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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庆平：改革进程中的价值共识 进入专题 ： 改革 价值共识    ● 岳庆平   　　 　　鉴于改革进程中的价值共识是改革获取广泛和坚定支持的社会基础，也是保证改革成功实施和推进的必要前提，所以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大家通过平等研讨、理性对话和深度碰撞而形成某些价值共识至关重要，当前一定要切实防止社会在价值纷争、共识难寻中走向分裂甚至溃败。今年下半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专门研究部署改革问题，可能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定》，有望推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总体规划、路线图和时间表。目前朝野各方和左右各派都在积极认真进行理论政策准备，试图更多影响全会决策。 　　 　　党的十八大发出了深化改革新的宣言书和动员令，重申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十八大结束后不久，我在《民主与科学》2012年第6期上发表了《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当前唯一出路》一文，光明网、共识网、财新网、北大网等10多家网站纷纷转载。我之所以用以上题目撰文，主要是想贯彻落实邓小平1986年在《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文中所说的：“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政治体制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 　　 　　今天我重点从两方面谈谈自己最近的思考：改革进程中的价值共识有哪些？围绕这些价值共识最需要做什么？ 　　 　　第一方面我谈谈改革进程中的价值共识有哪些？尽管这方面目前众说纷纭，分歧很大，但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十点： 　　 　　一是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也包括了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不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 　　 　　二是深化改革的关键是领导层真正展现改革魄力和领导力，全社会真正凝聚改革共识和合力。最高领导层的改革魄力正在展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李克强总理也强调：“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需要勇气、智慧、韧性。” 　　 　　三是改革中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辨证统一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当然，目前应坚决杜绝有人只摸石头不过河的现象，也坚决杜绝有桥不走或深水区摸不到石头还假装摸石头不过河的现象。而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应有超越各种利益的改革顶层设计机构。 　　 　　四是改革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发展的最高形式，在强调以人为本的今天，当然也应该成为我们改革的目标。 　　 　　五是重要领域改革亟需取得实质性重点突破。目前重要领域改革基本处于小修小补和不进不退阶段，往往只听楼梯响而不见人下来。豪言壮语式的空洞口号漫天飞舞，响彻云霄，有人不仅空喊口号喊破嗓子，而且空喊口号甩开膀子。目前重要领域改革取得实质性重点突破需要冲破阻挠，打破僵局，凝聚力量，攻坚克难，更需要当年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时振聋发聩的一句话：“谁不改革谁下台！” 　　 　　六是推动某些突出问题的解决。目前已暴露出的突出问题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改革不到位和改革不深化，所以推动这些突出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改革到位和改革深化。有人非常欣赏并经常重申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说法，因其涉及胡适与李大钊“问题与主义”的政治论争而比较敏感，所以我认为最好不要老将此语挂在嘴上，但确实可致力于推动某些突出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我不赞同以往有人主要从经济角度谈论的“中国在未来30年或更长时间里,完全有能力保证每年9%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往往包含很多政治因素，目前又包含很多社会、文化和生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领域的突出问题不下功夫尽快解决，我们至今已达35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绝对不可能持续，我们拥有13.4亿人口的大国也绝对不可能强盛。 　　 　　七是政府积极有序向市场和社会转移权力。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社会力量参与的作用，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维互动格局，改变政府万能、“跑部钱进”、权力利益化、利益政策化局面，政府真正把管理职能集中到宏观调控、市场监管、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来。特别是社会组织承载着弥补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与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功能，今后政府应加大力度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 　　 　　八是加快建设社会价值体系。在中国现实中，不仅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并形成推进改革开放强大合力的局面尚未出现，而且官商勾结、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令人担忧，信仰危机、道德滑坡、思想愚昧、法律疲软时有所见。加快建设社会价值体系可适当参考借鉴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仁、义、礼、智、信和公、和、廉、耻，以及西方价值体系中的民主、自由、平等。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认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在于：亡国是政权更替，与百姓利益无关，所以“肉食者谋之”；亡天下是道德沦丧，事关百姓切身利益，所以“匹夫有责”。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4句话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八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提出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层面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包括“普世价值”争论中的民主、自由、平等，确实引人注目。 　　 　　九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思想观念的禁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从当前某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不足是对既得利益集团过分让步的角度，可以说当前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阻力除了思想观念禁锢外，主要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与倒退和前进相比，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间的体制机制环境最有利于权力与资本的勾结，最有利于既得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既得利益集团既不想倒退而资本受限，也不愿前进而权力受限，必定会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调动所有政治经济资源，最大限度运用一切合法非法手段，以各种冠冕堂皇却又自欺欺人的理由，极力阻止涉及权力和利益调整的政治体制改革，以使当前的体制机制环境尽可能长久地持续或固化。 　　 　　十是当前最大危险是出现暴力革命。17至18世纪，改革在英国成为革命的替代物，而改革在法国成为革命的催化剂。20世纪初，改革在印度成为革命的替代物，而改革在中国成为革命的催化剂。我们应该结合以上史实，深刻思考和深入研究改革和革命的关系，特别是深刻思考和深入研究如何以改革防止和替代革命。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目前读过的人很多，而读懂的人很少。我非常担忧许多中国人对此书的误读和装懂，而又极不恰当地用来影响和引导当前中国的改革实践。鉴于民粹主义和缺乏理性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所以目前改革最好不大规模发动民众，尤其是不把广大民众从市场发动到街头和广场搞大规模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赞成许小年先生最近强调的“这一次改革如果离开了民众的参与，将一事无成。执政党要把民众吸纳到改革的推动和改革的讨论中来”。有人认为，中国今后最大的危险，与其说是激进自由派的茉莉花革命，不如说是反改革开放的极左的“黑色革命”。权势显赫的伊朗巴列维王朝也搞过改革开放，但这场不成功的现代化运动，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于是伊朗原教旨主义宗教领导的黑色革命终于成功。 　　 　　第二方面我谈谈围绕这些价值共识目前最需要做什么？这方面同样众说纷纭，分歧很大，我今天重点强调以下四点： 　　 　　一是解放转变思想观念。政治学家邹谠先生提出：“中国在20世纪中重建政治社会有两个冲突的做法或构想：一个是重建权力集中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统一中国，维持政治社会稳定，占领控制社会与经济的领域；另一个是发展与动员人民的精力、才能与创造力。结果是第一个做法构想压倒第二个，有如救亡压倒了启蒙。”自1840年启动的由专制到民主、由人治到法治、由愚昧到科学、由封闭到开放、由贫弱到富强的中国社会转型至今已近200年，但民主、法治、科学等观念仍然远未深入人心，所以当前确实需要解放转变思想观念。当然对此也不能过分着急，但我们当前力争少一点专制、多一点民主，少一点人治、多一点法治，少一点迷信、多一点科学，少一点统治、多一点治理，还是非常必要和至关重要的。俞可平先生对民主与专制有段妙语我很赞同：“民主就是总是有人批评你，说你这也不对那也不是，但是你清楚地知道没有人恨你；而专制呢，专制就是人们总在赞美你，歌颂你，你永远正确，你光芒万丈，你万世垂范……从来没有人批评你，但你清楚地知道人们恨你，你内心对此充满恐惧!”当然对有人而言，改革已不是思想观念问题，而是自身利益问题，他们很清楚改革是割自己身上的肉，所以坚决不改革。正像托克维尔在《回忆录》中所说：“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 　　 　　二是凝聚整合改革力量。我认为在凝聚整合改革力量方面，“中国梦”的提法比“中国模式”的提法更明智和更有效。“中国梦”目前是凝聚我们全国13.4亿人口，以至台港澳和海外华侨华裔的一个最大公约数。有人对“中国梦”的提法也有非议，但我们现在确实想不出比“中国梦”更好的的提法。我不同意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中国改革已死，目前只剩革命一途；另一种观点是中国社会已溃败，即社会肌体的细胞已坏死而机能已失效，任何药物都无法救治。如果真是改革已死和社会已溃败，我们就没有任何必要凝聚整合改革力量了，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当前实际情况的。我在《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当前唯一出路》一文中强调“正人心、敦风俗”，“给出信心，收拾人心”。“知识分子不是权力和利益的附庸，而是社会的良知和正义的守护神，知识分子在推进顺应时代和民意的政治体制改革时，不必过多在意自己意见能否被决策者采纳和重视，而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百折不挠，九死未悔，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应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社会责任感、高尚道义感、坚韧不拔意志和执着奋斗精神。”有人指出，如果社会有走向极端趋势危险的话，必须迅速集结能够对抗极端的社会力量。很多坏人都已联合起来做坏事了，为什么我们好人就不能联合起来做好事，不能联合起来推进改革呢！ 　　 　　三是正视超越左右之争。目前如果按左右分派，也许可分为七派：极端主义左派、右派，激进主义左派、右派，温和主义左派、右派，中间派。这七派都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当前应尽可能创造更多机会，使左右不同派别和朝野不同方面经常坐在一起面对面平等讨论和理性对话。萧功秦先生在《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一书中提出了中道理性主义，很多观点都极具理性和道理，也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作者原来的“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我认为既要正视左右之争，又要超越左右之争。但在目前的特殊情况下，(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改革 价值共识   

左凤荣：“可控民主”下的现代化转型——普京的铁腕与底气之分析 进入专题 ： 可控民主 现代化转型 普京 俄罗斯    ● 左凤荣   　　 　　摘要 俄罗斯是原苏联地区最大的转型国家。经过20多年的发展，俄罗斯基本上完成了转型任务，建立起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的体制。在俄罗斯实现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民众忍受了巨大痛苦。2000年以来，俄罗斯实现了稳定发展。俄罗斯政府不断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调整政策，确定既符合本国国情，也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政策。俄罗斯的发展为中俄进一步合作提供了新机遇，中俄关系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关键词 俄罗斯 转型 现代化 强国 中俄关系 　　 　　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开始进行根本性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经过20年的发展，基本完成了这一进程。前10年国家的基本任务是实现制度转型，防止国家再退回到苏联时代，与此相伴的是经济下滑和民众生活水平下降，不少人陷入了困境。1999年以后，俄罗斯经历了10年的恢复和增长，转型后的政治经济体制也日益完善，基本找到了符合俄罗斯国情的稳定发展之路，开始重新崛起，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日益增强。目前，俄罗斯是原苏联地区(除波罗的海三国外)发展情况最好的国家。 　　 　　俄罗斯基本完成了经济社会转型 　　 　　从1992年开始，俄政府推行了“休克疗法”的激进式改革，彻底摧毁了苏联的经济体制，实现了改革不被逆转的目标，但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政治民主和有序的市场经济。相对于经济而言，政治现代化转型的成绩要大一些。 　　通过宪法，确立民主体制。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就新宪法草案进行全民投票，参加这次投票的选民有58.4%的人赞成新宪法，41.6%的人投了反对票。新宪法把俄罗斯政坛斗争的结果固定下来，确立了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基础和原则，其指导思想是：彻底否定苏联的政治体制，反对垄断权力，提供多种选择。其基本原则是：民主与法制的原则，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全民公决和自由选举是公民行使权力的最高直接体现，俄罗斯总统和国家杜马议员是全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人权与自由的原则，承认人的权利与自由;思想与政治多元化原则，尊重思想与言论自由，承认政治多元化与多党制;权力分立的原则，俄罗斯联邦国家的权力由俄罗斯联邦总统、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俄罗斯联邦政府、俄罗斯联邦法院行使;保护私有制，公民拥有财产权;联邦制原则，所有联邦主体一律平等。1993年宪法所确立的政治体制明显的特点是总统权力大，议会很难监督总统;政党权力受到限制，政党只能在议会中活动，并不能影响政府。总统拥有否决权，议会通过的法律，总统不签署则不能生效。俄罗斯总统权力之大，超过了美国总统和法国总统，但与沙俄时期和苏联时期相比，还是有很大进步。一是明确了最高权力交接的程序，规定了如何获得和保持权力;二是基本上确立了相互制约的权力分立体制，总统的权力毕竟是法律权力，而不是苏共中央总书记至高无上的权力;三是体现了法治精神，有助于建立一个在政治权力、职能和规模上都受到宪法规约的有限政府，司法权力首先是宪法法院对总统权力有抑制作用。 　　1993年宪法及其确立的俄罗斯宪政制度对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1993年宪法通过后，俄罗斯政治制度进入了发展、巩固和完善阶段，尽管有时各派分歧很严重，但都是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进行的。俄罗斯建立了民主政体的一些基本形式，如普选制、多党制、三权分立等，但由于民主条件不成熟，公民社会还不够发达，盲目追求民主导致了社会动荡。大多数人认识到，俄罗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成西方国家那种相对发达的民主制。为了避免重蹈民主引发政治动荡的覆辙，就必须对民主自由加以规范。普京利用了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在俄罗斯实行可控民主，实际上是俄罗斯式的新权威主义。 　　以私有化与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转型。俄罗斯经济体制转变的核心是摧毁国有制和计划经济，实行非国有化和建立自由市场经济。到1990年，俄罗斯的商店空空如也，工人失去了生产的兴趣，拿着卢布什么都买不到。用行政的办法已经很难解决问题。从1988年末至1991年7月底，成千上万家大大小小的国营公司——占俄国最终私有化的公司的2%～3%——就通过这种令人震惊的办法改变了所有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几十亿美元的国家资产就这样被管理人员偷走了。①1991年底，自发的私有化已在全国大规模地展开。这实际上就是盗窃全民的资产，但这种盗窃并不是非法的，因为没有出台非国有化的合法方案。常见的侵吞国有资产的方法有两个：第一个是简单地把国有企业的财产改变为某个新建的股份公司的资产的组成部分，第二个是通过简单的“租赁加赎买”把国有资产变为私人所有。②苏联解体后，为了迅速建立起市场经济，俄罗斯政府决定大力推进私有化，制造更多的有产者。 　　俄罗斯的私有化实际上就是把原属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主体和市政的资产转变为归自然人和法人所有。私有化采用了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进行住宅私有化，居民把自己的住宅变成私有财产，无需付费。 　　二是小私有化，即把那些小商铺、小吃店、修理店等卖给经营者或承包者。“到1994年9月，共有10.6万个小店，即占总数的83%实现了私有化。小私有化进行迅速，为零售商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③ 　　三是大众私有化，即对10个部门的2.5万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大众私有化是通过发放私有化证券进行的。从理论上讲，苏联70多年积累的财富人人有份，况且在急剧通货膨胀的打击下，民众也没有用于购买财产的货币，丘拜斯等市场经济的推动者提出通过向国民发放私有化证券，国民用私有化证券购买企业股票，以达到把国有企业变成私有企业的目的。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实际上并不是着眼于发展经济，主要是为了政治目的，力图经过私有化，形成新政权的社会基础。实际上是用所有权换取政权，实现从苏联向俄罗斯的和平过渡。1992年8月，私有化证券纲领由叶利钦签署生效，从1992年10月到1993年2月，证券全部发放完毕，每位俄罗斯居民都领到了一张面值1万卢布(当时合100美元)的私有化证券。随着俄罗斯通货膨胀严重，国有资产升值，加上政治斗争，企业折股拍卖工作进展缓慢，实际上证券私有化并没有化掉多少国有资产。据统计：总共收回证券11639.5万张，占总量的80.8%，有五分之一作废，共分掉国有资产注册总值2848.69亿卢布，其中2003.82亿卢布，即70.3%，是在最后5个月内按大幅调高后的估价卖出去的。 　　从私有化的结果看，到1994年7月1日证券私有化结束时，“超过4000万的俄国居民——占总人口的30%——成了私有化的企业和证券投资基金的主人”。④“在1992年至1994年期间，有2万多家企业实行了股份制，其职工总数占整个产业工人总数的2/3以上。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已经不再需要总局、托拉斯管理局和国家部委的监管了，其财产全部改由企业的董事会来管理。”⑤但60%的俄罗斯人最后既没有证券，也没有股票，大众私有化并没有建立起人民资本主义。 　　四是货币私有化。俄罗斯从1994年7月起进入货币私有化阶段。政府将部分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的企业实行公开拍卖，人们用货币购买企业的股票。由于市场秩序混乱，政府管理部门失职，腐败成风，资产评估机构职能扭曲，股份制改造成了有权势者瓜分国有资产的一次盛宴。企业经理和部分地方官员或者其他暴发户通过钱权交易，按照大大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进行收购。这一阶段的私有化问题最多，少数人通过全权委托银行制、国有股份委托经营制和承包制、贷款换股票等手段，把国家不愿分散给民众的资产通过权钱交易直接转入权贵手中，造就了寡头经济。影响最大的是“七大寡头”，即别列佐夫斯基、波塔宁、霍多尔科夫斯基、古辛斯基、阿文和弗雷德曼、斯摩棱斯基、阿列克别罗夫领导的集团。他们与政权紧密结合，瓜分了苏联人民几十年创造的财富。 　　私有化没有使国家财产真正落到最有权利得到财产者手中，也没有落到有能力利用这些财产造福于社会的人手中，而是落到了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人手中。无论是俄罗斯政府机关，还是在俄罗斯大亨中，大多数人都是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与党政机关和经济机关有密切关系的人，前苏联官员出身者在总统班子里占75%，政府中占74.3%，地方精英中占82.3%，经济精英中占61%。其中，前苏联经济官员在政府中占42.3%，经济精英中占37.7%。⑥占俄罗斯人口10%的所谓“新贵”的财产来源大多都是不可告人的。这些新贵并不是俄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他们对俄罗斯的命运也不关心。俄罗斯转轨的实践证明：在国家软弱，没有能力和正在土崩瓦解的条件下，既不可能建造出有效的市场机制，也不可能建造出多少现实一些的政治民主。⑦ 　　叶利钦曾经希望俄罗斯很快从过去走出来，让民众过上富裕的生活。但是，休克疗法实施后，恶性通货膨胀接踵而至，俄罗斯经济开始了长达7年的衰退。到1997年1月，“11%的俄罗斯人实际上是生活在贫困中，月收入平均29万卢布(39美元)。而这有1600万人。还有25%的居民(3400万人)月收入32万卢布(57美元)。半数的居民(7400万人)月收入57到114美元。这样，1.27亿俄罗斯人月收入少于114美元。他们勉强维持”。⑧只有石油和天然气部门比较繁荣。到1999年底，俄罗斯的石油出口量恢复到了从前的规模，天然气的出口量甚至还超过了从前。到2000年，出口石油和石油制品带来了331亿美元的收入，即人均228美元，而1985年苏联人均才只有46美元。⑨与苏联时期不同的是，这些收益都落到了私人、而不是国家手里。 　　尽管俄罗斯的政治经济转型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但人们能够承受，俄罗斯人愿意为未来牺牲现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使依赖国家和平均主义逐渐失去市场，尊重私有财产、财富与社会差别，创业与创新精神的新型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基本形成。 　　 　　俄罗斯开始重新崛起 　　 　　1999年12月31日，力不从心的叶利钦把治国重担转交给了普京。普京连续执政8年多，带领俄罗斯走上了重新崛起之路。 　　首先，普京把维护国家的统一、加强中央的权威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了加强国家的权威，普京2001年5月12日签署命令，把全国按地域原则分成七个联邦区，由总统任命的全权代表(多数来自强力部门)进行治理，以打破官僚与不法企业主间的联盟，营造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他还改变了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的组成，改变了地方行政长官和立法机构的最高领导人兼任联邦委员会议员的惯例，而由他们任命的代表担任上院的议员，恢复了上院作为立法机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分权制原则。2004年9月13日，普京提出了对本国政权体制进行激进改革的三大倡议：第一，联邦主体最高领导人将由地方立法机关根据联邦总统提名选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当地公民直选;第二，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代表将全部根据政党名单按比例选出;第三，成立社会院，以便与公民对话，让公民评议与监督国家决策。 　　普京的倡议得到了落实。联邦主体(共和国、州、边疆区和直辖市)最高领导人由地方立法机关根据联邦总统提名选出，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由当地公民直选;到2005年12月又进一步规定，由地方议会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提出行政长官候选人，由地方议会审议后提交总统任命。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代表将全部根据政党名单按比例选出，原来225席由单席位选区直选，另外225席按进入国家杜马的各政党得票比例分配，改革后单席位选区和无党派议员将不复存在。进入杜马的政党的得票率从5%提高到7%，限制了进入杜马的政党数量。在2007年12月选举时又规定只有全国性政党才能参选，政党人数要在5万以上(以前是1万)，不允许组建竞选联盟。结果只有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进入议会，支持普京的政党占了绝对多数。2005年7月1日“社会院法”生效，2006年1月1日社会院正式运行。这是一个协调公民、社会、政府的机构，由来自全国性、地区性和跨地区社会团体及非商业组织的126名成员组成，任命、推荐和选举的各占42名，各级政府官员和议员不得参加，任期两年。其主要任务是提出公民倡议、对国家权力机构进行监督、对宪法修正案及有关公民权利法案进行鉴定，目的是与公民进行广泛对话，让公民评议与监督国家机关。经过合并，到2008年初联邦主体减少到83个。通过这些举措，巩固了俄罗斯的统一和中央对地方权力的制约，(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5 页： 1 2 3 4 5    进入专题： 可控民主 现代化转型 普京 俄罗斯   

郭震远：把握总形势明确总任务——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探讨 进入专题 ： 两岸关系    ● 郭震远   　　 　　2012年夏天开始，两岸学者关于如何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探讨，十分热烈、十分活跃。但据笔者观察，正在进行的探讨，多集中于两岸关系的一些具体问题，尽管很重要，但对于两岸关系的总形势，以及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总任务，则明显关注较少。笔者认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节点上，把握总形势、明确总任务，是首要的课题，笔者将对之探讨。 　　 　　两岸关系显着改善后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 　　 　　从2008年5月到2012年5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经历了十分精彩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标志是两岸关系的显着改善，包括：以统独斗争为主要内涵的两岸严重政治对抗基本缓解；以两岸经贸往来、人员交流的机制化、常态化为主题的两岸的交流、交往蓬勃发展。 　　五年来的两岸关系显着改善，对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方向和内涵，都将有重大的积极影响；但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1949年以来的六十多年中形成的，两岸关系的大量深层次的问题。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在未来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将会不断表现，并对进程产生影响，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影响还很重大。所以，起步阶段之后的两岸和平发展进程，在保持不断向前推进的基本态势的同时，将表现出不可忽视的不确定性，即出现曲折，甚至暂时倒退的可能性。 　　可以肯定，如果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出现曲折，甚至暂时倒退，只能是因为两岸之间发生对抗，而对抗的内涵和激烈程度，将决定曲折、倒退的严重程度。未来两岸之间发生严重军事对抗，乃至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实际上，1979年以来，两岸之间的军事对抗就已逐渐缓解，即使两岸之间曾经发生的严重统独斗争，虽然导致台海局势高度紧张，但并没有引发两岸的严重军事对抗或冲突。在两岸关系显着改善，特别两岸交流、交往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两岸之间发生军事对抗、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只会更小。但是，两岸之间发生新的政治对抗的可能性却不可低估。 　　两岸关系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促进中国统一（促统）与不愿意、阻滞甚至反对中国统一（拒统），从来是作为中国内战延续的两岸关系最基本的矛盾和导致两岸对抗的最根本原因。在促统与拒统这一对矛盾中，促统的内涵清晰而单一，而拒统的内涵则明显地模糊而多样化。其中，李登辉、陈水扁搞“台独”、搞分裂，是拒统最极端的恶性表现，不仅导致了两岸严重的政治对抗，而且把两岸关系推到军事对抗，甚至军事冲突的边缘。从根本性质看，促统与拒统是对抗性矛盾，但在不同条件下，既可能用对抗方式，也可能用非对抗方式处理。通过坚决的反“台独”、反分裂斗争，打击、遏阻李登辉、陈水扁的“台独”图谋，以及在认同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前提下，通过协商、谈判处理两岸之间的各种问题，就是处理促统与拒统矛盾的典型的不同方式。在两岸关系显着改善，特别是大陆综合国力持续大幅度增强的形势下，在可预见时期内，再度出现台湾地区领导人公然推进“台独”路线的可能性明显减小，但未来的台湾地区领导人，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不坚持一个中国，不反对“台独”，即“温和”形式拒统的可能性不可低估。这后一种情况的出现，势将导致两岸之间，不同严重程度政治对抗的发生。这正是两岸关系显着改善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具有不可忽视的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 　　事实已经清楚表明，台湾地区领导人及其更替，是对于两岸之间促统与拒统矛盾是否激化，有着直接重大影响的因素。这决定了未来时期台湾地区领导人及其更替，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不确定性的重要内涵之一。马英九还有三年多任期。虽然马对促统不积极，但他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是可以期待的。所以，两岸之间促统与拒统的矛盾，可继续以非对抗方式处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得以持续。但是，由于存在民进党在2016年重新执政的可能性，所以存在两岸之间促统与拒统矛盾激化的可能性，从而导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不确定性更为明显。2008年、2012年的两次选举失败后，民进党都没有对其两岸关系政策进行改弦更张的实质调整。这不仅因为民进党的主体部分对“台独”理念的始终坚持，还因为在前两次选举中，两岸关系虽对选举结果有重要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影响因素，而且，在两岸关系显着改善后，两岸关系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将呈现递减趋势，因而民进党实质性调整两岸关系政策的动力不大。民进党有可能通过突出两岸的差异、分歧，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限定为只是对两岸事务具体问题的处理，从而淡化促统与拒统的矛盾，这将有利于民进党在不认同一个中国、不放弃“台独”目标的同时，争取参与处理两岸关系的主动地位。2011年以来，蔡英文、谢长廷及其它一些民进党人士，虽然陆续表示赞同维护台海和平、发展两岸经贸合作，但绝口不提认同一个中国，坚持不放弃“台独”，就是民进党上述态度的表现。实际上，这也正是民进党如果得以重新执政，最可能采取的两岸关系政策框架。这些政策虽然不是公然的搞“台独”、搞分裂，但却具有搞“台独”、搞“分裂”不可低估的隐患。所以，正在全力争取重新执政的民进党及其两岸关系政策，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十分现实的不确定因素。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对两岸关系显着改善后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作出判断：第一，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台海和平将可长期保持，两岸出现严重军事对抗、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到2016年的三年中，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将继续推进，但两岸之间促统与拒统的矛盾将以非对抗形式继续表现；第三，两岸关系的不确定性始终存在，并在两岸关系显着改善后可能较集中地表现，将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主要牵制因素。所以，两岸关系的总形势可以乐观，但必须高度重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不确定性，尤其须高度重视促统与拒统这一对基本矛盾及其变化。 　　 　　正确处理促进统一与保持两岸关系现状的矛盾是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总任务 　　 　　2012年5月马英九的第二任期开始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没有像前四年那样精彩迭出、突破连连。出现这种局面很正常，如同所有复杂、漫长的进程一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必然是波浪式推进的，不可能一直保持高潮局面，从根本上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是处理两岸政治关系、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目标的过程。在实现以两岸经济关系重大突破性发展为主体的精彩起步后，进程正面临必须处理两岸政治关系的深水区。进程是在深水区前中止，即“保持两岸关系现状”；还是积极“搭桥”、“造船”，以越过深水区持续前行，正成为两岸必须共同面对、正确选择的，对进程的前景有决定性影响的问题。这意味着，促进统一与保持两岸关系现状的矛盾，已成为实现起步后，进程的主要矛盾，是促统与拒统这一基本矛盾在进程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必须重视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台湾方面出现了较广泛的希望“保持两岸关系现状”的动向。这一动向的内涵十分庞杂，从对“现状”的认定，到如何“保持现状”，不同人群有很不相同的认识，对此须有具体分析。 　　很长时间以来，在台湾进行的关于两岸关系的民意调查中，选择支持所谓“广义保持现状”的，一直为数最多，特别近几年来支持人数已达六七成以上，与支持统一和“台独”人数的不断减少形成鲜明对比。但是，所有的民调都没有明示“保持现状”的内涵。据笔者多次访台所见、所闻，对多数台湾民众而言，“保持两岸关系现状”，就是保持台海和平、保持两岸经济合作、人员往来。这是多数台湾民众很朴实、很正常的，对自己切身利益的认知和追求的表现。在所有民调中，“保持现状”与统一、“台独”，都是不相容的选项。但实际上，“台独”与“保持现状”肯定不相容，因为选择“台独”，肯定就没有台海和平、没有两岸经济合作与人员往来；但选择统一，则应是相容的，因为统一将更加强化台湾民众上述切身利益，只是长期对统一的妖魔化，导致了很多台湾民众的疑虑和恐惧。所以，如果台湾的一些人，试图以“多数人选择保持两岸关系现状”为依据或藉口，以推行他们名为“保持”，甚至“永远保持两岸关系现状”，实为拒绝统一的政策，最终肯定失望。 　　多年来，民进党一直企图通过“台独”、搞分裂，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两岸关系现状。如前所述，在2008年、2012年的两次选举失败后，民进党的两岸关系政策没有实质性调整，同时却做出了认同保持台海和平、赞同两岸经济合作、人员交往的姿态。很明显，民进党的作为只是企图通过迎合、利用台湾民众“保持两岸关系现状”的愿望，实现重新执政的目标。至于重新执政后，是否会再次力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两岸关系现状，可能性很大，但仍然是无法实现的。 　　从总体上看，“保持两岸关系现状”，是国民党主流的选择。在马英九实现连任以来，这一点有越来越明显的表现。马当局强调要进一步巩固、强化，已经形成的两岸经济合作、人员交往的机制。这将有利于两岸经济合作、人员交往的进一步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保持两岸关系现状”的行动。但马当局更引人瞩目的“保持两岸关系现状”的言行，却是明显消极的。马连任后对于两岸政治对话、政治谈判，明显持消极态度。马一再强调“保持‘不统、不独、不武’的台海现状”；明确提出关于两岸政治谈判“台湾需要、民众同意”的先决条件，实际就是试图以台湾多数民众选择“保持两岸关系现状”的“民意”，作为拒绝发展两岸关系的口实。此外，在关于“两岸关系现状”的认定上，马当局的消极倾向也有所增强。2012年5月以来的半年多当中，马当局不仅强调“不统、不独、不武”的台海现状，而且对于所谓的“中华民国主权国家地位”的宣示明显增多。特别是2012年8月5日马发表的“东海和平倡议”，以及其后关于中日钓鱼岛争端的一系列言论，实际上都是以宣示“中华民国的主权”为核心内容。显然，马当局认定的“两岸关系现状”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所谓的“中华民国是独立主权国家”。这一认定，明显与马当局对于“九二共识”的认同矛盾。马当局的上述言行固然有其迫于内外困境的苦衷，但同时也确实反映了，他们对保持“两岸关系现状”，首先是保持“中华民国主权国家”地位的深层次认识。这一认识将强化“保持两岸关系现状”的消极方面，而且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推进，这一消极方面对进程的不利影响将进一步表现出来。 　　很明显，尽管内涵十分庞杂、含混，但笼统、模糊的“保持两岸关系现状”，确实是台湾岛内多数人的选择。所以，岛内各方政治人物都在各取所需地企图加以利用，而岛内媒体也积极参与，企图加以引导。必须明确指出，“保持两岸关系现状”绝无可能。作为尚未实现统一的中国的两部分，大陆和台湾构成的两岸关系，从开始出现就是不稳定的结构，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虽然在逻辑上不排除发展变化前景的双向性，即统一与分裂的可能性并存，但实际上只可能有统一这唯一的发展变化前景，这是任何政治势力、任何政治人物都无法阻挡的。如果说，在李登辉、陈水扁大肆搞“台独”、搞分裂，导致台海局势高度紧张时，“保持两岸关系现状”曾有过某种积极意义，那么在“台独”已无可能的现在，无论出于什么考虑，坚持“保持两岸关系现状”，必然严重损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妨碍实现和平统一的目标，导致两岸关系倒退，因而是绝不可能接受的。 　　事实清楚表明，在两岸关系显着改善后，“保持两岸关系现状”在台湾岛内的支持进一步增强，已经成为持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实现和平统一的主要障碍。所以，正确处理促进统一与保持两岸关系现状的矛盾，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总任务。正确处理这一矛盾主要是，针对导致选择“保持两岸关系现状”的不同原因，从只是满足于显着改善的两岸关系，到企图中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有区别地，或者疏导、或者批评、或者斗争。实际上，处理这一矛盾的过程，就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进一步推进的过程，肯定将比进程的起步阶段复杂、漫长。但两岸关系的大形势决定了，这一矛盾肯定可以得到正确处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必将持续前行。 　　 　　坚定地坚持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目标 两岸相向而行努力完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 　　 　　在经历了起步阶段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进入了必然面对和处理两岸政治关系的新阶段，即所谓的深水区。这一新阶段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主体阶段。尽管肯定十分复杂、困难、漫长，但进程不能，也不会就此中止。在新阶段将面对、处理两岸政治关系涉及的大量问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两岸关系   

流沙河：简化字丢掉了传统 进入专题 ： 简化字    ● 流沙河   　　 　　从80岁开始写《白鱼解字》，到写成出版，流沙河用了两年半时间，结果把眼睛写坏了。“我中年时眼睛就近视了，后来度数越来越高。写这本书，刚开始用软笔写小字，填到500字的稿纸格子里，后来右眼就眼底出血，现在已经看不清楚喽。如果再用软笔，不知道笔尖是否划到纸面，所以改用钢笔。”记者翻开《白鱼解字》，明显看到书的前面部分字迹秀气，到了后面，只能称得上工整，涂改也更多了。 　　流沙河身高1米7，却只有不到90斤。之所以为古文字这般拼命，他说是因为太焦虑了。“我对简化字有一些看法。简化字让中国人阅读自己的古代典籍变得困难。文字里有我们的文化、传统，字被简化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也被丢掉了。”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说简化字丢掉了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和传统？ 　　流沙河：上世纪50年代，文字改革开始，最初的目标是废除汉字，全使用罗马字母拼音。但一下子变过来，有的人接受不了，于是，当时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前后推出了两批简化字，作为一种过渡办法。按照原先的意思，还要公布更多批，我们的汉字会一简再简，简到有一天完全废除。 　　出于这样的目的，简化字从一开始就只为书写方便，简化原则和创造汉字的基本方法不一致，甚至是有冲突的。 　　环球人物杂志：能举一个例子吗？ 　　流沙河：比如强盗的盗，现在的简化字是上面一个次，下面一个皿。繁体字的上面呢，不是次，而是次字左边的两点水还要加一点。你可能认为把3笔省成2笔有什么不可以呢？我就告诉你，绝对不可以。 　　三点水，一个欠，这是垂涎三尺的涎的古写，意思是流口水。下面加上一只碗，碗里装的是菜。很多人小的时候，看到妈妈做的东西好吃，趁大人没看见，从碗里拈一块出来，塞到嘴里。这就是古人说的盗。所以盗本来的意思就是偷嘴。你不觉得很有趣吗？这反映了古时候的社会状况，也反映了古代人的观念，他们认为偷嘴就是盗。 　　环球人物杂志：那次字在古代又是什么意思呢？ 　　流沙河：次字左边并非两点水。它的繁体字，右边是个欠。欠是个象形字，如同一个人，人的头上是空气，组合在一起，就是打哈欠。它的左边则是一二三的二，为什么会有个二呢？这也很有趣，是因为人们打哈欠的时候，打了一个，接着又打一个，所以有个说法叫其次，次就是这样来的。 　　环球人物杂志：近百年来，有很多学者都写过古文字学方面的专著，对一些字的来龙去脉研究得很清楚。您觉得与前辈相比，您的进步之处何在？ 　　流沙河：前辈们都在书斋里，读的书比我多。可我干过各种劳动，解释汉字时会运用亲历的知识，更贴近生活。 　　环球人物杂志：您会像许慎那样，专门写一本工具书，把汉字的来历都讲一番吗？ 　　流沙河：不可能，我也没那么多精力喽。我现在在写一本《简化字不讲理》，大概会涉及几百个字。我选的简化字都有代表性，把道理讲清楚就够了。因为举一可以反三，比如羡慕的羡，下面的次也是不能改成两点，必须是三点，因为它讲的是看见羊肉很好吃就会流口水，这种心态就叫羡。 　　 　　大家在解释文字时乱说一通 　　 　　流沙河有句名言：古文字学是一门科学，不是文学。但他也提倡现在的文学教育中应增加古文的权重。就像一位网友对他倾诉的那样，回到过去，不大可能；保持现状，又有点不甘心。唯一能做的就是：别忘记。流沙河所做的，就是尽一切可能让更多人记住那些原本有生命的、鲜活的文字。他的书房里，触手可及的都是文史、古文字方面的书：《十三经注疏》、《说文解字集注》、《历代史料笔记丛刊》……“这些才是我的命根子啊。”流沙河说。 　　环球人物杂志：您一直在倡导大学中文系以古文教育为主，原因是什么？ 　　流沙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文系的学生都要学《说文解字》，因为它是文字学的开山之作。后来这个传统断了，大家在解释文字时就乱说一通。比如说把田字解释成象形字，说它像农田。 　　我们训练学生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古文是最好的教材。它简练、准确，以一当十。 　　环球人物杂志：但古文就是因为晦涩难懂，和口语完全是两套体系才被改掉。有人认为，学古文是在走回头路。 　　流沙河：新闻不可能是古文，政府公告不可能是古文，我跟你对话不也是用白话吗？但还要看到另一方面，古汉字中包含着文化传承，从中可以看见古代人的基本观念、生活方式、劳作方式、社会心态等等，其中还涉及自然界的许多知识。我们不能忘祖。什么叫热爱祖国，就是要热爱祖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热爱祖国的文字。13亿中国人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有一条线把他们凝聚起来，那就是汉字。它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和阳光、水、空气同样重要，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四者缺一不可。    进入专题： 简化字   

邵燕祥：我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 进入专题 ： 邵燕祥    ● 邵燕祥   　　 　　华威西里塔楼的公寓里，墙壁重新粉刷过，书柜里的书都差参不齐，素雅的窗帘????。 　　“每次同他分手，我都从他的笑容中得到一种满足。”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说，“但他的笑是凝重的，像他的诗，也如同他的杂文。你读他的作品，会依稀感受到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的最沉重的那一页。他仿佛从寒冷中走来的人，从那冒着热气的口吻里，不断地诉说着冬天的故事。” 　　动作迟缓地戴上助听器后，邵燕祥凑近暖气片，声音柔且弱。2007年，他的心脏做过一次大手术。过去劳改期间，没人告诉他，长时间用左肩挑重担，会对心脏有压迫。 　　年轻时，大部分时间荒掉了，以为有些书可以老了再读。可等老了，精力体力甚至眼睛都不给力了。他看着那堆书，豁然一笑：总之，我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 　　 　　从根正苗红到成为右派 　　 　　1947年10月，14岁，邵燕祥完成了政治上的“成人礼”——怀着对延安革命的美好憧憬，他加入了中共在北平院校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 　　之前，他已在《新民报》副刊《北海》上发表四十多篇随笔小品。尽管在他的“大朋友”们看来，“属于风花雪月的东西”，但诗人的才情，已崭露头角。 　　1951年，邵燕祥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编辑，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学者林贤治在《中国新诗五十年》中说，“他把歌唱党和社会主义当成自己的日常工作，写下大量诗篇，其中包括在政治运动中的作品。题材比较多样，主题却是单一的：虽然他也算讲究构思，遣词造句方面尽可能避免公式化概念化，但是，才华在这里只能作为意识形态的点缀。” 　　大约在1952年下半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的信息不断传来。要建设工厂矿山，铁路公路和地质勘探应该先行，宣传鼓动，成了他诗歌的主题。 　　1954年1月，一条22万伏超高压送电线开始送电，在抚顺举行仪式，他是驻抚顺记者，当晚就在灯下匆匆写了一首诗，《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连诗题都不避冗长拗口，“因为我觉得这件‘名物’本身就有工业化时代独具的诗意。” 　　2月2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首诗。“我见作协诗歌组寄来的简报，说他们开过一个谈创作的会，不少诗人提到这首诗。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俄语翻译家铁弦，竟说我们不必光是羡慕苏联有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好诗了，这话令我受宠若惊。这首《高压线》，后来差不多被视为我的代表作。” 　　“在1955年反对‘高饶联盟’的斗争、反对‘胡风集团’和由之引起的肃反运动中，我都紧跟写诗配合。”邵燕祥说。 　　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此时他已不满足于描写建设题材的“政治诗”， “我以为只有面对生活中的消极面，与之斗争，缩小以至消除它，才能扩大光明面，这是‘为政治服务’的辩证法，是更深刻又更直接地为‘为政治服务’。我实际上从歌颂建设转向对生活中一些消极现象的批评与讽刺。” 　　“告诉我，回答我，是怎样的，/怎样的手，扼杀了贾桂香？”——1956年年底，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贾桂香》，既是他在为遭遇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围剿而含冤自杀的女工鸣不平，也是他的转型之作。他还发表点名实指的讽刺诗，“对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干部做了尖刻的嘲讽”，“对无所作为又架子十足的新官僚表示极大的失望”。 　　其后，他给人大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复信，建议她将反映党总支迫害她的《控诉书》，“送党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同志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半年后，林在“大鸣大放”中，因对法制、肃反、胡风案件和南斯拉夫问题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被定为极右分子。 　　1957年初，他几乎没写东西，但报刊上发表了他去年冬天种下的两株“毒草”：一是王蒙小说的读后感《去病与苦口》，一是呼应公刘《西湖诗稿》的《忆西湖》。前者是王蒙前一年发表并引起轰动的《组织部来3个年轻人》的读后感，“提出文学作品不应回避共产党员干部身上的缺点、弱点和错误，肯定了小说主人公对生活中的消极现象所持的态度，说他并没有脱离党的领导，在关键时刻‘叩响了领导同志的门’”。 　　至于《忆西湖》，他在2007年出版的《别了，毛泽东——回忆与思考：1945-1958》中说，“《忆西湖》发表不久，就被上海姚文元归入‘当前诗歌创作中的不良倾向’……批评我诗中的思想情感不健康，大意说有封建士大夫的味道。” 　　“土地改革，我是工作队员；三反五反，我是‘打虎队员’；机关肃反，我是五人小组成员。此外，抗美援朝、思想改造，我也算得上积极分子，挨整都是别人的事。这一回反右派，轮到我了。” 　　写给儿女的《沉船》里，邵燕祥宣告他“死在1958”——“1958年2月，我被迫在定案材料上签字，接受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结论：开除党籍，撤职降级，下放劳动。” 　　 　　耻在“文革” 　　 　　1968年9月，已是“牛鬼蛇神”的邵燕祥随广播局专政队迁至北京房山路村劳动。在那里，他遭遇了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的猝死。 　　有一天，从田间回来，一进村就解散了。正往我住的院子走，过来一支下工的队伍，走到最后的是刘宝瑞，脸色灰白，指着前胸对我说：“心口疼，实在干不动，你给我说说。”他用期待的近似乞求的眼光看着我，没等我回话，就赶队去了。他佝偻着背，艰难地蹒跚地走着。 　　我定在那里，想怎么办……但在这里，我不是队长了，又不在一个班里，我怎么替他说话？我是跟他一样的专政对象啊，还时时得提防有人打你的小报告…… 　　第二天，刘宝瑞去世了。若干年后，他从与刘同屋者的追述中得知，当晚，刘像往常一样呻吟，声音时大时小，声调却拖得很长很长。熄灯后，哼哼声显得更大了，全屋的人默不做声，在他的煎熬声中睡去。 　　“最感压抑时，是否依然保有自己的底线？”我问他。 　　“有。第一，绝不自杀。第二，交代材料要详细具体，要当作遗嘱去写。” 　　不会自杀是早年的决心。1947年秋，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为此，民联组织对成员进行气节教育。恰好这时，他读到鲁迅在《南调北腔集》里写的，“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他把这句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反右中，大批知识分子自杀，老母亲一直担忧他会寻短见。“文革”中，他被关进专政队，“我写过一字条，托可靠的人捎给妻子。我告诉她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自杀。假如听到我自杀的消息，她一定不能相信。” 　　尽管希望渺茫，他仍不放弃，“我总觉得我的事情会弄清楚的。所谓检讨，所谓交代罪行，我都认真对待。10年，20年，无论等到何时，哪怕我不在了，我也要让我的档案说话。” 　　“文革”结束后，邵燕详将这份档案——他人对他的检举揭发，他对自我的讨伐，收进《人生败笔》。序言里，他这样忏悔：“在我，无论违心的或真诚的认罪，条件反射的或处心积虑的翻案，无论揭发别人以划清界限，还是以攻为守的振振有词，今天看来，都是阿时附势、灵魂扭曲的可耻记录。在我，这是可耻的10年。” 　　回顾自己从1945年到1976年的创作与生活时，他说道：“假如为我过去30年树一座墓碑，应该严肃地铭刻这样两行字：政治上无名的殉难者，文学上无谓的牺牲者。” 　　 　　救赎在当下 　　 　　1979年，邵燕祥恢复发表作品的权利，担任中国作协《诗刊》副主编，直到1984年离开。 　　一度，他的新诗写作犹如井喷。他在摆脱布尔什维克话语方式的影响，逐渐回归个人本位。“明显不同于50年代初期，诗人不再轻信和盲从，赞美中有诅咒，欢乐中有忧愁，”林贤治说。同样，他也关注到，“邵燕祥以诗著称，不知是否因为这种整齐分行的文体过于优雅，妨碍了他的正常发言——包括必要时的吆喝和嘶吼——才改执轻便然而毕竟有点粗重的杂文的？总之，自1986年出版第一个（杂文）集子后，就一发而不可收了。” 　　“这与社会人心的浮动变化有关，”作家章诒和说，后来现实带给他的冲击力让他有更深地触动，需要及时地表达。 　　“我曾把自己当战士，想成为为人民歌唱的歌手。现在我不想强调我是战士了，写杂文从一个角度来表达自己的一点意见。”邵燕祥说。 　　在反右运动50周年时，他写道，“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来，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我一个个体的再深重的负疚之情，与一个以千百万人的名义行使生杀予夺之权的群体应有的历史忏悔比起来，又有多大的分量？” 　　“邵燕祥是通过一种‘自我救赎’，来展现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与自由精神的。我也是被放逐到底层又重新‘复归’到体制内‘位置’的人。但为什么我只把自己看成是历史牺牲品，而没有意识到我也是历史的‘合谋者’？”章诒和自问。王学泰也感叹，一个人揭露他人的错误不难，难就难在剖析自己的灵魂。 　　 　　交待儿女不要从事文字工作 　　 　　人物周刊：王学泰先生说，中国近百年来不断受挫的一个原因，在于民族性格的不成熟。而您让他感动的是，除了诗人的真诚，还有人格的成熟。 　　邵燕祥：人格成不成熟，我觉得难说。对于一个人人格的评价最好是盖棺论定。很多人没到盖棺时候，便有很多的变化。当然，成熟的人格不会有180度、360度的变化。我倒是经常听到别人反映，说我在政治上很不成熟。有时，我自己也这么看。（笑） 　　很年轻时，我进入了政治。在中国这样前现代的政治生活当中，我的确显得过分天真，一个人本性的天真就是政治上的不成熟。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天真，使得我多少能写出几首真诚的诗，这很重要——一个人要诚实。章学诚说过，修辞立其诚。写文章如果没有一个“诚”字，终究是站不住的。 　　经过了长达30年的非正常年代，我留下的文字，不管是诗歌或是文章，更不用说检讨交代，很多都是不诚实的。但这里有区别，有的自己以为是诚实，但实际远离了生活的真实，也就远离了真理。造成的原因很多，有客观有主观，不能简单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归咎于外部环境，或者全都自己承担起来。 　　人物周刊：您曾在您的诗歌研讨会上，提倡“言为心声”，现在读诗是否真能教化人心？ 　　邵燕祥：在后现代诗之前，包括一些现代主义的作品在内，诗歌主要的作用在于审美。诗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提示人在生活当中以不同视角，看待生活、自然、社会。好的、有创造性的诗，特别是富有想象力的诗，能让人更加细致地体验世界，包括客观世界，也包括内心世界。 　　你居然看到我在研讨会上的简短发言，你可能记得，我在那里说，诗的核心价值是自由。离开心智的自由，离开对自由的追求，就没有真正的诗。而在毛时代，诗和所有文学的功能，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意义，“革命功利主义”使那时最流行的诗都变成了政治口号、政治鼓动。 　　人物周刊：您的那本书“别了”似乎颇具深意。 　　邵燕祥：就是说，“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嘛！让历史人物回归历史。可现在有人还在呼唤他回来。 　　有一个朋友看了我的这本书后，觉得这个标题过了。他说你才写到1958年。我说对的，我是“文革”以后才彻底告别。 　　还有朋友让我从1959年接着写下去，为什么只写到1958年？我本来想取书名《流水十三章》——从1945年抗战胜利，我读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再读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沁园春·雪》，然后在国共两党中做了选择，绝无二心地跟着毛泽东走，一直到1958年走向劳改农场共13年。开始我并没预计写到1958年为止，但写到这里，我想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主要不是写我的经历。写我的同时，也写每一时期的政治决策，以及我到现在为止对那段历史的认识。 　　人物周刊：您的书中充满了反省意识。您认为，反省是自我的需要、诗人的需要，还是人上年纪后，回忆与思考的必然？ 　　邵燕祥：是作为从这一历史时期走过来的，这么一个人的需要。比如反右，由于长时间的遮蔽，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就遇到一位女士，今年五十多岁，已分不清干校、“文革”、反右。我们脑子里对哪年发生哪一件事清清楚楚，既然这样，需要留下历史的证词。我在《别了，毛泽东》中说，这是我“一个人的历史”。我不企图做宏观的东西，也不占有那么多材料。一个人的角度有局限性，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我觉得我的经历和心路跟我们这一代或两代人是相似的，相通的。 　　回顾我走过的路，基本上是一条失败的路。不过屡败屡战，我是困兽犹斗。我也不期望什么样的胜利，因为最根本一条，我是一个人被一个党动员了所能动员的力量把我打败，这注定我是要失败的。 　　如说一生也有成功，最大的成功，是我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我的孩子们至少体谅我，虽然他们并不怎么看我写的东西。（笑）我特别跟他们交代过，不要学我，(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邵燕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