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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纪苏：反思现代化：竞争与不平等 进入专题 ： 现代化 竞争 不平等    ● 黄纪苏   　　 　　引子 　　 　　对于中国人来说，反思现代化一直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因为近代以来，现代化已成为世界性的竞争，是所有国家、所有社会、所有个体无法逃避的夙命。在这条“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的跑道上，中国一直不是跑在头里，而是跑在后面。在这样的位置上，你既没本钱也没那闲工夫奚落奔跑、挑剔跑道，你唯一的应当是迎头赶上，唯一的应分是改进跑鞋提高跑技，争取两条腿跑出四条腿的速度。个别思想家当然可以雅人深致，对奔跑方向甚至奔跑本身说三道四，但他的声音随即被亿万腿脚与空气摩擦出的狂风所屏蔽，成为脱离现实的自说自话。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对现代化的反思大致是这么一个局面。 　　今天情况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一方面，中国已从队尾奋力冲到了中间甚至靠前。另一方面，领跑的西方马失前蹄，有点晕头转向。于是对中国来说，本来极明晰的现代化路线忽然有点含糊，本来没商量的事情好像也有条件三思了。 　　 　　一 　　 　　之所以要反思现代化，是因为它存在问题。现代化的有些问题，诸如老也听不见蝈蝈叫了，西北驴皮灯影戏后继无人了，虽然也是问题，但不是太了不起的问题。资源环境问题才是现代化问题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吃了上顿发愁下顿的问题。它虽然还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却可以逼迫我们去思考最根本的问题。思考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需要机遇。那么，应该如何看资源环境问题呢？ 　　一直有种观点——也许算不上观点，但却是一种挺有影响力的情绪或印象——认为工业和科技要为资源环境危机负责。这种说法有些道理，但不尽然，引段笔者对它的批评： 　　在科技和工业不发达的前现代，环境资源问题没这么突出，那时水中的鱼、山上的树、天上的鸟、地里的庄稼，人类就是想把它们捕光采净也办不到。金矿银矿虽然也开，但既无雷管炸药又无风钻掘进机，就靠几把镐头能怎么样呢？那个时代当然不像今天好些人讴歌的什么“天人合一”、“环境友好”，照样“伐木叮叮”，照样“蜀山兀阿房出”，但总的说来对资源环境没有伤筋动骨，春风一吹，春雨一淋，大自然的伤口也就愈合了。到了工业时代，情况发生了剧变。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移山填海、改天换地的本领今非昔比，蔚为大观。过去大旱之年人类朝天磕头，如今朝天开炮，居然就把五谷杂粮渴望的甘霖轰下来了。与此同时，科技、工业对环境资源造成的巨大破坏也是惊心惨目：千山万水不是秃了就是臭了，要没西北风时不时吹吹，多少城市都快变希特勒毒气室了。不过，我们扪心自问，工业科技真是环境资源危机的主要原因么？当然不是，顶多是辅助原因。它们只不过是人类手中的工具而已，就像厨房的菜刀，是拿它切菜还是切手，自利还是自残，归根结底取决于使用菜刀的人类。只有正确认识菜刀的作用，才能正确处理菜刀的问题。鄙人有回在厨房被切之际，也曾生出取缔菜刀、改手撕菜的想法，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靠手撕，是撕不出水煮干丝、黑椒牛柳的。后来回回切菜我都默念“十度十度别九度”——也就是让刀刃向外稍撇一点——问题就圆满解决了。至于那种工业科技“异化”为妖怪、专门蛊惑人类坑害自己的论调，听着就像是“枪指挥党”，在替人类推卸责任的同时，也太把人类当傻子了。1 　　 　　二 　　 　　环境资源问题的主因或根子还是在人类自己，在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内心制度。这就说到竞争和不平等了。先说说主流思想对这两样东西是如何认识的。迄今有关竞争和不平等的主流思想大致分两脉，互有短长。一脉是哈耶克、波普尔（当然还可以一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什么的）为代表的维持现状派，认为你争我抢是人类本相，高高低低是“自然秩序”。这种观念广披四海、深入人心，随时随处都能听见学者的高声朗诵或齐声背诵——前些时还见学者根据“热力学定律”，认定财富就应该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呢2。这种观点用满世界不平等的现实解释不平等，固然有根有据，但也有致命的缺陷，即它只看到了现实的一半，却没看到或者说没看懂现实的另一半。它不理解为什么古往今来人类除了没完没了地搞不平等，还没完没了地闹平等。它理解不了这二者之间内在、辩证的关系，而只会把所谓的“仇富”“红眼病”看成心理或人格疾患，把追求平等的努力理解为吃饱了撑的乌托邦。这种偏听偏视的右翼社会思想，面对深重的社会矛盾包括迫在眉睫的环境资源危机，只能采取视若无睹的态度，喊着“不、不、不折腾！”的号子，把社会往死胡同里带。 　　另一脉是以马克思等为代表改造世界派。它虽然极具历史洞察力和未来想象力，但漏洞也不小。它把不平等看作一种“异化”：人类本不这样，只是有了私有制才变成这样，而私有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等到生产力继续发展到下一阶段，私有制连同私欲便不复存在，亦心亦物的大同世界便到来了。这种观点在理论上的缺陷等会儿再说，先说说实践。20世纪甚至更早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地区和社区（包括色列的基布兹、欧美的一些宗教组织）都进行了取消私有制的尝试，总规模不算小了。但结果，社会不平等的局面并没有根本的改观，不平等跟流寇似的，财富这块儿风声紧了，它就溜到权力、文化乃至一些叫不出名的去处称王称霸。凡是多少试过共产主义的地方，都出现了所谓“新人”问题。“新人”问题的实质，就是所有制的改变并不能根本动摇右翼社会思想所津津乐道的不平等的“自然秩序”，并不能根本改变多拿多占的“人性”。所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实在是文不对题。总之，上一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跟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的确有着相当的关系。对此进行认真的反思，是今日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思想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需要他们首先明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社会思想，根本用不着谁来保教护法，它需要的是实践的订正和理论的切磋。 　　 　　三 　　 　　人类最古老的社会关系是竞争，最基本的社会结构是不平等（广义的等级制）。这二者密切相关，有时就是一回事。 　　说到竞争，需要区分动物的竞争和人类的竞争。动物的竞争主要是解决生理欲求，即吃喝繁衍之类。生理欲求的特点在于：1）它是绝对的、有边界的，一个人再能吃，一顿也吃不了两斤，自助餐上的顾客哪个不想把一年的粮食都吃到肚里？但结果只有万般无奈；2）它还是简单重复的，吃了这顿得过几个小时见到饭菜才有感觉，而且，再有感觉也还是吃不到两斤。人类也是动物，也要通过竞争来解决生理欲求，人类越早期越是为肚子奔忙和拼搏。 　　人类不仅是动物，还是特级动物。其“特”点之一，就是他还发展出了一种越是低等动物越没有的欲求（至于为什么会发展，我有些推测，在此不详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网上搜一搜拙作《高高低低话平等等》），人类的竞争也就因此升级换代而不同于一般动物的竞争。这种欲求属于“社会欲求”，但“社会欲求”（动物也有社会欲求）的说法太过宽泛，还要说的更精确一些。 　　“社会欲求”中有一种跟不平等密切相关，我给起了个名字叫比较欲求或比较意识。比较欲求的意思就是，人希望比左邻右舍、比亲戚朋友、比同事同胞混得更好，重点或目标是“更”，至于在那方面“更”，是钱更多还是官更大还是裤子更潮，则往往只是途径或手段。心理上的比较欲求外化为行动，便是我所谓的比较性竞争。与一般动物简单的生理欲求及竞争不大一样，比较欲求、比较性竞争的特点在于：1）强调相对，即人与人的比较，所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谓别人死老婆相当于自己娶媳妇；2）它是累积的、无穷的，张三开上了捷达李四就非得买辆本田，李四开上了本田张三醒着梦着都是宝马，张三开上了宝马李四直奔悍马，要不是中途被中纪委双双带走，这场攀比游戏会从陆地发展到水上和天上——中国的富人已经开始用游艇、飞机斗富了。 　　人类这种比较欲求、比较性竞争，包含着以下几个我以为很重要的判断：第一，作为比较意识、比较性竞争核心的“更”，便是不平等，人类不平等的源头一半在这里——另一半在竞争、不平等的动物世界（人类的不平等有别于动物的不平等，动物间的不平等相对稳定，而人类间的不平等则富于变化）。第二，比较意识、比较性竞争的出现要早于私有制、私有观念，因为不但人类学关于原始人群的知识包含了这种行为，而且根据动物学家的观察和实验，这种行为的苗头早在灵长目动物中就已经出现了。因此，就算经济不平等确如马克思主义所说，始于比较晚近的私有制，那么社会不平等也远远早于经济不平等。那么，问题来了：并非以私有制为必要条件的人类不平等，如何能通过取消私有制来消灭呢？第三，迄今为止，对不平等的追求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最恒久、最强劲的动力，并形成最重要的人生意义，包括庞大的不平等美学。 　　 　　四 　　 　　读到这里，有读者或许会说，你这套东西简直就是主张不平等的右翼社会思想嘛。没错，就承认不平等的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而言，我的观点确实很右翼，甚至极右翼。但我只在讲事实，还没讲价值。价值等会儿再讲，先把事实讲完。我前面说右翼社会思想只看到了事情的一半，我现在来讲另一半。 　　比较欲求、比较性竞争强调人际比较、强调相对而言，强调对立统一。什么意思呢？出于同一比较欲求、处在同一比较性竞争关系中的张三和李四，李四要比张三混得更好的另一面，是张三不愿比李四混得更差。这点至关重要，它的含义是：不平等与平等形影不离，密不可分，当社会中一部分人追求不平等的同时，另一部分人便要追求平等了。社会平等与社会不平等两种历史运动，就辩证地发源于这一币两面、互为前提、你中有我的比较欲求、比较性竞争。历史循环的钟摆在对立而统一的平等与不平等之间荡去荡来，渺渺也不知其始，茫茫也不见其终。既然不平等是“人性”，那么平等也是人性；既然剥削压迫是“自然秩序”，那么革命造反也是自然秩序；既然不平等存在一天，平等运动也存在一天，不平等永远存在，平等运动便奉陪到底。许多右翼论者看不到平等与不平等的这种辩证关系，他们把追求平等看成一种病，其实他们才有病，他们得的是一种“认知偏瘫”。最近一段他们围攻“共同富裕”，在基本原理上还是一瘸一拐的老样子。 　　这里顺便指出，许多左翼思想者认为社会主义、平等主义需要“善”的人性如利他精神之类——右翼思想者正因为这个才嘲笑他们“天真”“幼稚”。其实，善多一点，社会主义、平等主义固然更容易；没有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照样如期而至。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平等主义和不平等主义的人性前提是同一个，都是那个不妨纳入“人性恶”的、既包含不平等冲动又包含平等冲动的比较欲求。共产主义倒是需要不太一样的“人性”（前面提到的“新人”），这个话题本文不多涉及了。 　　平等与不平等的辩证关系很丰富。譬如，一个人或一件事从某个角度看是平等主义的，换个角度却是不平等主义的。就说农民工进城打拼吧，这既是向城里人求平等，缩小和他们的差距，但对于家乡的左邻右舍，又何尝不是要把人家甩在后面？追上前边是求平等，越过身边的是求不平等。所以，平等与不平等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 　　至于平等与不平等两者的平衡点，即通常所谓的“公平”“正义”，也会因文化而变化，随时代而转移。毛时代末期，“公正”走到了不平等或所谓“自由”的一边。三十年过后，当贫富差距把一个中国撕成两个中国的时候，公正便铁打的一样站在平等的一边、房奴的一边、蚁族的一边。再经三十年风雨，它自然不会在今天的位置上。公平正义的轨迹就这样蜿蜒摆荡、流动不居3。这是我关于平等/不平等的一部分价值立场。 　　 　　五 　　 　　作为人类基本社会关系的比较性竞争、基本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平等体制、基本内心制度的比较意识或比较欲求，为人类文明迄今的发展提供了持久而强劲的动力。人类物质文明的大部分、精神文明的一部分，其实就是通过这种“他都二尺一了我赶紧二尺二吧”、“凭什么你们老二尺二我们老二尺一”的你攀我比、你追我赶而积土成山、高耸入云的。不过，人类既然从此受益匪浅，自然也要为此付出代价。没完没了、水涨船高的比较欲求和比较性竞争所带来的紧张、焦虑、压抑、忧患等等，已然成为人生的常态，无数诗人哲人视生命为悲剧，实在是理有固然。人生擂台上的南拳北腿，被架下去抬下去的都不说了，单说正红着眼圈激吻金杯银牌的那几位吧。他们的鼻青脸肿也都不说了，单说那“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吧。那简直是把七情六欲、转眼即谢的生命之花当铁棍一样在天荒地老的火成岩上磨，不但要磨成刀把别人砍得七倒八歪，还要磨成针扎得自己一夕数惊——头悬梁、锥刺股讲的就是这个以难为自己来成就自己的人类故事。(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6 页： 1 2 3 4 5 6    进入专题： 现代化 竞争 不平等   

蔡宝刚：腐败的发生病理与矫治法理——腐败征候群视域下的比较与启示 进入专题 ： 腐败征候群 发生病理 矫治法理    ● 蔡宝刚   　　 　　摘要: 腐败征候群理论以“参与”和“制度”为观照轴心，从国际视野比较研究四种腐败类型的发生病理和矫治法理，有助于我们客观理性地看待和治理我国的腐败问题。面对我国丛生的腐败现象，唯有准确诊断腐败的发生病理，并在法治框架下迈向深度民主化、强化制度反腐价值、讲究反腐策略选择、加强反腐法理研究，才是当下急需端正的反腐理念和有效践行的治腐策略。 　　 　　关键词: 腐败征候群 发生病理 矫治法理 　　 　　腐败与反腐败是世界性难题，美国学者约翰斯顿提出的腐败征候群理论，从国际视野比较研究腐败的发生病理和矫治法理，启示我们客观理性地看待和治理我国的腐败问题。 　　 　　一、腐败发生与矫治的观照轴心定位 　　 　　研究腐败的发生与矫治问题首先必须依据一定的核心要素作为考量观照的轴心，由于腐败现象的复杂多样性使得不同学界和不同学者选取的观照轴心殊异较大，而轴心定位是否准确影响着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治腐对策的有效性，“观照腐败的视角是制定治理腐败方略的前提与基础”，〔1〕定位准确会收到“对症下药”和“治病救人”的良效，定位有误就可能导致“看错病”和“吃错药”的恶果。观照轴心的选取与采用的研究方法密切相关，不同的研究方法会选取不同的观照轴心。国际上比较腐败研究的传统方法主要是典型研究和个例研究，前者经常运用统计法和模型来解释不同国家单向度腐败指标上的得分变化，将腐败的差别性概括为腐败程度问题，后者通过对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关注描述各种案例，对一个社会的腐败个案提供丰富的细节。这些单线选取数据统计、历史文化等因素作为观照轴心的研究虽有一定的价值，前者如对当今腐败问题研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透明国际组织，通过民意调查每年公布100多个国家的腐败感觉指数，对国际范围内腐败问题的认知和治理提供了一定的有益智识，但总体说来都有明显的缺漏。前者的局限性在于对所有腐败案例采用同一模型，这只能说明腐败程度的不同，而对各种不同性质的案例却无特殊反应和对策，过于强调同一性，忽视了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千变万化的特殊性；后者一般不涉及超越时空的系统化比较，过分强调差异性和特殊性，不能形成系统的可以超越特殊案例和地域的深层比较。两者的共同缺陷在于将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腐败看成是相同问题，不同社会中的腐败常被放到一起进行比较，注重腐败现象的量的差别，故难以从本质上把握腐败问题。而且鲜有系统分析比较不同社会的腐败现象到底有什么联系，更缺乏将腐败案例放在更为广阔扎实的学理框架中研究。为此，这两种传统方法依据的观照轴心都不能反映一国真实的腐败原因和现状，在此基础上开出的矫治药方通常是大同小异而殊有对症下药，不能为各国腐败的有效治理提供极具针对性和富有价值的对策，有些建议不仅无益甚至是有害的。 　　美国腐败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约翰斯顿认为，腐败是系统性或体制性的，需要挖掘其更为广泛深刻的含义，相对数量的腐败成为次要问题，长期的影响才是更重要的，过去那种用单一的标准将不同国家和社会的腐败分为不同程度的腐败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因为各自的情况并不相同。为了对腐败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作出更有力的比较回应，“需要了解腐败的根源及腐败根源的差异性。这些对比不只是为了理论兴趣：在瞬息万变的社会里，它们揭示了发展与腐败问题的质的区别而不仅是量的区别”，〔2〕22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地洞悉腐败的本质，“腐败问题如果不与政治、经济、制度及其所发生的社会环境相联系，就无法真正地得到理解”。〔2〕24而要挖掘不同腐败现象背后的病理根源并寻求不同病理下的矫治方案，就需要在腐败研究的方法论方面予以革新。为此，约翰斯顿在承继比较腐败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找到了一种折衷的比较法，借鉴两者的研究经验且将两者结合起来，并互相验证以保持研究的客观性。他通过一系列的假设和选择并以笼统的措辞阐明各种概念和其内在关系，运用新颖的比较、有用的简化对腐败现象进行抽象和理想的类型学考察，“它们之所以被奉为理想类型，其目的是为了突出各种模式和联系以便作更细致的研究”，〔2〕40并用多学科、综合性的比较方法对腐败进行国别比较研究，把具有共性的相关国家编入相应的分类，从预计会形成社会腐败问题的各种条件中找出差别，提出四类反映普遍所经历的腐败征候群，采用国家层面的统计指标和组群分析法对四组预计对象进行论证，从而更加清晰客观地分析腐败问题。 　　基于方法论的转换，约翰斯顿认为“最有效的比较不要只强调腐败的可见数字，或只强调腐败的各种手段诸如收受贿赂、敲诈勒索、滥用官职任命权，或只强调文化多样性。相反，最重要的比较存在于更深的层层之中—-政治和经济领域里的、并连接这两个领域的参与形式和制度强势”。〔2〕7为此，腐败征候群理论着重研究政治经济参与方式、制度设置与腐败的关系，揭示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和公共制度的强弱与腐败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性，“它们阐明在一个国家的腐败问题中，什么受到威胁，人们和集团如何追求、利用并交换财富与权力，以及这些程序是如何得到制度或竞争利益集团的支持或抑制的”。〔2〕59简言之，“参与”和“制度”是其观照腐败发生与矫治问题的轴心，是研究腐败发生与矫治问题的分析模式，也是各国腐败现象具有可比性并分类为不同征候群的基础。参与(participation)指政治经济领域民主参与的方式和程度，民主参与的不足是腐败发生的主要病理，而要有效地矫治腐败在很大程度上各国都要有一个具有公开、竞争、自由和有序参与的比较成熟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制度(institutions）是一种人们可以预期的行为准则架构，制度缺失与乏力是腐败发生的重要原因，强有力的制度是矫治腐败的根本措施，在现代社会中制度主要是以法律的形式出现的，强大的公共管理制度能够保护经济、政治和财产权，能够保证公平、正义和公正的程序，并能够保护社会免遭权势的侵害。参与和制度能以各种方式组合在一起，通过对参与和制度的统计指标的分析，将参与和制度指数基本相同的国家归类为一种腐败征候群，从而通过“对源于政治与经济参与基本模式—-即源于人们追求、利用并交换财富和权力的方式—-以及源于维持和约束那些各种社会活动的制度优缺点的主要腐败征候群进行认识和比较”，〔2〕36来分析不同腐败的发生病理和寻求矫治腐败的相应策略。总之，经济政治领域参与的民主化不足和制度制约的软弱是腐败发生的主要病理，而提高参与的民主化程度和厉行强有力的制度措施是矫治腐败的根本对策。腐败征候群的比较研究及其观照轴心具有以往比较方法所无法企及的优势，能够深入到腐败问题的深层病理层面，并在此基础上开具矫治不同症候腐败的特定药方，“这些发现不仅显示改革的强大机遇，而且有助于解释过去制约腐败的种种努力为何归于失败，或为何弊多利少”。〔2〕5 　　 　　二、腐败的发生病理及腐败征候群类 　　 　　约翰斯顿分析了近百个国家“参与”和“制度”强弱状况的数据组群，根据它们影响力的不同组合研究四种腐败征候群的发生病理，“这种征候群的理念是重要的：它不仅强调了腐败的不同模式，而且也突出了复杂的因果关系”。〔2〕195 　　第一，权势市场腐败征候群。这类腐败发生在具有成熟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化程度比较高的美国、日本和德国等西方民主国家。这些国家能够给社会各种人提供广泛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化机遇，并有强大、合法的制度，法治牢固确立，领导者面临着政治竞争和对其权力的制约，批评者能有效地提出责任要求，监管质量比较高，官员们不太可能滥用职权， “合理的宪法框架、政治竞争、自由新闻媒体、强大的公民社会和开放的经济确实有助于制约腐败”，〔2〕42这些法律和政治上的适应性调节已经遏制了最恶劣的腐败行为，而且“这些体制的长寿表明它们业已在财富与权力之间发展了一种有效平衡”，〔2〕56使得腐败大部分只是发生在“体制内部”，这种腐败征候群通常不对制度的可行性或较广的体制构成威胁，且已将财富与权力的关系合法化、私有化和分散化。但这些国家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腐败现象，且构成了别具特色的腐败征候群，此类腐败主要是围绕着如何接近业已确立的制度及其制度内的种种好处，而不是围绕着规避制度的交易和关系，表现为以权力为导向的腐败集中在赢得官位和影响那些身居要职的人，追求财富为导向的腐败把目标锁定在政府的承包合同、政策执行或立法的具体内容上。最明显的特点是有政治影响的富人利益集团主导着权势市场，腐败围绕着利用财富去寻求强大的政治结构中的权势，“金钱政治”被视为一种普遍的腐败现象，“财富利益集团在美国的政治中始终是强大的，它们所提供的捐款附带着一般老百姓不可能有的各种期望”，〔2〕73尤其是权势者通过合法的政治献金捐款的方式支持或输送自己的代理人买到通向政府的“接近权”或直接进入政府任职，从而影响政府的立法和执法活动，以便获得更多来自政府的利益输送，即使在美国，大多数人都认为政治捐款对选举和政府有着太大的影响，政治家们会给予那些向他们捐款的人和集团以特殊照顾，政治已变成了市场的延伸几乎成为共识，使得“本该向公民提供机遇和保障的整个体制已变成一个被财富和权力之间的通谋所腐蚀的权势市场”。〔2〕76 　　第二，精英卡特尔腐败征候群。这类腐败发生在经历着激烈的政治民主化过程、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制度化程度相对较弱的民主国家，如意大利、韩国等。它们的政权更迭频繁，政治权利、公民自由和法治缺乏保障，制度及其执行缺漏，“司法系统软弱，常常妥协，使得合同难以得到执行，也使得私人财产权难以得到保护”，〔2〕94存在缺乏竞争的政党和并不完备的选举制度，因此也缺乏对腐败的有效控制。这种腐败常常由精英们结成联盟并组成排他性网络，腐败的核心作用就是保护和壮大较高层次精英的网络，获取财富和权力的机会同社会中各种利益的竞争交融在一起，腐败交易不仅发生在政府官员和私有利益、政治领袖与广大支持者之间，而且还发生在政界、官僚机构和企业界掌握支配权的人物之间。强调政治与经济力量的结合，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决定性优势，腐败的目的不是影响特定的政策，而是阻挠或笼络竞争者、积蓄足够的影响力去进行治理，以阻止竞争、回避责任、谋取控制力、和防止大权旁落。这种腐败形成一种对薄弱制度的非法取代，使得经济和政策优势不受选举和社会压力的影响，其腐败本质上不是“功能性”的，但它帮助精英们维持权力和获得超额利益，“相互勾结的重要政客、企业界人士、官僚、军方以及族群领袖分享靠腐败的来的利益，建立起同盟，巩固权力并击退反对派”。〔2〕93这种腐败不仅使得政界、官僚和企业的少数头面人物腰缠万贯，而且保护他们有时不稳定的支配权，腐败帮助他们在逐渐加剧的政治竞争中维持其垄断霸业，谋得的优势不仅在体制内也可能在体制外，“腐败把政治和企业的精英融入那些持久的、广泛的和互惠的网络中。那些予以合作的人可以赢得权力、可以变得富裕，也可以为自身及追随者或者企业减少政治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那些不予合作的人会受到惩罚或被驱逐出该网络”〔2〕115 　　第三，寡头和帮派腐败征候群。这是一组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制度化程度比较低甚至软弱，如俄罗斯、墨西哥、菲律宾等国。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机会被一些寡头人物或帮派势力所主宰，不同于精英卡特尔腐败的是他们大多各自为政，很少相互合作，而且即使有些合作，时间也不会很长。这些寡头背景复杂，经常公私两挂，既是公职官员又是私人企业家，或有相当数量的追随者、相当规模的实业，或占据官僚体系中的重要位置，或是组织严密的黑社会，或是某一政党的领袖等。其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在精英之间爆发一场混乱的、有时是暴力的争夺，寻求利用人际关系资源（例如大批追随者、一个企业、官场、司法或犯罪组织中各种关系，或一个很有实力的家族）获取财富和权力”。〔2〕45国家官员和公民社会无力抵制或制约，这增强了诉诸暴力的动机以补充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使得警察和军队更加市场化，在缺乏强大制度的情况下，经济和政治的进一步自由化只会火上浇油，法治可能成为一种幻想，然而对腐败和暴力的预期却变成一种本身自会成为事实的预言。而且反腐败都是做给外界看的烟幕或者是迫害对手的工具，私有化成为他们合法掠夺分割国家资源和社会财富的过程，规范经济活动的法律制制度成为官员们收取贿赂的来源，(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腐败征候群 发生病理 矫治法理   

王裕延：邓小平的改革理论留下的困惑 进入专题 ： 邓小平 改革理论    ● 王裕延   　　 　　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根据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有关著作和言论可以概括如下：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夯实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对这种改革开放目标的定位和理念设计，使许多中国人感到困惑。这种困惑的产生，缘由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由封闭社会不断向开放社会演化过渡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演化过渡的历史中，人们都希望国家政府权力要逐渐放松对社会对个人的控制，希望国家公权力的运转更民主更开放。像我国古代有位思想家老子主张的那样，政府”最好是无为，放任，不干涉”，实行”无为而治”，让个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活动空间不断扩大，使个人的思想行动更自由一些；像孔子主张的那样用”仁”教育人，使人成为有人格，讲人性，有尊严的人，使人将自己看成一个有担子的人，不忘自己的使命和责任的人。几千年的人类历史证明，这是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变化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根据这个趋势，我们可以把开放社会定义为国家政府逐渐放松对社会对个体控制的社会，这种趋势必然导致自由民主法治的开放社会；把封闭社会定义为国家政府日益加强对社会对个体控制的社会，像墨子主张的那样实行”上同”主义，就是下面一切要上同，”闻善与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誉也”，只要上面说是对的，下面的人都要承认是对的，这叫独裁专制的人治社会。众所周知，几千年的中国人一直被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等四条封建专制主义的绳索捆绑下不能丝毫动弹，1949年以后又被”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条社会主义绳索的捆绑下不能丝毫动弹，中国一直处于被极度封闭的社会状态中。所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放松国家政府对社会对个体的严密控制。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应该设计定位为建设自由民主法治的开放社会，而不应该设计定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叫顺应历史潮流，这种设计定位私下认为是不会错的。为了释除对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革理论留下的困惑，必须把邓小平的改革理论置于人类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演化过渡的历史中做必要的考查，而这种考查对认识邓小平的改革理论给我们留下的困惑是非常重要而又是不可缺少的。遵照”是什么就说什么”的认知理念，我想对自己遇到的若干理论困惑发表如下粗浅看法，以解自己的疑惑，同时抛砖引玉，企盼引出更多更好的看法助己解惑，若能如愿以尝，慰莫大焉。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写道：”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显然可以描述为人类所经历的一场最深刻的革命。””当我们说到我们的西方文明源于希腊时，我们应当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指的是，希腊人为我们开始了这场伟大的革命，而现在这场革命似乎仍然处于开始阶段–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1）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判定，尽管希腊人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但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这种过渡还仅仅才开始，充其量只能算迈开了万里长征的一小步。反思这二千多年的过渡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极权专制主义和封闭的经济思想意识。根据这一分析，我们可以认定，极权专制主义和封闭的经济思想意识是开放社会的最大敌人。这个认识决定了我们的改革开放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不断清除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中遇到的极权专制主义和封闭的经济思想意识设置的重重障碍。忘记了这个目标，改革开放势必南辕北辙。 　　极权专制主义和封闭的经济思想意识，是一对难以分割的连体，是阻碍滞缓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的两大因素。然而，这两者的历史非常古老。它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早在原始社会就伴?人类的形成而产生了。那末，原始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据古人类学家的考证，原始社会在人类历史上曾存在几百万年，甚至有上千万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不知道什么是私有制，家庭和国家。由于生产力极不发达，他们的个人力量非常渺小微不足道，他们必须抱团生活在以血缘关系为脐带的原始部落里，这个封闭的部落社会相似于一群羊，是一个半有机的单位。其中各个成员由于有着半生物学的联系–同类、共同生活、分担共同的工作、共同的危险、共同的欢乐和灾难–而结合在一起。（2）任何人离开了这个集体，在茫茫的自然界里，他们?时都可能被猛兽吞食。何况部落与部落之间因为争夺生存空间和资源还频频发生残忍的血腥冲突哩！因此，部落社会是部落成员感到安全的地方。（3）这就是原始社会的基本概况。从对原始社会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我认为原始社会有下列几个特征：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部落酋长或领袖拥有极大的权威。这是因为在狩猎和抵御猛兽的侵袭中，在和异己部落争夺生存空间和生活资源的残酷冲突中，部落成员不分男女老幼，必须紧密团结，万众一心，步调一致紧跟部落酋长或领袖冲锋陷阵，英勇博杀。非如此，若稍有闪失，整个部落就会陷入灭顶之灾。由此可见，部落酋长或领袖的权威，关系到部落的生死存亡。因此，各个部落都弥漫着崇拜部落酋长领袖和英雄权威的气氛。现在世界上许多民族流传着不少歌颂古代英雄的神话；由此可以推测，这众多的古代神话英雄，很多都是出自那些为了部落的生存而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的部落酋长领袖。后人通过神话故事来表达对他们的崇拜思念之情，诸神不过是理想化的部落的祖先和英雄。（4）由此逐惭形成了各个民族崇拜英雄崇拜权威的文化心理。所以波普尔认定权威主义产生于原始社会，是洞穴时代的产物之论断是有根据有道理的。第二，一切产品要归公。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极不发达，没有私有制，也不可能有私有制，全体部落成员必须把竭全力捕获到的猎物和所找到的食物全部交给部落集体统一分配，个人不得截留私有，不能私设小钱柜。其分配原则，我想借用毛泽东的话说：”革命党人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所以原始社会的分配原则很像我们所熟悉的供给制。诚然，原始社会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党人，但他们之间确有相同的地方，都属于一无所有的穷人。可见，原始社会的产品分配制度是一种”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这个”需”是”以饿不死人为原则”的”需”。这种分配制度是后来的理想主义者热衷宣传的未来社会要施行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所谓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其实这是一种古老过时了的分配原则；也是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大河有水，小河满”的一种价值观念。这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的经济体制，不仅部落内部没有产品交换，就是在部落之间也不存在产品流通。第三，因为只有依靠部落集体，才能保证大家的生命安全，维系部落的生存延续。因此，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即”部落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封闭社会的信条。这是后来的柏拉图反复强调的”部分是为了整体而存在，但整体不为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体而被创造，而整体的被创造并非为了你。”（5）这就是说，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他不过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罢了；整体是永恒的，绝对的，代表整体的领袖是至高无上的。这样，部落领袖的绝对权威，封闭的部落主义经济体制、和部落集体高于一切的思想意识等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互相融合，便形成了被现代学者称之为”部落主义的价值观念”。这种部落主义价值观念的核心便是部落集体高于一切，个人什么都不是的极权专制主义和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这种价值观念严重阻碍了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过渡，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这的确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昔日生活在部落主义社会的成员不是父母辈，就是兄弟姐妹儿女辈，几代同堂，情同手足，甘苦共尝，休戚相共，从摇篮到坟墓，生老病死，吃喝拉撒，全由氏族部落这个大家庭包了下来。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几百万年就是这样过日子，这样传递香火；这样生活在部落是一切，个人什么都不是的观念建构中的人是没有任个人的责任。而现在呢？维系部落存在的血缘脐带已经断裂，昔日的同胞兄弟姐妹都为生计各走各的路，久而久之，便貌合神离，形同路人。从摇篮到坟墓，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的生活重担都压在各自个儿的肩上，过去部落集体承担的责任已分摊到各个人身上，每个人都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了；过去部落集体为大家，现在人人靠自己，这就是所谓的”个人主义”，它已开始向部落是一切，个人什么都不是的信条发起挑战。面对这种大变革，有人高兴，有人忧伤；有人清醒，有人发疯。这种情绪反映到政治思想领域和艺术创作中，使古代希腊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热闹场面。其争鸣的成果，成了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和人类生活产生了不可量的影响。古代希腊为这场历史大变革感到高兴而又能保持清醒头脑的著名思想家要算伯里克利，他是古代希腊雅典的伟大的民主派领袖。他针对部落主义的衰落和个人主义的兴起，提出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政治个人主义的原则。他在一篇演说中主张我们的政府要使多数人得益，”法律为所有的在人们的私人争议中提供平等的裁判”；不应”忽视优秀者应有的权利”，优秀者为国家服务，”待遇比别人优厚，但这不是特权，而是对着贡献的奖尝。””当别人选择自己的道路时，我们也不会横加指责。””我们所享有的自由扩及日常生活”；”但是这种自由不会使我们无法无天。我们被教导要尊重行政长官和法律，绝不忘记我们必须保护受害者。”他特别强调”尽管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制定政策，但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评论它。我们并不认为讨论有碍于政治行动，而是认为这是明智行动不可缺少的首要条件。”（6）伯里克利在演说中阐述的观点，现在看来仍然闪烁着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人文主义精神，还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在开放社会里，公民既要”尊重行政长官和法律”，不能”无法无天”，又要有自由批评政府的权利，少数人（按：类似当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先进分子”或什么”三个代表”）制定的政策，”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评论它。”这里说的”我们所有的人”，不像毛泽东规定的那样，”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而”落后的人们”则只能像列宁规定的那样，必须接受先进阶级实行的”严厉的、最坚决无情的国家强制。”公民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也不会横加指责”，不像在毛泽东时代里，人们被规定只能走这条路，而不能走那条路，否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和平演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不仅要受到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三个代表”的横加指责，而且还要被斗倒斗臭，甚致还要遭受暴力制裁镇压，使你永世不得翻身！现在读伯里克利的演说，不仅仍然能感觉到他当年在为自由民主辩护的那颗激烈跳动的心，而且仿佛听到了他还在严厉抨击极权专制主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倡导者邓小平一再强调要警惕”极左”。但是邓小平不敢从中阐发”极左”就是极权专制主义。历史上王明推行的极左是俄国式的极权专制主义，毛泽东推行的极左就是中国式的极权专制主义。而现在的改革开放，不仅不敢大张旗鼓批判极权专制主义，不敢触动改革极权专制主义的体制建构，反而还给极权专制主义招魂，给它披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外衣。因此，邓小平当初提出的改革开放，开始确实使很多中国人感到欢欣鼓舞，后来经过反复比较思考，才明白原来这是一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类似清朝末年张之洞倡导的改革，遂使很多中国人困惑不已。 　　因对古代希腊发生巨大变革而忧伤并引发头脑发疯的人，就是哲学史上数得着顶顶有名的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赫拉克利特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正是他所处的时代，希腊的部落贵族开始让位于民主势力。万事万物的转瞬即逝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致使他无限感慨地说出了”万物皆流”、”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名言，被后世的哲学家捧为经典传递不止，在中国大陆居然还写进了中学生的政治课本中而使其广为传播。他那”对立统一”的哲学观点，更被列宁推崇备至，并为毛泽东倾其毕生精力”一以贯之”；最?鞍阎泄?恋没杼斓睾冢?芴旌?梗?娜障?埽??雍嵋纾?昙熬胖荩?鼋挡陨???锕ψ铮?沟玫苯裰泄?肃淙艉?酰?沟么蠹叶嘉姹遣桓移浪担〉?牵?獠皇敲?蠖?墓?恚?楦?康祝??肿镉诤绽?死?氐?对立统一”说。这种”对立统一”说，是极权专制主义的灵魂，它可以使人发疯，也可以使万马齐暗百姓咸默。”对立统一”说也使赫拉克利特发疯，他竟公然说：”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证明这些是神，那些仅仅是人，让这些人变成奴隶，(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7 页： 1 2 3 4 5 6 7    进入专题： 邓小平 改革理论   

学友讨论 北大有世界一流人才吗？ 老北 2013-04-05 16:39:58 60多年来，北大培养出全球顶尖的思想家、理论家、科学家了吗？ 副省部级单位长的范文 老看老想 2013-04-03 23:05:13 不愧生于沈阳的上海人家庭,插过队,辽宁大学78级物理系,上海里弄宅男料理人生和官场: 步步不拉,面面俱到。 反观周其凤,湘西农家考入北大,起步如王校长;不过,眼看孔73,力挺重庆薄三,fund百万,差点当上教育部长。按耐不住几下重庆,投错了机。湘西农儿稍逊上海宅男一筹了。 别扯什么”世界一流”,”北大传承”了。中国特色中国梦,与世界和老北大无关。全聚德,六必居..等老字号也没啥关联可言呢! …….. 赵祯 2013-04-03 10:14:03 北大笑长 保持高度一致 来下 2013-04-02 15:50:08 戮力同心，夙夜在公，空谈误业、实干兴校，北大梦，中国梦。   讨论标题： 作　　者： 密码： 只有注册用户才能参与讨论。若您尚未注册，请[ 按此注册 ] [ 进入爱思想社区 ]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227 次 更新时间： 2013-04-01 23:06:18 杨继绳：中国官员数量为何成世界之最 进入专题 ： 官员数量    ● 杨继绳   　　 　　官员，也被称为干部。改革前干部由五部分人组成：党政干部；军队干部；社会团体和群众团体干部；事业单位干部；企业单位干部。改革以后，这支队伍逐渐发生变化。但变化速度和其他阶层相比，显得缓慢得多，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群众中常有怨言。”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骂谁的娘？骂官员的娘。再加上愈演愈烈的官场腐败，群众骂官的就更多了。因为官员是国家的管理者，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一个人一旦走上了领导岗位，他就成了公众人物，他就要受到广泛的批评和指摘。在社会转轨时期，社会矛盾较多，人们的意见也不一致，官员受批评指摘就会更多一些。所以说，官员阶层是当今挨骂最多的阶层。 　　如果有人愿意排”世界之最”的话，中国官员的数量恐怕会列入”世界之最”的。有人说，在北京西单十字路口，每一瞬间就有三四个地、师级干部、十几个县、团级干部通过。这并不言过其实。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中国进行了五次机构改革。每一次都有精简机构、压缩冗员的目的，但是，事与愿违，机构越改越臃肿，冗员越压越膨胀。形成了膨胀–压缩–再膨胀的螺旋式扩张。在这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后一次扩张比前一次扩张数量更大，势头更猛；后一次压缩比前一次压缩更为困难，更为无力。 　　从《近30年来党政机关人数的变化情况》一表列出的党政系统干部人数变化的趋势来看，其膨胀呈加速之势：1966年到1979年13年间增长46?4%，平均每年增长2?98%；1979年到1989，10年间增长86?1%，平均每年增长6?41%；1989年到2000年11年间增长了95?3%，平均每年增长7?60%.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8年年底，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249?7万人（其中，中国共产党机关56?4万人，国家机构1,193?3万人）。另外还有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9?3万人，群众团体23万人。 　　每次改革后，政府机构和人员能够很快回弹，主要是行政机关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机构设置与职能变更，行政人员有很大的权力，行政机关自己就可以确定，而不需要立法机关的约束，没有外部的约束力量。 　　1998年那次国家机构改革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当时宣称，中央各部委办直属局的公务员从1997年的3?4万人减少到1?7万人，国务院编制人员减少了47?5%.2003年年底，中国公务员总数为653?6万人。实际上，1998年那次改革，把中央部门的一些工作机构由行政编制改为事业编制，如各部委的信息中心、研究中心等，本来是为领导决策服务的机构，多年来一直是行政编制，从1993年以后逐渐划为事业编制。所以，在国家党政机关里，除了653.6万公务员以外，还有400多万从事党政工作的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他们照样吃”皇粮”，是”准公务员”。1998年那次说是精简了多少人，但从财政上看，行政开支并没有随人员的减少而减少，反而比原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除了与党政机关的工作相关的事业单位以外，中国还有大量的事业单位，职工人数2871万人。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共4000万人，这些人需要财政供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按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标准计算，我国”吃皇粮”的人数达7000万人，18个老百姓供养一个官员。 　　上述数字还不是中国干部人数的全部。财政分灶吃饭以后，地方有了经济自主权，他们就用自有资金开支干部，称为”自定编制”或”自费干部”，这些干部不在上述统计数字之内。在统计数字之外还有”借调干部”。他们是从企业借到机关工作的，由企业开工资、在机关从事干部的工作。2005年9月，我到甘肃通渭县采访得知，这个县的义岗镇，总共有人口2,100人，除了有镇干部82人，另有临时工勤人员7人和治安联防队员3名，这10人不在编制之内，但还需要镇财政掏钱开工资。现在这个镇的工作人员相当于人民公社时期的3?5倍。 　　值得注意的是，在干部队伍的扩张中，领导干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一般干部的增长速度。1996年我到湖南省采访得知，94万人的安化县有地市级干部3人，县、团级干部100多人，科、局级干部1,500多人，一般干部500多人。当地一位政协委员在我主持的座谈会上说：”干部队伍像一盘军棋，除了挖地雷的几个工兵外，全是当官的。”有些单位领导人过多，常为排位子、分物资、坐车子、住房子闹矛盾。一把手为排列副职的先后顺序大伤脑筋，只好列名单时把老张排在前，开会时让老李坐在前，作报告时让老王讲在前。 　　上述领导干部的数字还不包括”相当于×级干部”和”享受×级干部待遇”的人数。如果包括这些人，则两倍于现职领导干部的人数。 　　官员太多的直接原因是机构的裂变。机构多了，官员自然就多了。而机构裂变的原因之一又是官员太多，”因神设庙”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官员太多和机构裂变互为因果。 　　多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中，要求提高机构的级别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股级升为科级，科级升为副处级，处级升为副厅级……机构一升格，该机构的领导干部的工资、级别以及各种待遇也随之水涨船高。由于要求机构升格的势头很猛、编制管理部门处于”众人推门一人顶”的被动地位。1998年那次机构改革中，一批原来是副部级的机构升格为正部级。各省也将这类机构由副厅级升为正厅级。 　　机构重叠，职能相似，同类的工作分几个部门管，有名有利的工作都说是属自己的管辖范围，费力不讨好的工作都推给别的部门。有些县里，管农业的有农经委、农业局、农业区划办、农村能源办、多种经营办、棉花办、烟叶办多家职能交叉的机构。县农业局内设机构又和其他部门内设机构重叠。例如，农业局有多种经营股，县政府又设有多种经营办公室，这些职能相同的部门经常扯皮，因部门间的矛盾常在工作中”使绊子””设卡子”，我干不了，也不让你干好。基层单位面对多家意见不一致的”婆婆”左右为难，叫苦不迭。 　　为了解决职能相似、级别相同的部门之间的扯皮问题，又不得不在这些部门之上再设一个协调机构，进一步使官员增多。 　　机构多、官员多，为基层增加了很多麻烦。办一件事跑几十个部门、盖几十个图章成了常规。再加上机构之间的扯皮、推诿，很多事情难以办成。高一级的首长为了办成一件事，不得不摆脱常规工作程序，亲自”拍板定案”。既然有首长”亲自拍板”这条路子，基层单位就千方百计地找关系、走后门，直接请首长”批示”。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事情越难办就越找关系；越找关系工作程序就越混乱，事情就越难办。 　　既然直接找首长成了办成事情的有效途径，那么，和首长有特殊关系的人就可以派上特殊的用场了。于是，一些跟班、司机、秘书、子弟、情人被推上了领导位置。官员多了，是否比过去清闲了？不见得。官员一多，他们相互之间”制造”了很多工作。在一件事由一个部门干的时候，就不必下文件、开会。现在一件事情由若干个单位干，相互之间的文件就多了起来，会议也就多了。据某市不完全统计，仅1997年1月至6月，召开的有市级领导参加的会议达400多次，出席会议的领导干部达1,000多人次。20个部委和临时机构印发的内刊、简报、信息资料总计超过100种，最多的部门达6种。某省抽样调查表明，省地县领导干部，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泡”在会海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每天收到的文件资料不下10万字。一个单位的副职越多，这个单位的职能就越分散，每一个副职都不能做主。于是，上级开会要决定事情就得指名第一把手参加。但是，第一把手没有”分身法”，他只好多设副职，代他去开会。参加会议的人做不了主，回来后还要开会传达、研究，再向上级打报告。 　　每一种机构都应当是为了完成一种社会职能而设立的，它的人员应当为这一社会职能而工作。但是，人员太多，就需要一批人为机构本身自我服务，这批人并不是为社会职能而工作的。据估计，各机关自我服务的人员占三分之一以上。90年代以来，有些事业单位还要自己赚钱养自己，一些单位有三部分人：一是执行这个单位所承担的社会职能的人；二是后勤保障人员；三是经营人员，靠他们赚钱养活前两部分人。由于赚钱最重要，经营人员的队伍很庞大，真正承担社会职能的人不到三分之一。 　　机构重叠、文牍如山，基层情况经过层层筛选、加工以后，传到上层后大部分失真或过时。于是一些有事业心的领导人就深入基层、直接调查研究，检查工作。但是，省里干部下去，地市干部陪同，到了县里，县级干部也跟着陪同，到了乡镇，上头来的人已经阵容很庞大了。一个干部下去，像滚雪球一样，陪同的人越来越多，他被陪同的人包围起来了，哪里能接触群众？上面的部门多，今天来这个，明天来那个，都得陪同，都得汇报，都得盛情接待，闹得基层叫苦不迭。 　　 　　廉价政府何处觅？ 　　 　　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在热情地讴歌巴黎公社时，兴奋地称赞公社真正地建立了”廉价政府”，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现在，由于机构的裂变和冗员过多，政府越来越”昂贵”了。 　　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公务消费支出过大，购买和维修汽车、买手机等等的支出越来越庞大，国家行政管理费连年大幅度增加，维持行政运转的成本越来越高。 　　1993年以前，财政收入中包括债务收入。从2000年起，财政支出中包括国内外债务利息支出，如果在15886?50亿中扣除累计内外债的利息，则行政管理费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在12?5%左右。 　　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逐年增加，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也逐年增加。有专家指出，中国各类管理机关自身开支占年度财政支出至少要在30%以上。 　　上述数字不是行政管理费的全部，仅靠这部分行政管理费是远远不够的。各级政权还得搞各种名目的”创收”。什么叫”创收”？就是利用行政权力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这”三乱”已经成为一大社会公害。国家曾三令五申，采取种种措施治理”三乱”，但越治越严重。2003年以后，国家实行了”费改税”，提高税收，取消收费。其实，”三乱”是官员太多的必然结果，治标不治本自然收不到效果。 　　人员增多以后，不仅仅是行政经费的增加。办公用房、汽车增加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办公楼建设不是出自行政管理费，汽车也有一部分不是出自行政管理费。北方某大城市文革前党政机关只有一栋楼房，现在市委、市政府、人大常委、政协都分别盖起了很有气派的大楼。现在办公用房的面积比20年前增加了十多倍，但还嫌不够用，不少处室花高价在外边租房办公。 　　前财政部长刘仲藜曾说过，令他头疼的事情有三件：人、车、会。官太多，会太多。车，主要是轿车。中央国家机关主管公务小汽车的部门明文规定：正部级和常务副部级配专车，其余副部级干部一律实行保证用车。所谓保证用车就是不设专车，只要用车，机关公共车队必须派车。实际上，北京的局级干部、地方的科级干部都有专车。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也足以再建三个三峡工程。所以，1996年就提出了公车改革的问题。1998年国家就正式推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10多年，试验了近10多年，没有丝毫进展，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2005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00万辆，每年为此消耗超5,000亿元。这些钱足以解决医疗、教育、低收入保障方面的问题。为什么公车改革推动不了？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据公路运输企业财务分析显示，轿车每万公里的运输成本为8,215?40元，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轿车的运输成本为50,361元，相当于运输企业的6?13倍。而运输效率，5辆公车才相当于一辆出租轿车。为什么公车成本这么高？这是因为，公车私用已成为普遍现象。公务轿车只有1/3用于公务，1/3被官员家庭私用，1/3被司机私用。钓鱼打猎，假日郊游，接夫人送孩子、购物访友、应酬私情，都是用公车。公车变成了个人财产，司机变成了官员的家庭服务员。司机是最了解某些官员不法活动的人，虽然是家庭服务员，但不能得罪他，给官员开车得到的好处是不少的。只要不影响自己用车，司机以车谋私，官员是不管的。特别是那些有劣迹的官员，有把柄抓在司机手里，给他开了几年车以后，不得不给司机安排一个满意的肥缺。最新调查表明，官员的司机是中国当代重要的犯罪群体之一，(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官员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