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

　　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3.28. 　　杨帆按语：问题都是徐伟问的，没有任何变动。 　　内容我加以修改，补充了一些事实。有些不适宜公开的观点，我加以删除，这和徐伟有言在先，我允许他录音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经过我修改才能够公开发表。 　　题目：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 　　记者：您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您能不能讲一讲乌有之乡创立的背景和过程是怎样的? 　　杨帆：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韩德强是北航学生处的副处长，他写了一本书叫《碰撞》，这本书得到呼应，反对加入WTO。实际上加入后没有那么严重的恶果。但在当时，大家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非常欣赏韩德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去税务杂志开产业论坛，我问他是不是赞成民主，他说支持。我说坚持国家主义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 　　乌有之乡是在经济学非主流派基础上建立的。 　　1994年我支持左大培，拥护国家宏观调控。以后有高梁、卢周来、杨斌，韩德强加入，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具体内容在我们论文集。他们说我是左派，就是这个时期的印象。其实我只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我一直坚持民主改革，20年前我亲身在天津开发区设计民主评议会。后来对那些8*8落难的朋友们真心相待，真心相帮，他们可以证明我的人品。这不是那些极左的疯狗能够咬得动的。 　　经过十年斗争，从1994年到2004年，基本取得胜利。我们的意见被中央采纳，为社会基本接受。特别是2004年郎顾之争，反对极右派企图把国有资产按权力瓜分，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国退潮。 　　韩德强年轻，我一直说他是未来左派领袖，但多次提醒他不能走极左。他至少在表面上尊重我意见，一直叫我杨老师。我和左大培，韩德强三次上书全国人大，人称三剑客。 　　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基础是经济学非主流派。主要是韩德强跟手下几个青年教师包括范景刚。除韩德强当副教授，其他人辞了职。韩德强发起的书店乌有之乡，后来一直是他控制。韩德强绝非一般学者身份。比如我要求以乌有之乡名义开会，就要通过他们两个人同意，我自己没有权利召集开会。请一些左派人士参与，长期参加活动的主要是我，左大培，高梁，杨斌。还有王小东，祝东立，黄纪苏。 　　刚成立不久2004年出现郎顾之争，主要是我一个人筹划，邵振伟帮忙在搜狐开会。乌有之乡刚成立，作为我们的阵地起作用。到2005年乌有影响就大了，以后就出现了和老左派的分歧。我一直劝告他们不要极左，不知多少次了，鉴于我的影响和组织能力，他们在表面上接受，实际在思想上不接受。 　　记者：乌有之乡是一个文化公司吗? 　　杨帆：是书店。最开始的时候经费困难，我们这些人都出了很多钱。比如我，每次只要参加会议，都是自己出钱请大家吃饭。推销书、捐款，都依靠大家支持。换了几次房子，越换越小。 　　记者：那现在是靠什么来维持运转呢?

某某先生，好： 　　邮箱发来先生书稿《中华帝国史》已经拜读。我不习惯说诓语，要么不说，说则直说。 　　赞同先生主张“中华帝国”一词。中国曾经是帝国，这是事实。关于这点，谈点意见：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帝国”这样的名词，但这只是语词形式。“帝”字在中国属于帝王专用，不称于国。国称“大”，如大秦、大汉、大唐、大宋之类，皆是“帝国”之意。天下有国，周边蛮夷之国，中为华夏之国，华夏为大国，为帝国。先秦夏、商、周，夏、商、周为国则小，故无大夏、大商、大周之说。然此小国非其它方国，而是诸国核心，以此核心率盟而成一大国。大国为“朝”，不称国，故称夏朝、商朝、周朝，有王，有帝王。朝之于未臣服蛮夷之国为大。臣服而纳为方国则蛮夷入朝，不臣服而有征讨则逐、灭其国。方国间有冲突，则朝为之仲裁。可灭国，可赐国，亦可将一方国裂为数国。西周封建，方国变为封国，得封则为国，无封则不为国，无封之国为外国（夷狄之国），朝下之国独立程度大大削弱，且国有爵等。秦始皇取消封国-王朝体制，故朝即为国，下无小国（方国、封国），国即大国。皇乃王中之王，是一王，故为帝皇，秦赢政为始皇。夏、商、周为帝王。皇与王不可混淆，秦始皇已经以自称给予明辩。秦为国家正式名称，故不是正式自称帝国。话语中称大秦，乃是称者认指其为帝国。先生将中国帝国说成从秦朝开始，乃抄袭于史学界谬误之谬误。秦者，中央集权之帝国耳。夏、商、周，乃地方自治之帝国耳。夏、商，方国之帝国。周，封建之帝国。 　　凡帝国，无论先秦、秦后，疆土之增长皆为扩张，扩张之主要途径乃是征伐，故中国广大，必多征伐，好侵略、拓疆。周边有蛮夷，故有对外征伐对象。然中国好和平亦是事实。此中特点，乃是源于先秦臣服入朝为方国之传统，采无征伐之和平扩张道路。朝贡是一形式，只要蛮夷之国入中国，仍可有国，为藩国，帝国返以昂贵赏赐及贸易、保护之利，长期而往，则文化接近，蛮夷同化为中国一方，或进入汉字文化圈。藩国有紧密为属国者，亦有朝三暮四以谋利者。先生受误史家，只知道有征伐之扩张，而不知道有此和平一途之扩张。这是中国古代领土扩张有别于世界其它帝国的一大特色。 　　就征伐而言，亦有两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这是什么意思呢？扩张领土的征伐有两种，一是简单、粗暴、只为利益的武力夺取，一是它国人民不满暴政，给予解放而吞并。孟子主张的是后一种周武王的征伐扩张道路，无论进行侵略还是被侵略，都是一种运。亦即在中国传统中，侵略它国进行吞并，未必就等于是非正义的，如果这个国家执行的是暴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其进行侵略吞并，使该国人民摆脱水火，得到仁政，那么就是应运，是正义的。中国从黄河中原地区而逐步扩张，主流是通过这种正义的侵略实现的。侵略与被侵略的正义与否决定于人民的利益，决定于是否“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也即人民意志是运之所在。 　　先生主张绝对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然国家与民族是否同一？国家与民族，孰大孰小？孰先孰后？孰重孰轻？世界上，有一民族而多国家者，有一国家而多民族者，国家与民族关系当如何处理？或曰：“中国特殊。”但切不可忘记历史，亦要看到现实。华夏之人在中国以外立国，古代并不鲜见，对于该国之华人，是忠于该国，还是忠于中国？满清时候南洋华人试图立国，但中国与洋人勾结，给予灭亡，南洋华人属于叛国还是不叛国？中国政府是忠于民族还是忠于了自己的国家？今日之新加坡，乃中国人为主国家，新加坡华人难道应该忠于中国？中国是否应该进攻新加坡，以民族统一名义灭掉新加坡？民族主义是系于血统、文化的自然情感，较之国家主义更具有自然性，但如果一切以民族利益为根本，则与种族主义无区别，也证明了举着黄种人、白种人对抗旗帜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合理，证明纳粹为合理。国家主义是一国情感，但较之民族主义缺乏自然性，内在充满悖论，更只是一种政治组织的原则，一当极端，以国家的利益为根本，则无异于法西斯主义。一国之人当维护一国利益，但必须清楚，国家主义乃是一种低级的原则，民族主义高于国家主义，两者不可并论。今天一些所谓的爱国主义者，动辄就喊叫攻打台湾，炸平台湾，要中国人屠杀中国人，便是违背了民族主义。即使民族主义，较之人类主义，仍然是一种低级的原则。苏联为非人道之国，使崩解，人类摆脱眉睫间核大战毁灭危险，乃是进步，是高于一切主义之伟大革命。美国为人道之国，倘崩解而苏联存，人类覆卵于野蛮威慑核武器之下，乃是灾难，是末日。 　　先生否定世界主义，更是不能区分国家利益与专制利益之区别，批民主而赞专制。今者中国大陆忽然好儒学，意图用孔孟为国家主义、专制主义辩护。我至今没有谈过儒学，今为先生说点孔孟之道本义，也即汉以后儒者所不敢正视和谈论的“忠”之前提。《诗》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国家再怎么广大，根本在民。《大学》子曰：“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国家的根本和利益，在于人民。《中庸》子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有人民才谈得上有国家，没有了人民还谈得上有什么国家呢？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君代表国家。社稷被一些只知道无神论的无知学者曲解为国家，非常荒唐。社稷乃祭祀，是现世同一族群的人们共同的信仰和文化根基所在。朝代可变，社稷不变。国可灭，社稷不可灭。海外华人无国，但可以立庙祭祀社稷。中国可以被外族占领、统治，但中国人在社稷在，社稷在则中国人在，故有蒙元、满清而可复国，复国而因社稷同化，更有兼并、承接蒙、满之利。古者，国无道则灭其国，灭国为比较轻的惩罚，灭国而继续无道，则灭其社稷，禁其祭祀，毁其宗庙、重器，迁徙其人民。故，国有道则忠之，国无道则弃之。爱国主义的合理前提是国有道。国无道而爱，是爱无道之政府，爱无道之统治者，是为不仁无知，是谓愚。国可不爱，然而，国虽无道，社稷不可不爱，而社稷的本质是人民本身，人不可不爱人，人民彼此相亲，是谓仁。人民相亲，则国可亡，天下不亡。今者，毛泽东毁我社稷，虽有国，人不相爱，是无仁之国也，故有国而天下亡矣！ 　　没有是非观念和人类价值的爱国主义是荒唐的，是不仁。故，《论语·泰伯第八》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不仁之国可以不爱，可以不居。《孟子·离娄章句下》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对于政府执行暴政的国家，人民有权利反抗和离开。《论语·子路第十三》：“子欲居九夷。”《论语·公冶长第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如果国家道不行，孔子就要出海，就要居住到九夷去。今者，中国最优秀的人才流亡于海外，最好的书出版在海外，最好的学术在海外，是中国之仁者效仲尼之志也！《论语·宪问第十四》，孔子对批评管仲的人说，如果不是当初“管仲相恒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那么，自己就不呆在中国而跑到夷狄之国去了，“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国不仁、无道，则不必要忠。国有仁、有道，则能忠，方能有汉以后儒者所谓君君臣臣。即使如此，仍须家先。有家，然后有国。家，人类社会之细胞也，是人仍重于国也，是人也，是仁也。汉以后儒者以“义”平衡，但终难能将国家置于绝对地位。身、家，先于国。故有修身，有治家，方能平天下。故，中国人真懂儒者必重人，必重仁、重身、重家、重社稷而后国家，有真儒学则无绝对之国家主义，自然也就无绝对之爱国主义。绝对之国家主义，绝对之爱国主义，舶来之西学垃圾也——今西学已弃，岂不垃圾乎？今天中国官学之国家学说灵魂，乃侵吞中国广大领土之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而已。 　　即使社稷重于国家，但较之现世的人民，依然是次之的。今天的美国是世界各地的人不断迁徙汇集的，难道他们都是叛国者？是原本民族的背叛者？中国的海外华人都是汉奸？都是叛国者？什么是汉族？谁能用胚胎学、解剖学、基因学给予清晰界定？汉族，是数千年间黄河、长江原住民与不断汇集而来的各族人口杂交融合形成的一个以使用汉字为文化特征的人群。古为夷狄，今为汉人。今天中国人的血液中，不只是黄色人种，也还有大量白色人种的血缘，也有南方沿海港口同化入的黑人血统。人类主义如果没有具体化为人道、人权、人民，就是空乏的，现实的人类主义一定是人道、人权、人民。无论是国家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只有在人道、人权、人民的前提下才有合理性。没有人道、人权、人民之高级，国家主义就僭越为国家恐怖主义，民族主义就僭越为民族恐怖主义。在先生近37万字的书稿中，我看不到人道、人权、人民的原则。 　　先生不知道人类主义，故而就走到狭隘的思路中去了。无论是国家主义还是民族主义，都只能是在国家、民族产生之后才有意义。当在讨论国家、民族产生之前的历史时，用“中国”归结是非理智的。考古人类学是人类的。必须要分清楚中国的历史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类史的区别。用中国土地上发现的古猿牙齿来证明中国历史之悠久，乃是狭隘的荒唐。当然，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学界的一个恶劣风气。中国学术之无出息，此是表现之一。内心极自卑，只能向老祖宗求傲慢，惟恐老祖宗历史不够悠久，滥用“中国”这一从没有发生过的国名概念。反过来从理性的民族主义角度说，以此种无出息的狭隘学术，试图与建立在人类主义基础上的世界学术对立，也是极其愚蠢的不利于民族得到尊严的行为。先生“中华帝国史”搞到几百万年前，难道在这块土地上的古猿已经建立有中华帝国了？世界人类学越来越证明今天的人类发源于非洲，怎么会被中国的一些人类学家和先生之类，偏狭理解为是否定中国悠久历史了呢？全世界都有猴子，难道全世界都是猴子的发源地？生物学要被推翻了吗？一定要证明东亚大陆是人类发源地，那就拿出足够证据并解决与非洲证据之间的进化关系图出来。有了证据，能承认黑人是祖先的白人会不承认黄种人是祖先？即使如此，也不等于中国人是人类祖先啊。中国人本来就不是猿人，怎么可以非要把自己说成是猿人？越是远离祖先的种族，生物进化程度就越高，进化谱系中距离越近则进化程度越低。日本学界一再拿证据证明东亚黄种人的进化程度比白种人高，中国学界中的一些木鱼脑袋却拼命想证明自己是古猿的直系后代，先生之类不识青年则雀跃欢呼。一定要这样，那就起码先证明一下我们的脑容量为现代人类中最低、肠子长度最短、体毛最多啊！ 　　先生自我介绍另撰有《走出近代的自卑》、《外蒙古通史》两书稿，未见。《中华帝国史》你说明为编著。先生年尚三十二岁，史学专业毕业而在博物馆研究，好年龄好单位，利于多读书、多沉思。先生所撰书稿，用心伟大，然题目实在大，非尔目下学术能力所能及。当今中国出版新书诚多矣，然浮夸习气亦尚。浮夸表现之一，乃是多“编”之书。编者，集也，集他人之著作、文章而成卷册。于一书既编又著者，其实不通。不加注明，哪部分为编，哪部分为著？编了谁，著了甚？此风不良，病在那些所谓的“大师”，从而误导先生之类新学。一些“大师”，动辄数百万字、上千万字丛书的主编，有些丛书与“大师”专业毫无关系，著者可为其教授，“大师”竟然也有胆量以学霸地位而署上总主编、主编的名号。个别“大师”所主编的书籍，用其一生也无法认真通读一遍。更有甚者，本是一人所著的一本书，真正的作者刻苦写成，“大师”竟然还要添上一个主编的名号。先生之类，我以为是老实人，毕竟有个“编”字在，更多书实际是编，却无“编”字说明，于是成了完全的“著”。万勿向我这样年龄及再年长的“大师”学，先生之类同情、赞扬乃至向往的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乃是无知识、无灵魂年代，我辈生于斯、幼于斯、学于斯，所发蒙之学远不如先生一辈青年优越，复以年长蒙混尔等青年者众，诚恳研究、思考者寡。尔等青年辈基础优越，如扎实于学，五十岁则有真大师纷纷出。好虚名、不扎实，则又是我国家、民族蒙混于世之新一辈，先生之类高喊国家、民族尊严口号乃是滑稽。 　　先生有激情，感于国家、民族自卑而欲振奋自尊，然自尊者首在尊真理，次在一点一滴塌实去做出来。无真理，用虚浮、不牢靠知识、思维，以狭隘之心，即使塌实也无法说服他人理性，无法得到外人真正的尊重，国家、民族的尊严根本无从谈起。有真理，不塌实，只能限于激情之感染，而感染难持久，且多变，更易反感。以先生目前学术能力，我建议还是花在论文功夫上为好，论文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有扎实著作应运而出。以撰写《中华帝国史》书稿之精力，写好一篇关于“中华帝国”范畴的论文，犹如沙中得金，灿烂而夺目。当然，人各有志，沦陷之世不在于多一个塌方，多一塌方为沦陷，少一塌方亦为沦陷，先生自谓已读书稿者对尔十分好评，书稿以《中华帝国史》庞然物之名出版，购书者定然不少，先生之名得著矣。吾仰望不能及！ 　　顾则徐 　　2011-12-6

《世界报》10月10日的报道认为，辛亥革命百年之后，”共产党宣称自己是共和国缔造者孙中山的继承者和解释者”，并称胡锦涛的讲话是”将孙中山这位资产阶级革命家据为己有”。 报道指出：”然而，胡在人民大会堂面对3000名出席者的讲话，回避提到孙中山的民主设想或他要求的立宪国家的分权制度。他也只字不提对当今中国进行新的政治或文化改革。 “对北京的党来说，其意图显然在于，将孙的遗产仅限于用来唤起国内外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促进中国的统一和重新复兴。……中共领导人回避关于孙中山的讨论，批评性的改革派如前《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或著名党内反对派辛子陵发表的言论惊动了他们。” 该报还写道：”最近几周，在杂志文章中或者被北京的警察像对异议人士集会一样监视的老干部聚会上，党内知识分子以慷慨激昂地发言警告说，因其内部的暴力冲突和腐败，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如孙中山时代一样热烈沸腾，尽管起因不同，要是党最后不搞政治改革加以疏导的话，就会面临地方起义。” 该报说，哲学家如李泽厚或徐友渔也加入史学家的行列，要求重新清理”被党史编篡所歪曲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要求重新思考为什么中国没有走上君主立宪或者宪政民主之路从而免于中共专制的革命。 “北京的宣传部门2010年11月就要求禁止这种对1911年的讨论，同样不许举办纪念百年辛亥革命的活动。……” 该报指出，”中共以其星期日内容空洞的庆祝，在2012年10月大换班之前一年，显露出不得不进行这种讨论的内心不安。作为领导人团结的象征，一批前任也在主席台上，从据说病入膏肓的85岁的前党魁江泽民到李鹏以及顽固的老干部宋平都在坐。 “两年前还期待中国和台湾能够鉴于政府间的缓和商定共同庆祝辛亥革命的活动，这种期待现在落空了……”。 台湾的不同反响 《法兰克福汇报》（10月10日）报道说，”庆祝活动在台湾遇到不同的反响，因为那里的许多人不再将自己视作’中华民国’的继承者，而是台湾人。就连执政的国民党这个将中华民国带到台湾来的党，如今也觉得更有义务维护现状而不是与中国统一。” 瑞士德语区的《毕勒日报》认为：”孙中山今天被双方都视为’国父’，他的思想遗产在台湾继续存活，对共产党人则不起作用。他们虽然星期日在人民大会堂的庆祝会上赞扬他，可是在他们眼里，这位中国的第一位总统只是为革命家毛泽东1949年所完成的开了个头。” 摘编：林泉 责编: 乐然  (以上内容摘自或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聚众起哄与“爱国主义” 作者：楚梦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24 本站发布时间：2011-7-24 10:39:41 阅读量：19次 　　笔者写了一篇随想《中国式“情人”》上传到自己的博客之后，被网管更名为《西方情人的高雅与中国式情人的低俗》放到了网站首页，立即便引来了网友们的关注，几个小时时间点击率高达20多万次，不到一周点击率通过60万次，大大出乎作者的预料。和笔者写作的其他文章一样，该文完全是有感而发，没有丝毫的哗众取宠之意，也不是无聊之后没话找话，因为笔者是一位文人，对社会现象以及各类人物的行为比较关注，不可避免地作一些思考和研究，既然情人现象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那么对此进行研究应该是很有必要的。我总觉得中国的情人现象比较独特，功利性太强，与西方社会有较大的区别，所以便用晚上3个多小时的时间于2009年12日凌晨3时写就这篇文章，甚至没有作进一步的核实和推敲，我想表达的最重要的观点是：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的情人观，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与西方的区别很大的情人现象，由于时间的仓促和作文能力的欠缺，可能表述得不怎么到位。我只想放到我的博客里，让愿意看这篇文章的网友读读，有可能的话还可以进行一些探讨。 　　很多网友还是比较理智，有的还善意地指出了文章中的一处谬误，可是却有相当一部分的网友的留言充满肮脏、丑陋和恐怖的字眼，其理由主要是：美化西方，丑化中国女人，丑化中国，崇洋媚外。如今，美国没有发生“911”事件、法国政府也没有与中国政府发生口角、伊拉克战争已经结束很久，根本没有理由去喝酒庆祝，去上街欢呼，去砸大使馆，去冲击家乐福，费了千辛万苦才逮到了作者，于是便拿出“中国文化”之骂之绝技，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有的人骂了作者不解恨，不要骂作者的家人、祖宗，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也有家人、祖宗，作者的一篇文章与他的家人祖宗何干?有的人一口一声斥责作者了解多少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我不能说我了解文化，了解国家，我只读过几本中外的书，看到一些社会现象，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了解一个国家和她的文化。有一个在什么国家留学的19岁的在留言的开篇就对作者一顿痛骂，然后告诉作者他15岁就睡了韩国女人，之后又睡了日本女人、欧洲女人、美国女人，却从来没睡过中国女人，以此表明他的坚定的爱国之心。此君的爱国创举实在让我刮目相看，连嫖娼也不忘爱国，我无话可说。还有的以作者的一个记忆错误挖苦谩骂作者没有读书，我要说的是我可能“爱国”热情不如你高，但我读的书绝对比你多。还有人留言说，他根本就没看没看我的文章，只看标准就觉得我无聊、无耻，如何如何，当然少不了脏字。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比我更无聊，既然我很无聊，你干嘛还要为一个无聊的人留言，或者说为一篇无聊的文章留言?况且你留言时应该看到了我博客上那篇文章的标题是什么，“中国式“情人”这几个字会让你如此老羞成怒吗? 　　我很困惑，我们的一些人为什么不能好好地说话呢，你能上网多少认得几个字吧，怎么像街头巷尾的泼妇一样呢?维护“国家尊严”的勇气可歌可泣，但赤膊上阵却首先让自己没了尊严，如果人人都如此，那国家尊严恐怕也没办法维护吧。即便要骂人，也要骂得高明骂得技巧一点啊，用了几个脏字就能让你发一笔横财谋一份优差?好在随便认得几个字的人都可以上网，在网上无论怎样“爱国”对自己都没有损害。 　　不能不让我想到那儿所谓的“传统文化”，一是骂文化。谁也没法否认中国人是习惯骂人且善于骂人的，谁的话最脏最毒、谁嗓门最大谁就光荣谁就是胜利者，尤其是对手没有还击之力的时候。二是“恨”文化。别人比自己强大、比自己聪明，那是绝对无法容忍的。于是便有阴招狠招、毒计歹计。三是闹文化，也就是起哄文化。那里人多往哪里钻，谁倒在地上了向谁扔石头，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吼几声、吐几口浓痰，然后扬长而去。这种“文化”已经融化在一些人的血液里了，一有机会就会行动起来，还美其名曰“爱国”。其实你们这样的“爱国”是祸害了这个国家。我对这些“爱国者”还是比较了解的，不管他们如何地赠恨外国，如何地鄙视外国，但他们大多数人的愿望还是到国外去“爱中国”，不是有对中国女人疼爱有家者正在国外“爱国”吗?只可惜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年笔者曾写过两篇谈“爱国主义”的文章，现摘录两段，请网友指教： 　　(一) 　　一段时间以来，国人的爱国热情高涨，有事做没事做的人都来爱国了。抵制法货、德货、美货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甚至有人扬言要把家乐褔怎么样、沃尔玛怎么样、肯德基怎么样。爱国是应该的，但爱国需得真正地去爱才行。盲动的甚至不讲法律、不顾后果的爱国，不仅没有任何好的效果，甚至还会付出惨重的代价。记得上个世纪30年代，希特勒就是利用了德国人的所谓爱国热情而开始实施其野心勃勃的奴役人类的计划的。当我说出在家乐褔打折期间，说不定会去买几件比平时便宜很多的物品后，大家更是齐声讨伐，认为我不爱国，想当汉奸。我没有想过要去当汉奸，但我想过人得要生活，能花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当然是好事情，人有几个不贪便宜的，而且是光明正大的便宜。据说网上有消息，法国人要拿出多少资金、家乐褔要拿出多少资金，在“五一”期间实行购物大打折，让中国人都去家乐褔抢购，自己打自己嘴巴。如果有法国人说过，我想，也只能是个别法国人这么说，他既不代表法国政府，也不代表法国商家，更不代表家乐褔。法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什么样的话都有可能说出来，谁能保证我们没有说出更加厉害的话来呢，只是没有在权威媒体公布罢了。一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在为别人辩护，替别人说话，但是，只要静下心来想想，即便法国政府有再多的不应该，巴黎市长有多么地令人憎恶，但家乐褔没有得罪我们啊。假如家乐褔或者肯德基之类，曾经带动了我们的经济增长，解决了我们部分就业难题，带来了我们生活上的方便，让我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我们有什么理由和它过不去?难道城门失火非得秧及池鱼吗?难道我们还要搞株连九族吗? 　　(二) 　　我一直认为，真正的爱国应该是敢说真话，敢主持公道，敢与邪恶作斗争，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创造一个比较公平的社会，外国人也才没有指摘我们的理由。可是这样的爱国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大多数人都不敢。现在的所谓爱国没有风险，因此很多有事做没事做的人都来爱了。我觉得我们的一些人就喜欢跟风凑热闹，缺乏主见，图个当时痛快，不知道这样做有不有实际意义，有多大意义，自然这种人也不可能让国家强大、社会公平、公民获得更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