可接触性高，政治机会充裕，但经济机会却相对不足，这使得精英的地位易受外力和裙带关系影响，“分权型寻租”就加剧了精英的短期行为和腐败倾向。在传统专制国家（缅甸），精英垄断了政治经济竞争，裙带关系盛行，腐败呈现出“独裁型寻租”的倾向。 　　当代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政治精英一般通过控制政治门路来获得经济利益，充裕的经济机会又使竞争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是一种以“官僚权贵”为特点的“集权型寻租”。这种类型的制度逻辑就是“有钱的人有势，有权的人捞钱”。辛子陵就认为，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１９８０年代利用“双轨制”的漏洞的官倒时期，二是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的包揽大型工程时期，三是幕后交易的国企改制时期，四是官场商业化的买官卖官时期。 　　如果更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反映的是“政治单一制”和“准财政联邦制”结合下的内在制度矛盾。这个矛盾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中央要集中和扩大财权，却对地方预算外、非预算项目、融资平台和地方债务严加控制，这当然是实现不了的。中央要在民生开支上甩包袱，又对地方分权让权不足，这当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中央要信任地方官员“为官一方”，又要对地方官员进行严密的控制，这也是鱼和熊掌的两难。中央要地方发展经济，又不给地方积极性和灵活性，这又是鱼和熊掌的两难。此外，中央要改革开放多元发展，又要解决多元化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隐蔽信息与隐蔽行为）；中央依靠经济绩效和政治关系驱动的“政治升迁”，又要地方官员避免地方主义和短期行为；中央要地方保证社会稳定，又在土地产权、人员流动、问责权利等方面控制过紧；中央要地方官员保持政治忠诚，又要限制地方官员中“关系型文化”的滥用；等等等等。 　　在这些“跑和吃草”的矛盾中，中央只能由着地方“既跑又吃草”，然后端着枪“专打出头鸟”，以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高“交易费用”问题。表面看上去是“内部约束失效”，实际上却是省费用减负荷的办法。都说腐败不利于发展，但腐败确实经常是发展的润滑剂。但更深一层的矛盾是，当前的政治制度对“分权制衡”和“民主问责”所包含的“多党自由化”的不确定后果充满了顾虑，因为 “问责制衡”到“多党自由化”确实只有一步之遥。 　　这种“僵局”是否存在“可持续性”呢？可能存在。一方面，不管是美国的“市场型寻租”、印度的“分权型寻租”，还是缅甸的“独裁型寻租”、中国的“集权型寻租”，世界上各种类型的“权贵资本主义”都使各国的政治经济“带病运行”，无病运行的社会根本就不存在。“多党自由化”只能改变“权贵资本主义”的类型，却根本无法彻底消灭“权贵资本主义”本身。 　　在另一方面是，中共有“摸着石头过河”的“邓氏高招”；在内部约束上信息严重不对称时，“问责制衡”依然是中共高层可能使用的办法，变通和创新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另外，中共的合法性资源（特别是绩效合法性）并没有因社会抗争而彻底丧失，中央的制度权威也没有因社会不满而下降。还有，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分化利用”和“行政吸纳”实际上也是卓有成效的，福利政策的逐步推行也在不断缓和社会矛盾。 　　当各个社会阶层都能够从制度本身获得一定利益时，制度就会取得自我强化的力量，因为在重大的变革到来之时，人们考虑的首先是失去什么而不是得到什么。人性的弱点是：他伤总比自伤更感疼痛，参与总比排斥更引顺从。政府把异己力量“体制化”和“内部化”经常会有意外的效果。 　　在社会危机到来之时，政府当然也不是吃干饭的，公众的不合作也不是自动的，因为公众面临着协调集体行动的大难题。垄断了暴力的政府在强制个人守法上有组织效率方面的优势，而公众要统一行动，进行组织协调和偏好协调的交易费用实在太高，在政府根本不允许“自由结社”（约束民权的事前性“警察巡逻制”）的情况下就更是这样。公众在组织协调方面的困难，导致政府可以相机行事，随时选择定新法或不守法；公众在包括目标和方法的偏好协调方面的困难，导致政府可以随机应变，随时拉拢和分化公众中不同的利益群体，为自己定新法或不守法进行补救和辩护。无论如何，这个组织协调和偏好协调的“双重协调费用问题”，正是公众统一行动的难点。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在解决“组织协调”和“偏好协调”问题时更倾向于容忍。中国人确实更能忍、更能熬。帕特里克说：“不自由，毋宁死”；但熊培云则说：“不自由，仍可活”。难怪有人讲：中国人不怕死，但中国人“怕不活”。“不怕死”是在逼急的时候，“怕不活”则是对现世的留恋。中国人的“忍和熬”取决于外在的单一权威的力量，“小不忍则乱大谋”是相对而言的。外在权威强时，中国人的“大谋”是“谋生”；外在权威弱时，中国人的“大谋”是“谋反”。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以“镇得住还是镇不住”为起点，中国人服的是权威而不是原则，在抽象的原则面前中国人“谁也不服谁”。中国是一个“明规则”与“潜规则”奇妙共存的“双轨社会”。 　　7，结语：“新党国体制”可持续吗？ 　　不可否认，中国的问题非常多，而且中国的问题还特别复杂；你如果注意观察对比，你还会发现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也特别明显。如果你只想看坏消息，只关注中国坏的一面，你会非常逻辑地从你想看到的坏消息中得出“一切不可持续”和“中国即将崩溃”的结论，正如你只关注中国好的一面，就会非常逻辑地从你想看到的好消息中得出“中国正在崛起”的结论一样。同样一个中国，崩溃与崛起，看法竟如此大相径庭，全看你在想什么和怎么想。好在两者不可能都对，只是一个比另一个会错得更多些。 　　在“崩溃论”预言一浪高于一浪时，中国政府依然还没有崩溃，就一定是另有原因。而这个原因一定与中国政府做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事情有关。你可以说这件事情就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关注民生”，你也可以说是“枪杆子”、“加强控制”等等，我认为这个至关重要的事情不是别的，是“新党国体制”的初步形成，是本文讨论的“执政党四化发展”，即“首脑限任化、党权非个人化、入党开放化、高层法治化”；其中，“高层法治化”又包括“中常委新老双层制”、“高层集体领导制”、“梯队接班制”、“条块代表制”和“军委主席制”等等。 　　总之，“溃败论”忽视了中共约束官权的事后性“消防灭火制”，以及约束民权的事前性“警察巡逻制”，误读了“中央制度权威”和中国“政治经济的内在矛盾”。中国的“权力失控”是“中下层权力”而不是“上层权力”的失控，“中下层权力”的失控是“事前失控”而不是“事后失控”。现在的问题是：“新党国体制”的可持续性到底有多大？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作者文集：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