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供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0 次 更新时间： 2012-03-19 23:41:20 黄百炼：精神懈怠与执政危险 进入专题 ： 精神懈怠 执政危险    ● 黄百炼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当前我们面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这四大危险中的任何危险都足以造成亡党亡国的危害。总结我们党建立90年和世界上一些执政党长期执政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出，精神懈怠的危险相对于其他三大危险更为首要，更为容易导致党的机体功能衰竭。精神相对于个体来说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自觉的心理状态，包括人的情绪、意志、良心等。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党的精神状况就是党的“灵魂”，是党的理论和思想活动、党的意志力、党的生机和活力、党的风貌、党的作风的总称。如果党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那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我们可以从9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经历和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政党的兴衰成败中，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          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奋斗历程中，党的精神风貌的产生、形成、凝练和发扬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人在成长、壮大过程中所展示的精神风貌，是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挫折中坚强、在失败中奋起的一大宝贵财富。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1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了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的全过程，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理直气壮的底气。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付出艰辛的探索，还要受到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嘲笑、干扰、打击和错误处理。特别是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干预，使不少党内同志对自己的理论创造产生了怀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被说成是“山沟里不出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不懂马列主义的“土包子”；中国革命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定地相信新民主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取得独立、自由和解放的正确道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后来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定地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适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的理论，具有“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理论自信，具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底气。他们以坚毅的理论勇气，顶住了来自国内外的压力，排除了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扰，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     二是蓬勃向上的朝气。我们党在处于被围剿、被屠杀的地位时，任何摧枯拉朽的革命工作都充满了危险。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整个国家是一穷二白、千疮百孔，是西方政治家预言收拾不了的烂摊子。但是，革命根据地和新中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人们不被眼前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和严酷的政治斗争环境所吓倒，而是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对自己的才能有机会展示而无限向往。中国共产党像一个巨大的磁场产生了一呼百应的感召力和海纳百川的吸引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像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点燃了人们心中的希望。一切追求进步和光明的青年和知识分子都向往延安，向往革命根据地。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心向往新中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是有了这么一股子蓬勃向上的朝气，社会主义革命和事业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三是奋发有为的锐气。近代以来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加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有不少志士仁人为了民族复兴进行了各种改革尝试和社会革命，都因为找不到正确道路，找不到真正的依靠力量而失败，而苦闷和彷徨。由于中国共产党真理在手，正义在手，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对于前进中的艰难险阻无所畏惧，运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3的积极进取精神，干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壮举，做了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中国工农红军能够在围追堵截下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重大战略转移；地脊民贫、四面受敌的陕甘宁边区能够在13年内成为我党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革命圣地；埋葬蒋家王朝的军事指挥部署竟然能够在西柏坡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简陋小屋里完成；短短几十年新中国走过了许多国家要花数百年才走完的路，“东亚病夫”一跃成为“东方巨龙”。     四是大义凛然的正气。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根本宗旨，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而具有无私无畏的精神品格。他们对于腐败深恶痛绝，192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发布了第一个反腐败公告，并且对革命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坚决清除，绝不留情。共产党人具有闻过则喜、虚怀若谷、正身清心的自我批评精神，乐于接受人民群众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和批评，哪怕是十分尖锐和尖刻的批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4正因为这样，才能通过遵义会议，在革命的生死关头拨正航向；敢于彻底否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路线，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行战略重点的转移，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先辈们率先垂范，发挥正身率下的强大榜样力量，在危险时刻冲在前，困难面前干在前，艰难岁月苦在前，用浩然正气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直形象。     五是攻坚克难的勇气。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长期处于逆境和困境之中，强大的敌人、巨大的困难、复杂的矛盾、全新的问题像大山一般压在共产党人头上。但是共产党人具有压倒一切敌人（困难）而不被敌人所吓倒的英雄气概，就好像是天生为了战胜敌人和困难而存在的。正因为有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5的大无畏精神，共产党人敢于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点燃星星之火；在封锁和包围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两弹一星”；在苏东剧变，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处于低谷的严峻形势下，“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抓住机遇，有所作为”6，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阔步前进。     六是苦中求乐的豪气。虽然我们党长期处于艰苦、清贫、恶劣的环境，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深邃眼光，深知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而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艰苦奋斗的过程中，先辈们志存高远，豪情万丈，身处险境，放眼未来。1936年2月，经过一年长征的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不久，8.6万人的队伍已经到了“不到七千人，瘦成皮包骨”的状况，毛泽东同志却在陕北一个叫袁家沟的小村子里，坐在一尺多见方的小桌子边写下了“沁园春·雪”这样的宏伟诗篇，展示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充分自信。方志敏在慷慨就义之际依然憧憬 “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前途”。在帝国主义封锁包围、苏联背信弃义、我国面临严重自然灾害的艰难时刻，党和人民表现了“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壮志豪情。邓小平同志怀着“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7的坚定信心，满怀激情地设计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正因为有了这种苦中求乐的豪气，无数先烈把砍头当成风吹帽，无数前辈把苦难当成磨刀石。     中国共产党在创造彪炳史册伟业中所表现出的精神风貌，一再证明了一个道理：保持充沛的、良好的精神状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披荆斩棘、所向披靡的一大法宝，是党能否始终保持先进性的首要前提。有了这个前提，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丢掉了这个前提，什么危险都可能存在。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展示的精神风貌是党的一大思想文化优势。丢掉了这一优势，就丢掉了党之“魂”、国之“神”。          二          经过中国共产党60多年的执政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物质基础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政权也十分巩固，然而，过去那种锐意进取、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却开始有所减弱，表现出精神懈怠的症状。所谓精神懈怠，作为个体来说就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自觉的心理状态产生松弛，缺乏积极主动的心理状态，出现不思进取，情绪、意志、精力和活力开始下降，道德品质开始出现滑坡甚至蜕变的情况。这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弱化和丧失的表现。作为一个政党来说，精神懈怠是党的思想理论活动的活力发生递减，产生保守、迟钝、停滞或禁锢的状况，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开始弱化，体现党的性质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出现退化甚至败坏的情况。     精神懈怠的问题的确值得我们引起高度警觉。我们党内之所以会产生精神懈怠的危险，主要是因为客观环境的变化导致主观因素开始发生病理性的退化：第一，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长期掌握国家政权，随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日益巩固，全局性阶级斗争的消灭，没有了过去那种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没有了大难临头的致命威胁，没有了刀枪相向的凶恶敌手，没有了逆水行舟的艰难处境，警惕的神经开始松弛，斗争（竞争）的意识开始放松，顽强的毅力开始减弱，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面临和潜在面临的各种危险，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抵御、战胜各种风险的竞争（斗争）意识。第二，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党执政的条件有了极大改善，动用物质资源解决社会问题的实力也大大增强，于是一些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开始迷信于“用人民币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缺乏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注意用真挚的感情、良好的作风、饱满的激情去解决群众的困难和社会发展的问题，甚至全然不顾群众的心理感受和心理状态，用物质的、简单的、粗暴的方法解决问题，用搪塞推诿的态度对待矛盾，带来一系列发展失衡的问题，使一些地方的国家机关同人民群众的感情逐渐疏远。第三，随着国家机器的逐步强大，党和国家应对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有所加强，特别是制止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和制造动乱的能力大大加强。于是一些领导干部迷信用强制性手段解决问题的作用，动不动就动用国家机器来解决群体性事件，缺乏“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缺乏“人性执法”、“温情执法”的工作作风，而在采取强制性措施的过程中，不认真调查研究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期待和诉求，不放下身段同群众平等地、心平气和地进行对话和沟通，遇到矛盾总是试图以势压人、以力服人、以权制人，甚至以拘禁、强拆、“被神经病”、“被自愿”、“被安居”的方式限制或者剥夺“不听话”群众的权利，“滥用警力”、“暴力执法”现象的存在，在一些局部地区造成人民群众与领导干部的严重对立。第四，进入和平年代，个人的提拔、使用和工资福利奖金的提高一般都是按照工作年限和制度规章有序进行，没有了革命战争年代和拨乱反正年代那种人生的大起大落和跨越式的变化，也没有了那种为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而挑灯夜战的群众运动式的激情。人们生活在有序、安康、稳定的环境中，在规则秩序下正常工作。在人们注重物质利益追求、注重生活质量提高、注重个人价值实现的时候，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出现了所谓的“天花板现象”、“59岁现象”和“愤青现象”。有的已经没有提拔重用希望的干部，工作缺乏动力，上班无精打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快要退休的领导干部，“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理，为自己谋后路作准备，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甚至以权谋私；有的在官场上、工作上、生活上失意的党员干部，不能正确对待个人的得失，不深刻反省个人主观能动性方面的欠缺，把所有的不满归咎于社会和党组织，成天愤世嫉俗，骂骂咧咧，看什么都不满意，而自己又不愿意为改变社会作出必要的付出和努力，成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愤青”。第五，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党和国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尽管30多年来我们遇到了国内政治风波、国际金融危机、特大自然灾害等不测风险，但我们都比较顺利地克服了，虽有风浪却波澜不惊。于是一些人对中国目前取得的成绩盲目乐观，自我欣赏，陶醉于“中国震撼”、“中国速度”、“中国之谜”、“中国奇迹”的满足之中，对我国目前尚未转型的粗放型、外向型、扩张型经济增长方式所造成的问题认识不足；对我国社会已经处于矛盾凸显期心理准备不足；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面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世界性难题缺乏应有的警醒，对未来发展面临的风险和前进道路上潜在的艰巨性、风险性、危险性缺乏忧患意识，对应对未来艰难险阻的思想准备和心理调整也做得不够。     一些党员干部精神懈怠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1. 思想糊涂，信念不坚，精神动力不足。对中国为什么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识模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等重大理论界限划分不清楚，缺乏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缺乏为捍卫和实现理想信念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工作的激情。不是积极主动地想做好工作，而是机械地、被动地或者仅仅为了得到领导满意而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不是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而工作，而是仅仅把它作为谋生手段而工作。缺乏远大志向，精神萎靡不振，做事拖拖沓沓。有的领导干部甚至因为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悲观失望，为自己谋求后路而走上贪污腐败、蜕化变质的道路。     2. 说得好、做不好，讲得多、做得少，实干精神不强。这些年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执政要求、执政目标应当说越来越准确，越来越细化，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贯彻落实很不够，没有真正把这些执政理念落实到各项事业的具体发展中，落实到基层的每一个角落。在一些地方充斥大话、假话、空话、套话；工作是隔空喊话，隔靴搔痒，决而不行，行而无果。相反，形式主义、文牍主义、衙门作风比较浓重，用会议指挥会议，用文件贯彻文件，用汇报来检查汇报，人民群众越来越不满意“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状况。     3. 自我满足，盲目乐观，自我解剖精神缺乏。改革开放30多年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绩确实前所未有，但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这种快速发展是因为抓住了一些机遇，带有粗放型、扩张型的性质，而今后我国的发展形势会更加严峻。因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别人跟你打交道就会更加算计和提防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会更加复杂，任务会更加艰巨，难度也会更加增大。然而，我们一些同志看不到这一点，对已经取得的成绩自我满足，对未来的前途盲目乐观。看不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不深入查找目前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清醒地反省自己并严格地解剖自己；不能正确认识个人和组织、个人和群众、主观和客观、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对取得的成绩评价得过高，对个人的作用估计得过高。共产党就是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成长壮大的，如果盲目自信，就会丧失襟怀坦白、闻过则喜、敢于揭短、勇于纠错的锐气和勇气。     4. 固守陈规，求稳怕乱，创新和开拓意识不强。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百业待兴、百废待举，大家有一股子大破大立、敢闯敢干的精神。短短几十年我们就初步完善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领导体制和社会管理体系，初步实现了对社会有效的管理。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开始习惯于按照既定的规章制度办事，习惯于在已有的制度框架下工作。对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社会管理提出的新要求，社会进步提出的新任务不愿勇敢地面对，看不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还有很多不相适应的方面，不愿意不断适应新时期的新要求，用开拓进取的精神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对于基层和群众蕴藏的巨大首创精神不够尊重、不够支持，甚至用现行的条条框框去阻止、扼杀基层和群众的改革创意和萌芽。     5. 讲究排场，追求享受，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始衰减。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有的党政部门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开始讲究排场，追求享受，贪图安逸。“节省每一个铜板”的精神，“吃苦耐劳”的精神，“同甘共苦”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有的地方看不到了。一些领导干部追求奢华，办公楼成为当地的一道豪华风景；讲究级别等级、座次礼仪、官阶待遇，“官本位”观念全面渗透；对迎来送往、公务接待、圈阅文件乐此不疲；指导检查工作习惯于踩点彩排，边界迎送，警车开道，禁行戒严，走马观花，摆姿作秀；不发生突发性事件很难在急难险重的工作场合看到领导的身影。艰苦奋斗精神的衰减，不仅会导致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而且会大大提高执政成本，大大削弱执政党的竞争力和执政效率。     6

秦前红：全国人大的困境素描 进入专题 ： 两会    ● 秦前红 （ 进入专栏 ）       一年一度的三月，俨然已成中国政治的春天，“二会召开”是这个春天中最耀眼的花。正所谓;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但春花春景并不全然带来美丽与愉悦,有时却须得: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期许一寸愁。     在有序政治发展的思路统领下,国人享有的政治参与空间委实逼仄,于是对三月里的春天故事有了太多的浪漫主义憧憬。媒体每逢其时,也卯足了力气,使出浑身解数来满足国人的想象.但一次一次大幕褪去,国人只是抱憾而归,惆怅难已。     上述遗憾与惆怅均生成于全国人大当下所面临的困境,这些困境在本篇短文中难以条分缕析,可大致勾勒如下：          成本高昂          西式民主的金钱支撑性曾为我们素所诟病,但却是可计算和可检测的,也是可预期的,但中式民主的诸多成本却是隐形的、间接的甚至是不可计量和预期的。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除了几千名人大代表及工作人员的食宿、通行费用外，还有正常的交通管制、社会维稳、兼职代表停工损失、食品特供等费用。为了保证如此庞大数量代表吃到丰富可口的食品而安排的食品特供，是可以想象的靡费不少。敏感的时刻自然会牵动敏感的神经，每年两会召开时刻自然也是信访案件高发时刻，一年一度的拉锯拔河在此刻异常激烈。据国内公开媒体报道，去年北京市为了保证全国两会胜利召开，动员六十多万人力走上街头。今年两会尚未召开之时，临近北京的河北省省委公开提出，为了防止“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派出一万多人的工作组深入基层，以消除不利两会的隐患。围绕两会产生的不正常开支是来自地方的达官贵人为公为私，搭乘两会的便车之礼，支付的巨额送礼、请吃、公关宣传费用以及为其服务的三大班子（维稳、宣传、秘书）费用。          行政主导          全国人大已成为名符其实的“干部大会”、“老板大会”。据有人统计，全国人大近三千名代表中来自真正基层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不到百分之十。很多官员甚至垄断多个层级人大的代表席位。其中尤为典型是一级地方党政主官通常担任三级人大组织代表，成为民间戏称的“特命全权代表”。举例说，一个省会所在市的书记、市长既是市代表、又是省代表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其中书记通常既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又是省人大会议代表团团长，形成特殊的话语垄断权。人大代表的产生也充满浓烈的行政主导味道，行政安排、行政操控的痕迹尤为明显，难能有真正自由、开放的提名、选举过程。          会议形式僵化          民主即开会，全国人大功能的实现主要仰赖于会议形式开展。全国人大主要有主席团会议、全体大会、代表团会议、小组会议几种形式。每次会议的主要基调都定位于“成功、胜利、圆满”，而宪法组织所定位的“决定、监督”等其实已悄然退居其次。会议的程序基本上由主席团会议所主导，而主席团会议程序则由常务主席会议所决定。全体大会一般是听取“一府两院”等工作报告，表决重大事项，代表并无发言表达意愿的机会。全国人大每次会议审议事项涉及立法、预算、人事任免以及两院、政府事务，会期短、事项繁复，很多代表并不具备审议的能力和素质。另一方面，会议的形式也易使代表没有发言审议的机会。代表发言的平台主要是代表团会议、小组会议。这两种会议形式通常按行政区域划分来组成，只有解放军代表团是按功能界别组成，针对上述现象有学者戏称是地方各省市，到北京找场子异地开会。由于代表团组成的行政化、地域化趋向，导致代表团内发言一般按照规定动作进行，罕见自选动作。在代表越来越行政化、荣誉化、利益化的情形下，代表们基于种种考量，越来越丧失勇气在自己“领导”面前去表达真知灼见，这也是人大会议越开越和谐，越开越沉闷的重要原因之一。偶尔有个别代表特立独行，表达了不同声音，但此种声音也可能代表团团长领导的简报工作小组给过滤掉。          功能萎缩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人大的宪政定位，但权力能力不等于行为能力。全国人大自身的身段臃肿造成行动不便，而宪法解释、违宪审查制度的沉睡不醒，使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地盘被蚕食。“五不三要”（常委会领导人关于人大定位的解读）更使得她四顾茫然，彷徨无计。每年全国人大开会之际，全国人大代表都要大晒自己的提案或建议案，涉及之广几至“乱花渐欲迷人眼”地步。但检视其内容，有相当比例的提案都侵犯其他国家机关的职权空间，更有部分雷人提案令人不禁捧腹喷饭。宪法、组织法、立法法本来有全国人大与常委会不同的职权划分功能定位，但在实践中却早已是欲剪还乱。在法律制定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诸多本应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同样性质的法律却由不同的主体通过，例如《合同法》、《物权法》由全国人大通过，而《侵权责任法》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行政处罚法》由全国人大通过，而《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企业所得税法》由全国人大通过，而《个人所得税法》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在法律修改方面，按照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只能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但现实中这一修改界限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屡屡冲撞。举例而言，1979年全国人大制定了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过三次修改。1986年由常委会对两法所进行的修改补充条文分别占36%和44%，1995年对两法的再次修改条文分别占30%和42%。全国人大常委会2001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婚姻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了修改，已明显超出了常委会的应有权限。在修改幅度上，《民族区域自治法》原有67个条文，共计修改了43个条文，占64%；对《婚姻法》的修改范围则更广，该法原有37个条文，共计修改了39个条文，占原有条文的106%。在人事任免方面，人大常委会本来依照宪法组织法对“一府两院人员”只能“零敲碎打”，但在实践中却是经常批量通过。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例，国家共设立28个部委，全国人大决定的部长、主任共有28人，但在五年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共任免19人次，涉及的部委共有15个，超过了大会所决定数量的一半以上。海峡对岸曾走过了“虚国大，实立法会”的政治旅途，在兹念兹，不仅让人心有戚戚。          代表力孱弱          当下奉行的下级人大选举上级人大代表的方式， 导致层级越?的人大，离选民越远，代表性也越孱弱。在中国这样一个单一制国家，全国人大有着决定人民最重要权利、福祉的权力，但人民却对产生、去留、履职毫无实质影响权，人大代表的官僚化、贵族化、明星化，也使全国人大代表与人民的关联度渐行渐远，此种状况既违背民主的要义，又削弱了代表的公信力。 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两会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20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